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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北京文艺台的节目主持人孟立，闲谈中说起我正在写这本有关家庭话题的书以及其间的诸多感慨，她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一个生长在台湾孤儿院里的孩子长大成人之后，一心想找到他的母亲，他能够获得的唯一线索就是一些从一个小山村到新竹、又从新竹到孤儿院的车票。他因此断定，这个与他有关的人一定就住在这两个地方之一。在新竹，他一无所获，就到了那个小山村。在这里，他知道了有关他去世的母亲的情况。母亲是一个不幸婚姻的受害者，她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把孩子送进了孤儿院，但是多少年来她一直坚持去看望自己的孩子，于是有了那许许多多的车票。母亲把自己给别人做工的微薄收入捐献给孩子所在的这家孤儿院，为了自己的孩子能不受委屈。长大的孩子从一张照片上看到了母亲，那是孤儿院全体孩子和捐款人的合影，在照片上，母子俩间隔几个人站着微笑。母亲的目光不离孩子左右，但孩子却不知道其实母亲就在自己身旁。孩子有很多话想对母亲说，现在母亲已经听不到了。贫穷的小山村只有小学校里有唯一的一架破旧的风琴，孩子在这架破风琴上弹遍了所有他能记起来的、献给母亲的歌。那些歌曲响彻山村，所有的人都感到奇怪——今天并不是母亲节呀？！ 故事讲完的时候，我们两个成年人相视而坐，不知道接下来该说些什么。窗外在刮风，风把天空吹得非常干净。 在采访和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听到的是许多个人和家庭或者就是亲人之间的故事，这也是我所进行的关于当代中国人情感状态的采访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一直非常相信，家庭带给个人的影响是无法估量也无处不在的。 这种影响有时候更像是一种烙印，深藏在血缘的底里。无论人在成长过程中是否曾经试图摆脱还是干脆就希望继承，这种影响最终都会在一个人的行为或者思想里表现出来，当然，在表现的程度上会因为不同人的人生态度的不同选择而有所不同。 启发我进行家庭问题的采访的契机来自对两性问题的采访过程，此后我开始投入《绝对隐私——当代中国人情感口述实录》这本书的采访和写作。受访者的谈话内容更多地集中在恋爱和婚姻方面，但是在非常密集的采访中，我发现大多数受访者在讲述自己的个体情感经历时，或多或少都会提到自己的家庭，比如父母的婚姻状态对自己择偶心态的影响、家人对自己选择的恋爱对象的基本看法，个人选择和长辈的期望发生矛盾时所承受的压力、渴望在自己的家庭中获得幸福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而没有得到才产生的婚外情和早恋、夫妻之间因为沟通的障碍或者原则问题上的冲突而导致的家庭解体。姻亲之间因为缺乏共同生活的基础而矛盾重重致使夫妻之间难以融洽，等等。所有这些都在表明，个人的种种思维和行为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在诸如性格、人生观等个人因素之外，至少还有一个因素是不能忽略的，那就是环境因素，即这个人生活的家庭环境、地域环境和人文环境。这个环境中的大多数人或者起主导作用的人的选择、判断标准，有时候会成为左右个人的一个重要环节。研究个体所处的环境应该是研究个体情感状态的一个不可缺少的角度。 这是我采访和写作这本书的初衷。这个表述起来非常复杂的话题被我简单地概括为有关家庭和亲子关系的采访，其主线依然是个体的情感状态。以上所提出的问题就是这本书所涉及的最主要的层面。 就这个话题进行采访与两性问题的采访有很大的不同，后者基本上是发生在某一个时间阶段内的一件事或者几件事，在时间和情节上相对集中和完整，受访者比较容易找到一个非常具体的切入点，然后展开讲述，整理起来也比较容易提纲挛领。但是采访一旦涉及家庭或者更大的生活背景，首先在时间上就显得非常漫长，长时间内所发生的事件也必然很多、很芜杂，受访者在叙述的取舍上比较不容易，因此叙述也显得凌乱、松散，情节在这里变得比较淡，而感受性的内容很多，心理密度的增大也使得个性化色彩更强。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本书更强调由充分展开的细节所带来的内心共呜，而不追求由情节的起伏跌宕所带来的阅读愉悦。这是需要我对读者说明的。 在长达半年的集中采访过程中，我的一些感觉伴随着受访者的增加而越来越强烈，我不断地对受访者和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家是最遥远的地方，还是最亲近的地方？有亲情关系的人与人之间是否更需要交流和沟通？亲情在什么情况下给人温暖和力量，在什么情况下会成为人的心理负担？当个人面对重大选择的时候，是首先尊重家庭的意志，还是首先强调生命形式的自我决定权？我是带着这些问号进行我的采访和写作的。受访者也是在用他们各不相同的经历和感悟以自己的方式回答我提出的问题。 一位受访者曾经在信中写下这样一段话： 有时候，家对我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她要求我必须以她的荣誉为重，必须按照她对我的要求去成长，我不是我自己，而是一个家庭的一种希望，在这个地方，我是没有我自己的。我曾经为这个非常痛苦，发誓一定要离开家，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找回我自己，我才有自由。可是更多的时候，家是我的靠山，特别是当我终于实现了到外地上大学，真正地远离了我的家庭和亲人的时候，我发现我最想念的还是我原来那个家，我最牵挂的还是我那些曾经约束我的家人，我有了困难还是首先给我爸、我妈打电话。 我觉得我逃了那么远，在心理上其实我根本就没有逃。而且我知道我一辈子也逃不开的，我的家是我最后的一个归宿。 他的话在我的受访者中几乎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观点，即对家庭的反叛和回归。反叛家庭是由于个人意志的不能完全实现，回归家庭是由于毕竟这里是最具备宽容和谅解的一个无条件接纳自己的地方。每个人其实都在不同的程度上期待着，有一个地方，能够在这里使个人获得最大限度上的自由，能够在这里获取最多的帮助和支持，能够在最疲倦。最不如意的时候在这里歇脚，能够在一生的奋斗归于平淡的时候在这里安居。家的存在实际上在表明着一种稳定，一种从形式到内容上的不离不弃，因为只有在家庭中间才具有那种用血缘和亲情连缀成的爱，而只有这种爱才不会轻易被割断、才会恒久不变色。 众多的受访者所讲述的家庭故事各不相同，有些人是由于沟通的失败而失去了家庭，有些人是因为日积月累的误解而与家庭隔膜，有些人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才体会到家庭的温暖，有些人是因为不懂得交流而至今生活在一个不和谐的家庭之中。但是大家几乎都在表达一种相同的寻觅，有没有一种完美的方式，能够把反叛和回归统一起来？有没有一种完 美的家庭的模式，可以使人在这个有不容质疑的爱做前提的地方最轻松自在地生活，至少在这里不会受到伤害？我们共同得出的结论是：有。关键在于每个人自己怎样去做。家庭是一个组织，父母和孩子、丈夫和妻子分别承担着不同的角色，但是彼此之间绝对不是一种所有权关系，抛开这种角色的限制，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首先都是人，都具有人的七情六欲、人的理想和追求。人的道德标准和价值取向，都具有选择自己认为合理的生活方式的权利。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站在人的立场、把对方当成和自己一样的人，从尊重人、理解人的角度出发替对方着想，那么很多误解是可以冰释、很多矛盾是可以解决的。人在社会中生活，从陌生人身上尚且可以获得理解，那么在有爱做前提的家庭之中，有什么是不可以通过彼此的沟通来实现的呢？只是我们有太深的误会，以为家人之间是不必如此的，甚至是羞于如此的，以为对家人提出的任何要求都是不能被拒绝的，以为因为有亲情就可以没有原则。正因为这样的误会的存在，使得我们在面对家庭的时候比面对陌生人更加谨慎小心、更加欲言又止、更加心存疑虑，是我们自己首先疏远了家庭，家才变成了最遥远的地方。 我从小生活在一个和谐的家庭里，我的父母以最平等的方式面对我在成长过程中遇到的一切问题，我们的关系是父母和女儿，但同时我们也是最亲密的朋友，他们给予我最多的自我选择的空间和对我的个性的极大的尊重，同时也给予我最中肯的人生指导和最宽厚的谅解。长大成人之后我有了自己的婚姻，我把这种平等交流的观念也带进了我个人的家庭，这是我们至今能够愉快、自由地生活的重要保证。也保证了我能够带着这样健康的心态去开始我的采访和写作。 我的受访者给我讲述的有关他们的家庭的故事，有些是感伤的、痛苦的，有些是动人的、幸福的，他们使我明白了家庭对于个人的重要，使我更加深刻地懂得了建设良好的家庭关系是每个人必须付出艰苦的努力才能最终实现的。虽然他们自己也曾经或者正在面临着种种问题的困扰和折磨。 解决问题的前提是必须面对问题和认识问题，假如我的这本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这个作用，我愿意做那个提出问题和呈现问题的人。这也是我和我的受访者的共同愿望。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十五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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