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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战争使整个欧洲陷于瘫痪。德国的长期占领，盟军的轰炸和解放前夕的激战，几乎把这个大陆摧毁殆尽。一九四八年，笼罩着欧洲的气氛只是一片绝望。历届政府接踵倒台，持续不断几个严冬，特别是欧洲人深感不能从这个泥潭中自拔的心情，严重地动摇了欧洲各国人民复兴本国的决心。 欧洲工业设施被摧毁，大批熟练工人由于战争而四处分散；经历了六年紧张的战时生产，机器设备已经破料不过，而且缺乏零件；所有这些问题使欧洲各国无法自行补充机床，更新设施或生产足够的商品来偿付恢复工业所需要的原料。可以作为新的投资或用以重建工厂的资金少得可怜。大部分欧洲货币不是不能兑换，就是按完全不合理的汇率兑换。对货币流通实行财政限制的情况几乎普遍存在。各国都企图关起门来自己搞建设，对于邻国在干些什么都不很关心。战争已结束三年，食物还几乎到处都实行配给。由于交通中断和分配制度失灵，农业机械化不足和肥料短缺，欧洲各国经济的生产率普遍下降。 美国一直以某种权宜的和紊乱的方式，直接或通过国际组织向欧洲提供食品、货物和金钱。在许多国家里，普遍存在的经济困难还引起一系列政治问题。在希腊，共产党人曾企图用武力夺取政权，建立一个共产党政府。希腊共产党这一企图，得到了邻近共产主义国家的支持。土耳其受到庞大邻国苏联的巨大压力，任他们在领土方面作出让步，并对苏采取更友好的态度。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根据遏制苏联扩张的政策，杜鲁门总统向国会提出了一项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方案。这两个国家既受到某种形式的军事压力，又面临很多经济上的困难。两党对杜鲁门总统这一方案的支持确保了它获得国会的批准。当时在美国，人们普遍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人类自由不仅受到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威胁，而且还受到军事威胁。美国政府内部还从那个方案得出这样一种看法，即：如果欧洲要想复兴，就必须建立在一个宏大规划的基础上，这个规划要使欧洲各国更加团结，在美国密切配合下为其共同利益而努力奋斗。 一九四七年，由马歇尔将军首先在哈佛大学一次演讲中，提出了这个以后用他的姓氏命名的计划。该计划为美国和那些愿意参加制订一项援助计划的欧洲国家，提供了一个广泛合作的组织基础，通过这项援助计划，可以使我们的欧洲伙伴得以复兴和自立。欧洲自由国家热烈地欢迎这个主张。苏联则阻止其盟国参加。为配合美国的欧洲复兴计划工作，成立了一个欧洲国家组织。美国在巴黎设立了一个总办事处，同欧洲国家一起来制定执行方案和分配美援。美国前驻苏、驻英大使、前商务部长艾夫里尔·哈里曼被任命为该办事处主任。他要求把我派到他那里去工作，我就被派去后 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活动即将展开。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一个国家，即美国，去资助它的竞争者，回过头来再同它竞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开始奉命执行马歇尔计划。 当我到达华盛顿时，我发现没有必要匆匆忙忙离开里约热内卢。事实上，我是被安排搭乘贾勒特·赫德尔斯顿号军舰赴欧洲。该舰原定十一天到达不来梅港，由于海上遇到风浪，十五天才到。到了不来梅，只见码头附近，乃至整个城市，到处满目疮痍，这使我感到非常吃惊。战争好象不是三年以前，而是前一天刚结束似的。我乘北方特别快车到巴黎，这是当时在欧洲很少几列国际列车之一。到了巴黎，在找到住处以前，我一直住在香榭丽舍大街附近的加利福尼亚饭店。 到了巴黎，我就向哈里曼先生和我新的顶头上司陆军中校查尔斯·博尼斯蒂尔报到。查尔斯是无任所陆军武官。我们的办公室都在协和广场塔莱朗饭店的二层楼上。这是一座在某种意义上同广场那边的美国大使馆对称的楼房。这座具有历史意义的楼房过去是那位著名的法国外交部长塔莱朗的住宅，当时用来作为美国在欧洲执行复兴计划的总部，直到很多年以后，美国驻巴黎总领馆接收过去充当馆址。至今它仍归总领馆使用。 接着，我着手找一套住房，终于在拉纳大街找到一套很精致小巧的公寓，从这里可以俯瞰布洛尼公园。有了住所，我就返回不来梅去取汽车，把它开到巴黎。一九四八年七月那段漫长的炎夏日子里，我看到欧洲依然处于瘫痪状态。战争带来的破坏和冲击仍然到处可见。仅有的一线光明就是美国明确表示，它决心要帮助欧洲朋友依靠自己的力量恢复他们的经济，使之稳定，并协助欧洲朋友为他们本国人民提供一个比共产主义所许诺的一切东西都好的自由生活。我曾在许多非军事性的活动方面为哈里曼先生效劳。常常同他一起进行广泛的旅行，走遍了所有的马歇尔计划国家。在他同各国政治和劳工领袖以及金融专家或其他高级人士会谈时，我经常当他的翻译。这对我来说，是一次非常受教益、感兴趣和有收获的阅历。它开阔了我的视野，并使我得以接触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和金融等以前几乎没有接触过的问题。有时搞得我很紧张，因为我必须翻译某些比较复杂、而我并不完全理解的金融或货币兑换等问题，而要把你自己不明白的东西恰如其份地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是不大可能的。许多人认为搞这种翻译是一项单纯而机械的工作。如果你对某个人的意思不能完全掌握和理解，那么要用另一种语言来转达是办不到的。广泛的旅行使我有可能在德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法国和意大利等实际上所有西欧各国，亲眼目睹了那些战痕累累的断垣残壁。我看到许多城市依然是一片废墟，好多工厂不开工，寂静无声，机器有的已被毁坏，有的已不知去向。巴黎这个不夜城，由于没有原料，又搞不到石油产品，晚上一片漆黑。路灯只开一半，而且光线微弱。所有的商店橱窗戏剧院大门都不见灯光。但比利时的情况要好得多。有一次，我临时开车到布鲁塞尔去，越过边界时，我一下就被比利时境内蒙斯镇上万家灯火的景象怔住了。我从一家面包店前面经过时，看到橱窗里摆着涂满奶油的蛋糕，这使我感到十分惊讶。我刚从巴黎来，那里连面包都是配给的，奶油是不准用的。我走进去以试探的口气问一位面包师傅，橱窗里边的东西是不是配给的。他说不是，我就要了一份奶油蛋糕。蛋糕的味道真好，我又要了一份。那位比利时师傅面带讥讽的表情看着我，并对我说：“你刚从法国来？”我说是的，我以为他不过问问我刚从什么地方来。我忘了长期以来，比利时人一直是许多法国人开玩笑的嘲弄对象，玩笑的内容不外是比利时人怎样愚蠢，又是多么土气。所以当我回答说刚从法国来时，他就露出得意的神情对我说：“比利时有点不一样了吧？”我不能不承认这是事实。那天晚上我到布鲁塞尔已是深夜，使我吃惊的是，布鲁塞尔全城灯火通亮。人们到处都在辛勤地劳动和进行恢复工作，比利时似乎正在带头使欧洲跳出战后的泥坑。我发现，在比利时，不论是食品还是肥皂，或者其他我在巴黎已习惯于用配给券购买的任何东西，都不是配给的。必须承认，在阴霾和黑暗笼罩下的欧洲，我发现比利时与欧洲各国截然不同，它是一座繁荣兴旺、一切正常并受人欢迎的孤岛。后来它成了欧洲共同市场的所在地和欧洲大陆的心脏。 现在，事隔多年以后，许多人都已经忘记，一九四八年是一种什么局面。他们忘记了我们当时从事了一项史无前例的事业，那就是资助我们的竞争对象，使他们复原以后再同我们竞争。马歇尔计划开始执行才短短几年，欧洲的工业机器重新转动了。在旧世界被战争摧毁了的国家面前，呈现出一派繁荣兴旺和生活水平空前提高的新气象。无论是我们的盟国还是我们的敌国，都在各个方面得到了我们的援助，这种援助的规模是人类历史有文字记载以来决无先例的。人的记忆是短暂的，但是作为一个当事者，我不能忘记，为了欧洲的自由和繁荣，我们曾不惜牺牲，并付出代价，首先在战争年代献出了我们的人，接着，在和平时期又拿出了我们的财富。虽然我说许多人已经把这一切都忘记了，但并不是到处如此。事实上，有些地方的人理解并感激我们。但不少人认为，整个复兴计划只是美国推销商品的一种巧妙办法。如果说大众牌汽车厂、菲亚特汽车厂、雷诺汽车厂都能很快恢复生产大批车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援助了他们，为他们提供了重新进行生产所必需的机床和设备，而这些东西当时在欧洲是搞不到的。 在荷兰，我在一家面包店看到一张荷兰政府关于马歇尔计划的招贴画，上面写着：“每天吃的面包有一半是靠马歇尔计划的援助烤出来的”。奥地利为旅游业添置的各种设施，也归功于马歇尔计划。但是总的看来，无论我们怎样努力，还是难以使一般欧洲人理解我们当时提供援助的规模有多大，以及我们在提供援助时所持的无私精神。不错，我们曾希望欧洲国家繁荣起来，并从我们美国购买东西，但这不是马歇尔计划的主要宗旨。它的主要宗旨是，给予我们在苦难中生活的朋友、盟国和先前的敌人以帮助，从而阻止共产主义乘人之危向前推进。 提供援助并不总是那么容易的。在受援国方面同样需要作出详尽的计划。他们必须向我们提出一个方案，说明他们准备怎样使用我们将向他们提供的美元。与此同时，他们必须在本国银行存入一笔价值相等的当地货币。在征得我们同意后，这笔款项可以用于他们国内复兴和改建项目中不需要使用外汇的部分。总之，这笔钱可以用两次——一次是以美元从美国或其他地方购买欧洲买不到的设备或原料，另一次是在受援国内部作为当地货币使用。每年都要做出详细的计划，这对某些小国是很困难的。法国、联合王国、德国和意大利有能力去做。至于其他国家，则一般不具备关于这方面的专门知识。总之，对许多欧洲小国来说，马歇尔计划是一所经济计划的学校。这是把欧洲各国联合起来的一所学校和一次实验。很多欧洲国家至今还认为，美国反对或曾经反对过欧洲的统一。在那个阶段，我们对欧洲的全部援助几乎只有一个目标，即逐步达到欧洲统一。当时在欧洲，是一个伟人辈出的时代。法国的罗贝尔·舒曼，出生于卢森堡，他曾作为一个德国士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服役，后来当了法国总理和外交部长。还有康拉德·阿登纳这位大人物，他领导德国从战败国的灰烬中挣脱出来，使它在世界文明国家中取得应有的地位。在意大利，有阿尔奇德·德·加斯贝利，他的政治生涯是从当一名奥地利议员开始的，那时他是奥地利帝国意大利少数民族的代表。在一些小国家里也有若干位大人物，如比利时的保罗·亨利·斯巴克。哈里曼同这些人物的关系都很密切。哈里曼善于处理各种问题，为人正直，有能力使美国政府了解当时的需要并往往能够办成，因而使人们对他充满信心。这的确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要做的事很多，但也出了不少伟人，并有坚强的意志。 我回想起有一次同哈里曼先生到埃森的情景。一路上，到处都是废墟，战争的破坏这么严重，使我十分吃惊。我们走访了一家德国人，他们住在地下室。我们同他们进行了简短的交谈，离开那里后，我对哈里曼先生说：“你看他们能重建家园吗？”他说：“能，他们作得到。”我又说：“什么东西使你这样肯定呢？”他说：“你看到那个地下室的桌子上放着什么东西吗？”我回答说：“我看到桌子上放着一盆花。”哈里曼先生说：“对！任何一个民族，当他们处在这样凄惨的境地，还能想到在桌上摆设一些花，就一定能在废墟上重建家园。”我必须承认，那时我曾认为，即使我能活到很大年纪，也不能看到欧洲的繁荣和重建。但是，不到十年功夫，人们已经很难发现战争的痕迹了。 大多数欧洲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工业瘫痪，生产几乎完全停顿。在一个国家，即希腊，实际上还在进行着军事冲突。那时的希腊正处于共产主义邻国和希腊共产党的内外夹攻之中。希腊的内战消耗着它的精力，并使这个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恢复得很慢。一九四九年元旦，我曾同哈里曼先生一起到过雅典。他似乎有一种在假日旅行的嗜好。无论在感恩节，还是七月四日国庆节，或者元旦，我们几乎总是陪他在某个地方旅行。他是一个不知疲倦和富有献身精神的人。他满腔热情地致力于同我们友好的欧洲国家的自由、统一和复兴事业。有一次，我们乘飞机去雅典，到那里正遇到一个非常尴尬的时刻。就在我们到达前不久，希腊内务部长在雅典城里的闹市区被人暗杀了。因此，为我们采取了严密的安全措施。这时，自天在雅典城外走动需有警卫随同，夜晚则根本不能出城。希腊的许多领导人不会讲英语，但会讲法语，因此，当哈里曼先生同他们进行会谈时，我就可以对他有所帮助。 在希腊，经济问题不是压倒一切的紧迫问题。紧迫的问题是，得到外国支援的共产党游击队在全国各地进行袭击，以及政府为对付这种袭击所需要的军事援助。对此，杜鲁门先生总是采取非常慷慨的态度，不仅运去了军事装备，而且还派了一批美国军官去援助希腊军队，抵御该国遭到的咄咄逼人的威胁。哈里曼先生同希腊经济协调部长斯蒂法诺斯·斯蒂法诺波罗斯先生会谈时，我替他当翻译。会谈结束后，斯蒂法诺波罗斯先生约我到离雅典城不远的普西希霍的彭泰利康饭店去见他，我同意了。当时，我和另一位执行马歇尔计划的同事住一个房间，他的名字叫格伦·穆尔豪斯。就在我即将出门应斯蒂法诺波罗斯先生之约，共进午餐之前一刹那，我突然想起一个美国新闻记者在萨洛尼卡被人谋杀的案件，人们发现他的尸体在海湾上漂浮，脑袋后面还有一个子弹穿过的窟窿。于是我就问起一个念头：这次邀请，也可能是某种圈套。我有一枝手枪，我决定随身带着它，这样，如果我去的话，至少不至于象一只面对屠刀的绵羊那样任人摆布。我在床上把手枪拆卸开来，擦干净。然后把它重新装起来，可是，装到最后一道工序，也就是把枪管塞进手枪里边去时，我想不起来怎么装了。因为发现时间不早了，我就越来越着急，拼命想把它安装好。最后我知道已来不及把它装好，因为这时响起了敲门声，一个柔和的声音说：“我是乔治尤斯·达斯卡拉基斯。我是来接你出去的。”我对同屋的伙伴说：“仔细瞧瞧这个家伙。我们也许只能从他那里知道个究竟。”说完这句话，我就把还没有装好的手枪塞在枕头底下。达斯卡拉基斯先生把我带到楼下，我上了一辆旅行汽车，坐在司机旁边的座位上。后面坐着两名士兵，在我们驶出城外进入郊区后，我随时准备着一支手枪的枪口凉嗖嗖地抵着我的脖颈。但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我走进彭泰利康饭店，同斯蒂法诺波罗斯先生一起喝茶并进行了长谈。他的真正意图是要我使哈里曼先生理解这样的事实：希腊是马歇尔计划国家中处境最困难的一个国家，事实上战斗正在希腊土地上进行，广大地区被控制在共产党游击队手里，因此，形势比其他国家紧迫。所以，在取得援助方面，希腊应该比其它国家享有更大的优先权，因为其他国家并不存在类似的情况。我离开这个饭店刚几分钟，就想起来怎样装好那枚手枪的最后一道工序，但已经无济于事，因为手枪在我房间里的枕头底下。当我回到寓所时，穆尔豪斯告诉我，旅店的女仆曾进来整理床铺，他指着我的床叫她先整理。当时，希腊正实行戒严令，照理，谁要是拥有武器，就要判处死刑。这位女仆已经走到我的床边，正掀开枕头准备收拾时，看到了手枪，她发出一声尖叫就飞快地跑了，再也没有回来收拾床铺。这件事现在听起来也许有点可笑，但在当时，情况就是如此，也就是说情况很棘手也很困难，因此，女仆显得那样激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哈里曼先生在希腊逗留期间，总有一批警卫或侦探跟随着他，所以，当他到机场准备乘飞机离开希腊时，他转过头向我小声说：“借我点钱给巡警。”我断定他这样说没有贬意。这是他想起来形容警务人员的第一个词。我问：“你要多少？”他哦了一声说：“不知道，给我五十万德拉克马①吧。”这在当时折合美金一百五十元。我必须说，不管是什么钱，能借给哈里曼先生五十万元，我感到莫大的荣幸。后来，他把这笔钱还给了我。 -------- ①希腊币名。——译者 有一次当我离开巴黎外出旅行时，我被推选为欧洲合作署的活动委员会主席。这样，我就需要进行大量的社交组织工作，井需要同已经成立的准备接受和沟通马歇尔计划援助的欧洲经济合作组织①发生联系。当时我们搞过的一项活动，是为救济法国的小儿麻痹症患者组织一次庆祝罗斯福生日的舞会。为了寻找这类性质的慈善机关，我们作了大量调查，最后终于找到了。于是马歇尔计划部门的高级官员的夫人们，以及高级官员本人都纷纷亲自出马，同那些平时有事务往来的各界人士接触和联系，请他们捐献物品，以便义卖后充当该项救济的基金。史亚巴莱丽香水公司捐了一套服装，法国航空公司捐了两张飞机票，其他许多商业公司也都捐献了各种五花八门的东西。我们曾举行会议讨论如何办理这件事，会上一个为马歇尔计划工作的法国姑娘说，她父亲经营一个艺术品商店，他估计可能为我们搞到一件捐献品。下次开会时，我问她搞到没有，她肯定地回答说已经搞到几件。她搞到了于特里约，马蒂斯，塞贡扎克和迪菲等画家的作品。我说，“你是指复制品罢。”她说，“不，是原作。”考虑到这些作品出自这样著名的法国画家之手，价值连城，我们决定，不用义卖的办法，而改为拍卖的方式出售。 -------- ①一九六０年改名为经济合作发展组织。——译者 我到警察局去领取举办这种拍卖的许可证，这是法国法律规定的手续。我走到警察总局，我惊讶地看到那里竟然有一个专门办理这种事务的拍卖办事处。我走进去问那里的职员怎样办理许可证。他给了我一张表格，要我填明组织这次拍卖的是哪些人。我就在上面写上：罗斯福诞辰舞会的主席是旅居巴黎的一位美国律师，他名叫安布罗斯·钱伯斯，我是副主席。这位职员出去了几分钟，当他回来的时候，他告诉我说，在我八岁的时候，我曾因骑一辆没有挂车子牌照的自行车被拘留过。这种发生在十八年以前的事情，经过德国的占领和重新解放等事件之后，在法国的档案里竟然还保存着有关资料，实在使我惊讶万分。他还告诉我，钱伯斯先生的妻子在结婚前，曾同一个法国警察发生过争吵，还用她的手提包打过那个警察。我不能不承认法国人收集和保存这些资料的本领，确实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这位职员把许可证给了我，而且他还是被指定来监视抽签的官方人士。我很高兴现在能够告诉大家，他当时赢得一个小的奖品，而且这绝对不是事先安排的。 我在巴黎同哈里曼先生一道工作的年代里，他必须经常回华盛顿去参加国会的听证会，向批准马歇尔计划基金的各个委员会作证。有一次，当我陪他完成了一次返美旅行任务后，我到华盛顿机场，准备从那里飞往纽约去搭乘飞越大西洋的飞机。在那里，哈里曼先生遇到一位他认识的年轻国会议员，名字叫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肯尼迪议员的座位在机舱后面，我的座位紧挨着哈里曼先生的位子。我看到他们两人彼此谈得非常投机，我就对肯尼迪议员说，到纽约这段路程上，他可以坐在我那个紧挨着哈里曼的位子上，我可以到后面去坐他的位子。他很愉快地同意了。这是我一生中仅有的一次机会能见到肯尼迪总统，因为在他任总统的那几年期间，我一直在国外工作。 马歇尔将军任美国国务卿期间，曾到巴黎出席联合国大会。因为我以前有机会和他相识，哈里曼先生就让我当他的助手和翻译。这给了我一个机会，使我能见到某些其他欧洲国家的领导人。我见过意大利的财政部长贝拉，他对恢复里拉这一货币的稳定出了大力；我还经常有机会见到比利时的保罗·亨利·斯巴克。周末，马歇尔将军经常带他的夫人去参观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那时他在那里服役，是珀欣手下一名年轻的上校副官。有一个周末，我们离开巴黎，在兰斯度过了夜晚。当时正是犹太恐怖主义者对马歇尔将军大肆威吓的时候，所以，我和他的行政助理卡特将军——他是我在里约热内卢时就认识的——以及他的副官陆军少校乔治工人都轮流荷枪实弹地守卫在马歇尔将军的门外。那天晚上，我们在兰斯的一家饭店吃了饭，我们谁都没有要酒喝。马歇尔将军在屋子里被许多人认了出来，突然间有一个满脸胡子的法国人走了过来，把一瓶香槟酒放在我们的桌子上，用厌恶的表情看着我们正在喝的水，并用英语说：“各位先生，水会泡烂你们的靴子，请收下这瓶酒和我的祝贺罢。”马歇尔将军非常高兴，因为这是一瓶优质的老牌香槟酒。 第二天我们驱车前往法国东部的梅斯。当我们的车从西面靠近这个城市时，马歇尔将军说：“靠近这条路右边的拐弯处有一些一八七０年战后竖立起来的纪念碑。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里有一座为第十七勃兰登堡步兵团建立的纪念碑。”事过三十年他还能记得这么清楚，我非常惊讶。车开到那里，我们看到公路右边果然有一座纪念一八七０年第十七勃兰登堡步兵团功绩的褐色石碑。我们在梅斯停留了一些时候就去南希。我们在南希的格兰德饭店登记住宿时，接待处一位妇女抽出该旅馆一九一八年的登记簿，并指给马歇尔将军看三十年前他和妇欣将军在这个旅馆一起登记住宿时的签名。在南希期间（由于马歇尔将军没有公开他的身份，所以，省长只把自已的名片日在旅馆，而没有争取见马歇尔将军），马歇尔将军要我到附近的龚德尔古尔城去了解一个名叫茹阿特的太太是否还活着。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几个月里，他曾借住在她家里，他当时是一名上校。我走访了当地的警察局并查明茹阿特太太还健在，而且头脑清楚，不过已经九十多岁了。第二天，我陪同马歇尔将军和夫人乘车前往龚德尔古尔。我们把车停在茹阿特太太家门前，我一个人走上楼去按门铃。一位年迈的老太太出来开了门。我问道：“您就是茹阿特太太吗？”她说：“是的，我就是。”接着她看了看我说道：“哎哟，我的上帝，他来了，是吗？”她已经在广播里听到关于马歇尔将军已来到这个地区的消息，但是她简直不能相信他会来看望她。后来，我下楼去请马歇尔将军及其夫人。马歇尔将军来到楼上，茹阿特太太激动地吻他的双颊。茹阿特太太非常感激马歇尔将军，因为她的儿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俘，后来，由于马歇尔将军的帮助，这个战俘得到了自由，而且被释放的时间出乎意外地提前了。她告诉我们一件很有趣的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巴顿将军率领他的军队路过这个城市时，曾来看过她。马歇尔将军过去曾向巴顿将军提出过，如果他路过龚德尔古尔城，就去看望一下茹阿特太太，并为她做点事。按照巴顿将军的想法，为她做一点事就是叫来一辆装满食品的两吨半卡车，并把食品卸到茹阿特太太的家里，因为当时法国非常缺乏食物。然后巴顿将军安排了一个装甲团列队从茹阿特太太窗前行进，他则和布阿特太太在窗前检阅这支部队。马歇尔夫人很高兴和茹阿特太太相识，因为她经常听到马歇尔将军谈起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这所房子里住过几个月的情况。 在此期间，我和马歇尔将军还访问了意大利和希腊。在意大利，我们会见了意大利政府的许多要员，他们对马歇尔将军的印象都十分深刻。我认为我毕生认识的人当中，很少人有马歇尔将军那样的风度并给人以如此高贵和正直的感觉。他在所有与他交往过的政治家心目中都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有一次在希腊，马歇尔将军同当时已八十多岁高龄的马克西莫斯首相会谈。他老是提到他自己的年龄。当时，他自己是六十五岁左右。此事显然激怒了马克西莫斯首相。当马歇尔将军第三次或第四次提到他多大年纪时，马克西莫斯看着他并用法语说：“马歇尔将军，你总是谈到你的年龄，你要知道，论我的年龄都能做你父亲了。况且，我还是希腊首相呢！”我将此话翻译过来了。我必须说，这件事使我大吃一惊，因为居然有人因自己的年龄大就想到可以当马歇尔将军的父亲，这是多么不可思议。当时马歇尔将军精力非常充沛，活动非常灵便，而且我们在希腊进行的是一次有意义的访问。我认为，在希腊历史上这一艰难困苦的时刻，美国国务卿来到希腊这件事本身，就是对希腊的极大鼓舞。 此后，我和华盛顿欧洲复兴计划署署长保罗·霍夫曼又去过希腊。这次我到了希腊北部，并在那里同部队一起度过了几天。我和第二师驻在一个叫弗洛里纳的城里。统率这个师的是一个令人生畏的希腊将军，身高约六英尺四英寸，还留着两撇浓密的八字胡，他叫帕帕多普洛斯（请别和希腊后来的独裁者混淆），浑名叫巴波斯①。弗洛里纳城被游击队以某种形式围困已将近三年，而我在那里时，这种包围已解除。大批希腊军队开进这个城市，并结束了这种长时期的包围。这时，第二师受命开往位于大小普雷斯帕湖之间的地峡。我和这些希腊军队一道往下走到这个地峡，过了地峡就是阿尔巴尼亚同希腊的边界。当希腊人接近边界时，游击队还在向他们开枪，而希腊人仍继续前进。我知道雅典方面很快会命令希腊军队停止前进。但是，希腊的战地指挥官们说，只要游击队在阿尔巴尼亚国土上向他们射击，他们就准备继续前进。我自己也继续向前走，两脚跨进了阿尔巴尼亚国境，然后，很快又返回希腊。我相信，当时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进入阿尔巴尼亚国境的为数极少的几个美国军官之一。那时，希腊军队的土气很高。这个国家处于战争状态已将近十年，而希腊的士兵知道，由于南斯拉夫已不再支持共产党游击队，战争终于快要结束了。 -------- ①意为北美印第安人的婴孩。——译者 一天，我和《时代》周刊的一名记者乘吉普车沿着公路前进，路边有一个营的希腊士兵正在休息。《时代》周刊的记者要我们停车，我们照办了。他问那些士兵：“这里有人会讲英语吗？。一个年青的希腊士兵说他会，他在美国上过学，会讲英语。记者问他，眼役前他干什么工作。他答称他原是鞋匠，还说，他不想继续在军队里，战争结束后，他将回去当鞋匠。然后，这个记者问他，美国军事团来到希腊后，希腊军队的素质是否有很大提高。年青的下士盯住他的眼睛说道：“先生，希腊军队一向是一支好的军队。它是世界上最好的军队。”正是这种精神使这支希腊军队把游击队赶到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去的。这是一个令人振奋和令人激励的时刻。希腊军队是一支擅长歌唱的军队。在这方面，希腊军队给了我非常好的印象。它看起来不象一支小国的军队，倒象是一支高度现代化的军队。一九四０年以来，希腊几乎一直处于战争状态，战斗从未间断过。一天晚上，我回到弗洛里纳时，副首相维尼采罗斯先生正在宣布包围已解除。他的讲话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后来，我接到电话，要我立即回雅典，陪同霍夫曼去拜会希腊首相。我从卡斯托里亚机场起飞。当我到达雅典时满身都是尘土，有一辆车在等我，并把我直接送到首相办公室。我感到非常窘，因为我身上很脏，不仅衣服上，而且脸上、手上都是灰尘。我和霍夫曼一起被带进希腊首相的办公室。我为我的狼狈相向首相表示歉意。首相拍拍我的肩膀说：“没有什么不好意思和难为情的。这是格拉莫斯的尘土，是从我们第二次格拉莫斯胜利中带来的光荣尘土。”（格拉莫斯山是战胜游击队取得伟大胜利的地方）就这样，我虽然有失外交礼仪，但得到了谅解。 欧洲人认识到，我们对于确保欧洲复兴的态度是认真的，我们是以认真的态度对待欧洲的防务问题，并把它看成我们自己的问题一样重要。一个火花燃烧起来了，前些年充斥整个欧洲的那种失望情绪开始消失。欧洲各国采取了行动，不但是保证欧洲各国得以复兴，而且还维护它们的共同自由。法国、英国、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组成了所谓的“西方联盟”，以便研究它们共同的防务，并委任阿拉曼①的胜利者陆军元帅蒙哥马利为第一任全军统帅。在蒙哥马利身上仍然保留着那一次胜利的光辉。战争期间在意大利指挥过法国军队的朱安将军被“西方联盟”任命为地面部队司令，当时他是法国驻摩洛哥总督。可是，朱安将军谢绝了这项任命。后来，这一职务由让·德拉特尔·德塔西尼将军担任。在抵御敌人在法国南部的登陆行动中，这位将军曾指挥过法国军队，后来，当法军推进到德国时，他又指挥过盟军最右翼的法国第一军。德拉特尔将军是一位非常卓越的军人。几年后，在印度支那再次证实了他的老练和才干。他是一个比较难以相处的人，曾几次同他的一些美国同僚和上司发生过冲突。有一次，当他在巴黎逗留期间，他要求约见马歇尔将军，我被指定在场当翻译。他和马歇尔将军是在战争中认识的。他来到美国大使馆官邸，两人握过手，就在起居室坐下来。德拉特尔将军以非常直率和近乎粗暴的方式开始了这次谈话。他对马歇尔将军说，朱安因为觉得没有军队可指挥，就拒绝担任“西方联盟”地面部队的统帅。现在有人要他担任此职。但他认为总要有人出来开个头，因此，他才愿意接受这个安排。英国人、法国人、比利时人、荷兰人和卢森堡人都对他说过，他们对他信得过。然而，他知道美国人对他不信任。可是，美国人迟早要介人西欧防务，因此，他想知道他怎样才能得到美国人的信任。马歇尔将军对这种直率的态度似乎有点吃惊，但他还是以同样直率的态度回答他说：“战争期间发生过几件事使我们对你有所疑虑。有一次我到你们司令部去，你当着一些记者的面同我谈到某些美国指挥官时，用语非常苛刻。”德拉特尔对他说：“当时没有任何人告诉过我，那些穿着军装、佩戴着小小绿色肩章的人是战地记者。我还以为他们是参谋。后来，当我发觉时，我也感到非常懊恼。”马歇尔将军说：“那么，还有另一件事。上级机关并没有给你发布命令，你就擅自跨越了莱茵河。”当时，德拉特尔将军答道：“马歇尔将军，你是一个军人。你能否设想这种情况，就是在我的祖国被德国人占领了四年之后，在德国敌军一路攻打，并越过莱茵河时，难道法国军队就不能到那里去吗？”马歇尔将军点点头表示理解，最后说：“还有另一件事。那就是要你撤出斯图加特时你拒绝执行命令。”德拉特尔答道：“在联军中担任指挥的将军一向是很难办的。福煦元帅曾经说过，他在指挥过一支联军以后，对拿破仑的崇敬心情就大大减退了。”他接着说：“而在本国领土上，在外国人统帅的联军里担任指挥，事情就更难办。”他随着拿出一封当时法国临时政府首脑戴高乐将军的信件，信中命令他不得从斯图加特撤退。我把信的内容扼要地翻译了，马歇尔将军听完后看着德拉特尔，并微笑着说：“我信任你。干吧，把指挥担起来。不久我们会申请国会批准：从我们在德国的储备中拨给你配备西方联军两个师的装备。”后来，我曾多次见过德拉特尔。他是一个坚强的指挥官，一位非凡的人才。如果他还活着的话，我真不知道法国在越南进行的战争将会怎样结束，但是，我肯定这场战争决不会以奠边府的惨败告终。 -------- ①阿拉曼为埃及城市名。一九四二年蒙哥马利元帅从这里出发攻占利比亚，因而得名。——译者 看到经受战争破坏的欧洲废墟上又开始点燃起充满活力的火焰，在某种意义上，就象漫长的冬天之后看到阳光明媚的春天，看到我们正在帮助欧洲恢复信心和恢复生产，这一切是多么令人感到欣慰而神往。欧洲大陆那颗古老而强壮的心脏又开始激烈地跳动了。我认为“马歇尔计划”最重要的成就不在于它提供的物质援助，而在于重新唤起了希望，重新恢复了活力，重新恢复了欧洲人的信心，相信他们不但能恢复正常的生活，而且能使生活过得比战前任何时候还要好。马歇尔计划所显示的卓越远见，美国国会愿意为此计划提供资金，美国商业界同意使它的竞争者得到恢复，所有这些因素，促使美国许多商业巨头响应哈里曼先生的号召，为马歇尔计划的各个领域效劳。其它方面还有大学的师生和各界人士，他们一起组成了一支有非凡才能、并充满热情的队伍。这支队伍感染了欧洲人。哈里曼先生的充沛精力，以及他不断为欧洲复兴所作的努力，同样给欧洲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对哈里曼先生的爱戴和崇敬的心情至今仍然不可磨灭地铭刻在他们的记忆之中。我陪同哈里曼先生来往于欧洲各国：到过葡萄牙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我们走追了整个西欧。我们也多次回到美国去见杜鲁门总统，或者在国会作证。俗话说：熟则生厌，但这种说法经常是错误的。我在哈里曼先生身边工作时，更增加了我对他的敬仰。我佩服他在波哥大以及其后在德黑兰所表现出来的胆略，佩服他始终一贯的充沛精力和献身精神。他是一个十分富裕的人，他无须这样操劳就可以坐享他财富的收益。但是，他把自己年富力强的黄金时代几乎全部献给了他的祖国和人类的自由。有象艾夫里尔·哈里曼这样的社会公仆为之服务的国家是一个幸运的国家。 这是我一生中特别有收获和有意义的阶段，因为它为我在政治、财政、经济和劳工方面打开了一个完全新的境界，这些方面是我以前没有接触过的。我从事于“马歇尔计划”这段经历，对我以后若干年的工作有极大的好处。它使我能够在不同场合做出需要我做出的判断。欧洲明显地获得复兴就是一个极大的收获。博尼斯蒂尔上校已晋升到更高的职位，去伦敦就任。经哈里曼先生的提名，我被任命为无任所武官，这时我已经是一个陆军少校了，并且，我相信，在武官的等级中，唯有我这个少样是个武官，而不是副武官。到一九五０年夏天，我发现这种工作更加令人神往。真没有想到，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我一生中很有收获，很受教育的时期即将结束，而且数周后我又将开始执行一系列性质完全不同的新使命：陪同哈里曼先生到朝鲜和陪同杜鲁门总统到威克岛。一九五０年六月二十五日凌晨北朝鲜的进攻，标志着我执行“马歇尔计划”的结束和随后一些使命的开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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