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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那蛰伏了两年的情欲之火，现在终于进发出来了。 ●不久，伊莎多拉·邓肯发现自己怀孕了。 ●克莱格咆哮起来：“告诉她，我不想让娘儿们打扰我的工作！” ●皮姆的爱对伊莎多拉来说，就像奥斯卡·王尔德说的那样：“宁要片刻的快乐，不要永久的悲伤。” 返回柏林的时候，伊莎多拉·邓肯决意开办她梦想已久的学校——再也不拖延了，马上就开始。 她把这些计划告诉了母亲和姐姐伊丽莎白，她们也同样地热心。 她们立即着手为未来的学校寻找房子，速度之快，同她们做其他事值一样。一个星期之内，便找到了一所刚刚落成的别墅，并把它买了下来。 接着，她们到商店，订购了四十只小床。每只床上面挂着白色细布帷盖，用蓝色缎带拴着撩起来。 一家人着手把这个别墅布置成名副其实的儿童乐园。在中央墙壁上，挂着希腊神话中亚马逊女英雄的画像，比真人还要大一倍。在宽敞的舞蹈室里，有意大利雕塑家卢卡·德拉·罗比亚所做的浮雕像和意大利雕塑家多奈泰洛所做的正在跳舞的儿童塑像。在宿室里，装饰有蓝色和白色的婴孩，圣母和圣婴也是蓝色和白色的，他们被花果编织的花环环绕着——这也是罗比亚的作品。 伊莎多拉把这种种儿童理想形象的艺术品布置在学校里，因为它们都表现了不同时期的画家和雕刻家们理想中的儿童形象。 从这些小人儿天真无邪的形象和动作上看，彼此有点像是同胞手足，仿佛是各个不同时代的儿童相遇，手拉手地穿越时代的界限。学校里有血有肉的孩子们在这些形象中间活动、舞蹈，成长起来一定会像他们一样，不知不觉地在她们的动作和脸上反映出欢乐气氛和同样稚气的优雅风采。这将是第一步，也是朝着新的舞蹈艺术迈出的第一步。 伊莎多拉在学校里安置了一些跳舞、奔跑或跳跃的斯巴达姑娘的塑像。在斯巴达，姑娘们要受严格的体操训练，使她们堪为英雄战士的母亲。这些精雕细刻的泥塑人像，表现的是一年一度获奖的能跑善走、健步如飞的少女：她们纱巾飞舞，衣裳飘动，手拉手，在雅典娜节跳舞，表现了将来要达到的理想。伊莎多拉想，学校的学生将渐渐学会由衷地喜爱这些塑像，会日益成长得越来越像她们，并且日益深深浸透舞蹈和谐的秘密。因为伊莎多拉坚信：只有唤起人追求美的愿望，她才能获得美的本身。 他们在几家大报上都刊登了招生广告，说邓肯舞蹈学校是为了招收天才儿童而开办的，目的是把她们培养成大众艺术的信徒。 伊莎多拉的经理人差不多给气疯了。他一直都在张罗着她的环球旅行演出，而伊莎多拉则一直在抵制。最初是坚持在希腊逗留一年，他说这完全是浪费时间；现在她又完全停止了演出，要招收和训练这批他称之为根本无用的儿童。 从科帕诺斯，雷蒙德寄来了越来越令人吃惊的消息。开凿水井花的钱与日俱增，昂贵不堪，成了填不满的窟窿。找到水的可能性一星期比一星期渺茫。 伊莎多拉决定把所有的财力都集中使用，为世界各地青年开办一所学校。她选中了德国，因为当时她相信那里是哲学和文化的中心。 一批批儿童前来报名。有一天，伊莎多拉演完日场口来，发现街上挤满了家长和他们的子女。德国马车夫回过头来对她说： “那儿住着一个疯女人，在报上登了一则广告，于是一群群孩子都涌来了。” 伊莎多拉根本不懂得究竟怎样来选拔那些儿童。她急于填满那四十张床，因此不加选择，一古脑儿地收下了这些孩子，或者说仅仅看见甜美的笑脸或漂亮的眼睛就收下了。她也没有问问自己，她们将来是不是能够成为舞蹈演员。 有一天，在汉堡，一个头戴高礼帽、身穿尾服的男人，走进伊莎多拉住的旅馆会客室。他双手抱着一个用长围巾卷着的包裹。他把这个包放在桌上。伊莎多拉打开一看：两只瞪得大大的眼睛正盯着她——原来是一个大约四个月的孩子。 伊莎多拉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安静的孩子，一声不吭，连哼哼的声音都不出。 这位绅士样子很匆忙，问伊莎多拉愿不愿意收下这个孩子。 伊莎多拉把目光从婴孩脸上转到他身上，心里想：两个人长得何其相似，其中有缘故，这也许正是他这么诡秘、匆忙的原因。和平时一样，她不加考虑就收下了这个孩子。于是他走了，但伊莎多拉从此再没有见过他。 在从汉堡开往柏林的火车上，伊莎多拉发现那孩子正在发高烧。她患了急性扁桃腺炎。后来在学校的所在地格吕内瓦尔德，在著名的外科医生霍法的帮助下，对她抢救了三个星期。霍法医生对伊莎多拉开办学校的主张非常热心，免费为学校师生治病。 霍法医生常常对伊莎多拉说：“您这儿不像是学校，简直就是一所医院。这些学生都患有遗传性感染。您会发现，您将不得不耗尽心血让她们活下去，操心的程度远远超过您教她们跳舞。” 选拔学生、组织学校、开始上课以及照顾她们的日常生活，占去了伊莎多拉·邓肯所有的时间。尽管她的经理人不断警告说，有人盗窃了她的舞蹈杰作，在伦敦和别的一些地方上演，且大获成功，大赚其钱，她也全不在意，说什么也不肯离开柏林。每天从五点到七点，她都在教这些孩子学习跳舞。 孩子们有了惊人进步。伊莎多拉相信，她们良好的健康状况要归功于霍法医生规定的非常合理的素食。他主张，对于儿童教育来说，无论如何也必须让她们大量地吃新鲜蔬菜和水果，不要吃肉。 伊莎多拉在柏林大大出名，到了几乎令人难以相信的程度。人们把她叫做“圣洁的伊莎多拉”，甚至传说只要把病人抬进她的剧场，病就好了。每一次日场演出，都可以见到担架把病人抬进剧场的奇怪现象。伊莎多拉赤脚穿凉鞋，除了小小的白色舞衣，从来没有穿过什么别的衣服。她的观众是怀着一种绝对宗教式的心醉神迷来看她的戏的。 一天晚上，当她演出归来的时候，一群学生从她的马车上把马卸下来，自己挽车把她拉到著名的凯旋大道上。在林荫大道中央，他们要求她发表演讲。伊莎多拉站在敞篷马车上，向学生讲了以下的话： “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莫过于雕塑。但是，你们诸位热爱美术者，为什么允许就在你们城市中心有这样可怕的侮辱？瞧这些塑像吧！你们都是学美术的学生，如果你们当真是学艺术的学生，一定会在今天晚上拿石头去把这些塑像砸掉！美术？它们也算美术？！不！它们只是德国皇帝的幻影！” 学生们同意了她的意见，高呼拥护。要不是警察来了，他们一定会将柏林全城的德皇塑像砸得粉碎。 1905年年初的一天晚上，伊莎多拉·邓肯正在柏林表演舞蹈。尽管和平时一样，她演出时从不注意观众——他们总把她看成是代表全人类的伟大的神，这天晚上她却意识到在前排坐着个什么特殊人物。她并没有去看，或者看见那是谁，但她心理上感觉到这个人就在面前。演出结束后，果真有一个长得很漂亮的男子来到她的化妆室。 但是，他怒气冲冲。 “您很了不起！”他大声对伊莎多拉说。“您很出色！可是，您干吗要剽窃我的思想？您从哪儿把我这些布景搞来了？” “您说什么？这是我自己的蓝色幕布，我发明它的时候才五岁。以后我一直都用它做为我跳舞的背景！”伊莎多拉辩驳道。 “不！这是我的布景，我的构思！不过，您正是我的想象的在这样的布景中间跳舞的人儿！您是我一切梦幻的活的化身！”那人说。 “可您是谁？”伊莎多拉问。 “我是艾琳·泰瑞的儿子。” 艾琳·泰瑞，这是伊莎多拉·邓肯心目中最完美最理想的女人！ “啊，请您一定赏光到我家里吃晚饭，”从不多疑的邓肯夫人说道。“既然您对伊莎多拉的艺术这么感兴趣，您一定到我家来一起吃饭吧！” 爱德华·戈登·克莱格去了。 他兴奋之极，要向伊莎多拉解释他对艺术的全部理想，他自己的雄心壮志。 伊莎多拉听得津津有昧。 可是，邓肯夫人和其他人都听得昏昏欲睡，找种种借口睡觉去了，只剩下了他们两人。克莱格继续讲戏剧艺术。描绘起他的艺术来，他眉飞色舞，指手划脚。 说着说着，他突然问道： “可是，您在这儿干什么呢？您是一位了不起的艺术家，却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唉，这太荒唐了。我是唯一发现您、创造您的人，您属于我的布景。” 克莱格身材高大，脸庞很像他那漂亮的母亲，线条甚至更为细致。他虽然个子挺高，周身却有那么点女性味儿，尤其那薄薄的嘴唇很是性感。 伊莎多拉·邓肯像一个被催眠的人一样，允许他把她的斗篷披在她的白色舞衣上。他拉着她的手，一阵风似地下了楼，走上大街。然后，他叫了一辆出租马车，用德语说：“我和我的夫人要到波茨坦去。” 接连几辆出租马车都拒绝了，但他们最后终于找到了一辆。他们拂晓时分才到达目的地，在一家刚刚开门的小旅馆前面停了下来，进去喝了咖啡。然后，当太阳高高升起的时候，两人又开始返回柏林。 大约九点，他们到了柏林。“我们怎么办呢？”他们在想。他们不能回去见伊莎多拉的母亲，所以只好去找伊莎多拉的一位朋友——埃尔西·德·布鲁盖尔。 布鲁盖尔是一位波希米亚人，她态度十分体贴同情地接待了他们，并端来了早餐，又安排伊莎多拉在她的卧室里睡觉。伊莎多拉一觉睡到了晚上。 克莱格带伊莎多拉到他的工作室去。工作室设在柏林的一所高层建筑的顶部，地板漆成黑色，打了蜡，上面到处装饰着人工的玫瑰叶子。 面对着这样一位才华横溢、漂亮的青年，突然产生的爱情火焰在燃烧，伊莎多拉·邓肯扑进了他的怀抱。她那蛰伏了两年的情欲之火一直在待机迸发出来，现在终于迸发出来了。 伊莎多拉·邓肯这样描绘了她与爱德华·克莱格的放纵感受： 我不知道别的女人是如何回忆自己的情人的。我想，得体合礼的大概总是只说到男人的头、肩膀、手等等为止，然后描绘他的衣服。但是我看见的他，至今仍然是我第一天晚上在他的工作室里看见的那个样子：解脱衣服束缚之后，那洁白柔软、光滑发亮的身躯，以其全部光彩，照耀在我眼前，使我不可仰视。 我想，牧羊人恩迪米昂的魁梧雪白的身躯初次落到黛安娜闪闪发光的眼睛中的情景，想必就是这个样了。海辛图斯、纳西索斯和聪明勇敢的珀修斯，这些神话中的美少年一定都是这个样子。他看来不像是一个尘世青年，倒像是一个布莱克笔下的天使。他的美貌刚刚使我神恍目眩，就立刻被他吸引过去，拥抱在一起，融化在一起了。我们两人就像火焰遇到火焰，燃烧成一团熊熊烈火。我终于找到了我的伴侣、我的爱人、我自己——因为我们不是两个人，而是一个人，一个柏拉图在《灵魂对话录》中所说的那种令人惊奇的存在物：同一灵魂的两半。 这不是一个青年人向一位姑娘求爱。这是两个孪生的灵魂的会合。薄薄的肉体躯壳随着陶醉沉迷而发生质的变化，全世的狂恋化作白热的熊熊火焰，绞缠交织在一起，一同登上天堂。 这欢乐是如此完满，真可不必再活下去了！啊，为什么我燃烧着的灵魂那天晚上不能找到出路，像布莱克的天使一样，穿过地球的乌云飞往另一个天堂？ 他的爱情是年轻的、新鲜的、强烈的，他既没有沉溺性爱之徒的神经，也没有他们那种天性，宁愿在充分满足之前就不再缠绵于床第之间，把火热的青春活力表现为他的艺术魔力。 在他的工作室里，既没有床榻，也没有安乐椅，连饭都没有的吃。当天夜里，他们睡在地板上。 爱德华身无分文，伊莎多拉又不敢回家去取钱。她在那里住了两个星期，想吃饭的时候，他就去赊购一客饭，让人给送来。伊莎多拉躲在阳台上，等到饭送来以后，再蹑手蹑脚地走进来同他一起吃。 可怜的邓肯夫人四处打听，找遍了各个警察局和大使馆，说有那么一个勾引妇女的坏蛋把女儿拐跑了。伊莎多拉的经理人也在为她的突然失踪而急得发疯。大多数观众都转向别处了，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过几家报纸聪明地刊登了一条消息，说邓肯小姐患了严重的扁桃腺炎。 两个星期过去后，他们才一起返回邓肯夫人住的那栋房子。尽管伊莎多拉爱得发了疯，但她还是感到有点儿累，因为睡硬地板，而且只能吃点他从熟食店弄到的东西，或者等天黑以后偷偷上街吃点东西。 见到克莱格，邓肯夫人便大声嚷了起来：“滚！该死的骗子，给我滚出去！” 她对他的戒备提防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不可否认，是伊莎多拉激发了爱德华·克莱格的强烈爱情。她努力让自己的艺术生涯同与他的爱情都发展下去，两全其美。但二者不可能两全。在过了几个星期狂热的同居生活以后，克莱格和伊莎多拉的艺术灵感之间开始了空前激烈的搏斗。 他常常说：“你为什么不丢手不干？为什么要上舞台去胡乱挥舞你的双臂？你为什么不能留在家里，给我削削铅笔？” 尽管克莱格比任何人都更欣赏她的艺术，但是他的自尊心，做为艺术家的嫉妒心，根本不允许他承认一个女人的确能够成为一个艺术家。 同时，伊莎多拉和克莱格的行为在社交界引起轩然大波。 伊丽莎白为伊莎多拉的舞蹈学校组成了一个委员会，成员囊括了柏林的名流贵族妇女。当她们知道了伊莎多拉跟克莱格的风流韵事后，便给她送来一封信，以庄严的措辞表示谴责说：做为正经的资产阶级社会成员，鉴于这所学校领导人对于道德竟有如此越轨的观念，她们不便再充任该校董事。 门德尔松夫人，一位大银行家的妻子，被选派来给伊莎多拉递交这封信。她带着这张吓人的文书进来的时候，以惶惑不安的目光望着伊莎多拉，然后把信往地上一扔，泪水夺眶而出。她一把搂住伊莎多拉，哭道：“别以为我在这封倒霉信上签了名。至于其他的夫人们，那是没有什么办法的，她们不会再担任这所学校的董事了。不过她们还是挺信赖您姐姐伊丽莎白的。” 伊丽莎白也有了自己的打算，不过没有公开说出来。所以伊莎多拉看出这些夫人们的信条是：只要不张扬，万事大吉！但这些女人大大地激怒了伊莎多拉。于是，她借了爱乐协会的大厅专门作了一次讲演，专讲舞蹈是解放了艺术；最后讲到有关妇女享有自由恋爱和自由生育的权利。 那次讲演同样引起了轩然大波。有一半听众同情伊莎多拉，另一半则连声嘘她下台，并且抄起任何东西都往台上扔。最后，对她不满的那一半听众离开了大厅，而伊莎多拉同其他的听众留了下来，兴致勃勃地讨论了妇女的功过问题。 伊莎多拉继续住在维多利亚大街上的公寓里，伊丽莎白离家住在学校里，邓肯夫人则在这两个住处之间摇摆不定。 从这时起，在匾乏和灾祸的年月里一直以惊人的毅力忍受着种种艰辛的邓肯夫人，开始觉得生活非常没有意义。也许是由于她的爱尔兰人性格，对于成功不能像经受灾难一样坚毅，她的脾气变得喜怒无常。她常常心情不好，什么也不能叫她高兴。从离开美国以来，她第一次开始表露出想念美国的情绪，并且说那儿的一切都好得多：食物、还有别的，哪儿也比不上。 儿女领她到柏林最好的餐馆去，想让她高兴高兴。他们问她：“妈妈，您想吃点什么？”她总是回答：“给我来点儿虾吧！”如果这时虾还没有上市，那么，她就会一个劲儿地数落这个国家：一个国家连虾都没有，是多么糟糕！她甚至因此拒绝吃任何东西。如果正巧碰上了有虾，她也会抱怨说旧金山的虾比这不知强多少倍。 她的这种性格上的变化，大约是由于她过惯守节生活造成的。这么多年来，她把精力全部献给了自己的孩子们，而现在他们忙于各自的利益，离她也就越来越远了，于是她觉得枉费了自己全部大好年华，却没有给自己留下任何东西。这种变化无常的心情有增无减，她经常表示想回美国老家。后来，她终于回去了。 不久，伊莎多拉·邓肯发现自己怀孕了。对于这个不期而至的孩子，她的心中充满了将为母亲的惊异和欣喜。在她的梦中，她梦见戴姆·艾琳·泰瑞穿着闪闪发光的长袍来看她——正如她在演《伊莫坚尼亚》时穿的那样，手里牵着一个长得同她一模一样的金发小姑娘，用她特有的悦耳嗓音招呼：“伊莎多拉，爱吧，爱吧……爱吧……” “从那时起，我知道从那个荫蔽的虚无世界，有个什么在向我降临。这就是那个孩子，她就要出世，给我带来欢乐和痛苦！欢乐和痛苦！生与死！这就是人生之舞的节奏！伊莎多拉·邓肯这样讲。 伊莎多拉继续在公众面前跳舞，在学校里教课，同她的情人相爱。 克莱格却坐立不安，十分烦燥，闷闷不乐。他常常大声叫嚷：“我的工作，我的工作，我的工作！” 残酷的造化之神总是跟艺术作对。但伊莎多拉却从梦见泰瑞的那个美梦中得到了安慰，这个美梦后来又出现过两次。 1906年的春天来临了。伊莎多拉·邓肯签订了去丹麦、瑞典和德国演出的合同。 她不得不参加这次旅行演出，因为学校开支浩大，已经用光了她的全部积蓄，没有剩下什么钱了。 在哥本哈根，青年妇女黑色鬈发上戴着大学生便帽，像男孩子一样自由自在单独在大街上阔步行走，脸上露出不寻常的聪明智慧和喜气洋洋。这使她惊异不已。 在斯德哥尔摩，观众非常热情。首演结束后，体操学校的女学生们送伊莎多拉回旅馆，一路上在她的马车旁边蹦蹦跳跳，表达她们的喜悦心情。伊莎多拉参观了她们的体操学校，但这次参观没有为她获得任何一个热心的信徒。 她把她的观点尽力解释给学生听。但是不出所料，她们不大听得懂她的理论。 在斯德哥尔摩成功地演出了一季以后，他们经水路回德国。在船上，伊莎多拉闹了一场大病。她觉得暂时停止一切旅行演出会对自己好些，她渴望一个独处，完全脱离人们的注意。 6月，匆匆看了看舞蹈学校后，伊莎多拉·邓肯急于想到海滨会。她首先到了海牙，接着从那里到了北海海滨的一个叫诺德维克的小村。她在那里租了一所建在沙丘之中的白色小别墅，它的名字叫“玛丽亚别墅”。 伊莎多拉对生育毫无经验，以为生孩子是一个完全自然而然的过程。搬到这间别墅去住——它离任何一个城镇都有一百英里——时，她请了一位乡村医生。 从诺德维克到最近的村于卡德维克约有三公里路程。在这里，伊莎多拉完全一人独自生活。每天从诺德维克散步到卡德维克去，再从那儿走回来。她一直渴望见到大海，现在一个人住在诺德维克小小的白色别墅里，美丽的乡村两侧是连绵数英里的沙丘，却孤寂得很。但在玛丽亚别墅，她从6月一直住到8月。 与此同时，伊莎多拉和姐姐伊丽莎白保持着频繁的书信往来。在她外出期间，一直是姐姐代她负责管理格吕内瓦尔德的舞蹈学校。7月间，她在日记本上写下了学校教学的各种设想，还编出了一整套五百来个练习，这些练习包括从最简单到最复杂的正规的舞蹈动作。 伊莎多拉的小侄女坦普尔当时正在格吕内瓦尔德舞蹈学校学习。她后来到这里来同姑姑一起度过了三个星期，常常在海边跳舞。 克莱格一刻也不肯安宁，总是来了又走。但伊莎多拉再也不感到孤独，因为有了孩子。每天来回于诺德维克和卡德维克之间的沙滩，看到一边是波涛汹涌的茫茫大海，另一边是沙丘起伏的荒凉海滩，她感到无限喜悦。海岸上几乎一直刮着风，时而和风煦煦，时而狂风大作，使伊莎多拉不得不与它进行搏斗。间或风暴变得非常可怕，玛丽亚别墅犹如海上的小舟，通宵达旦地颠簸摇晃。 在这期间，伊莎多拉·邓肯闭门谢客，只有一位她认为可信的好朋友例外。他骑自行车从海牙来看她，给她带来书报杂志，并跟她谈论美术、音乐和文学方面的近况。他是一个办事有条理的人，总是在固定的日子前来，风雨无阻。除了他，伊莎多拉多半独自以大海、沙丘和肚子里的孩子为伴。 邓肯夫人为什么没有同她住在一起呢？这是因为她抱有一个荒谬的成见：伊莎多拉本应当办好婚事的。她不理解，也不能接受女儿不结婚便生孩子的事实。 8月间，玛丽亚别墅来了一位看护玛丽·基斯特，她以后成了伊莎多拉非常好的朋友。伊莎多拉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耐心、和蔼、好心肠的人。玛丽给了她莫大的安慰。 但从这时开始，伊莎多拉受到各种各样恐惧心情的侵袭。她对自己说，每个女人都要生孩子的，可是没有用，她还是感到害怕。她当然不是怕死，也不是怕疼，而是一种说不清的害怕。怕什么，她自己也不知道。 8月渐渐过去，9月来临。她的身子越来越重。玛丽亚别墅位于沙丘之上，要走一百级台阶才能进门。伊莎多拉常常惦记着跳舞，有时由于搞不了她的艺术而感到强烈的懊恼。而每当觉得肚子里面有东西用力地踢了她，她便笑了。 伊莎多拉漂亮的身体越来越粗壮，又小又硬的乳房变得又大又软，并且牵拉了下来，灵巧的脚变得笨拙了，踝骨也肿胀了，臀部有点酸疼。 “我那年轻漂亮的体态到哪里去了？我的雄心大志在哪里？我的名声又在哪里？”她经常不由自主地自问，而且觉得非常难受和沮丧。但是一想到快要降生的孩子，一切痛苦的念头也就烟消云散了。 夜里，伊莎多拉躺在床上，无依无靠，苦等天明。她往左边侧卧，觉得憋闷，往右边翻过身去，还是不舒服，最后只得仰面躺着。 一天，伊莎多拉碰上一件令她非常高兴的意外事。她在巴黎认识的一位女友凯瑟琳从巴黎来看她，并且打算留下来陪她。凯瑟琳精力旺盛，身体健康，胆识过人，后来嫁给了一位探险家。 一天下午，她们坐着喝茶的时候，伊莎多拉觉得仿佛有人在她背部中央猛击了一下，接着觉得疼痛难忍，好像有人把手钻伸进她的脊椎，想要把它撬开。她知道，孩子降生的日子马上就要到了。 果然，第三天的早晨在无比的疼痛之中，孩子降生了，是个女孩儿。 当看到自己的孩子丘庇特似的体态，蓝蓝的眼睛，长长的褐色头发时，伊莎多拉惊喜不已。尤其当那小小的嘴儿寻找她的乳房，用没有牙齿的牙床乱咬，吮吸着不断涌出来的奶汁时，她更有了一种做母亲的幸福感。 “女人啊，当这样的奇迹存在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必要去当律师、画家或者雕塑家呢？现在我认识到这个宏大的爱情实在胜过了对男人的爱。当这个小东西吮吸奶汁，呱呱啼哭的时候，我浑身紧张，摊开四肢，好像在流血，肉体也松裂了，而又无可奈何。生命，生命，生命！给我生命！啊，我的艺术在哪里呢？我的艺术，任何艺术又在哪里？管它什么艺术！我只觉得自己是神明，超越一切艺术家之上的神明，”伊莎多拉·邓肯说。 在最初几个星期内，她常常把孩子搂在怀里，久久地躺着，瞧着她睡。 “有时看见她眼睛里露出凝视我的目光，我觉得非常接近于生命的玄妙边缘，生命的奥秘，也许是生命的知识。这个新创造出来的身体中的灵魂，它用显然成熟的目光，永恒目光，来回答我的注视，而且充满爱恋。” 身体恢复正常后，伊莎多拉·邓肯带着婴孩和她的朋友玛丽·基斯特一起回到了格吕内瓦尔德的舞蹈学校。所有的学生看见了小宝宝都高兴得了不已。伊莎多拉对伊丽莎白说：“她是我们最小的学生。” 克莱格给孩子起了个爱尔兰名字——迪尔德丽，是“爱尔兰所爱”的意思。 在朱丽叶·门德尔松的介绍下，伊莎多拉·邓肯得以与她崇拜的偶像埃莉诺拉·杜丝相见，给她表演舞蹈。 伊莎多拉把克莱格介绍给了杜丝。杜丝立刻对克莱格的戏剧见解入了迷，很感兴趣。双方都很热情。 这样会见几次以后，杜丝邀请他们去佛罗伦萨为她演出易卜生的《罗斯梅尔庄园》设计布景。紧接着，一行人——埃莉诺拉·杜丝、克莱格、玛丽·基斯特、伊莎多拉和孩子，乘坐直达列车前往佛罗伦萨。 一路上伊莎多拉得给孩子喂奶。奶水不够，她只好用准备好的一些食品做为补充，装在瓶子里喂孩于。尽管如此，她还是极为愉快。伊莎多拉看见自己最崇拜的两个人物相逢在一起，克莱格有用武之地，杜丝将有适合于发挥她天才的舞台装置。 到达佛罗伦萨后，杜丝住在一家大饭店的豪华套间里，而伊莎多拉等人则住在附近一家小旅馆。 几位艺术家之间开始了初次论讨。伊莎多拉在克莱格和杜丝之间充当翻译，因为克莱格既不懂法语，也不懂意大利语，而杜丝一句英语也不懂。 处在这两位了不起的天才人物之间，伊莎多拉发现，这两个人的力量从一开始就好像针锋相对。她唯一的希望是使他们都愉快，让他们两人都高高兴兴。这一目的总算达到了，虽然她多少歪曲了他们的原话。因为如果她真把克莱格说的话告诉埃诺拉·杜丝，把杜丝的吩咐原封不动地讲给克莱格听，那是绝对不能成功的。 在《罗斯梅尔庄园》的第一场中，易卜生是把起居室描绘成“布置舒适、古色古香”的。但是克莱格却喜欢看到一所雄伟的埃及神庙的殿堂内景：高大的屋顶伸展入云，远远的墙壁一望无际。只有一点不像埃及神庙，那就是在远处尽头的一扇巨大方形窗户。在易卜生的笔下，这扇窗户朝着一条通向庭院的古木参天的林荫道。可是克莱格却喜欢要窗户为十米宽、十二米高，窗户外面是五彩缤纷的景色：黄色、红色和绿色，好像摩洛哥风光似的。但这无论如何也不像一个古色古香的庭院了。 杜丝似乎相当为难，她说：“我看这扇窗户应该是小的。它不可能是大的。” 克莱格用英语咆哮起来：“告诉她，我不想让娘儿们打扰我的工作！” 伊莎多拉把这句话谨慎地翻译给杜丝，就成了这样：“他说，他很钦佩您的见解，一切都要尽量做得让您高兴。” 然后，她转向克莱格，用外交手腕灵活地把杜丝的反对意见译成：“埃莉诺拉·杜丝说，您是一位伟大的天才，她对您的设计不仅不会提什么意见，而且会原样采纳。” 这样的交谈有时进行几个小时。伊莎多拉常常一边喂孩子，一边参与他们的谈话，随时在场担任和稀泥的翻译这样一个重要角色。喂奶的时间要是过了，伊莎多拉常常感到痛苦万分，却还要向艺术家们解释他们彼此没有说过的话。 当时她的身体极易疲劳，渐渐地便支持不住了。这些令人厌烦的谈话把她的产后恢复期变得非常痛苦。不过，考虑到演出克莱格为杜丝设计布景的《罗斯梅尔庄园》是一件艺术上的大事，伊莎多拉觉得，无论付出多么大的代价都不过分。 克莱格全力投入剧场工作，面前放着许多颜料罐，手里拿着一支大画笔，自己动手画布景。由于他找不到能够懂得他意图的意大利画师，也找不到合适的画布，所以搞了一些麻袋，把它们缝起来当画布使。 一连数日，一群意大利老太太坐在舞台上缝麻袋。年轻的意大利画匠们在台上忙着，尽力去执行克莱格的指示。这时，克莱格披着长发，对他们叫喊着，一面把画笔放进颜料盒蘸颜料，爬上梯子，站的姿势非常危险。他整天地，甚至几乎整夜地泡在剧场里，连饭也不去吃。要是伊莎多拉在吃午饭的时候不给他带一小篮子午餐去，他就干脆什么也不吃。 他下了一道命令；“不许杜丝进剧场。别让她到这儿来。要是她来，我就搭火车走。” 可是杜丝却渴望看看布景画得怎么样。伊莎多拉的任务就是将她拒于剧场大门之外，而又不得罪她。伊莎多拉常常带她到花园里去做长时间的散步，那里优美的雕像和绚丽的花卉能使她的神经镇静下来。 《罗斯梅尔庄园》的舞台布景制作工作在进展中。 每次伊莎多拉到剧场去给克莱格送午饭或晚饭，总是发现他又是愤怒、又是狂喜，一会儿相信他的杰作一定是艺术世界美的顶峰，一会儿又叫喊在这个国家什么也办不到——没有颜料，没有好画师，什么事都得他亲手去干。 接着，该是杜丝看全部布景的时候了。 在此以前，伊莎多拉用尽心计使她进不了剧场。当这一天终于来到的时候，杜丝正处在强烈的易于激动的兴奋情绪之中。伊莎多拉真担心这种情绪就像暴风雨即将来临的天气，随时都会爆发一场狂风暴雨。 她们已经约好，杜丝在饭店的门厅见伊莎多拉，由她带着去剧场。杜丝身穿一件宽大的古铜色毛皮大衣，头上戴着一顶古铜色的毛皮帽子。皮帽斜戴在头上，这是因为，尽管杜丝在好心肠的朋友们的建议下，一生中有时也光顾时髦的裁缝铺，但她从来穿不上一件摩登时装，也总是不能打扮得非常人时。她的衣服总是一边高一边低地歪斜着，帽子也总是歪戴着。不管她一套一套的衣服多么值钱，她似乎从不是在穿戴它们，倒像是屈尊地放在自己身上，运送它们。 去剧场途中，伊莎多拉心里紧张得几乎说不出话来。她又一次以极其圆滑的手腕阻止杜丝，不让她奔向舞台的门，而是特意让剧场的正门大开着，把她领进了包厢。 她们在那里等候了很久。 这时间真难熬。伊莎多拉心里真是说不出的难受，因为杜丝不断问她；“我的窗户会完全像我说过的那样吗？布景在哪儿？” 伊莎多拉紧握住她的手，轻轻拍着，说道：“再等一会儿，您很快就会见到了。耐心一点吧！” 一想到那个已经变得其大无比的小窗户的时候，伊莎多拉心里害怕极了。 她们不时可以听到克莱格激怒的声音，一会儿用说不好的意大利语，一会儿干脆用英语：“该死！该死！你为什么不把这放在这儿？你干吗不按照我的吩咐做？” 时间过得真慢，她们好像等了几个小时。正当伊莎多拉觉得杜丝一肚子怒火随时都要爆发的时候，幕布终于徐徐升起来了。 眼前看到的景色令她们又是惊讶，又是狂喜！ 任何埃及神庙都没有这样美丽！没有一座哥特式大都堂，没有一所雅典宫殿有这么辉煌！伊莎多拉从未见过这么可爱的人间美景。通过那一望无际的蔚蓝色空间、和谐的天空、绵延的山脉、伟岸的高峰，人们的神魂都被这扇巨大的窗户的光辉吸引了。它展开的不是一条小小的林荫道，而是广漠无垠的宇宙。在那蔚蓝色的苍穹之中，包容着人的一切思考、一切冥想和一切忧伤。窗外，就是人的全部心迷神醉、一切欢乐、创造力的奇迹。 这就是罗斯梅尔庄园的起居室吗？伊莎多拉不知道易卜生看了会做何感想，也许他会像她们一样神魂颠倒，说不出话。 杜丝紧紧抓住伊莎多拉的手。伊莎多拉可以感觉到她两只手臂环抱着自己，把自己使劲地搂着。她看见，在杜丝美丽的脸上，欢乐的泪水滚滚而下。 她们厮搂着坐了一会儿，两人都默不作声——杜丝是由于满怀对艺术的赞美和欢乐，而伊莎多拉则是由于在前段时间担惊受怕之后，看到她高兴而大大松了一口气。她们就这样待了一会儿，然后杜丝拉着伊莎多拉的手，把她拖出包厢，以她那常有的步伐，两步并作一步，穿过黑暗的走廊，来到舞台上。 站在舞台上，杜丝用她特有的声音喊道：“戈登·克莱格！到这儿来！” 克莱格从舞台的一侧走出来，像个小孩儿那样羞怯。杜丝伸出双臂把他搂住，然后从她嘴里滚滚吐出赞美备至的意大利语。她说得太快了，伊莎多拉都跟不上翻译给克莱格听。她的赞美之词就像喷泉之水，滔滔不绝地从她嘴里喷涌出来。 克莱格没有像两个女人一样激动得落泪，但是长时间说不出话来。这对他来说，就是一种大动感情的表现。 然后，杜丝把剧团全体人员叫拢来。他们本来一直在后台漠然等待着。杜丝给他们讲了这样一番热情洋溢的话： “我命中注定，会发现戈登·克莱格这样一个伟大的天才。现在，我打算把我余生贡献出来，为的是向全世界显示他的伟大创造。” 接着，她继续以雄辩的口才，痛斥戏剧界的摩登倾向、所有的摩登布景和关于演员的生活与才干的摩登概念。 她在讲话时一直握住克莱格的手，并且频频把头转向他，谈到他的天才，谈到戏剧的伟大新生。她再三强调说：“只有依靠戈登·克莱格，我们这些可怜的演员才能终有一日从今天的戏剧这个停尸所，这个丑恶地方解放出来。” 可以想象，伊莎多拉听到这些话是多么高兴。那时她还年轻，没有经验，竟然相信人们在热情冲动下真的说话算话。想象埃莉诺拉·杜丝如何用自己的辉煌才华为她的伟大克莱格的艺术效劳，将来克莱格又将如何取得不可言喻的成功，并且戏剧艺术也将取得光辉胜利。可惜的是，伊莎多拉没有估计到人的热情是多么脆弱，尤其女人的热情，更是摇摆不定。况且，尽管埃莉诺拉很有天才，也仅仅是一个女人而已。 《罗斯梅尔庄园》演出的第一个晚上，佛罗伦萨剧院座无虚席，满是期望的观众。幕布升起，观众赞叹不已，甚至连大气也不敢出。这样的效果是必然的。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在佛罗伦萨演出的唯一的那一场《罗斯梅尔庄园》，仍旧为艺术鉴赏家们所津津乐道。 杜丝穿着一件白色长袍，两袖十分宽大，垂在身体两侧。凭借她那万无一失的天才，杜丝巧妙地适应着笼罩她的每一道光柱、每一道光线。千姿百态，瞬息万变。她在舞台上的行动，活像一个宣示伟大信息的女先知。 可是，当另外的演员上场以后，情况就两样了。他们显得举止失措，就像舞台工作人员走错了地方。这简直糟糕透了。只有一个扮演勃伦德尔的男演员念以下的台词时，才与周围的奇妙环境溶为一体。他说：“金光灿烂的美梦涌现，轻轻飘拂萦绕不去。在我心灵深处，浮现一个又一个令人迷醉的新奇重大念头，鼓翼而飞，把我高高载起，逍遥漫游。我把这念头变为诗歌、幻想、图画。” 演出结束以后，大家兴高采烈地回到住处。克莱格喜气洋洋，看到前途无量，将把自己伟大的创作全部献给埃莉诺拉·杜丝。他现在竭力赞扬她，就像过去对她表示愤慨一样强烈。人都有其脆弱的一面。杜丝在克莱格的布景之中天才横溢，只有这么唯一的一次！那时，她的节目是轮流上演的，每晚都演出不同的戏。 高兴和激动过去之后，有一天上午伊莎多拉去银行取钱，才发现自己的存款全花光了。生孩子，办格吕内瓦尔德学校的各种开支，佛罗伦萨之行，这一切花光了她的全部积蓄。 一定得想办法开财路，她想。正好，圣彼得堡一位演出经理向他们发出邀请。他问伊莎多拉是否准备重登舞台，并且表示要跟她签订一个在俄国巡回演出的合同。 就这样，伊莎多拉·邓肯离开了佛罗伦萨。 她把孩子留给玛丽·基斯特照管，而把克莱格让埃莉诺拉关照，自己则乘坐特别快车经瑞士、柏林前往圣彼得堡。 这次旅行对伊莎多拉来说是难受的。第一次与孩子分离，还有与克莱格和杜丝分离，令她黯然魂销。她的健康状况不怎么好，婴儿又刚刚断了一半的奶，不得不用吸奶器把乳汁从乳房里吸出。这种经历对伊莎多拉来说实在可怕，为此她掉了许多眼泪。 火车越走越远，奔向北方。伊莎多拉·邓肯又一次到达那林海雪原的地区，它显得比过去更为寂寞荒凉。此前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一直悉心照料杜丝和克莱格，没有想到自己的艺术，对于这次寻回演出的严峻考验，没有丝毫准备。但是，俄国观众一如往常热情地接待了她，不计较演出中出现的毛病。在跳舞的时候，奶水经常顺着舞衣流下来，搞得她狼狈不堪。女人要做一番事业是多么艰难啊！ 在俄罗斯巡回演出过程中，伊莎多拉一心惦记着回佛罗伦萨。因此，她尽量缩短巡回演出的期限，并且接受了到荷兰巡回演出的合同，因为这样可以离她的学校、离她渴望重逢的人们更近一些。 到达阿姆斯特丹登台演出的第一天，一场病把她的身体搞垮了。演出结束时，她扑面跌倒在台上，被抬回了旅馆。在旅馆躺在屋子里，人们给她裹上冰袋。她躺了好些日子。在几个星期里，她什么也不能吃，只是喝一点儿掺鸦片的牛奶，一阵一阵昏迷不醒，最后不省人事地睡去。 克莱格从佛罗伦萨迅速赶来，一心一意侍候她。他们在一起待了三四个星期，直到有一天他收到埃莉诺拉打来的电报：“我正在尼斯演《罗斯梅尔庄园》，布景不佳，速来。” 那时伊莎多拉已部分恢复健康，所以克莱格便动身到尼斯去了。但是伊莎多拉看到了这封电报，立即有一种可怕的预感：如果自己不在那里当翻译，调和他们之间的矛盾，就要闹出事情来。 早晨到达尼斯后，克莱格便发现人们把布景截成了两半。看见他的艺术品、他的杰作、他在佛罗伦萨花了许多心血才诞生的“孩子”，在他眼前被肢解、被宰割成这个样子，克莱格怒不可遏。更为糟糕的是，他把自己的愤怒发泄到了埃莉诺拉的头上。当时她刚好站在台上。 “你搞的什么名堂？”他对她大发雷霆。“你糟蹋了我的心血，你毁灭了我的艺术！你，我本来对你寄予了很大的希望。” 他一个劲儿发火。 埃莉诺拉可从来没见过有谁敢以这样的态度对她说话，于是她也火冒三丈。她后来对伊莎多拉说：“我可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男人，从来没有人敢用这样的态度对我说话，大发雷霆，说出吓人的话。从来没有一个人这样对待过我。我当然不能忍受。” 她指着门说：“给我走。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杜丝曾一度打算把自己的全部艺术生涯献给戈登·克莱格，这种念头的结局就是这样。 伊莎多拉·邓肯到达尼斯的时候，身体非常虚弱，人们不得不把她从车厢里抬出来。 那是狂欢节的第一个晚上，在通向旅馆的路上，她坐的敞篷马车遇上了一帮人的困扰——他们戴着各式各样的丑角面具，做出种种怪相。 埃莉诺拉·杜丝也病了，躺在离伊莎多拉不远的一家旅馆里。杜丝给伊莎多拉写了很多亲切的信，并给伊莎多拉派来了自己的医生埃米尔·博松。这位医生不仅悉心照顾伊莎多拉，而且从那时候起，他成了伊莎多拉终生最好的朋友之一。伊莎多拉的健康恢复期很长，她为种种痛苦所缠绞，迟迟不能解脱。 母亲来跟她作伴。忠实的朋友玛丽·基斯特也带着伊莎多拉的小宝宝来了。 孩子很健壮，长得一天比一天漂亮。她们搬到沙隆山去住，在那里可以一面眺望大海，一面仰望山巅。在寓所的阳台上，伊莎多拉逐渐回到生活里来了。但生活的担子比过去更重，经济空前地困难。为了解决困难，伊莎多拉尽快回到荷兰去巡回演出，虽然她感到身体很虚弱，精神也很沮丧。 伊莎多拉崇拜克莱格——她将自己的全部艺术灵魂奉献给了他。但是她意识到，她和他的分离不可避免。 伊莎多拉已经到了一种疯狂的状态，和他生活在一起不行，不和他生活在一起也不行。 和他一起生活，就是放弃她的艺术、她的个性，也许还得断送她性命，丧失她的理智；而不和他住在一起，伊莎多拉又会长期地意志消沉，受嫉妒心的折磨。 伊莎多拉仿佛看见克莱格倒在别的女人怀抱里，这幻觉在夜里萦绕在她的脑际，使她再也不能入睡。她仿佛看见克莱格在向女人们讲解他的艺术，而她们又以爱恋的眼光睇视着他；她仿佛看到克莱格同别的女人嬉戏，他以他那悦人心意的微笑对她们兴致勃勃，一面爱抚她们，一面自言自语：“这个女人很讨我喜欢，伊莎多拉实在太讨厌了。” 所有这一切使伊莎多拉一会儿怒，一会儿又陷于绝望。她无法工作，也无法表演舞蹈。观众喜欢与否，她都不放在心上了。 伊莎多拉意识到这种情况不能继续下去，要不就是克莱格，要不就是自己的艺术——而放弃她的艺术，她知道是不可能的：这样一来她准会憔悴悔恨而死。她必须找到灵丹妙药，想到聪明的顺势疗法。 真是想什么就有什么，灵丹妙药果然来到伊莎多拉面前。 一天下午，伊莎多拉那里来了一个人。他年纪轻轻，仪态动人，彬彬有礼。此人金发白肤，衣着典雅。他对伊莎多拉说：“我的朋友们管我叫皮姆。” “皮姆！多么动人的名字。你是演员吗？”伊莎多拉说。 “不，我不是！”他不承认，好像伊莎多拉在指控他犯罪似的。 “那你有什么呢？有个了不起的想法？” “不，啊，不。我根本就没有什么想法，”他说。 “那么，你有一个生活目标？” “没有。” “那你干什么呢？” “什么也不干！” “不过，你总得干点儿什么吧？” “嗯，’他反射似地回答。“我搜集有一套顶好的十八世纪鼻烟盒。” 伊莎多拉·邓肯签了一个到俄国巡回演出的合同。这是一次长期的、艰辛的旅行演出，不仅要经过俄国北部，而且还要经过南俄和高加索。可是，她害怕一个人长途旅行。 “皮姆，你愿意跟我去俄国演出吗？”伊莎多拉这时问他。 “啊，太愿意了，”他立即回答。“我有母亲，不过我可以说服她。还有一个人，”皮姆红着脸说。“非常爱我，恐怕她不会同意我走的。” “我们可以秘密地走呀！”伊莎多拉说。 于是，他们计划好等伊莎多拉在阿姆斯特丹最后一场演出之后，让一辆小汽车在后台入口处等着，把他们送到乡下。他们叫女佣人带上行李乘特别快车，然后他们在阿姆斯特丹前面第二站取行李。 那天雾很大，夜很冷，田野上笼罩着浓雾。司机不想开快车，因为马路旁边就是运河。 “这太危险了，”他警告说，且开着车往前缓缓爬行。 但是，这种危险比起接着发生的事情，简直算不了什么。突然，皮姆向后一看，惊呼道：“天哪，她追咱们来了！” 用不着解释，伊莎多拉就明白了一切。 “她大概有一支手枪，”皮姆说。 “快，快！”伊莎多拉对司机说。但是他置之不理，只是指了指雾中闪闪发光的运河。这真够浪漫的。但是，他终于机智地甩掉了追踪者的小汽车，到了火车站，在旅馆前停下来。 那时是凌晨两点。值夜班的老门房用灯照了照他们的脸。 “要一个房间，”他们齐声说。 “一个房间——不行，不行。她结过婚么？” “是的，是的，”他们回答。 “啊，不行，不行，”他咕咕着说。“她还没有结婚，我知道的。”不顾他们极力反对，他让他们分开住到长走廊两头的两间房里，并怀着恶意的愉快，通宵达旦坐在他们两人中间，把灯放在膝盖上。每当皮姆或者伊莎多拉把头伸出来的时候，他就把灯拿起来，说道： “不行，不行，没有结婚——不可能的——不行，不行。” 第二天早晨，在这样一次捉迷藏似的游戏以后，伊莎多拉和皮姆都感到有点疲倦，于是乘直达快车前往彼得堡。 这是一次空前愉快的旅行。 到达彼得堡以后，搬运工从行李车里取出了十八只大皮箱，上面都标有皮姆的名字。伊莎多拉感到困惑不解。 “这是怎回事？”她惊愕地说。 “啊，这不过是我的行李，”皮姆说。“这一箱装的是领带，这两箱是我的内衣，这些是我的成套衣服，这些是我的靴子。这一箱装的是我特制毛皮背心——这在俄国是非常适用的。” 欧罗巴饭店的楼梯非常宽阔，皮姆每小时都要跑上跑下，每次衣服颜色都不一样，领带也花样翻新。见者无不啧啧称羡，因为他的穿着总是优雅人时。 在伊莎多拉的眼中，他的整个外貌就像春天郁金香花坛那样鲜艳迷人，他的头发就像一坛金色郁金香花，嘴唇就像玫瑰色郁金香。当他拥抱她的时候，伊莎多拉感觉就像春天里在荷兰万紫千红的郁金香花坛上展翅翱翔，飘飘欲仙。 皮姆的爱对伊莎多拉来说，就像奥斯卡·王尔德说的那样：“宁要片刻的快乐，不要永久的悲伤。” 皮姆给了她一时的快乐，而在此以前，爱情只是带给她浪漫气息、空想和折磨。皮姆却给伊莎多拉带来了快乐——纯粹是愉快的享受，而且正是在她非常需要的时候。因为，如果没有他的温存体贴，她就会陷入失望，精神就会瓦解。 皮姆的出现给了伊莎多拉·邓肯新的生命、新的活力。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懂得单纯的、无忧无虑的青春的快乐。 他看见什么都爱笑，到处跳跳蹦蹦，手舞足蹈。在他的感染下，伊莎多拉把忧伤抛在了九霄云外，无忧无虑，逍遥自在。结果，她的演出充满了新生的朝气和欢乐。 正是在这个时候，伊莎多拉·邓肯创作了《音乐瞬间》，并且在俄国演出大获成功，每天晚上都得重复五六次。在伊莎多拉的心目中，《音乐瞬间》是皮姆的舞蹈——“快乐的一瞬间”，音乐的一瞬间。 如果伊莎多拉·邓肯把舞蹈仅仅看成为一种个人的表演，那么她的道路就再简单不过了。 她已经出了名，很多国家都竞相邀请她去演出，她只需要追求飞黄腾达就行了。 可惜伊莎多拉并没有这样做，她朝夕惦念着创办一所学校——一个能用舞蹈表演贝多芬第九交响乐的大型团体。夜晚，每当闭上眼睛，这些形象就在她的脑子里列成强大的阵容，跳起舞来，让她把他们变成活生生的现实。 伊莎多拉·邓肯一心梦想做出普罗米修斯创造生灵那样的奇迹。似乎只要她一声令下，那些世界上从未见过的舞蹈形象就会从地底下冒出来，从天上掉下来。这真是个雄心勃勃、迷人心窍的美梦。 伊莎多拉带着这样的梦想回到格吕内瓦尔德去教那些学生。她们已经跳得相当美，这使伊莎多拉增强了信心。 她时而做出像庞培遗迹的爱神的舞姿；时而又扮成多娜特罗的优美三女神；或者做出泰坦尼亚飞天的舞姿，教学生们学习迂回环绕、分离组合，变化无穷地绕圈和列队。 学生们一天比一天强壮，一天比一天灵活，在她们青春的体态和面容上，闪烁着灵感和神圣音乐的光辉。这些孩子跳起舞来美极了，所有的艺术家和诗人都赞美不已。 然而学校的开支太大，入不敷出，伊莎多拉困难重重。因此，她想出个主意：让他们跟她到各国演出，看看有没有一个政府能够赏识这种儿童教育，给她一个在较大范围内实施自己的规划的实验机会。 每次演出结束，伊莎多拉·邓肯都呼吁观众设法替她宣传，设法把她在生活中的这一发现告诉别人。伊莎多拉认为那样就可以给千万人的生活带来更多的自由和光明。 但伊莎多拉越来越明白；在德国，她的办学主张是找不到支持的。德国皇后的观点纯粹是清教徒式的，当她参观雕塑家的工作室的时候，总是派她的御前侍卫在她驾到之前把那些裸体雕像用布遮盖起来。这种普鲁士的高压统治方式使伊莎多拉不可能再存幻想，把德国当成她可以工作的场所。 于是，她想到了俄国，因为伊莎多拉发现那儿的观众对她的反应热烈，而且使她交过好运。抱着有可能在圣彼得堡办学校的想法，伊莎多拉·邓肯于1907年1月再度前往圣彼得堡。伊丽莎白陪同她前往，她们还带了二十个小学生。 这次试验没有成功。尽管观众对伊莎多拉复兴真正的舞蹈的呼吁表示热烈支持，但是，皇家芭蕾舞剧团在俄国根深蒂固，任何变革都是不可能的。 伊莎多拉带着学生们参观了芭蕾舞学校孩子们的训练。该校的学生观看伊莎多拉的学生时的神情，就像关在笼子里的金丝雀看见了天空中飞翔的燕子一般。但是，在俄国建立一个提倡人体自由动作的学派还不到时候。 伊莎多拉·邓肯在俄国建立一所更为伟大、更为自由地表现人类感情的学校的希望，只能寄托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支持。然而，尽管他竭尽全力帮助她，但仍然没能把他们的学校安排在他的艺术剧院里——而这正是伊莎多拉所希望的。 就这样，寻找对她的学校支持的愿望在德国和俄国宣告失败之后，伊莎多拉决定到英国去试一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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