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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西米尔整理出一份备忘录，向法庭披露妻子的一桩桩通奸行为。 ●伟大的上帝！请您保护一切愿做好事的人，镇压一切要做坏事的人。 1835年2月，奥洛尔·杜德望同丈夫签署了一项协议，将在十一月份执行。但是卡西米尔却拿不定主意，并且变得容易发怒。妻子交了一些政治上的新朋友，使他深感不快。 夫妇之间的争吵越来越频繁。奥洛尔打算撤销卡西米尔对她的家产的管理权。她说是卡西米尔把家产给弄光了。然而她同意甚至在离婚之后仍然供养他。 她在给伊包利特的信中说：“你可以想到，我不会让丈夫在麦秸上断气，尽管他不那么可爱。” 1835年10月19日，他们又发生了一场争吵，虽然说不太严肃，却决定了他们的决裂。 晚饭后，全家人和朋友们一起在客厅喝咖啡，莫里斯又要添奶油。他爸爸说：“没有了，到厨房去。滚开，滚出去！”孩子于是躲到妈妈身旁。夫妇俩接着吵起来，奥洛尔显得心平气和，而卡西米尔怒不可遏。他命令妻子出去，她回答说她是在自己家里。卡西米尔说：“咱们等着瞧吧。滚出去，不然我就打你耳光！”在场的朋友都出来劝阻。卡西米尔气得发狂，朝他放武器的地方走去，大喊道：“让这一切全结束吧！”杜特伊看到他拿起一枝猎枪，便从他手里夺过枪，并且严厉地责备他。卡西米尔说：“要是惹我生气，我不能控制自己，也会打你两记耳光。” 乔治·桑用农妇的诙谐语调，对这次争吵做了叙述： 男爵一时起了打我的念头，杜特伊不愿意他这样做。弗勒里和帕佩也不愿意。于是男爵就去找他的枪，要杀死所有的人。大家都不愿意被打死，男爵就说：“够了”，他又重新喝酒。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谁也没有生他的气。而我呢，我可受够了。我讨厌为了活命而写作，我的东西交到魔鬼手里，我却每年被人赶出家门。然而，镇上的一些放荡女人却睡在我的床上，把虱子带到我的屋里。 她到布尔日去了。米歇尔因政治罪正在监狱里服刑。狱中的待遇并不太苛刻。所有的法律界人士一致认为她应该利用这凑巧的事件，提出尽快离婚，妥善地了结此事。而此时所缺的就是取得卡西米尔的同意。这好办，因为只要卡西米尔的嫡母还活着，他这个私生子不能继承遗产，很需要钱用。事实上，他同意在辞去诺昂镇长的职务之后，就带两个孩子上巴黎，一个送到中学，另一个送到寄宿女校。 奥洛尔已经嘱咐她的母亲，如果卡西米尔去看她，要好好接待，不要刺激他的自尊心。“他也许会找些碴儿，同我过不去。我需要做的事，想做的事，什么也不能阻拦我去做。当我的良心要求我拿出勇气和主持正义，我就会嘲笑一切偏见，无愧于我的父亲。要是他听任这世界上的傻瓜和疯子摆布，那我就跟他一刀两断。然而，他遗留给我的，是独立自主与父爱的伟大榜样。我将尽力效法，哪怕全世界的人都感到愤慨。我只关心莫里斯和索朗芝。” 十一月份，她在诺昂等待法庭的判决，同时在这静幽的祖居写完了最后一部优秀的小说《莫普拉》。她没有仆人——卡西米尔把他们都辞退了——只有园丁夫妇俩做家务。法庭的判决在一定的程度上取决于奥洛尔的言行举止，她在专心地弹钢琴练习曲。 1836年1月，拉夏特尔的大法官听取证词。指控是众所周知的：1824年在普莱西她被他打了耳光；受到他侮辱人格的谩骂……在合法夫妇的住宅内，卡西米尔与女仆佩皮塔和克莱尔等通奸……通宵达旦地狂饮作乐。 她在诉状中说： 杜德望先生变得如此荒淫放荡，如此吵闹，以致住在我自己的家里，都成了难以忍受的痛苦：他在我面前肆无忌惮地放纵情欲。我在宁静的夜晚经常被他行欢作乐的喧闹声吵醒……1831年元月，我向杜德望先生宣布，我想同他分居，结果达成了一个妥协的协议。正是根据这个协议，我去巴黎定居……到意大利旅行。在这期间，杜德望先生给我写了一些很得体的信，说对我的远离并不十分关心，也不很希望我回去…… 她没有一字提到桑多，也没有提缪塞。 伊包利特尽管是起诉人的哥哥，却站在妹夫一边，鼓励卡西米尔做自我辩护，说乡亲们都支持他。卡西米尔却沉默不语。他不想丢掉已经商定的年金。他听任法庭作缺席判决。 拉夏特尔法庭同意孩子由奥洛尔照管。但是，她要求得到一千法郎，以便结清她和丈夫共同财产的账务。 卡西米尔不由勃然大怒，坚决表示反对。 伊包利特在这件事上极力怂恿他：“你周围有人帮忙，一下子就能打赢官司。关键在于要使他们开口讲话……” 乔治·桑对丈夫完全改变态度感到突然和恼怒。 相安无事的分居时期结束了。她不得不离开诺昂。直到最后判决之前，诺昂都是属于卡西米尔的合法财产。 她到了拉夏特尔，住在杜特伊的家里。她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取得舆论界的谅解，因为小城市的舆论界能对法官施加无声的压力。她尽量使自己讨人喜欢。跟小孩们在一起就天真活泼；同男人在一起，就贞洁娇好；同女人在一起，就谨慎从事。她在田野散步，追逐昆虫，还想方设法在公园和大路边同米歇尔秘密幽会。她给儿子写了许多亲切慈爱的信，赞扬高尚的道德，她特别努力工作。不管是打官司，还是同米歇尔的冲突，还是频繁的通信，都不能使她不去像蚂蚁一样耐心地劳动。 诉讼的双方都焦虑不安，动员一切人证、物证。 乔治·桑给布古瓦朗写信，让这位爱她的孩子的家庭教师指证丈夫与女仆的通奸行为。 卡西米尔也同样给在巴黎的朋友写信，为妻子在那里的不端搜寻物证。 最后，卡西米尔从麻木迟钝中清醒，整理出一份备忘录，详细列举了令他不满的事，备忘录的开头是这样的： 1825年8月：比利牛斯山之行，同奥雷利安会见与通信。10月：波尔多之行，奥洛尔·杜德望与奥雷利安被当场捉奸。 1827年：奥洛尔·杜德望同斯特凡·格朗萨涅有情书来往。1827年11月：由斯特凡·格朗萨涅陪同做巴黎之行，借口要治病和疗养！ 1829年：奥洛尔·杜德望写信给斯特凡·格朗萨涅，向他要毒药，借口要自杀。1829年4月：夫妇俩出发去波尔多，约定在那里住三个星期，或者顶多一个月。一住就是三个月。每天早上，杜德望夫人都要访问格朗萨涅先生，借口是去洗澡…… 1830年11月：杜德望夫人到达巴黎，住在塞纳街她兄弟的家里。据看门女仆说，杜德望夫人的行为使整个家庭蒙受耻辱。于勒·桑多先生。 1831年：她回诺昂只住几天，又回到巴黎，她雇的女仆、乡下姑娘玛丽·莫罗同行。女仆目睹了她同于勒·桑多先生大吵大闹，大打出手。 1832年：古斯塔夫·普朗什先生…… 1833年：偕同阿尔弗雷德·德·缪塞先生出发去意大利，逗留了八个月……争吵与和解…… 1835年：夫妇不和，杜德望夫人学着年轻男人的样子，抽烟，骂人，而且穿男人的衣服，完全失去了女性优雅妩媚的风度。 写了《莱莉亚》一书…… 1836年5年，离婚诉讼案重新提交拉夏特尔法庭。法庭严肃认真地审理了丈夫提出的令人不快的控告。结论是，指控既是确有其事，又是恶意中伤；归根结底，指控是荒唐的。那是因为杜德望先生“并不力图摆脱夫妇共同生活，而是要维持现状”。基于指控实质上是使夫妻双方都不抱重修旧好的希望，法庭宣判杜德望夫人与丈夫离婚，禁止丈夫再纠缠她，也不准同她来往，妻子以母亲的名义照管孩子。 卡西米尔在他的顾问们的鼓动下，就这个判决向布尔日地方法院提出上诉。 乔治·桑前往布尔日，以便与他的律师兼情人米歇尔亲近。开庭前夕，乔治·桑在自己住的房间的细木护壁上写了一段祈祷文： 伟大的上帝！请您保护一切愿做好事的人，镇压一切要做坏事的人…… 朋友们从巴黎、拉夏特尔和波尔多赶来支持她，只有她母亲索菲·莫里斯·杜邦夫人避免受牵连，因为她还不知道谁将给她提供年金。 米歇尔替自己的情妇辩护，他声音低沉地对诉讼的另一方说：“夫妇的住所遭到亵读，正是您干的好事；您把腐化堕落和迷信带到家里……”他激动地念着奥洛尔写给奥雷利安的信，证明他的委托人在初恋中纯洁无暇。他描述了这位少妇十分矛盾的处境：她虽然有庄园及大笔财产做嫁妆，却不得不靠菲薄的补助金度日，而她的丈夫则靠着这个家庭及其财产，过着“穷奢极欲，荒淫无耻的生活”。他影射杜德望先生的指控“把妻子描绘成最下流的娼妓”，完全是造谣中伤，不能令人深表厌恶。他夸赞这位无可指责的贤妻，是放荡而又吝啬的丈夫逼迫她离开夫妇住所的。 乔治·桑穿着素净的白色连衣裙，戴着白帽，围着带下垂花边的细布皱领，披着花披肩，楚楚动人地倾听米歇尔的辩辞。 在场的人都被这滔滔的雄辩震惊和折服。法庭终于同意辩护，驳回上诉。 然而，第二天法庭却又做了一个折衷的安排。 原来，伊包利特感到事情进展不妙，便建议妹夫对诺昂的权益和索朗芝的去向做出让步：“我没有要你同意拉夏特尔法庭的初审判决，但是你可以只要纳博纳公馆和你的儿子。把诺昂留给奥洛尔。即使要了诺昂，你也会觉得不能在那里呆下去。至于索朗芝的去向，你应该拿定主意。不必扯得太远，我就能向你证明，一个轻浮的女人对女儿一定会比正经的女人更严厉。不要担心现在左右她的男人。不出一年半，他们就要被她赶出大门！她的性格将比任何时候都固执，可能会因为女儿在身边而重新获得某些人类的感情；她会把某种自尊心倾注在索朗芝身上，使其不致重蹈覆辙……” 卡西米尔撤回了上诉。 乔治·桑也要了结此事，同意他照管莫里斯并享有对纳博纳公馆的用益权。她抚养索朗芝和继续管理诺昂。 经过多少次愤怒与激烈的争辩，才回到原先达成的妥协。这是一个讽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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