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一个女人不应该写东西……相信我的话，您别写书，生孩子吧。” ●在开初的时候，两人署名为J·桑多。两个情人相信找到了幸福。 来到巴黎，奥洛尔已经疲惫不堪。因为公共驿车的门关得不严，她冻了一路。于勒·桑多一直在心情激动、充满热情地等着她。她在塞纳街31号伊包利特的套房里安顿下来。 在他们周围，很快就聚起一小群贝里人：菲利克斯·皮亚特、爱弥尔·勒尼奥、弗勒里，还有古斯塔夫·帕佩。 这些小伙子都有些爱慕她。在他们之间，奥洛尔觉得心情愉快。 1831年的巴黎是令人兴奋的：革命经常发生，议会不断更迭。在刺刀、骚乱和破产之中，人们还像在和平时期一样快活地生活。 同时，文学革命毫不亚于政治革命。 这是浪漫主义戏剧举行盛大首演的时代，鼓吹民主的青年向墨守陈规的人挑战。1831年2月，《巴黎圣母院》面世；米什莱出版了《世界历史导言》；布洛兹当上了《两世界评论》的主编。稍晚之后，玛丽·多尔瓦尔，这个为青年反抗者们所喜爱的女演员，表演了大仲马的《安东尼》。这出戏是通奸和私生的辩护辞。奥洛尔和朋友们为了捍卫这出戏，都在戏院正厅里观看。当时女人只在楼座或者包厢里看戏。为了自由通行，也为了衣着省俭，奥洛尔身穿男人服装。她过去穿粗布罩衣，戴护腿套，和德沙尔特一同打过猪，所以乔装改扮，她不感到任何为难。当时的服装也有助于女扮男装。男人们穿着宽大方正的礼服，名曰“业主装”，一直垂到鞋跟，并不怎么突出身段。奥洛尔穿一件灰呢的“哨兵服”，戴一顶灰礼帽，系一条羊毛大领带，俨然是个瘦小的大学一年级学生。 不过，更重要的是，她摆脱了女人受支配的地位。在她挽着一个小伙子的手散步时，不再有拉夏特尔人的窃窃私议：“这好像是杜德望夫人！” 为了使生活环境完全改变，她与从前自己的那个阶层完全断绝了联系。她只在需要丈夫的时候才想到丈夫： “请你给我一些钱，以购买鞋、袜，等等。请马上写信给萨尔蒙先生，让他交给我三百法郎。再见，我的朋友。我看到了我母亲、姐姐、夏尔·杜维纳和于勒·德·格朗萨涅。我将去欣赏帕格尼尼的表演……我衷心地吻你……” 对她亲爱的英国女修道院，她做了最后一次拜访。 七月的大炮把修道院的修女们震得惶惶不安。阿莉亚娅嬷嬷忧形于色，忙忙碌碌，只和她过去的“女儿”会见了片刻时间。 奥洛尔明白，在修女们眼里，外边的友谊无足轻重。她又去探望科特莱的两位朋友：雅娜和埃美。两人都结了婚，如今是伯爵夫人，有钱有势，受人奉承。她离开她们后，决心永不再来。这些可爱的姑娘选择的是正统观念，谨遵旧习。奥洛尔·杜德望却更喜欢在人类的荒漠里自由自在地踯躅，昂着头，“脚踩薄冰，肩披雪花，两手插在口袋里，有时腹内略空，然而脑袋却更因此充满梦想、旋律、色彩、形状、光线和人影”。 然而必须生活。 她不能在伊包利特的套房里住下去。因为他常来巴黎，需要房子。租一间最小的屋顶室一年也要三百法郎的租金。雇一个看门女人做做家务，一个月就要十五法郎。一个蹩脚厨子送几餐饭，一天就要两法郎。严格地讲，如果她不买家具，不购书，勉强可以靠着三千法郎维持生活。她想方设法在马萨林图书馆住下，并在里面工作。可惜奥洛尔畏寒怕冷，而图书馆里供暖不好，冷冰冰的。 赚钱成了不可推却的任务，可是怎样去赚？ 用水粉去涂画盒子？给人画肖像，十五法郎一张！可有一些可怜的画匠准备五法郎一幅给人画像。而且她把看门女人的肖像画糟了，在附近一带留下了不好的印象。 写作行吗？为什么不行？“我发现我写得很快，很轻松；写很久也不累。思想原来昏睡在头脑里，信笔写来，便都苏醒了，并且都环环相扣……”她在谈话中表述自己的想法相当迟钝，在写作中却才华横溢，文思敏捷。总之，她是天生的作家，并且自己已感觉到了这点。她总是乐于记录自己的印象、感受。她的行李中带了一部长篇小说《埃美》。那是在诺昂写的。 可是，迄今为止，她的写作都只是一种消遣，如何把它变成谋生的手段？而且，又怎样进入文人的圈子？ 她思考着找一位能推荐自己的人。 她当时在巴黎熟识的人中，最有势力的是杜利—杜弗莱斯纳，拉夏特尔选出的议员。她去拜访他。 对这位漂亮的女同乡，他显得殷勤而谦恭。奥洛尔向他谈出自己的写作打算后，他打算把她介绍给德·拉法耶特先生。 “别攀求那么高。”她说，“太出名的人没有时间注意次要事情。” 于是他不得已，转而选择他议会中的一个同事，德·凯拉特利先生。他是布列塔尼的贵族，小说家。奥洛尔曾读过他的一部荒谬的小说：《最后一个勃玛诺瓦尔》。在那部小说里，一个教士强奸一个死了的女人。 “您的同事是个疯子，”她对杜利—杜弗莱斯纳说。“然而人们可能既是好的裁判，又是坏的实践者。” 白发苍苍的德·凯拉特利先生，早上八点在一间富丽堂皇的房间里，气派十足地接见了奥洛尔。他的年轻妻子盖着玫瑰红丝绸面羊绒被子，睡在那间房里。 “我也许直言不讳，”他对她说，“一个女人不应该写东西……相信我说的话，您别写书，生孩子吧。” “确实是的，先生。”她回答道，噗哧一声笑了起来。“您把这个劝告给您自己留着吧。” 一番努力白费了。但奥洛尔并不灰心，为了在巴黎生活下去，她继续寻找机会。 后来，拉夏特尔城的女友杜维纳夫人，把她介绍给一位贝里籍的文人：亨利·德·拉杜什。 此人以难得相处而闻名。他谈吐文雅，以致人们起初以为他是装腔作势，其实那只不过是他说话的方式。戏剧、小说、新闻、学术研究，佯样他都涉足，可谓通才，不过都是二流水平。他的长篇小说《弗拉戈勒塔》——说的是一个女人女扮男装，过着腐化堕落的生活——引起了小轰动。拉杜什是个出类拔萃的批评家。他培养出许多天才作家，自己却从未达到天才的水平。他辛酸地说：“我培养的作者多于我写的作品。”他是文学大师巴尔扎克的老师。19世纪上半叶法国较有影响的文学家夏尔·诺地埃对拉杜什推崇倍至，以至于他女儿说：“幸亏上帝创造了世界，要不然就会是杜什先生创造它了。” 在当时在文学界身分卑微的杜德望夫人看来，拉杜什是一个大人物。 她到马拉盖滨河街他的套房去拜访他，见到的是一位四十五岁的男人，胖胖的，脸上容光焕发，十分机智，仪态大方。他的声音低沉，甜润，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既温柔又有点像嘲笑人。他的一只眼睛童年时瞎了，不过并没有使他的面目变丑。在女人方面，他大有成就，与一个叫玛塞琳娜的女人有一段悲剧性的爱情。她为他生了一个儿子。 拉杜什耐心地听人朗读奥洛尔带来的《埃美》的手稿。朗读完毕后，他问奥洛尔：“夫人，您有孩子吗？” “唉！有，可我既不能把他们带在身边，又不能回去和他们生活在一起。” “那么您打算待在巴黎，用您的笔来挣钱吗？” “我必须这样。” “这很难哪。我在这方面看不出您有成功的因素，相信我的话，尽可能回家去吧。” 她恭恭敬敬地听着，却和贝里的女人一样固执。他说那部小说不合常情，她回答：“说得有理。”当他说必须重写时，她回答：“这也可能。” 她写信告诉卡西米尔说：“只在你我之间说说，我永不能和拉杜什这样的男人融洽相处。” 她也许不久就会发现，“在把他容纳不下的才智抛到外边后”，拉杜什亮出一颗温柔、忠诚而高尚的心。 他刚刚接管了一份讽刺性的小报《费加罗报》。他向这位少妇提出，请她参加编辑的工作。他骄傲地说：“那是奋飞的雏鹰的窝。” 奥洛尔高兴地接受了。 报纸在马拉盖滨河街的套房里壁炉边编写。每人都有一张小桌子。奥洛尔在壁炉边上占据一隅，小心翼翼，生怕弄脏社长漂亮的白底子地毯。 拉杜什好指点人，好责备人，好发指示。他把题材发给雏鹰们，同时他按实际需要，裁切出一张张或大或小的纸，分给他们。按要求，必须在上面写出一篇文章，或者一则“社会新闻”。这是学写短小精悍的文章的极好办法，可恰恰又是新手自觉无能为力的东西。 拉杜什把爱情的逸闻趣事交给乔治·桑写，可是枉然：“在规定死的这么一块地方，我既不会开头，也不知结尾。刚开始动手写，结束的时候又到了……真的受折磨……” 然而大伙儿还是谈笑风生。拉杜什虽然文字极为刻薄，却表现出父亲般的仁厚，令人敬爱。奥洛尔听人说话，消磨许多的时间，没写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可到了月底，他发给她十二法郎五十生丁，做为薪金。 然而，1831年3月5日，她还是有一个小小的成功。那天，为了嘲笑政府的谨慎，她写了如下的社会新闻。 警察局长将发布一个新的命令。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召集所有能持武器者，每天早上七点至晚上十一点，保卫王宫；每天晚上七点至次日早上七点，保卫寺院教堂和其它公共建筑物。在此期间，女人、孩子和老人在自家门口站岗放哨。未履行此条的家庭将失去要求武装力量保护的权利，将有被骚乱者侵犯蹂躏的危险。 第二，为了确保居民的安宁不再遭到扰乱，每天早上，日出之间，在公共场所鸣炮二十五响。夜里不论任何时候，每座教堂都将敲警钟，每条街都将敲集合鼓。国民白卫军的巡逻队将跑遍城里的每一条街；一边叫喊：“你们要小心！”正如城堡里的习惯一样。 第三，鼓励每个产业主在房屋周围挖掘一道七尺半宽的壕沟，加固车辆进出的大门，给窗户装上栏栅，并至少在家里存放二十支枪，以便在需要时武装房客和仆人。 依靠这些措施，政府保证居民们有完全而持久的安宁。他保证每月挫败的阴谋不超过十二起，每星期忍受的骚乱不超过三回。星期一、星期三、星期五将用于通知集会，星期二、星期四、星期六则用于解散集会…… 咖啡馆里爱打趣的人欢迎这则新闻，可是国王却老大不悦。《费加罗报》被查封了。 生活刚刚稳定，渐有生气的奥洛尔又一次陷入了初来巴黎时的困境之中。有一阵子，奥洛尔倒希望法院追查这篇匿名文章的作者，把她逮捕。 奥洛尔在《费加罗报》写小文章的那段日子里，于勒·桑多也一样步入了文坛。奥洛尔起初犹豫不决，不敢把他推荐给拉杜什。因为她知道珍惜他的支持。当她本人获得了“公民权”以后，她才敢于亮出于勒的一篇文章。拉杜什对这篇文章非常满意。于是，桑多也坐到编辑室里来了，占有一张铺有漂亮台毯的小桌子。后来，他带给《巴黎评论》一篇文章。这是两个情人一起写的，由于勒署名。《巴黎评论》的主编维隆博士觉得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奥洛尔深为于勒感到高兴。这向人们证实他能够成功。她决心让他参与自己的工作，或者她参与他的工作。不过，他坚持要让这种“文学上的合作”秘不外宣，以他的名义来写作。这不成问题。 因此，在开初的时候，两人署名为J·桑多。两个情人相信找到了幸福。奥洛尔写信给朋友和知己爱弥尔·勒尼奥说： 对我来说，必须有颗火热的心，像我所知道的那样爱我，来安慰我，驱走使我青春痛苦的种种不快。而且，尽管日渐年老，我也发现我的心与这颗心一样年轻。我发现了这种终生的爱慕，什么也不能使它消沉；它与日俱增。于勒重新把我与我已厌倦的生活联系起来。从前，我仅仅是由于孩子、出于职责才忍受它。我从前厌恶的前途，他使它变得更美。现在这种前途满载着他的身影和成就，满载着他诚实而谦恭的品行，在我眼前出现……啊！您要知道我多么爱他，那该多好！……这个可怜的孩子，他忍受了忧愁。 那么多次不由自主的发作，可人们还为此指责他……啊！至少您，您从不让他为此脸红……必须理解他内心火热的友情和无限的忠诚，而不计较他有时表面显出的冷漠…… 由于于勒·桑多总给人一副冷冰冰的印象，而他又有些慕虚荣，还流露出野心勃勃的姿态，在巴黎的贝里人都不太喜欢他。每到这时，奥洛尔便出来为他辩护。两个人在一起，奥洛尔与其说是情妇，不如说更像母亲。她安慰他，照顾他。他的身体孱弱，常常不思饮食，她便一定让他吃东西。他工作不勤奋，她便强迫他坐到桌旁，好像是强迫一个儿子似的。她喜欢行使这种温柔甜蜜的专制权。对于她，劳动并非一种束缚，而是一种自然的功能。 他们在巴黎的同居生活如鱼得水。两人一起写作，一起出去欣赏巴黎的景色。然而，自然地他们招来了别人的非议。 她哥哥就这事从诺昂给她写来一些威胁的信：“你做的最好的事，就是生养了你的儿子。他比世上任何人都更爱你。你要小心点，别挫伤了他的感情。” 但于勒和奥洛尔自以为有把握建立一个自由的家庭。两个情人意趣相同，感触一样。这间简朴的斗室，里面没有地毯，也没有挂毯，可是鲜花使房间里春意永在。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