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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蛋，就是下流坯！”伊莎多拉喊道 ●“在伊莎多拉的房间里，你高声谈论对另一个女人的爱情，以及你使其他两个女人怀孕的事，难道你不觉得这很粗俗吗？” ●“这项合同是一场骗局。” 1923年8月5日，在外辗转奔波了近15个月后，伊莎多拉·邓肯和谢尔盖·叶赛宁抵达莫斯科。 当邓肯走下火车时，她看上去满面愁容，困顿不堪，尽管实际上她正为自己终于完成了一项十分累人的任务而欣喜万分：她终于如愿以偿地将诗人丈夫送回了他魂牵梦萦的故乡。 叶赛宁踉踉跄跄地走下了车梯。终于回到俄国所激起的巨大的感情波澜，连同进人故乡边境后就源源不断倾人喉咙的伏特加酒，使他沉浸在极度的兴奋之中。他欣喜若狂，奔放的感情驱使他砸碎了车厢里所有的玻璃窗。 艾尔玛偕同学校秘书来迎接他们回家，陪同他们一起乘车离开了车站。在他们身后随行的一辆马车，载满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崭新的衣橱式皮箱、饰有锃亮的闪光的铜锁和铜扣的手提皮箱，以及沉甸甸的皮革袋子。 当他们来到学校时，校园里冷冷清清。孩子们都到农村避暑去了。叶赛宁一头倒在躺椅上醒酒。在他沉睡时，伊莎多拉以她优雅绝伦的风度、无穷的睿智讲述着旅途见闻，让朋友们一饱耳福。 当她的旅行见闻讲座告一段落时，叶赛宁也从小睡中醒来，精神饱满，醉意全无。他们开始考虑吃午饭，但房间里没有任何食物，厨师还在乡下陪着孩子们，所以只能去餐馆了。 午饭后，伊莎多拉建议到乡下看看为避暑临时搬去的学校。同孩子们分离一段时间以后，她很想知道他们现在怎样了，在艾尔玛指导下进步如何。 他们租了一辆汽车。莫斯科郊外的道路崎岖不平，他们足足花了四个多小时才到达目的地。当他们来到通向学校的庭园时，夜幕已经降临。 孩子们听说伊莎多拉回到了莫斯科，便派出侦察员，等老师一到便由他们用灯笼发出信号。伊莎多拉一跨出汽车，孩子们便翩翩起舞，簇拥着她进入屋里。 她并未在乡间久留，尽管这里有快乐的孩子们的陪伴。转天，夏雨瓢泼而下，令人郁闷，叶赛宁决定回城，她只好陪着他进城。 当他们再次来到普列特奇斯坚卡时，他将她一人留在那里，自己不告而别，三天杳无音信。 每天清晨，伊莎多拉总是喃喃自语：“他一定遇到什么事了。他受伤了，出事了，得病了。”白天，她在焦躁不安的等待和急切的盼望中度过。到了傍晚，她又喃喃自语：“不能总是这样，该结束了！” 经过三天忐忑不安的等待，伊莎多拉决定远远离开莫斯科，到别处去度过夏季余下的日子。 她出去买了两张当晚去高加索的火车票。认定在她的生活中叶赛宁插曲已告结束，伊莎多拉不禁产生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开始重新收拾行装。 让娜留在巴黎了，身边没有侍女帮忙，她使唤来了艾尔玛。艾尔玛将与她同行，以便随时照顾她。 当艾尔玛着手准备旅途用品时，立即发现自己的老师衣服少得可怜，这使她大吃一惊：她甚至连一件睡衣都没有。她的衣箱几乎是空的。仅有的几件衣服还是在俄国买的。 当艾尔玛问到这些时，伊莎多拉无可奈何地笑笑，回答道： “我什么都没有。我在纽约和巴黎买的那些新衣服没过多久就不见了。开始我还以为是让娜干的，后来才偶尔发现几天前在豪华大街买的一件黑睡衣跑到了叶赛宁的一只新箱子里。这样，我的内衣就一件接一件地从五斗橱的抽屉里不翼而飞了，钱就更甭提了……”她用一个富于表现力的手势说完了没有说出的一切。 “那么，”艾尔玛说，“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一个可行的办法：打开叶赛宁所有的箱子，拿回你自己的东西！” “噢！”伊莎多拉带着悲戚而又惊恐的神情喊了起来，“我们不能这么办。他有一种怪癖，不准别人碰他的箱子。好几次他威胁说，如果我胆敢瞧瞧他箱子里的东西，他就开枪打死我。我知道他在一只箱子里藏着一把上了子弹的左轮手枪。不，不，我们可不能轻易动他的箱子。” 但伊莎多拉的朋友们很快找到了一把能开最大的一只手提箱的钥匙，且马上将它打开了。 呈现在他们眼前的是千奇百怪的东西。人们以各种各样的钥匙和尖头工具试开其余的箱子和提包，但都无法打开，有人便出去找技术高超的锁匠。 艾尔玛在工作室里忙碌着。她从摊在地上的一匹丝绸上剪下一件件睡衣用料。除了这匹放在上面的丝绸外，这只敞开的箱子里还有成盒的和散装的昂贵的香皂，一瓶瓶头发香水、洗涤剂、润发油，一简筒牙膏和刮脸皂，大瓶小瓶的各种香水，一盒盒剃刀片。这些都是叶赛宁准备送给亲朋的礼物。 叶赛宁后来将箱子一股脑儿带到一位朋友的家里，用一个手指按在唇上，神秘地逢人便说： “我的箱子！不能让别人碰它们。” 其他箱内的东西也许永远是个秘密，因为正当锁匠要在这种他从未见过的、别出心裁的锁上施展技艺时，叶赛宁一头闯了进来。 这时，伊莎多拉把同他断绝关系的决心抛到了脑后，张开双臂向房门冲去，喊道：“谢尔盖！谢尔盖！你到哪儿去了？伊莎多拉难受，太难受了！” 此时，艾尔玛将迷惑不解的锁匠从旁门推了出去，在他身后大声嚷道：“不，我们不把这些箱子放到地下室里去了。” 叶赛宁环顾四周，随即将伊莎多拉推开，扑向他的宝贵财产，发疯般地大喊： “我的箱子！谁摆弄我的箱子了？你们竟敢动我的箱子，我要杀了那个碰我箱子的家伙。我的箱子！噢，我的箱子！” 大家急忙解释说由于以为他不回来了，才准备将箱子搬出屋去。时赛宁这才平静了一些。随即，他走向一只箱子。从衣袋里掏出一大串钥匙，挑出其中一把，打开了一只皮箱。当他正忙于拿出他所要的东西时，伊莎多拉走过去，飞速捡出了一件衣服。 “看！这是伊莎多拉的裙子！”她喊道。 他跳了起来，想抢回这件衣眼，于是一场稚气可掬的拔河赛开始了。最后，他松手了，伊莎多拉将衣服扔给艾尔玛。随即她以比叶赛宁更敏捷的动作奔向箱子，拿出了另一件。他们又孩子般地抢来抢去。他大喊大叫： “这是我的！这是给我妹妹的。在巴黎时你把它送给我了。这是我的！” 伊莎多拉：“不对！不对！这是给艾尔玛的。我在巴黎时没有送过你，这件礼物是给她的。” 叶赛宁松开了他抓住的衣服的一角，奔过去把箱子合上，以防伊莎多拉再拿去什么。随即，他像以往一样用纸将衬衣和盥洗用具裹成一个小包，准备离开房间。 伊莎多拉站在他面前，以过去从未有过的严峻的目光注视着他，用结结巴巴的俄语说，如果他又对所去的地点、时间只字不提就离开，那么一切就都结束了，她不愿再为他过另一个焦虑不安的三天。无论如何当晚她要离开莫斯科了。 他带着怀疑的目光大笑着走了。当晚，当列车即将驶离卡赞斯基车站时，叶赛宁出现在月台上。这回他没有喝醉酒，满面笑容，尽管莫斯科火车站很多，他仍然巧妙地找到了妻子上车的车站，赶来与她道别。 他的到来使伊莎多拉深受感动，劝他登车同去。 但时赛宁没有被她说服。他答应过一段时间也要前去，可能是在克里米亚与她相聚。在最后一遍车铃响起前，他们温情脉脉地互相道别，仿佛这是他们第一次分手。伊莎多拉不停地挥动着围巾，直到叶赛宁的身影在她的视野中消失。 伊莎多拉启程前往高加索的基斯洛沃茨克。这是俄国的疗养胜地，那里有闪闪耀眼的纳赞泉，含矿物质的泉水装瓶运出，行销全苏各地。 伊莎多拉和艾尔玛经过两天半的奔波，于8月的一个清晨6点钟到达这个小镇。 伊莎多拉轻而易举地适应了这里的生活。早晨，她用令人精神焕发的矿泉水洗浴，中午在库尔豪斯进餐，随后在附近风光旖旎的乡间乘车兜风，傍晚又回到库尔豪斯用餐，饭后去剧院看戏或听交响乐队演出的音乐会。 这样生活了一周左右。她感到有些厌烦了，决心振奋起来做些事情。 于是，她决定在高加索巡回演出，首场演出在基斯洛沃茨克举行。为此她给在莫斯科的秘书打了一个电报，要他与别人同来安排演出。 他们赶来后，伊莎多拉制订出了演出计划。她在基斯洛沃茨克的首场演出是柴可夫斯基的带有交响乐伴奏的乐曲。这个交响乐队的成员大部分来自列宁格勒交响乐团，他们熟记《悲怆交响曲》。但他们告诉伊莎多拉，他们已多年没有演出过《斯拉夫进行曲》，需要排练才能登台。 在首场演出的当日清晨，设于库尔扎尔广场的半圆形音乐台上，大幕紧闭，遮住了正在紧张排练《斯拉夫进行曲》的乐手们的身影。 小号吹出的刺耳的歌颂沙皇的音符划破了黎明的寂静。 几位还没有洗澡便早早出来散步的游人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们面面相觑，惊愕得说不出话来。于是，他们三三两两聚集在遮住了乐队的帷幕前。 乐队指挥对此一无所知，当他正要指挥乐师们第三次重复这支进行曲时，一位怒气冲冲的契卡官员出现在他的面前，查问他们反复演奏这支刺耳的沙皇赞歌是什么意思。 乐队指挥刚才还在一味欣赏这支由喇叭吹出的充分体现了柴可夫斯基的创作风格和斯拉夫特色的赞歌，现在却浑身上下颤抖着，向那位可畏的官员解释说这场虚构的反革命示威没有任何含义。他是奉著名舞蹈家伊莎多拉·邓肯女士之命来排练这支乐曲的，当晚她将要在剧院中用舞蹈来表演这支出自俄国享有盛誉的作曲家之手的曲子。 他给半信半疑的官员出示了节目单和柴可夫斯基的乐谱。这位契卡官员命令指挥不论早晨还是其他时间都不准再为好奇的围观者演奏富于煽动性的曲子。 当晚，剧场座无虚席，气氛十分紧张，因为邓肯即将演出“上帝保佑沙皇”这一节目的消息早已传遍了全城。 然而，当邓肯一登上舞台，两个全副武装的契卡官员就通知她如若不取消《斯拉夫进行曲》，演出就不能进行。 伊莎多拉用结结巴巴的俄语竭力解释说，她在十月革命四周年的纪念会上，曾在所有的共产主义领袖们面前用舞蹈表演过这支乐曲，卢纳察尔斯基同志曾为此写了热情洋溢的赞誉文章。她已在世界各地富于革命色彩地表演过这个节目，现在不准备在一个俄国小镇放弃这一节目。 然而，这两位漠不经心、疑惑不解的契卡官员冷冷地答道：伊莎多拉必须保证不再跳沙皇赞美歌的曲调，否则他们将寸步不让。 伊莎多拉不屑继续与他们交涉，径直绕过帷幕走到台前，面对着急切等待着的观众。第一阵热烈的掌声平息后，伊莎多拉问剧场里是否有人能将她的话译成俄语。坐的第一排的一位男士自告奋勇地站了起来，愿意提供帮助。 伊莎多拉说道：“后台有几位警察局的官员。他们来逮捕我！如果我今晚为你们表演柴可夫斯基的作品，他们就要逮捕我。但是即使他们事后拘捕我，我也要跳这支乐曲。无论如何，监狱也不会与大旅馆的客房相距太远吧。” 此时，那位一直缄默不语的主动担任翻译的人大声说： “您不必担心，邓肯同志。您可以开始演出了。我以伊斯普尔科姆苏维埃主席的身分准许您表演柴可夫斯基的进行曲。” 观众们激动万分，爆发出雷鸣般的喝彩和掌声。伊莎多拉嫣然一笑，向主席致谢后退回了后台。 两位契卡官员不再罗嗦就离开了舞台，伊莎多拉再次出场。她对柴可夫斯基的两部作品以及《国际歌》的戏剧性处理掀起了观众们感情上的波澜，如潮的喝彩声此起彼伏，一阵高过一阵。 然而，契卡对插手这起事件的人甚为不满。 转天傍晚，当伊莎多拉和艾尔玛进餐时，有人惊恐万状地跑来送信说，警察已在秘书的房间里。 两个女子匆匆赶回旅馆，跑到屋里，发现那两个在演出那天晚上打过交道的官员正与一位地位更高的人物交谈着。他们身着清一色的警服，腰带上别着手枪，房间的前后门均被全副武装的士兵把守着。 秘书面色苍白，全身战栗地躺在床上。他十分清楚，自己一旦离开此屋，也许就永远不能回来或回到人世间的任何一个地方了。 当伊莎多拉弄清他们不敢招惹冒犯了他们尊严的艾尔玛和她本人、却要逮捕纯属无辜的秘书时，不禁怒气冲冲地将矛头对准了那个官衔最高的官员。狂怒中，她找出了她所知道的俄语中最下流的骂人的话，满腔怒火地对他骂道： “下流坯！” 他的手下意识地摸向手枪的皮套。 “坏蛋，就是下流坯！”伊莎多拉喊道，随即又怒不可遏地向他抛去了一连串充满火药味的话语。 躺在床上的秘书竭力解释，借以安慰这位受辱的官员。 当两名士兵奉命上前看守躺在床上的秘书时，伊莎多拉蓦地记起颇有权势的托洛茨基此时仍在基斯洛沃茨克。她跑出房间，大声告诉艾尔玛她出去找托洛茨基。士兵们想拦住伊莎多拉，但她巧妙地躲开了他们，跑到自己的房间里匆匆写了一个便条，旋即冲下楼梯，找到一个门卫，努力向他说明自己要直接去托洛茨基居住的别墅。 这位仆人充当了伊莎多拉的向导。在灯笼摇曳的微光下，伊莎多拉攀登在峭峻漆黑的山路上，焦急地寻找着军事部长的住宅。他们找寻了大约15分钟，终于来到一幢高大的别墅前。 守门的两名契卡人员不准这个陌生的、情绪激动的女士入内，并且找来了警卫队的长官。 他询问了伊莎多拉的情况后，随即告诉她任何人不能见托洛茨基。 最后，她只好将那张用铅笔写的便条交给他带入别墅。 过了一阵，他回来通知她可以回旅馆了，一切都会平安无事。 伊莎多拉回到旅馆，发现秘书的房间已杂乱无章，所有的抽屉、箱子和提包都被搜查了一遍。根据托洛茨基卫队的高级契卡官员下达的命令，士兵们已撤离了此处。 风波之后，伊莎多拉觉得如果迁往更边远的地区对她和她的朋友们也许会安全一些。因而她决定前往里海岸边的石油名城巴库。从她们所在的疗养胜地乘火车去巴库，需要两天一夜的时间。 到达巴库后，伊莎多拉到欧罗巴旅馆。 她刚一露面，旅馆老板和他的夫人就迎了过来。他们向她问好，欢迎她的到来。他们告诉伊莎多拉，很久很久以前，他俩在德国见过她。这位美国姑娘的美妙的舞姿已成为他们珍贵的回忆，因而在伊莎多拉逗留期间，他们对她关怀备至，并且总是亲自做这做那，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让她住得舒服一些。 旅馆设有一个屋顶花园，一支小乐队在开饭期间在此演奏。伊莎多拉每晚都在这里进餐，同时俯瞰市区和周围乡村的奇妙景色。 午后，伊莎多拉和艾尔玛总是驱车到城外兜风。她们时而驶进景色秀丽的乡间，时而在陡峭的沿海公路上疾驰。 一次，在环海飞驰的途中，她们闯进了一个小村庄。村里一片静寂，一座座农舍似乎都没有窗户，只有通向院子的一扇扇房门。门前的院落阒无人声，散发着醉人的花香，苍老的无花果树在院内投下浓浓的树荫，泉水淙淙，清脆悦耳。水边端坐着缄默不语、头戴面纱的妇女。当她们离开小村时，路过一片芜荒的墓地，歪斜的墓碑旁一些戴面纱的女子倚石而坐。在清真寺的尖塔下，一位祷告的报时人正在招呼虔诚的教徒们祷告。这里的人们简直生活在世外桃源。司机告诉她们，这是一个普通的波斯人居住的村庄，所有的村民都是穆斯林。 在离开这个被人遗忘的小村庄的途中，她们驶过一个迷人的小海湾，这里的海岸铺满银沙，一望无际。当漫不经心的司机坐在那里大吃其在村里买到的西瓜时，她们用他的汽车当浴室更衣，随即跳人温暖的里海水中尽情畅游起来。 伊莎多拉在石油城逗留了两个星期，举办了几场由管弦乐伴奏的演出。她发现，如同往常一样，大部分收入都付给了乐师们，但她又不愿只在钢琴伴奏下跳舞。一次，在巴库举行独舞演出之前，伊莎多拉只请了一位在当地享有盛誉的钢琴家参加排练。但在演出那天，那决定无论如何必须有管弦乐伴奏以壮阵容。因此，即使在为油田工人免费演出时，自始至终也是由一支相当规模的管弦乐队伴奏。 一次，在一个小俱乐部里，伊莎多拉为工人子女们举行了一场免费的午后演出。 在节目开始前，她把几个孩子叫上舞台，给他们上了舞蹈训练的第一课。随后她表演了几支舒伯特的圆舞曲、《音乐瞬间》以及肖邦的小夜曲。 小观众们兴高采烈的发自内心的热烈的喝彩和掌声，使伊莎多拉深受感动，她决定接受几名天赋高的孩子进入她所执教的莫斯科舞蹈学校学习。他们将在那里接受几年训练，然后返回巴库去教其他的孩子们舞蹈。这一计划将由国家石油公司资助。 但在一番毫无结果的讨论之后，这一打算终于成为泡影。由于缺少有远见卓识的政府官员的支持，这项计划无法实现。 然而，伊莎多拉十分喜爱孩子们，仍为孩子们安排了一个特殊的盛会。通过旅馆德国老板的热情帮助，伊莎多拉请来了屋顶花园的小管弦乐队。在他们的伴奏下，她指点艾尔玛排练了许多她大约在20年前自编自演的舞蹈节目。这些节目表现了爱情与青春的欢乐，销魄的陶醉和狂喜，十分迷人。 演出那天，艾尔玛因病无法登台。伊莎多拉不愿让急切等待的热情的小观众失望，决定亲自表演这些她已多年未跳过的充满青春魅力的舞蹈。 伊莎多拉身披薄如蝉翼的粉红色彩裙，栗色的秀发上缀着鲜花，轻盈地跳着，仿佛又回到了过去的岁月。在格鲁克、舒伯特、勃拉姆斯、肖邦等大师的乐曲声中，她将少女的迷恋和狂喜表现得淋漓尽致。她的优雅和喜悦出自天然，丝毫没有刻意雕琢的痕迹。凭着坚强的意志和杰出的天赋所产生的巨大力量，她捕捉到了飞逝的青春的精灵，并在一个下午将其牢牢地留在了举手投足之间。 离开巴库，伊莎多拉来到坐落在激流奔腾的库拉河沿岸的梯弗里斯。昔日她来俄国旅行时，曾到过这个古老而又美丽的格鲁吉亚首府。这里给她留下了许多有趣而又幸福的回忆：美丽的黑眼睛的土著，芳醇馥郁的葡萄酒，矿泉水浴以及在群山起伏的郊外的游览。 在她到达市中心几个小时后，高加索共和国主席埃尔耶阿瓦就前来拜访，并向她表示了敬意。他对这位舞蹈家已久闻大名。埃尔耶阿瓦不仅是位蜚声全国的革命战士，而且是个地道的格鲁吉亚人，他十分希望伊莎多拉这次访问苏维埃领导下的梯弗里斯，会同前次访问时一样顺利、愉快。他告诉伊莎多拉，他非常愿意，而且高兴陪她在乡间乘车出游。 转天，他乘一辆大型公车来到了旅馆，随行的还有其他一些级别稍低的政府官员的汽车。伊莎多拉将一条红围巾披在肩后，当她穿戴停当后，所有的车辆一同朝弗拉基卡夫卡兹的方向驶去。 他们来到一个小酒店进午餐。店主人是一位胖乎乎、温厚的当地人，他在一桶桶堆积如山的新酿造的高加索酒之间忙碌着，犹如一位格鲁吉亚酒神。他摇摇摆摆地穿梭于饭桌之间，端着大杯的殷红的葡萄酒为尊贵的客人们祝酒，又不时摆弄着在火上烘烤的羊肉串，使它们合乎客人们的口味。当午餐将要结束时，客人们已品尝完香气扑鼻的东方咖啡，开始抽起烟来。这时，上了年纪的胖主人情不自禁地跳起了舞蹈。他在牙间衔一把短剑，头顶一个空酒瓶，表演了一个欢快的当地舞蹈。他的舞姿非常优美，轻快，使伊莎多拉大为惊讶。她看得人了迷，大声要求他再来一次。 伊莎多拉在前次梯弗里斯之行中，见到了名扬天下的硫磺温泉浴，对此仍记忆犹新。现在她每早必去那里洗浴一次，洗浴结束，房间里备有热腾腾的肉馅饼和醉人的当地葡萄酒。伊莎多拉说洗这种澡只有一个难题：她虽在服侍人员娴熟的摆弄下减轻了许多磅体重，但在敞开胃口吃热肉馅饼时，体重却又升了上去，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傍晚，在政府供职的朋友们的陪伴下，伊莎多拉喜欢去一个突出在库拉河上的小饭店。那里，他们边啜肯南特莱酒，边欣赏当地管弦乐队的演奏。由于伊莎多拉的光临，他们总是乐于为她表演一些几乎已被遗忘的歌曲和民族音乐。她津津有味地聆听着乐师们变化多端、富于魅力的演奏，而他们也不知疲倦地为这位欣赏力极高的听众表演着。 尽管梯弗里斯暑气逼人，近于热带气候，但伊莎多拉在这里的数场演出仍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离开迷人的格鲁吉亚首府前，伊莎多拉前去参观了无家可归的亚美尼亚儿童集中营。这个庞大的营地设在距梯弗里斯几英里的地方。 像平日一样，伊莎多拉为孩子们表演了一个朴素的舞蹈，使得他们兴高采烈。随后，通过翻译，伊莎多拉为他们上了舞蹈第一课。离开营地时，她许诺捐赠一些红色舞蹈服装给他们，教师们可以将衣服送给那些跳得最好的女孩子们。 高加索之行的最后一站是巴图姆，一个笼罩在8月末灼人的酷暑之中的小镇。伊莎多拉来到小镇后，当地政府安排她住进了一座美丽的别野。托洛茨基在这个港口逗留期间曾住在这里。革命前它属于一个腰缠万贯的法国人，他在房前屋后的花园里栽种了许多欧洲和热带花卉。这是一个乐园，可惜离镇中心很远。 不走运的是，此时这里正是雨季。滂沱大雨已经持续了48个小时，伊莎多拉越来越感到抑郁。她喃喃自语不该离开镇里，不应这样随便接受当地政府的殷勤款待。第三日，骤雨依旧，伊莎多拉悄悄地离开了别墅，来到通往镇上的大路，搭车向剧院赶去。 当瓢泼大雨稍稍收敛一些时，别墅里的其他客人纷纷四处寻找这位失踪的贵宾。在巴图姆，他们发现她已在一位年轻人的公寓住了下来。这位年轻人是格鲁吉亚诗人，契卡首脑的弟弟。伊莎多拉来到剧院时，虽然全身湿漉漉的，但内心却欣喜万分。此时这位年轻人正巧也在剧院。 遇到这样一位声名显赫的女士，年轻人不禁有些为之倾倒。他将她送往一个饭店，并在这里把她介绍给一些年轻的格鲁吉亚诗人。很快，他们把她当作缪斯，并把她护送到年轻人的公寓里住了下来。随后，他们在外面的楼梯上坐了一夜，为他们这位新来的缪斯守夜。 直到离开巴图姆，伊莎多拉一直住在这位年轻人的公寓里。 伊莎多拉在巴图姆逗留期间，黑海舰队的一艘驱逐舰和一艘潜水艇正在该港停泊。一天，政府官员们拜访了伊莎多拉，询问她是否愿意为舰长和水手们免费演出一次。伊莎多拉欣然同意，为他们安排了一场日间演出。她用舞蹈表演了柴可夫斯基的曲目，并像平时一样，以《国际歌》做为演出的压轴戏。台下的水兵们起劲地随着歌唱。 尽管巴图姆的诗人们仪表堂堂，对他们选出的缪斯殷勤周到，不乏魅力，但仍无法驱走她脑海中对另一位诗人的思念：叶赛宁的影子总是浮现在她的脑海。 自从在卡赞斯基站分手后，她曾给他写了许多信，打了许多电报，但从未得到过他的片言只字。 伊莎多拉辞别了这群巴图姆诗人，乘船前往位于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她希望那里会比高加索更容易吸引叶赛宁前去。伊莎多拉到达后，给漫游四方的丈夫发去了电报，要他去雅尔塔与自己会面。不久，回电到了： 别再来信、来电报。叶赛宁同我在一起，不会再找你。别指望他再回到你身边。 加琳娜·宾尼斯拉夫斯卡娅 这个答复使伊莎多拉·邓肯怒不可遏。她想马上赶到莫斯科，但她的朋友们劝她在黑海岸边安静地休息一下。 后来伊莎多拉才了解到，那个名叫宾尼斯拉夫斯卡姬的女子并未给她打电报，是叶赛宁出于只有他自己才清楚的原因，写出了这份电文，签上了她的名字。当时她根本没有同他在一起。 这样，伊莎多拉在雅尔塔度过几天后，又回到了莫斯科。 在那里，她千方百计地想要见到桀骜不驯的叶赛宁。然而，他的行踪却这样难以捉摸，无论是他原先的住处。还是在特沃斯卡娅路他过去经常出入的咖啡馆，都没有他的踪影。他的朋友们也似乎都对他的情况一无所知，或者他们虽有所知却不愿将此透露给正在打听他的消息的人。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后来叶赛宁在普列特奇斯坚卡20号露面。 他的行为非常不检，遭到人们的非议，连他的朋友施奈德也将他从那里赶了出去。后来，他给叶赛宁写了封长信，信中提到： 在伊莎多拉的房问里，你高声谈论对另一个女人的爱情，以及你使其他两个女人怀孕的事，难道你不觉得这很粗俗吗？人们听了你的话会怎样想呢？伊莎多拉唯一的过错就是对你太好了。你的所作所为简直像个下流坯。你曾多次告诉我你是多么爱伊莎多拉。但你回到莫斯科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发表一首献给另一个女人的爱情诗，来侮辱伊莎多拉。 你到处嚷嚷伊莎多拉把你送进了一所精神病院。我看到了账单，它证明你说的精神病院不过是个你住过的一流疗养院。你想，精神病院能允许你随意外出吗？住疗养院花掉了伊莎多拉很多钱，才使你免受了监禁和流放之苦。 在歌剧场，你打伤了一位法国警察。如果没有伊莎多拉的影响和保护，你就会蹲好几个月的监狱。伊莎多拉像守护神一样随时随地保护着你，我曾读过不少她为你辩护的非常精采的文章。正是因为你，她才失去了美国护照。你知道吗，为了带你去法国、意大利和美国，她做出了多么巨大的牺牲，经历了多少艰难和困苦！然而在你的祖国，你却以卑劣的行径来回报她。我十分清楚地见到了伊莎多拉为你所做的一切，却没有发现你所谓的“爱情”给她带来了什么。我只看到你丢人现眼，谎话连篇。昨晚你又那样出丑，我只能告诉你，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此后，一天下午，伊莎多拉正在自己的房间里与来访者闲坐，叶赛宁又前来索要他的半身雕像。他一露面就大声追问，最后终于醉醺醺地闯进了屋里。 这座巧夺天工的半身像是由才气横溢的科尼奥可夫用一大块木料雕刻而成的，摆在屋角的一个高高的古董柜的顶层。 伊莎多拉拒绝将雕像在他喝醉的情况下交给他，要他在神志清楚的时候再来搬走，但他却将一把椅子拖到屋角，双脚颤抖着站了上去。他伸出双手摸到雕像并紧紧抱住，然而他又承受不住雕像的重量，摇摇晃晃地跌下椅子，滚到了地上，但双手还是紧紧地把自己的木像搂在胸前。他突然摇晃着从地上一跃而起，随即步履蹒珊地走出房间。他游逛在莫斯科的小路上，那个托累人的雕像也不知丢到哪条街沟里了。 这是伊莎多拉·邓肯最后一次见到丈夫谢尔盖·叶赛宁。 当叶赛宁从伊莎多拉的生活中完全消失时，她在学校里度过了一段宁静的时光。她为孩子们授课，大量读书，甚至还想写回忆录。 1924年初，一位名叫季诺维也夫的音乐家来到邓肯的学校。他急于为伊莎多拉组织一次巡回演出。 冬季数月的懒散已使她颇感抑郁，于是便欣然同意了这位年轻人的建议。他们研究了演出时间后，年轻人便匆匆奔赴乌克兰各个城镇，并做了初步安排。但在他已制订出旅行路线并在许多访问过的地方出售了预售票时，列宁逝世了。苏联政府决定全国进行为期两周的哀悼。巡回演出只好暂时推迟。 尽管伊莎多拉从未与这位伟大的领袖接触过，但他的去世仍使她深感悲痛。在进入工会大厦的大厅里瞻仰列宁的遗容之前，她在一位朋友的陪伴下站在外面工人农民的行列里，冒雪等待了好几个小时。刺骨的严寒冻掉了她同伴的一只耳朵，她自己在这次漫长的等待中也几乎被冻僵。然而几十万悲痛欲绝的群众列队缓缓绕过遗体时的悲壮场面，给伊莎多拉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她为列宁创作了两首葬礼进行曲，以寄托自己的哀思。创作时她参考了一些流传甚广的歌曲，第一首曲子参考了列宁心爱的革命颂歌，第二首则参考了《革命英雄葬礼进行曲》。在后来所有的演出中，伊莎多拉都跳了这两支葬礼舞曲，并对不同的观众都产生了巨大的艺术感染力。 哀悼期过后，伊莎多拉同季诺维也夫一起踏上了乌克兰巡回演出的旅途。 首批演出是在哈尔科夫举行的。伊莎多拉每次都是以献给列宁的两个葬礼舞蹈做为开场戏——这两个节目是首次公演。伊莎多拉取得了空前的成功，这为她后来在乌克兰各地的一系列演出奠定了基础。的确，她的演出在每一个城镇都深受爱好音乐的乌克兰人的欢迎。 乌克兰首府基辅是俄国最古老的城市之一。伊莎多拉在这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功。该城约有50万居民，但伊莎多拉连演18场，场场爆满。即使在巴黎，她也从未连续演出过这么多的场次。在大街上，人民向她欢呼喝彩。 1924年4月，伊莎多拉·邓肯返回莫斯科。此时，她看上去比到俄国以来的任何时候都美丽。由于她的饮食仅包括新鲜的鱼子酱、烤鸡、烧鸡和香槟酒，几乎每晚必有的舞蹈演出又使她得到了持续的锻炼，她减去了约30磅体重。她的巡回演出大获成功。她说，即使演出没有取得很好的经济效益也无关紧要，不论赚不赚钱，在这样好的情绪中她无法闲散下去。如果她每天无所事事，每餐吃些土豆，失去的30磅体重很快又会恢复。 于是，伊莎多拉反复劝说自己的秘书，直到他终于前往列宁格勒去联系演出事宜。伊莎多拉等不及听取回音，也赶往该城，并在驰名天下的欧罗巴旅馆租下一套宽敞的房间。1922年她同叶赛宁度蜜月时曾在这里住过，十月革命前她也曾几次做为贵宾来过这里。在苏维埃政权下，这座旅馆并未受到多大影响，葡萄酒窖基本保持原样，许多原来的侍者仍在这里工作。伊莎多拉前几次在这里居住时十分慷慨，一位老总管因此对这位舞蹈家印象颇深。他为伊莎多拉跑前跑后，设法让她高兴。 伊莎多拉仍像平日一样慷慨，对花钱毫不在意。她在自已房间的大客厅里款待了所有的新旧朋友。 五月份，伊莎多拉与列宁格勒交响乐团合作演出了一场音乐会，第二次演出定于下一周举行。在这期间，演出主办人设法将伊莎多拉“卖”给了一个距列宁格勒很远的乡下小镇。 这个名叫威特普斯克的小镇位于铁路干线之外，须乘每站必停的夜车才能到达。 当伊莎多拉得知她要经过怎样的奔波才能抵达这个她将举行两场演出的遥远的乡间小镇时，她拒绝舍弃旅馆套间里舒适的生活去忍受三等夜车里的艰辛。尽管经纪人反复申明她将要在那里举行的第一场演出的门票已经售出，但她仍不为所动。 经纪人心急如焚：他已花掉了提前收取的大部分钱。面对他声泪俱下的恳求，伊莎多拉回答道：“我无法设想乘这种令人难以忍受的货车赶路。给我找一辆汽车来，我就考虑这次旅行！” 已慌得说话结结巴巴的经纪人在搜寻了全城后，终于找到了一辆私人汽车，车主同意用此车将伊莎多拉和随行人员送到威特普斯克，当然他们需付相当高的车费。 然而在归途中，悲剧却发生了。伊莎多拉在威特普斯克悠闲自得地打发着日子，直到临走也未考虑过她马上将要在列宁格勒举行的演出。但她一踏上归途，便督促司机加快车速，她急于赶回列宁格勒。 那辆车已十分陈旧，全速颠簸了几俄里后便碎成两段。司机所在的前半部翻了个筋头，后半部则和乘客一起甩进了沟里。两位乘客被死死压在行李下面。 一行人在公路中间孤立无援地站立着，面面相觑，不知所措。终于，伊莎多拉一只手从沟里那堆行李中拎起她的提包，另一只手握住仍未镇静下来的钢琴师的手，沿着公路走去以寻求帮助。在他们身后，悲痛欲绝的司机还在那堆残骸中哭泣，他的车毁了。 走了几英里后，他们迎面遇到了一位正赶着马车辘辘而行的农民。他们向他打招呼，告诉他所发生的一切。随即经过商量，他用马车将他俩、行李和司机送到了最近的普斯科夫火车站。因为到午夜才有一趟火车，伊莎多拉只好在那里拍了一份电报。那位农民是个典型的好客的俄国人，他将他们请到了他的小木屋。他们在那里同他一起围坐在茶炊旁，直到开往列宁格勒的火车驶来。 音乐会自然被取消了，聚集在大厅里焦急地等待着帷幕升起的观众们收到了门票退款。 几天以后，伊莎多拉带着伤痕离开了列宁格勒，甚至比以前更加穷困。在她离开欧罗巴旅馆时，她给亲密的朋友们留下了一张未付讫的票据，做为她在此居留期间过得十分愉快的纪念。 伊莎多拉重返莫斯科时已是6月仲夏，学校里的孩子们正准备度暑假。伊莎多拉在列宁格勒所受到的挫折迫使她设法重整旗鼓，以改善自己和学校的经济状况。回想年初收益不小的乌克兰之行，她觉得带上一些最具天资的学生赴前次未曾去过的一些乌克兰小镇演出，也许不会令人失望。 这次巡回演出始于基辅，在基辅大剧院里举行了首场演出。 伊莎多拉用德语讲授，翻译将其译成俄语，孩子们则用舞蹈动作进行表演，随即，在艾尔玛领舞的一系列舞蹈后，演出便结束了。 然而，常客们并不十分欣赏这种讲课和舞蹈融为一体的形式。他们已欣赏过伊莎多拉轻盈美妙、富于青春魅力的单人舞，所有学生合在一起也远不及她独自一人的演出动人心弦。 其他演出都是在颇具规模的管弦乐队的伴奏下露天举行的。伊莎多拉总是独自表演前一部分——通常是瓦格纳风格的舞蹈——艾尔玛和女孩子们合演的勃拉姆斯和舒伯特的舞曲则构成了演出的第二部分。 在基辅逗留两周后，伊莎多拉发现学校的经济条件未见好转，大部分演出所得付给了管弦乐队和旅馆。 伊莎多拉借款将艾尔玛和孩子们送回了莫斯科，随即同经纪人季诺维也夫商讨如何继续巡回演出，以便多赚一些钱。他们计划带上一名钢琴伴奏，前往伏尔加地区、土耳其斯坦、乌拉尔地区巡回演出，也许还要到西伯利亚和中国。 看上去这的确是一个十全十美的计划。这次行程减少了管弦乐队的巨额开支以及15个孩子的食宿费，经过的地方又都是伊莎多拉的未曾演出过的城镇，而在这些地区她的名声又早已家喻户晓，所以此行必定会大大增强她自己和学校的经济实力。 同艾尔玛一起回莫斯科的孩子们因无法到农村度假，便决定为城市儿童们上课，课堂设在由伊莎多拉的老朋友波德沃斯基负责管辖的位于麻雀山的体育场。学生们身着短短的红色衣衫，学习邓肯设计的练习动作以及一些最简单的舞蹈。他们在阳光下边跳边唱革命歌曲。夏季数月，这些面色白里泛黄的城市儿童已被晒得黝黑，成了健康愉快的爱跳舞的人。 与此同时，伊莎多拉同钢琴师马克·梅奇克和经纪人季诺维也夫正在旅程上奔波。但他们三个却屡遭失败，不仅没赚到钱，而且遭了许多罪。 8月中旬，整个夏天都在运动场上接受舞蹈训练的孩子们得到了伊莎多拉返回的消息，聚集在位于普列特奇斯坚卡大街的校舍外面。伊莎多拉乘车离开火车站驶往学校，抵达后被迎进了学校大客厅的阳台上。在那里，她俯瞰着由500多名身着红衣的儿童构成的海洋。他们向她欢呼，她则报以微笑，并向他们挥舞着红围巾。随即乐队奏起了《国际歌》，孩子们依次轻盈地舞过阳台，每人都将前面同伴的手高高举起。 伊莎多拉热泪盈眶地看着他们。她对身旁的人说：“见到这500多名在阳光下优美自然地载歌载舞的孩子们，我所受的那些磨难算得了什么呢？” 当孩子们列队前往麻雀山去上每日必修的舞蹈课时，伊莎多拉无法安心留在学校休息了。她跟着他们来到了运动场。他们在此再次为她翩翩起舞，列队而行。从此以后，伊莎多拉冒着八月的酷暑，天天前往运动场为幸福的孩子们授课。她为他们的进步而欣喜万分。 1924年9月，伊莎多拉·邓肯掀过了她生活中俄国之旅的一页。按照合同，她到了德国演出。 随之而来的是一段充满了新的失望和不幸的日子，而她的朋友们及家人则袖手旁观，无动于衷。在这期间，伊莎多拉四处流浪，投宿于工作室和设施简陋的旅馆，有时甚至吃不上饭。他写给养女和学生艾尔玛的信反映了柏林这段生活的真实增况。 ““9月底：“” ……我一直盼望着能够告诉你一些好消息，然而事与愿违，这项合同是一场骗局。他们都是骗子，他们没有付款，我在这里陷入了困境！……我在柏林没有一个朋友，伊丽莎白也身无分文。 布卢特内尔大厅座无虚席，观众们热情洋溢，而评论家们则大多刻薄无礼……我一文不名，却住在一个收费高得吓人的旅馆里。……今天下午我在等待未自俄国的一位律师。当然，我可以指控他们犯有诈骗罪，将他们全部投入监狱，然而这对我并无多大好处…… 我已全然不知所措——首批演出组织得极差，以致今后我很难再签订合同。他们有一支糟糕透顶的40人的管弦乐队，演奏总是跑调。在这里我就像囚徒般闲坐着，连要一辆出租汽车的钱都没有！ 我已濒于自杀的边缘。伊丽莎白很忙，又没有钱，所以无法帮助我。……这里的报纸将我视作受雇前来进行布尔什维克宣传的人，对我充满了敌意。实际上，这种误解多么可笑！ ““10月初：“” 1924年我大概命中注定要陷入悲惨的处境，我仍在这里等待，天知道等待什么。柏林简直可怕。在莫斯科街上卖火柴都比呆在这里要好。…… 伊丽莎白十分温柔，但却没有一分钱！我接到了你的电报，并打电报询问马霍尔姆能否为我在维也纳签订一项合同。 我花费不少时间琢磨哪种毒药能够使人比较平静地死去，我不愿选择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死法。 ““11月底：“” 我已经四个星期没有得到你的消息了。我正困在这个可怕的城市里。我签了三项合同，也被欺骗了三次。最后一项合同约定去汉诺威演出。届时，经纪人竟支付不出旅费。他们全是一伙骗子。 我无法离开此处！旅馆已四个星期没有供给我们饮食了。一位美国朋友每天给我送来一块烤牛排，但他也没有钱。我给戈尔季耶夫打了电报，却没有得到任何回音。伊丽莎白抛弃了我，到维也纳拜访一位富裕的朋友去了。她那所设在波茨坦的学校居然将我拒之门外。我因支气管炎病倒了两周，现在又饱受着牙痛的折磨。 我已给雷蒙德打过电报，但他远在尼斯，显然无法、也不可能为我提供任何帮助。德国今人无法忍受，简直地狱般可怕。我无法预料今后还会遇到什么。 ““12月中旬：“” 你为什么不答复我的电报和信件？尽管我不断地给你发航空信和电报，六周来却从未见过你的片言只字。我焦急万分。你总没有病倒吧？学校还存在吗？在这里我无法从俄国大使馆领到护照，请想方设法为我搞到护照以及同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的离婚证书。愿上帝保佑他，但他不是个好丈夫。 一周内我在这里的居留期限就要到了，因此我可能只好回莫斯科。各国都以我的“政治关系”为借口拒绝给我签证。我有什么政治关系？我的政治关系在哪里？连我本人对此也一无所知。 在这个极不友好的城市里，我进退维谷，茫然若失。我连一个朋友也没有。如果我回俄国的话，你能为我联系一个赴西伯利亚演出的合同吗？ 他们甚至不发给我赴维也纳履行合同的签证。……你们很快就要为我的葬礼送花圈了。你为什么六个星期不给我发一封信或电报？ 当不幸的舞蹈家在柏林陷入困境时，也有为数不多朋友向她伸出了援助之手，其中包括两位学音乐的美国学生：年轻的歌手马丁和钢琴师阿伦·科。他们仅靠有限的津贴维持生活，但他们为伊莎多拉献出了最后一分钱。他们陪伴着她，努力让她心情愉快。当饥肠辘辘的舞蹈家收不到家人和密友的来信、形势进一步恶化时，阿伦·科给巴黎的一位朋友写了信。 在那张信纸的背面，胡乱涂抹着潦草的铅笔字迹，仿佛出自一个绝望的病人之手，那是伊莎多拉的手笔。 然而，求助无效。虽然阿伦·科的朋友四处恳求，人们却无动于衷。最后，还是在美国的一位朋友凑了几百美元寄给这位处境困难的舞蹈家。伊莎多拉用这笔钱来到布鲁塞尔，塞西尔·索雷尔帮她搞到了签证。在他的帮助下，1925年1月，伊莎多拉离开布鲁塞尔，奔赴巴黎。 这时，柏林传出了伊莎多拉·邓肯准备将一生中收到的情书公之于世的消息。她一到巴黎，英美各家热衷于刊登爆炸新闻的报纸便派记者对她纠缠不休，然而她—一拒绝了他们。因为她从未想过要这样做。她说她只是在考虑撰写一部回忆录，描述自己的艺术生涯。她的艺术远比她的爱情故事更为重要。对于要求出版她现有的私人信件的荒谬提议，她充耳不闻。 巴黎的1月并不十分宜人。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到旅馆拜访过她。 弟弟雷蒙德多年来经营手织地毯以及衣料和布匹，生意十分兴隆。他除了在巴黎拥有两家零售店之外，在尼斯还有一所住宅和工作室。当他准备在三月份去尼斯时，他提议陪送不幸的姐姐离开潮湿多雾的巴黎，南下气候宜人的里维埃拉。他还许诺为伊莎多拉安排一间住房。 雷蒙德·邓肯是个禁欲主义者，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伊莎多拉在这种环境中生活了一段时间，便渴望告别弟弟那些覆盖着层层手织地毯的木凳，坐上富于弹性的长沙发椅。她将此事托付给朋友乔治·莫尔韦尔，他颇能左右位于英格兰大街的内格雷斯科旅馆的经理，便说服他以极低的租金为伊莎多拉在这所高级旅馆中提供一个带有浴室的小房间。 后来，伊莎多拉在尼斯的加利福尼亚区找到了一家小剧院，这家剧院就在英格兰大街附近，便托一位朋友为她租下了这家剧院。她想，如果能在这里挂起她那蓝色的帷幕，适当修饰一番，她就能在里维埃拉社交活跃季节举行演出，甚至可能创建另一所学校。在她的思想深处，总是潜伏着建立学校、培养儿童的念头。 尽管缺乏钱款，伊莎多拉在尼斯却过得十分愉快。她见到了许多朋友，并结识了新交。有时，她与在尼斯北部的奇米埃兹拥有一套房间的弗朗克·哈里斯共同进餐，有时则与老朋友、作家乔治·莫尔韦尔共度傍晚的时光。 4月的一夭，伊莎多拉在内格雷斯科旅馆附近的海滨浴场上闲坐时，被苍蝇叮了一下。她对此毫没在意。但转天，她的右臂剧烈地肿胀起来，她病倒了。 伊莎多拉只得让医生用柳叶刀割开隆起的部位，此后她卧床休养了一段时间。她在患病期间无法提笔，便考虑到请人润色一下她的一些关于舞蹈艺术的文章。 然而这位伟大的舞蹈家对她的舞蹈艺术所发表的见解似乎并未引起任何一位编辑的兴趣。如果她肯撰写披露布尔什维克内情的耸人听闻的文章，她的作品必定会非常畅销。 她告诉朋友她已想到撰写一本题名为《我的布尔什维克时代》的回忆录，但她必须首先描写赴俄之前的那一段生活。然而她总认为自己不是作家，所以迟迟下不了写作的决心。她只好请弗朗克·哈里斯和布拉斯科·伊瓦涅斯来整理这些材料。并且坚持认为，这本书以他们卓越的写作才能，必定会成为轰动一时的作品。可是这两位文人百事缠身，给她提出了同样的建议：口授给速记员。 1925年秋，伊莎多拉从尼斯回到巴黎，投宿在多尔赛宫旅馆。她在这家大旅馆的后侧租下了一间昏暗的小屋，但她很快就无力负担这笔费用。 她的一位多年的崇拜者为她在萨布隆大街提供了一间带有家具的工作室。伊莎多拉将她寥寥无几的几件家当带到了这里：一座用闪长岩雕制的小巧玲珑的如来佛头像，她与德国生物学家和哲学家欧内斯特·海克尔的合影，埃莉奥诺·杜丝、戈登·克莱格的照片，一个装满信件和原稿的柳条筐，以及一些书籍。 这间工作室没有浴室，取暖需靠煤气供热器，所以并不舒适。这里也不安静，因为一个大型汽车库就在对面。 伊莎多拉在闲坐中度日，期待着转机的到来。她时常身无分文，吃不上饭。一罐豌豆或蚕豆，在电热器上煮一些咖啡，这成了伊莎多拉最大的奢侈。伊莎多拉日渐忧郁。 为了应付即将来到巴黎的潮湿的冬季，她决定迁往位于米厄特区弗良科维勒街上的一个带有家具的小公寓。 在这里，她至少拥有一间浴室、卧室和起居室，尽管它们都很狭小。这里还一个阳台，可供她欣赏美妙的市容，时而还可以在阳台上凉上一瓶香槟酒。就是在这个地方，伊莎多拉请来了曾为她担任过秘书的朋友安德烈·阿尔思伊弗尔德，与他商量在法国共产党的赞助下创办一所可以接收1000名无产阶级儿童学舞的学校。 伊莎多拉对阿尔恩伊弗尔德说：“请他们给我送来500名、1000名学生，我会让他们创造出奇迹！孩子们生来就和谐优美、生气勃勃。他们宛如洁净的陶土。可以被人们打上欢乐、生活、自然等一切印记。如果人们善于引导孩子们，让他们理解舞蹈的含义，那么所有的孩子就都会跳舞。然而形体训练是次要的，我们首先必须培育孩子们的心灵。如果我能招收1000名孩子，我就将我的最优秀的学生从莫斯科接到这里。她们将在这所学校里担任班长，同我一起生活，由我为她们提供衣食。她们生活在我的书籍和艺术作品之中，一定会接受我的学说……但你必须向共产党的领导人强调，要实现这一切，必须有一定的资金。” 尽管阿尔恩伊弗尔德热情相助，仍未能落实任何具体问题，而春天已经悄悄过去。这个问题还是处于“被考虑”的阶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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