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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戏人生


  人生根本好比一场戏,台词念得不对,不知进退,就没有资格站在台上,何用叹五更怨不遇。

                         亦舒《西岸阳光充沛》

  女人是什么?也许是一个永远无法确定的问题,这就更使这个问题显得魅力无穷。
  人生又是什么?也许是一个永远无法看得透、说得尽的谜,这就更使这个问题显得奥秘万千。
  有趣的是,在所有的文学作品中,女人与人生永远是不可或缺的角色。众所周知的这一点却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它被许多与此相关的东西淹没了,取代了,假借了。
  人们注意到爱情和死,称之为永恒的文学主题,许多作家在这两大主题上呕心沥血,写出许多不朽名作。
  他们精细地刻画在死亡的恐惧或者爱情的颠狂中,尔虞我诈的男女勾当中的男人和女人。从而淘洗出一个基本的文学倾向,或者称之为社会学范畴:男性中心——女性只是亚当的一根肋骨,而创造亚当的上帝是男性。
  多少个世纪的中外文学,包括女性作家们创作的以女性为主体的文学作品,都自觉木自觉地受到这种根深蒂固的男性中心思想的左右。她们的文学创作,大抵是在男性中心社会压迫下不幸生活的写照。她们对于自身不幸的认识,并未超越具体的现象,穿刺男女不平等的核心问题。
  沉重的男性压迫,强化了她们泄怨的文学情绪,或者反过来诌媚男性,后果堪虞——
  只是以改装男子求功业为起点,而功业成就后,不能不仍旧雌伏,顺从她的丈夫,助她丈夫娶得三妻四妾,以不妒为最好的妇德。这种冒牌男性的女性,简直还是没有的好。
  谭正壁如是说。
  李达则认为:
  四方门户洞开,潮流所激,汹涌澎湃,无论何种机会;只有顺应的,决不可以抵抗的。况且我们中国的国情,比欧美更有解放女子的必要。所以为女子应该知道自己是个“人”,赶紧由精神物质两方面,预备做自己解放的事。
  当亦舒发现不可能有男子在“生活上与心灵上照顾一个女子”时,她赶快地,切实地寻找现代女性的人生之路。于是,便有了各种各样的人生故事:智慧的、矛盾的、缺陷的、鸡胁的、无奈的、无可无不可的……
  她的小说的主人公,大多是三十岁左右的知识女性。她们不是都市的新生代,没有多少青春可以挥霍。愈是感到岁月流逝,愈是要牢牢抓住现在和当下。
  她们也许未必有勇气将自己视为某种新开端,却一定会把脚跟深深地踩入“现在”的土壤。对她们来说,“现在”是一个稳固的据点,由这个位置可以自由地前后观望。
  与上一辈相比,她们毕竟拥有更好的时光。“古典虽自爱,今人已不禅”,传统的美德,无论多么为人称道,无论怎样被人们反复咏叹,最终像进化论一样,将在现代人身上消失得荡然无存。她们会用伤逝的眼光目送前华蹒跚的背影离开生活的舞台。
  但是,她们又如何去跟更年轻的一代人相处呢?亦舒对如朝阳般焕发的年轻一辈尤其情有独钟,那一代的青春活力让人羡慕不已。在年轻人那里,一切都是清新的,如郊外早晨树枝上凝结的露珠,一切都是美好的,如田野上蓬蓬勃勃盛放的花朵。
  面对年轻一代人更加直截了的欲望方式,她们既害怕又羡慕。
  如徐佐子看马利:
  对马利来说,连三十岁都是不存在的,更不用说是上一代的恩怨了。她没有时间去爱也没有时间去恨,她活在自来的幸福中,不必兼顾别人的错误。

                          《她比烟花寂寞》

  又如子君着安儿与她的小男朋友:
  两个孩子在一起仿佛有无穷无尽的乐趣,他们的青春令我差煞。这是真正自由的一代。想到我自己十六七岁的时候,老母忽然瞎起劲地管教起子群与我来,出去与同学看场七点半总要受她盘问三小时,巴不得那个男生就此娶我为妻,了却他心中大事。对老母来说,女儿是负担,除非嫁掉,另作别论。
  更让子君吃惊的是,那小破男孩还会开导她:
  “看看我与小安,我们在一起这么开心,但很可能她嫁的不是我,我娶的亦非她,难道我们就为此愁眉不展?爱情来了会去,去了再来,何必伤怀。

                         《我的前半生》

  这种一言难尽的复杂心态其实已是她们觉醒的前奏,显然时时从心底透出虚弱和无奈。
  好在年轻一代尚未抢人舞台的中心。在线性的时间链条上,她们牢牢地占住了“现在”,可不可以轻易地将其托付给未来呢?那就要看各人的造化了。
  自然,亦舒给她们创造了一个宽阔的舞台。
  人生如戏。她们必须背好自己的台词,走好自己的台步。在与“他者”的比照下,她们也该展露出她们自身的特质了。
  经济的独立,首先成为了她们能挺直腰杆的第一步。
  传统的观念,是男主外,女主内,所以多半是男人去外面找一份职业,而女人的职业则是留在家中。如此一来,女人便陷入了经济无法自主的困境中。即使同样外出工作,女人往往必须选择能够兼顾家务的工作,而这种工作自然很难供给她们足够的经济基础。
  过去,即使是在家庭资源分享的提倡下,家庭的钱财也并非由成员平均共享。女人倾向于优先考虑丈夫和小孩的需求,把自己的需求摆在最后。当家用开销吃紧时,她们可以牺牲自己的食物、衣服和其他必需品。女人很少像男人那样有自己支配的金钱,而且觉得若把家用钱花在自己身上,就好像剥削了她们的孩子。
  “太太惟一能心安理得花钱的时候,就是买家用食品与小孩衣物的时候。”这并不是一家之言,放眼世界,家庭主妇大抵如此。
  亦舒却看不得她的女主角受这种委屈。她们以能干的为多。
  倚赖性越重,跌倒机会越大,寄望过高,则失望越甚。
  若果找到一个周到体贴的男伴,认为照顾爱护女伴是男性的责任,那太好太好;如不,大可独自驾驶一辆吉普车去跑天下,自得其乐。
  真的要求男女平等,先要舍得放弃许多女性特权。尽义务,负责任,并非易事。
  《两个女人》中,施扬名和任思龙的一段情最后无疾而终,导火线也是因为经济问题。
  任思龙的经济环境比施扬名好得多。施扬名打算离婚,但不是一个传统意义的坏人,他要负起分居妻子和孩子的生活费,又想凭自己的能力和任思龙组织二人世界,当然就捉襟见肘。
  任思龙不见得会陷他一块捱苦。
  由贫困到奢华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由奢华回复普通,见谁开心过了?
  话不投机,任思龙会说一声“拜拜”,回她石澳海滩豪华舒服的别墅。
  她不会接受施扬名的说辞了:“可是我只配住大厦中的小单位,我就是那么一个人,思龙,你如果爱我,你不会反悔。有什么事,请你与我辩白,请你不要一走了之,表演得那么潇洒。”
  可是,当初他喜欢她,岂不是因为她比旁人都潇洒?
  恋爱是一回事,生活又是另外一回事,当恋爱终于牵扯到生活的实际一面,各自的面目便原形毕露。
  谁都能领略到阳光后的阴影,或是黑云后的金边,叹人生无常,怎么办呢?有什么好说。
  香港女性或许是中国女性中最独立的一群,香港有出女强人的较佳环境。她们大展风华,在经济与社会地位上都有着一种前驱性的意义。
  然而,女性那种共同的命运,香港女性同样要承担。
  西蒙·波伏娃在《第二性:女人》一书中曾分析道:
  男人希望女人整个活在他们的生命中,但是并不希望为她而浪费自己的生命。对女人而言,正好相反,去爱一个人就是完全抛弃其他一切,只为她爱人的利益存在。
  这种“爱”无疑害苦了天下女性。
  所以,又有一个伍尔英以女人应该怎样生活,女人应该怎样认识社会为题,写下了《一间自己的屋子》——经济独立可以使女人不再依赖任何人;有一间自己的屋子,女人就可以平静而客观地思考。
  她设想得多么美妙,偏偏就有一个亦舒,全力赞成她的这种妙想。
  因为大多是中产阶级的女性,亦舒笔下很少出现香港另一女作家陈宝珍所描绘的那种境况:受困于没有自己的一间房子。
  亦舒的女主人公经济尚可,即便像子君等出走的女性,一间房子也不成问题,了不得就是从华宅搬到公寓。史涓生一次就补贴了她三十万。
  这亦是亦费的厚道之处,有时候她就喜欢自欺欺人,因为这样日子会好过点。中国不是有一成语,叫天从人愿吗?
  但事实呢?事实当然没有幻想那么美丽。
  只不过亦舒不管那么多罢了。所有的言情小说都会有这么一个毛病:将爱情神化而将环境虚化。
  亦舒将更多的笔墨花在女性的精神独立上。
  从来就看不起以女性本身条件去迎合男性的那一类人。
  为什么要去理会男人喜欢什么?她说我就是我。
  故意收起真性情去迎合某人某事,肯定是极之痛苦的营生,所得到的,永远是无法弥补所失去的。对一切人,都最好以真面目相示,以免回后造成美丽与不美丽的误会。
  《红楼梦》中的史湘云就很合她的心意。
  如果说,宝钗有点矫情,黛玉显得偏侠,独湘云乐观热情,豪放开朗。
  如果说,宝铁是社会美,黛玉是艺术美,那么湘云就是自然美。
  “在冻云阴雾低沉,病柳愁花缭绕之下,忽见一片鲜艳的朝霞,辉煌天际,人会顿然觉得眼前一亮,心胸开朗,更深深地呼一口气。”王昆仑这里说的,就是史湘云。
  从黛玉那儿感染的抑郁,在宝被那里受到的拘谨,来到湘云面前,都一扫而光了。
  这是在明霞空气中盛开的艳丽花朵。吃鹿肉划酒拳,口吐珠巩,醉卧花荫,给了我们多少的青春喜悦。
  她的洒脱,她的豪放,都带有一点男性气质。每次出场总是以朗声大笑和高谈阔论露脸,主持作诗时居然规定“不许带出闺阁字样来”。多次取笑贾宝玉女性化的脂粉气,声言不怕爆竹、不怕鬼。在烙守规范的宝饮,天天吃药的黛玉面前,湘云真是个英豪阔大的“男子汉”。
  她的身世也不见得比黛玉好,襁褓之中父母双亡,寄居叔叔家相当窘迫寒怆,但她却个性独立,精神自足。大观园里她笑得最多,活得也最轻松。这不是虚幻的精神自欺,也不是醉生梦死,在危机逼近前夕也许有点不协调,然而却发自真心,永远给人欢欣朗丽的生活诱惑。
  亦舒写唐晶、杨之俊等人物,就是往这种性格上靠的。
  唐晶容许别人诉苦,但不能超过十分钟,她对子君说:“每天只准诉苦十分钟,你不能沉湎在痛苦的海洋中,当为一种享受,朋友的耳朵忍耐力有限,请原谅。”
  在阳光下,她的脸上有一层晶莹的光彩,那么愉快,那么自然,她双眼中有三分倔强,三分嘲弄,三分忧郁,还有一分挑逗。她是永不言输的,奋斗到老。
  后来子君也感受到了她那种明丽,甩去了那种迷茫凄楚,可怜巴巴。
  连她的前夫也惊讶,一年多之前呆在家里,那么笨,那么呆板的一个小女人,竟成了能养活自己兼心态健康愉快的“艺术家”。
  无他,十几年过得是养尊处优的生活,当然会限制精神的发展。就如一般婚姻幸福的妇女,给人的印象总显得幼稚。外头的风风雨雨不用她抵挡,心态自然就停留在某一阶段不再成长。
  被从庇护所中驱逐出来,披荆斩棘,大吃苦头,感觉很累,可是乐观地想想,如不是这样,能看清人情世故吗?就因为经历过不得意的日子,才会知道,人面可以忽黑忽白,人情会得忽冷忽热;世道好比马戏班,娱乐性丰富,热闹元比;而受伤也是一种学习,吃亏原属宝贵经验。
  相信没有人会愿意自动自觉走上这条路,不过既然没有选择,不如苦中作乐,边走边欣赏风景。
  渐渐志同道合者众,走路也不觉寂寞,彼此扶持,又是另一番风光。
  上帝是公平的,愿意付出精力,必定得到报酬,也许不算很多,但足够生活,最主要的是精神充实。
  难怪杨之俊能了无牵挂,真正开始享受生活。
  工作得心应手,经济稳定自足,精神光风雳日,这样的女性已不再是一叠白纸,而是引人瞩目的一本书了。
  独立的人格形象和主体地选择生活的可能性在亦舒的作品中很常见,尽管在现实中她的理想是很脆弱的。
  事实依然是,知识女性在知识层次和文明程度上是升高了,可是围绕她们运行的那个大文化氛围的发展前行却是缓慢的。
  但毕竟,亦舒给我们很大的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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