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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已经突然受到了爱的垄击，爱情已经占住了她的心，她不能让理智来控制自己了。 ●但是，肖邦的身体却惊人地走下坡路…… 1837年的夏天，灿烂辉煌而又荒诞无稽。乔治·桑的朋友都发现，年轻的钢琴家肖邦最使她思念不已，神魂颠倒，但她枉费心机也没能把他吸引到诺昂来。她曾一度认为，肖邦似乎是上帝有意为她而降生的。 弗雷德里克·肖邦，这个不幸的波兰流亡者，很易动感情，十分怀念家乡、怀念祖国，更眷念那温存的母爱。 “要是有人愿意管束我的话，”他曾这样说过，“我会感到很高兴”。 这时，确实有人愿意把他看作自己的情人和孩子。 因为米歇尔的专横使乔治·桑遗憾没有人顺从她，而肖邦比乔治·桑小七岁，她能指望肖邦像儿子，差不多像幼小的儿子一样顺从她，看见这个年轻的音乐家体弱多病，焦躁不安，对于她这个想做母亲和护士的人，该有多少不可抗拒的吸引力。 他的相貌同李斯特一样漂亮。他身材中等而瘦弱，两手纤细，一双小脚，灰黄的头发近乎栗色，褐色的双眼与其说有活力而不如说很忧郁，面颊正中长着一个鹰钩鼻子。他的微笑甜润，嗓音低沉，整个人显出某种庄严的、难以形容的贵族气质，致使所有不认识他的人，还以为他是一个流亡国外的大阔佬。 有多少回，乔治·桑望着诺昂的金色菩提树冥思默想，那漂亮的形象就来到了她的笔端，使笔不住跳动，使她无法再写下去。 马勒菲依是一个正直诚实的青年，可才疏学浅；而肖邦却是天才。乔治·桑受过音乐的熏陶。小时候，她就经常坐在奶奶玛丽的羽管风琴旁，欣赏诗意盎然的音乐。结婚后，她又常蹲伏在李斯特的钢琴旁，分享使她深受感动的音乐。她比任何人都更理解音乐的语言。由于玛丽·达古尔征服了李斯特，那么她的办法就是要使肖邦归顺。 这一切，都使乔治·桑急欲接近这柔弱而有才华的音乐家。 这次征服可不容易，因为肖邦是个爱挑剔的人。他讨厌一切喧闹的争论，讨厌别人衣冠不整，特别讨厌一切丑恶言行。他最喜欢的环境，是摆设令人赞叹的沙龙，里而坐满举止高雅、喜爱音乐的美女，她们在半明半暗中等着听一首吐露隐秘的《夜曲》。他喜欢使高雅的听众深深地陷入沉思，继而突然间以英勇豪迈的感情，歌唱受苦受难的波兰，打动他们的心。在政治上，肖邦是个保守主义者；在爱情上，他多情而又羞怯。见异思迁的精神恋爱观，适合他性格上的弱点。总之，这个相当痛苦的人，他的生活很不协调。 肖邦和乔治·桑初次见面的时候，他就严肃地评价这个浪漫派的女作家。她一副男人的打扮，嘴里吸着雪茄，亲昵地称呼她那些古怪的朋友。除了文艺界，她不和其他人来往。她与那些漂亮的、天使般的波兰金发女郎不相同！而直到这个时候，肖邦还纯真地喜欢她们。 大家都知道，肖邦起初是不愿去乔治·桑家的。去过法兰西旅馆后，他曾说：“这个乔治·桑多么讨厌！她真是个女人？我总表示怀疑。” 1837年，乔治·桑回到巴黎，肖邦反而同意与她相见了。 肖邦的内心深处仍是很痛苦的。“我们从一个著名的大师的工作室出来，”肖邦说，“因为几个为我们调琴的独特的意大利提琴制造家不在，不灵巧的手不善于引发出我们的新声。没有弦乐器制造家，我们只好将这新声压抑在心里了……” 肖邦要娶的波兰姑娘玛丽遵照父母的旨意，渐渐地疏远了肖邦，原因是肖邦的体弱多病，令人感到很担忧。肖邦从没对人谈起这件忧伤的事，但他感到需要安慰。 就在这时，乔治·桑给了他所有的安慰。人们在肖邦的一个小本子里，找到一封乔治·桑写给他的信，信是对折着夹在本子里的。在信的角上，乔治·桑写了这样几个字：“大家爱慕您”，并且签了名。而在乔治·桑签名的下面，多尔瓦尔夫人写道：“我也一样！我也一样！一样！” 1837年10月，肖邦在日记中写道： 我见过她三次。在我演奏时，她眼睛深情地看着我。我演奏一首有点阴郁的曲子《多瑙河的传说》，我的心跟着乐曲飞回到故乡。而她忧郁而奇怪的眼睛，老是盯着我，这双眼睛在说什么呢？她倚在钢琴旁边，灼热的眼光使我的全身发烧……我们被鲜花包围，我的心被征服了！我又见过她两次，从此她爱上了我…… 肖邦在乔治·桑身上找到了一种力量，不由得被她吸引，因为这力量支持着他。乔治·桑这个音乐爱好者，会珍重他，给他灵感，甚至能给他出主意。她这个慷慨的女人，只求献身于他。 尽管肖邦生性害羞，好像生来就怕冷，终究经不住诱惑。 诗人亨利·海涅很羡慕他俩，给他们这一对勾划了几笔。她栗色的秀发一直披到肩上，有点暗淡而似睡的双眼，是那样的温存和安详；她的微笑充满了天真的娇媚；她的嗓音低沉不清，她生性沉默寡言，听得多而说得少。他异常敏感，稍为触动一下，就是一个伤口，稍有一点声响，也会引起雷鸣；他喜欢两人独处，隐居在神秘的生活之中，但是，有时因为被强烈迷人的或者说是古怪的念头驱使，才走出来。 1838年春天，乔治·桑几次来到巴黎。晚上，他俩经常住在一起。肖邦演奏音乐；后来两个人都沉醉在吹过的晚风之中，这是燃烧着的天国之爱火。 可怜的马勒菲依完全被忘却了。 但是，和肖邦在一起，难以做出结论，爱情的季节变化无常。早上说：这显然是无法忍受的，可是晚上却说：这是最大的幸福。然而，这种羞怯和害臊，比起娇揉造作、故作媚态，更有把握地激起她的情欲。他整日躲开别人，神情冷淡，却使乔治·桑神魂颠倒。 在这变换不走的气氛下，1838年初夏，乔治·桑写了封信给肖邦最好的朋友阿尔贝·克齐马拉伯爵。他是一个好打扮的波兰大胖子，穿一件时髦名牌外套，上面缝满了绦子和花边。乔治·桑称他为自己的丈夫，因而肖邦被看成是他们的孩子。这封认真斟酌过的信，长达三十二页。乔治·桑在信里直率地写了大部分人过去和现在敢想不敢说的事。因此，在伪君子的眼中，似乎任何以诚相见，都是厚颜无耻。 乔治·桑在给克齐马拉的信中这样写道： 让咱们最后一次把问题明显摆出来吧，因为您对这个问题的最后的答复，将决定你今后的行动。您主张，既然我们热爱的人的幸福要求我们竭尽全力；那么，不要最后才考虑自己，也不要全然不顾自己。这样，我们的看法就完全一致了。请您好好地听我说；并请清楚地回答我，不要含糊，直截了当…… 信中说的是些什么呢？肖邦要爱、或者以为要爱的是波兰姑娘。首先要知道她是否还会给他带来幸福。乔治·桑不愿做一个损害朋友的人。如果那青梅竹马的女友是位纯洁美貌的姑娘，她不愿做争风吃醋的妖精。此外，乔治·桑心想，既然自己已经和一个称心如意的人（指的是马勒菲依）有了婚姻般的关系，感情融洽，也很体面；那个人把他自己完全奉献给了她，她不想抛弃他。如果“我们的孩子”（就是说肖邦）决心投入乔治·桑的怀抱，她也许会感到害怕：因为这种爱情“只能在它赖以产生的条件下发展，也就是说，断断续续地发展。如果一阵风吹过来，把我们中的一个人吹到另一个人身边，我们将在星际邀游……” 因此，只有两种可能。 其一，如果那个女人生来是要使肖邦获得纯真的幸福，而特别多虑的肖邦，又拒绝以不同的方式去爱两个不同的人；那么乔治·桑就会离去，并尽力使自己忘记他。 其次，情况刚刚相反，如果同那个女人结婚，就是断送艺术家的灵魂，如果肖邦在顾全家庭幸福和严守教规的情况下，能够抽出几小时去享受充满温存、诗意和贞洁的爱情，那么乔治·桑确实愿意继续去看他。乔治·桑绝不会干涉他的生活，妨碍他的宗教信仰、政治思想和社会观念。肖邦相应地不责问她的行为：因为“我们将不是每天都见面，不是每天都会有激情；但是，总会有些美好的时光和圣洁的感情……” 还有一个次要的问题，但有必要提出来，那就是完全献身的问题。是让人占有，还是不让人占有？乔治·桑对这个问题掉以轻心的态度，实在引人注意和令人吃惊。她承认，关于这一点，她的聪明和她的感情从来没有这样吻合过：因为“在这上面，我既没有什么秘密，没有什么理论，没有什么学说，没有什么定见，也没有下定什么决心……” 她素来为自己的这种天性感到自豪。她干过不少值得自我责备的蠢事，却没有干过庸俗恶毒的事： 感情总是胜过理智的，我希望处在这两者的边界上，这对我从来都是毫无益处的。我多次改变主意。我尤其相信忠诚，宣扬过它，实行过它，而且要求别人也这样做。有些人缺乏忠诚，我也一样，然而，我并不后悔，因为我在不忠诚的时候，总是在劫难逃；这是一种理想的本能，促使我去摆脱不完善，追求那些我认为接近完善的东西…… 总之，乔治·桑并不是那种水性扬花的女子，她总是忠实于她所爱的东西。就这个意义而言，她从来没有欺骗过任何人，而且，她只是由于别人的过错，爱情被扼杀，才不再保持忠贞。 在当前这情况下，她对自己十分不满，因为确实没有理由怨恨马勒菲依。而肖邦所造成的结果，又使她感到惊愕。如果有时间让她思考和权衡一下，她就会明白，这样做也许是不好的。但是，她已经突然受到了爱的袭击，爱情已经占住了她的心，她不能让理智来控制她自己了。 卢梭和他的情感伦理理论对此是有责任的。不管怎么说，让别人爱并不会扩大错误，最轻微的亲抚都会使不忠的忧虑烟消云散。“失掉了爱情，就等于失掉了一切……”要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想要一起生活，他们不应违背人的本能，在完全结合的问题上退却。和肖邦一起，必要时她将被迫不再保持贞洁，条件是肖邦也不守贞洁，那是出于对她，或者对另一个女人的忠诚，而不是像虔敬的宗教徒一样鄙视人类粗鄙的行为。乔治·桑觉得“蔑视肉欲”这个口号是可怕的： 我相信肖邦曾说过，某些行为会破坏美好的回忆。这难道是他说的蠢话，是他设想到的事吗？那可怜的女人在肉体之爱当中，竟给她留下这样的印象，她究竟是谁？他有过不相配的情妇？多么可怜的宝贝啊！在男人的眼里，所有的女人，都应该被绞死，因为她们糟蹋了造物主最受尊敬、最神圣的小东西，亵渎了神奇的秘密，玷污了宇宙生命中最严肃、最崇高的行为。 这就是那封有名的信。它特别以其通情达理引人注目。有人说她想占有肖邦，又保留马勒菲依，还找了些合乎道德的借口，企图使人相信她追求的只是这两个年青人的幸福。也许是这样的。但是，那些充满激情的人，谁不会绞尽脑汁，使他的生活在感官和感情两方面协调一致呢？乔治·桑在她的《私人日记》中发问： 那么，所有像你们那样的人，是怎样生活的呢？你们用眼睛、耳朵和记忆来做什么呢，你们说我厚颜无耻，那是因为我看见并记住了使你们自欺欺人的伪善行为，因为我为盲日地追随伪善的德行而感到脸红…… 她错了吗？这个自认道德败坏的女人，道德家接受并宽恕了她。因为她认了罪，她不但不会削弱原则，而是加强原则。放荡的拜伦或者波德莱尔，虽然受到惩罚，仍不失为道德的见证人。 而正是她心安理得和毫不惭愧的反叛，激怒了社会。那些虚伪的读者，绝对不能容忍乔治·桑的这封信。因为她在信中坦率从容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尤其是因为这封信竟出自一个女人之手。如果换个男人来写信，那么人们会发现，这不只是一个男人，而几乎代表了所有的男人。然而，乔治·桑就像男人一样地生活。这既是她的特点，也是她的弱点。她却认为这正是自己的光荣。 此外，问题在于肖邦极其谨慎，真实情形乔治·桑是难以想象的，从去年起，肖邦就中止了同玛丽的婚约。那是因为肖邦很痛苦，需要慷慨大度的温存，任凭自己在乔治·桑的怀抱里寻找温柔的宽慰。 克齐马拉的答复大概给乔治·桑吃了定心丸，因为乔治·桑很快就从诺昂回到巴黎。 1838年夏天，令人感到幸福。波兰姑娘玛丽的形象在肖邦的脑子里慢慢淡漠了，最后，只剩下一些诗一般的回忆。肖邦工作很努力，并且发表了一本《练习曲》，献给李斯特的情妇达古尔怕爵夫人，他过分腼腆，所以不会将这练习曲献给乔治·桑。 在这对情侣中，却是男的要求保守秘密，显得不合常理。因为马勒菲依的缘故，乔治·桑这次不得不谨慎从事。她满以为可以轻而易举地摆脱他： 他这个人是这样和善聪明，以致我渐渐地不能引导他领会和知晓一切。这是一块可塑的蜡块，我在上面留下我的印记；而且，当我想改变印记时，只要几分谨慎和耐心，就能够成功…… 这块蜡在使用的时候，并不像她认为的那样软弱，马勒菲依在被抛弃以后，变得十分嫉妒，并想要抵抗。1838年夏天，他就要与一个来诺昂的朋友决斗，因为这个人曾向乔治·桑献过殷勤。 乔治·桑事先光明正大地通知这位年轻的家庭教师，说他得宠的时间已经结束，爱情从此将转变为友谊。但是，她和另一个男人一有来往，争吵就可能要重演，肖邦尤其不应该是那个第三者。乔治·桑害怕肖邦受到马勒菲依的伤害，因而当马勒菲依到一个他们共同的朋友那里去时，她赶紧给那个朋友写信求援。信中说： 当你们谈到女人的问题的时候，请清楚地告诉他，女人不属于使用暴力的男人；两人互相割喉咙，绝不能重修旧好…… 这场风波使玛丽·达古尔感到很高兴：“我说，多么可怜的马勒菲依啊！他现在躺在床上，因为虚荣心受到了损害而病倒了，从此不存任何幻想：不抱任何希望了。”于是，她说马勒菲依返回巴黎了。 马勒菲依，这个可怜的人，一点也不知道乔治·桑又有了新欢，他甚至在《音乐报》上向肖邦表示敬意。 最后，不知道是什么鬼灵感，使他猜疑起来，进而在肖邦的房门外窥视。乔治·桑每晚都要到那房间去，被他撞上了。马勒菲依在那里变成戏剧性的人物，他叫着、吼着，他凶相毕露，想要杀人。朋友克齐马拉扑到这几个出名的冤家对头中间。人们让马勒菲依安静下来，乔治·桑和肖邦一起溜走了。他们去了帕尔马，在爱神木的树荫下，编织美好的爱情了！ 乔治·桑有十分充足的理由，到巴黎以外的地方去编织美好的爱情：如果她不离开巴黎，就会重新引起争风吃醋的风波；另外，在炎热的气候条件下生活，莫里斯的身体会好起来。肖邦整天咳个不停，令人不安；他自己担心和乔治·桑的这种暧昧关系一旦公开，丑闻会使他虔诚的家族大为震惊。 至于乔治·桑，她在什么地方都能同样有规律地工作；而且，她总是需要同新情人像正式夫妻一样生活。近五年来，她经受了很大的痛苦，感到很烦恼；希望有一个安静的隐居之地。她和肖邦约定，她带着两个孩子出发，每天赶路不多，途经里昂和西班牙的巴塞罗那；肖邦在途中与他们汇合，然后一起乘船去地中海的巴利阿里群岛。 1838年11月，他们来到马略卡岛的首府帕尔马。离开巴黎时，天气寒冷；到西班牙时，阳光灿烂，初次印象就十分美好。 置身在帕尔马的树下，那是棕榈、雪松、芦荟、橙树、柠檬树、无花果树和石榴树；碧空万里，大海蔚蓝，群山苍翠。空气清新，人们仿佛在天上一般。白天，太阳高照，大家穿着夏天的衣服，天气很热；晚上，整夜歌声和吉他声接连不断。他们住的房子建于阿拉伯人时期，葡萄藤从宽广的阳台伸出，垂挂在墙上。总之，生活在这里，令他们十分愉快。 但是，肖邦很快就感到失望了。那两个陈设很差的房间，根本就没有怎么布置，只有几张铺着深灰色垫子的帆布床，一把草垫椅子。他们吃的是鱼和大蒜，一种变了质的油把这里的房子、居民以及原野的空气都熏臭了，令人十分恶心。这足以使一个过分讲究而又敏感的人感到不舒服。 乔治·桑东奔西忙，找到了一个住所。他们想请人装修一下也很难，马略卡人干活既偷懒质量又很差。当地人惯于在大风中生活，房子没有玻璃窗，也没有门锁。 最后，一位名叫戈梅兹的先生把一所乡间小屋出租给这对情人。房子座落在山脚下，每月租金为一百法郎。 因为有甜密的爱情支持，最初的日子倒是过得愉快。他们轻松惬意地闲逛，到了12月中旬还在平台上度过美好的夜晚。乔治·桑常常想起威尼斯：入夜，大理石上汩旧的流水声多么神秘；她也忆及诺昂：成群的夜莺在林中整夜欢唱。 马略卡岛的夜晚极其安静，只有雌驴脖子上的铃铛和远处微弱的海浪声，有时会打破沉寂。 但是，好景不常。雨季开始了。大雨滂沱。戈梅兹先生租给他们的小屋，屋里很潮湿，又没有壁炉。建这房子并不是为了抵挡大风暴。墙壁很单薄，房内涂的一层石灰，经雨水一泡，全都如海绵似地膨胀起来。寒冷像一件冰外套，突然罩在他们身上。房里火盆发出的令人窒息的气味，使肖邦的咳嗽又发作了。 就从这时起，肖邦成了当地居民讨厌和惧怕的人物。胆小的戈梅兹写道：“我们遇到了一个得了传染病的人，怪不得他叫我们离开他的屋子。” 城里的三个医生都到这里来给肖邦会诊。一个医生闻他咳出的东西，另一个叩诊他咳嗽的部位，还有一个医生在他咳时，给他听诊。肖邦费了很大的力气才逃脱了放血和服发疱药。 由于这些西班牙医生明确地指出，肺痨病是传染的，戈梅兹先生就把房客赶了出去。他们只得去瓦尔德莫札修道院落脚。 旧道院破败荒凉，尚未倒坍，院里的人都被赶走了。一个政治流亡者匆匆离开故土，留下了他的单人小室和家具。乔治·桑他们在十二月中旬穿过灌木丛和阿福花，搬到这个山间的陋室里来往。 瓦尔德莫札旧道院面积很小，只够十二个修士和一个主持居住。它居高临下，两边靠海。1836年颁布的一项法令规定，修道院的单人小室，由国家经祖。但是，由于可怕的迷信，这里没人敢住。乔治·桑他们孤独地住进了修道院。 他们的邻居中有一个药剂师，一个圣器室管理人，和一个名叫安东尼姬的老太婆。她替他们干活。但事实上，她要拿走最漂亮的衣服，先尝最可口的饭菜。帮忙做家务的，还有当地大个子巫婆卡达里娜，以及头发乱蓬蓬的小鬼妮娜。 修道院小礼拜堂和回廊，装饰着阿拉伯风格的镶嵌画。晚上，在月光下，这古老的建筑物就显得十分奇特。索朗芝和莫里斯常常沿着螺旋形的楼梯爬到屋顶上去玩。 郁郁葱葱的青山，黄褐色的悬崖峭壁，孤零零的棕榈树，都消失在玫瑰色的天空里。在阳光明媚的白天，景色雄伟壮丽。然而，他们在瓦尔德莫札旧道院的暂住，实在是失败。肖邦吃不惯当地的饭，乔治·桑只得自己做饭。她亲自下厨，还要到帕尔马的店铺买东西。她带着孩子们，顶着大雨，来往奔波，坐破旧的马车，穿过暴涨的激流。同时，她还要修改《莱莉亚》，写小说《斯皮里底翁》——因为她需要钱，布洛兹资助了他们的旅行，可要她交稿——乔治·桑强健的身体，很能适应这种紧张的生活节奏。 老鹰在他们的床顶上方翱翔，浓雾时常笼罩着群山；小灯替他们在荒凉的修道院里照路，看上去像鬼火一般闪烁。从来没有什么住所比这里的更加浪漫。 肖邦工作在他的修士小室里，房门比巴黎住宅中通马车的大门还要高。他的头发一点也不鬈曲，手上没有带白手套，脸色和往常一样苍白。后来，肖邦终于收到了他的竖式小钢琴，这钢琴一直被扣在帕尔马海关。过去，在钢琴上，常放着巴赫的作品和他自己手写的曲谱。他一直因失去了自己的习惯，和自己熟悉的东西而难过。 邻居们并不喜欢这几个法国人。他们不去教堂祈祷，引起了邻居的反感。当地市长和本堂神甫说他们是异教徒。农民们联合起来敲竹杠。他们要出高价，才能买到鱼、蛋和蔬菜。索朗芝的衣服也十分引人注目，因为人们认为，一个十岁的女孩，不应穿男人的服装。 这里的气候很适合孩子们的成长。索朗芝容光焕发；莫里斯也神奇般地恢复了健康。他们的母亲，一惯勤勉地工作，努力教他们学习。 但是，肖邦的身体却惊人地走下坡路，咳嗽使他整日无精打采，十分虚弱。乔治·桑感到很难过，不能使他得到很好的调养。她常大发脾气，因为女仆们偷吃肉汤，又没有新鲜的面包。天气越冷，忧伤的情绪就越妨碍乔治·桑努力使大家快乐和安宁。 当地的医生诊断肖邦是喉结核，并建议他放血和禁食。乔治·桑觉得放血有生命危险，并且不相信诊断结果。 尽管肖邦感到很不舒服，他还是坚持工作。在马略卡岛的这些日子里，他创作了不少《叙事曲》和《前奏曲》。据说，其中很多乐曲是他焦急等待乔治·桑夜间散步归来时，灵感大发而写成的。 每晚乔治·桑都和孩子们外出散步，直到很晚才回来。 “我们加快了步子，”乔治·桑这样写道，“以免病人担忧。这种优虑的确很强烈，而且像是凝固在一种平静的失望里。他流着眼泪演奏一首十分出色的《前奏曲》。看见我们回来，他大叫着站了起来；接着，显得神情失常，用一种奇怪的腔调对我们说：‘啊！我很明白，你们已经死了！……’而当他清醒过来，并看到我们很好时，他因回想刚才梦幻中我们遇险的情景而感到难过。后来，他向我承认，在等待我们回来时，他像是做了一个恶梦；由于无法分辨梦境与现实，他就弹起钢琴，渐渐地就平静了下来，昏昏沉沉的，以为自己死了。他好像掉进一个湖里，冰冷沉重的水滴，有节奏地滴落在他的胸前。我叫他听，那雨水真的是滴在屋顶上，节奏分明；他却否认听到过这声音。我用‘模声谐音’这个词，他竟怒气冲冲。他极力表示反对，他有理由反对这种幼稚的听觉模仿。他的音乐才华充满了大自然神秘的和谐，是由他的音乐思想卓越体现的，而绝不是外界声音的刻板重复。这天晚上，他创作的乐曲，在他的想象和在歌曲中，都已变成了从天而降的泪水，敲击着他的心房。” 肖邦就这样，在浪漫的环境中，创作了不朽的杰作。但是，他很快就讨厌马略卡岛。暂住在瓦尔德莫札旧道院，对他是一种折磨，对乔治·桑也是一种痛苦： 肖邦在社交场合，显得温文尔雅，活泼可爱；但当疾病缠身时，他心里却感到失望，精神上好像被活活地剥皮那样痛苦，一片玫瑰叶子的折皱，一只苍蝇的影子，都会使他感到放血一般难受。除了她和孩子们，西班牙的一切都会引起他的反感和愤慨；与岛上生活的不便相比，急于离开的念头更加折磨他。 启程的日期终于决定了。从帕尔马到巴塞罗那，旅途十分可怕。在轮船上，从货舱里散发出生猪的臭味十分难闻。船长见肖邦咳嗽，怕他弄脏干净的床铺，给他一个最差的铺位。水手们用鞭子来抽打生猪，治疗晕船，猪群发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狂叫。 肖邦在船上咳出了很多血，到达巴塞罗那时，他差一点死去。从巴塞罗那到马赛，法国轮船上的医生十分细心地照看他这个病人。看来二月份他回不了巴黎。乔治·桑做为这个“家庭”的家长，把全家安顿在马赛的一家旅馆。 马赛的风光秀丽迷人，乔治·桑却无动于衷：“因为，我只要稍微探首窗外，走到街上或去到港口，我就觉得自己变成了一块糖、一箱肥皂或一包蜡烛了。幸亏肖邦用他的钢琴赶走了烦恼，并将诗意带到了我们的住所……” 有闲者、猎奇者和文学乞丐，都围在她的门外。 乔治·桑说：“我的门口总是挤满了，所有的文学渣滓都来纠缠我，所有的音乐败类都尾随肖邦，为了应付这种局面，我让肖邦装死。如果情况没有改变，我们就四处寄发我们两人的讣告，让别人为我们哭泣，使我们得到安宁。我们想整个三月份都躲在旅馆里，避开那不时刮来的相当猛烈的西北风。我们四月份到乡下租几间好的农舍住，五月份就回诺昂。” 在旅馆里，尽管孩子们在周围嬉戏吵闹，乔治·桑每天仍旧要写完十五页或二十页小说。她从马略卡岛带来了修改过的《莱莉亚》和一本抽象神秘的小说《斯皮里底翁》。 她继续慈母般虔诚地照顾肖邦。她不能出门，因为肖邦不能孤独一人呆在家里，周围没有孩子嬉戏和朗读的声音，他就会感到烦躁。肖邦略微胖了些，几乎不咳嗽。肖邦身体好时，她带他去意大利的热那亚，做一次缪塞式的出游，就像当年他带马勒菲依去弗朗夏尔一样。 玛丽·达古尔，挖苦乔治·桑已经“肖邦化了”。 乔治·桑给自己放血，我总对她说：“换了我，我比您更爱肖邦啊！”省得挨那么多刀呀！后来，她就不可能写《致马尔西的信》，也不可能缠住博卡日了。对一些善良的人来说，那可真是大好了。根据我分别了解他们的情况看，他们也许是因为同居了一个月，才彼此传染伤风的。这是两个正好相反的人，但没关系，这可是太妙了。而马勒菲依呢？他在这些纠纷中会怎么样呢！像他所说的那样，再去培养他那卡斯蒂利亚人的骄做？乔治·桑常常振振有词地向我证实，马勒菲依特别愚蠢可笑，难道是偶然的吗？我从来也不太担心莫里斯的健康状况。不管怎么说，西班牙的阳光对于爱情的冲动来讲，是一种灵丹妙药。肖邦是我唯一喜欢的钢琴家，他的演奏不仅不会令我生厌，反而使我听得入神。 这封信被收信人恶作剧般地交给了乔治·桑。乔治·桑果真发火了。由于信的主人要她发誓不要泄露是谁提供这情况的，她认为最简便的办法是不回复达古尔夫人的信：“我不愿意假装友好。”这话使玛丽和李斯特大为吃惊。 李斯特从中撮合，改善情妇和乔治·桑的关系，便写给一位朋友，说：“既然我们是她过去朋友，就在我们中间，悄悄说说算了吧．” 1839年5月底，肖邦和乔治·桑离开马赛，前往诺昂。他们好像市民一样，在沿途的旅馆住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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