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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宣告，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长期内战，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抗日战争曾经一度中断，终于由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告一段落。在国共内战时期，美国支持了蒋介石和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战后一段短暂的时期内，美国和中共人士曾有所接触。尔后，中共与美国的关系完全断绝了。虽然在华沙会谈时作过微小的努力，但最后一无所得。 蒋介石被赶出大陆以后，美国继续支持他在台湾的国民党政府。美国第七舰队奉命防备共产党侵犯台湾。结果是自一九四八年以后，美国与中国一直没有外交上的联系。 一个在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和一个最富有和强大的国家之间竟丝毫没有接触。事实上，除了通过第三者外，确实没有别的渠道可以相互沟通。 在美国国内，中国问题成为棘手的问题之一，在美国政界，甚至有人散布这样的观点，有人“把中国出卖给赤色分子”了。右翼人士指责左翼人士要承担责任，是他们把占地球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送给了共产党。美国人一直激动地谈论中国问题，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一个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要提出改变中美关系现状的话，那是十分困难的。 事实上，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国想和美国进行接触。他们尽管与苏联决裂了，他们的反美宣传仍然极为激烈和尖锐。要打开这种僵局需要最高领导人的巨大勇气。理查德·尼克松具有这种勇气，而亨利·基辛格耐心地、坚持不懈地执行了这项政策。事实上，他们向中国伸出手来，也为的是寻找一种办法，可能借助于中国的帮助以制止北越的侵略。然而我们的希望落空了。拥有二千万人口的北越人利用我们的孤立主义从“竹幕”的那边向南推进了。但是，对中国的门户还是开放的。这是因为中国人在很大程度上认为，美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而且办事果断，否则他们也不会对我们感兴趣。如果我们象放弃越南、柬埔寨和老挝那样放弃朝鲜和日本，他们也会因此对他们的政策作出必要的结论。根据我的看法，如果我们放弃台湾，中国共产党可能认为，与其说这是我们对他们友好的表示，倒不如说这是证明我们是不值得信任的。在这小小的行星上，我们只有进行对话。事实上，除开对话之外，我们都没有别的选择。 我担负与中共接触的使命大概是在一九六九年一月，当时我还没有明确地意识到这件事。那时我担任美国驻法国使馆的武官，当我从巴黎返抵纽约时，到皮埃尔旅馆拜访刚当选为总统的尼克松。我们会见的时间很短，在谈话中尼克松对我说，在他担任总统期间想做的工作中，有一项就是设法与中共人士接触。他觉得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与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完全没有接触，对世界是不利的。 当时我认为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我也不知道尼克松究竟该怎么办。会见后，他建议我去找当时已被选中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亨利·基辛格博士。 我从未见过基辛格。他在皮埃尔旅馆也有一套房间。过去我曾读过他的一些著作。显然，他也曾听到别人谈起过我。在我们见面后，他要求我给他准备关于巴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越南情况的三份报告。几天以后，我就把报告交给他了。我在皮埃尔旅馆见到的基辛格几乎是一个温文尔雅缺乏胆识的人，而以后我却不再是这个印象。我当时有点纳闷，为什么当选的尼克松总统会选中基辛格这样的人来担任如此重要的职务。 事隔一年以后，有一次我从巴黎返回华盛顿，基辛格交给我一封给中国的信件，内容是说如果中国方面愿意，美国准备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秘密谈判。此事可通过美国驻法使馆武官弗农·沃尔特斯将军进行联系，保证严守秘密。信中还指出，如有必要，尼克松总统准备派高级代表到巴黎与中共人士会谈。我被授权以口头方式告诉他们，这位高级代表是基辛格博士。这时，我又去见尼克松总统，他指示我今后应该通过基辛格直接向他本人汇报，并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参与其事。 一九七０年四月二十七日，我企图把信件交给中国驻法国使馆武官，他名叫范文（译音）。他是我经常见到的中国使馆官员。但是每当我们见面时，互相都假装视而不见，从来没有握过手，讲过话。此外，我也很难找到单独跟他在一起的机会。那天，在出席波兰使馆招待会后，非常偶然地在院子里突然见到了他，而且只有我们俩在一起。我向他走去，并用他也会讲的法语对他说：“我是美国使馆武官沃尔特斯将军，我有一封我国总统给你国政府的信件。”他目瞪口呆地瞧着我，好象想说什么，但又不知说什么好。最后，终于气吁吁地用法语说：“我告诉他们，我告诉他们，我告诉他们。”说完急忙跨入“奔驰”轿车开走了。我把这次碰壁的情况向基辛格汇报，他指示我暂时把此事搁一捆。 六月十六日，我接到一封信件，指示我要在六月十九日将此信交给中国驻法大使黄镇。我立刻想到地处闹市的中国大使馆比较弓队注目，便决定到市郊纳伊区的大使官邸找他。第二天早晨八时许，我步行到城堡街大使官邸附近，那里距离我的住处不远。八点半整，大使乘坐他们本国制造的、“奔驰”式无产阶级高级轿车驶出大门。第三天，也是同样情况。我由此得出结论，他每天总是八点半出门。六月十九日早晨八点二十分，我未经通报就推开大使官邸前院的大门。那时，基辛格从巴基斯坦到北京的闪电式旅行刚宣布。我的这次使命无疑是中美初次接触的结果。 中共使馆在巴黎有两处房产。一处是在乔治五世大街的大使馆。在法国政府承认毛泽东政权为合法政府后，中共从国民党政府接管了这座老式的办公大楼。这里地处巴黎市中心，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场所，所以几乎无人不晓。为了避免招摇过市，我选择了到另一处住宅跟他们联系，这是诺曼第庄园式的宽敞建筑物。显然，过去是非常富有的法国人的财产。这住宅四周是花园，故而并不面临街道。花园周围有高墙，临街一面，还钉有金属板的栅栏以防行人窥视。除了大使以外，使馆其它人员也住在这里。我从我的纳伊区的寓所步行到中国大使馆官邸，这样就不致于被人察觉。因为所有属于外国使馆或外交人员的汽车都有带着CD字样的牌照，并根据不同国家分别用数字以示区别。譬如说，CD6代表美国，CD45代表英国。这样，与中国人接触的问题就复杂化了。带着CD6牌照的汽车在中国使馆附近出现显然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博士明确地告诉我要谨慎从事，否则会影响全局的计划。 当我推开大使官邸的大门时，一个年轻人正在那里等候着。我向他作了自我介绍，并告诉他我是来递交信件的。他说他名叫魏栋（译音），是大使的助手。他示意我跟他进去。我们穿过庭院一直到官邸主楼的门口，另一名官员出来迎接。他说他名叫赵贵生（译音），他讲的是英语。他们好象是在等待我，所以我想基辛格可能早已将此事事先通知他们了。他们带我到一间宽敞的客厅，其陈设富有中国民族色彩，四周墙上都是红绸贴面。 不久，大使来到客厅。他称赞我办事细心周到，不到大使馆而到这里来找他。如果到大使馆，警察和新闻记者就会很容易发现我的行踪。他说他很高兴和同僚交谈，因为在担任大使前，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将军。他答应将信件转交北京当局，他对信件本身不作任何明确的表态。他讲的是汉语，魏栋把他讲的话译成法语。 第二次会晤时，大使告诉我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接受谈判原则，并同意由我负责在两国政府间传递消息。大使说他希望事先了解与基辛格博士会谈中要讨论的问题。七月二十日，中国方面接受基辛格的建议，决定基辛格来巴黎与中国大使会谈的日期是七月二十五日或二十六日。我用与北越人会谈时使用的专用密码立即报告白宫基辛格办公室。唯一知道内情的只有我的女秘书南希·乌莱特。 中国使馆人员在一间宽敞的大厅里接待我，只有一、二次例外。这间大厅的家具、图画和布置完全是中国式的。在会谈时，我和大使通常并排坐在长沙发上，沙发前的小桌上摆着食品和饮料。法语翻译魏栋坐在右边，英语翻译赵贵生坐在左边。每次会面时，总是端上中国花茶，还有中国葡萄酒和茅台酒。我不敢多喝这种烈性的茅台酒，也从来不按中国习惯在干杯时把酒一饮而尽。除此以外，还有荔枝、枣汤和杏子罐头。我不喜欢荔枝，但是杏子罐头滋味鲜美，我颇为喜爱。为了礼尚往来，我也送些活动铅笔、自来水钢笔或美国糖果之类的礼品。我们都没有送过值钱的礼物。随着我们关系的发展，他们经常问我有关美国的问题，我也向他们提一些有关中国的问题。我们的关系开始时比较死板和拘谨，后来就越来越友好和不拘客套。但是，虽然谈天说地，言谈也还是谨慎小心的。 我安排基辛格到巴黎与北越进行秘密谈判长达一年多时间。一九七０年七月二十六日，基辛格第一次与中国大使会晤。从那时起，基辛格到巴黎后总是先与中国人会面，然后再找北越人谈判。为了不惹人注目，我采取了各种办法和不同的途径把他带进法国。他也采取了许多审慎的办法，除了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几个亲信助手外，其它美国人都不知内情。尼克松总统指示关于我的秘密使命，既不要告诉国务院，也不要告诉国防部。基辛格乘坐总统专机“空军一号”来到巴黎，出发前在华盛顿某个场合露面，动身来巴黎时往往是周末，回华盛顿时再在某个场合露面，使人们不怀疑他的来去行踪。 七月二十五日夜间，基辛格来到巴黎，在我的寓所过夜，并题在我的卧室。他的助手睡在我的客房，而我自己只好躺在起居室的沙发上。二十六日早晨，在吃了一顿丰盛的早餐后，我第一次把他带到中国使馆大使官邸。中国人象招待我一样，端来茶水，摆上荔枝和杏子罐头等食品。基辛格和中国大使回忆起在戴高乐将军的葬礼时曾见过面。那天，基辛格曾想找中国大使交谈，但这可能招致轩然大波。后来话归正题，大使宣布周恩来已接受这样的原则，即基辛格在尼克松总统访华前去中国访问，时间定在十月下旬。中国建议，如果基辛格要来中国，可取道阿拉斯加到上海。基辛格建议，当时负责与北越谈判的美国布鲁斯大使陪同他访问中国。中国方面提出种种理由，表示此事难以办到。基辛格说布鲁斯大使得到总统的完全信任，对布鲁斯大使不能随同访问甚表遗憾。基辛格还说，美国与其它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谈判都将告知中国，并请将此事转告周恩来。看来这种做法，中国人是满意的，并且比较放心了。 基辛格与中国大使的会晤，比起我与这位大使的会晤来显得拘谨了。以后，我定期与中国使馆人员会晤。八月十六日，基辛格又到了巴黎，这次是通过另一个邻国抵达法国的，由我秘密地带他进入巴黎。与以前一样，他并不通过法国的入境检查员或海关人员。 当我与中国人再次会谈时，他们对我的谈话总是表示很大兴趣，有些话题根本与我担负的使命无关。显然，二十五年来中美两国互不来往，关系极不和睦，因而他们对与美国人会谈是很高兴的。我们的交谈极为麻烦，我一会儿讲英语，一会儿又讲法语。魏栋和赵贵生都给大使作翻译，魏讲法语，赵讲英语，翻译都很流和熟练。当翻译中有搞不清楚的问题时，两位翻译用两种语言分别询问。因此，大使要听两种语言的翻译。这样做的目的似乎是为了更确切地了解我的讲话内容，以保证谈话内容确实无误。但用这种办法谈话很费时间，一次会谈往往要持续几个小时。 最初会谈时，他们拿一份材料给我看，让我作记录，但不让我带走。后来，我们关系有所进展，他们给我文件，可以保存，我也照此办理。但是，我不能用美国政府的纸张，而只能用法国的水印纸。他们给我打电话时也是小心翼翼的，只是在约定会见时间时通知一下，在电话里不谈论其它内容。我们都用代号称呼对方。我打电话只能找魏栋或赵贵生，而他们只能找我的女秘书南希·乌莱特，因为使馆里谁也不知道我们的事情。 由于我的活动对美国驻法国大使也是保密的，所以我也很难向他说明我为什么不能陪同他参加武官应该参加的某些军事方面的礼仪性活动。但是迪克·沃森大使跟我极为友好，我想他已知道我的活动。一九七二年三月，当我从巴黎离任回国担任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后，他接替了我的工作，为中美两国秘密来往从中传递消息。 显然，中国使馆人员对我个人也作过一番调查研究。因为他们设法让我知道，他们了解我去过越南，喜爱滑雪，对地下铁道也感兴趣。中国大使曾对我说：“哪天您到中国访问，可以让您参观我们的地下铁道，看看城市里的地道。”他们从来没有谈到过台湾，这是个禁忌的话题。因为我们双方的立场还有很大的距离，还是不谈为好。一般说来，我们双方都避免谈论可能引起争论的问题。有一天我谈起苏联是左派，而他们纠正我说，苏联实际上是右派，是社会帝国主义。 中国人接待基辛格时与接待我时的方式大不相同。我去见中国人时，魏栋在大门口等我，然后领我到大使官邸的主楼门前，由赵贵生负责接待，并带我到我称为“满洲厅”的大厅内，其布置都是红色的。几分钟后，大使来到大厅，握着我的手，用汉语说：“您好！”我也用汉语回答：“您好。”我们坐下后，他们总是请我吃东西——杏子罐头或荔枝罐头——喝茉莉花茶，有时还有茅台酒和中国产的玫瑰香葡萄酒，这些我不太喜欢。当基辛格来访时，完全是另一种礼仪。魏栋和赵贵生在大门口等候，到主楼时，大使在门口等着。这时，室内不仅轻轻地播送中国音乐，而且可以闻到焚烧檀香的微微的芳香。 基辛格和中国大使会谈后。曾问起我来中国使馆时的礼仪待遇。我说情况不同，并向他描绘一番我单独来见大使时的情景。基辛格脸上显出满意的神秘的笑意，好象是说在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里，也承认他和我的等级差别，礼仪待遇也不尽相同。 我曾经将很多白宫发来的信件转交给中国使馆，又将中国人的信件发往白宫。这些信件是安排尼克松总统的访问和基辛格的访问有关事项。原则上基辛格的访问安排在尼克松总统之前。后来，大使对我态度越来越随便了，有一天，他谈到我们两国之间的信件来往竟通过我们两个军人来进行，这真是有趣的事。他说，中国是爱好和平的。我回答说，一旦他进一步了解美国，他也会觉得我们的国家也是爱好和平的。他问我，苏联外交人员有没有问起过中美关系问题，我老实告诉他没有。他还问我是否认为苏联已经知道基辛格即将访华。我说我不知道，根据我的经验看来，苏联情报机构的活动尽管十分活跃，他们在这方面还没有这样大的本事。大使放声大笑，并友好地拍了拍我的背部。 大使问我许多有关美国的问题，例如：与总统不属同一党派的人能不能当州长，内阁部长是否应该是参议院或众议院成员。他问我美国有多少汽车，我告诉他美国二亿多人口有一亿辆汽车，这个数字使他颇为吃惊。 在八月和九月，随着我们会谈进展，我发现大使对我更为亲切和乐于协作。然而，显然他本人不能作出任何重要决定，重大事情都得由北京决定。 一九七一年八月三十一日，我去找米歇尔·若贝尔，他的地位的重要，人们喻之为蓬皮杜总统的基辛格。他问我谈判进展如何，我告诉他，中国已同意在尼克松总统访华前，基辛格先去中国访问。他问我，我是否认为中国人实际上操纵着北越。我回答说，中国人和苏联人实际上都是北越的后台，他们都给越南提供武器、粮食和金钱，使越南能坚持下去。但是着贝尔认为中国人对越南人的影响比苏联大，他告诉我说，他曾对苏联驻法大使瓦莱里安·佐林说过，法国和苏联在越南问题上有相似之处，也就是说两国对越南起不了多大影响，然而，苏联给越南的钱可多得多。他还说佐林对此似乎很不高兴。就在那时，我写信向白宫建议，请尼克松总统写信给蓬皮杜总统，感谢他在美越巴黎谈判中所给予的帮助。这件事后来照办了，蓬皮杜对此颇为赞赏。 九月三日，我给中国人送交一封关于美苏海上冲突事件谈判的信件。大使看了信之后，微笑着对我说，希望今后不要发生船只在海上相撞的事件。我回答说我也希望这样，但是苏联船只在海上航行时常常过分靠近我们的船只。有一次，在地中海航行时，我亲眼看见苏联船只离开我们航空母舰只有几百米。 此外，中国大使还谈到中国的人口问题。中国每年出生人数大约是一千三百万到一千五百万，相当于捷克斯洛伐克的人口。大使说，中国设法减少到一千万。中国在很多领域里还比较落后，很需要得到帮助。不过，他们在针灸方面有独到之处，所以在医疗技术方面可以和西方国家进行交流。 每次拜访，他们显然要留我多呆一会儿，多交谈交谈。他们喜欢谈话和交换意见，而我也相当坦率地与他们交谈。大使问了我一些关于我个人的事，譬如：我是怎么当兵的，又怎样当上了军官，在大战期间于了些什么，结婚了没有？我回答说没有。他又问我信什么教？当我回答说我信天主教，他点了点头，未置可否，只表示知道这一事实罢了。有一次他问我：“基辛格是信犹太教吗？”我只是淡漠地回答，我从来没有与基辛格谈过宗教问题。我对他说，主要的他是个美国人。后来我对基辛格谈及此事，他对我的回答感到满意。 九月二十一日，我交给中国人一份基辛格访问北京随行人员的名单。在这以后，他们提的问题更多了，如问我美国军人的退休年龄，我说像我这样有少将军衔的军官的退休年龄是五十八岁，如果我被提升为中将，那就得五十九岁退休。大使似乎感到这个年龄退休早了些。大使还问我退休后能否享有专用汽车和配备一个司机。我回答说没有。但是我回答说我退休后可以得到数目可观的退休金，生活可以过得很舒服。 中国大使和基辛格几次会谈以后，他告诉我他喜欢和基辛格打交道，因为基辛格性格比较坦率，说话直截了当，而且相当幽默。他说尼克松总统到中国访问会受到欢迎。有一天他问我基辛格有没有在部队呆过，我说他曾经是军人。他又问我那时他是什么军衔。我说在大战期间他是普通的士兵，但是基辛格爱跟别人说他是预备役的上尉。大使说：“啊！如果是这样，我们都是将军，他应该向我们敬礼。”我回答说：“他可能向您敬礼，但遗憾的是他不会向我敬礼。”我很喜欢这种开诚布公和坦率的会谈。我们象来自不同星球的居民，但最后终于建立了联系。 我跟中国人联系时，代号是“让”，而与越南人联系时，代号是“安德烈”。我打电话时说“让”要找魏或赵接电话。九月二十二日，赵打电话给我，要交换关于基辛格的座机与上海虹桥机场指挥塔台无线电频率的情报。后来，我们谈起有关语言的问题，我说我很抱歉，不会讲汉语。我们终于找到了一种共同语言。黄镇大使和我都懂俄语，我们开始用俄语交谈。但是我的俄语并不高明，而他的更糟。他笑着对我说，别人决不会相信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法大使与美国驻法使馆的武官会在一起用俄语交谈。在那时，我们已颇为知交，大使手扶着我的肩膀，一直送我到大门口。当然，我一直担心，我拜访中国大使的事会被苏联人、中央情报局或联邦调查局发现，他们会怀疑一个美国将军到共产党中国的使馆去干什么。幸好这种事情并没有发生。 九月二十八日，我又到中国大使官邸，告诉他们，我要回美国与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博士磋商。大使告诉我中国正与法国就关于购买供国际航线使用的协和式飞机一事进行谈判；他还说，一旦中美关系比较正常后，中国也一定会购买美国飞机，以供国内航线使用。我说：“在你们还不能自己制造这类飞机以前，就买我们的飞机吧。”大使笑着说：“我们的想法正是这样。”他还问我关于美国的吸毒问题，问我对贩卖毒品的人该如何处理。我直截了当地回答说，对那些把剧毒品卖给少年的贩子应该处决。他完全同意我的意见，认为对这些家伙怎么处罚都不过分，因为他们会损害一个民族的体质。 十月二日，我将尼克松总统与苏联外长葛罗米柯的会谈简报交给中国大使。我对他说，苏联已邀请尼克松总统访问莫斯科，但尼克松总统还没有表态，我们坚持应将此事告知中国。显然我这样作，是华盛顿的指示。十月三日。我又向大使递交一份信件。大使问我挣多少钱，沃森大使薪水是多少？我告诉他，如果美国人挣一百万元，就得交百分之八十所得税。他对此感到吃惊。然后又说，他作为军人，爱跟军人打交道。因为我们不像一般外交官那样喜欢转弯抹角。魏和赵翻译这句话时，似乎都不太自然。在这次会谈时，他们请我转交他们同意的基辛格访华随行人员名单的信件。大使说，他在一九四六年见过来中国的马歇尔将军和他的夫人。我说马歇尔夫人还健在，已经九十多岁了。 还讨论了对座机到达上海机场后一系列细节问题，诸如机场详细情况，地面供电情况，冲洗飞机设备，登机舷梯，以及由中国负责保卫工作等等。所有关于尺寸问题都以公制计算。在飞机返回美国时，中国方面要在二小时前通知关岛。中国方面还要求随行人员始终穿着便服，不要公开佩带武器。 他们经常晚上打电话找我。十月九日，要我在晚上十点去找他们。遇到这种情况，我有时步行，有时把汽车停在离大使官邸较远的地方，再步行到那里。我从汽车反光镜里看看或回过头去看看，反复证实我后面是否有人跟踪。当晚，他们接受了随行人员名单，并交给我有关虹桥机场办理手续的程序。他们还附加说明，中国的银行一般是不接受美元的，但对基辛格一行则特别照顾；我告诉他们尼克松总统即将访问苏联，而中国是获得这个消息的第一个外国政府。我还交给他们一份基辛格将要发表的新闻发布会上讲话的副本，他们很感兴趣地接受了。 十月十二日，我又去找他们。他们回答了我以前提出的许多问题。我还告诉他们从关岛起飞后基辛格座机的无线电呼号。他们对我很热情，并要求我告诉基辛格，中国欢迎他来访，而他的访问已不会遇到什么困难了。他们同样欢迎尼克松访华。为了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尼克松总统表现了很大的勇气，他将受到中国的热情接待。按照大使的看法，由于中国邀请尼克松访华，因而苏联也邀请他访苏。大使询问我，美国还有谁知道我们来往的事。我说据我所知，只有尼克松总统、基辛格博士、黑格将军以及基辛格的有关随行人员，而在巴黎只有我的女秘书南希·乌莱特小姐。我把她的名字和电话号码写给他们，并说他们如果有紧急的事，而我又不在巴黎，可以与她联系，后来他们与她联系过。大使告诉我，中国知道此事的人很少，而在使馆里只有魏和赵知道。他还提到基辛格建议以渥太华为谈判地点，因为中国已在加拿大设立了大使馆。但是他们认为那里不是合适的地点。他们喜欢通过我和他作为沟通两国政府的渠道。 在下一次见面时，在谈论公事之余，大使在闲聊中问起为什么美国已决定不生产超音速飞机。我说，按照我的看法，这是一个错误，我们在不久的将来要生产这种飞机。大使同意我的看法。 十月十四日到十五日，我又去中国大使官邸，谈的还是有关基辛格访华事宜。他问我美国军人在美国生活中的作用。我告诉他，他们是国家的雇员，就国内情况而言，并不是卫士。他们不能竞选公职，军人在政治上没有地位，而且在参加政治集会时不能穿军服。我国还有一条奇特的法律，它规定，如果在最近十年内曾在军界任职的人不能当国防部长。我觉得，这种规定对军人来说是不公平的，而且把军人当作危险人物来对待的，这在美国历史上是一件不合理的事。大使听了这些话后也感到迷惑不解。他问起马歇尔将军和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情况。我说马歇尔将军是国会破例通过一项法令后担任公职，而艾森豪威尔将军作为总统候选人参加竞选以前，放弃了五星上将的军衔。我还提到，有一次苏联人曾问起我能否参加竞选，我回答说不能。我们的苏联同僚说他可以。我说：“是的，但是我有一点比您强，因为我可以站到反对派一边，而您却不能。”大使哈哈大笑，虽然在这方面，中国与苏联的情况并无区别。 我隔几天就找中国大使，经常定期会面。十一月十八日，我们商定在北京时间十一月三十日清晨五点、华盛顿时间十一月二十九日下午四点，双方同时宣布尼克松总统访华日期，总统访华为期七天，访问北京后还访问杭州。美方原来建议宣布尼克松总统访华日期是十一月二十三日，但中国方面不同意。在我追问其理由时，他们说因为那天恰好有一位北越高级领导人在北京访问，因此感到为难。他们不愿意在这个时候宣布尼克松总统访华。 中国人屡次劝我喝他们的烈性酒，我强调说我要自己驾驶汽车，醉酒开车会被拘留，所以总是谢绝。我终于决定对他们讲一个关于俄国人酗酒的故事。他们很喜欢听有关俄国人的故事。有一次赫鲁晓夫访问美国，他对艾森豪威尔说他看到许多美国人酗酒。艾森豪威尔对此感到吃惊，他并不认为美国的酗酒者比别的国家多。赫鲁晓夫坚持他的观点。于是，艾森豪威尔从办公桌抽屉里拿出一支手枪递给赫鲁晓夫说：“如果您遇到酗酒的醉鬼，我允许您向他开枪。”赫鲁晓夫把手枪装在口袋里，来到了纽约。他在苏联驻联合国使馆过夜，第二天早晨在纽约市到处溜达。他在帕克路和八号街口碰到一个醉鬼，他向这个醉鬼开了一枪。然后，在麦迪逊路和八十二号街口向另一个醉鬼开了第二枪。到列克星顿路和八十四号街口又向第三个醉鬼开了枪。第二天，纽约各报都在头版用大标题刊登消息：“三个苏联外交官神秘地遭到暗杀。”他们听完我讲的故事后，都放声大笑。 这一天，大使问我是否陪同基辛格访华。我说我对此事还一无所闻。大使说，他曾向他的政府官员谈起过我，说我为打开关闭二十五年之久的中美关系之门出过力。我也很希望随同基辛格访华，但最后并未成行。 十一月二十日，中国大使打听基辛格与北越人的会谈为什么取消了。我说基辛格原来约定与黎德寿会谈。但开会前二天，他们突然通知说黎德寿不能出席。因此，基辛格拒绝会见级别比较低的官员。 十一月二十九日和三十日，我去中国大使官邸时告诉他们，我将陪同尼克松总统去亚速尔群岛。同一天，我发电报给黑格将军，告诉他我在陪同尼克松总统访问罗马和马德里时，我的名字没有列入随行人员名单，没有专门的房间，也没有事先为我准备交通工具。我希望这次访问不会发生类似情况。我接到黑格将军亲切的答复，说这次将作为总统十分信任的翻译给予妥善的安排。 尼克松总统曾指示我向中国要求释放理查德·费克图和约翰·唐内，这两个美国人被指控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在中国监禁已达二十余年。总统在信件中指出，如果中国作出反应而释放他们，将在美国受到高度的评价。中国大使答应转达信件，但当时并没有答复。我动身回到美国，然后陪同尼克松总统到亚速尔群岛。在我离开巴黎期间，中国方面派人告诉我的女秘书南希·乌莱特，宣布他们将释放费克图和唐内。几年以后，我见到了这两个人，我把他们介绍给我的女秘书，并告诉他们，我曾要求释放他们，而我的秘书当时曾接到释放他们的通知。 十二月二十日，我又到中国大使官邸，大使说他在电视里看到了我和尼克松以及蓬皮杜总统在亚速尔群岛时的情况。我的声誉显然提高了。他们还赞扬了南希·乌莱特，她与他们打交道时非常谨慎和能干。我说我知道，正因为这样，我请她当我的秘书。此外，中国大使对印度一巴基斯坦战争的进展感到忧虑。 圣诞节那天，他们打电话给我，向我祝贺节日，希望第二天能见到我。次日，当我到大使官邸时，他们热烈地向我和美国人民表示祝贺新年。大使对我说，尼克松总统在亚速尔会议上处理货币问题时，与打开中美关系门户时一样，都表现出巨大的勇气。他说，大家都同意这种看法，只有《纽约时报》的詹姆斯·赖斯顿例外。当周恩来总理称赞尼克松总统的这种勇气时，赖斯顿对周恩来总理说尼克松总统没有这种勇气。大使对中国在联合国建立使馆时美国给予的礼遇表示感谢。他还和我谈起美国大量的粮食生产问题。我说苏联的耕地面积比美国多一倍，但是要用三十二个劳动力才能供养一百个人。而美国只需二个人。这不仅是一个机械化问题，因为苏联的拖拉机数量比美国多，这是由于美国在劳动组织方面作得更为有效。 十二月三十一日，他们同意关于与尼克松总统座机联系的各种方案。然后，我们讨论了带有普遍哲理性的问题，我说我觉得每个国家得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管理自己的国家，美国也不希望任何外国人来教他们如何管理国事。 一月十九白，由于一架南越的飞机飞人中国南部而坠毁了，中国对此感到很恼火。我向他们解释事情的原由，因为我早已获悉这次事故的经过情况。经说明后，他们仍赞扬尼克松总统对中国执行开放政策的勇气。我说，可以设想中国方面要下这样的决心也并非易事。大使严肃地点头表示同意。显然，在邀请尼克松访华问题上，在中国党内也得作一些说明，为什么要让他们长期来一直抨击的尼克松来中国。我说按照我的看法，只有象尼克松这样温和派的总统才能对中国执行这种开放门户的政策，如果一个自由派的民主党的总统这样干的话，必然会被指控出卖给“赤色分子”。大使接着说，苏联长期以来想把中苏关系变成主仆关系，这是中国非常憎恶与绝对不能容忍的。中国已经上过一回当了，决不能再次上当受骗。 第二天，我交给中国使馆参加中美会谈各种会议的人员名单、飞行计划、陪同总统的政府官员名单。他们交给我总统在访问杭州时的住房安排计划。我还交给他们一些准备插在总统汽车上的旗帜。他们指着旗帜，一面称赞绸子和刺绣的质量都很高，中国人这么说确实并不是恭维话！ 一月二十六日，他们对运载总统随行人员的飞机数目太多感到有点为难。当谈话结束正要离开使馆时，有一辆大众牌大轿车驶进院子，在屋里的人把我带到客厅旁边的一间房里。一直等到那些从车上下来的人们各自回到自己的宿舍，我才出来。显然，他们不希望这些坐汽车的人看见我来到使馆。 一月三十日，我要求他们设法使北越人更为理智些。他们交给我一封态度强硬的回信，重申北越是正确的，而美国正在进行一场不道德的帝国主义战争。当他们念这封照会时，态度比较尴尬，但是没有作任何评论。第二天，他们又交给我一份态度同样强硬的照会。这份照会是答复我方提出关于在北京举行尼克松和黎德寿会谈的可能性，因为黎德寿在尼克松访华前后也在北京。中国人在照会中指出，这不是他们应该管的事情。这种接触应由美国和北越直接进行。我还交给他们尼克松将在北京周恩来宴会上讲话的发言稿。我们还谈到中国最古老的军事著作《孙子兵法》。大使对我说，这本书是中国军事学校的必读书。 在那几天，中国人还告诉我们未经证实的报告，说蒋介石“集团”准备在尼克松总统访华途中，派战斗机击落总统座机，还说这些战斗机还有大陆中国的国籍的标志。他们说，虽然难以判断情报的价值，但是出于谨慎的考虑，还是把情况通知我们。我对此表示感谢并准备采取相应措施。 二月十一日，他们再次拒绝在北京安排尼克松总统与黎德寿的会晤，大使及其助手对于那份交给我的语气生硬的照会，感到有点尴尬。二月十五日，他们指出，我们已进行了四十二次会谈，还说我们很友好，对我非常了解。他们在两天后告诉我，一旦总统座机进入十二海里领海的中国海域上空，他们负责保护总统座机的安全。 尼克松总统的访问进行得很顺利。中国人对此非常满意并多次谈起此事，他们认为此次访问打开了发展中美关系新的可能性，又对尼克松总统表示赞赏。这时，我即将从巴黎离任，基辛格决定由沃森大使接替我与中国继续保持联系。沃森大使事先也了解我的活动；在此以前，他带着基辛格驱车前往特拉卡代罗广场与我会面，当时沃森大使对我也在那里等他们感到吃惊，这时基辛格已决定将全部情况告知他。 三月五日，中国人请我赴宴，这几乎是我离开巴黎的前夜了。他们得知此事后坚持宴请我。我们在大餐厅入座，大厅的陈设华丽，墙上挂着一幅绣着毛主席和少数民族人民在一起的绒绣。显然，制作绒绣的艺术家是受到名画《最后的晚餐》的启示的。这顿饭有十四道菜，还有中国葡萄酒和法国上布里尼翁城堡生产的酒。在祝酒时，大使说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不管将来会发生什么变化，至少，他和我都已完成了使命。我们使两国领导人建立了联系，因为我们过去都是当过兵的军人，这就使我们谈得更为顺利融洽。他还说：“我知道您要到中央情报局工作，如果我有什么话要奉告的话，那就是对苏联人要小心点。他们是危险人物。我们中国人对这点很了解。” 我在答词中谢谢大使在完成我前所未有的使命中给予的友好帮助。我说，他们也该知道，在我担任新的职务期间，我也将忠诚地为我的国家服务，但是我也不会忘记他们对我的友情和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重要性。大使回答说，如果不是因为看到我忠诚地为祖国服务，他也就不会这样地赞赏我。他再次提出，他认为随同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的记者团惊人地庞大。他说任何一个访问中国的国家元首所带的记者不超过八个或十个人。他还说我们的会谈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只有少数人知道这个秘密。我们又回忆起我们开始建立关系时的情景，他认为我决定到他的官邸找他这件事干得很出色。我说如果他们的武官在四月份就接受我递交的信件，会谈会开始得更早一些。他笑着耸耸肩说：“当时时机还未成熟。以后情况就变了。”他还说我们已会面四十五次了，他为我们将来第四十六次会面而干杯！他还欢迎我去中国访问，因为我曾经为促进中美两国在没有敌意的情况下进行谈判而出过力，而多年来两国关系一直是敌对的。 这是一段令人神往的经历，特别是使基辛格多次秘密来到法国，对我来说也确非易事。基辛格来巴黎时住在我的寓所，总是怕被别人发现或遇到熟人。幸好我的在地下室的汽车间，可以一直把汽车开进去，并立刻把门锁上，别人也无法跟随我们了。直到基辛格在法国电视台会见电视记者前，我使我的女管家一直相信，我的这位客人是基尔斯曼将军。在会见电视记者后的次日，我的女管家告诉我她已知道我家的客人是谁。我对她说她一定认为是基辛格博士。但基辛格是一个重要人物，尼克松总统的特别顾问。如果他来巴黎，一定住在美国大使豪华的官邸，而决不会住在我这小小的寓所里。我承认我的朋友基尔斯曼将军的确很像基辛格，如果他俩不在一起，看起来十分相象，如果他们俩在一起，他们确实是不同的。她终于相信了。至于我的勤务兵霍尔上士和后来接替他的约翰·索耶，他们每天侍候基辛格早餐，当然知道他是谁，但他们的审慎是堪为典范的。 这些会谈是令人十分满意的。会谈从零开始，直到尼克松总统成功地访华。几年以后，当时尼克松总统已经辞职，他从圣克利门蒂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他将再次到中国去，他让我第一个知道这个消息，因为我过去打开了这个国家的门户，他也想在毛主席在世时再见到他。他引用了上次访华时毛主席对他说的话：“我是世界上头号共产党人，而您是世界上头号反共分子，历史把我们带到一起来了。” 我相信会谈的机密一直保守得很好。在巴黎许多招待会上，我和中国大使曾经多次见面，但都假装互不认识，即使在公开场合一起渡过二、三小时时也是如此。事后证明，蓬皮杜总统也是忠实遵守诺言的，只有法国情报机构最高级人士才知晓此事。当会谈公诸于众，只有少数人了解内情。在只有很少内勤支持和在很薄弱的基础上，在只有我的女秘书知道的情况下，我竟能坚持进行如此旷日持久的会谈，我对此感到骄傲。当然，这对我说来是一个长期的困难时期，我得自己收发电报，我常说我是美国政府支付最高薪金的译电员了。但是我能为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在新的基础上建立中美关系的这种勇敢行动添砖加瓦感到满意。我赞赏亨利·基辛格的魄力和想象力。他自己不知疲倦地工作，对别人颇为苛求，有时甚至是傲慢和不讲道理。但是，他懂得权力和权力的用途。他和尼克松总统一样，要和对他们的做法抱不友好的、甚至是敌对态度的国会作斗争。我对基辛格是尊重的，虽然对他的做法并不是完全同意。但是，我不能想象，谁能干得象他那样出色。我与中国共产党人打交道的使命，就此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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