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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朱家宅养伤回部队不久，东路指挥部派周达明同志来我们部队视察。这次视察，实际上是东路指挥部为淞沪地区发展游击战争新部署作准备。 新四军东路指挥部成立后，谭震林同志为发展江南武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940年10月，东路特委将浦东工委和青昆嘉中心县委合并，成立中共淞沪中心县委，顾德欢任书记，周达明、吕炳奎、金子明、谢永康为委员。辖浦东工委、昆山县委、嘉定工委、青浦工委以及浦南地区与吴江地区。淞沪中心县委为配合新四军叶飞部队的东进，在浦西发展了抗日武装力量。周达明是新四军东路第三支队（青昆支队）的参谋长。三支队有300多人，在苏、常、太、青、昆一带活动。支队长是温玉成，副支队长是吕炳奎、顾复生、陶一球。 周达明同志是由地下党交通护送来浦东的。他看上去不过二十五六岁的样子，浓眉大眼，英俊潇洒，是久经战场考验的红军干部，斗争经验丰富。我们部队从东路受训回来的一些指战员也是认识他的。他对我们部队也有一定了解。这次他是来实地考察，检查我部装备等情况的。 周达明同志来到后，我们向他详细地介绍了部队的建制、人员、武器来源和活动方式。他也随部队活动了一段时间，熟悉和了解部队的干部和浦东的斗争环境。他对我们部队评价很高，称赞我们部队政治、文化素质高，说：“这是一支顽强得可爱的队伍。”我们向他介绍了几次打击敌人的战斗经过，他听后对我们战士同仇敌忾、英勇杀敌、不怕牺牲的精神十分赞赏。周经过考察后，最后与我们商定了浦东“五支队”和浦西“青昆支队”两支部队会师的时间和地址。初步确定在3月份，地址是松江的天马山小昆山一带。周说回去后他就带部队过来。 1941年春，东路指挥部为了打乱敌人的“清乡”计划，并把浦东和浦西两块抗日游击区联成一片，指令顾复生接任青昆支队长，在中心县委统一领导下，打通黄浦江交通，两个支队会师于松江的天马山。 1941年3月，青昆支队执行会师天马山命令。参谋长周达明率领青昆支队100余人，来到淀山湖谢石关，由于叛徒殷丹天告密，突然遭到“忠救军”袁亚承部1000多人的围袭，经过一昼夜激战，周达明同志和中队长范守廉及全连80多名指战员壮烈牺牲。 青昆支队的这一不幸遭遇，我们浦东还完全不知道。 我当时在反“扫荡”中被丁部打伤后，不能随部队行动。部队仍按“两支部队会师”的指示，由张席珍同志率领一大队，在泖河东边叶榭塘的氽来庙渡过了黄浦江，进入松江、金山地区。部队西进途中，在庄行、叶榭一带同顽敌发生了一次遭遇战。敌机枪封锁并包围了我们。怎么办？我们一位战士叫秦洪福，是一名机灵的老兵。他朝地上一滚，打几枪；再一滚，再打几枪；在第三滚后，又是一阵猛射，就在这三滚三打中间，把敌人的机枪火力吸引了过去。其他同志，趁机冲了出来。 渡江时，由于黄浦江水流湍急，尹祖根同志不幸落水牺牲。部队渡江后，因为缺乏群众基础，情报不灵通，失去主动权。相反，敌人的情报很灵，他们很快发现了我们的意图，对我部进行围攻堵袭。 我们部队到达天马山一带之后，在那里一直转了三四天，打听不到会师的部队。再久留必然危险，只得把部队拉回浦东。 回浦东后，通过地下交通，才知道周达明同志已经牺牲，部队几乎全军覆没，剩下的几个人被迫撤回青昆地区。天马山会师，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暗算和阻挠而失败了。我们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政府反共反人民的真面目，也为失去优秀指挥员周达明同志而万分痛惜。 我军天马山会师受挫后，国民党“忠救军”加强向苏常太澄锡虞新四军根据地的进攻，日伪也开始了对苏常太地区的“清乡实验”。 为了打退敌伪顽的反共高潮，开辟新的游击区，江南区党委东路领导决定，中共淞沪中心县委扩建为中共路南特委，统一领导沪宁铁路以南、苏嘉铁路以东地区。任命顾德欢为书记，姜杰为副书记，吕炳奎、金子明为委员。东路领导认为必须注意海岛及淞沪周边地方的发展工作，故又将“海北”，即浙江省平湖、海盐、嘉兴、嘉善等地区的抗日工作，划归路南特委领导。当时，在中共路南特委的领导区域里，除了浦东是以武装割据为主外，其他地方基本上是秘密工作。 关于浦东地区的工作，路南特委决定，金子明、张席珍和我三人离开部队，参加由中共江南区党委组织的“江南参观团”，赴苏北新四军抗日根据地参观学习，另派东路的蔡群帆同志前来接替我的工作，任“五支队”教导员。蔡群帆同志是浙江宁波人，他是东路三支队的。同来的还有到东路受训的林有璋、沈光中、凌汉琪、潘林儒、夏治行等同志。 自从党派我到浦东带部队以来，我和张席珍都没有离开过部队。去过新四军抗日根据地学习的同志回来都讲受教育很大。我们也很希望有机会去开开眼界。 由于我们是从秘密党员转过来的，到了部队仍旧沿用秘密党的一套，什么都是个别进行，开个党小组会，怕人知道，躲到竹园、小屋或牛车棚里去。那时，我还兼做民运工作，工作虽在做，但还没有懂得毛泽东给部队规定的三大任务：工作队、战斗队和宣传队。部队上课的教材，除“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讲的大多还是在香港工厂里学的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战士们感到很新鲜，也受教育，但变化少。就是部队的一些生活习惯，开始也沿用旧军队的做法。例如一天只吃两顿饭，完全不适应打游击的斗争环境。那时，敌人常常在拂晓发动进攻，我们只好饿着肚子打仗。后来才像东路那样，改成一天三餐，并且早晨还吃干饭。有关抗日根据地，只是书本上的概念，实际是什么模样不清楚。金子明同志去东路汇报我们情况时，谭震林同志批评我们是“棺材板作风”，意思是太死板了，不从实际出发放手干。所以，组织上调我们去参观学习是很有必要的。 出发的时候，我们三人是同行的。乘火车到了无锡，因为等船，金子明去茶馆喝茶，我与张席珍出于好奇心，想看看人称“小上海”的无锡城，就进了城。 进城时，站岗的日伪军没有检查。可是出城时，却要看“派司”（“良民证”）。张席珍身上带有一张“派司”，先出去了。我没有带那个东西，只好碰“运气”随机应变了。我走上前去对伪军说：“我有急事去城外，‘派司’忘记在家里了。”但说什么也不行，非要我回去拿“派司”才能出城。没有办法，只好重新回到城里，一时想不出如何办。抬头看见城里公共汽车可以出城，就乘上汽车看能不能混出去。谁知车子开到城门口，又被这个伪军拦住要检查“派司”。伪警看了我一眼，说：“唉！你怎么又来了？”我对他说：“老总，帮帮忙，我有急事出去。”“不行！要看‘派司’。”这时，公共汽车上有个多嘴的说了声：“说不定他是新四军。”我想，这里是不会有人认识我的，就泰然地说：“你不要瞎七搭八，‘派司’忘记在家里了！”既然出不去，我又重新回到城里。 这时，离轮船启航的时间越来越近了。我急得要命，忙向黄包车工人打听：“城门口怎么检查得这样紧？”车夫说：“北门是去火车站的，风头比较紧，出西门是通惠山的，就不那么紧了。”我说：“我是城外的，进城忘了带‘派司’，真倒霉，走不出去了。”他为了兜售生意，就说：“我给你拉到西门去看看。” 我想反正毫无办法，只好到西门看看再说。我坐上他的黄包车来到西门。西门进出的人确实不多，但也要检查“派司”。怎么办？我脑筋一动，一面叫黄包车夫先出城等着，一面从口袋里掏出一包钱，胸脯一挺，朝伪警身边一塞，用北方话说：“老总，帮个忙，这点小意思。”伪警拿了钱，说了声“行行！”我总算三步并作两步出了城。 一出城，马上给黄包车夫加价，要他一路飞跑，迅速把我送到通惠桥轮船码头。老金和老张站在船头上焦急万分，看我赶到，大家才松了口气。 这段途中遇险的小插曲，虽然离我几十年了，但终生难忘。我在敌后游击区打日军，根本没有把这个“良民证”放在心上。我也没有“良民证”。因为当时领“良民证”就要拍照，这会惹出更多麻烦。这一段经历，使我看到了沦陷区人民受日军的控制是那样的严密，没有丝毫人身自由，亡国奴的日子难熬啊！ 我们3人上了船后，装做相互不认识的样子，谁也不讲话。一直到新四军东路指挥部控制的交界线，我们才讲话。这个地方可能是顾山，是江阴、常熟、无锡和张家港（当时叫沙洲）四县交界的地带。上岸时，由东路的同志来接应，把我们领到新四军驻地。我记得在北漍一带，还看了苏联《钢人铁马》的电影，并学会了它的主题歌。 “江南参观团”是由东路指挥部控制下的澄、锡、虞，苏、常、太，青、昆、嘉和淞沪地区党领导的抗日力量的主要领导干部组成，另外，还有六师十八旅团以下干部共60余人。团长梅光迪，副团长顾复生，指导员谭肇之同志。金子明是领导干部，参观团成员的党代表，张席珍担任排长，我是班长。金子明、我和张席珍同志还去拜访了谭震林等领导同志。我们是浦东来的，这些领导还是与我们第一次见面。他们对我们十分关心，希望我们去苏北根据地好好参观学习。我们还看望了从浦东调来工作的王才林、蔡辉等同志。 我们来的这个地方，抗战初期是陈毅领导的新四军二团王必成部和叶飞的“老六团”活动地区，叫澄锡虞根据地。梅光迪就是当地人，他早期参加共产党，大革命失败被捕后叛变。抗战开始，梅在江阴西石桥拉起了一支武装，有好几个连。1938年7月，上海党组织就派何克希到澄西去做梅光迪工作，然后又把一些共产党员派进去。10月，何克希到茅山找陈毅，陈毅授予这支部队“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三路军”番号。所以用这个“番号”，主要为对付国民党限制新四军活动范围。陈毅委梅光迪为司令，何克希为副司令，简称“江抗”。1940年5月，这一地区的武装力量由谭震林统一指挥，改为“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谭任司令兼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何克希为副司令。据何克希讲，梅这个人要党的权，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常常跟何发生争执，梅对党是留一手的。这次由他任团长去苏北抗日根据地参观，也是对他的信任和教育。 我们在六师驻地换上军装后出发。白天休息，晚上行军。一天晚上，我们在杨舍附近渡过长江到苏北。上了岸有人来接应，然后再行军。 新四军苏北根据地当时不是连成片的。我们登上长江北岸，到新四军军部盐城，中间要经过好几个敌人控制区，要通过层层封锁线。进入我新四军控制的地段，光景就大不一样。到了这些地段，兄弟部队热烈欢迎我们，我们也像见到亲人一样。我们是一路行军，一路参观学习。我们走的路线是沿长江往东，一直走到黄海边大丰，然后再折向伍佑、刘庄到盐城。这些地方十分贫困和荒凉，敌人力量薄弱。 到了盐城，那真是进了新的世界。大家的心情是那样的轻松愉快。我们一路受到兄弟部队和单位的欢迎。他们高呼“欢迎江南参观团”等口号，张贴了不少欢迎的标语。这种场面真是激动人心。我们感到十分亲切，像到了自己温暖的家。 在盐城参观的时间，虽然只有一个多星期，但给我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过去，我虽然也听到过抗日根据地，但不了解，百闻不如一见。这里有自己的“三三制”政权，有银行，印自己的钞票。在军事建设方面，我参观了军部警卫团。他们向我们介绍了部队的军事训练、政治思想课，也认识了警卫团政委邱相田。他后来调到浙东任五支队政委。我们深入到连队，由连长、政治指导员和文化教员分别向我们介绍情况。我看了他们的壁报，搞得很生动，有表扬，有批评。晚上看文工团演出，节目很精彩。在军部看了鲁艺演出，水平更高了。特别是三重、四重大合唱和现代话剧，我过去从没有见过，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新四军领导刘少奇和陈毅同志，对江南参观团十分重视和关心。除了听取参观团汇报，还分别到参观团驻地，接见我们。他们根据江南敌后斗争的特点，对江南长期坚持敌后抗战的任务、方针、政策等作了十分重要的指示。 刘少奇同志对我们讲，要十分讲究斗争策略，讲究斗争艺术，要善于利用各种矛盾，争取多数，打击少数，不能乱打乱斗，不要树敌过多。工作方式不要搞场面上的轰轰烈烈，要做扎扎实实细致的群众工作。当群众认识到你们是他们的一家人，你们才能依靠他们。要长期隐蔽发展，积蓄力量，不要只顾目前搞得热闹称心，到将来又拿不出力量来。另外，我在盐城还聆听了少奇同志关于共产党员修养的报告，这是我入党以来第一次接受这样深刻的党课教育，至今不忘。 陈毅同志以“建设六师为党的模范兵团”的要求，对部队的建设和战略战术作了指示。他指出，你们一定要把自己建设得短小精干，机动灵活，能在敌人包围封锁中来往自如，打得快，跑得快，神出鬼没，搞得敌人晕头转向，防不胜防，无可奈何。我们是党的队伍，要服从党的绝对领导，执行党的政策，完成党的任务，继承和发扬工农红军的优良传统。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格军政纪律，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为了党，为了人民可以牺牲个人的利益。现在虽然部队的番号叫国民革命军，但我们的性质没有变，我们决不是“统一战线的军队”。要大胆扩大部队，发展武装。多搞几十人、几百人一队的游击队，要遍地开花。那些敌占城市交通要道也可搞便衣游击小组、小游击队。一旦反攻时机到来，一声令下，集中起来，十万二十万，变成大部队，就可建立正规化军队，争取抗战最后胜利。 我们的参观没有按原计划完成。因为军部得到情报，敌人即将进行“扫荡”，新四军军部准备转移。金子明另外择路返回上海。我和张席珍按原路折回启东。当时启东的地委书记是向明同志。他接待了我们。在那里，又听了饶漱石关于党性的报告。然后脱下军装，换上便服，经南通的天生港，化装回到上海。 通过苏北根据地的参观学习，我们看到根据地军事、财政和地方政权的实践经验，尤其是少奇和陈毅两位首长高瞻远瞩的分析和重要指示，为我们浦东的抗日游击战争指明了方向。以后我在具体领导浦东反“清乡”斗争中基本上按照这些指示精神，开展了各项工作，使浦东的抗日游击战争出现了新局面。 我和张席珍回到上海后，住在一家小栈房里，找熟人借了点钱过日子。 过了几天，路南特委吕炳奎同志来接关系。根据路南特委决定，金子明、张席珍同志仍回浦东，我受伤痊愈不久，要我留在上海的一个秘密据点，做恢复和发展浦西抗日武装力量的工作，我服从组织安排。 组织上要我来做这个工作，是有重要背景的。抗战初期，浦西的抗日武装斗争在上海郊县是发展最早，也是规模最大的。其中，特别是青浦顾复生同志和嘉定吕炳奎同志领导的抗日武装影响最大。顾复生同志是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大革命失败后，被捕入狱，直到全面抗日才获释。他回来后，组织领导了青浦、松江一带的抗日武装队伍。吕炳奎同志是嘉定地区的地方领袖，他把组织的地方抗日武装交给了党。新四军东进到上海近郊，又使浦西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东进部队为了扩军，就把顾复生、吕炳奎等同志领导的队伍，全部改编为新四军东路三支队，由地方武装上升为主力部队。1939年底到1940年初，日军进行大规模的“扫荡”。三支队从青嘉地区西撤到苏常太和澄锡虞地区，这一带就留下了空白。淞沪中心县委成立后，东路领导的基本意图是以昆东地区为立足点，开辟淀山湖游击根据地，恢复青东嘉定工作，争取与浦东打通联系，为叶飞、何克希率领的“江抗”主力南下作好准备。而这一战略要地，已被国民党忠救军大量渗透。当周达明同志率部准备接应浦东“五支队”在天马山会合时，发生了严重的谢石关事件。路南特委成立后，东路领导认为，为了打击顽固派，壮大自己力量，必须在这一地区，继续恢复和发展人民自己的武装。组织上就要我来做这个工作。 秘密地点设在法租界的马思南路（今思南路）附近的王三川弟弟王联芳家的一个亭子间里。王联芳是经商的，他同情支持革命。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直至剿匪斗争中，为我们做了许多情报和联络工作。与我同住在王联芳家的还有机要员康志荣同志（又名康星，现在北京汽车管理局工作）。不久，他调往浙东。 根据路南特委的指示，我的直接领导人是吕炳奎。我的具体任务是领导在松江的钱锦芳部和团结改造青浦的王皮夫部队。这两支部队中已经有我党的同志在工作。我记得在钱锦芳部队，有任友良。任当时是共产党员，后来他跑到忠救军去了。我去松江乡下钱锦芳部，就是任友良带的路。 钱锦芳是松江的一个地方领袖，在天马山小昆山一带群众中的威信很高。他的队伍有30多人，在地方上很有影响，我是以新四军名义做他工作的。他表示接受我们领导，而且很尊重我们的意见。我看了部队后，向他提出：第一，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组织战士上政治课，讲抗日道理，不要天天晒晒太阳，搓搓麻将；第二，要加强军事训练，天不亮起身出早操，训练要隐蔽地进行；第三，部队要经常转移，以防敌人袭击；第四，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钱说没有领导人，希望我能下去带部队。我说如果上级派我下来，我会来的。我看钱锦芳这个人抗战意识较强，他非常佩服新四军，自己还能带带部队。我对他比较有信心。 王皮夫的部队属伪军编制，里面也有共产党人。王比较进步，我们争取他反正，率部起义。我没有来得及与王皮夫本人接触，工作都是通过王部队里的党员去做的。 由于当时我下去带部队的条件还不成熟，所以，路南特委把工作地点设在上海。与我住在一起的另一个同志，他的工作是争取教育上海洪帮人物陈大班。我们住在亭子间里，公开身份是做生意的，白天一般不出门，晚上出去活动。我们生活相当艰苦，吃饭也不正常，有时买几只牛肉包子算是改善生活了，大多吃马路摊贩的“黄豆菜粥”。这些都是大饭店里吃剩下来的重新烧煮的残羹剩饭，弄一只桶，两只碗，放在马路边上，卖给那些连摊贩饭都吃不起的穷人。当时二房东对我也很注意，弄不清我是干啥买卖的。 大约过了两三个月，吕炳奎通知我重返浦东，把浦西的工作移交给王三川同志，这是路南特委的新决定。 当时情况是金子明和张席珍回浦东后，浦东“五支队”的政治指导员已是成君宜同志。军事仍然由张席珍负责。成君宜是上海党组织派下去的，但与张席珍合不来，关系搞不好，斗争局面受影响。组织上决定把成君宜调走，仍把我调回来与张席珍合作。成君宜同志后随连柏生转移到浙东根据地，在1944年2月11日的战斗中光荣牺牲。 我马上把关系移交给王三川。王三川同志接替我工作后，不久又被派到浙东余姚县城去做伪军张妙根的策反工作。张是王三川的同乡，江湖习气重，对王三川崇拜得五体投地。为了策反张妙根部，浙东区党委就派他去控制张妙根部。不幸的是，由于我们工作上一个环节不慎，被敌伪察觉，王三川同志于1945年5月1日在余姚太平桥被敌人杀害。 后来，浦西这两支部队都没有被我们争取改造过来。特别可惜的是钱锦芳这支部队。钱锦芳本人思想进步，抗日坚决，愿意把部队交给党，后被敌人察觉，惨遭杀害，部队也随之解散。 当我第二次到浦东时，虽与我上次离开仅隔三四个月，但整个浦东的斗争形势已发生了重大变化。 东路指挥部加强了浦东的领导力量，由连柏生、蔡群帆、林有璋、夏治行、成君宜等一批骨干，组成了“五支队”的第一、二、三、四个大队。除地方常备队外，部队已发展到500多人的规模。枪支弹药也较充足，常备大队也有好几百人。这一情况已引起日本军方的高度注意。日军为巩固其上海的外围阵地的安全，不断加强对浦东的“扫荡”，寻机袭击我军。另外，日军在苏、常、太搞试点“清乡”，颇为得手，正在发动对太湖东南地区的“清乡”，浦东是它下一个重点“清乡”目标。我们刚刚发展壮大起来的抗日武装正面临新的考验。 另一个情况是，1941年春，日军大举进犯浙东。浙东的国民党10万守军，全线崩溃，退居以金华为中心的第二线固守。浙东三北地区，即余姚、慈溪、镇海三县的北部相继沦陷。不过敌人主要占领了重要城镇，大片农村山区则成为空隙。 党中央明察秋毫，抓住战机，于1941年4月30日，由“朱毛叶”给刘、陈、饶电示：新四军“从吴淞，经上海、杭州、宁波直至福州，可以发展广大的游击战争。上海杭州线的军事领导不可仅委托谭震林，他一个管不到许多，有单独成立战略单位之必要（此区大有发展前途），可划为第八师区域”。这是当时毛主席党中央，关于发展淞沪到福州广大地区的游击战争的重大战略决策（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浙东抗日根据地》第25页）。 皖南事变前夕，谭启龙同志在上海养病。新四军军部决定派谭启龙以闽、浙、皖、赣四省特派员身份与东路指挥谭震林合作。谭震林把路南特委、浦东工委的关系交给了谭启龙同志。他在正式赴任浙东之前，早已是这个地区的实际领导人了。当时，路南特委的决定都是由他和顾德欢、吕炳奎同志商量后作出的。 路南特委根据东路指挥部的指示，在国民党守军浙东全线崩溃后，考虑到浦东浦西的斗争形势，立即抽调浦东“五支队”一个侦察班，以及我党控制的伪军五十团的一个排，组成50多人的先遣队，于1941年5月10日由姜文光率领，渡过杭州湾，在“三北”登陆侦察。派姜文光去是因为在浙东有一支与我们五支队有联系的顾小汀部队在活动。顾小汀是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参加过有名的泥城暴动，过去曾与姜文光兄弟姜杰在一起。抗战开始，他就在浦东拉起了武装队伍，但在敌伪挤压下发展不起来，他就去浙东拉队伍打游击，一直发展到二三百人。姜文光到了“三北”就与顾小汀联系上了，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还好。敌人兵力空虚，只有国民党第三战区淞沪专员平祖仁的秘书薛天白带的十多个人。薛代表平祖仁在姚北搞了个办公机关，名叫“宗德公署”，但无武装力量。薛天白见姜文光带部队过去，立即拉拢，委派姜文光为宗德指挥部第三大队（简称“宗德三大”）大队长。特委根据姜文光送到的情报决定，开辟以浙东“三北”为基础的抗日武装斗争，建立抗日根据地。如果日军加紧对浦东“扫荡”“清乡”，就转移到浙东地区，那里有崇山峻岭纵深腹地的依托，比较适于保存力量。搞得好，浦东和浙东可以同时发展，相互呼应，通过杭州湾和海上的秘密通道，天堑变通途，化被动为主动。这是一个十分重要和正确的战略构思。 敌人的行动相当快，已经开始在浦东大规模“扫荡”，根据“敌进我退”的思想，路南特委决定浦东部队有计划地向浙东转移。姜文光是第一批。6月，蔡群帆、林有璋率领130多人以淞沪游击队“五支四大”名义渡海至“三北”地区，与挂名薛天白部的“宗德三大”姜文光部会合。7月，调遣五支队一支战斗力较强的区队，由潘林儒带领渡海，充实到“宗德三大”中去，成为“三大”的一个主力中队。并将伪军五十团八连一个排和“守望队”的地方武装100余人拉到“三北”充实“宗德三大”。随后又派张席珍率领100余人，以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第一大队的名义渡海到浙东。为加强领导，特委决定军事部长吕炳奎长驻浙东，姜杰也到浙东。这时，从浦东到浙东的部队已增至500多人。浦委及其伪军工委还决定，由朱人俊从伪十三师五十团抽出部分武装力量，通过苏北韩德勤的关系，以苏鲁战区淞沪游击队暂编第三纵队名义，也拉到“三北”西部，在余姚县西部及上虞县北部地区活动。 这样，我党在浙东的武装人员增至700余人。 浦东如摇篮和桥梁，把一批批干部、部队、武器弹药向浙东实现战略转移，为浙东建立新的战略单位创造了条件。 张席珍等带领“五支队”一大队撤到浙东后，浦东已没有五支队的主力了，留下的是一些地方武装。特委决定由我负责，在浦东坚持游击战争。 当时，敌人大规模的“扫荡”暂告结束，而更厉害的“清乡”正在准备之中。为应付敌人的进攻，我抓紧把部队整理好。 我把南汇县四团仓、黄家路一带的地方常备14、15两个中队集中起来，正式组建成“五支队”第五大队。为了“灰色隐蔽”，动员民主人士周振庭出任大队长，我任大队副。许培元、吴锡钦等党员干部担任连级干部。 周振庭原系国民党军队的一个机枪连长。内战时期在江西“剿匪”，被我红军打成轻伤，随后回浦东老家靠俸禄过日子，每月有30元大洋。他是南汇县四团仓人，同连柏生较好。抗战爆发后，有抗日的要求。他按连柏生意见到陈王武伪军十三师六团去控制队伍。周任该部的一个特务连长。我们党又派了戚大钧、何亦达等打入该部，得到周振庭的重用。戚大钧任副连长兼一排排长，何任二排排长。同时，周振庭与赵熊、黄玉、苏锦文、金才初等取得了联系。后来，戚大钧等奉上级党组织指示打入伪军五十团做策反工作。1940年10月，周振庭与当时任副连长的赵熊等率领该团第三营400余人起义，投奔连柏生，成为“五支四大队”。后周在上海养病。连柏生给周振庭写了封信，请他出山，协助我们坚持浦东斗争。周振庭同意出任“五支队”第五大队长职务。 为了照顾周振庭的特点，我们不要求周随部队活动。当我们部队活动到他家附近时，我就主动上门，请他出场讲讲话，处处注意尊重他的领导。有时，他也跟部队活动几天。平时，我也经常找机会同他交谈，除了讲抗日救国道理外，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什么都谈。我们还十分关心他的生活和安全，对他充分信任。周振庭也加深了对我们这支部队的认识。后来周振庭也随五大队撤到了浙东，他在那里为组建机枪连作出了贡献，1943年6月经吴锡钦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元旦，不幸在上虞县章家苹战斗中英勇牺牲。 大部队刚走，浦东地区的一些土匪流氓趁机活跃起来。有个土匪姚阿四，冒充我五支队连柏生部队，拉起了一支四五十人的队伍，拿几支破枪和大刀，四出敲诈勒索。我们从浦东南汇塘西跳到塘东活动时，就把这股土匪包围在祝桥镇东潘家泓西南的黄家宅，除姚阿四外，全部俘获。经教育，部分受骗青年，要求参加我部。这次战斗，保护了老百姓，安定了人心，也是对新建的五大队的一次实战练兵。 我们这支号称五大队的部队，实际只有四五十人，是刚从相当于民兵的地方常备队上升来的。国民党“忠救军”一直想吃掉我们。 一次，在奉贤四团王家长堰那个地方，同“洋忠救”艾庆璋部队碰上了。他们先派了侦察队员过来。浦东河岸两旁都是一人多高的秆棵，人站在里面，外边的人就发现不了，我们的岗哨就隐蔽在内。当他们悄悄地接近时，我们冲出来打他一个措手不及，把这批人的枪全缴了。经过教育，武器发还，人放回。艾胡子看到我们部队武器好，战斗力强，又讲道理，就不再来纠缠了。后来，艾胡子的部队调防到浙东扬言要消灭我浙东部队时，被我浙东部队消灭。 1942年7月8日，华中局为了加强对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建设的领导，决定谭启龙、何克希同志主持浙江工作，并责成谭启龙传达华中局“七·一”决定。谭启龙于1942年5月底6月初通过秘密交通，从上海到浦东，在张大鹏同志的海防大队和“五支一大”护送下，与支队长连柏生“五支一大”大队长张席珍同时由浦东乘海船到浙江古窑浦登陆，与吕炳奎、林有璋等会合。谭、何到任后，于1942年8月19日，经华中局批准，成立浙东军政委员会。同月，在慈北鸣鹤场成立第三战区三北游击司令部，何克希为司令，连柏生为副司令，刘享云为参谋长，张文碧为政治部主任。谭启龙为浙东区党委书记兼三北游击司令部政委，主持全面工作。 司令部成立后，连柏生兼任五支队支队长。路南特委改为浦东地委，由姜杰任地委书记。姜杰带地委机关驻浙东古窑浦，我们留在浦东的部队由姜杰直接领导。 自1940年5月我到浦东，在金子明同志主持下建立新浦委，直到1942年8月谭启龙同志领导的华中局浙东区党委成立，关于这一时期开展浦东游击战争的情况，路南特委书记顾德欢同志后来在（上海郊区抗日武装斗争的若干情况）一文（见上海市青浦县编写组编的《怀念顾德欢同志》）中说：“浦东的工作，有很多好的经验值得学习。”“新的浦委纠正了陈静的某些‘左’的倾向，坚持执行了江苏省委与东路领导的指示。在政治上、军事上采取了许多有效的斗争策略，党注意团结连柏生等地方进步人士，发展连柏生入了党，我党掌握的抗日武装接受了国民党的‘淞沪游击第五支队’的番号，连柏生任支队长，五支队在浦东许多杂式武装纷纷投敌伪化的形势下，始终坚持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旗帜，在朱亚民、蔡群帆、张席珍等同志的领导下，加强了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与党的建设，积累了在敌人据点密集的平原地区打击敌人，壮大自己的机动灵活的作战方法的经验”。“浦东地区武装斗争所以能长期坚持，并在开辟浙东敌后抗日武装斗争中，作出了重要贡献，不是偶然的。” 这是顾德欢同志，对这一阶段浦东工作的总结和评价，是比较全面、客观和符合实际的，为此我特转录于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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