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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敌伪严密统治着的长江下游，尤其在与上海唇齿相依、据点林立的浦东，新四军不但能够始终坚持着，积极地打击敌人，更能在斗争中时刻壮大和提高自己，这种难以想象的事实，必然引起一般人的惊异，并且为全国人民和盟邦人士所关切。 夹在长江和钱塘江口之间，有块小小的三角洲，西面渡过黄浦江就是上海，它东南的尖端下垂在东海里，这地区就称做浦东。它南北长达60公里，东西约40公里，包括奉贤、南汇、川沙三县（奉贤西部属浦南）和上海市的一部。敌人称之为“浦东半岛”。 西北紧靠淞沪，东南伸入东海，西南角上的贴邻金山卫，是历代有名的抗日战场，是杭州湾的前哨，是大上海的后门。从这里登陆，有公路直达上海。去年秋天开始，敌人忙着拆卸苏（州）嘉（兴）路上的铁轨，改铺在金山卫到松江一线。因此金山卫更可能成为盟军登陆的战略目标之一，故在配合盟国海空军准备反攻的今天，浦东的地位也更形重要了。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大批国军仓皇地向西撤退。不久，敌人就控制了沪杭铁路。 当时，浦东来不及退却而拥有新式武器装备齐全的忠义救国军别动队和张发奎部等部不下万余，这应该给那时在上海立足未定的敌人相当威胁。可惜的是他们没有这样做。 敌人还未注目于浦东以前，他们都正在忙着干“大鱼吃小鱼”的勾当：1937年年底，忠救别动队第二纵队指挥周岐凤并吞了张发奎手下的罗日明部；1938年9月，忠救八支队司令丁锡山率部二千余进攻四支队司令兼南汇县长于陶生；1939年3月，丁和三支司令兼川沙县长李子明火并，李不支逃亡，谷守信代替了他的职位；同年八月，丁又打跑了谷…… 数不清次数的大大小小的“内战”，抵消了抗日力量，因而影响到当地人民对抗战胜利的信心。自然，另一方面是讨好了敌人。当敌军一次次出击，特别是1940年3月集中二千余兵力大“扫荡”时，所谓“边区人民自卫总队司令”张惠芳（阿六）手下的全体兵官，和被民众公认为“十一军”（十一两字为土，“十一军”即土匪军，因丁部在浦东，无所谓纪律，故民众背地里送他这个称号）的丁锡山等这批勇于私斗的国民党“司令”与“县长”们，都陆续投入敌军怀抱。虽然丁锡山等以后是“反正”了，但与敌伪仍保持着藕断丝连的关系。此外像“奉南川保安队副指挥”徐承德（后来在苏北被新四军打死）之流，则早在上海邑人组织“大道市政府”时，俯首贴耳地挂起了“太阳旗”。 少数没有投敌的，有的逃亡，有的漂海，干起没本钱的生涯。 这一段就是所谓“别吃别”（“别”就是别动队，“别吃别”是浦东人民对当时国军相互火并的通称，话中含有同类相残之意）的故事和下场。 大“扫荡”还没有结束，所谓抗日的国军却早被扫得“各奔前程”，参加“和平阵营”去了！ 这时南汇二区有一支不大的人民武装——南汇县抗日自卫队第二大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像疾风中的劲草似地兀立在被敌氛激荡着的浦东。大队长连柏生（现在浙东行政公署主任委员）指挥全体指战员克服了“扫荡”中的一切困难，为坚持浦东的抗日游击战争打下了初步基础。 “扫荡”告终时，为了团结抗战，抗卫二大接受改编为“第三战区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连柏生任支队长。 不断的对敌斗争中，他们发展了自己，成为今天坚持浙东敌后抗日战争的劲旅之一——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第五支队。 1941年春，敌人的铁蹄踏进了浙东。为解放浙东人民，第五支队主力分批跨海南征。1942年夏天，浦东敌伪正计划“清乡”的当儿，我主力相继南下，仅留下诸亚民带了12个同志坚持浦东敌后的抗日战争。 诸亚民，优秀的共产党员，真正劳动人民的儿子。他家境贫寒，旧社会没有给他较多的读书机会，生活的重担驱使他从小就在一家工厂里做工。 在共产党的培养和教育下，他已成为一名刚毅不拔的革命斗士。他以他的英雄、顽强、热情、智慧和对革命的无限忠心，坚决完成了历史交给他的艰巨任务——在敌伪每隔三五里路一个据点和两千敌人反复搜剿的局面下，以绝对劣势的兵力出扰和袭击敌人，使敌伪三次“高度清乡”在军事上的收获是出人意外的空虚和渺茫。另一方面，两年半来，在他领导下的武装，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在斗争中得到大大的发展和壮大了！ “首先是党领导的正确，其次是各阶层民众的热诚爱护，和同志们不断用血汗拼得来的结果。”面对着伟大的成绩，他这样下着结论。在他的字典里，根本找不到“骄傲”。 现在，诸亚明已经是一个浦东人民抗日武装的领袖了。谦虚纯扑、以身作则的奋斗精神和坚强的群众观念，使他和他领导下的武装及要想在敌伪压榨下翻身的浦东人民溶成了一片。这就是敌人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始终消灭不了他们的根源。 “好比一块田，你不去种菜，它就要长青草。”诸亚明像富有经验的园丁一样，在浦东这块五千余平方里的园地上，培植着一阵畦绿油油的青菜。回顾旁边，被苦闷和不安包围着的敌人，却如深秋的漫草，在一天天萎黄消瘦了！ 浦东新四军和其他各地的新四军一样，丝毫没有新式武器的接济，更加上装备不齐、弹药缺乏，凭什么能够穿插在敌伪“梅花桩”里不受损害而消耗敌人呢？ 因为他们能灵活应用各种“平凡”然而使敌伪永远头痛的战术，像攻碉堡、打伏击…… 当他们想攻击某一据点或碉堡内的敌人之前，就先找关系，调查研究敌伪的人数、伪军的态度、武器的配备、可能的增援、周围的地形和进退的道路等，然后配置力量分头下手，五分钟、最多十分钟解决战斗。在奉贤的苏家码头、钱家桥、分水墩、南汇城里和万祥镇等处，他们都运用这一战术取得了胜利。尤以分水墩一役，仅仅用极少数兵力和惊人的速度，解决了敌伪一个中队，缴到两挺机枪，几十支步枪。 加倍提高了军民抗日的情绪。 打伏击说起来更平淡，只要得到老百姓的情报，知道敌伪向某地出动，先神不知鬼不觉地埋伏好，枪一响，保险多少总能发些“利市”。南汇北三灶、奉贤庙泾港的伏击战，将巡行的敌伪完全打死，使敌人害怕得少数人不敢出行，伪军更不必说了。去年8月22日的朱家店（南汇）伏击，47名敌军活着回新场的只有13名。第二天新场敌驻地王家花园里发出阵阵浓烈的臭味，敌人用了五六十担树柴，在举行盛大、隆重和悲惨的火葬典礼。 在历次遭遇战中，他们也创造了胜利的战绩：去年春天朱家店的遭遇战，敌伪是全军覆灭了。奉贤钟家宅和玉蟹桥等地的遭遇，也同样使敌伪遭遇到泄气的命运。 两年半以来，这支短小精悍的队伍，和敌伪进行了百数十次战斗，夺取了多过于自己几十倍的武器。他们在敌人的空隙中成长壮大了！ 在浦东，新四军以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优良传统抗击着敌人，和发挥着高度战斗技术来杀伤敌人！ 机枪手范广元，在1941年3月的蔡家桥战斗中，一排子弹打倒了4个伪军，冲进街时，他的左肩负了伤，右眼也被打瞎了，但还是不下火线，抱着机枪冲入敌营，咬紧牙关忍着剧痛，将室内的伪军又打死了六七个。战斗结束，他在一个老百姓家里休养，第二天被敌人抓了去，囚禁了四个多月没有屈服，于当年夏天的某夜越狱归队。 某中队战士张升，因单独出外警觉性不高而被捕了，在敌人的刺刀威胁下，始终没有暴露自己部队的情形。乘敌人不注意时，还想拖机枪逃跑，不幸事情被发觉。殉难时，仍不屈地高呼“新四军万岁！” 第二次朱家店战斗中，一中的一个新战士和两个敌军“拚刺刀”，一直坚持到另外一个同志来帮他将两个敌人全部杀死了才罢休。 南汇到大团公路上的遭遇战，区队长李阿全，用他在不断战斗中锻炼出来的熟练技术，一枪打掉敌人两个半（两死一伤）。像这样的例子，差不多经常有得发生。 他们在上海外围的斗争，对盟机空袭上海敌军也有着若干鼓励与帮助，今年1月21日从赣州出发飞袭上海敌机场的美国驻华第廿一战斗队中尉飞航员托勒特，在与敌机空战时，不幸油缸被敌击中而起火，他乘着降落伞降落下离上海五里路的龙华嘴，被活跃在上海近邻的新四军得悉，这位落难的美国机师就得了救。 另一方面，稍有民族观念而被迫为敌作伥的伪军组织人员们，在他们的胜利感召与敌人的压迫监视下，就纷纷投返祖国怀抱。去年5月6日与19日，驻奉贤泰日桥与南汇万祥镇的伪区保安队第五中队，在区队长沙干臣等带领下，全部人员带机枪2挺、步枪80余支，光荣反正，与浦东新四军共同抗日。此外三三两两陆续来归的，更为司空见惯了。 由于我军的胜利出击和伪军的离心倾向日益增加，浦东敌军的斗志正日渐消沉，第二次朱家店战斗发生不久，南汇敌军接到了“翻复扫荡”的命令，因害怕战斗与失败，当晚敌警备队营舍的梁上，就有敌军五名集体上吊自杀…… 浦东的勇士们用生命保卫了人民的利益，用血肉栽培着自己和削弱了敌人。 “清乡”开始时，敌伪到处筑碉堡、打竹篱，较大的村庄都建起据点，要道口设置了“检问所”，敌伪军不断增加…… 当时的民众着实替我们孤军坚持浦东游击战争的将士们担忧，因为敌我的力量相差太悬殊了。然而当他们感觉到每隔二三十天军民再度见面时，在队伍里都会增加或多或少的“陌生面孔”，枪支也在逐渐多起来时，他们的情绪又提高了！ “第五支队”——浦东人民到今天还是这样亲热地称呼着与他们生死与共的新四军——不但使敌伪丧胆，而且时时关怀着她周围的人民。“群众是我们的母亲”，每个战士都有这个观念。因此，他们有良好的纪律，使人们乐于接近他们。 此外，“第五支队”还部分地减轻了民众负担，他们废除了敌伪的若干苛捐杂税。如“清乡”以后新添加的“牛捐”、“船只捐”等，并号召与领导人民不吃敌伪的“军米”。 农民对新四军的义务，仅仅是一年一度每亩100元（1944）的田亩捐，而敌伪的各种捐税（单只是捐税），至少要超过这个数目字的五倍以上。 为国为民的主张与行动感动了广大人民，“天下哪里找得到这样好的部队！”他们都一致赞唤着。所以每当部队到时，老百姓都替他们烧茶、铺床、搬稻草……队伍一到宿营地，也总是把周围打扫得干干净净。“你们来一次，好像过一次年。” 有的民众这样反映。 1940年3月的某夜，队伍在离敌据点氽来庙一里多路的地方渡江，不小心翻了船，一挺机枪沉下江心。附近某村民众，自动地在冷风刺骨的黑暗中协同打捞了五夜，才把机枪捞起。这件事感动了每个指战员的心，更提高了他们杀敌卫民的积极性。 至于乡保长和民众白天到据点里侦察敌情，晚上作部队的向导，袭击敌人的事情，更老早成为他们的“拿手好戏”了！ 浦东民众已经深深地认识了新四军，并且看到了抗战前途。他们想早日争取胜利的到来，于是就成群涌进这支队伍。到今天，连苏南、苏中，尤其是浙东的新四军里，已经能够到处找到热情而年轻的浦东人了！ “只要是农村，只要有群众，就可以坚持，就可以打游击。”诸亚明同志始终相信这句话，现在这句话已被他自己、他领导下的同志们和广大人民用生命与血肉证实了！ 他们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削弱着上海敌伪的统治，和苏南、苏中的新四军形成鼎足之势，三面逼视、骚扰、打击和消耗着华中敌伪的心脏——上海及它周围的敌人，并且在积聚一切力量，准备胜利的反攻。 一旦反攻时，如果盟国的海空军能够配合着将上海的前后门加以封锁，则淞沪一带的敌军，将插翅也难飞去！新四军已经在上海外围筑了一道坚固的围墙，在苦难中忍受了七年半的上海人，已经清清楚楚地看到了这支新生的力量。“天快亮了！”他们用这话来相互祝贺着。他们相信——总有这么一天，长期盘踞在这里的侵略者，将一尝“瓮中之鳖”的滋味！ 1945年2月16日于浙东 （原刊于1945年3月5日《新浙东报》第一一九期第四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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