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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军民情意东海深



1.人民军队爱人民

  淞沪支队在浦东浴血奋斗的那几年,与浦东人民同生死,共患难,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军民之间就像东海一样情深意长。
  我们的部队,发源于南汇的长沟乡,即现南汇的东海乡。我到浦东时扩展到塘西七区,主要活动在四团仓到中心桥一带。后来又逐渐从公路北到公路南,直到奉贤的东部界河以南地区。老根据地老百姓知道我们,新开辟地区群众就不了解我们到底是什么部队。群众把日军称为“鬼子”、“东洋乌龟”,把伪军称为“黄衣裳”、“黄狗”,或者干脆叫汉奸队伍;对警察之类称“柏油桶”、“黑壳虫”,因为他们穿一身黑衣服;把土匪称为“野猫队”。我们这支队伍服装穿着很杂,军事行动大多在黑灯瞎火的晚上进行。老百姓就叫我们是“黑衣队”。我记得有一次到奉贤泰日桥西南,青村港西北的钟家宅时,群众还鸣锣告警呢!那时打着抗日旗号的队伍真不少,但真正抗日的,除了我们外就没有了。老百姓是很实际的,由于我们真打鬼子、伪军,鬼子和伪军也专门对付我们,老百姓开始认识我们“黑衣队”是真抗日的好部队了。反“清乡”时期,国民党的所谓“抗日”队伍,逃的逃,投敌的投敌,只有我们共产党领导的“五支队”,还在这里坚持斗争。
  我们淞沪支队的名声在浦东逐渐家喻户晓了。
  我们是人民的军队。它既是战斗队,又是宣传队、工作队。部队每到一个地方,负责民运工作的同志就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在情况许可的条件下,还帮助群众做些翻田、挑泥、收割、打场一类的农活。住了老百姓的房子,临走要打扫干净,水缸里挑满水,锅子里油腻洗清爽,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天天要检查,对群众的一针一线,秋毫不犯。由于纪律严明,旧军队的一切恶习在我们部队都没有。老百姓从不了解我们,逐步发展到与我们很亲热。我们有时请老百姓吃饺子,欢聚一堂。老百姓看到我们缺乏咸小菜,就把自己腌的萝卜干送给我们。老百姓见了我,都亲切地叫我“诸同志”,有的干脆称我“老诸”。有的群众,还把自己子女与我认干亲,考虑到军民关系,盛情难却,也就答应了好几个。他们都是我们的基本群众,有的还参了军。
  我们处处事事先考虑老百姓的利益。与敌人打仗,我们尽量选择在村外,不让老百姓受损失。敌人来“扫荡”,部队如果要撤退,首先组织保护群众安全转移。我们是以保护老百姓为部队第一生命的。那些汉奸、土匪,欺侮、残害老百姓,我们就坚决打击、镇压,由于我们威望高,每到一地,那些地痞、流氓等坏人,有的不得不有所收敛,有的就逃之夭夭了。
  对我们部队,在浦东老百姓中流传着一句“五支队到,开门睡觉”的佳话。在这兵荒马乱、草菅人命的年代,这句话是人民群众对我们的很高赞赏。

2.不是亲人胜亲人

  我们爱护浦东老百姓,浦东的老百姓也像亲人一样爱护自己子弟兵。我们部队每打完一仗,附近老百姓就会纷纷过来主动关心我们。有些事,用不着我们开口,群众就会自己组织起来,积极想办法,帮我们去做好。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在反“清乡”斗争中,董金根同志负伤后,我将董托给了宣家桥北的方家发宅的方培根等群众,他们像爱护自己儿子一样,护理转移。1943年8月,庙泾港伏击战后,在钟家塘遭敌袭击,过去曾为我们送信带路的吴妹云、沈春泉夫妇俩,冒险隐藏好沈品芳烈士的遗体和枪支,包扎掩护中队干部卫民,并转移到安全地方。沈春泉因为帮我们探听消息,被日本鬼子发现而逮捕,当地群众以生命担保,把沈营救出来。
  有一次,我们支队部的“小鬼”潘海根,在晚上行军过桥时,不慎把自己手里一支手枪掉到河里去了。我们部队有条规定:“人不死,枪不丢。”因此,小潘吓得不敢回来。附近农民发现他在哭,一问才知是这么回事。他们就用罱泥船把他的那支枪捞了上来。潘海根高高兴兴地归了队。还有一次,有一位战士把机枪掉到河里了,老百姓脱光衣服下水把枪摸上来。
  在钟家宅战斗中,战士靳才林不慎将枪掉落在河里。朱家宅的“牛头”(浦东人称买卖耕牛的中间人)朱林森的爱人和另一位妇女,见我们的战士打完仗不肯走,一问才知是丢了枪。她们安慰他不要急,先在朱家宅隐蔽下来。第二天,她们就用罱泥船,帮他从河里罱起了枪。但从朱家宅到我们驻地有很长一段路程,带着步枪是过不了敌人封锁线的。怎么办?她们把枪反钉在小划船的船底,由一个姑娘装扮成靳才林的“娘子”,终于将靳才林和枪支安全地送回部队。我们深受感动。
  我本人在朱家宅的养伤,也可说是一段军民鱼水情。
  在蔡家桥战斗中,子弹打穿了我的手臂下肢,伤了点筋骨,不能动弹,我决定暂时留在朱家宅朱林森家养伤。朱家宅是个独立小宅基,宅前有条小沟,宅后有坟头,树木竹林茂盛。宅上只有两户人家,都是基本群众。我单独一个人住进去,他们知道我是抗日部队的,但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我在那里住了十多天时间。那时搞药品很困难,朱林森的爱人是个普通的农村妇女,但很懂抗日爱国,不怕危险,想方设法帮我到齐贤桥镇上去买药。有一次去取药,有人问她,你买这么多药干什么的。我听到这个情况后,感到很可能会出事,决定尽快离开。他们要我伤全好了再走,我说时间长了,部队等着我回去。这朱家只生一个女儿,没有儿子,朱林森是招女婿到朱家的。出了事,我是对不起他们的。我向他们说明情况后,第二天离开了朱家宅,先到了联络站,再由浦委委员张晓初同志把我转移到川沙他自己家里继续养伤。
  在我养伤期间,朱林森还利用做“牛头”之便,经常到齐贤桥和泰日桥镇,把探到的敌情告诉我。所以,尽管在养伤,我对这一带的敌人动向,还是了如指掌的。我的伤恢复较快,这都是朱林森一家特别是他母亲和妻子精心照料的结果。解放后,我曾经找过朱林森,感谢他们对我的帮助。
  由于我在朱家宅养伤,与群众建立了亲密关系。我离开后,地方党派一个同志住到了朱林森家,公开身份是附近小学教师。在朱家宅群众掩护下,积极开展抗日活动。
  不仅如此,老百姓中的积极分子、地方上的武工队员,有的还帮助我们锄奸呐。三灶那里有个青年叫倪福根,当时我们四大队有个机枪手叛变了,这个家伙经常在三灶附近敲诈勒索。我们把除掉这个叛徒的任务,交给了倪福根等当地群众。有一天,倪福根腰藏斧头,找到了那家伙,趁其不备,一斧头劈进他的头顶。但是斧头只劈进头盖骨,没有伤着脑子,那家伙头上有功夫,狗急跳墙,头带着斧头跳河逃跑了。倪福根等人紧追不放,一口气趟过好几条河,最后还是把这个叛徒镇压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群众说倪福根杀了共产党游击队员,被揪斗了一番,后来我出了证明,才予以解脱。

3.陈金生藏枪遇难

  浦东的群众,不仅待我们如亲人一样,还为我们运送和隐藏枪支弹药。
  中心桥北的张朱家宅上,有张兆基和张志林两家,是我们最早的联络点之一。我们通过张志林的小阿姊,经常把短枪放在那里打埋伏。张志林系独生子,又很年轻,我们曾动员他参了军到过浙东。后来不习惯,回到家乡,但仍为抗日做了不少工作。
  还有一个叫陈金生的贫苦农民,住在乔陈家宅后,捕鱼出身,有两个儿子。我们部队初到那里时,经过访贫问苦,发现了陈金生。我就吸收他参加了秘密抗日团体。同时参加的还有徐根海等人。后来,我到那里个别串联时,陈金生偷偷地给我讲起,他的哥哥在大革命时参加了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被地主告密,死在敌人手里。这引起了我对陈金生老汉的高度重视。我决定把他作为我们的单线联系对象,马上叫他割断同抗日团体的来往。我与他商量,请他专门为我们藏枪,他答应了。以后,我把缴获得来、一时又用不了的武器,都秘密地交给他隐藏起来。最多时有2挺机枪和上百支步枪。陈金生和他大儿子两人,把这些枪支用油纸包好,藏在偷偷掏空了的坟廊里。
  遗憾的是,这样一个赤胆忠心的老贫农,竟牺牲在我们短枪队的个别人手里。那时,我正在浙东开会。我们有个短枪队在那一带活动,队长王永生吸收了一个队员。有一次这个队员与陈金生的大儿子发生了争执,这个队员就说陈金生的大儿子抢他枪,也不问情由,就把陈金生的大儿子当场打死了,并以此向上汇报,又把陈金生杀了,还把他的小儿子抓起来关在支队部。我从浙东开会回来,看到关着陈金生的儿子,一时弄不明白,问后才知道他要“抢我们的枪”。我说这不可能,我们那么多枪放在他们家里,保存得好好的,怎么会“抢我们的枪”呢?便释放了陈金生的小儿子。这件事情,因为当时没有讲明事实真相,解放后陈金生的小儿子又被当地政府戴上了反革命帽子。那时我在松江军分区工作,听说了这件事之后,立即将当时的真实情况向南汇县委讲明,他的反革命帽子终于被摘掉了。
  一想到陈金生父子冒生命危险为抗日藏枪这件事,我总是很不安,一个对革命有重大贡献的老贫农,竟被我们不明情况的人杀害了,子女还一度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让我以这短短的回忆,聊表我们对陈老伯伯的哀思吧!让人民永远记住陈金生老人,记住他们父子对抗日的贡献吧!
  说到老百姓帮我们藏枪,办法是很多的。开始一段时间,一般都藏在家里,认为放在家里比较保险。其实,这是非常不安全的。因为敌、伪、顽常到群众家里翻箱倒柜“捞外快”,很容易被敌人发现。后来都改为藏在野外。在野外藏枪,短枪最好藏,可以放在瓮里,枪身涂上牛油,瓮里放石灰,再把口一封,朝田里一埋就行了。这种藏枪办法,过后就是埋枪的人自己也要寻找一会,才能找得到。当时,浦东这个地方草包棺材很多,长枪可以塞在草包棺材的顶上,也很安全。把枪藏在墓室“空廊”里,是陈金生父子俩想出来的。他们将“空廊”整理好,倒上一层石灰,把枪放好后,将洞封掉,外面堆上土,种上草,敌人根本找不到。

4.朱印天偷枪

  为了扩大我们的队伍,我要部队的一些同志去做亲戚、朋友、同事的工作,动员适合的同志参军抗日。
  朱刚想起了泰日区野人村朱家宅的堂兄朱印天。朱印天老家在奉贤,父亲在上海经营房地产业。他自己在上海北站当铁路检车工。1941年10月,朱印天结婚。朱刚和同乡吴仙鹤去贺喜,动员他参加抗日游击队。朱是爱国青年,听后表示:“早知这样,我就不结婚了。”朱刚回来后向我汇报这件事。我给朱印天写了封信,大意是希望前来会面。
  朱刚把信交给朱印天后,不久,他就来部队找我。当时我们还没有去浙东,我讲了不少抗日道理。我看看这个青年人头脑灵活,作风正派,热心抗日,交给他两个任务,一是在上海动员更多青年来浦东参加抗日,二是设法搞些武器。朱印天回去后,为我们动员了不少人来部队。在1942年春,他一次带了11名青年来浦东,我们开了一个欢迎大会。这些青年,大多有文化知识,素质比较高,后来都转移到浙东根据地去了。有一次,朱印天异想天开想动员一批外国人到浦东成立一个国际纵队。他介绍一个外国白俄来参军,结果被白俄出卖了,到了轮船码头朱被日军逮捕。朱印天的父亲朱仲鹏先生花了许多钱才把儿子赎了出来。朱印天出狱后,还是与我们联系,帮我们搞武器。
  一次,朱印天和同事胡家驹闲谈。胡对他说:“吴淞铁路站台边,日本军用仓库房边堆放着一捆捆枪支。日本鬼子领班细川要把我调去吴淞检车,我要养家糊口,经常跑单帮,怎么办?”朱印天一听,感到机会来了,说:“我与你调。”朱通过胞弟朱印祥向北站日本检车区长提出与胡工作对调。检车区长当即同意。
  朱到了吴淞铁路场地后,日本领班细川跟得寸步不离。枪是看到了,无法下手。朱为了偷枪,工作特别“卖力”,对细川也特别“巴结”,看见日本执勤人员也特别“客气”。朱会说几句日本话,就经常与他们热情寒暄一番。领班细川爱好钓鱼,朱为了投其所好,就约他到郊外钓鱼。日本人对他由严加防范到慢慢放松警惕了。
  堆放在站台的枪是战场上搜集起来运回日本去的,有好有坏。朱印天以检车为掩护,接近枪堆,先用尖嘴鎯头钩松捆枪草绳。当日本哨兵踱步走过时,他把看中选好的枪迅速抽出,塞进停靠在站台边的车皮底下的刹车埂上。这些枪随车皮运到了上海北站。他事先抄下车皮的号码,回北站后再去取回。
  有一次,他看中一挺较好的捷克式轻机枪,枪拿到手了,但无法把枪运到去北站的车皮上,因为这中间有一段五六十米长的开阔地。朱急中生智,见站台上当作坐垫的芦席满地。朱就走到日本哨兵边,恭恭敬敬地提出请求:“海达生!莫枯诺榻榻米,新焦新焦”(军队先生!那边的芦席送给我)。日本哨兵很熟悉朱印天,就随口答应:“唷西(好的)。”朱就拣了一张芦席,把机枪一卷。鬼子看着他,越过三股轨道,往车辆边一放,坐在芦席上休息。当日本哨兵不注意时,他以检修车辆为掩护,把枪塞进了去北站的车皮底下。朱为了藏枪,在北站虬江路站台附近,收拾了一间破房子,外面用铁皮钉好,平时经常住在里面。枪运到北站后,晚上就去找有记号的车皮,把枪运到小房子里。偷到的有机枪、步枪,为便于隐藏、转运,他把柄敲掉,只留枪身。枪越来越多,床底下塞不下了,就偷偷藏在房子外的垃圾堆里。
  谁知有一天,垃圾堆因有人倒了电石,冒烟失火。日本司令部的一个军官跑来大骂领班,要领班翻垃圾堆。当班的几个工人平时看见朱印天在里面藏什么东西,怕出事,马上过去把垃圾堆里的电石挖了出来,熄灭了电石烟,总算避开了这场大险。
  朱印天感到30多支枪藏在北站太危险,多次寄信来浦东让我们取,但部队总是没有来取。他哪里知道我们部队都到浙东去了。
  朱决定把枪转移到自己家里。朱家在贝蒂尘路(今成都南路)185弄成庆里2号,为了保险,他把妻子送到娘家去住。但枪如何运回呢?苏州河上所有大桥都有哨卡,白天检查行人,晚上更严。朱想到了与日本领班细川去钓鱼,几次通过哨卡,熟悉几个日本人。他就把枪装在钓鱼竿长袋里,绑在自行车上,外边露出竿梢,前面挂了一桶从小菜场上买来的鲜活鱼。到了哨卡,鬼子拎拎挂在龙头上的活鲫鱼。朱面不改色心不跳,用日本话问好:“唷西。”日本人回礼:“刹唷那啦(再见)。”就这样,一次次把枪运回家,放在地板底下,但浦东还是没有人来取枪。
  那时我已重返浦东开展内线反“清乡”,与朱印天唯一的联系人朱刚才归队,不久,朱刚同志又不幸被捕牺牲了。朱印天寄的信,我无法知道。
  由于我带手枪队由分散隐蔽转入主动出击,在浦东连打几仗,影响扩大。有一天,朱印天的同学吴白萍,把听到我们部队在南汇、奉贤袭击日军消息告诉了朱印天。朱印天连忙赶下乡,直接找到朱刚烈士的妻子——朱的堂妹朱新官,打听到了萧仁杰、吴仙鹤,终于见到了我们部队的张圮同志。张圮将他领到一个村上,与我见了面。我听了他机智勇敢的偷枪、藏枪和运枪的经过,深受感动。当时他还是一个革命青年。我高度赞扬他。由于部队人手少,为安全稳妥起见,我对他说:“上海的武器除机枪、冲锋枪和好的步枪外,其余不必带来。目前敌人封锁很紧,本来与我们有关系的往来上海的船只已经中断。这些武器最好还是用老办法偷运过黄浦江,我就有办法。”
  朱印天回去后,动员了沈品芳和谢展两同志,拿了三副钓鱼工具,趁他妻子一早去小菜场机会,迅速将1挺轻机枪、4支冲锋枪、12支步枪装进三只钓鱼袋,雇黄包车拉到董家渡码头,顺利通过检问站。到了浦东,又叫黄包车拉到郑家桥天主堂附近。他们就到河边假装钓鱼,趁人眼稀少,麦子又尺把高,把枪塞进草包棺材顶上,做好记号。然后,他又来部队,告诉我藏枪地址。不久,我们就把枪取回来了。
  朱印天同志怀着国仇家恨,正式参加了部队,参加过许多战斗。解放后他曾任上海南市区分安局的侦察科副科长。

5.摧不垮的情报网

  我们游击队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活动,必须情况明,知己知彼。这除了地方党与我们有情报交换关系外,我们部队根据活动区的地理交通位置,活动的需要,还建立了几个十分隐秘的交通情报站,也称联络站。有些交通站除送情报外,还承担伤病员的安置和部队给养等任务,工作非常危险。
  大团镇周围是敌我双方斗争的敏感地区。我们为了控制大团敌人动向,先后建立了邵根发、张跃明、王顺祥、许梦根(许顺)、王金章、王顺根等情报站。林志杰家是经常活动的交通站。许梦根由于出生于大团,人地熟悉,我们给他三个任务:第一,探听敌伪军在镇上的动静,得到情报,立即传送;第二,替部队采办军需给养;第三,协助支队征收主任张磊征收南四团和大团的爱国捐。他家住在蟠龙桥北施相公弄里,我们通过他斜对面顾阿三房子里的韩桂根,开设了一个由七八个裁缝的被服厂,专门为我们部队缝制军衣、军被。有时也为我们采办些油、盐、酱和蔬菜等日用品。
  邵根发原来住在南汇中心桥一带的邵家宅。他的叔叔邵厚生是催征吏。他家还是反“清乡”前我们与土“忠救军”马伯生谈判的地址。邵后来不当催征吏了,差使交给了侄子邵根发。他家是我们的一个联络站,来来往往的人很多,后被人告密,日本人把邵根发抓起来拷打,房子全烧光。经营救,邵根发获释,但日本人不准他住在乡下,要他住在大团镇据点里,把他控制起来。为了生活,邵在大团开了一爿米行,实际上还是在为我们做情报工作。
  南汇七区方家宅的方培根,外号方胡子,也是重要的情报员。他家也是一个联络站。他是地主,但支持抗日。有个叫沈正伯的叛徒,带了鬼子、伪军,从南汇的北面到南面领捉情报员。敌人根据沈正伯指认,把方培根和他儿子一块抓去,严刑拷打,上老虎凳,灌辣椒水,坐电刑,敌人问方认识不认识叛徒,方明明认得他,但矢口否认,回答“不认识”。敌人把他们父子俩折磨得死去活来,但方一句口供都没有。敌人无奈只好释放了方培根父子俩。方回家后,家里的联络站不能设了,但还是为我们提供情报。我们北撤后,国民党伪乡长闵刚威迫方为他们干事,方为保全自己只好应付。当时敌我双方斗争错综复杂,解放后方培根被我政府作为反革命分子镇压了。“文化大革命”后,通过全面调查,确认方培根虽然在我军北撤后追随过国民党,但没有干什么坏事,而他在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反“清乡”中,为我们做了许多好事,还是有功劳的。为此,我出具证明,政府有关部门给予平反。
  在敌大团守备队里,盛荣同志表面上是“守备队员”,实际上是我部的情报员。他通过敌人“加强训练”、“准备干粮”、“收拾兵器”、“集中训话”等蛛丝马迹,判断敌人的动向,有时从翻译官那里探知消息。一有可靠情报立即通过交通站送出来。有一次,他在传递情报时,引起敌人的怀疑,被抓起来吃了许多苦,敌人找不到证据,只好把他开除了事。
  在南汇三区以南七区以北,有一个老情报员“杨老伯伯”,四五十岁年纪,还是陈静在抗战初期建立起来的关系,海员出身,世面见得多,交往广,很会搞情报,而且比较可靠,传递也快。他的情报一直要送到南汇徐家宅徐根海家的“老佣人”周梦林手中。七区张朱家宅有个理发师也是情报员,因身份暴露,就到了部队当了我的“挑勤员”,大家亲切地喊他“李娘舅”。东海长沟乡的郁礼仁在南汇东门开一爿裁缝店,以裁缝职业为掩护,负责长沟乡一带情报。1944年5月19日,万祥10多名伪军起义,就是他积极活动的结果。
  我们的情报员散布到整个奉、南、川地区,深入到敌据点。只要我们部队在驻地住下来,附近的情报员就来看我们了。有时,我把身边的“小鬼”派出去找他们了解情况,或通知他们来部队谈情况。有些秘密情报员,住在小学里,他们的公开身份是小学教师,我们就以参观小学为由,去与他们接头或开会。
  群众给部队送情报完全出于抗日爱国之心,出于对我们部队的热爱和支持。他们有的为此冒着极大的风险,有的被敌人抓去审问逼供,上老虎凳、上电刑。敌人可以摧残他们的身体,却无法动摇他们的意志。是革命群众的赤胆忠心,构筑了打不烂的情报网,成了我们的顺风耳和千里眼,使我们部队如鱼得水,纵横活跃在浦东平原上。

6.不畏艰险,救死扶伤

  战士负伤后,我们只能请附近的乡村医生治疗。大团镇的濮光星医师不畏艰险,救死扶伤,令人难忘。
  濮光星医师,南汇大团人,青年时代接触过进步思想,日本帝国医疗学校毕业,曾在上海仁济医院工作多年。抗战开始后,他回大团私人开业。我们回浦东坚持反“清乡”,战士受伤后,我们都设法请他来治。如打陈龙生部受伤的董金根和张正贤同志。只要我们一请他,他总是立即出诊,尽力挽救我们战士的生命。在当时抗日就要杀头的环境下,濮光星医师不畏敌人强暴,敢为我部服务,也是医德高尚,难能可贵的。他出诊坐的丝网船,是两个农村妇女摇的,她们也是要冒很大风险的。
  由于部队经常转移,治疗工作也非常隐蔽。伤病员大多转移在冷落偏僻的坟山屋、祠堂、破庙、坟场里。濮光星不辞劳苦,从容不迫地为他们做手术和换药。有时还要在晚上进行。当时药品管理非常严格,濮医师通过各种关系去搞药,有些药是日军禁购和禁运的。濮医师不顾个人安危,千方百计设法采办。
  1944年夏季后,我们的部队继续扩大,有了比较稳定的游击区,在三灶建立了后方医院。浙东区党委给我们派来了医护人员陈也男、俞叔萍、俞梅萍等同志。俞叔萍是张席珍同志的爱人。俞梅萍是俞叔萍妹妹。陈也男后来成为支队参谋杨明德同志的爱人。他们来到部队后,我们部队医护条件有所改善。
  我们部队北撤以后,一次濮光星医生在为我们战士治病时,被叛徒告密。伪奉贤县长奚永之,会同中统特务把濮医师抓去,先押到四团圣果寺,再押奉城伪政府,对濮医师动用了老虎凳等酷刑逼供。一方面,要他招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并交代其他共产党员下落;另一方面,敲诈勒索他的钱财。濮光星医师忠贞不屈,拒不招认,说“我是个医生,只知救死扶伤,谁去问病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敌人逼供无效,就把他押到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关了100天大牢。濮有个表兄,叫王栓,是伪政府的特派员,在他表兄和我地下党的大力营救下,总算未被杀害。
  解放后,濮医师在大团窑厂当医生。“文化大革命”中,濮医生受到冲击,我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写信给他,要他相信党,相信群众,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您为我们部队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党和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您的”。濮医师拿了我这封信,坚定地渡过了这一段非常时期。

7.真正的铜墙铁壁

  我们部队的后勤给养也是通过群众的支持解决的。部队每天吃的菜,在群众掩护下购买。春夏秋冬的被服鞋帽供应量很大,我们在乔陈家宅一带设了一个秘密被服供给厂,由沈岳楼负责,主要加工制作衣被鞋帽,得到了这个地区群众的支持和帮助。
  在南汇与奉南交界处中心桥附近,我们有一个枪械所,是由我部朱连根同志负责的。这个枪械所也是在群众的掩护下工作的。
  朱连根,铜匠出身,手艺很好。我们的手枪和步枪,由于使用频繁,撞击弹簧老化,弹性不足,引起击发失灵。他去上海通过关系买了当时日军严控的21号钢丝,绕成驳壳枪内撞针的弹簧,性能很好。我们原来准备请朱印天同志去上海买一台万能机床,让朱连根修理更多枪械,因朱印天同志被日本人拘留而未成。
  那时我们子弹很缺乏。因为我们全靠缴获,而日军对子弹控制特别严,子弹缴获不多。所以,我们要求战士把空弹壳收起来,交给朱连根去翻铸。他很有办法,买了原料自己配制火药,弹头用废铜烂铁自己烧铸,关键是引信无法搞到。后来,朱连根用小孩子玩的“甩炮”火药来试验,结果成功了。他就用这种办法为我们生产了不少子弹,这些子弹虽然不及新的,但也可以弥补不足。
  朱连根的枪械所规模不大,但设备不少,不能随部队转移,工作中还要请帮手,所以长期隐蔽在中心桥坦光头一带的群众之中。这一带敌人、暗探、便衣也经常来,但这个枪械所,却从未遭敌人破坏,这应该归功于广大群众的高度觉悟。
  在南汇七区六灶以南,有个叫王渭香的农民。他家住的地方河浜多,坟山大,十分隐蔽。我们把一些不能随部队流动的病号和受伤未愈的战士,交给他负责养护。平时住在老百姓房子里,有了情况就转移到船上。他们的船是伪装好的,伪装的办法是船上装满柴草或披戴许多芦席,船舱中间是空的,四周留有通风瞭望口。病员在里面,有吃有睡,隐蔽安全。敌人来“清乡”,他们把船摇到敌人走不通,也不易走到的沟头里停歇,由于河岸两旁野草秆棵茂密,不走到船边很难发现,从来没有发生过意外。这样,他这个地方,慢慢成了我们部队一个隐蔽的“流动休养所”。我们部队北撤后,王渭香还为留在浦东的部队当过情报员,为革命做出了贡献,人们亲切地称他为“渭香伯伯”。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不明真相的人,诬陷他是什么“白衣队”,反对共产党,结果吃尽了苦头,屁股也被打烂了。我知道这个情况后,立即出具证明,才予以平反。80年代初,我正好在南汇,听到王渭香同志去世的消息,便赶去参加了这位老同志的追悼大会。
  像陈金生、濮光星、杨老伯伯、周梦林、王渭香等浦东许许多多的革命群众,他们虽然没有直接参加我们的部队,上战场杀鬼子,但他们不怕艰险,不怕坐牢杀头,发挥自己的一切聪明才智,克服种种困难,为打败日本侵略者贡献了一切。这些英勇、坚强的浦东革命群众,是我们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真正的铜墙铁壁。
  我们部队与浦东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结下的深厚情谊,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尽的。这种坚如磐石的军民关系的建立,也是我们部队的指战员,依靠地方党组织的支持和密切配合,积极开展群众工作的结果。
  在浦东,我们部队和地方党是有密切联系的,是党统一领导下的两支形式不同的革命力量。我们部队建立起来的秘密工作关系,根据工作需要,有一些也移交给了地方党。地方党也以浦东抗日武装斗争为中心,开展各项工作。地方党工作是非常谨慎的,有着它自己一套活动方式,平时不与部队直接发生联系,但大家有分有合,配合默契。
  浦东的地下党工作的总负责人,开始是周强同志,后是陈文祥同志,我主要与陈文祥同志联系。
  地方党的工作非常艰苦。他们主要是秘密地、隐蔽地开展工作。因为没有武装力量保卫他们,又是在敌人的直接控制地区活动,所以,工作危险性很大。他们的主要工作是配合部队的武装斗争,积极开展群众工作。有的以教员身份,利用教育工作之便,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和抗日斗争的大好形势,积极开展减租减息的斗争;有的为我们提供有关各界人士的情况和许多重要的情报;有的动员优秀青年参军抗日,还向我们输送优秀干部等等。他们在群众中宣传我们部队,爱护支持我们的部队,进一步密切了军民关系,为部队建设和游击区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我一直认为,我们在浦东的抗日斗争形势所以能够这样好,这与地方党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8.“兄弟会”组织

  为了密切联系群众,团结广大群众抗日,我们部队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民运工作,如组织“救国会”等群众性团体。我们还根据当时农村的特点,在浦东组织了“兄弟会”这样一种群众性的非正式团体。这些团体成为党团结广大农民的桥梁和纽带。
  当时,浦东的政权被敌人控制着,建立革命政权还不够条件。究竟采用什么样的组织形式,既容易被农民接受,又能隐蔽地把那些农村青年团结和组织起来,我想起了在香港中华印刷厂组织“兄弟会”的办法,通过“兄弟会”团结了一批工人骨干。我想何不也在农民兄弟之间,搞一些“兄弟会”呢?“兄弟会”者,是劳苦兄弟大众联合起来的意思。浦委姜杰同志也很赞成这样做。这是我们浦东开展群众工作的一种新形式。
  正在这个时候,有个叫黄川农的来支队部找我,要我介绍他到浙东去参加游击队。一见面,原来他是香港中华印刷厂凹版课的黄清荣。他就是“兄弟会”的骨干,罢工积极分子。他也大吃一惊,想不到“诸亚民”就是厂里的朱复。久别重逢,分外亲热。他告诉我,他是南汇人,连柏生的亲戚,要去浙东找连柏生参加抗日队伍。我说:“老兄弟,去浙东是干革命,在浦东也能干革命,还是留下来与我们一起干吧!”他说:“你准备叫我干什么呢?”黄川农当时还不是党员。我对他说:“你现在回去先把你家乡周围的青年朋友,像我们工厂那样,以‘结拜兄弟’为名,组织‘兄弟会’,做发动群众的工作。”他答应了。
  黄川农回到家乡陈行、龄楼一带,以做生意贩卖粮食、棉花为掩护,正式筹建“兄弟会”。先在同姓中组织,然后扩大到异姓。在组织方式上带有一点传统色彩,但活动内容是发动群众,支援和加入抗日队伍。“兄弟会”开会,我去作形势报告,宣传抗日道理和党的方针政策。“兄弟会”的“老大”都是我们的“骨干”。黄川农有时也随我们行动,一起研究“兄弟会”活动方式。这样“兄弟会”组织如雨后春笋,逐步扩展到奉、南、川地区。
  “兄弟会”组织起来后,发挥了很大作用。它实际上成为我们部队和地方党的外围组织。有些地方的党组织,是通过先建立“兄弟会”,然后在“兄弟会”中选择优秀分子建党。
  在奉贤柘林地区开辟工作的党员,先在盐民中建立“兄弟会”,前后发展30余人,不久就开始建党。有些同志,是先参加“兄弟会”,然后参加我们抗日队伍,入了党,成为党的骨干,如川沙的张震言、王新章等同志,南汇的朱伯英等同志。平时“兄弟会”还为我们传递情报,遇到战斗任务,“兄弟会”成员化装成“小商”、“小贩”摸到据点里去,侦察敌情。“兄弟会”组织隐蔽,敌人是很难识破的。有时他们直接参加我们战斗,有时执行锄奸任务,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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