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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托夫对斯大林因进行剥夺而被开除出党一事的揭露及斯大林为洗刷自己历史上这一污点所使用的种种手法 ●斯大林在南方战线的恶劣行为 ●斯大林得以掌握政权的种种原因 ●列宁不相信斯大林。斯大林反对列宁，损害病中列宁的健康 ●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对限制列宁的《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一文的发表并贬低其意义方面所玩弄的手腕和诡计 ●斯大林制造“苏丹—加利耶夫案件”的起因及所使用的手段 ●斯大林反对列宁的《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一文的恶劣表现① ①本书各页的脚注，除注明“译者注”外，均为原作者所加。——译者注 关于斯大林，人们写了很多书。把这些书放在一起，简直可以成立一个图书馆。但是，人们对斯大林及其所作所为的兴趣并未减弱。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人们想看一看：他们被人企图将其推入的那个可怕的深渊的最底层到底是一种什么情况。 有人在研究世界战争史，有人在把革命的经验运用于自己的实际活动。而我则认为，研究反革命的历史更为重要。因为斯大林所进行的反革命，其经验是很有教育意义的。 斯大林时代，是整整一个时代（不应当谈什么斯大林主义，而应当谈斯大林时代），是充满卑鄙的血腥暴行的时代，是把政治上的强盗行为变成国家政策的时代。从伦理的观点来看，这是一种非人性的现象。如何对待这种现象？是进行谴责，还是保持沉默？也许该加以接受？这里存在着一个善恶之间的分水岭。 民主准则的恢复和广开言路时期的开始，唤起了我们的回忆和社会的觉悟。广开言路使千百万公民纷纷投入到革命复兴的过程中来。但是在今天，诚实地、公正地谈论过去，可能是广开言路的最重要成就。在过去的岁月中悲惨的事件实在太多了，因此在打开这方面的话题之后，要想再加以阻止是永远不可能的。不，我们应当强烈地再感受一下这些悲惨的事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完全健康地向前迈进。 在斯大林时代，极力灭绝种族和使人道德败坏，在理论上宣扬暴力和在实践上施行暴力，因此斯大林时代就其后果来讲，其毁灭性超过了历次世界战争。斯大林在短短的历史时期内剥夺了农民的土地、工人的工厂和知识分子的独立创作权利；他使各族人民失去了任何自由，甚至是迁徙自由；他窃取了支配人们生命的权力。同时，他可以决定一切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题以及消灭千百万公民的问题。 他统治着一个拥有几亿人口的大国长达四分之一世纪以上的时间，而在这样的漫长时间中他居然能够同受奴役的人民一次也不进行对话。他根本就不准许有这种对话的可能。时而是这位无可争议的统治者独自滔滔不绝地发表讲话（对他的这种讲话很少有人认真去听），时而是他郑重地要求，对他说的一切要无条件地予以执行。 把社会拖入死胡同的那一整个制度是同斯大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他所建立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呀？——我们时常这样发问并时常这样悲叹。要知道没有一个人象斯大林那样如此无耻地大肆吹嘘共产主义的天堂，也没有一个人象斯大林那样如此严重地破坏共产主义思想的威信。斯大林给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以完全有意的毁灭性的打击。 斯大林本人和斯大林的政治肖像——这是一个决非为时短暂的题目。因为如果不了解斯大林，不了解斯大林时代的实质，就很难想象苏联人民所遭受的不幸。 当年那些被授权说出真实情况的活动家们是很愿意把斯大林时代称之为“个人迷信时期”的。他们说，斯大林容许了对党内民主的破坏。我们则认为，这位各族人民之父有时候是相当专横的。但是他们认为，有哪个慈父在必要时不抽打自己不听话的儿女呢？那些官方的思想家们就是在现时也并未绝迹。在他们看来，斯大林还依然是伟大的领袖、对希特勒的战胜者和社会主义的建筑师。 在20世纪，使用化学手段能够人为地使一个人丧失记忆。独裁者们则学会了使用其他手段使整个整个的民族，都害上这种病。这些手段就是每天进行的震耳的宣传、伪造历史和进行镇压。于是整个社会就已经在否认自己的祖宗、否认自己的过去了。在整个一代人的时期内，在社会的记忆方面发生了严重的变化：许多重要的事件、事实、人名以及整个整个的历史阶段都在消失。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年代，情况就是这样。如果党不能在自身中找到一种力量来彻底改变这种情况，那么下一代人就会患上一种顽固性的遗忘症，而这种遗忘症是人为地造成的，并且受到了巧妙的支持。 在某些地方，成长中的年轻几代人不知道有什么古代神话。用来培养儿童的是一种现代神话，这种神话对本国人民的强大和无敌，以及对本国人民统治者的光荣出身备加颂扬。大国沙文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就是这样产生的。于是偶像崇拜现象又死灰复燃。 斯大林时代的受害者和斯大林命令的执行者那一代人至今还活着。在澄清事实真相的气候下，许多告密者、杀人者和刽子手们的名字被纷纷揭露出来。要想打断人们关于无辜受害者的谈论是不可能的。无辜受害者的儿孙们没有理由回避事实真相。他们应当知道有罪过的到底是谁。而且今天就应当知道。因为死者的命运就是他们自己的命运。 ……米高扬说，当人们向赫鲁晓夫建议，应对斯大林机构犯下的种种罪行进行广泛的调查，应当查明谁是杀害几千万同胞的罪犯（但愿能作到这一点才好！）时，他回答说：“不，这一点我们现在是做不到的，因为1937年的情况还将重演。要知道当时是所有的人都互相告密。” 这样看来，所有的人都有罪过。斯大林及其帮凶们的罪过由全体人民（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分担了。这样讲，是有部分真理的，但也只是部分而已。那么到底这笔帐主要应该算在谁的头上呢？这个问题只有在深入地研究了那个独一无二的时代之后，才能作出回答。而这一点并不是简单地就可以作到的。因为很多东西都被销毁了，如各种证明文件、回忆录、照片和诗作……很多人都被消灭了，如革命者和屠杀他们的凶手、党的高级官员和职位很低的秘书。在那些被恩准死在自己床上（让死在自己的床上，这在当时来讲，真是象皇帝一般的高贵）的人中，有一些是知情人和见证人，也有一些是当年事件的参与者。但是他们直到最后时刻都保持着沉默——他们之中既有列宁的战友，也有斯大林的帮手。他们把自己的怕死也遗留给了自己的儿孙。 过去暴露出了些什么？未来将暴露出些什么？我们打算评述一下斯大林遗留下来的东西，而是这些并没有完全成为历史。它们今天还仍然存在于人们的行动中、习惯中和思想中。采取不知道的态度和沉默的态度也是属于斯大林遗留下来的东西。用保持沉默态度是治不好不愈合的伤口的。对过去必须进行研究，并且必须公开地予以谴责。揭露斯大林是一种进行公正裁判的行为，现时所进行的公正裁判使我们的时代变得更加光明，使人们的心灵变得更加纯洁。 我曾经会见过很多过去年代各种事件的参加者和恐怖政策的受害者。我在20多年的时间中研究了我所能接触到的文献、期刊以及各种证明文件。遗憾的是，我未能以广泛的文献资料作为依据。因此，如果把我的这部书看做是一部严格的科学著作的话，那么，这一点有可能成为我这部书的一个弱点。但是我认为，我所选择的体裁是能够引起读者的注意的。 我打算表明斯大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并打算揭露出斯大林的本质（尽管斯大林的性格是”多方面的”和“互相矛盾的”）。斯大林对党和人民所犯下的罪行，对世界和人道主义所犯下的罪行，应当评定为最高等级的罪行，即国家级的罪行，甚至是国际级的罪行。这是完全符合他的社会地位的（他的社会地位使得象邱吉尔这样的人都对他持以象对待高贵的收信人那样所应持的尊敬态度入也许有人会责备我，说我是在恶意中伤。但是，对于斯大林，对于斯大林时代，难道能够恶意中伤吗？ 也许这部书中对那个不幸年代的黑暗情景写得过多了。也许作者未能控制住一个经受了恐怖惨祸的人的感情（过去我从朋友们那里已经听到过这样的责难）。但是在这部书中决没有任何虚构的东西。我力求不仅是根据一个历史学家的义务，而且是根据一个人的义务，作到真实可靠。把斯大林的真实情况写出来——这是对所有被他杀害的人的义务，是对那些熬过了黑夜的人的义务，是对我们后代人的义务。 我的父亲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安东诺夫—奥弗申柯曾经为反对沙皇制度而进行斗争过，曾经参加过十月武装起义，在国内战争的各条战线上当过司令员。而斯大林却把他连同其他千千万万的革命者杀害了。我的母亲在监狱里自杀了。我的青年时代是在监狱里过的。但是只是在很晚的时候（这使我感到非常遗憾）我才认清了斯大林在历史上的真正地位，在我们生活中的真正地位。而在我认清了这一点之后，我便感到有一种强烈的愿望，要把我关于他的话说出来。 ※ ※ ※ ※ ※ 在下面一件事中，我使用了历史学家л．Л．彼得罗夫斯基所作的调查材料。 1918年3月31日，孟什维克的领袖尔·马尔托夫在自己的《前进报》上发表了一篇对布尔什维克进行挑衅的文章《再论炮兵准备》。文章中有一句引人注目的引起一切争端的话：“布尔什维克历来都号召干各种大胆的剥夺一类的事，至少那位斯大林同志对此是十分清楚的，因为他曾经由于与剥夺行为有牵连而被开除出党组织。” 这样的指责非同一般。早在1906年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曾作出决定，要求“要同打着社会民主党的旗号或利用社会民主党的口号来夺取金钱的行为作斗争。”①代表大会号召它的党员要进行反剥夺者的斗争。 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联合）代表大会记录》1959年莫斯科俄文版第528页。 斯大林对此究竟采取了什么反应呢？对马尔托夫不予回答，保持沉默，也许是最明智的。每天，革命对旧事物的破坏带来了那么多的新东西，使得马尔托夫在这个急速的发展变化中所进行的那种指责，可能很快就被斯大林忘记了。不，这位中央委员兼民族事务人民委员立即就作出了反应：他向出版事务革命法庭对马尔托夫进行了起诉。斯大林不遵守一切手续，不经过人民法庭（虽然根据人民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年2月15日颁布的关于法院的第2号法令规定，正是人民法庭应当审理这类案件），竟直接同出版事务法庭主席尼·瓦·克雷连柯谈妥了此事。 马尔托夫对此提出了抗议。但是他的抗议被驳了回来。于是这位孟什维克的领袖便提出了请求书，要求把诸见证人找来，他并且说出了他们的姓名：伊西多尔·拉米什维利（他是一位社会民主党人，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他作为革命法庭的主席，查明了斯大林在1908年参加剥夺“尼古拉玉号”轮船这一事实）、伊西多尔·古科夫斯基（他是一位布尔什维克，财政人民委员，他于同年曾经调查了斯大林企图谋害工人扎里诺夫的案件，因为扎里诺夫曾经揭露斯大林参加了剥夺）、斯捷潘·邵武勉（他是外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之一）、诺伊·若尔达尼亚（他是格鲁吉亚政府的首脑，外高加索孟什维克的领袖之一）。这些人对朱加施维里—科巴—斯大林早就有所了解了，他们所了解的斯大林并不仅仅是一个剥夺者和党的决定的破坏者。马尔托夫还说出了其他一些见证人：克·叶·伏罗希洛夫、康·尼·萨莫伊洛娃、C．O．叶若夫、B．K．米罗夫、帕尼舍夫、弗罗洛夫和C．B．吉布拉泽。这些见证人的姓名于3月6日刊登在《前进报》、《消息报》和《真理报》上。 马尔托夫没有掌握任何有关斯大林在1908年进行违法活动的证明材料。处于地下状态的高加索委员会关于开除斯大林出党的决定没有保存下来，因为在那个年代人们都尽量不把自己所做的事记下来。 下一步该斯大林走了。事情具有明显的使他难堪的性质。应当挽救局面才是。在马尔托夫那里有许多见证人。在斯大林那里有国家机关。谁更强有力呢？ 斯大林在出版事务法庭的会议上称马尔托夫是卑鄙的诽谤者。为了消除马尔托夫的危害，这位民族事务人民委员说，需要对马尔托夫进行审讯。案件应当立即审理，而不要拖到把见证人找来时才审理。 斗争的意义并不象骤然看来所表明的那么简单。斯大林害怕见证人——这是清楚的，但是“立即”这个有力的字眼要重要得多．从这个字眼中人们听到了对马尔托夫进行惩治的指示。但是，怎样来做到这一点呢？拿什么借口来做到这一点呢？其出发点是马尔托夫是一个卑鄙的诽谤者。而且马尔托夫所诽谤的决不是他斯大林个人，使这位民族事务人民委员感到愤怒的并不是这一点，不，不是这一点，而是因为马尔托夫诽谤了党！这才是使斯大林感到愤怒的地方，这才是为什么他建议要对马尔托夫进行审讯的原因。孟什维克的领袖马尔托夫说的是斯大林一个人被开除出了党，而人民委员斯大林在（真理报》上却硬说马尔托夫说的是整个巴库委员会被开除出了党。 从3月31日起一共才过去了几天。每一个人都能够拿出《前进报》来揭穿斯大林进行暗中偷换（这是缓和一些的说法）。为什么他敢于如此明目张胆地歪曲已经公布出来的事实呢？斯大林估计（这不是毫无根据的）他能得到国家机关的支持，而国家机关则期望给人们留下一种对“诽谤”以驳斥（哪怕是表面上的驳斥）的印象。 索斯诺夫斯基代表“受害者”作为原告出来讲话。为马尔托夫进行辩护的是亚历山德罗夫和拉宾斯基。双方争论得很激烈。辩论拖了很长时间，斯大林再次要求对“诽谤者”进行审讯，并且无论如何不能把见证人找来。但是马尔托夫不愧是一位卓越的辩论家。他提醒法官不要忘记当年奸细马林诺夫斯基那件事。早在1914年在瑞士时，马尔托夫就公开表示对马林诺夫斯基的不相信，认为他可能是沙皇暗探局的一个奸细。马尔托夫当时被控告于党的法庭，由于他没有掌握有说服力的证据，因此他被判进行了诽谤。几年之后，马林诺夫斯基作为一个奸细被揭露了出来。 马尔托夫在1918年时的情况与此完全不同，虽然有很多事情他不了解，但是他认为，重要的是要使法庭相信自己是正确的。他在结束自己的发言时说：“如果不能够讯问见证人，这是我的不幸。但是如果没有讯问见证人是由于斯大林不想这样做，那么这就是他的不幸了。”这样，法庭便顶不住了：为了把各见证人找来，对案件的审理拖了一个星期。 是马尔托夫胜诉了吧？似乎是！然而发生了意外的情况：出版事务革命法庭被撤销了。 斯大林又使用了一个手腕，这个手腕虽然是通过中间人玩弄的，但却是重要的。4月10日，《消息报》发表了米·伊·卡希阿尼①的一篇文章《同对手要进行正派的斗争！》。至今有一些历史学家还在胆怯地、使人听不清楚地说什么斯大林是个爱开玩笑的人。但是只有在对斯大林的性格和个性的这个重要方面认识之后并作出正确的评价之后，才能够稍微认真地来谈论斯大林。谁能想到在急速地解散了出版事务革命法庭之后，就立即在全国的一家主要报纸上刊载这样一篇其标题有所暗示的文章呢？ ①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卡希阿尼后来是格鲁吉亚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1937年被害。 接着斯大林又玩弄了一系列类似的手腕。让未来的评论家们把这些手腕叫做失算的几着吧。当时在斯大林看来，重要的是最后的结果。在选择手段方面，他从来是不受拘束的。关于把见证人找来的这一决定已被撤销了。根据斯大林的控告，马尔托夫被传唤到莫斯科市革命法庭，接受侦查员的审讯。但是马尔托夫还有他自己的报纸。他在自己的报纸上提出了抗议：根据布尔什维克颁布的法令，革命法庭的任务是对反人民的罪行进行审讯。那么，使斯大林产生怨恨怎么能够被认为是反人民的罪行呢？只有认为斯大林也就等于人民，才能够这样。 在这场演出中，斯大林又扮演了在党派斗争中受害者的角色：“世界上的剥夺者有的是，而马尔托夫却不去管他们。马尔托夫的诽谤有着明确的目的，这就是在选举之前，把我这个全俄中央行委员会委员的脸抹黑，把我这个布尔什维克的脸抹黑，并对选民们说：‘你们瞧呀，他们这些布尔什维克就是这样一些人。’”这些话于1918年4月17日，即在莫斯科革命法庭开庭后的第二天，发表在《真理报》上。 报上发表的事还有一桩。《斯摩棱斯克苏维埃消息报》于4月15日即在革命法庭开庭的前一天报道说：马尔托夫由于进行诽谤而受到了7天拘留的惩罚。科巴是很善于进行这种捏造的。 4月16日革命法庭开庭时，马尔托夫要求把案件移交给莫斯科人民法庭审理。革命法庭的成员们磋商了3个多小时。他们不敢违犯诉讼规则，便决定把公民斯大林以自诉人的方式提出的控诉予以驳回，因为马尔托夫的案件不归革命法庭管辖。斯大林未能强迫这个司法机关接受自己的意志。 遗憾的是，马尔托夫过于冲动了。在上面提到的《再论炮兵准备》一文中，他过于激烈地斥责了政府。革命法庭对马尔托夫破坏政府威信的表现进行了谴责，并向社会对他进行了指责。 这是斯大林的胜利吗？但是他对这样的胜利并不感到满足。他认为应当把马尔托夫消灭才是！ 1918年春天担任革命法庭领导人的是尼·瓦·克雷连柯。他是一位坚强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积极参加者。他对孟什维克抱着不能予以容忍的态度。斯大林也就利用了他这一点。在斯大林毫不松懈的压力下，克雷连柯于4月25日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宣称，革命法庭对马尔托夫——斯大林案件作出的决定是错误的，对这个决定应当提出上诉。马尔托夫未能进行任何反驳，因为他被剥夺了发言权……他被从法庭里赶出去了。两天之后，他被剥夺了进行辩护的最后一个手段——《前进报》被关闭了。 斯大林似乎做了他能做的和不能做的一切，可是他却没有获得把对手彻底打垮那种唯一的胜利。他对马尔托夫的指责没有进行驳斥，他未能洗刷掉自己历史上的这个污点。他由于名声被败坏，便不得不暂时离开莫斯科。当时由于正在进行国内战争，很多中央委员都在前线或者是工作在遥远的省份，所以他们对这件事未能注意。在官方出版的斯大林的一些传记中，1918年春季这个时期被掩饰过去了。 4月份，斯大林赴库尔斯克同乌克兰拉达进行谈判。1918年夏季，他工作（而这意味着他尽力妨碍别人工作）在察里津。他是作为采购粮食和从北高加索运出粮食的全权代表身份从莫斯科来到这里的。列宁于5月31日签署了人民委员会作出的相应决定。如何解释列宁对斯大林的这一委托和其他许多委托呢？看来是由于科巴在很久以前从事的违法行为即剥夺行为未被彻底查清，便决定把这个著名的、爱闹纠纷的、历史上很值得怀疑的党员在一定时期内赶出首都。 对斯大林个性方面的道德变化估计不足，给党和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这一点在未来的痛苦岁月中，在苏维埃国家整个以后的历史时期内，包括所谓的停滞时期（这个时期当然不是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开始的），都表现了出来。 但是，我们要回头来再谈谈1918年的事件。当1918年11月间成立了以安东诺夫—奥弗申柯为首的库尔斯克战线特别集团军的乌克兰苏维埃时，斯大林是该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后来，他同捷尔任斯基一起被派往东方战线北部地段调查彼尔姆沦陷的原因。 当斯大林还未能很快地从3月份蒙受的耻辱中恢复过来时，1920年，若尔达尼亚在巴黎的一家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谈到斯大林由于同刑事犯进行可疑的联系和任意进行剥夺而被开除出布尔什维克党一事。但是在俄国却没有人愿意倾听一个侨民的声音。 斯大林从“马尔托夫案件’冲得到了不少好处。他在党和国家机关中发现了一些方便的小路，他了解到在一定的情况下，中央和地方的一些工作人员甚至是干一些不体面的和有害的行为竟能够不受到制裁。 斯大林在组织社会舆论、操纵出版机关和对国家机构施加压力方面，试验了自己的力量。当然免不了有失误之处，但是要知道这是初次试验呀。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来他消灭了他在巴库所犯种种罪行的几乎所有的见证人，接着又消灭了1918年时他的那些不明智的辩护人，他们是索斯诺夫斯基、卡希阿尼和克雷连柯。只是马尔托夫死得太早了。多么的不公道呵！ ※ ※ ※ ※ ※ 斯大林到达察里津后，立即趁阿·耶·斯涅萨列夫不在的情况下，开始干预那里的指挥工作。斯涅萨列夫当时被任命为北高加索军区委员会的军事领导人①。他曾毕业于总参谋部学院，②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并自愿地参加了红军。他于6月中旬来到察里津。游击作风，缺乏统一指挥，部队涣散，供应混乱——这就是他在伏尔加河畔的这个城市里遇到的现象。这位从前的沙皇将军精力充沛地着手工作，他组织防御，开始建立正规军。一个月之后他就已经能够阻止住敌人的进攻了。 ①关于任命他的证明书是弗·伊·列宁于1918年5月8日签署的。见《列宁生平大事记》俄文版第5卷第436页。 ②总参谋部学院校址在彼得堡，隶属于沙俄陆军部。——译者注 斯大林从最初几天起就企图把斯涅萨列夫压在自己身下。他先是占居了这位司令员的办公室，接着命令司令员把作战地图拿来。斯涅萨列夫走出去，给他拿来了地图，把地图在桌子上打开后，说：“我希望你以后永远不要想到你是在同一个跑腿的小孩子打交道。从前我指挥过第9军团，现在政府把一个军区委托给了我。” 斯大林当时是人民委员和中央委员，但是促使他这样子的并不是他认为自己在党和国家中居于很高的地位这一点，而是他力求感到自己是主人，并且让别人也感觉到这一点。“斯大林以铁的手腕肃清了城里的白卫阴谋分子……无情地粉碎了托洛茨基派遣并支持的反革命专家的反抗，以迅速而果断的措施改组了零星分散的部队。”——在一本斯大林的传记里就是这样写的。①而实际情况又是怎样呢？斯大林摧毁了斯涅萨列夫用很大力量建立起来的一切，并摧毁了斯涅萨列夫本人。“我认为，军事领导人斯涅萨列夫很善于怠工：他不想同反革命作战。”——斯大林打给列宁的电报中这样说，他要求把“怠工者”赶走。这位负责粮食工作的全权代表指责斯涅萨列夫奉行护国主义②，而把斯涅萨列夫制定的保卫察里津的计划说成是有害的计划。 ①《斯大林传略》1948年莫斯科俄文版第72—73页。 ②护国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第二国际的妥协派所实行的保护本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政策。——译者注 在言论之后接着就是行动。9月中旬，斯大林逮捕了军区司令部的全体人员，把指挥员们赶到了一艘驳船上，把“背叛者们”加以消灭。接着他逮捕了斯涅萨列夫本人，窃夺了司令员的权利’并命令向家里津以南发起进攻。但是军事上的战术不同于驳船上的镇压。这一点在8月4日以前即在战线上的“进攻”开始3天后就暴露出来了。各部队和各地段的协同动作被破坏厂，联络中断了，察里津市面临着被包围的威胁。 那么．粮食（斯大林本来是被派去搞粮食的）方面的情况又怎样呢？这位有经验的剥夺者以惯用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斯大林把伏尔加河上的轮船运输置于自己的领导之下，接着便夺取了所有的鱼船（船上的鱼有200万普特之多）。在短短的时间里，他在各仓库里集中了大量的粮食，但他却并不急于把这些粮食运往北方…… 从莫斯科往察里津派来了一个以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阿·伊·奥库洛夫为首的专门委员会。委员会主席来到后办的第一件事就是释放了斯涅萨列夫。后来斯大林对他们二人进行了彻底的报复：他把老将军斯涅萨列夫和老布尔什维克奥库洛夫都镇压了。奥库洛夫在察里津经过寻根问底，收集了一些材料，回来后他把这些材料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非公开的会议上向代表们作了报告。① ①《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1919年3月）记录》1959年莫斯科俄文版第538——539。 ※ ※ ※ ※ ※ 1918年夏季，巴库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开始动摇不稳起来。土耳其的武装干涉威胁着这个城市，而孟什维克的领导对布尔什维克表现出不能容忍的态度。巴库人民委员会的领导人、列宁的战友斯捷潘·邵武勉向莫斯科发去告急情，请求给予援助。巴库的布尔什维克由于同中央割断了联系，只好经过阿斯特拉罕或间接途径即经过库什卡——塔什干与莫斯科取得联系。工人的巴库是布尔什维主义在外高加索的支柱。巴库就是石油，就是土耳其人、英国人、德国人为之垂涎的石油。德国政府答应：如果苏维埃和它共同享用石油，它就保证阻止住土耳其的进攻。 列宁密切地注视着事件的发展。6月29日，他写信向“亲爱的邵武勉同志”“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良好的祝愿”①，通知他斯大林在察里津，请他将信件经由斯大林转寄莫斯科。7月7日，当米尔巴赫②的被害引起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叛乱时，巴库的政治危机达到了极点。列宁写信给斯大林说：“关于巴库，最重要的是您要与邵武勉不断保持联系。”③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8卷第215页。——译者注 ②威兼·米尔巴赫（1871—1918年）是德国外交家，在担任驻莫斯科大使期间，被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杀害。——译者注 ③《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8卷第228页。——译者注 巴库的苏维埃主席请求援助。列宁感到困难。最后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南方战线立即给巴库以援助。О．Г．沙图诺夫斯卡娅说，邵武勉得知这一情况后对自己亲近的同志们说：“你们瞧吧，斯大林是决不会执行这个命令的。他永远不会帮助我们，哪怕是他的一切都绰绰有余，他也不会帮助我们的。”邵武勉过去在巴库和梯弗里斯与科巴共同从事地下工作时就了解科巴其人了。他知道斯大林是决不会从自己的辖区里抽去人员和武器来援助他的，尽管斯大林对克拉斯诺夫匪帮拥有巨大的优势。粮食方面的情况也是这样。斯大林虽然拥有足够的粮食，但他却为自己的部队没收了大量载满着粮食的运粮船，而这些运粮船是把粮食从北高加索运往挨饿的巴库的。 但是，斯大林对列宁的指示不敢公开地进行怠工。他往巴库只派去了一支人数很少的队伍。当这支“救兵”于8月初开到时，巴库的苏维埃政权已经垮台了。根据新政府即里海舰队中央委员会专政政权①的邀请，英军的一支队伍开到了巴库。这时邵武勉及其同志们被关在监狱里。9月中旬，土耳其的军队冲进厂巴库市，但是布尔什维克们被从监狱中释放了出来后，接着用轮船把他们运往阿斯特拉罕。途中一道严厉的命令又将轮船汗往克拉斯诺沃茨克，于是英国行政当局命令把布尔什维克的委员们交给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政权。 ①里海舰队中央委员会是选举产生的最高机关，（1917年上半年—1918年7月设在巴库）。组成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的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1918年3月，由布尔什维克库兹明为首组成了第二届中央委员会。巴库苏维埃政权失陷后，社会革命党人等假借里海舰队中央委员会的名义成立了反革命政府，即所谓的里海舰队中央委员会专政政权。——译者注 后来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斯大林同列宁一起哀悼了死难的26位巴库委员。这个革命军事委员会是于9月17日建立的。它的成员有斯大林、谢·康·米宁（从9月份起，他是察里津苏维埃主席）、方面军总指挥帕·巴·瑟京及其助手克·叶·伏罗希洛夫。但是，斯大林不让瑟京进行指挥。早在7月份，斯大林宣布自己是北高加索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之后，他就擅自同自己的司令部定居在察里津，从而给事业带来了危害。斯大林支配着武器装备、军队和军事干部。同时他还进行着阴谋活动。他无论在南方或者在莫斯科都进行着阴谋活动，而在莫斯科则是进行着党内最高级的阴谋活动。在新的方面军建立10天后，他就向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打报告说，瑟京自己认为自己“很奇怪，竟对整个方面军的情况不感兴趣”；他还报告说，在瑟京不在的情况下已作出决定，要准备对白匪发动广泛的进攻。斯大林以此为借口，要求发给步枪、大炮、弹药和服装（越多越好）。否则（这是这个讹诈者惯于使用的一种手法），“我们将不得不停止军事行动”。我们不能不注意到斯大林这个报告在表达方面所玩弄的技巧。原来是历史召唤他去“消灭顿河地区的旺代①”……斯大林为了执行这项历史使命，他是不吝惜“人力”的。他命令把仓猝之间由一些未经训练的新兵编成的一个师投入战斗。结果这个师全部被敌人俘获。当波·莫·杜缅科②把红军战士从敌人手中夺回来时，斯大林竟下令把“叛徒们”处以死刑。③ ①旺代本是法国的一个省名，因18世纪末法国革命时，该地发生了反革命暴动，后来“旺代”一词就成了泛指的反革命暴动的代名词。——译者注 ②波里斯·莫克耶维奇·杜缅科（1888—1920年）是国内战争时期的英雄，曾任顿河游击队指挥员，东南方面军和高加索方面军的混成骑兵军军长。——译者注 ③《红军各方面军指挥人员的指示（1917—1922年）》1971年莫斯科俄文版第1卷第343、345页。 22年之后，在芬兰战役期间，根据斯大林的命令，整师整师的“叛徒”都被送到集中营加以消灭。后来在伟大的卫国战争的各条战线上，这位最高统帅竟把这种做法加以合法化…… 为了达到统一指挥，并且为了控制这位南方的独裁者，中央把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康·亚·梅霍诺申派往察里津，并让帕·耶’拉济米尔（他在十月武装起义的日子里曾担任彼得堡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加入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梅霍诺申把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无条件服从中央的命令亲手交给了斯大林。但是命令是不起作用的！尼古拉·鲁德涅夫、①这位忠诚的、勇敢的指挥员对斯大林的行为提出了抗议，但也不起作用。斯大林依靠伏罗希洛夫和米宁（说这两个人在指挥方面军的工作中很内行，这是很值得怀疑的），策划了对瑟京和梅霍诺申的迫害。“我将亲手把那些集团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撤职。”②——他向列宁这样保证。 ①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鲁德涅夫（1809—1943年）是苏联国内战争的英雄，十月革命的参加者，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察里津保卫战中任旅长，战斗中负重伤牺牲。——译者注 ②参看《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109页。——译者注 新的纠纷使中央感到担忧。斯维尔德洛夫打电报提醒斯大林说，所有的人，包括中央委员，都必须服从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早在10月初讨论党的干部必须无条件地执行中央叽关的各项决定时，首先指的是斯大林，因为他把南方战线弄到了灾难的地步。对军事专家持公开的敌视态度，无缘无故地进行镇压，靠棍棒来维持纪律，对士兵动不动打嘴巴，前线的游在作风和后方的独断专行，对司令员和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玩弄阴谋——斯大林的这一切行为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斯大林的冒险主义使6万名战士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为了摆脱斯大林的专横，又有多少个自愿参加了红军的军官被迫跑到另外一个阵营！！白军申于在察里津有这样一个如此效劳的人，便展开了顺利的进攻，从三个方面包围了这个城市，直抵察里津城下。装甲兵和装甲列车战斗了几天几夜都未能退出战斗。第十集团军炮兵司令Г．И．库利克在城郊和城里的各条大街上摆放了将近300门大炮，但是炮弹打完了。10月16日凌晨决定性的战斗开始了。站在第十集团军司令部所在大楼的阳台上进行指挥的有克·叶·伏罗希洛夫、谢·康·米宁、Г．И．库利克、E．A．夏坚科和Ａ．И．谢利亚夫金。但是，据谢利亚夫金回忆说，这里唯独没有斯大林。 在最后决战的那一天他到底在哪里呢？他在自己的列车上，处在可靠的保护之下。在这种从阵地上抽调一辆装甲列车来加强保护的情况下，斯大林有一次视察了军队的部署。这唯一的一次对前线的历史性访问就是这样安排的！他一直待在伏尔加河左岸躲避危险，只是在召开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时才出现一下。在最后一个星期里，斯大林压根就没有露面，因为察里津市已开始疏散，已经预感不到有任何胜利的迹象…… 看来，白匪哥萨克马上就要冲进察里津城内了。就在这时，在后方和两翼突然出现了几支披着黑色斗篷的骑兵队伍，犹如乌云压境。阳光下，几千只长矛和军刀威严地闪闪发光。眼看乌云就将吞没红色的骑兵，我们的一切就将完蛋。可是披着黑色斗篷的骑兵却杀入了哥萨克白匪队伍。白军抛下几百具尸体，从察里津城下撤退了。 第十集团军指挥部事后得知，从北高加索来援助他们的是德米特里。日洛巴的钢铁师，但是由于事先没有联系，对今天的援助他们没有预料到。而日洛巴却及时赶到了。对察里津的包围被打破了，敌人被打退到120公里以外的顿河对岸去了。 10月24日，斯大林以俄国革命南方领袖的身份打电报向英雄们祝贺：“请向把敌人加以包围并将其击溃的莫罗佐夫斯基、季霍列茨基及其他团队，向洛巴切夫指挥员、日洛巴师长，致以热烈的共产主义的敬礼。请告诉他们，苏维埃俄国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英雄业绩，一定对他们论功行赏。”①没有过20年斯大林就对这些英雄们“作了奖赏”②，他“奖赏了”他们所有的人。 ①《反对邓尼金》1969年莫斯科俄文版第97页。 ②这里引号里的奖赏当然是说斯大林把他们都消灭了。——译者注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一事件是怎样反映在斯大林的传记（确切些说，是斯大林的自传，因为对传记中的每一行字他都亲自作了检查）里的。那里写道：“斯大林的钢铁意志和英明远见保卫住了察里津，使白匪未能冲到莫斯科。”① ①《斯大林传略》俄文版第73页。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不止一次地要求把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撤职，认为他们两个是好争吵的人、不怀好意的人和危害事业的人。后来斯大林在同列宁谈话中竟否定一切，并为伏罗希洛夫进行辩护，说他是一个非常可贵的和无法代替的干部。伏罗希洛夫也对斯大林作了报恩——他大肆宣扬自己保护人①的战斗“功绩”，称他是红军的“缔造者”和红军取得胜利的最主要的组织者。 ①这里的“保护人”当然是指斯大林。——译者注 在南方弄得声名狼籍的斯大林却企图在莫斯科钻进最高军事政权的大楼里。但是怎样才能躲过托洛茨基呢？列夫·达维多维奇①受到了列宁的信任，现在要打倒他是办不到的。斯大林向列宁保证，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今后定将成为执行军事纪律的榜样。决不同总司令和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发生任何冲突。他说服了米宁和伏罗希洛夫，要他们绝对服从中央的各项指示。斯大林不再坚持要撵走瑟京和米霍诺申了，他甚至愿意在南方战线委员会里同他们合作。从前线委员会被召回的斯大林，梦想着能以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再回到那里去，梦想着中央委员的地位加上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的地位能帮助他占据凌驾于前线委员会之上的地位才好。 ①列夫·达维多维奇是托洛茨基的名和父名。——译者注 在俄国南方，斯大林打算进行一场大的赌博。他常常以独裁者的身份在南方各地出现。他嗜血成性。有谁能够统计出，当时根据他的命令被处死的军官、士兵和红军战士有多少？在斯大林的一生中，察里津是他早期的一个射击场。 1918年时，列宁在斯大林身上只看到了他不能与人共处和作风粗暴的特点（而这些很容易被解释为“高加索人的性格”），于是他请托洛茨基“竭尽全力和斯大林共同搞好工作”①。托洛茨基早在1917年时就了解到：要想同斯大林一起搞出有成效的工作是不可能的。1917年7月，在新的总司令谢·谢·加米涅夫时期，托洛茨基撤换了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全体成员，但是一年之后，斯大林又钻进了这个机关，并且第一次在党的官阶梯级上同托洛茨基平起平坐。在《真理报》刊登的一篇关于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的报道中，斯大林的名字列在第四位一已经是第四位！——，排在列宁、托洛茨基、布哈林的后面。在革命胜利后的第3年，斯大林“超过了”象加米涅夫、李可夫、托姆斯基这样一些公认的党的领袖这一事实本身可以被看做是未来的总书记的一大胜利。 ①《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7卷第106页。 庸人们渴求的是强权。而每一次他们都得到了强权，这些人就是拿破仑、希特勒、斯大林……历史上有过很多被芸芸众生盲目崇拜的人，只是为他们而牺牲的那些人的名字却被历史淡忘了。俄国的这个庸人在经过了几次革命和国内战争那些毁灭性的、残酷的岁月之后，渴望建立起一种秩序来。在他看来，铁腕政权是医治饥荒、破坏和无政府状态的灵丹妙药。这就需要有一位独裁者。 列宁在世时，这个普通人的各种天性还有所收敛。列宁一去世，人民便开始塑造新的沙皇爸爸来。早在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代表们就对总书记鼓起了3次暴风雨般的掌声。 斯大林掌握政权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历史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斯大林是在需要的时刻出现在了需要的地方。1922年时，一家巴黎报纸写道：“列宁患了不治之症。他一旦逝世，上台的必将是这个毛发很多的印古什人（我们不去谈这个难免不准确的说法，因为正是印古什人成了斯大林镇压的牺牲者。——本书作者注），他定将他们所有的人加以血腥屠杀。”真是惊人的预见！ 但是，对于各种“白俄败类”办的那些“低级趣味的小报”，无论是托洛茨基，还是季诺维也夫都不去读它。至于患病的列宁，就更不会去读它了。而如果他们也读一读这种东西呢？……那个打着精力充沛的总书记的招牌的杀人凶手会怎么样呢？那就别说啦！ 托洛茨基由于过于自负面对斯大林的穿透力估计不足。托洛茨基认为自己对那个“灰色的斑点”（后来他就是这样称呼斯大林的）的优势是太明显了，因此他认为对于总书记在政治上的胡来值不得去重视。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而且不只是在那时候，托洛茨基就放弃与人进行辩论了。而当他于1927年决定与其他反对派分子一起向“党员群众”进行呼吁时，“火车已经开走了”…… 斯大林再好不过地利用了主要竞争者的这利。失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不愿意在行政事务方面“弄脏自己那双洁白的手”。他们想：让科巴去干这个吧。他诚然是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和粗暴的人，但却是一个有权力的人。就让科巴在总书记的位置上坐上一会好了，而我们则来议论一下理论问题吧。他们所有的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都把斯大林看成一个初次登上首都舞台的有点土气的演员。斯大林妄想担任主要角色的企图在他们看来是可笑的，因为他既没有受过真正训练，也没有什么天赋。至于他当总书记嘛，那是他觉得有趣。好吧，就让他快活一阵吧。他们都没有认真地对待斯大林。而当他们了解到这个演员已经永久地占领了舞台时，已经晚啦。 加米涅夫对斯大林抱着一种特殊的指望。在图鲁汉斯克流放的岁月里。命运把他们联系在了一起。至今还保留着一张他们二人当年的合照，在照片上科巴和加米涅夫互相搂着。 ……1915年春天。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彼得罗夫斯基在布尔什维克流放者由于审判布尔什维克党杜马党团的代表而召开的会议上发了言。唯一拒绝批评加米涅夫在法庭上的行为的中央委员就是斯大林。会议委托他同斯维尔德洛夫一起起草一项决议，但是科巴却意外地走掉了。① ①K.T.斯维尔德洛娃《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1957年莫斯科俄文版第266页。 ……1917年春天。加米涅夫同斯大林一起擅自控制了《真理报》编辑部，反对列宁的《四月提纲》。 ……1917年10月。列宁处在地下状态，他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痛斥为工贼。斯大林却为加米涅夫抱不平。 在漫长的岁月里，科巴一直以学生身份经常出入于加米涅夫门下，而列夫·波里索维奇①也毫不怀疑，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将永远如此。因为他是公认的党的领袖之一，再说在领导工作的经验方面，在学识渊博和文化程度方面，他们之间的差别太大啦……他利用斯大林的帮助可以巩固自己在政治局中的地位，而斯大林则将执行他加米涅夫的意志。 ①列夫·波里索维奇是加米涅夫的名和父名。——译者注 ……1922年4月2日，即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代表们纷纷走向投票箱，把写有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的选票投进去，投票结束了。计票委员会的委员们打开票箱后，困惑莫解地相互对视起来，因为在很多选票上都附带写了这么一句话：“选举斯大林为总书记，选举莫洛托夫和古比雪夫为书记。” 计票委员会主席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斯克雷普尼克对于这种罕见的现象没有去多加猜想，就建议宣布所有选票无效，因为很明显这违反了党章规定：代表大会未被授权选举总书记。斯克雷普尼克不怀疑这种企图预先决定下届中央全会投票结果的作法是加米涅夫干的，于是根据计票委员会的委托，他把情况诉诸代表大会主席团。但是列宁建议把选票留下来，他说：“我们要迫使加米涅夫在代表大会上出来说明情况，并在中央全会的组织会议上宣布玩弄这种手腕是无效的。”① ①《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速记报告）1961年莫斯科俄文版第187注。 加米涅夫不得不向代表们说明自己的行为动机。他的发言原文发表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公报上。但是公报没有被保留下来，在出版代表大会的记录时这个原文不见了…… 4月3日，在中央全会组织会议开幕时，加米涅夫不得不再次发言，他说：在选票上附带写的那句话对全体会议决没有约束力。接着，全体会议作出了一项专门决定：现将加米涅夫的说明告知大家：加米涅夫在选举期间，在得到代表大会完全赞同的情况下，已作出声明，他在某些选票上指明要选某人担任总书记和书记的作法不应在选举中对中央全会有所限制，这种作法只是某些代表的愿望。 加米涅夫还不上一次地给予斯大林以有效的效劳。季诺维也夫也是这样。他的主要目的是不让托洛茨基施展其才能。这就使得有点蠢笨的科巴处境较好一些。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二人既不可能、也不愿意联合起来，因为两人都过于自负了。每一个人都妄图担任思想家一领袖的角色。 1925年时，克鲁普斯卡娅曾企图把一批有威信的党员联合起来以便最终限制科巴。她相信，这是可能的。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①联合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索柯里尼柯夫，她指望让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彼得罗夫斯基也加入反对派。她曾到哈尔科夫去找他。但是，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②回忆说，他拒绝了参加这项事业。过了30年，即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之后，他向朋友们表示了懊悔，但为时已晚。他还补充说：不过，根据我们当时即在1925年时的认识来看，我也没有什么可以自责的。 ①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是克鲁普斯卡娅的名和父名。——译者注 ②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是彼得罗夫斯基的名和父名。——译者注 在列宁最亲近的身边的人中，有一个人了解斯大林的真相，这个人就是雅柯夫·斯维尔德洛夫。他从图鲁汉斯克流放时期起就避免和科巴接触，并且在整个1917年中都同他断绝往来。①但是，斯维尔德洛夫很早就去世了（他是在革命胜利一年半之后去世的）。而如果他还活着的话，他也许会有足够的原则性和勇气来最终关闭斯大林进入中央委员会和政府的大门吧？ ①《维尔德洛夫选集》1957年莫斯科俄文版第1卷第268、276～277页。 捷尔任斯基在逝世前不久，即在1926年春，就感觉到党面临着分裂的现实威胁，开始敲起警钟。但是他把托洛茨基看成了肇事者。捷尔任斯基去世后，令人担心的事日益严重起来 越来越多的党员看到了危险来自何人。1928年夏，布哈林一再使加米涅夫相信：“如果我们不联合起来的话，科巴就会象成吉思汗那样，割断我们所有人的喉咙。”但是，“右派”终究未能同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联合起来。他们谈了一阵又一阵，最后还是散伙了…… 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索柯里尼柯夫、皮达可夫、拉柯夫斯基……伏龙芝、捷尔任斯基、彼得罗夫斯基……斯克雷普尼克、鲁祖塔克……这些党的领袖（我远未说出全部领袖来）在列宁逝世后，如果采取一致行动的话，是有可能堵住斯大林走向个人独裁的一切道路的。斯大林第一个消灭的是伏龙芝：1925年10月，把他杀死在了手术台上。接着捷尔任斯基猝然死去，随后是瞿鲁巴。斯克雷普尼克和托姆斯基被总书记迫害后，都自杀了。在新的一代党的领导人中，这个杀人凶手的毒手选中了基洛夫。稍晚一些时候，这个主宰者把其余党的领导人都干掉了…… 列宁在逝世前不久，看到了科巴的恶劣行径后担心起来：战友们的内证将把党引到何处？而他们都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政敌们无所作为使斯大林走了运。当时斯大林甚至产生这样一种印象，就是他身边那些天真幼稚的人都把自己的命运、自己的生命寄托在他的身上。 1903年8月2日，列宁在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就党章第1条进行辩论的笔记》中强调说：一我再说一遍，中央委员会的力量和权力，党的坚定性和纯洁性——这就是实质之所在。”①斯大林“抓住了”这个“实质”，彻底地利用了中央委员会的权力，非常坚决地实行了“清党”路线。铁的纪律成了斯大林赖以爬上独裁者宝座的一把梯子。这种铁的纪律束缚住了那些企图把党这艘船开回到集体领导道路上去的共产党员们的意志。怎么能够发生这种情况呢？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7卷第412页。——译者注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感到广泛利用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统一”这项决议①的时候已经来到了。任何派别或集团活动都受到严格禁止。有一项决议授权中央委员会可以把任何一个“从事派别活动”或违反党纪的共产党员、直至中央委员开除出党。这项决议在斯大林的手里变成了一个随时都可以使用的工具，它使整个党服从于少数政客的意志，服从于斯大林的任性要求。 ①《苏共决议汇编》俄文第9版第2卷第536一337页。 几乎在每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上，斯大林都要发出维护党的统一的号召。他在攻击反对派分子时，每一次都要指责他们企图破坏党的队伍的统一。臭名昭著的争取统一的斗争逐渐地变成了一种巩固斯大林个人独裁的手段。任何打算批评总书记的企图都等于分裂列宁的党的企图。 当弗拉基米尔·柯秀尔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建议取消对各派别和集团的禁令时，他根本没有想到要放弃党的统一。遗憾的是，象布哈林这样一个聪明人都企图对他加以嘲笑。季诺维也夫、接着是布哈林要代表们相信，现在党比任何时候都更健康，它是所有政党中最好的一个党。① ①《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速记报告），1968年莫斯科俄文版第47页、103—105页、186—188页其他各页。 捷尔任斯基在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号召说：“我们无论如何必须保持我们党的统一”。他在逝世的两周以前写给古比雪夫的信中说：“只有党和党的统一才能够决定任务。”①这成了以后历次代表大会的主旨。第十六次党代表大会委托中央委员会今后“要对一切动摇和破坏党的钢铁纪律和列宁党的统一的企目给以无情的回击”。② ①《捷尔任斯基选集》俄文版第2卷第360－361页；H.博夫《捷尔任斯基传》1965年莫斯科俄文版第404页。 ②《苏共决议汇编》俄文版第5卷第132页。 斯大林指望利用党内纪律和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是党的专政）这种强有力的杠杆，来扭转历史的进程，使历史按照他个人所需要的方向发展。要想破坏斯大林的前程，要想解除他的任何负责职务，必需由多数人投票赞成才行。因此斯大林以极快的速度到处安插自己的人，并消除那些意志坚强的和忠诚的因而是危险的人。 多数人总是正确的，少数要服从多数。这个公理很适合斯大林王朝的心意。党的权力的集中制用强硬的纪律束缚住了党员。这距离个人独裁只差一步了。斯大林走了这一步。 ※ ※ ※ ※ ※ 把玛·瓦·福法诺娃的《回忆录》发表出来的时候来到了。她是列宁所亲近的一个人，1917年9—10月间列宁曾躲藏在她的住宅里。她同克鲁普斯卡娅很友好。下面就是玛格丽塔·瓦西里耶夫娜①在1973年即在她逝世前不久对我讲的话： ①玛格丽塔·瓦西里耶夫娜是福法诺娃的名和父名。——译者注 “在1920年年初，有一次我的一位熟人即工农检查院院务委员会委员雅库波夫同志打电话给我。应该说，当时工农检查院的工作进行得极不顺利。 雅库波夫说：‘工农检查院正在改组。决定让一位政治上的大人物来领导这个部门，而院务委员会的成员都应是党员专家。我提你作为负责农业的候选人。’ 我感兴趣的是，他们将到什么地方物色到共产党员专家。我请他让我对他的建议考虑一些时候。3个星期后雅库波夫又打来了电话。 我在电话里对他说：‘我很难下决心，我不知道那个将领导工农检查院的人会如何对待你的建议。’‘我要同斯大林谈一谈，你同意吗？看来他将是这个部门的首脑。’一星期之后，雅库波夫又打来了电话。他说：‘斯大林同意你作为候选人。’‘这很好。不过我要同人商量一下。’‘同谁商量？’‘同谢列达商量’。 谢苗·帕夫努季耶维奇·谢列达是农业人民委员，没有别的什么人比他更称职了。过去他是地方自治局的一个干部，是一位经过考验的老布尔什维克。他了解农村，懂得农业，是一位有威望的领导人。国内战争快结束啦，一些前线的共产党员纷纷转业从事农业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某些同志却没有想到自己会担任低于人民委员的职务。正是在这个时候，谢列达遇到了种种与‘陷害’有关的不愉快的事。 我见到谢苗·帕夫努季耶维奇时，他的心情极坏，他甚至不能够平心静气地讲话。这使我感到很难受。我对他说：‘唉，难道你不想把自己的意见讲出来吗：那我就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打个电话。’接着我就在‘转盘’上拨了列宁办公室的电话号码，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个人问题上我有话要对你讲。’列宁笑了笑回答说：‘你有个人问题？……行呀，你准备什么时候来？’‘如果可以，现在我就去。’‘好，你来吧。’ 我在办公室里见到伊里奇时，那里只他一个人。他站起身来迎接我。他问：‘你有什么个人问题？’当我把雅库波夫的话重说了一遍，说领导工农检查院的应当是一位政治上的大人物时，列宁站起身来，开始在办公室里来回走动起来。他的面孔变得阴沉，显出忧虑的神情。最后他停住脚步说：‘斯大林就是这位政治上的大人物，对这一点你是怎样认为的呢？’我说：‘我对斯大林了解很少，而据雅库波夫说，他正在从事工农检查院的改组工作。’列宁说：‘玛格丽塔·瓦西里耶夫娜，我应当认真地考虑一下。请你给我两天的时间。’ ……第三天傍晚，我来到谢列达的办公室，开始在电话机旁等候。这时列宁的电话打来了，他问：‘是玛格丽塔·瓦西里耶夫娜吗？我在等你哩。’我来到伊里奇的办公室时，看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象第一次一样，神经紧张地在办公室里来回走动，他一直在走动，一句话也不讲。后来，他在我面前停了下来说：‘玛格丽塔·瓦西里耶夫娜，对你说的事我考虑了很多。我甚至征求过娜捷施达（列宁的妻子当时正在病中）的意见。我们决定，你不应当同斯大林在一起工作。你不了解这个人。他对任何与自己不同的意见都容忍不了。’列宁又忧虑地在办公室里走动起来，并补充了一句话：‘你还知道什么吗？斯大林是一个爱报复的人。’” ※ ※ ※ ※ ※ 列宁明显地不相信斯大林，瞒着斯大林。1922年12月24日，玛·阿·沃洛季切娃在值班秘书日记中记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又叫我去。他提醒说：昨天……和今天……口授的东西是绝密的。”①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463页。——译者注 领袖在口授出《遗嘱》之前很久，就开始看清科巴的性格了。列宁总是把战友们的业务品质①看得高于一切，因此他只是在太晚的时候才看清了斯大林那凶狠的报复心理和不容异见的性格。 ①这里说的“业务品质”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工作能力”。——译者注 几乎在整个1922年中列宁都在研究工农检查院的情况，他最后决定由瞿鲁巴来代替斯大林，不过他建议负责干部们在改组下农检查院时应征求斯大林的意见。 在列宁一生的最后3年里充满了尖锐的政治冲突，而斯大林总是处在这些冲突的中心。 1921年。斯大林加入了民族问题的辩论。他不去努力寻找论据，而是使用了一个一贯进行蛊惑的人的伎俩：把理论庸俗化，故意歪曲，政治上扣帽子，甚至进行恫吓。 格·瓦·契切林就超帝国主义的倾向和超民族国家的产生发表了一些深刻的、有预见性的意见，并对民族问题进行了分析（契切林的文章发表在1921年3月6、8、9日的《真理报》上），斯大林在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上却把契切林的这些意见和分析称之为“舞文弄墨”①。当契切林证据确凿地驳倒了斯大林那些站不住脚的“理论”时，斯大林就暗示论敌过去曾是一个孟什维克。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土耳基斯坦局委员Г．Ｂ萨法罗夫因敢于批评斯大林的提纲而被总书记称之为崩得分子：崩得分子在1903年发表意见赞成民族文化自治，萨法罗夫也对此表示赞成。于是他们全是一丘之貉！全是吗？斯大林混淆了两个时代，把沙皇俄国的情况等同于苏维埃联邦的条件，然后就急忙给自己的这个大胆的批评者扣上了一顶帽子。弗·彼·扎东斯基由于指出了斯大林报告中的论点抽象，斯大林就对他进行报复：对扎东斯基联想都未想拿去发表的提纲进行指责，并顺便把作者辱骂了一番。② ①《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33页。——译者注 ②《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速记报告），1962年莫斯科俄文版第186页及其他各页。 斯大林作起事来非常顽强，厚颜无耻，肆无忌惮，他相信被党的纪律束缚住的大多数代表是消极无为的。对于一些列宁主义者（斯克雷普尼克、扎东斯基、萨法罗夫）所发表的某些意见，他认为是用不着去考虑的。例如斯克雷普尼克是一个不顾情面的人，他曾把消极怠情的大多数人称之为“党内的一潭死水”，认为这些人甚至连明确的意见都发表不出来，这一潭死水连“吧卿吧卿的声音”也发不出来。 在苏维埃政权的最初几年里，斯大林还能够用一些基本上是新的方法丰富所进行的辩论。后来代表大会的工作程序给报告人提供了一种方便的手段，这就是结束语。如果在辩论进程中，在批评的打击下，斯大林的假科学体系行将垮台时，他就能够在结束语里轻而易举地进行报复。“我本来对发言的代表们抱着更大的期望。”①——斯大林在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上以孩子般的天真态度这么说，但他却没有拿出任何反驳的论据来…… ①参看《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36页。——译者注 而在代表大会之间——当时，两次代表大会之间的间隔时间是很短的——斯大林继续贯彻自己的路线。他对萨法罗夫的攻击变成了真正的迫害。而列宁则千方百计支持“持不同观点的”萨法罗夫，把阿·阿·越飞派住土耳其斯坦去帮助他。1921年亚2月22日，列宁在写给俄共（布）中央土耳其斯坦局主席兼俄罗斯联邦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所属土耳其斯坦委员会主席格·雅·索柯里尼柯夫的信中说：。现秘密寄上此信。①我想，萨法罗夫是对的（至少有一部分）。恳请您客观地进行调查，不要让无谓的纠纷，争吵和报复给土耳其斯坦的工作带来危害。”②这封信象其他几百份描绘斯大林真面的文件一样，也被湮没无闻了30多年。 ①指格·伊·萨法罗夫给列宁的一封信，信中谈了党的民族政策在土耳其斯坦遭到歪曲的问题（《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2卷第179注）。 ②《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2卷第148页。——译者注 1922年。斯大林指示中央委员会高加索局执行关于建立外高加索共和国联邦的决定。当1921年决定这些共和国实行联邦制的问题时，列宁坚决主张要采取谨慎态度，要求务必遵守民主准则。他认为需要向当地居民耐心地解释党的政策，对他们进行说服工作。对于这一切，格鲁吉亚人斯大林都拒不接受。他压制了自己的老乡们坚持苏维埃政府宣布过的民族独立的第一个行动。他是以其固有的粗暴态度和高傲态度加以压制的，而且象通常一样，是假他人之手加以压制的。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高加索局主席兼外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第一书记格·康·奥尔忠尼启则命令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们立即前在莫斯科，听从俄共（布）中央的安排。受屈辱的格鲁吉亚人向政治局提出了申诉。列宁将其申诉交到了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也就是将其申诉交到了斯大林的手中。列宁当时不知道，中央全会的决定对斯大林来说并不能成为障碍。列宁也没有看到，中央委员会的书记处正在逐渐地变成斯大林私人的书记处。可是，斯大林的同胞们却知道，这个坐上了总书记交椅的人能够干些什么。1922年10月22日，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几乎全体成员都提出了辞职。斯大林立即啪的一声关上了捕捉器：外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马上任命了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新的组成人员。这个听话的中央委员会很快就被莫斯科批准了。 但是在1922年时，对中央的决定提出申诉还是可以的。当时甚至还能够希望得到公正的解决。格鲁吉亚的共产党员们经过努力，使得在俄共（布）中央委员会里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但是总书记不把主动权从自己的手中交出来：他提议要让费·埃·捷尔任斯基、德·扎·曼努伊尔斯基和维·谢·米茨基亚维丘斯一卡普苏卡斯加入这个委员会。斯大林越过政治局通过询问的方法，使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关于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决定付诸实施。询问是一个非常适用的方法。在技艺高超的人手中，询问能够成为批准总书记独揽大权的一种方便的手段。 列宁认为需要撇开中央委员会的专门委员会，而把自己在人民委员会中的副手、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阿·伊·李可夫派赴格鲁吉亚。列宁的种种担心被证实了：冲突并没有消大，争吵闹得更凶了。奥尔忠尼启则打了科巴希泽（他是波·古·姆季瓦尼①的战友之一，当时他们还没有被叫做“人民的敌人”，而只是被叫做“倾向分子”）一个耳光，而且是当着李可夫的面打的。 ①波·古·姆季瓦尼（布壮）是俄共（布）中央组织局所属苏维埃共和国合并问题委员会的委员，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他领导了一批人致力于取消外高加索联邦的斗争（《列宁生平大事记》俄文版第12卷第390、427—428、434、442—443、568页及其他各页；《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俄文版第247注）。 那算是个什么专门委员会呀？它没有辜负总书记的信任：它认为奥尔忠尼启则是“正确的”……斯大林全是用自己的人补充进了这个专门委员会（加入第二个专门委员会的有加米涅夫和古比雪夫）。列宁看到了这种情况后，紧接着便把自己所信任的人也派了进去。列宁得到了捷尔任斯基提供的情报后，正确地指出：“斯大林的急躁和喜欢采取行政措施以及他对有名的‘社会沙文主义’的愤恨，在这件事情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①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50页。——译者注 列宁坚持不懈地要拿到中央专门委员会的材料，斯大林则顽固地加以阻挠。他建立了一种严厉的书刊检查制度以及对列宁的秘书和助手施加压力的制度。证人就是值班秘书的日记。列宁经常感觉到总书记的那只令人难以忍受的手，因此他做什么总是背着总书记。 1923年1月24日，列宁把莉·福季耶娃叫了去，责备她说：“先谈谈我们的‘秘密’事务：我知道，你在哄骗我。”福季耶娃企图使他相信情况相反，但是列宁说：“关于这一点我有自己的看法。”①他没有说错：无论是福季耶娃，还是沃洛季切娃，当天就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向她们秘密口授的一切准确地报告给了斯大林。 ①同上，第467页。——译者注 第二天，列宁又提起专门委员会关于格鲁吉亚问题的材料。1月27日，福季耶娃从捷尔任斯基那里得知，文件在斯大林那里。1月30日，她记道：“我给斯大林去了一封信，但他不在莫斯科。昨天，1月29日，斯大林来电话说，未经政治局同意材料不能给。他问我是不是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了什么多余的话，他是从哪儿了解到日常事务的？……今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我叫去问回音，并说要为取得材料而斗争。”①2月1日，政治局终于准许把格鲁吉亚事件的材料交给列宁。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466页。——译者注 斯大林表现出明显的不满。他建议政治局解除他担负的与监视列宁执行治疗制度有关的麻烦职务。当然，他是在玩弄手腕。他的建议未被接受…… 列宁对大多数中央委员陷于迷误状态感到很痛苦。他们都听命于斯大林。列宁不能容忍民族政策方面的大国路线，因此，为了对付总书记，他建立了一个自己的委员会来研究“格鲁吉亚事件”的材料。 列宁认为，应使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对这一真正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运动负政治上的责任”①。列宁由于不相信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能解决尖锐的冲突，便在1923年3月5日给托洛茨基写信，请他务必“在党中央为格鲁吉亚事件进行辩护”，但是托洛茨基借口有病，拒绝了。② ①同上，第354页。——译者注 ②《列宁文稿》人民出版社版第10卷第313页。——译者注 斯大林担心被彻底揭露，他断然禁止福季耶娃把日常事务向列宁报告。至于格鲁吉亚事件的材料，那么，其中最重要的一些材料（例如“遗失的”科巴希泽的声明），总书记终究还是对列宁隐藏了起来。 1922年10月发生了对外贸易垄断制的问题。斯大林由于立即采取了拒绝垄断制的立场，便认为没有必要去深入了解问题的实质、研究文件和征求专家的意见。而患病的列宁却这样作了。斯大林留给自己的是进行阴谋活动来反对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权利。但是列宁却说服了各中央委员，使他们相信保存和巩固垄断制的必要性。于是斯大林便撤回了原来的意见，说什么“鉴于近两个月来积累了一些新材料（！——本书作者注）……因此我认为自己应该声明收回自己原来的反对意见”①。斯大林借口积累了“新材料”（其实对于旧材料他也是不屑一顾的！）而使自己保住了体面，并在需要的时刻附和了多数。 ①《列宁全集》俄文版第54卷第589页第201注。 斯大林表明自己是一个玩弄政治手腕的行家。他在反对列宁路线的斗争中巧妙地玩弄着这种技能，一时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最高任务”（这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中的一个术语）——损害病中的领袖①的健康。 ①“领袖”自然是指列宁。——译者注 总之，在1922年12月，中央全会站到了列宁的立场上来。斯大林自然又站到多数人一边。可是过了半年，他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的报告中竟把自己说成了一个历来都毫不动摇地衷心拥护对外贸易垄断制的人，说什么“对外贸易垄断制具有最重要的意义，这是无需用新的证明材料来加以证明的”。这时列宁已经不在人世了。他在逝世前不久，由于认为斯大林不可信赖，便请托洛茨基不要削弱对垄断制的反对者施加压力。 1923年4月是斯大林感到惊慌不安的一个月，因为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将发表列宁的《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的一封信①。斯大林在党内居于高位以来已经一年了。当然，总书记只不过是中央书记处中的第一书记，他并不决定党和国家的政策。此时斯大林还只是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手掌下面观看世界，没有企图损害他们的威信。但是总书记这个职位毕竟是他通向极权的唯一途径。眼下应当克制！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49—355及其注释。 列宁已经卧床不起了，这是很清楚的。但是如果在代表大会上宣读他的信的话，定将掀起一场喧嚷的辩论来，那时，斯大林关于在俄罗斯联邦的庇护下把所有共和国以拥有自治的．身份联合起来的建议就会通不过。那时，他斯大林甚至有可能连中央委员会都选不进去。历史指点给了他一条出路。科巴在什么地方曾经读到过法国的一项发明——“筹备会议”或者叫“元老院”①。是呀，是呀，建立一个筹备会议，只让它知道这封危险的信的内容也就行啦。而为了更可靠地对列宁派进行封锁，就应当从有威信的人中安排自己的一个人来担任代表大会的会议主席。这样一个解救之计被总书记想出来了。剩下的事情只是技术问题。 ①该词用于俄国时，译“筹备会议”，用于法国或其他国家时，译“元老院”。——译者注 “为了安排好代表大会的组织工作并使代表们能有最好的条件来得到情报”，中央全会建立了一个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筹备会议。这个决定于1923年4月15日被通过。4月18日，代表大会主席团从列宁的秘书处那里拿到了关于“自治化”的信之后，通过一项决定：在“筹备会议”的会议上来宣读列宁的这个文件，然后再把这个文件的内容介绍给各代表团’。代表大会主席团的全部成员是按照总书记所需要的精神挑选出来并加以说服的。在需要的时刻，自己的那个人就出现在了舞台上，这个人还是加米涅夫。在讨论民族问题时担任会议主席的就是他。① ①《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俄文版第821页。 在辩论中第一个发言的是穆季瓦尼。他本来想依据列宁的信来发言，但是主席不允许他引证这个文件。“主席：穆季瓦尼同志，你需要听从主席的。你们自己已经决定，这些信将通报给各代表团，因此在这里，这些信将不予公布。穆季瓦尼：我并不公布，我只是引证其中的一些地方。主席：把引证的地方加在一起也就等于公布。如果你打算遵守为了党的总的利益而通过的我们的共同决定的话，那我就请你不要在实际上公布我们决定不予公布的东西。穆季瓦尼：这就是说我必需根据自己的记忆而不能根据我作的笔记来发言。”① ①《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俄文版第496—498页。 主席的这些呵斥就是对以后发言者们的警告。加米涅夫殷勤地把自己那软骨头的脊背弯在斯大林的脚下，已经是多少次了呵！当他把自己的脊背弯在斯大林的脚下时，还依然天真地认为，似乎他正在、而且将永远是在摆正刚开始其一生事业的总书记的脚步。 列宁既不能出席代表大会，就应该由某个人来制止狡猾的政客和振奋被“纪律”所束缚的代表才是……可是托洛茨基在打瞌睡。正是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应当向斯大林开战。但是列夫①却睡过了头，把该蹦跳一下的合适时机错过了。 ①列夫是托洛茨基的名字。——译者注 斯大林作了民族问题的报告①。是承认自己的错误吗？是分析危急的形势吗？不，总书记登上讲坛不是要谈这些。他谈的是民族问题的国际意义、民族问题的阶级实质、大国沙文主义的危险、要相信从前各被压迫民族的工人和农民——他愿意谈什么便谈什么，但就是不谈自己的错误。 ①《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俄文版第479—495页。 斯大林宣布对参加联盟的各民族实行完全自愿的原则，但却只字不提对格鲁吉亚和邻近一些共和国的各民族在行政上所实行的强迫措施。象任何时候一样，他以貌似科学的口吻讲述原始现象的派头，企图来空谈理论，但同时他却想方设法避而不谈列宁的意见、列宁的信。总书记顺便谈到了格鲁吉亚的那些“倾向分子同志”（他羞怯地指出，“人们这样来称呼他们”），并证明：如果格鲁吉亚脱离外高加索联邦而直接加入联盟，那它就将处于特别受优待的地位。同时他从地理教科书中引用了一些中小学生们用的证据。 总之，他没有作任何自我批评，而是对虚构的“官吏”和外高加索的民族主义者进行辱骂，对列宁的文件保持缄默，并进行蛊惑性的欺骗。然而毕竟有一些列宁主义者能够透过尘土飞扬的云雾看清他玩弄的政治手腕。尼古拉·布哈林指出，斯大林由于把大国沙文主义等同于民族主义，便只对地方民族主义进行尖锐的批评。尼古拉·斯克雷普尼克揭穿了那些打算在解决民族问题时确定一种“中间路线”的企图（让我们回忆一下在缔结布列斯特和约时期斯大林支持的那种“中间路线”吧）。他特别指出了斯大林玩弄的提出反诉的手腕，说什么“首先你们要克服自己的民族主义”。 斯大林还有一个机会来承认自己的错误或者是试图对列宁的拥护者予以驳斥，这个机会就是结束语。但是他却利用结束语来诬蔑论敌，要他们想起从前党所犯的“过错”。他还顺便指出布哈林……不了解民族问题的实质。接着，总书记责备织布哈林和拉柯夫斯基为首的整整一大批人都过分地夸大了良族问题的意义，因此，据他说，他们“忽略了一个社会问题——工人阶级的政权问题”。总书记把所有不合他心意的地方，包括加米涅夫——穆季瓦尼的对话，都从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的速记记录中删去了。而他的政治继承人们所关心的则是，即使是经过删改的速记记录也不得再版，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1968年为止。关于“遗失的”列宁的文件，如列宁1919年在党的代表会议上关于民族问题的演说，雅·阿·雅柯夫列夫说，“这份文件丢失了……我怕还有一份文件也丢失了。”①现在说的是斯大林避而不谈列宁关于“自治化”的那封信。究竟丢失了多少文件，这都要由斯大林来负责…… ①《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俄文版第596页。这篇演说，无论是在代表会议的记录里，或者是在1923年4月以前出版的《列宁全集》第1版相应的那一卷里，都没有发表。 斯大林在民族政策方面所追求的是一些什么样的目的呢？那就是：要在党的实际工作中使用强迫的方法；要使党的所有机关（中央的和地方的）都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他总书记的意愿；暗中破坏列宁的方针和不间断地使患病的领袖感到烦躁；加剧冲突；煽动对抗；揭露夺权斗争中的政敌和竞争者，并将其拥护者记下来（集中火力对付他们！）；网罗帮手，并“在工作中”检查他们和训练他们。而关于斯大林所解释的民族政策，只能说它是把权力集中到他手中和镇压任何异己思想的一种手段。 第十二次党代表入会进行得不顺利。诚然，斯大林摆脱了困境——他是化了很大力气和玩弄了很多诡计才得以摆脱困境的。有时候总书记被逼到深渊的边缘，甚至不得不往深渊里看“一看。他坐在主席团里时，表面上精神饱满，泰然自若，内心里却不住地颤抖——万一他的那些“采掘工们”不再为他卖力了呢？总书记气得发了疯。他决定要进行报复，要不顾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同大国沙文主义作斗争的决议而硬是要改变辩论的进程。要是列宁主义者们知道斯大林打算把国家变成兵营该多好！要是他们知道斯大林将使用各种手段（利用大国沙文主义或是把大批的人处决）实现他那美妙的梦想该多好！要是他们知道这一切该多好呵！那样的话，布哈林大概就不会去捍卫“我们亲爱的朋友科巴一斯大林同志”了。但是，修改代表大会的各项决定，公开地反对列宁——这不是斯大林扮演的角色。 米尔赛义德—海达尔·苏丹—加利耶夫曾在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工作。他干劲很大，博得了斯大林的信任。于是苏丹一加利耶夫决定宣传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关于民族问题的各项决议和列宁关于“自治化”的那封信。这是一位行为不谨慎的同志。斯大林给了他以意外的打击。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国家政治保卫局对苏丹一加利耶夫布置了专门的监视——连在联系方面（邮件、电话）也对他进行间谍监视。这样；这位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的委员就成了一个“与世隔绝的人”。斯大林当了总书记之后，开始（在大恐怖之前很久）把国家政治保卫局各机关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闭会后过了3个月，俄共（布）中央召开了一个由各民族共和国的积极分子参加的扩大会议。会议开了4天，从6月9日至12日。在这4天之中，与会者谈到了苏丹一加利耶夫，对他又是批评，又是责骂。而他无法回答他们，因为在会议召开之前，他已“因进行反革命活动”而被捕了。 这次会议的各种材料在等待发表的过程中，一直被搁置了50多年之久。在这次秘密的会议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呢？首先是瓦·弗·古比雪夫代表中央监察委员会作了关于苏丹。加利耶夫反党反国活动的报告。他不是代表俄共（布）政治局或中央委员会作关于贯彻实行党代表大会在民族问题方面各项决议的报告，而是代表监察委员会进行粗暴的斥责。 斯大林在心里选定了这个行政手腕之后，预见到会引起中央委员们的反对。因此，无论是古比雪夫，还是会议主席加米涅夫（又是他！），或者是鞑靼布尔什维克的代表易卜拉欣莫夫，他们都没有忘记说一说被指责者的革命功绩，提一提他在鞑靼共和国所享有的威望……究竟怎样才能立即置他于死地呢？首先应当把苏丹一加利耶夫辱骂一番，然后给他扣上“苏丹—加利耶夫作风”这样的政治帽子，再谈一谈他的正在变为背叛行为的民族主义倾向，顺便提一提把300名倾向分子开除出党的问题——为了吓唬少数民族中那些执拗而任性的人，这样做就足够了。 斯大林为自己还提出了一项任务——破坏列宁和他的那封信的威信。执行这一任务的人找到了。第一个就是德米特里·扎哈罗维奇·曼努伊尔斯基。这是一个百依百顺的人，同时也是一个在党内广为人知的人。他开始教训与会者说，应当从“苏—丹加加利耶夫案件”中吸取教训：不要去考虑大国沙文主义，而要同地方民族主义倾向积极地进行斗争——这和总书记反列宁的方针完全一致。不，曼努伊尔斯基并不反对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他甚至欢迎这些决议。遗憾的只是这些决议在地方上放纵了“民族的自发势力”。同志们，决不能够把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变成一种少数民族的“自由宪章”！ 老布尔什维克曼努伊尔斯基在斯大林的乐队里，认真负责地演奏了自己的独奏部分。总书记为他选配了一个富有表达力的伴奏曲——赛义德一加利耶夫（他是那个被逮捕的“倾向分子”的同乡）的发言。在严实的党的官僚主义的帷幕后面上演了一场亚洲风格的戏剧。在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决议中谈到，大国沙文主义在一些民族区域里弓！起了不良的反应。赛义德一加利耶夫说：“如果不便于把这个地方删去的话，那么……应当强调这不是反应，而是民族主义所固有的后果。”至于列宁给代表大会的那封信嘛，那么发言人认为，它引起了很多的传闻和“不正确的解释，但是就其内容来看，并没有任何令人恐怖的东西”（大厅里发出了笑声）。 为什么斯大林把这个丑角放到舞台上去了呢？他从谍报机关的情报中得知：赛义德一加利耶夫渴望向苏丹一加利耶夫报私仇。原来在鞑靼实行余粮收集制的过程中，赛义德一加利耶夫在向俄罗斯人和鞑靼人征税时作得极不平等。当不满者起来反抗时，赛义德一加利耶夫宣布这种反抗是反革命行为（有人在外省已经掌握了斯大林的方法）。根据苏丹一加利耶夫的坚决要求，把这个无能的行政人员从鞑靼共和国调了回来。现在在会议上，这个气恼的人便毫无阻碍地对苏丹一加利耶夫进行起报复来。 这是一个富有特色的奏法。斯大林那一大帮人在准备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决议时所关心的并不是去分析产生“苏丹一加利耶夫作风”的原因：当地的情况和“这个倾向分子”的个性——对这一切决议都不去考虑。但是，对于利用这个被捕的共产党员的私敌来反对他这一点，总书记却没有忘记。 可是不管斯大林怎样精心地准备了这次会议，要想预先防上与会者发表批评意见，他是不可能做到的。阿克马尔·伊克拉莫夫责备中央没有在民族边疆地区进行真正的政治思想工作，责备中央发的通告有增无减。伏龙芝揭露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报告玩弄把重点转到“法律形式”方面的手法。他注意到了一种意图，这就是力求夸大“苏丹一加利耶夫案件”而损害主要的东西——同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伏龙芝要求党把实际援助落后民族复兴事业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斯克雷普尼克对斯大林分子发动了毫不妥协的进攻。他公开声明，某些与会者企图利用“苏丹一加利耶夫案件”来改变党的政策而与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制定的路线背道而驰。“完全正确！”一托洛茨基作出了这样的反应。但他也只限于作了这个插话而已。可是要知道当时无论是在代表大会上，或者是在这样一次会议上，托洛茨基是能够对科巴进行揭露的。 接着发言的是土耳其斯坦的代表图·雷·雷斯库洛夫。苏丹一加利耶夫在被捕之前不久就知道国家政治保卫局打算反对他的是什么。他未曾想过要建立任何秘密组织，他想的是同其他同志们一起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捍卫在民族边疆地区实行的明智政策。他把这一点写信告诉了雷斯库洛夫，而雷斯库洛夫便向与会的代表们叙述了信的内容。 真理本来是可以妨碍斯大林把他的打算进行到底的。但是却没有一个人去倾听雷斯库洛夫的呼声。伊布拉吉莫夫建议对每一个“苏丹一加利耶夫分子”都加以询问，问他画的是什么十字？对那些拒绝声明苏丹一加利耶夫是反革命分子的人。“…都要将其驱逐出党。沙米古洛夫要求对所有与“苏丹一加利耶夫案件”有关的人，都要追究其责任（试问：追究什么样的责任呢？） A．伊克拉莫夫的发言大概是最有重要意义的了。他说，在各地都积累了大量与党的民族政策有关的问题，但是却没有一个工作人员能够去请斯大林或加米涅夫作出解释，因为他害怕他在这里被逮捕，被枪毙…… 我眼前浮现出这样一幅情景：总书记透过他那著名的小胡子，露出了淡淡的一笑。足以使他感到心满意足的是，不只是在莫斯科人们都怕他。 六月会议帮助斯大林更准确地了解到各方面力量的分布情况。古比雪夫和曼努伊尔斯基出色地完成了自己扮演的角色。后来，当斯大林成了伟大的领袖之后，宽大为怀地允许他们死在自己的床上，死在家里。而对那些批评者们的命运，他就是另一种处置办法了。 “苏丹一加利耶夫案件”是斯大林以不折不扣的职业家的水平进行的一次政治挑衅，是斯大林在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参加下、在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思想保护下、在托洛茨基佯装的中立态度下进行的一次政治挑衅。 1923年俄共（布）中央六月会议的材料立即作为密件来处理，有限的几份只发给了党的领导干部。有些东西背着党藏起来了…… 在这次会议上，斯大林继续加工他那管理党的方法。而管理，在他看来，任何时候都意味着镇压。斯克雷普尼克无意之中说出了一句有预见的话：“我担心，在这次会议上提出苏丹一加利耶夫案件本身会使我们的路线发生某种变动。”实际上，变动已经发生了。而且不只是在“路线”方面。象不真诚和玩弄政客手腕这样一些斯大林时期党的生活中的特点，在当时就已经开始表现出来了。斯克雷普尼克在会议上已经公开地谈到了这一点。 在1923年春季时，要挽救局势还是有可能的。一年之后再来挽救局势，就已经晚了。列宁虽已开始豁然醒悟，但是在“科巴同志”这副假面孔的掩盖下，连他也未能看清这个埋葬十月思想的人的真面目。列宁恐慌不安地写到了国家机关的官僚化问题。斯克雷普巳克看出了官僚化在党内的一些最初迹象。 在1921—1922年，列宁时常思考通过哪些途径来改善党中央机关的工作并加强其同群众联系的问题。最高国家机构的状况也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为之操心。他不断地寻找新的、更有效的方式来监督领导机关的活动，并决定以向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提出建议的形式把自己的思想叙述出来。1923年1月13日，列宁口授完了《我们对工农检查院怎么办？》一文的初稿（这篇文章定稿时用的标题是《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向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①。1月23日，他把稿子交给了《真理报》。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247注。——译者注 在党内流传着一种说法，说什么在政治局的会议上，《真理报》的编辑布哈林报告说：列宁对于他的稿子被阻拦发表感到困惑莫解。政治局委员们从克鲁普斯卡娅的口述中得知，列宁非常焦急。据一些老布尔什维克（特别是玛·瓦·福法诺娃）后来说，当时古比雪夫曾建议让《真理报》把列宁的这篇文章只印出一份来，以这种方式来安慰病人。如果情况真是这样的话，那么，瓦列里安·古比雪夫作为俄共（布）中央的一位书记未必敢于以自己个人的名义提出这样的建议。那么是谁促使他这样作的呢？…… 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否决了这项建议，于是列宁的文章于1月25日发表在《真理报》上。但是在同一天，中央书记处却向各省城散发了一项指示：不能认为这篇文章有什么实际意义；说什么领袖正在病中，不知道他在干些什么…… 但是列宁清楚地知道：他写的是什么和为什么而写。有时候他曾建议应该在“有一定人数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出席的情况下来举行政治局会议。有时候他还建议“应该注意不让任何人的威信，不管是总书记的威信，还是某个其他中央委员的威信，来妨碍他们提出质询，检查文件，以至做到绝对了解情况并使各项事务严格按照规定办事”①。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77页。——译者注 看来，这就是使斯大林焦躁不安的东西。顺便指出，列宁提到。总书记的威信”那个地方，在文章发表时没有了。不难猜想，为什么这样做。至于向各省委发的那个不要理睬列宁的文章的指示，那么在这里总书记留下了明显的痕迹：这个指示是斯大林亲自签署的。 10年之后，当列宁的这篇文章被称作“天才的”著作时，当斯大林把总书记的交椅换成了专制独裁者的宝座时，他下令从所有档案馆中没收他那封指示信。但是有两份被保存了。下来。此外，在从前的省委书记中有几位幸免于难的老党员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后出现的短暂解冻的年代里，证实他们曾经收到过斯大林的那个指示。 在领袖的最后几封信和几篇文章里，表现出他的痛苦心情。他既担心党会分裂，又为各共和国联盟的命运担忧，列宁写道：“我们称为自己机关的那个机关，实际上是和我们完全格格不入的，它是资产阶级和沙皇制度的大杂烩……在这种条件下，很自然，我们用来替自己辩护的‘退出联盟的自由’只是一纸空文，它不能够保护俄国境内的异族人，使他们不受典型的俄罗斯官僚这样的真正俄罗斯人、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实质上是恶棍和暴徒的侵害。毫无疑问，在苏维埃的和苏维埃化了的工人中，会有很少一部分人沉没在这个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垃圾的大海里，就象苍蝇沉没在牛奶里一样。”①列宁痛苦地指出，人民至今还没有摆脱“半亚洲式的不文明状态”。列宁在某些文章里写到了中央机关的毫无用处以及尊敬上司和腐败的因循守旧那种令人难受的环境。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50页。——译者注 列宁开始意识到灾难，开始感觉到具体的危险。但是真理的内核还没有被剥离出来。当时只是在一些小事中，如在哥尔克同玛·瓦·福法诺娃或者是同秘书们的信任性的谈话中，才出现了斯大林那凶险的身影。 看来列宁已经注意到了一部分党的机关和国家机关发生蜕化的明显迹象。此外，在领袖的最后几篇著作里，已经流露出了他对未来的担忧，对斗争的最终结局的担忧。列宁所固有的那种乐观主义只是偶而在他身上居于优势。在1923年1月中旬，列宁在同《革命札记》的作者、孟什维克尼·苏汉诺夫进行辩论时所思考的是十月革命的命运，他得出结论说：“现在包经毫无疑问，我们基本上是胜利了。”①列宁的批评性意见送给了《真理报》，在那里加了个标题——《论我国革命》。然而，斯大林进行反革命的时期行将到来。他一个人要比克伦斯基、高尔察克、邓尼金、弗兰格尔加在一起还要危险。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72页。——译者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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