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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2月，我带着浦东五大队的最后一部分人员撤到浙东。一天，区党委书记谭启龙同志找我去，说：浙东区党委决定，要我组织一支短小精干的便衣武装，重回浦东，坚持在内线反“清乡”。他强调地对我说，党中央指示：敌人兵力不足，“清乡”不能持久；只要我们依靠群众，正确执行党的政策，敌人的“清乡”是可以粉碎的。浦东地区大部队进去活动困难，但组织精干的武装在那里坚持斗争，则是完全可能的。 浦东三面环海，一面是黄浦江，地区狭窄，南北约百余里，东西仅七八十里，紧靠着敌伪政治、经济和军事的中心上海。坚持浦东斗争的重要性是十分明显的，虽然那儿像围棋上的一只“死角”，无法取得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直接援助，但只要遵循党中央指示的精神去做，坚持党的政策，紧紧地依靠我们在浦东的群众基础，一定能把这只“死角”走活的。何况还会得到上海党的秘密活动的策应。 听说鬼子已经封锁了杭州湾，浦东各城镇都组织了“清乡委员会”，鬼子大量增兵，等他们把“清乡”封锁圈完成，我们就无法进去。因此我在接受任务后，连忙回到部队，挑了11个熟悉浦东情况的同志（其中有3个党员），换了10支短枪，马上从古窑浦登上一艘方头“沙飞”，乘风飘向浦东去。 我们登陆后，天亮时赶到七仓墩，便派人去找乔乡长。 他是一个比较靠拢我们的伪乡长，见我们回来了，大为惊异，连说现在风声很紧，东洋人到处砍竹子，就要在海边打篱笆墙了。他关切地对我说：“你们还是赶紧走吧，这时不走，将来要走也走不了啦！”看他那紧张的神色，我就索性对他说：“正因为鬼子要‘清乡’，我们才赶回来的。”他见我们坚决要留在浦东，也打起精神说：“好吧，既然这样，小弟也不敢忘了抗日。不过大家还得小心点，免得吃亏！”接着我又告诉他如何应付鬼子，怎样和敌人的政工人员、伪军政工人员拉关系。因为他在我党教育影响下，还有抗日之心，同时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在利害关系之下，也不能不应承我们给他的任务。 第一个关系接上头后，我们就向南汇中心区活动。由于“清乡”在即，过去盘踞在农村里各式各样的游击队，几个月前就撤出了浦东；“忠救”张阿六本人不出面，却派他的徒弟带着部队，进据点当汉奸去了。农村中一度出现了“真空”地带，这给我们发动群众进行反“清乡”的准备工作以很大便利。 我们一路上宣传反“清乡”的道理，安定群众情绪，动员和组织农村中热心抗日的青年，成立“兄弟会”之类的秘密组织。建立联络点，整顿情报网。由于浦东环境特别复杂，根据上海地下党活动的经验，我们又从这些组织中，选择比较可靠的对象，直接建立秘密关系，准备在一旦遭到破坏时，我们仍能掌握到当地的情况。 在一段不长的活动时间内，又先后找了几个过去和我们有联系的乡长。虽然他们都担心日本鬼子“清乡”，但在我们正确政策的争取下，大部分人表示愿意为我们工作，只有一部分中上层统战对象，由于形势紧张和人事变迁的缘故，不肯和我们见面。有的只回一个条子，申诉他们目前处境困难，请求我们原谅，条子下面连名字也不敢具。其实，我们早有准备，并不想依靠这些人，主要的是依靠基本群众。 经过一段时间的宣传和组织活动，群众对“清乡”的恐惧心理减轻了；认为我们的队伍回来了，又有靠山了。也有的群众发现我们来来去去就这几个人，连“长家伙”也不见一根，又忧虑起来：“你们大部队都撤走了，留下这几个人，能顶什么事？”少数胆小的老百姓，则当面劝我们暂时离开浦东，避一避风头，免得给鬼子碰上了，大家触霉头。 到十月里，“清乡区”四周的篱笆墙已团团围好了。敌人调集了矛字三八二四、三八二五等主力部队（相当于三个团的兵力），配合伪匪刘铁成部和伪税警队五千余人，对浦东的奉贤、南汇、川沙三个县实行全面封锁。敌人控制了大小城镇，到处设据点。连乡下比较大的宅子，都驻上部队。然后，自南向北，有计划地全面行动，分区“清乡”，并采取多路出动、分进合击的战术，在指定区域内反复“搜剿”，队伍密得像梳篦一样。经过敌伪专门训练的“清乡”政工人员，也大批地下乡清查户口，恢复保甲制度，组织“乡民自卫队”，强迫老百姓在庄头设岗亭，昼夜放哨敲锣。我们走到哪里，锣声就响到哪里。 浦东又是一片平原水网地带，敌人的据点密密层层，不管我们在哪里，周围三五里总难摆脱敌人的包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定将全队分为三个小组，两个小组插到边沿区分散隐蔽，以待时机，我带一个小组转移到北边祝家桥一带活动。 我们这个组不进大村庄，专找偏僻地方的小宅子、祠堂和坟山屋居住。有时也蹲蟹棚。生活艰苦和形势的紧张，大上海花花世界的影响，乡保长糜烂生活的勾引，严重地损害着个别同志的斗志。这时，我们更加体会到：要打开局面，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同时还必须对敌人展开积极进攻，只有战斗的胜利，只有打击敌人的威风，才能长自己的志气。因此，我们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同时，决定寻求机会打一仗。 可是在“清乡区”内，敌人机动力量占绝对优势，我们要打好第一仗，又该怎样下手呢？ 有一天，我们正为这事纳闷，恰好南边小组来人联系，说乔乡长按照我们的话，和苏家码头“检问所”的一个伪军拉上了关系，一切都商量好了，单等我们过去动手。 夜里，我们全队出发，突然扑向奉城南面。路是不近的，还要通过层层封锁线。我们依靠群众的帮助，过村庄，先去人打招呼叫站岗的老百姓让我们通过以后再敲锣。大桥有鬼子站岗，我们绕道从小桥通过。就这样，我们穿过了敌人的层层封锁线。 在七仓墩附近找来了乔乡长，了解这个内线关系的情况。乔乡长拍着胸膛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原来有个伪军在鬼子面前吃了亏，一心想报复。我们那个小组的领导人和乔乡长，抓住这个机会，已向伪军作了不少工作。乔乡长还和那伪军喝了同心酒，拜为把兄弟。 我们见时机成熟，当即作了个巧安排。里应外合，悄悄钻进了敌人的据点。只打了几发子弹，就结束了战斗。打死三个鬼子，缴了伪军的全部枪械。当附近据点敌人闻讯出动，如临大敌地包围了那个地区时，我们早已跳出到几十里以外的地方休息去了。 第二天，我们又得到情报，敌人把准备北调的机动部队，匆匆地又调回南边去了。又是一个机会，我们当然不会放过，便连着在三灶地区打了两仗。前后打死三个鬼子和十几个伪军，战斗虽然不大，消灭敌人也有限，但在敌人占绝对优势的“清乡区”内，竟发生了这样的事，给敌人的震动是不小的。这样一闹，把敌人的“清乡”步骤扰乱了。他们慌忙收缩，那些仅有三五个鬼子带着一班伪军下乡设立的小据点，一个也不见了。被敌人拉到自卫队里放哨的老百姓，也都放下锣回家去了。我们的天地宽阔多了，全队不但可以集中行动，而且队伍一天天扩大。 当然，日本鬼子挨了几刀是不会甘心的。从此，他们除了集中兵力继续军事“搜剿”外，特别加强了间谍活动，通过特务机关伪政权、伪警察、伪军和保甲系统，侦察我们的行踪。同时，“清乡委员会”还指使大批身上挂个小铜牌的伪政工人员下来清查户口，捕杀与我们有关系的群众；对原来替我们工作的乡保长，进行威胁利诱；大批收买地痞、流氓、白粉鬼，建立情报组织。在很短时间内，我们的情报站给敌人搞垮了好几个。有些人牺牲了，有些人被汉奸敲得倾家荡产。这种新形势逼迫着我们不得不把斗争目标先放在镇压汉奸上面。 首先，我们镇压了一批明目张胆下乡来整顿保甲组织的汉奸，使得“清乡委员会”的一些坏蛋，再也不敢单独下乡活动了。 在“清乡”期中，坚决和我们作对的是鹤沙镇上的一批汉奸，因为那里离我们中心区较远，又是鬼子驻守的据点，汉奸们胆子特别大，肆意敲诈勒索老百姓。一天，我们趁鹤沙镇的敌人调兵向公路以东“扫荡”的时候，远途奔袭过去，把伪镇长、清乡主任和情报队长等反动头目全部收拾了。第二天，消息传出，震动浦东。从此一些伪镇长、乡长纷纷向我们打招呼，声明他们不是“真汉奸”，愿意给我们送情报，送子弹，帮助我们向镇上商店征收抗日捐税。后来，日本鬼子知道了这些情况，也没办法。听说他们有一次召开行政会议，鬼子公开说：“东洋先生心里明白：你们区长以上的人，八分相信东洋先生，二分相信游击队；区长以下的人，七分相信游击队，三分相信东洋先生；乡长嘛，一半对一半；保长以下统统靠不住！” 我们坚持在内线积极活动，真像孙悟空钻到铁扇公主的肚皮里一样，扰得敌人五脏六肺如绞如豁割，因而到1943年春天，敌人再次发起了军事“清乡”。这次敌人改变了战术，出动时经常穿便衣，化装成我们的游击队员，打听我们的消息。有时整队伪军下来，夜间在农村里住宿，生活上完全模仿我们的一套，想来迷惑群众，追寻我们的踪迹。不过敌人再怎样伪装得好，也骗不过群众雪亮的眼睛。有时伪军便衣队和我们住到一个宅子里，他们住前面，我们住后面，他们都没法知道我们。这是因为群众和我们一条心。 这次反“清乡”，我们曾袭击了新场。它是浦东中心区里一个较大的据点。西头住了一队日本鬼子，东头住了伪军刘铁城一个中队。街上钉了木栅门，警戒严密，不易接近。我们还是采用老办法，通过一个保长，和伪军的司务长拉上关系，又搞来了敌人的口令。夜里，我们混进了木栅门，揪倒了哨兵，一直冲进伪军的营房，把睡梦中的一百多伪军全部缴了械，只有在楼上赌钱的伪军，从屋顶爬出去逃跑了。住在西头的日本鬼子，相隔几百米，也不敢出来增援。因为他们根本不会想到袭击这样的据点的是一支二三十人的小游击队。 之后，我们又采取避实击虚、里应外合的战术，袭击了钱家桥鬼子据点，打死了十几个鬼子，把敌人刚发下来的九六式轻机枪也缴来了。又在庙泾港打了一次伏击，打翻了敌人的脚划船，全歼鬼子兵一个小队。这一连串的胜利，逼着敌人又把三灶、梁店、青村港、钱家桥、坦直桥等的中等据点也撤了。吓得刘铁成部下的几个中队长急忙派人来联系。在这种形势下，我们更积极地开展了对伪军的策反工作，利用泰日桥敌伪内部矛盾，促使一个伪军中队长打死八名鬼子，率领一个中队伪军反正。这一行动，引起伪军内部极度的动摇。日本鬼子对刘铁城部队也不信任了，慌忙把它全部撤出浦东。 青纱帐又起来了。鬼子“清乡”一年，毫无收获，劲头也就不大了。同时，敌人也不可能把它的主力部队长期地陷在一个地区里。隔不多久，就有部分鬼子兵调出去了。后来，“清乡区”四周的篱笆墙也给老百姓扒得七零八落的。敌人再一次的所谓“高度清乡”，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结束了。 反“清乡”胜利一周年，我们在海边邬家店开了庆祝大会，当地群众和外来参加开会的人可真不少，连过去找不上的那些统战关系，也都自动找上门来。我们的队伍，也不再是12个人的短枪队，而是一支拥有3挺机枪，好几百人的长枪队了。 ——原载《星火燎原》（六）“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征文编辑委员会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12月第一版，第471—477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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