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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上选举中央委员会时，投反对斯大林的票达292张之多，反对基洛夫的票只有3张。斯大林的亲信卡冈诺维奇下令将反对斯大林的票烧去289张，使之与基洛夫的反对票相等，从而挽救了斯大林，使其得以继续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 总书记在寄希望于农民经济和耐普曼①的充满生气的力量时，是否对私人的主动性早就予以鼓励了呢？在1926年4月时，他还没有摸索出国家工业化的道路。斯大林当时说，进行大坝的建设，就好象是一个农民“积蓄了一点钱，但不用这点钱去修理犁头，去改进自己的经营，却买了一架大留声机”②。当时理论家们还没有制订出经济发展的纲领，资源情况——原料资源、技术资源、人力资源、财力资源——还不允许作出大步快跑的计划。这一点连他斯大林也是看到了的，所以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在要求发展工业时，预先警告说：“但是，要严格地与市场的容量和国家的财政状况相适应。”然而1927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曲折：斯大林宣布要立即进行工业革命，号召“在大力进行工业合理化和扩大工业的基础上”来“克服最大的困难”③。他在宣布了全民向社会主义工业化进军之后，便急不可耐地催促宣传机关进行大力宣传。 ①“耐普曼”是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时出现的资本主义分子。——译者注 ②《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19—120页。——译者注 ③《苏共决议汇编》俄文第9版第3卷第429页；第4卷279页。 到1927年底就已经宣布工业化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一些经济学家收集了工农业生产的贫乏数字，再补充以木材采伐业和捕鱼业的材料之后，就往总书记的桌子上放上了一份胜利的报告：说什么到苏维埃政权建立10周年时，国家终于赶上了沙皇时代，就是说达到了1913年时的水平。国家大工业的总产量比1926年增长了18．2％！①实际上，苏联只是到1929年时才在钢铁熔量这样一些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部门里达到了1913年时的水平。 ①《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250、256页。——译者注 斯大林由于不能独立地分析国内外形势和评价国家实行大跃进的经济可能性，所以他不能够初步制定出一个有科学根据的未来的战略。他注定毕生都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在两岸之间来回奔跑，既看不到河源，也看不到河口。布哈林早就看出了斯大林的这种领导作风的特点，他说：“把电线杆锯断用来构筑街垒，这在经济上是非常错误的政策。”① ①尼·伊·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1923年莫斯科——彼得格勒俄文版第268—269页。 起初总书记遵循了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不久，他就把这些人叫做“右派”反对派）对经济提出的建议。到了1927年，他又接受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早先提出的建议，最终确定了工业比农业占首要地位——总之，他所实行的就是列夫·托洛茨基5年前所要求实行的那个“工业专政”。① ①《苏联共产党历史》1970年莫斯科俄文版第4卷第一分册第273页。 但是，所谓的新反对派的领袖们建议在实现国家工业化时，要更广泛地利用外资。当时国家没有建立现代工业所必需的装备和技术，资金和专家也不够。运输和道路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而这一切是在由于强制实行集体化而造成的农业危机十分严重的背景下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下，建议把某些工厂租让给外国人，依靠西方国家来建设工业企业，是明智的。无论如何，对于这样的建议是应当加以考虑的。 但是斯大林却本能地拒绝广泛地、思路宽阔地思考问题。他把反对派领袖们提出的切合实际的建议宣布为“投降主义者的”建议，而且不久他就以此为借口从肉体上对他们进行摧残。实际上，发展国民经济与他何干呢？加强独裁政权和提高个人威信——这才是他值得思考的事情。而且在这方面他思考得很多，很经常……至于国民经济嘛，那么在这方面是可以——而且应当！——使用强制力量的。在这方面还从来没有使用过强制力量呢。 ……国家计划委员会提出了两个五年计划（1928年秋——1933年秋）方案：初步的即最低限度的方案和最佳方案，这后一个方案能把任务提高20％。斯大林以及中央委员会中的多数人便选中了第二个方案。因此这个方案也就在1929年4月召开的第十六次党代表会议上被正式通过。① ①《苏联共产党历史》1970年莫斯科俄文版第4卷第一分册第563—564页。 到1929年时，斯大林感到自己已经十分牢固地稳坐总书记的宝座了，因而他可以为所欲为了。他急不可耐地要“赶上并超过”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个见识不广的人的头脑里，大国的妄自尊大和对“群众”或他们的“人力资源”的极端鄙视，是根深蒂固的。尽管这些群众中有的人穿着囚犯的短呢衣，有的人穿着半身军便服（自由的妇女们则戴着红色的三角头巾），他们的人数在100万以上和300万以下——但是在斯大林看来，他们这些人都不过是在通向伟大目标的道路上可以不予重视的细枝末节而已。1926年总书记在列宁格勒时，曾经谴责那些制定计划的人：“我们有些人有时候喜欢制定一些不切实际的工业计划，而不去考虑我们的资源如何。”可是5年之后，他却说：“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五十年至一百年。我们应当在十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人打倒。”① ①《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20页；第13卷第38页。——译者注 这位“俄国最优秀的基础和上层建筑专家”贴了一个纸老虎——资产阶级的西方。他贴成之后，就在几十年中牢固地树立了对这个纸老虎的恐惧心理。宣传机关接受了这种思想，并将其灌输于群众。总书记仓猝作出的这个决定立即就表现出其根据是不是足的。世界经济危机导致了原料价格的大幅度下跌。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还能向西方的贸易伙伴提供什么呢？苏联的输出工业原料和购买外国技术的计划被破坏了。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财政上广泛地援助我们所抱的希望落空了。还有一个灾难是国内方面的，这就是伴随着农村危机而来的农业生产的明显缩减。 第一年就表明，任何一项计划任务都未能在预定期限内完成。应当及时而有效地修订计划才是。斯大林虽然也进行了修订，但是他建议人民委员会把五年计划本来就过高的控制任务再提高一倍。①而地方上则通过了自己的响应计划，把本来就过高的计划又提高了两倍。社会主义竞赛和突击运动这两者那发狂似的雷声巨响淹没了清醒的建议——为预定的跃进创造物质基础，准备技术条件。 ①О.拉齐斯《转折》，载于《旗帜》杂志1988年俄文版第6期第128页。 斯大林在随意扩大五年计划时，并没有忘记鞭打农村这匹瘦弱到了极点的瘦马。M．C．伊克斯在1932年时是扎波罗热州党委的领导人。他接到了上面交下来的上缴粮食的当前任务后，向政治局报告说，这个计划显然是过高了，根本完成不了。中央书记莫洛托夫把这个执拗而任性的领导人的问题提到了政治局。在政治局的会议上还叫来了两个乌克兰的干部。伊克斯出席会议时显得很愉快。一位感到惊讶的朋友问他为什么情绪很愉快。伊克斯回答说：“要知道我今天是作为一个公鸡来出席会议的，不管我叫不叫，反正天是要亮的。”当时决定把这位1905年入党的反抗分子党员送到乌拉尔去。 在政治局的会议上，斯大林默不作声，装出一副冷淡的样子在听别人的辩论。当一切都无可挽回时，总书记问了这个有罪过的人姓什么，然后说道：“伊克斯？①注意，难道姓这样一个姓的人能够担任州委书记吗？你的父名是什么？是萨莫伊洛维奇吧？好。你就叫萨莫伊洛夫吧。”顺便说一下，主人以同样的方式也给卡尔特韦利什维利改了名。主人给他起了个拉夫连季耶夫的姓。地主对自己的农奴不就是这样作的吗？当轮到伊斯克一萨莫伊洛夫来到卢比扬卡街时，他在临死前想起了他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读到过的一句话：“宁肯因害怕而死去，也别没完没了地害怕。” ①俄文的“伊克斯（UKC）”相当于英文的“爱克斯（X），”表示未知数或未知的人。这里斯大林竟拿“伊克斯”这个姓来刁难伊克斯同志。——译者注 有一些象伊克斯这样的负责干部曾企图证明所谓新的天本规划是脱离实际的，对于这样的干部，斯大林就把他们扔了出去，并叫喊：“打倒爱发牢骚的人和信心不足的人！”青年们愉快地响应这种号召，向着马格尼特山和第聂伯河两岸冲去，他们在伏尔加河流域、乌拉尔、顿河流域建立起了许多拖拉机厂，建筑了许多道路和运河。 白海一波罗的海运河……据某些调查者的估计，为建筑这条运河而被折磨死的有30万人，幸存下来的只有几百人……①这条运河只是在某种条件下可以叫做通航运河，这个广告式的建筑成了一座很大的烈士公墓。它是斯大林时代早期的第一批墓碑之—……“自由的”妇女们和共青团员们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突击建筑工地上手中推的和使用的还是那些导致死亡的独轮手推车和铁铲。他们住的是简易木房，干的是手工劳动，遭受着艰难困苦。这里和白海一波罗的海建筑工地上的情况完全一样，只是这里没有带刺的铁丝网，没有警犬，没有军事化警卫人员而已。一条手铐脚镣路从莫斯科通到俄国欧洲部分的腹地，往东则一直通到西伯利亚，老百姓把这条路起了一个外号，叫“弗拉基米尔卡”②。后来这条路改名叫“热情者公路”！ ①《索尔仁尼琴全集）1980年巴黎俄文版第6卷第92页。 ②这是从莫斯科到弗拉基米尔的一条公路名。在革命前的俄国，被判处服苦役的人戴着手铐脚镣沿这条路发配到西伯利亚去。——译者注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在距萨马拉不远的地方建立了一些化学工厂。年复一年地过去了。伊瓦先科沃这个居住区变成了特罗茨克市，后来这个城市改名为恰帕耶夫斯克。周围是煤气造成的一片黄色——那不毛之地，那简易的木房，那人们的面孔，全是黄色。小窗户上那容易生长的老鹳草变蔫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这里的人们学会了生产矿物肥料，工人达到两万人。他们的工资不低，所以附近村庄那些饥寒交迫的农民便波涛般地涌向这里，热情者们要想工作得立字据，保证不因健康问题而向管理部门提出任何要求。在对身体特别有害的车间里，发给工人们以防护面具和上了胶的粗帆布服。但是他们无法防止中毒：工人们在4小时为一班的工作期间中了足以致死的毒。3年之后，“热情者”就完全残废了，不久就死去了。① ①根据A．B．斯涅戈夫（他曾是一个地方党组织的书记）写的《回忆录》。 妇女们也在车间里干活。厂方要她们确信，只要她们遵守安全技术，健康就不会受到任何威协。但是仅仅过了一年，妇女就不成其为妇女了，接着就死去了。有一次，从首都来了一位大首长，他建议把工厂用地都种上树。可是在那“黄色煤气造成死亡”的地区，是什么也不生长的。 这里的粮食、衣服、住房都极其缺少。实际工资很低（只是到1940年时，这里的实际工资才达到全国1928年时的水平）。这里还实行了严厉的公民证制，迁徙自由受到限制。还实行了反对旷工者的法律。发给工人的食品和工业品，其定额长期固定不变。购买肉、面包、裤子和鞋套，都要凭票。人们是在实行票证的标志下来生活的，这种无人照管的生活延续了几十年之久。在1931年1月举行的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次例会上，一位来自“三山地区”的女纺织工从讲坛上突然冲着领袖们说：“首先应当养活工人，然后才能向他们提出要求。”回答她的是政府首脑本人，①而他是不喜欢这位代表发出的呼声的。莫洛托夫说，这种呼声“不是工人的呼声”。于是当即就迫使这位大胆的女代表进行自我批评。② ①政府首脑本人指斯大林。——译者注 ②戈尔东和克洛波夫合著《30——40年代》，载于《知识就是力量》杂志1988年俄文版第4期第24页；H．直罗迈艾阿《斯大林的工业革命》剑桥大学出版社1988年英文版第235页。 建设者—约瑟夫对自己作的事进行了总结。但是千百万人都知道，在他的国家里，强迫的劳动变成了“光荣的事业，受人尊敬的事业和英勇豪迈的事业”。 在乌克兰、库班和伏尔加河流域，有几百万沦为赤贫的农民纷纷饿死。还有几百万人拿着铁铲，拉着大车，推着独轮手推车，去建设工厂——因为在那里好坏可以弄到点吃的。请注意，没有一个革命的呼唤、没有一句充满自由精神的话从那里传出来。斯大林建立起了一种可靠的、极其牢固的制度。远不是任何一个人都能够透过民主的外表粉饰看清奴隶们所戴的镣铐的。 是的，如果没有群众的热情，再加上农村的饥荒和城市的失业，那时，建设就会没有人手去进行！况且斯大林所需要的不是普通的工厂，而是大工厂。前几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工程，其规模确实是惊人的！但是，建立这些工程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呢？如果一个新的工业部门的领导人从现有的资金、材料和技术条件出发，建议一开始只建设两个工厂的话．那么，总书记立即就将这个数字起码扩大一倍。这就造成了资金的分散使用、投资的冻结和建设期限的拖长。 建设者一约瑟夫把自己全部非凡的精力都用来破坏国家工业化的进程。亚·费·克伦斯基指出：“斯大林的罪行不在于他想实现工业化，因为这是一项早就摆在俄国面前的任务。他的罪行在于这项任务被他弄得一团糟。”①斯大林的领导，正如所预料的，造成了愈来愈多的难以置信的困难，对这些困难需要工人们用顽强的毅力去克服。在介于领袖和群众之间的中间人独断专行的那个指挥环节上，充满了制定空洞计划的人和冒险主义分子。 ①《青年国际》杂志1932年莫斯科俄文版第20期第47页。 ……正在兴建中的马格尼托戈尔斯克联合企业需要大量的水。国家室外上下水道和水工构筑物勘测设计院在乌拉尔河上设计了一个水坝。戴着红头巾的妇女们用手推车运来了大量的填土。但是，瞧，这个人工湖被填满了，于是水便从坝的两边流了过去。这样便不得不在河的下游，根据美国专家的设计并在他们的技术指导下，又建造了一个新坝。这个坝直到现在还在很好地发挥著作用。而第一个坝，即本国建造的那个坝，却已经被淹没了。①这当然是很可惜的。工业化方面的这种纪念碑应该保存下来，让后代人参观才好。 ①根据工程所Г．С多布罗沃利斯基写的《回忆录》。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人民以其创造性活动所取得的一定成就，完全是人民自己的功劳。斯大林对国家工业化进程所起的唯一积级的影响，就是不断地用鞭子抽打催赶（如果把使用鞭子看作是一种正面因素的话）。 而建设者一约瑟夫编造了一些什么样的响亮口号呢？“五年计划四年完成！”、“技术在改造时期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 他拼凑了著名的改进生产的六条（或者是别人为他拼凑了这六条，而他则将其下达给群众）——它是每一个年轻的徒工都熟悉的起码的工作准则。 “五年计划四年完成！”五年变四年！所有的报纸、标语、广播、电影都在昼夜不停地重复着这个超级口号。在各种会议上与会者一字一顿地喊着这个口号。教师们和儿童们，各级领导人和演员们……都在大声地喊着五年变四年！这个口号象炮弹一样打进了教育制度，深入到了高等学校。对这一新的冒险行为在理论上的论证是“精辟的和令人信服的”。“从沙赫特事件得到的教训就是：要加速从工人阶级中培养出忠于社会主义事业并能在技术上领导我国社会主义工业的新的技术知识分子。”①斯大林在1928年时就是这样教训人的。五年变四年！五年变三年！五年变二年！于是由无产阶级速成方法培养出来工程师、科学家、农艺师、医生、哲学家等所组成的整整一支大军便补充进了国民经济领域和科学领域中去。 ①《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1郑第186页。——译者注 建设者一约瑟夫在作出尽快培养出自己的生产指挥干部的决定之后，便急如星火地行动起来。那些在1930—1932年间仓猝培养出来的“工程师”（他们头脑中并没有什么知识，但是他们却坚信自己在阶级成份方面优越于其他人）以青年人使不完的精力从事行政管理工作。他们之中很少有人后来成为真正的工程师的。但是由这样一些专家所组成的一支大军已经建立起来了。他们中大多数人后来也遭到了“资产阶级专家”的命运。在保全下来的人中，很多人变成了职业的官吏和管理者。 至于口号，那么斯大林在足足四分之一的世纪中慷慨地赠送给了人民以各种口号，并要求他们认真地接受。 对于“技术在改造时期决定一切！”这个口号本来是应当认真地予以对待的，可是由于它同另一口号即“干部决定一切！”这个口号相类似，这就妨碍了人们认真地去对待它。不懂事的老百性怎么也不能够了解到底是什么“决定一切”？！也许是由于这个原因，斯大林既没有得到技术，也没有得到干部。 进行初步总计的时候来到了，于是领袖便以一种具有无限乐观主义的姿态出现于世界面前。他首先指出，五年计划中的任何一个控制数字都达到了。他在1933年1月宣布，只是在最近3年中，工业就增长了一倍多，而整个五年计划在4年之中就完成了。他在统计数字方面感到自己是不受任何约束的。我们充分尊重领袖的谦虚：早在一年之前他就能够宣布五年计划已经完成了，可是他克制住了自己。 斯大林完成了自己的工业革命，现在他以懒洋洋的宽容态度来接受因取得“历史性的胜利”别人对他的祝贺。没有具体事例就很难说明他在工业方面玩弄的诡计达到了什么程度。斯大林把五年计划最后一年的生铁冶炼计划（“最佳”计划）（1000万吨）提高到1700万吨，实际上工厂只冶炼出了600万吨稍多一些。斯大林把制造拖拉机的计划扩大了两倍，使之达到17万台，但是到1932年时只制造出了49000台，而原来的计划为53000台。①总书记办公室里的天花板是很高的。那里搞出来的数目字只有在过了四分之一世纪之后才有现实意义。斯大林在农村遭到饥荒灾难和工人陷于赤贫境地的那一年竟需要胜利的军号声。在这项因头脑发热而进行的事业中，最重要的是不要让人们清醒过来，不要让人们的热情冷却下却。于是就需要不停地催促再催促。这位自封的父亲迫使自己的人民把五年计划这辆载重火车拉上高山。但是，瞧，人民已经到达了目的地，五年计划已经完成。这时下一辆大车已准备好了，人民又被套上了车。父亲又诺许了他们以各种好处…… ①О．拉齐斯的前引书第129页；他的文章《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问题》，载于《共产党人》杂志1987年俄文版第18期第83页。 但是用留声机发出的大吹大擂的话未能掩盖住一切漏洞。对于饥寒交迫的人的不满是不能不加考虑的。斯大林对此没有作太多地深人思考便作出决定：现在是该牺牲技术专家们的时候了。他认为，为了维护他个人的威信，牺牲这些人是值得的。在五年计划的第一年，斯大林就开展了一场迫害“资产阶级”老专家的运动，即所谓沙赫特事件。计划不善，使用行政压力，领导人不内行，缺少技术干部和熟炼工人——这一切都属于残留阶级的敌对分子进行的“破坏活动”。 爱好仓猝给人作出政治结论的斯大林把群众的不满转移到了忠诚地为人民服务的专家们身上。他在1929年举行的中央四月全会上发出了一项指示：要在各个地方，“在我们的一切工业部门中”①，找出沙赫特分子。于是两年之中，在工业、农业和供给等方面开展的揭露背叛者的大张旗鼓的运动震撼了全国，如在工业方面清查什么“沙赫特事件”、“工业党”和“孟什维克中央联合常务局”；在农业方面清查什么“劳动农民党”；在供给方面清查什么A．B．梁赞采夫教授和从前的将军E．C．卡拉特金的“组织”。“沙赫特分子”和“工业党”的成员炸毁了许多矿井、工厂，进行间谍活动，同“世界帝国主义的豺狼”一起准备对苏联进行武装干涉。孟什维克恶毒地制定了发展国民经济过低的计划。劳动农民党联合了几十万反革命分子（！）在农村进行破坏活动。供给机关的工作人员在全国制造了饥荒，提高了食品价格，用罐头毒害居民，根据这一伪造的案件，被捕的46个人统统加以枪毙。还必须加以补充的是：他们协助外敌准备对发生了十月革命的国家发动武装进攻，他们想使人民遭受外国的奴役。——在制造这种政治挑拨方面，斯大林表现出他是一个超级专家。在这方面既表现出了他的经验，也表现出了他的天赋。 ①《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15页。——译者注 侦查人员的言行常常是不能自圆其说的，最严重的指控并没有用事实、客观证据和真正的证明文件来证实，但是这些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因为有被告人本人“真诚的供认”在。这样，斯大林的忒弥斯①便稍微感到满意了…… ①忒弥斯是希腊神话中的司法女神。她的形象是：眼睛蒙着布，手挑天平，象征公正无私。——译者注 而效率怎样呢？几十万人被流放，几千人被枪毙！斯大林需要不惜以任何代价来制造一种辉煌胜利的假象，甚至是以牺牲几代技术专家的性命为代价也在所不惜。消灭苏联人民中的精英的过程并不是在1937年开始的。让我们回忆一下国内战争时察里津的情况吧。在消灭工程师时，还伴随着对文化界人士和科学家的迫害。 在第一批审判案进行之后仅仅过了几年，第一批建筑工程的组织者们和工业企业的领导者们就人头落地了。下面是一个不长的名单，列入这个名单的是一些全国闻名的、荣获各种勋章和享有当之无愧的荣誉的人，他们是：马格尼托戈尔斯克联合企业的经理Ｅ．Ｃ．古格列、尤佐夫卡的厂长О．И．斯捷潘诺夫、马克耶夫卡联合企业的经理Г．Ｂ．格娃哈里亚、津斯塔弗尼铁合金联合企业的经理H．巩卡兰达泽、车里雅宾斯克联合全业的负责人Ｂ．Ａ．雅科夫列夫……他们是年轻的冶金工业的代表。 下面是被斯大林这位伟大的工业化主义者处以死刑的拖拉机厂的领导人，他们是：哈尔科夫拖拉机厂的领导人——Ｈ．И．斯维斯通；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的领导人——Ｂ．И．伊万诺夫；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的领导人——Ａ．Д．布鲁斯金（他最后担任的职务是重工业人民委员）。有些人象布鲁斯金一样，也曾是建立本工厂的领导人。被处死的还有许多厂长、研究所所长、托拉斯经理，他们是：基洛夫工厂（原普梯洛夫工厂）的厂长——Ｋ．Ｍ．奥茨（他还是伊若拉河工厂的厂长）；乌拉尔汽车厂厂长——Ｂ．И．安德罗尼科夫；全苏阿塞拜疆石油和瓦斯工业托拉斯经理Ｍ．Ｂ．巴里诺夫；库兹涅茨克煤矿区负责人——Ｃ．Ｍ．弗兰克富尔特；高尔基汽车制造厂厂长——Ｃ．Ｃ．季亚科诺夫；铣刀厂厂长——Ｐ．Ｅ．托尔马茨；飞机制造厂厂长——Ｏ．Ａ．米特克维奇；中央茹科夫斯基空气流体动力研究所所长——Ｈ．Ｍ．哈尔拉莫夫。 从莫斯科到最遥远的边境地区笼罩着一片杀气腾腾的景象。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机车车辆制造厂的简史中可以读到关于在1937—1938年间“那些不取决于工厂全体职工、但却阻碍工厂工作的原因”：在这两年中从事行政技术工作的全体人员差不多全都被消灭了。遭到镇压的有工厂的总机械师几Ｋ．茹拉夫廖夫，计划生产科科长Ａ．И．科茹霍夫，车间主任和杂用房领导人Ｍ．Ａ．阿加福诺夫、Ｈ．И．叶夫斯特拉托夫、Ａ．Ф．兹洛宾、Ａ．Ａ．科夏金、Ｃ．Ｔ．马约罗夫、Ｅ．К．马奇涅夫、Ｅ．Ｅ．斯普罗格、И．Г．苏姆佐夫、Ａ．Ｃ．波隆金和Ｂ．Ａ．波隆金。这只是无辜被判罪的人的很少一部分。代替他们“担任党的领导工作和经济工作的是许多没有足够经验和必要知识的新人”。在这两年中工厂的生产率几乎下降了一半。①由谁来代替内行的工程师和行政管理人员呢？在1938年第二季度毕业于高等技术学院的4000名年轻专家中，有800多名在毕业之后就立即被派去担任领导职务。在1939年毕业于矿业高等技术学院的大学生中有54名被任命为矿井总工程师，70名被任命为总机械师和总动力工程师。 ①《传统召唤人们前进》1965年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俄文版第131—135页。 斯大林这位伟大的工业化主义者在搞垮化学工业方面也作出了有分量的贡献。他消灭了如下一些人：建筑工程局局长兼别列兹尼基化学联合企业经理Ｍ．Ａ．格拉诺夫斯基和总工程师И．Ｂ．安德烈耶夫；戈尔洛夫联合企业（“综合体系”）经理Ｈ．Ｍ．乌兰诺夫以及总工程师Г．Ｅ．普希金；勃布里克夫联合企业（后来是斯大林诺戈尔斯克联合企业——现在是诺沃莫斯科夫斯克联合企业）建筑工程局局长Ａ．Г．阿鲁秋尼扬茨。 斯大林于1935年1月着手来破坏列宁格勒的工业。当时仅只在基洛夫工厂就有140个人“由于对沙皇制度抱好感”而被逮捕。后来又有700个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作为人民的敌人被枪毙……在1937—1938年间，新的镇压浪潮又淹没了这个工厂。被捕的有：厂长、副厂长、党组织书记、所有车间主任。被害的有：厂长Ｍ．捷尔一阿萨图罗夫、列宁格勒地区动力管理局局长И．Ф．安秋欣。强大的列宁格勒工业陷于一片空虚境地。国家的生产计划遭到了彻底破坏。斯大林的国家计划是什么呢？……他的总计划是征服国家。 但是要知道被消灭的还有许多地方领导人，他们是工业组织家、州委书记、边疆区委书记（斯大林连一个人也没有让他们活下来！）。而把他们派来担任领导工作的是如下一些经济战线的大人物，他们是：格·列·皮达可夫、格·康·奥尔忠尼启则、扬·埃·鲁祖塔克、谢·米·基洛夫、弗·雅·丘巴尔、И．Д．卡巴科夫、费·埃·捷尔任斯基、瓦·弗·古比雪夫。而在这些人中只有最后两个人看来是寿终正寝的，至于其余的人其寿命则都是由斯大林这位伟大的工业化主义者加以缩短的。杀害行为是一种创造手段吗？为什么会不是呢？因为众所周知，“干部决定一切”呀！ 有一些道德说教者不好意思地、有保留地写到了斯大林主义的“错误”，写到了前几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唯意志论①。他们为什么这样写呢？何必非要使用一些外来字眼②呢？斯大林行为野蛮，大批地杀人。所以“斯大林主义”这个术语最好是用“斯大林作风”这个字眼来代替，因为这个字眼更接近于现象的实质。但是人们还没有想出能够把这位新生活的安排者的所作所为都包含进去的字眼。“斯大林作风”这个新词语是马尔捷米扬·留京在1932年时第一次使用的，他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致全体联共（布）党员的呼吁书》的起草人。总书记把这份只有少数党员知道的呼吁书宣布为造反纲领，人们只要一提到它，就得付出生命的代价。我只是在不久以前才知道了这份文件。但是在70年代来思考斯大林的大恐怖政策的实质时，我在自己的《暴君的肖像》一书中所得出的也正是这个定义——“斯大林作风”。 ①“唯意志论”是不顾客观条件和客观规律而采取主观主义的办法。——译者注 ②这里说的外来字眼指“斯大林主义”中的“主义”是外来语；“唯意志论”也是外来语（来自拉丁文）。——译者注 当1933年底斯大林确信关于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声明已为人们认直接受时，由于各条战线上取得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而掀起一阵喧嚷的时候已经来到了。出席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正是以这种方式一字不差地来颂扬姿意妄为时期所取得的那种不牢靠的成就。 “胜利者的代表大会”是在1934年1月26日开幕的。斯大林真的是沐浴在荣誉的阳光里。他曾把第十六次党代表大会称之为“全面展开社会主义全线进攻”的代表大会。从那次代表大会以来已经过去了3年半的时间。斯大林宣布：“苏联在这个时期内根本改变了样子，抛掉了落后的中世纪的外貌。”①代表们勤奋地鼓着掌，主要的演员②则继续着自己的独白。他说，“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国家由一个农业国变成了一个工业国，它拥有繁荣昌盛的机械化的农业和兴旺发达的文化。他象通常一样，在适当的地方提到了并引证了列宁的话。 ①《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271页。——译者注 ②“主要的演员”自然是指斯大林。——译者注 戏剧是按照善恶斗争的古典标准演出的，善的太阳已经放射出光芒，但是缺少一个同台演出的对手，即缺少一个更加可怕的残酷的人。斯大林决定从残余的“被粉碎的反列宁集团”和“参加反党倾向的人”中挑选出这样一个人来。但是，这个残酷的人由于被有名无实的胜利的阳光刺得眼睛发花，不敢抬起他那纸制的头来。前反对派的领袖们依次表示忏悔。在第一批人中有布哈林林和托姆斯基。 斯大林迫使列宁的一位亲密战友即列宁在领导国家方面的一位副手李可夫，参加这次演出。态度随和的、性格善良的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①坐在大厅的最后几排，战战兢兢地等着出场。妻子（她是在中央机关工作的一位医生）整天守在他身旁，让他服一些镇静药。②参加自我谴责这场演出的还有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他们两人后来同“布哈林分子”一起，都被列进了玩弄两面派手腕的“托洛茨基反革命集团”。斯大林的那些捧场者们协调一致地、公开恶毒地对他们进行挖苦嘲弄，而对斯大林这位领袖则进行热情地、过分地赞扬。个别人发出一些胆怯的声音，指望那些捧场的人能遵守布尔什维克的谦虚精神，但是他们的声音被胜利者乐队那强大的轰隆声淹没了。 ①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是李可夫的名和父名。——译者注 ②根据叶·德·斯塔索娃和Ｈ．Ａ．李可娃的回忆。 乌兹别克共产党的领袖阿克马尔·伊克拉莫夫在获得发言机会时指出，不应当由于我们取得了成就而骄傲自满，赞扬最好要适当……斯大林正是在他讲这句话的时候用一个简单粗俗的笑话打断了他的话。① ①《联共（布）第17次代表大会速记报告》1934年莫斯科俄文版第84页。 对斯大林来说，震耳欲聋地大肆宣扬在他的领导下所取得的胜利，这只是事情的一半。另一半则是他想以宏伟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使人民为之震惊，不，使全世界为之震惊。为此目的，便在莫洛托夫和古比雪夫的报告里玩弄了一个行之有效的花招——把1913年作为计算的起点，这样一来，工业生产与战前的水平相比，到1937年时就增长了7倍！一些人听了这个数字后惊得喘不过气来。“真是天晓得，如果按人之常情来讲，那当然是希望生活越来越好，但是请看一看，实际情况到底怎样。要考虑事实嘛！”①谢尔盖·基洛夫的这些话反映了人们普遍的心情。当时象这样的演说家是很受欢迎的。对于知识分子，人们往往予以回避，至于思想家们则处于孤立状态。而基洛夫却以其真诚和能力、以其热情洋溢地接受现实而受到了人们的普遍敬仰。 ①《联共（布）第17次代表大会速记报告》1934年莫斯科俄文版，第258页。 很久以来，人们就在议论这样一个话题，就是希望把斯大林调离总书记的岗位，让他到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或人民委员会中去从事苏维埃的工作。不管把已故领袖的遗嘱怎样加以隐瞒，但是遗嘱还是被所有担任重要工作的党员都知道了。在农业闪电般地实行了集体化和全国发生了造成几百万人死亡的饥荒之后，在计划和建设工业大项目的试验遭到失败之后（在代表们中是有不少熟悉情况的同志的），在动不动就使人想到对“破坏分子”和“间谍”进行审判的情况之后，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上，代表们热烈地讨论着（自然是在非正式场合）这样一个方案：总书记由基洛夫来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由斯大林担任。一些老布尔什维克把自己对改变斯大林残酷方针的希望同基洛夫的名字联系了起来。 对很多中央和地方的干部来说，斯大林的强制已经是不堪忍受了。斯大林那粗暴的行政手段和他在中央的那些追随者们的淫威，使人感到经常处于受压抑状态。领袖是否知道人们的这种心情呢？肯定知道。早在1933年1月间，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合举行的全体会议，就根据他的指使，对亚·彼·斯米尔诺夫、B．A．托尔马乔夫和尼·博·埃斯蒙特进行了判罪。这3位老布尔什维克的唯一罪过就是他们在亲密的朋友之间（而斯大林的暗探是干什么的？）谈论有可能由另一位政治领袖来代替斯大林担任总书记职务的问题。他们由于有这种造反的思想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约瑟夫—品克顿①把中央选举前夕在格里戈里·奥尔忠尼启则寓所里举行的那次晚间座谈也暗中探听到了。聚集在谢尔戈②那里的有：格里戈里·彼得罗夫斯基、斯坦尼斯拉夫·柯秀尔、鲍里斯·舍博尔达耶夫、罗伯特·艾兴、马纪亚·奥拉赫拉什维利——他们使基洛夫相信，斯大林必需辞职。他们有意使基洛夫本人担任总书记的职务。但是这位“领袖的好学生”拒绝了。代替斯大林吗？得了吧。一个普普通通的凡人能胜任这个职务吗？……③基洛夫是属于斯大林的拥护者最前面几排的一位人物。难道不是基洛夫建议把斯大林的总结报告应看作是代表大会的决议吗？④难道这项建议没有被全体一致地、热情地通过吗？ ①品克顿是美国侦探小说中的侦探。约瑟夫是斯大林，这里是说作为侦探的斯大林。——译者注 ②谢尔戈就是奥尔忠尼启则。——译者注 ③根据格·伊·彼得罗夫斯基的《回忆录》。 ④《联共（布）第17次代表大会》俄文版第252页。 但是，代表大会工作的最后一天，也许是最重要的一天来到了。为了选举中央委员会时进行秘密投票，成立了一个由41位代表组成的计票委员会。他们分管13个投票箱，每3个人负责一个投票箱（顺便说一下，在上一届代表大会时，是两个投票箱，而在此之前则只是一个投票箱，现在呢，却设置了13个）。同时值得指出的是，每一个投票箱供名单上一定的投票人数使用，譬如说，供第1到第100个代表投票用。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投票箱中的数字就表明了每一个代表团投票的结果。能以认为这样的选举是秘密的吗？ 列宁在世时，在历次代表大会上通常都是选举对党的事务认真细心的尼古拉·斯克雷普尼克来担任计票委员会主席。到了斯大林时，则总是安排弗·彼·扎东斯基为计票委员会主席。总之，扎东斯基担任主席，瓦·梅·韦尔霍维赫担任副主席。进行投票这一程序用的时间不到两个小时。计票委员会分派给每个投票箱的3个成员打开了各自的票箱，统计票数，按照规定格式来编写记录，然后向扎东斯基和韦尔霍维赫报告结果。投反对斯大林同志的票怎么能够有292张之多呢？！难道将近四分之一的代表都不愿意把列宁一斯大林的中央委员会组成人员看成是胜利者吗？！ 当时决定同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会书记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商量商量。卡冈诺维奇明白，斯大林前程的完蛋，也就是他拉扎尔①前程的完蛋。他这位敢做敢为的人，下令把289张造反者的选票烧掉，出于礼貌准许留下3张不烧。这样一来，就需要把所有13张记录和一张综合记录加以改写。②最后向代表们宣布了总的投票结果：名单上所有预定的候选人都进入了中央委员会。 ①拉扎尔是卡冈诺维奇的名。——译者注 ②根据瓦·梅·韦尔霍维赫和沙图诺夫斯卡娅的回忆。 ※ ※ ※ ※ ※ 古雅典的国务活动家和统帅亚里斯泰迪兹遭到了放逐。他的命运决定于人们用粘土制造的小型瓦盆瓦罐来投票。只要人们在瓦盆瓦罐上写上他的名字，就足以表明这是投票赞成把他流放。当一个不识字的农民请亚里斯泰迪兹将他的名字写在一个小瓦盆上时，他不加思考地就这样作了。不过，于吗要回忆起如此遥远时代的事呢？列宁在选举中央委员会时，总是投票反对把自己作为候选人。而当托洛茨基在第八次党代表大会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中得到了50张反对票时，任何人也没有从这一事实中制造事端。现在形成了另一种风尚。候选人的数目要同中央委员会中的席位数完全一致。被预定的人在“选举”中不能够落选。总书记已经垄断了国家的最高权力。他把“总统”米哈伊尔·加里宁放在一个口袋里，而把“总理”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放在另一个口袋里。 斯大林的对内和对外政策的历史，是一本接连不断地遭到彻底失败的登记薄。西方的任何一个国务活动家只要有总书记那么多灾难性失算的很小一部分，就会永远失去本国人民的信任。指出这一点是正确的。因为斯大林尽管有那么多的灾难性失算，但他却依然留在原来的职位上。这并不是因为苏联的宣传机关把当前的每一次失败都冒充为当前的“历史性”胜利，而是由于亚洲所有的专制君主习惯上都不知道辞职。只有死亡才能把专制君主请走。 长期以来，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计票委员会的文件一直作为一份绝密的材料保存在中央党务档案馆里。任何人、甚至是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人员，都不得使用这些文件。只是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之后，即在1957年，才有可能来审查这些材料。政治局的一个专门委员会被派进档案馆，委员会的成员中有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Ｈ．Ｍ．什维尔尼克的助手Г．克利莫夫。选票和投票的记录都保存在一个专门的集装箱里，外面盖上了火漆印。他们先从里面取出了综合记录。这份记录表明，反对斯大林和基洛夫作为候选人的各3票。根据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材料来看，出席代表大会的有表决权的代表为1218人（其中有9位代表团各种原因缺席）。综合记录中登记的投票人数为936人。把摆在面前选票检查一下，票数为936。缺少的票数为289张。 这种不一致的情况怎么能够形成的呢？新的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是在休息之后一个晚上举行的会议上进行的。难道将近300个人猝然死去了吗？但是，也许有另一种真实的说法呢？代表大会计票委员会副主席瓦·梅·韦尔霍维赫讲述了这一点。 瓦西里·梅福季耶维奇①被请到了中央，请他回忆一下1934年1月份那个晚上的情况。查历史档案的结果决定先不告诉他。于是韦尔霍维赫向委员会谈道：投反对斯大林的票是292张。委员会主席扎东斯基决定同中央书记卡冈诺维奇商量一下。卡冈诺维奇请他等上几分钟，自己走出了房间。他回来后问：没有投基洛夫的票有多少？扎东斯基回答说：“3张。”这位中央书记命令道：“把同样多的票数也给斯大林同志，其余的票要销毁。这方面的疑惑要立即消除。”他们也就这样作了。 ①瓦西里·梅福季耶维奇是韦尔霍维赫的名和父名。——译者注 机智的拉扎尔究竟是同谁商量了呢？留给总书记的反对票和基洛夫所得的反对票一样多，——斯大林所占的一定的便宜就在这里。 委员会建议韦尔霍维赫写一个正式报告交给中央监察委员会。第二天，委员会的委员们动身赴列宁格勒。一个星期后，莫斯科打来了电话。什维尔尼克秘书处主任帕·伊’博戈亚夫连斯基报告说：韦尔霍维赫什么也没有交。“而你们可以提醒他一下嘛。”帕维尔·伊万诺维奇①幸灾乐祸地回答道：“我往他家里打去了电话，但是你们的韦尔霍维赫回避了。”后来，当委员会的委员们回到莫斯科后，对博戈亚夫连斯基及其同事感到不相信的韦尔霍维赫亲手把自己写的回忆交给了他认为需要交的人。② ①帕维尔·伊万诺维奇是博戈亚夫连斯基的名和父名。——译者注 ②根据瓦·梅·维尔霍维赫的回忆。 迄今还有一个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计票委员会的委员，他也和韦尔霍维赫一样，蹲过斯大林的监狱和集中营，他就是拿破仑·安德烈阿相。他是另一种表现，他说：“我什么也不知道，我什么也不记得。”在他身上下了两个小时的功夫，对他进行劝说，唤起他的荣誉感，鼓起他的勇气，向他证明：既然斯大林的名字在292张选票上被勾掉了，那么这样的选票就分散在13个投票箱的每一个投票箱里。安德烈阿相终于“回忆起来了”，他说，在他管的那个投票箱里确实有两张或者3张这样的选票。后来，他开始“记起来”，说这样的票在两张以上。当问题涉及到要他写一个书面证明时，安德烈阿相又执拗起来了。又是对他进行许多令人痛苦的说服工作和他胆怯地予以推辞。但是他终于拿起了笔，写道：“由于中央监察委员会代表的要求，我报告：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上统计投给新的中央的票时，在我们分管的那个投票箱里，发现有4张勾去了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姓名的票。我认为进行这一切调查是有害的，因为这会破坏斯大林同志的威信。”① ①根据Ｏ．Г．沙图诺夫斯卡娅的回忆。关于投票反对斯大林的票数的材料，现在还在根据一些文献资料继续进行研究。 安德烈阿相同阿·伊·米高扬是朋友，他们曾在一个教会学校里一起学习过。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①知道了安德烈阿相的表现后感到惊讶，甚至企图让他感到内疚。但是安德烈阿相进一步看清了阿纳斯塔斯。8年之后，安德烈阿相来到中央监察委员会说：“你们瞧，一切都发生了转变：他又在于冒险事了……” ①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是米高扬的名和父名。——译者注 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是对斯大林敲响的一次警钟。如果不是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及其他一些人殷勤地为他效劳，那么这次警钟就可能成为领袖的官途生涯中的最后一次了。总书记要把自己的敌人编出一个“黑名单”未。但是怎样才能知道那292个人的姓名呢？是他们竟然胆敢认为基洛夫这个暴发户比他好。在代表大会各次会议之间休息时，一些特工人员彬彬有礼地在回廊里走来走去，倾听代表们的谈话。斯大林知道，谁应该首先从道路上除掉。但是，只留下一百个明显地忠于自己的人，而把所有代表都加以消灭，不是更好一些吗？对疾病进行预防是一件大事。他也正是要这样作的。不过，当然不是立即来作。善于等待，这在夺权斗争中并不是一个最坏的手段。他要到1938年时把所有要消灭的人都挑选好。计票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差不多都要加以镇压。而首先要镇压的一个就是扎东斯基。 ＾1937年2月。扎东斯基坐在布特尔监狱的狱室里，等待着法庭的传唤。这是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在那里，一切早就决定好了。但是审讯案件的三分钟仪式还是要绝对遵守的。门栓哗啦一声响了。他们来传唤扎东斯基了。他从自己身上脱下了上衣、裤子、皮鞋，交给了同一囚房的囚犯们。然后又把马哈烟和面包干也给了他们说：“拿去吧，拿专吧，同志们。我是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的计票委员会主席，我知道等待着我的是什么。我不能够对侦查员什么也不讲，在那里我要把一切都讲出来。我不会再从法庭上回来了。我也无处可回。他们不会就这么简单地把我枪毙的。”①应当认为，弗拉基米尔·扎东斯基不仅是党的地下工作和国内战争中的英雄，他在法庭上也作出了英雄的表现。 ①引自Г．И．彼得罗夫斯基的《回忆录》（根据与扎东斯基同囚房的一个囚犯的口述）。 早在第十六党次党代表大会上，总书记就用20个积极拥护自己的人“加强了”中央机关。他们是中央委员：H．K．安季波夫、И．П．茹科夫、Ｈ．П．科马罗夫、Ｅ．Ａ．雅科夫列夫、Ａ．И．斯捷茨基、Ｂ．Ｐ．明仁斯基。候补中央委员：Ｃ．Ａ．卢托维诺夫、Ъ．Ａ，谢苗诺夫、И．Ｃ．温施利希特、Г．Г．亚戈达、Ａ．Ｂ．科萨列夫。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Ｂ．Ａ．巴利茨基、Ｅ．Г．叶夫多基莫夫、Ｈ．Ｈ．济明、Ｃ．Ａ．梅辛格、И．П．帕夫卢诺夫斯基、Ｅ．彼得斯、Ｃ．Ф．雷坚斯、Ｍ．Ａ．特里利谢尔、Ｅ．Ａ．沙坚科。其中只有3个人（科萨列夫、斯捷茨基、雅科夫列夫）从来没有在中央机关工作过。 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上，忠于斯大林个人的拥护者其人数增加了二分之一。进入中央委员会的有：П．Г．贝利亚、Ｍ．Д．Ａ．巴吉罗夫、Ｈ．Ａ．布尔加宁、П．Э．梅利斯、Ａ．Ｈ．波斯克列贝舍夫。中央监察委员会分成了两个委员会——党的监察委员会和苏维埃的监察委员会，进入后一个委员会的，除了Ｐ．Ｃ．泽姆利亚奇卡和Ａ．Ｍ．纳扎列强外，还有这样几个重要的肃反工作人员，即Ｍ．Ａ．杰伊奇、Г．Ｅ．普罗科菲耶夫、Ｍ．Ａ．特里利谢尔、Ｃ．Г．乌拉诺夫。 斯大林在列宁逝世后就立即开始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工作人员来加强自己在中央机关的阵地。10年之后，他已经在中央内部建立了一个执行自己意志的坚强核心。总书记蔑视各种传统和党的道德标准，他把自己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都调进了中央机关，他们是：Ｂ．Ａ．德温斯基、П．Э．梅利斯、Ａ．Ｈ．波斯克列贝舍夫。他们同П．Ｈ．波斯别洛夫、Ｂ．П．斯塔夫斯基和Ｍ．Ф．什基里亚托夫一起，组成了一个为斯大林进行奸细活动的可靠支柱。象П．Ｃ．阿格拉诺夫和Ｃ．Ф．雷坚斯这样一些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都进入了中央检查委员会。 这些人将为斯大林服务到底。另一方面，很多老布尔什维克，列宁的战友，却被扣上反对派分子的帽子，排斥于中央委员会之外。斯大林这个胜利者把布哈林、托姆斯基和李可夫由中央委员降为候补中央委员。①总书记在准备采取第三次行动了。 ①《联共（布）第17次代表大会》俄版第652—653页。 ＾莫斯科和无产者来到红场向“胜利者代表大会”的代表们致敬——这是一次组织得非常好的工人们“自发的”示威游行。谁应当受到欢迎呢？“基洛夫！”——大厅里一致发出了这样的声音。“真是天晓得，如果按人之常情来讲，那当然是希望生活越来越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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