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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可夫斯基小姐俯下身去，跪倒在伊莎多拉像往常一样斜倚着的长沙发椅旁，恳求她别去俄国。 ●她兴致勃勃地和他们打招呼：“同志们，你们好！” 1921年7月12日，伊莎多拉·邓肯登上“巴尔坦尼克”号航轮的甲板，偕同她的学生启航去苏维埃俄国。 当时，她的许多朋友和崇拜者认为她疯了。但对那些真正了解她的人来说，她的这一举动并不使人感到意外。他们知道这并非她一时的心血来潮；他们知道她热爱俄国和俄国人民。他们，可能还有很少一些人，了解她的艺术。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知道像一切真正的艺术家一样，从她的内心深处，她是一个不信奉清规戒律的人。 她是一个革命者。 伊莎多拉·邓肯热爱俄国。为此，她已在1905、1908和1913年在俄国做过三次富于成果的巡回演出。她在观众、知识界和帝国芭蕾舞团体中引起了极大反响。任何一个观看过她以舞蹈表演柴可夫斯基的《斯拉夫进行曲》的人，都会确凿无疑地感到伊莎多拉·邓肯多么同情俄国人民在沙皇专制制度的压迫下所遭受的苦难。 当她1917年在美国巡回演出期间，听到俄国爆发革命的消息后，她就在这个国家里第一次演出了《斯拉夫进行曲》。无疑，也一定是在那个时候，在她的心里萌发了重归已从专制统治下获得了解放的俄国演出的念头。几年后，在1921年至1924年间，在她回到俄国并且在那里生活、工作、经受磨炼以后，她向一位朋友表示，在苏维埃俄国度过的三年，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三年。 1921年的4月，伊莎多拉·邓肯奔赴伦敦，与她的情人、钢琴演奏家沃尔特·拉梅尔合作进行一系列的演出。伦敦市民兴高采烈地欢迎这位伟大的舞蹈家。所有她的老朋友，诸如小迪尔德丽的祖母艾琳·泰瑞、艺术家奥古斯塔斯·约翰、司各特小姐，还有许多诗人、音乐家、画家挤满了她在克拉里奇的沙龙。各种报纸上出现了对她的长篇颂扬文章。 正当这个时候，一个来自苏维埃俄国的商务代表团在伦敦进行访问。代表团由一位具有相当文化修养和讨人喜欢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之一的列昂尼德·克拉辛率领。他听说这位国际上著名的舞蹈家对新生的俄国很感兴趣，就到邓肯登台演出的威尔士王子剧院去拜访了她。 那天，她演出的恰巧是柴可夫斯基的《斯拉夫进行曲》，由伦敦交响乐团伴奏。克拉辛像所有观看过这出表现斯拉夫民族的压抑与自由的舞剧的人一样，被舞蹈家的艺术语言感动得热泪盈眶。 演出结束后，他立即奔到后台，向这位舞蹈家表示敬意。就在那间剧院的化妆室里，他们简短地、同时也是半开玩笑地讨论了邓肯去俄国开办舞蹈学校的问题。克拉辛一口答应竭尽全力促使这项计划实现。 在此期间，克拉辛向莫斯科的同事发了电报。几天后，他又去邓肯下榻的旅馆和她详细讨论办学的前景。他提交她一份待签的合同，不料立刻遭到邓肯的拒绝，原因是她不愿在“同志”之间沿袭这种“资产阶级分子”的合作方式！克拉辛只好建议她发表一项声明，以表达她去俄国办学的愿望。这回她同意了。她拿起笔，给当时的人民教育委员阿纳托尔·瓦西里耶夫·卢纳察尔斯基写了一封信： 我从未想过用我的工作来交换金钱。我需要的是一个工作场所、一座能容纳我和我的学生的住宅、简单的伙食、朴素的衣着，以及能发挥我们才能的机会。我讨厌资产阶级分子和商业性的艺术。我一直没有能够为自己心目中的人工作，这是我的不幸。恰恰事与愿违，我不得不为五美元一张票的代价出卖自己的艺术。我讨厌现代剧院，与其说它是艺术的殿堂，不如称它为妓院更贴切。在那里，艺术家们理应占有一个高级祭师的席位，可是事实上，他们却被降格为老板们的雇工。每晚为了一点微薄的收入出卖他们的眼泪和高尚的灵魂。我愿为人民大众舞蹈，愿为需要我的艺术的劳动人民舞蹈，他们由于贫穷，却享受不了我的艺术。我愿无偿地为他们演出，因为我知道，他们一直没有被比他们聪明的社会贤达带到我这里，而他们却真正需要我的奉献。如果你们能够接受这些条件，那么我将前来为苏维埃联邦共和国的未来和她的孩子们效劳。 伊莎多拉·邓肯 接到这封信以后，卢纳察尔斯基给当时正在巴黎的邓肯回了一份电报： 请来莫斯科。我们将为您提供一所学校和1000名儿童。您能大规模地执行您的计划。 伊莎多拉立即复电： 接受您的邀请。拟于7月1日自伦敦启航。 在和卢纳察尔斯基互相通电不久，伊莎多拉在她巴黎的排练室里举行了一次宴会。 所有她的朋友都来了，其中有几位是俄国侨民：柴可夫斯基小姐，她是前沙皇政府农业部长的女儿；马克拉科夫，原俄国驻法大使，还有其他一些人。 当他们得知邓肯真的下定决心要去苏维埃俄国，惊讶得目瞪口呆。他们原以为这不过是她一时的奇思怪想，却不料是她的真诚愿望。 柴可夫斯基小姐俯下身去，跪倒在伊莎多拉像往常一样斜倚着的长沙发椅旁，恳求她别去俄国。她告诉邓肯她父亲转来的一封信，这封信是一个身在俄国的人写给她父亲的。信中谈到发生在那里的无可名状的恐怖。她戏剧性地在邓肯的面前挥动着这封信，带着悲哀的声调念道： “看看他们干的好事吧。由于缺乏粮食，他们正在宰杀4岁的儿童，把他们的四肢挂在肉铺里出售。” 伊莎多拉·邓肯天生的怀疑精神使她拒绝相信这种夸大其词的歇斯底里的调语。当其他几位在场的俄国友人振振有词地证实这些消息，央求她取消这次旅行时，她只说了一句：“噢，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必须去那里！”她的脸色看上去显得苍白而严肃。 宴罢客散以后，只有伊莎多拉和学生艾尔玛在一起，有关布尔什维克的恐怖的谈话，仍萦绕在她们耳边。伊莎多拉开玩笑地说：“别担心，艾尔玛。要吃的话，他们当然先吃我，我长得比你胖。那时，你赶紧逃跑就是！” 6月初，伊莎多拉在她的排练室里举行了告别宴会。来宾中有：两位法国小说家拉希尔德夫人和莫里斯·韦尔纳先生，著名的剧团经理雅克·科波，法国女记者的老前辈塞弗兰，伊莎多拉的亲密朋友、艺术家查尔斯·达利斯，还有她的三个学生艾尔玛、莉萨和马戈特。 几天以后，在一份巴黎的报纸上刊登了一篇由塞弗兰执笔的文章，报道了那次在富丽路的殿堂里举行的晚会。 伊莎多拉离开巴黎去布鲁塞尔，她在那里做了一些演出，然后在她的三个学生艾尔玛、特里莎、莉萨的陪同下前往伦敦（特里莎和莉萨在最后一刻拒绝和她一起登船去俄国冒险）。她和伦敦交响乐团合作，由德西雷·德福指挥，在皇后大厅进行了一系列的演出。 6月的一天，克拉辛邀请伊莎多拉和艾尔玛一起到俄国大使馆赴宴。她们发现，这位商务专员和他的夫人十分殷勤好客，这使得她们对布尔什维克党人残暴成性的恐惧感顿时烟消云散。克拉辛告诉她，莫斯科当局不但决定按照她的愿望为她招收1000名儿童，而且还向她提供位于克里米亚的美丽的利瓦季亚皇帝行宫！ 一切似乎都很顺利，她们将在富饶的里维埃拉乡间呼吸新鲜的空气，享受和煦的阳光；那里将有成千名有才能的儿童在蓝天下接受训练。他们将像柏树那样优美地摇曳，将像波浪那样欢快地跳跃。他们将在拥有众多的房间的高楼大厦里居住，在古老城堡内的花园里舞蹈。但比这一切更好、更重要的，是那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政府的大力支持。 她还有什么比这更高的奢望呢？ 7月15日自伦敦启航的“巴尔坦尼克”号航轮，经过风平浪静的航行，于19日安抵雷瓦尔。 外交事务助理秘书的妻子利特维诺夫夫人和她的陪伴早已伫立在码头上代表苏维埃政府迎接来宾。见到她们以后，利特维诺夫夫人发现沉甸甸的行李封得严严实实，于是命人径直送往领事馆。这三位旅客被安排在领事馆住宿。第二天早晨，她们看着那艘轮船缓缓驶离雷瓦尔港，挥手向同船的朋友们道别。等船只最后消失在灰蒙蒙的远方以后，伊莎多拉向艾尔玛转过身来，嘴边挂着勇敢的微笑，紧紧地拥抱住她说：“好，现在我们承担自己做出的选择吧！” 午夜，在利特维诺夫夫人的护送下，伊莎多拉、艾尔玛和法国姑娘让娜上了去莫斯科的火车。这几位胆子不小的旅客发现，她们不得不和一个年轻的陌生小伙子同坐二等车厢。 以烛光照明的列车沿着无人照管的轨道徐徐前进。她们发现，这位同车厢的陌生人原来是布尔什维克党的一名送急件的机要员。他是一个非常腼腆的年轻人，一点也不像图画里画的那种残忍的布尔什维克党人。 这个年轻人在这群生气勃勃、谈笑风生的艺术家面前，很快就感到非常温暖和友好。在去莫斯科的路上，他不仅是一个很好的旅伴，而且还给了她们很多的帮助。 火车到达了俄国边界，她们看到红军士兵威风凛凛地站在新生的共和国的殷红的旗帜底下。她们被这种庄严肃穆的气氛感动得说不出话来。伊莎多拉急不可待地希望当场履行入党手续。她要求这位年轻的机要员毫不迟延地介绍她人党。接着，他们花了好几个小时的时间谈论共产党员的奋斗目标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 离开爱沙尼亚，苏联境内的第一站就是纳尔瓦。在那里，检查行李的苏联边防人员告诉旅客：火车可能要在这里停上一天。伊莎多拉不愿把自己关在不动的车厢里，于是就去村庄转转。她独自一人，因为那位机要员不能撤下他的旅行袋，艾尔玛则还未醒来。 在农村集市上，伊莎多拉买了鲜花和带回车里用做早餐的覆盆子。过了一会儿，她又和艾尔玛一起下车去那里散步，顺便访问了当地的学校。 在返回车站的路上，她们像两个彩衣笛手，后面跟随着一大群穿着杂色衣服的青少年。在她们走上火车以后，伊莎多拉叫让娜拿来手提唱机和唱片，在车站的月台上给这些睁着好奇的大眼、兴奋异常的孩子们举行了一次音乐会，还给他们上了一次舞蹈课。然后，她为他们跳了一小段舞蹈做为示范。 这次聚会以伊莎多拉从午餐篮子里取出白面包和糕饼分赠孩子们而告终。她把能在行李里找得到的糖果和美味的点心，都一股脑儿地给了他们，一点也不考虑到以后的几天里，她们必须勒紧腰带。 傍晚，火车开不动了，他们决定带上一听雷瓦尔的青鱼和一些鱼子酱到村里去野餐，这是篮子里的全部佳肴了。 火车直到深夜才决定驶向彼得格勒，不知经过多少次的放气、鸣笛、停留，终于磨磨蹭蹭地在第二天上午十时到达目的地。 伊莎多拉一行被人用车从车站直接送到彼得格勒苏维埃总部所在地德安格尔特勒旅馆，那里当局已为她们安排好一个房间。 休息片刻，她们就去游览市区。伊莎多拉对彼得格勒有特殊的好感，但现在它的变化实在太大了！看着空荡荡的久未擦洗的商店橱窗，看着紧抱着一小包一小包食物匆匆而过的行人，她不禁回想起这座城市昔日的奢侈与繁华。没有一点感伤的成分，她记得1905年和1908年为她举行的盛大的贺宴。 她沿着泥瓦河的码头缓缓走去，一眼望见斑斑驳驳、破烂不堪的一些宅第。 “这座房子是米哈伊尔大公爵送给巴莱琳娜·克斯钦斯卡娅的礼物，1905年我在这里时她对我是那么和蔼可亲。那边那座带着贝壳般大小裂口的房子一度属于公爵未亡人，我演出时，她场场必到……”说到这里，她黯然神伤。 最后，她来到冬宫，知道这座昔日的皇宫如今已用做儿童医院时，她对新政权的信仰油然而生。 回到德安格尔特勒旅馆，她们发现四个身着希腊式长袍的年轻陌生人正等在那里，以便向这位舞蹈家表示她们的敬意。她们通过一些秘密渠道得知她已到达彼得格勒。后来从谈话里，才发现原来新希腊乐队的一位负责人有两个女儿，她们曾经做为译员帮助过伊莎多拉的学生和养女艾尔玛·邓肯在1914年4月那次给俄国孩子们的授课。那时，艾尔玛为了替伊莎多拉创设在贝尔维的舞蹈学校选拔学生，曾经到过圣彼得堡和莫斯科。 在她们走出房间以后，伊莎多拉非常高兴，她冲着艾尔玛大声说：“这不是很好吗？如果我接见一些人，并且客客气气地对待她们，要不她们和你或者我的其他一个学生接触，回去就创办传授邓肯舞蹈艺术的学校。再不然，她们脱下鞋子，自己就练起舞来。这样的事情太多了，以致成了笑料。如果所有自称为我的学生一个挨着一个地排列起来，那么足可以从这里穿越西伯利亚到符拉迪沃斯托克转一个来回！” 从彼得格勒到莫斯科的火车于午夜发车。火车噗哧噗哧费力地行驶着，几乎每一个小站和交叉点都要停一停，而且停的时间很长。一群群的农民，携家带口，背上背着铺盖，手里提着茶炊，簇拥在每一个车站上。她们听说他们当中有的已经等了一个星期，为的是搭车去他们最终的目的地。 旅行，即便是短途旅行，也是难之又难。在正常情况下，从彼得格勒到莫斯科只需14个小时的时间，可她们却足足走了28小时！火车于7月24日早晨4时徐徐驶入莫斯科车站，那天正是星期天。 尼古拉斯基车站空空荡荡，漆黑一片。 一进入莫斯科市郊，伊莎多拉一行就感到十分兴奋。但当她们看到没有一个人前来迎接她们时，心就凉了一半。车站上没有欢颜笑语，没有鲜花和拥抱，就连问一声“哪一位是邓肯女士”的人也没有。另外几名旅客走下火车，匆匆走出这个冷冷清清的车站，他们知道目的地已到。 伊莎多拉向同车到达的那位年轻的机要员表示了她的这种惊讶，后者十分同情。她毕竟是做为苏维埃政府的“贵宾”来到俄国的。她的来踪去迹，即便在欧洲或美国那些最偏僻的地方，也会在当地居民中引起很大的轰动。可是此时此地，这位受一个伟大的政府邀请的举世闻名的贵宾，居然被人扔在车站，连派一个门卫迎接一下，告诉她一声到哪里去的人也没有。 “在车里等一等吧，”那位机要员说，他和伊莎多拉同样着急。“我到外面看看，有没有汽车或其他交通工具等您。也许外面候车室里有人，要不接您的人在车站广场上的汽车里睡着了。” 过了一会儿，他回来了，报告说外面只有一辆接人的车，是外交部的一名职员前来接他，把他的公文递送箱带到最后的目的地。如果她愿意的话，他说，他可以将邓肯夫人以及其他两位女士同车送到外交部。到了外交部，他一定能弄清给她们的膳宿安排的哪里。 这种连最起码的工作上的安排也如此缺乏考虑的作法，使她们无法理解。 这几位疲惫不堪的旅客沉默寡言地跨进了那辆小红车，飞快地行驶在灯光暗淡、行人稀少、用鹅卵石铺砌的街道上。车子驶过高墙围起的广场，驶过幽暗的高楼大厦，驶过大大小小的教堂——它们的圆顶和屋顶小阎，在溶溶的月色中神话般地浮现出黑色的剪印。 最后，那位机要员向司机说了一声，车子就在勒克斯旅馆的门前戛然停下。 这位机要员以为那里可能有订好的房间，他进去问了一下，才知那里没有她们的房间。当然，人家不会接受生客在这里住宿，勒克斯旅馆只对前来这个国家访问的真正的共产党员开放。 这一行人于是驶向剧院广场。在一度曾是十分豪华的首都旅馆，苏维埃的第二号机构就设有那里。外交人民委员奇切林和他的工作人员就在那里办公。在这些女士们留在车里的时候，那位机要员将各类公文传递箱—一传送出去。 车子的马达声早已停息，广场上万籁俱寂。远处，克里姆林宫高大的围墙耸立在厂场的那一边，整个场景就像俄罗斯民间故事里的一幅插图，完全不是现实世界。 伊莎多拉和艾尔玛紧挨着坐在一起。在慢车里经历了三天异常兴奋但又累人的旅行，此时她们已筋疲力尽。她们顿时感到饥肠辘辘。从“巴尔坦尼克”号上登陆以来，她们还没有好好地吃过一顿饭。 她们很快就发现食品匮乏，几乎看不到有什么吃的东西，即使看到了，也不能购买，因为每人都由政府定量配给。早在第一天的火车旅行以前，午餐篮里的食品已经吃完。车上供应的大粗黑面包，实在无法下咽。她们那由于不正常的进食造成紊乱的消化系统，对此无能为力。 坐在敞篷汽车里，又饿又冷，她们感到无论是上帝还是人类，都抛弃了她们。她们情不自禁地想起了滚烫的咖啡和松软的甜面包。在巴黎，她们想，在街道转角处，往往就有“车夫的集会处”；在伦敦，有露天咖啡座；在纽约，从浴室里的儿童售货机到镍币自动售货机，各式各样的购货方式任你选择。芬芳馥郁的咖啡和纯净的奶油，新出炉的面包。啊…… 她们正想得出神，突然二楼的一扇窗子亮起了灯光，一个男人的身影从窗口探了出来。他往下望了望坐在车里的人，想弄清这些坐在黑暗中的人究竟是谁。 她们一边拍手一边想，这才是她们见到的第一位真正的布尔什维克。 人影从窗口缩了回去。过了几分钟，一个穿着黑色服装的高大男子从楼梯往下朝她们走来。他倾身向前，吻着伊莎多拉的手说：“您还记得我吗？” 伊莎多拉仔细端详了一番这位说话的人，然后想起他的名字来了。他叫弗洛林斯基。1918年她曾在美国见到过他，当时他和翁格恩－施特恩贝格男爵在一起，人们称他为弗洛林斯基伯爵。伊莎多拉和艾尔玛止不住地大笑。这真逗！她们在莫斯科的心脏里见到的第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竟是弗洛林斯基伯爵！ 他穿着无可挑剔的餐服和考究的皮鞋，呆呆地站在那里，弄不清是什么东西使她们感到如此好笑。 几分钟以后，她们被安置在弗洛林斯基的私人办公室里。 “你们累吗？”他问。 “因为饿，倒不太觉得累了，”伊莎多拉说。“我们已经三天没有好好吃饭，我们不希望再吃杂七杂八的东西了。我真的不敢相信一个人还能在俄国吃东西！” “怎么？”这位布尔什维克伯爵问道，“我刚从土耳其大使那里饱餐了一顿回来。餐桌上有鸡汤、油炸鸡、奶油白面包、各式各样的酒、还有美味绝伦的咖啡！” 但他的这番话无法使这两位饿得发慌的女士相信。她们根本不相信会有这些东西，除非她们也亲自品尝到这些美酒佳肴。 为了证明他的诚实，弗洛林斯基邀请她们到附近的萨沃乌旅馆去就餐，那里他有一个房间。当她们在礼仪许可的范围内四肢舒坦地坐下，主人就点起火油炉。于是，他使出一个能人的手腕，他知道如何在各种不同的环境里把事情办得最好，他用奶油面包卷和不加糖的茶款待这两位饿极了的女士。 然后，他着手解决她们在这个旅馆里的住宿问题。但是旅馆里只剩一个可以出租的房间。当她们进入那个空房间，她们才发现房间里只有一张床。床上既无床单，也无枕头。伊莎多拉就睡在这样的床上，艾尔玛凑合着蜷缩在一张小沙发上。让娜她后悔千里迢迢地来到这里，只能直挺挺地坐在一把独一无二的椅子上。尽管这样，她们也都进入了梦乡。但不久，她们为恼人的苍蝇大军所吵醒。当曙光照进房间时，它们便开始营营地四处出动。空气似乎也变得和它们一样污浊。它们比蚊子更爱在人的面颊上爬来爬去，飞去又飞来，弄得人烦躁不安。它们决不甘心让室内的外国住客舒舒服服地睡觉。除了苍蝇本身以外，昆虫世界里其他更为微小的虫子，也同心协力地帮助它们完成这一任务。 当她们认识到再也无法入睡时，伊莎多拉和艾尔玛索性就不睡了。盥洗完毕，她们便出去找她们的朋友弗洛林斯基，看看怎样和那些人取得联系，他们理应为她们的来到做好安排。 那天正是星期天，各级政府机关停止办公。弗洛林斯基试图摇通各个部门领导人家里的电话，首先是教育艺术人民委员阿纳多尔·卢纳察尔斯基家的电话，他应该从雷瓦尔的苏维埃领事那里接到这位舞蹈家已经到达俄国的通知。但是所有重要的官员，没有一个在家。他们全到乡间去消度这个7月的星期天了。 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弗洛林斯基提议干脆出去到克里姆林宫周围沿着广阔的环绕莫斯科的林荫大道散散步。 几个小时以后，当她们回到萨沃乌旅馆的时候，她们仿佛觉得已经走到地球的尽头。她们饥肠辘辘地走进餐厅，希望能吃上一顿美味可口的午餐。 在餐厅中央，有一张大圆桌，旁边还有几张小一点的桌子。在那张大圆桌旁，坐了大约12个胡子拉碴、蓬头垢面的男人。他们头戴有边的帽子，身披外套。一边咕嘟咕嘟地喝着洋铁碗里混浊不清、漂满油脂的汤，一边啃着大黑面包。 这就是同志们哪！尽管旁边有几张小桌子，足可以让她们三个人悠闲自在地坐下进餐，但是伊莎多拉还是想坐到大圆桌那边去。她兴致勃勃地和他们打招呼：“同志们，你们好。”她的脸上堆满了亲切坦率的笑容。 但“同志们”自顾自地继续喝汤。向旁边略略斜视一眼以后，他们又去从事他们喝光肉汤的大业了。 这样，她们这些新来的客人只好默默地坐着。同样用三口洋铁碗盛着的神秘莫测的肉汤，还有三个大黑面包推到了她们的面前。 伊莎多拉做了个手势，表示她想在市长的宴会上，一点一点地啜饮这碗肉汤，品味品味这种“女巫的饮料”。艾尔玛总算把汤匙伸到了碗里，但无法再把它送到嘴边。让娜这个女孩子，她只是一声不吭地坐着，看上去如同一个为自己的信仰而牺牲的早期基督教徒。 和进来时一样，她们又饿着肚子走出了餐厅，回到临时住宿的房间。 立刻有人敲门。随着一声轻柔的“请进”，那位同车的机要员走了进来。他从自己的口粮里，给她们送来了一暖瓶的可可茶，还有一些白面包。这三位妇女对他真是感恩戴德，视为救星。她们开始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突然，让娜令人毛骨惊然地尖叫了起来。艾尔玛转过身去，只见一只彪形硕鼠在房间里从容不迫地爬着。让娜紧接着又尖叫一声，从坐着的椅子上跳了起来。伊莎多拉从床上坐起，和她一起奔出房间。年轻的机要员试图诱捕那只硕鼠，但没有成功，它拣食了撒在地上的一些面包屑以后，又悠哉悠哉地回到浴缸下的隐身之处，有几只小耗子在那里吱吱直叫。 在伊莎多拉·邓肯遗留在莫斯科的几页草稿里，她粗略地勾画出了她打算撰写的那本有关俄国之行的回忆录的开头部分。她是这样写的： 我去俄国，伴随我的只有我的学生艾尔玛和我的忠诚的小保姆让娜。她虽然生活得提心吊胆，但始终不肯离开她的“太太”。在火车驶过飘扬在国境的红旗时，我们早已听到不少骇人听闻的传说，所以对画中那些布尔什维克就不会感到惊讶了。他们身穿法兰绒的红色衬衫，大黑胡子，口里噙着刀子，出现在我们面前，对我们三人为非作歹。然后在一个夜晚，切断我们的喉咙，寻欢作乐。当我们看到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却是一个非常腼腆的年轻人，灰色的眼睛上戴着一副眼镜，告诉我们说他只是共产党人的一名学生，能说六种语言，非常愿意为我们服务。我们承认，我们都感到非常激动，可能还有一些小小的失望。他很害羞，完全不是我们预想中的那种布尔什维克。我发现，只有在谈到列宁的时候，他那双在眼镜后面的灰色眼睛才发射出无限崇敬的光芒，他整个颀长的身体也因激动而抖个不停。他以颤抖的声音，讲述共产党员们如何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打退白匪军的进攻，把这场神圣的战争描绘得壮烈雄伟、有声有色。 到莫斯科后的第一个晚上，我们把让娜留在旅馆一个租来的房间里，她独自睡在床上，由于见到了“许多大老鼠”而歇斯底里地哭个不停。我们则和一个小布尔什维克一起在有着许多教堂和金碧辉煌的圆屋顶的神秘美丽的城市里闲逛。他大谈共产主义的未来，越谈越兴奋，一直谈到东方发白，个个愿为列宁和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不久天上乌云密布，在我们的头上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我们的这位向导似乎对挨浇毫不在意，我则念念不忘我们已有14个小时没有吃过一点东西。后来见得多了，我才发现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根本不在乎冷热、饥饿或者其他物质上的困苦。如同早期基督教的殉教者，他们完全生活在信仰之中，绝不考虑生活上的事惰。而艾尔玛和我实在是困顿不堪，因此只好迈着沉重的步子，返回火车…… 他们乘坐的这列火车，仍然载着全部笨重的行李，停在车站的旁轨上。给了列车服务员一点小费之后，伊莎多拉、那位年轻人、艾尔玛设法打开了两间列车车箱的分隔间，在那里安安静静，甚至可以说舒舒服服地过了一夜。 当伊莎多拉第二天早上醒来时，已经11点了。怀着渺茫的希望，他们又在车站上等着，以为总会有人来带她们回旅馆——那个年轻人早上早已离开了车站。结果还是空等了一场。 她们决定朝市区的另一头寻找归路。这时天已大亮，笼罩着这座城市的神秘色彩也随之一扫而光，看上去显得那么荒凉和破败，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扑进她们鼻孔的气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典型东方式的。在大街小巷散了一个多小时的步以后，伊莎多拉和艾尔玛，借着辨别方向的卓越才能，最后总算找到了那个老鼠旅社。它的名称对一个熟知“伦敦卷心菜”的人来说，似乎是一种嘲弄。 据在旅馆等着她们的弗洛林斯基说，他还没有得到有关方面的任何回音。她们只好坐下来，不知在这个旅馆里到底还要等多长时候。直到下午卢纳察尔斯基从乡间度假回来，发现桌上放着这位舞蹈家已经到达的通知，才派他的秘书接她到他们事先安排好的房间里。 最后一切总算有了个着落。让娜歇斯底里发作，艾尔玛精疲力尽，她自己既疲倦又失望。所有这三个人，在经历了四天食无定规、休息不好，以及由于来到这片新的国土，开始了新的生活所引起的过度兴奋疲劳之后，对于能够被人送进这样一个地方，在这里至少可以得到真正的休息，不用害怕老鼠，不用咀嚼令人作呕的食物，就已心满意足。 教育人民委员为伊莎多拉·邓肯匆忙安排的住处，据带她去那儿的秘书说，是格尔采尔公寓。 格尔采尔是谁？她问。 卢纳察尔斯基的秘书圆瞪双眼瞧着她，仿佛她问他谁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谁是夏里亚宾。像她这样一个伟大的舞蹈家，居然不知道同时代人！这位年轻人彬彬有礼地向她解释道，格尔采尔是俄国最有名的舞蹈家，是莫斯科歌剧院的首席芭蕾舞女演员。她和安娜·芭甫洛娃属于同一学派，又是同时代人。 这位秘书接着说，当卢纳察尔斯基见到他桌上的条子，得知邓肯已到俄国时，他有点不知所措。 对于伊莎多拉是否真的会放弃欧洲那些大都市的舒适生活，前来动荡不安的俄国生活和工作，他确实没有多大把握，因此他没有为她安排住处。那时，所有的旅馆都住满了共产党的官员和政府办公人员，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招待邓肯这样的一位贵宾。（当时，世界各国都称她为“伊莎多拉”，只有俄国，自从她1905年第一次访问这个国家以来，一直称她为“邓肯”。） 在什么地方为邓肯安排一个舒适的住处呢？卢纳察尔斯基想起了莫斯科空着的格尔采尔公寓。当时邓肯正在俄国南部旅游观光。这位人民委员按照共产主义早期的一般作法，征用了这座无人居住的公寓，并派他的秘书按这位贵宾。他可能政务繁忙，但不妨设想一下，即使仅仅为了弥补前一天的接待不周，他也应该拜访一下这位远道而来的贵宾。她初到莫斯科，人地生疏，他理应亲自陪她去住宿的地方。但一直过了好几天，伊莎多拉才初次见到这位先生。在这以前，她已数度和他函电往来，告诉他她即将前来莫斯科。 在她终于弄清事情正在向另一个方向发展之前，伊莎多拉想到，让她住进格尔采尔空下的地方确实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她认识到，芭蕾舞做为一种艺术形式和无产阶级国家的联系，其情况就像宝石倒退成装在大金盘里的甲鱼。芭蕾舞一向受到皇家贵族的支持和赞助，它是一种非常贵族化的娱乐。背弃自然界的引力定律和个性化的意愿，从姿势到动作，与大自然极不协调，由此所产生的无生气的动作，创造不出未来，只能随生随灭。” 她怀着创建一个自由舞蹈学派的雄心壮志来到俄国，按照她的设想，它将以美丽和自由的动作产生的巨大力量最终推翻掘壕固守的呆板保守的芭蕾舞，就像工人阶级推翻保守的帝国统治者。但她对莫斯科芭蕾舞所占有的牢固的地位估计不足，因为它得到学校和政府的资助。莫斯科的芭蕾舞还是老的一套，政治和社会的革命对它没有大的影响。以偶像破坏者泰罗夫、格兰诺夫斯基和迈耶霍尔德特的作品做为典型，艺术和戏剧的改革在莫期科其他一些剧院进行，只有芭蕾舞艺术仍旧我行我素，像波旁家族一样，“没有忘记什么，也没有学到什么”。 格尔采尔公寓是一个很小的地方，摆满了古物和昂贵的小玩意儿——人活到50岁，就会像一个女芭蕾舞演员那样，情不自禁地爱好收藏。所有这些贵重的礼物既无法排斥在视线以外，又非常容易打碎。伊莎多拉自己从不收藏这么多的小玩意儿，她总是设法住在天花板很高的房间里，室内挂着蓝色的帷幔，放着几张低低的长沙发和桌子。住在女芭蕾舞演员这样的公寓里，宛如置身在室内装饰师的梦魇中，深怕一不小心把一个法国塞佛尔产的花瓶或德累斯顿造的牧羊女碰落地上，摔个粉碎，这使得伊莎多拉终日提心吊胆。最后，她终于失手打破了一盏制作非常精致的陶瓷台灯。 伊莎多拉安顿好住宿后，第一位到公寓来访的客人是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康斯坦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她第一次来俄国时，他曾经是她最初的赞赏者之一。自从那时以来，他们之间建立了浓厚的友谊，互相尊重彼此的天才。 这两位者朋友在一起时彼此有很多话可谈，两人都衷心地喜欢互相来往。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不但对这位舞蹈家非常敬慕，他对外界其他一些富于才智学识的人也很乐意结交。像所有的艺术家一样，他不是一个政治家，因此在革命的年代里，没有少吃苦头。他比以前老了很多，但他那张富于表情的脸，仍然保持着先前的全部魅力。他向伊莎多拉谈及所有他的老朋友以及他正在从事的新工作。他说，他希望能有更多的机会，使他的工作能跨越俄国，与德国和美国的公众见面。 但是伊莎多拉出于一时的热情和对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无限热爱，动情地说：“我亲爱的，你正面临着这种进退两难的处境，要么认为自己的生命已到尽头，一死了之；要么重新开始生活，做一个共产主义者。” 几天以后，他请伊莎多拉和艾尔玛去观看他的新实验：把柴可夫斯基的歌剧《叶甫根尼·奥涅金》搬上舞台。 她们坐在他的包厢里，观看演出。 演出没有管弦乐队伴奏，只在舞台两侧分别放置了一台钢琴。这似乎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对歌剧的初次实验。此后，他的第二研究室相继排演了许多歌剧，其中《卡门》、《佩里肖勒》、《安哥特夫人》等还在纽约上演。 他急想知道这两位客人对这项新工作的看法。做为一个老朋友，伊莎多拉直言不讳地告诉他，她一点儿也不喜欢。做为一种艺术形式，她对歌剧一向不感兴趣。确实，她也曾经非常鲁莽地把类似的话告诉过最伟大的歌剧作家瓦格纳的遗孀科西玛·瓦格纳。 “音乐剧简直是胡闹……人必须先说，然后才唱和跳。说话是主宰，一个有思想的人才会说话。歌唱是抒发感情，而舞蹈则是酒神狄俄尼索斯的心醉神迷，它使人忘记一切，沉浸在无比的欢乐中。这三者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混合在一起。音乐剧根本不存在！” 她反复向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陈述这些意见，并且说，无论如何不值得为《叶市根尼·奥涅金》多费力气。她以这种非常现实主义的态度对待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用心良苦的“实验”，实在有点儿太感情用事了。最后，她用这些话结束了对他的评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您应当更加有所作为。譬如欧里庇得斯的悲剧，我总是梦想着有一天由您来导演，由埃莉诺拉·杜丝扮演阿加娃埃，我和我的学生们则为全剧的合唱伴舞！” 在她住进格尔采尔公寓以后没过几天，弗洛林斯基前来探望她们。当时，伊莎多拉正要坐下来与几位新结识的人——大部分是房东的朋友——共进午餐。他们似乎热切希望能为这位新来的客人倾销掉存放着的听装果酱和食品，这些都是她在伦敦的时候戈登·塞尔弗里奇送给她的。弗洛林斯基前来征求伊莎多拉的意见，问她是否愿意和他一起参加一个晚会，共产党的大部分领导都将出席这个晚会。他的车等在门外，可以把这位舞蹈家送往那里。 想到将面对面地会见这些为革命而斗争并建立了新政权的大人物，她不禁一阵激动。在她的想象中，正像后来她所解释的那样，她将见到一群容光焕发的理想主义者，像托尔斯泰的信徒们那样穿着朴素的农民服装，怀着对人类的热爱，头上围着一轮光圈。 于是，她赶紧换装，换了适于这种场合穿戴的服饰。她身穿她最喜欢穿的红色短袖束腰外衣，外面披上一条猩红色的开士米围巾——她过去经常披着这条围巾跳革命舞和《马赛曲》。1927年9月14日晚上，她披的也是这条围巾。她在头发上罩了一方红色的薄纱，类似某些东方国家妇女所戴的头巾。然后她匆匆披上斗篷，和弗洛林斯基一起去初次会见共产党的领袖们。 晚会在卡拉汉大厦举行。这座建筑物坐落在莫斯科河以南，面向克里姆林宫，原为一位俄国皇帝所有。从它内部的装饰，可以看出这位阔佬的审美趣味之低。 容光焕发、激动异常的伊莎多拉，由她的护送者伴同进入一间大会客室。 这个客厅以路易十五式的风格装饰得有点儿过份。在客厅中央的一张大桌子旁，坐着所有的同志。他们衣冠楚楚、心满意足、庄严非凡。从他们的神情，可以看出他们或多或少都对那位站在大钢琴旁、柔声歌唱一支法国“牧歌”的女士感兴趣。 年轻的姑娘 莫虚度年华， 紫罗兰 在春天采摘…… 伊莎多拉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和眼睛。她的目光从那位穿着晚礼服的女士移到天花板上摹仿法国画家瓦多所作的跳着小步舞曲的人物，又从那里把视线折回到室内金碧辉煌的俗气的装饰和陈设，然后再看看坐在那里聆听无聊的歌唱的“同志们”，他们活像一群在任何文明社会的一角都能见到的那种富有的中产阶级。 那位演员唱完《牧羊姑娘》之后，正想接着唱《爱情小调》，这时怒不可遏的伊莎多拉走到了大厅中央。 “你们这样做是什么意思？”她大声说，“沉迷在这种可笑的滑稽动作里，和他们过去的所作所为一样。在这里，你们也像他们一样地坐着，在这个到处都是拙劣的艺术和根据低下的审美观制作的家具的大厅里。你们也像他们那样欣赏着这种平淡庸俗的音乐，这和过去有什么两样？你们只不过是夺取了他们的位置。越变，越和他们类似。 “你们进行了一场革命，你们首先应该抛弃从资产阶级那里继承来的可惜的遗产，可是你们却比希律还要希律。你们不是革命者。你们是乔装打扮的资产阶级。你们是篡位者！” 大厅内鸦雀无声。伊莎多拉像一个复仇的天使，身披炽燃的衣衫，口吐激烈的言辞，仪态大方地步出了大厅，后面跟着她的惊惶不知所措的护送者。 这时，大厅里一片喧嚣。只有当坐在桌旁的几位级别较高的领导人用新的目光环顾四周，认为这位外国同志说的并非毫无道理时，大厅内才安静下来。但这件意外的事终于引起不少议论，甚至卢纳察尔斯基后来写的有关这位舞蹈家的一篇文章里也提到了这件事。 伊莎多拉回到格尔采尔公寓，距离她出去赴会的时间仅仅半个小时。她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她兴致勃勃地告诉她的朋友们，她是怎样走进共产主义者的晚会，又是怎样离开那个晚会的。她以哑剧演员的卓越的演技和无所不在的幽默感，惟妙惟肖地模仿那位上流社会的女歌星和形形色色的中产阶级听众，逗得朋友们个个开怀大笑。 几天以后，声纳察尔斯基前来拜访她。这位很有文化修养的作家兼剧作家花了不少时间和她谈论她在苏维埃俄国的生活、艺术和未来。 8月上旬，日子一天接着一天地过去，可是有关学校的事情还是一无进展，新的住处也没有落实的迹象。伊莎多拉心急如焚，深怕这次俄国之行一无所获。她最怕无可奈何的闲散，渴望能尽快实现自己的理想。为了消磨时光，白天她在城里散步，晚上常去剧院闲逛。在那些日子里，剧院都可以随便出人。 8月就这样过去了，学校的筹建还是音讯杳然。卢纳察尔斯基派了他的私人秘书和远东共和国的主席克拉斯诺斯特乔科夫同志带伊莎多拉去察看了马拉科夫卡的一个儿童聚居地。在他们参观了房屋和场地之后，伊莎多拉将孩子们聚集在她的周围，给他们上了一堂舞蹈课。他们除了有节奏地向她齐声致敬外，还给她跳了一些农民的舞蹈。她通过翻译对他们说：“你们跳的是奴隶的舞蹈，所有的动作都向着土地。你们应该学习自由人的舞蹈：头向上抬，双臂伸向前方，仿佛以一种兄弟般的情谊拥抱整个宇宙！” 她一回到城里，又只好照旧等待。白天一些熟人来访，再就是散步，到剧院和音乐厅游荡。在前来看望伊莎多拉的人当中，有许多是格尔采尔公寓的熟人，他们似乎轻而易举地把自己的爱慕从一个舞蹈家身上转移到另一个舞蹈家身上。其中之一便是本涅克托夫先生，他是作曲家兼艺术商。尽管每个人都定量配给食品，但他总能设法搞到各种各样的美酒佳肴。 在这个月的下旬，一天，他邀请伊莎多拉和艾尔玛到他家共进午餐。 伏特加配鱼子酱，禽肉下勃艮第葡萄酒。餐末咖啡后饮的小杯烧酒是上好的老牌科涅克产的法国白兰地洒。这席盛宴和伊莎多拉凭定量配给做出的饭菜有天壤之别。除了美酒佳肴以外，还有听装浓肉汤、果酱和戈登·塞尔弗里奇先生制作的薄脆饼干。这种鲜明的对比使伊莎多拉大为惊讶。用餐完毕，她不禁高声喊道：“噢，这和里茨一模一样！” 然后，一些乐师走了进来，为客人们演唱助兴。这些亲切友好的主人为伊莎多拉的天生魅力心醉神迷，为了表示对她的爱慕，送给她一幅意大利早期的绘画，画面上是三个天使模样的音乐家。（伊莎多拉后来把这幅油画挂在她的卧榻旁边的墙上，并且常常谈到其中之一很像诗人叶赛宁。） 午宴过后，主人决定下午唯一消遣的办法是乘汽船出游，沿河道流而上，航行到麻雀山。1812年，拿破仑就是从这个居高临下的地点最先俯视莫斯科，然后再进入该城的。这个城方是莫斯科人的游览胜地。站在高处，特别在日落时分，人们可以观赏该城的壮丽景色：圆屋顶和塔尖，还有莫斯科河的峡谷，沐浴在落日的余辉中。 当伊莎多拉和她的友人们登上树木荫翳的高处，漫步在丛林之间，偶然碰到了一名男子，这个人日后成了这位舞蹈家终生敬慕的人物，他就是波德沃斯基。在10月革命初期，是他鼓舞了红军的斗志。由于1917至1920年的紧张的战役和艰苦的生活，使他的健康受到严重影响，因此他和他的家人一起住在麻雀山疗养。当时他是体育教育人民委员，带领一批运动员从事体育场的建造。 这位陌生的男子给伊莎多拉的印象非常深刻。她通过翻译和他谈了很长时间。到家以后，和这位生气勃勃的人士的接触仍使她感到非常激动。她坐下来写下了对他的印象。她认为，她应该向全世界宣传这样的人物。 当她用文字描绘出他的肖像以后，便把稿件寄给了一家英文报纸的编辑。说也奇怪，这位编辑不但发表了这篇文章，而且还送给作者一张支票以支付稿酬。收到这张支票后，伊莎多拉心情非常激动，比以往每次得到舞蹈演出的大笔收入或者她的崇拜者们的热烈掌声还要使她高兴。她长期保存着这一张支票，因为它代表着第一次靠她的写作赚来的钱。最后，当食物变得越来越紧张时，她只好将它换成了钱币，用这些钱给她的学校的孩子们买了苹果。 在她写出那篇描写波德沃斯基的文章以后，伊莎多拉决定第二天乘船去麻雀山，希望能在那里再见他一次。她们从一艘小汽船上岸，然后在树林中寻找这位人民委员，可是遍访不着。于是她们就躺在河边斜坡上的一棵白桦树底下休息。后来，波德沃斯基就在那里见到了她们。 在伊莎多拉访问麻雀山以后，波德沃斯基夫人邀请她和艾尔玛住到她为她们安排好的一所拥有两个房间的简陋的木屋里。时时萦绕伊莎多拉心头的像波德沃斯基家那样过一种简朴生活的想法，由于没完没了地等待筹建学校的通知而迟迟未能实现。她住在格尔采尔公寓里，感到非常沉闷，认为这个国家需要更多的自由。 刚到小木屋的那天，只穿了白色束腰外衣和赤脚凉鞋的伊莎多拉和艾尔玛，出去沿着河边散步。当她们走累了的时候，就坐在遍植树木的河滩上休息。在河流的弯曲处，迎面驶来一条小船，船里坐着四个男人和一位女士。显然他们对穿着白衣服的这两个人感到好奇，于是摇桨的人把船径直划向岸边，并停泊在那里，然后爬上岸来。他们还没有走到她们两人坐着的地方，就已认出了伊莎多拉，其中之一还要求给她们拍个快照。伊莎多拉同意了他的要求，然后这位男子把她介绍给他的同伴们。这一伙人的头头是米哈依尔·鲍罗廷（后来曾来中国当顾问），他从美国来到俄国，原是芝加哥一所中学的教师。那天和他在一起的是几个德国的革命者，他们由于红色暴动失败而逃离了巴伐利亚。 伊莎多拉颇为鲍罗廷所吸引，这一方面是由于只有他一个人会讲英语，另一方面可能也由于在这一伙人中间他长得最英俊——高高的个子、黑黑的眼睛、说话慢条斯理。总而言之，他很有教养，很讨人喜欢。他们促膝长谈，直至日落时分。伊莎多拉很关注鲍罗廷，他对她也十分友好。 转天，他和他的朋友们驾车出城，来到伊莎多拉的小木屋与她共进午餐。午餐桌上有山羊奶，有让娜用几个来之不易的禽蛋做成的煎蛋卷，两个生西红柿，还有面包。几天来连续不断地啃黑面包，嚼鱼干，使得这几位共产主义者认为这顿午餐简直丰盛无比，烹饪技术也无懈可击。 午餐后，他们一起出去在田间的公路上散步。伊莎多拉和她的黑眼睛的侍从走在大伙儿的后面，她为鲍罗廷跳起舞来，并以她最富于魁力的方式将玫瑰叶瓣撒向他的身上。但是鲍罗廷，一如波德沃斯基，始终不为所动。他俩终于没有卷入风流韵事。伊莎多拉毕竟只是一个舞蹈家，这位共产主义者能以他的政治生涯做为代价来报答她的友情吗？尽管看来她对他是那么富于魅力，那么亲切友好。 麻雀山的其他一些居民得知伟大的伊莎多拉·邓肯生活在他们中间，为了向她表示敬意，就在附近的一所大疗养院里为她举行了一个欢迎会和音乐会。来宾中有一位老人，人们为她指明，“布朗斯坦先生，托洛茨基的父亲！” 他走到这位尊贵的客人面前，等待介绍。伊莎多拉向他微笑了一下，用德语说了一句：“我为您有那样一个杰出的儿子而表示祝贺。” 在伊莎多拉离开之前，他请她在第二天下午去和他一起喝茶，她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伊莎多拉在麻雀山度过一周的简朴生活后，决定搬回市里。她在麻雀出所饱尝的种种困苦使她终生难忘。此外，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促使她决心离开极为原始的小木屋回到莫斯科：教育人民委员会的官员终于设法在一所大楼为她找到了一个住处，并表示这座楼也可以供学校办公和学生们居住。 这座被征用的房子坐落在一度十分繁华的普列特奇斯坚卡大街上，是一所私人住宅。房主是一位名叫乌什科夫的富裕的茶叶种植园主，他的妻子芭拉乔娃是莫斯科芭蕾剧院名闻遐迩的台柱。 从一位芭蕾名媛的寓所来到另一位名角的公馆，这使伊莎多拉觉得非常有趣。她在取得进展！她思忖着还需要多少时间整个芭蕾界就会在她的自由奔放的艺术特色面前甘拜下风。 房主和芭拉乔娃女士在数月前双双逃离俄国，奔往巴黎这一众多俄国移民的避难所。那时，伊莎多拉正在为赴俄做最后的准备工作。她急于出租位于帕西豪华大街的那所住宅，一些人闻讯赶来察看这所带有宽敞的演出室的房屋，其中一位俄国妇女对此最感兴趣，表示她极想找到一个住处。她刚到巴黎不久，希望在此安居。她看过伊莎多拉的房子和演出室之后，决定不租用这所房子——里面没有餐厅！后来，人们得知“这位需要一间餐厅的俄国女士”就是大名鼎鼎的莫斯科芭蕾皇后芭拉乔娃。 而现在，伊莎多拉在莫斯科却恰恰搬进了芭拉乔娃的寓所，这种奇妙的巧合曾多次发生在伊莎多拉的生活中。假使那位芭蕾明星租下了豪华大街的住宅，随后又听说伊莎多拉在莫斯科住进了她的房子，那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呢？她会不会大喊“一报还一报”而拒付房租？实际上，后来租用这所房子的那个俄国人很少寄来房租，只有在律师表示抗议的信件、便条纷至沓来，伊莎多拉的朋友们登门质问之后，他才寄出少许租金。尽管一向对钱毫不在意的伊莎多拉只索要低得可怜的租金，并要求按季度用法郎付款。 芭蕾舞星逃离莫斯科之后，官方在她的闺房以及他俩卧室的房门上贴上了封条。10月革命后，政府将这座房屋充公时仅为富有的主人保留了这两个房间，其他房间则最大限度地挤满了众多无处栖身的家庭。被查封的两个房间里的艺术品自然已被人搬走了，巨大的桃花心木卧床以及其他最好的家具也无一例外。 除了钢琴、餐厅里沉重的橡木家具、几张长靠椅和沙发，以及其他一些无法轻易拿走或搬走的笨重物件以外，整座住宅里一切可以搬动的东西都已搬运一空。不过，人们仍可以在这里看到腰缠万贯的俄国资产阶级对室内装饰的庸俗奢侈的爱好。天花板一律经过油漆装饰，每个房间的格调各不相同。 在伊莎多拉选作她的房间的那个宽敞的卧室里，除了一顶巨大的罗伞外，昔日雍荣华贵的物件都已杳无踪影。 伊莎多拉将几条色彩各异的丝围巾盖在烛台上，又把几小块毯子铺在长沙发上，使房间很快失去了原有的令人不悦的格调。随即，她撤掉了那把带有雄鹰的孤零零的罗伞。后来，当天气转冷时，她砌起了一座俄国式的砖炉。伊莎多拉将这些安排就绪后，便开始考虑筹建学校的问题。 其他房客们被逐渐赶走了，一间间房子腾了出来。伊莎多拉将这些房间收拾停当后，便向当局要求招收学生，开始办学。 伊莎多拉希望招收儿童，但当局却将一批成年人送到芭拉乔娃的住宅。 他们都成双结对地赶来：两个守门人、两个待女、两个秘书、两个打字员、两个厨师，等等。两位厨师身穿一尘不染的亚麻布罩衣，头戴熨烫得十分妥贴的白帽来到了厨房。然而他们发现这里连一只砂锅或水壶都没有。当他们终于弄到包括必不可少的茶炊在内的厨房日常用具时，却又发现没有东西可供烹调。 莫斯科对全体居民实行配给制。身为艺术家的伊莎多拉和艾尔玛·邓肯享受脑力劳动者的供应，领到一定数量的白面、浓鱼子酱、茶叶和白糖。 每隔两星期，让娜就要拎着大菜篮到克里姆林宫分配办公室为她的女主人同志领供给物品。每当让娜将食物领回家后，一贯慷慨大方的伊莎多拉总要举办“烙饼宴会”，款待她的所有的朋友们——他们大多是半饥半饱的诗人和艺术家。他们似乎都在盼望着这一时刻的到来。短短几小时内，领来的白面就全变成了烙饼，鱼子酱也全都抹在了饼上。 烙饼宴会过后，两位头戴白帽的厨师就只能在土豆上施展他们的烹调技术了。每餐他们都端上用若干方式烧煮的土豆，而土豆经过水煮、油炸、捣碎等加工后，确实变得美味可口。 伊莎多拉在新家定居后不久，列昂尼德·克拉辛前来拜访。他们在工作室里用餐——在这间阴郁的哥特式餐厅里，伊莎多拉已用她著名的蓝色帷幕遮住了令人抑郁的橡木镶板，并在光秃秃的地板上铺好了她的蓝绿色地毯。伊莎多拉款待了这位尊贵的来宾。当在场的一位青年小提琴家奏起舒伯特的《万福马利亚》时，伊莎多拉款步走向房间的尽头，在微弱的灯光下，开始婆娑起舞。这首歌颂母爱的动人心弦的诗篇——她的最富艺术魅力的创作之———是她在新的工作室里演出的第一个舞蹈。 年轻的钢琴师皮埃尔·吕博斯希特兹来到这里后，伊莎多拉和艾尔玛便能将一些空闲的时光用来练习舞蹈和编排新的节目。在这段时间内，伊莎多拉根据斯克里亚宾的乐曲创作了两个舞蹈。当她们为朋友们表演这两个曲目时，他们深为倾倒。借助于俄国作曲家的这两支练习曲，舞蹈家凝炼地表现了饥荒给伏尔加地区带来的恐惧和冷酷。这两个舞蹈具有一种强烈的恐怖之感，一种可伯的力量，能够打动苏维埃俄国最顽固、最冷酷的对手的心。 10月中旬——伊莎多拉·邓肯从伦敦启程三个月后——普列特奇斯坚卡20号的大门敞开了，迎来了希望学舞的孩子们。 他们成百名地蜂拥而至。 然而许多人应征而来，但只有少数中选。在参加考试的孩子们中，伊莎多拉只选拔了50名天赋最高的孩子做为即将成立的学校的学生。直到12月3日学校正式成立接收寄宿生，这些孩子们才每日前来学习伊莎多拉和艾尔玛教授的基础课程。 10月的秋日寒意渐浓，白昼缩短，大家开始为过冬担忧。她们原以为这里气候温暖，身边未带任何皮衣或厚衣服。 她们向克拉辛提出了这一问题，他建议大家到仓库里去挑选衣服，并为她们开了一张单据。 当大家兴致勃勃地驱车前往仓库时，艾尔玛对伊莎多拉说，既然可以免费挑选衣服，那就应该选择一些质地优良的黑貂皮外衣。 伊莎多拉对此不以为然。 “我们应该同劳动人民一样。我们要挑一些农民们爱穿的质地不错的羊皮外衣，就像那两位妇女穿的，”伊莎多拉指着在街上慢吞吞地行走的两个农妇说道，“难道这两件衣服不漂亮吗？” 到达仓库后，映人她们眼帘的物品足以使任何一位毛皮商人羡慕得发疯。一排排衣架和挂钩上挂着外衣、轻便女大衣、皮围巾、女用长披肩、斗篷、头巾，以及用世界上最昂贵的毛皮制成的皮毡。 审视所有这些珍品花去了她们不少时间。她们在这些毛皮制品中间来往穿行，用手抚摩抚摩毛皮，看看是否柔软。伊莎多拉挑了一件缀有貂皮的女式上装，这是她所见到的样子最难看的一件。从这件上装那对长及膝盖的袖子判断，至少是19世纪末的产品。她为艾尔玛挑了一件式样陈旧的、很长的水貂皮女式上装，领子是用黑貂皮做的。 挑选完后，她们一起走出仓库，各人的胳膊里都挎了一件长袍。到了办公室，她们被留住了。那里的官员告诉她们，这些上装必须经过估价，然后才能出门。 一个星期过去了，那些毛皮衣服还是音讯杳然。伊莎多拉叫一个秘书给仓库打电话，对方告知：如果邓肯同志愿付几千金卢布或几十亿纸币，当然可以把那两件上装送到普列特奇斯坚卡她府上。 毛皮上装之事的余波几个星期以后才告平息，当时伊莎多拉正在剧院排演。她自己在管弦乐队的伴奏下已排演完毕，正要让孩子们排演。这时第一小提琴手看了看表，准备起身告退，因为他的时间已到。 在译员的帮助下，伊莎多拉对他说：“您知道，孩子们已在四面透风的舞台上站了好半天，耐心等待排演。” 这位第一小提琴手不作回答，他向其他乐师示意，他要再次起身告退。 伊莎多拉也再次向他提出：“我已经来到这里用我的艺术培养这些俄国的孩子们。我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已经做出了不少牺牲。当然，同志，您也一定能为这些孩子们牺牲几分钟继续伴奏。” 这位第一小提琴手冲着译员咆哮着说：“是的，我们知道她到俄国是来干什么的。她来这里，为的是免费索要貂皮上装。” 随着一阵哈哈，他们一个一个走下乐池，离开了排演场。 受到这样的屈辱，伊莎多拉难受得几乎要哭出来。但她克制住自己，在没有乐队伴奏的情况下，继续为演出进行排练。即将来到的这场演出，是专门免费为莫斯科的工人们举办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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