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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斯大林进行政治杀害的受害者平反的工作遇到种种阻力 ●结束语 希特勒自杀了，尸体被焚烧了，而且验明正身，确是元首①的尸体——这些事实都已广为人知。斯大林起初对经过专家鉴定的材料表示怀疑，他命令把辨认出来的这个独裁者的两排牙送到莫斯科来。经过再一次进行研究，证实了第一个委员会的结论，而总书记却确信“死了的敌人才是最好的敌人”这句古老的谚语是正确的……墨索里尼作为揽路大盗被处决了。这个意大利伙伴的可耻结局对希特勒产生了不愉快的影响，加速了他作出自杀的决定。希特勒的尸体象个木偶一样，被用地毯卷起来，浇上煤油，在一个深坑里烧掉了。 ①“元首”是法西斯德国对希特勒的称呼。——译者注 斯大林真诚地认为，伟大的独裁者有权死得壮丽。而绞索、地毯……人们会有一些什么想法呢？没什么，总书记对自己的臣民还是放心的。虽然如此，但是怎么能够知道在1941年底一旦遭到失败时人们会怎样对待他呢？……领袖越来越频繁地思考起即将到来的结局来。有一次斯大林在同大主教阿列克西谈话时问他：“教会对灵魂不灭是怎样看待的呢？”——“灵魂是不灭的。”牧师回答道。“而教会对肉体不灭又是怎样看待的呢？”这位富有好奇心的统治者又问道。“教会不承认肉体不灭。”——“这是很令人忧伤的……” 居鲁士①渴望喝别的民族的血。马萨格特人②（即现今土库曼人的祖先）这个部落的酋长塔马里斯曾发誓要满足她的欲望。她履行了自己的誓言。科尔黛有杀害人民之友马拉③的足够勇气。索菲娅·彼罗夫斯卡娅④策划了对亚历山大二世的谋害。玛丽亚·斯皮里多诺娃⑤打死了坦波夫省的副总督、农民的残酷镇压者卢热诺夫斯基。妇女们就是这样行动的。 ①居鲁士（？—公元前530年）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第一代君主。他征服了小业细亚的米太、吕底亚、希腊城邦和中亚大部。公元前539年，又征服了巴比伦和美索不达米亚、远征中亚时战死。——译音注 ②马萨格特人（公元前8－4世纪）是中亚细亚游牧部落和其他部落的统称。——译者注 ③马拉（1743—1793年）是雅各宾派的领袖之一，曾创办《人民之友报》，揭露反革命阴谋诡计，与罗伯斯庇尔一起领导了人民起义的工作，并从吉伦特派争中夺取了政权，被法国女贵族、吉伦特派的狂热拥护者科尔黛杀害。——译者注 ④索菲娅·波罗夫斯卡娅（1853—1881年）是革命民粹派分子，“民意党”执行委员会委员，是谋刺亚历山大二世事件的组织者和参加者，1881年4月3日，在彼得堡被处以绞刑。——译者注 ⑤玛丽亚·斯皮里多诺娃（1884—1941年）是俄国女政治活动家、社会革命党人。1906年打死了镇压坦波夫省农民起义的罪魁卢热夫斯基。被判处终身苦役，后来为左翼社会革命党人的领袖之一。——译者注 在斯大林的亲信中，既有军人，也有革命者，他们曾不止一次地冒过生命的危险，但是在他们之中却没有一个坚毅果敢的男子汉大丈夫。总书记没有能够使这样的人成为自己宝座的亲信。1938年，老肃反工作人员阿·赫·阿尔图佐夫①临死前在牢房的墙上用血写了这样一句话：“诚实的人应当杀死斯大林。”②但是没有找到这样的诚实的人。一个也没有找到。 ①阿·赫·阿尔图佐夫（1891—1943年）是苏联国务活动家。曾参加建立北方苏维埃政权的斗争，1919年为全俄肃反委员会委员。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领导成员，后任反间谍处处长。——译者注 ②引自阿斯蒂埃·德拉·维热利《斯大林》1963年巴黎法文版第56页。 托洛茨基的儿子列夫·谢多夫也曾向同时代人的良心发出呼吁：“在选择同朱加施维里作斗争的策略和方法方面，不应有什么犹豫。暴君是应该作为暴君被打倒的。”①根据这个暴君的指示，谢多夫被杀害了，连他年幼的儿子在巴黎也被杀害了。斯大林所消灭的不只是为他立了汗马功劳的许多肃反工作人员。 ①引自A．阿夫托尔汉诺夫《斯大林死之谜》1976年西柏林俄文版第200页。 斯大林死在了病床上。如果不是有病的话，他是能够继续活下去的，他是能够为了人类的快乐和幸福而继续统治下去的。所有的人或者几乎所有的人在哀悼领袖的逝世时，都是这样想的。他活了差一点不到73岁。是活了这么大年纪吗？从通常的观点来看，他根本算不上活，因为他并不热爱生活。他这个最大的胆小鬼，在其周围散播恐惧和死亡时，唯一害怕的就是丢了命。要知道连瞎眼的软体虫也总是爬离死亡的呀…… 人们从3月4日发表的政府公报中可以读到“验尿的结果表明正常”这句话。作为一个崇拜的对象，他也有尿吗？……1953年3月4日，对斯大林个人的崇拜达到终点了。虽然很少有人觉察到这一点。各家报纸还在对已死去的领袖继续刊登关于他的健康状况的假公报。 他的去世与1584年3月伊万·雷帝的死有点相似。公爵姆斯季斯拉夫斯基和舒伊斯基、大臣罗曼诺夫和别利斯基——他们虽然已被沙皇指定为长子费多尔的保护人，但是他们却散布谣言说，沙皇还能够恢复健康……1855年2月1日尼古拉一世皇帝去世了，但就在这天却发表了荒唐的医疗公报。 笼罩在斯大林如何死去这一问题上的迷雾，只是过了几十年之后在我们的时代才得以消散。这是横死，是主人自己由于推开了多年的忠实助手——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而加速了横死的到来。斯大林使之成为自己的亲信的是贝利亚和马林科夫以及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这4个人在最后几个星期里常到近处的孔采沃别墅去看望领袖。有些人错误地认为这4个人是行动一致的。①实际上种种矛盾和彼此默然的不相信使这4个人彼此不和。贝利亚和马林科夫无论在智力上或者在性格上，都大大超过了后两个人。斯大林把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作为憨头憨脑的角色将其搬上了自己的政治舞台。这看起来是十分自然的，这正象让马林科夫担任发表议论的角色是一样的十分自然。贝利亚早在20年代时就成了一个反派角色。不过他由于具有极大的表演禀赋，所以他并不总是和导演指定给他的表演范围协调一致。在宫廷倾轧的历史上，贝利亚和马林科夫总是作为形影不离的一对而出现的。他们二人的亲近已经在很多照片和电影里记录下来了。实际上，贝利亚在使自己的这个伙伴成为夺权斗争中的王牌后，时时刻刻都在紧紧地控制着他。斯大林以忌妒的心情注视着势力强大的宠臣们玩弄的种种手腕。在斯大林身边的人中，在最后的日子里，没有一个人敢于当着他的面，公开地表现出如此明显的亲近。’他们背后究竟在什么问题上进行着商议呢？ ①斯·阿利卢耶娃《仅仅一年》1969年纽约俄文版第355页。 人们时常这样发问：对斯大林难道就没有过一次对他的谋害吗？是的，一次也没有。对希特勒，阴谋家们曾经4次企图杀害他，而对于克里姆林宫的这个独裁者，则一次也没有。的确，就连阴谋家，我们这里也没有。因为到30年代开始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一切胜利都同斯大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与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还有对“托洛茨基主义”的粉碎，还有对党的队伍统一的加强，还有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高涨。在反对派挑起的争论中，在反对派的各种计划中，从来没有谈到要从肉体上消灭斯大林。后来，当斯大林被吹捧得高于普通凡人而成为公认的领袖后，他使自己周围布满了一种特殊类型的帮手。由于进行了精心的育种，他就摆脱了一切能够独立思考和敢于采取果敢行动的人。 还有一个因素保证了这个独裁者的安全，这就是他建立了一种标准的、深广两个方面都配置成梯队的保卫制度。就这个意义上来讲，克里姆林宫可以说是一座军事堡垒。至于斯大林的住所，那么，它是受到特别精心地保卫的。他在莫斯科郊区的两座别墅——一座远的，一座近的——的情况也是这样。受尼古拉·弗拉西克指挥的内部军队有整整几个师都是用现代军事技术装备起来的。这些部队无论是领袖在市内行动时，或是去往南方的别墅时，都保证领袖得到安全。此外，到处是专门的技术设施，再加上严格的双重检查和对于来访、外出以及到达应该到的地方所详细制定的条例等，都进一步保证了领袖的安全。 ……从克里姆林宫斯帕斯基大门开出了一辆小汽车，接着是几辆乌黑发亮的“吉尔型”①大汽车：第一辆，第二辆，第三辆。在其中的一辆大汽车里，坐着领袖和警卫员们。最后面是一纵队普通型号的汽车。它们疾驰在突然间空旷无人的街道上，而从大剧院的院子里又开出了好多辆高速专门汽车——这是总书记私人卫队的第二梯队。配角为主角担任保护，进行检查，这就引起了同事之间的不和、甚至嫉恨。斯大林在组成自己卫队的结构时所预定的正是这一效果。这一方法他早在政治局里就已试验过了，在那里他经常在助手们之间挑拨离间，制造对立：“分而治之！” ①“吉尔型汽车”是莫斯科利哈乔夫汽车厂生产的汽车型号。——译者注 但是，多层级的保卫并不能使总书记防止另一种危险——放毒。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证明说，所有送往厨房的食品，以及面包、小菜、啤酒，都放在特制的纸袋里，每个纸袋上都附有一个由毒物学家签了名的并盖有国徽图章以证明其无毒的证明文件。①贝利亚认为自己的厨房要更好一些，所以他让把加了大量草药的菜，放在小沙锅中，从他个人的别墅里送给斯大林。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②和约瑟夫·朱加施维里，他们彼此是太了解了。 ①斯·阿利卢耶娃《仅仅一年》1969年纽约俄文版第336页。 ②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是贝利亚的名和父名。——译者注 在进行游戏玩耍的情况下，预料有一种谋害天人①的方法，这就是毒化空气，他在克里姆林宫的住所里吸到这种空气后就会中毒死去。因此那里要定期进行空气检验，以便发现破坏活动。②不轻松的生活…… ①天人原指希腊神话中的神仙，这里借用来指斯大林。——译音注 ②斯·阿利卢耶娃《致友人的二十封信》1983年纽约俄文版第6—7页。 如果对总书记的保卫制度、他的专用汽车和专用列车、强大的内部军队各分队和暗探队伍加以详细地描述，那就能写出一厚本的专著来。我们在这里只指出一个重要情况：形式上担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的拉夫连季·贝利亚不只是继续控制着惩罚机关，他还把保卫一个独裁者和许多小领袖的私人卫队的管理线索都掌握在自己手里。不，斯大林对他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信任的。所以斯大林不仅把别墅的警卫长，而且还把大剧院的警卫长以及莫斯科高尔基模范艺术剧院的警卫长，都置于自己个人的控制之下。而贝利亚却一心要提拔自己的暗探为斯大林的别墅服务，于是他便从特别受信任的警卫人。员中物色了一些人。大爸爸和小爸爸在这个领域的斗争已经不止一年了，双方互有胜负。助手们的生活也是不轻松的。他们每天在为国家事务操劳之后而于每夜入睡时都要揣度一番：谁将取胜？ 在斯大林的专政制度中，有一个连贝利亚也难以接近的堡垒，这就是领袖个人的办公室。这个办公室是在20年代创建的，当时虽然总书记的资历还浅，但他竟也关心起这个特殊的部门来，不久这个部门就作为一个既不受中央委员会管、也不受政治局管的机关而开始发挥其作用。而另一方面，除其他领域外，保卫克里姆林宫和为领袖们服务的一切环节都受这个部门管。斯大林任命最忠实的亚历山大·波斯克列贝舍夫来领导这个幕后的机关。这个富有经验的工作人员象弗拉西克一样，在克里姆林宫经常变换的官位等级制度中，也成了主人的一个不可代替的助手。斯大林授予了波斯克列贝舍夫以少将军衔，并在最后的日子里称他是“总管”。这样一米，总书记就向各部长和一些政治局委员们示意：他们所关心的问题应当预先得到波斯克列贝舍夫的同意。 这种作法不只是引起了贝利亚一个人的忿恨。贝利亚把对中央委员和政府成员的医疗服务工作都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斯大林及其助手们的所有私人医生都感觉到了贝利亚那警惕的眼睛。但是，当1953年3月2日把医生们叫到斯大林近处的那座别墅时，在他们之中竟没有一个是经常照料领袖健康的医生。除了贝利亚，谁能够把斯大林的私人医生解职并免去苏联卫生部第四管理总局局长的职务呢？ 在发生此事的两个星期之前，弗拉西克将军被捕了。那天凌晨即在头天夜里节日宴会之后，他照例到总书记近处那所别墅的各个房间里走一走，这时他在地板上发现了一小块纸，他拾了起来将其藏进自己的口袋里。秘密部门的暗探后来查明：弗拉西克藏了一份特别秘密的文件。被揭发有背叛行为的这位将军经受了卢比扬卡街那传送带式的审讯，他在严刑拷打下承认了自己有叛国行为。波斯克列贝舍夫被解除职务也是按照这一模式来进行的。他被指控泄露了国家机密。据赫鲁晓夫的《回忆录》中所得出的结论。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克里姆林宫的副警卫长П．Ｅ．科瑟恩金突然死去。将军才刚满50岁。他妨碍了某个人……① ①“某个人”显然指贝利亚。——译者注 这座表面上牢固的堡垒，其墙壁就这样倒塌了。当斯大林得了中风时，他要得救，就只能出现奇迹。而一生被奉为神明的这位领袖是不相信奇迹的。那个决定要消灭他的人①，也是不相信奇迹的。 ①“那个决定要消灭他的人”显然也指贝利亚。——译者注 可以认为，贝利亚在那种情况下表现出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勇敢精神。实际上，当他进入同暴君一对一的战斗状态之后，每一小时、每一分钟他都冒着生命的危险。因为当斯大林有时候被恶毒的任性所支配时，他在并无什么明显理由的情况下，就把多少个助手，多少个可靠的人和忠诚的人送上了断头台呵！而贝利亚的决心是不难解释的。早在1938年夏天，即在他被任命为副内务人民委员之前不久，斯大林曾下令准备一份对他的逮捕证。有人（是得到了谁的首肯呢？）预先把情况告诉给了这位格鲁吉亚共产党的中央书记，于是他就急忙带上从自己的保险柜里取出的一大摞文件，去了莫斯科。主人在搞了这次小小的而又相当明显的挑拨之后，他就向自己的这位新的亲信暗示：臣民们的生杀予夺之权依然掌握在他一个人的手里。 多少年过去了。如今贝利亚掌握了巨大的权力，他成了一个过于危险的人物，因此在那个日益衰老的独裁者①的窄脑门下面，一个消灭这位竞争者的计划就日渐成熟。他先是制造了“米格列尔人案件”，后来又制造了“克里姆林宫医生案件”。他任命忠于他的政治工作者Ｃ·Д·伊格纳托夫来领导国家安全机关。逮捕贝利亚的理由已经具备了，执行人也准备好了。 ①“日益衰老的独裁者”自然是指斯大林。——译者注 但并不只是必遭灭亡的感觉才促使贝利亚夫采取极端措施的。从其政治生涯的最初阶段起，权力就一直吸引着他。为了得到权力，他先在外高加索、后在莫斯科干了那么多的罪恶勾当，使得他有力量去同斯大林本人进行激烈的竞争。在斯大林逝世前不久，赫鲁晓夫曾把自己的种种担心告诉给布尔加宁：“你知道吗，一旦斯大林死去，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你知道吗，贝利亚想占居什么样的职位？”——什么样的职位？”——“他想当国家安全部长。如果他当上了这个部长，那对我们大家来说，就在末日的开始……无论如何，我们绝不应当让他的这个目的得逞。” 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引用的这次谈话再一次证明，贝利亚的对手们并不怀疑他准备害死斯大林。以后的事情值得加以详细地叙述。 2月28日的晚上，4个亲信①是同斯大林一起在其别墅的餐桌旁度过的。主人痛饮了一番，午夜过后，他送走了客人。据赫鲁晓夫回忆说，当时主人的情绪很好。3月1日晚上，他们被紧急地叫到了别墅。斯大林失去了知觉，从床上跌了下来，失去了说话能力。但是4个人没有留在病人那里。他们甚至连医生都没有叫，就全都走了。为什么呢？ ①4个亲信即上文谈到的贝利亚、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译者注 跟随领袖多年的警卫员Ａ．Ｔ．雷宾回答了这个问题。当值班的军官惊慌地向贝利亚报告说，斯大林的情况十分不好，发出嘶哑声时，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粗暴地打断他的话说：“不要制造惊慌，他只不过是睡着了，是在梦中发出的嘶哑声。”有人知道了斯大林处于危急状况后，向别墅打入了电话，请求医生来帮助。贝利亚把打电话的人痛骂了一顿，然后说，不需要任何人来帮助……在长达13个多小时的时间中，一直没有把医生叫来给突然中风的病人治疗。 还有一个罪证——这是一位教授提供的证据。医生们被完全是故意地很晚才叫了来。他们来到后发现垂死者的嘴唇上留有带血的唾沫痕迹。那个谋害者①需要使自己摆脱任何怀疑，于是在3月7日的《消息报》上发表了这样一项公告：“经病理学家和解剖学家研究的结果充分证明了诊断是正确的……已经查明，约·维·斯大林的病从发生脑溢血的那一时刻起就具有不可逆转的性质。因此虽然采取了有力的治疗措施，但未能产生积极的结果和防止非常不幸的结局。” ①“那个谋害者”自然是指区利亚。——译者注 斯大林逝世后在其别墅里发生的事情是这一情况的尾声。贝利亚在第二天就把所有作保卫工作的军官都赶走了。至于服务人员，“那些极其惊慌失措的、什么也不明白的人，收拾了遗物即书籍、餐具和家俱等，他们含着眼泪把这些东西装上了卡车——东西都被运走了，运到某些仓库去了……那些在这里忠心耿耿地服务了10—15年的人被赶到了大街上。”①新的安全部长——贝利亚立即就占居了这个渴望已久的职位——不能不担心其他的见证人。于是有些作保健工作的领导人被他撤职了，有些专家被他镇压了。 ①参看斯·斯维特兰娜《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第26页。——译者注 ……斯大林的灵柩被安放在圆柱大厅里。进行哀悼的人是按年龄大小的顺序排列的，他们是：莫洛托夫、贝利亚、马林科夫……瓦夏①将军也在这里。在父亲去世时，他几乎是冷静的。 ①瓦夏是斯大林的儿子瓦西里的爱称。——译者注 这是一次规模宏大的葬礼。遗体被涂了防腐剂的总书记穿着一身大元帅的礼服。礼服上戴满了勋章，灵柩旁摆满了花圈。有几千个好奇的人被挤死和踩死在靠近大厅的地方——一切都按时代的最好传统进行。接着在红场上举行追悼大会，致悼词。总书记的灵柩按年龄大小的顺序，由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贝利亚、马林科夫抬起来，再按这个顺序将灵柩抬往陵墓。 这是他们给全民衰悼作出的表率。一张张惊惶失措的面容，一个个眼泪汪汪的样子，一副副非常痛苦的神态……“亲爱的父亲，没有了你，我们现在可怎么办呀？”灵柩经过了一个幼儿园。这是莫斯科很多幼儿园中的一个。小孩子们被排成了一条单列横队。保育员们对他们说：“斯大林伯伯去世啦。孩子们，哭吧。亲爱的父亲去世啦。”所有的小孩子都在哭。只有一个小孩子没有哭，他笑了起来——他故意给女保育员作对。于是便对这个侮辱神圣的小孩子使用了一切惩罚手段：抽打屁股，罚站墙角，一天不给东西吃。 ……沃尔库塔。在矿井里为斯大林竖立了一座小型纪念像。但是夜里有人在领袖那石膏制的双肩上给穿上了一件肮脏破旧的女棉坎肩，给领袖的头上戴了一个沾满油污的大沿帽。在市中心管理局的大楼旁，又竖立了一座斯大林像。但是有人把他的头打掉后，让其滚到臭水沟里去了。暴君的死使犯人们产生了希望，他们希望减轻不幸的遭遇，甚至希望获得自由。8月份，在一座主矿井里掀起了风潮。先是第2管理局的矿工们举行罢工。后来是阿亚奇一亚格中央热电站的建设者们和第18号矿井的工人们举行罢工。于是检察长Ｐ．Ａ．鲁坚科和内务部副部长И．И．马斯连尼科夫将军从莫斯科乘飞机赶来了。他们答应服苦役的人和普通犯人，要尽快改变其现状，直至对案件进行重新审查。而为了进行惩戒，他们在第18号矿井里进行了一次小规模的血腥镇压。他们让犯人处在地区以内和三重铁丝网以外的地方，用冲锋枪和机关枪向犯人扫射。我有机会看到了为逝世的总书记举行的这次血腥的追悼。 特鲁希略①统治了32年。他被埋葬在巴黎。他的亲属请求拨给64平方米的土地作为他的墓地。但是有关方面只同意拨给两平方米。最后双方达成协议，给予了6平方米。豪华的墓穴化费了9000万法郎。法国方面自愿将载运这个大肆掠夺的独裁者的火车（有对个车厢）从勒阿弗尔运往巴黎，然后再运往比利牛斯山的那边…… ①特鲁希略（1891—1961年），从1930—1961年是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独裁者，他代表美帝国主义、当地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被暗杀身亡。——译者注 与特鲁希略相比，斯大林算是个俭朴的人：很一般的住宅，无论是莫斯科郊区的别墅还是南方的那座别墅都很普通，坟墓也很普通。在克里姆林宫的城墙旁，只给他两平方米的墓地也就够了。然而这个俭朴的劳动者的形象只不过是他所喜爱的象演戏似的种种化装之一罢了。要知道这位领袖也常表现出豪华的派头，也常为节日的排场而耗费巨资。 ，我们再来谈谈1953年最初几个月的情况。下面是他的女儿所作的描写：“在父亲卧病的大厅里聚集了很多人。那些第一次见到病人的陌生的医生们（多年来一直照料父亲的Ｂ．Ｈ．维诺格拉多夫院士此时在蹲监狱）心惊胆战地在周围奔忙。他们又是往父亲的后脑勺和脖子上贴水蛙，又是为他作心电图，又是给病人肺部进行Ｘ光透视。一位护士在不停地把病情记在本子上。一切都按照应该做的那样做着。所有的人都在为挽救一个已经无法挽救的生命而忙碌。”① ①参看斯·阿利卢耶娃《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第7—8页。——译者注 在场的人中，表现得突出的是中央主席团的几位成员——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而表现得比其他人都更为突出的是贝利亚。在领袖弥留之际，他紧张到了极点，他在各个房间里奔来奔去，不断地对保卫人员、服务人员和医生们发号施令。然而在他那双握得很紧的手中却偶然露出了种种假面具来：他时而表现出是一个过于自信的小爸爸（不只是在格鲁吉亚人们这样表示敬意地称呼他）；时而表现出是一个忠实的朋友，而当他吻到主人那湿润的一只手时，竟忠实得发出了狗一般的尖叫声；时而又表现出是一个怀着恶毒期待的杀人犯。 斯大林死得很困难。他的右半部已经瘫痪，他已丧失说话能力，呼吸也很困难。他最后一次睁开了两眼，环视了一下周围的人——警卫人员们、陌生的医生们、十分熟悉的战友们和自己的子女们……雅科夫不在，这个大儿子早在10年前就被他害死了。小儿子瓦西里他也不喜欢，他曾不准这个小孩子到厨房以外的地方去。而斯维特兰娜在这里。总书记在给女儿的信上曾经署名为：“你的小秘书”。但是在恼怒时，总书记曾揭露她有反苏情绪，于是在他的声音里就表现出一个侦查员对特别重要的案件发出的腔调来。他环视了周围的人之后，突然抬起左手，作了个威胁的手势，竭力想讲些什么，接着就把手永远地放了下来。 还有最后一件事，贝利亚在确信这个不死的人终于如此合乎愿望地死去了时，他控制不住自己，高兴得失去了常态。他那兴高采烈的“赫鲁斯塔廖夫①，来车！”的高喊声，打破了悲痛的沉寂气氛。 ①赫鲁斯塔廖夫是司机。——译者注 所有的服务人员都在哀悼主人的去逝，他们是厨师、食堂服务员、司机、值班调度人员、警卫人员、园丁—…·我们从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的记述中读到了这样的描写：“来向遗体告别的还有瓦莲京娜·瓦西里耶夫娜·伊斯托明娜——大家都叫她瓦列奇卡——，她是在父亲远处那座别墅里工作了18年的女管家。她扑通一下跪在了沙发旁，把头放在死者的胸上，像村妇那样，号啕大哭起来。她哭了很久，也没有人去阻止她……她和所有给我父亲当过服务员的人一样，至死都确信世界上再没有比我父亲更好的人了。”① ①参看斯·阿利卢耶娃《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第14页。——译者注 斯大林罪行的规模是惊人的，很难把这些罪行同一个被神化了的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他口头上讲的和实际上作的是不一致的。某些社会学家是否因此而把斯大林的罪过分摊给了他的助手们、政府成员们、地方领导人们（尤其是他们！）和全体人民呢？ 斯大林对人类犯下了罪行。这样说是既不夸大，也不缩小。几十年之后，现在要抱怨什么呢？有些思想家们认为反革命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他们把斯大林看做是一种制度的产物，是社会之恶的体现者。历史并不因此而轻松些。对那些被杀害的人来说，也是这样。恩格斯在1870年写道：“恐怖多半都是无济于事的残暴行为，都是那些心怀恐惧的人为了安慰自己而于出来的。我深信，1793年的恐怖统治几乎完全要归罪于过度恐惧的、以爱国者自居的资产者，归罪于吓破了胆的小市民和在恐怖时期干自己勾当的那帮流氓。”①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56页。——译者注 过去的一百年，尤其是现代史，赋予了恩格斯的这些话以强烈的现实意义。在这些话中对斯大林时代作出了判决。我们只是有保留地声明一点：不能认为斯大林的残暴行为是无济于事的。这个善于进行利用的无与伦比的大师从其所进行的恐怖中已经最大限度地得到了政治上的好处。他通过屠杀千百万人而达到了人民对他的绝对服从。对于那些活下来的人来说——无论在大的地区或在小的地区——，为造福于……而进行忘我劳动，就成了他们命中注定的事。不过吓破了胆的人民即使进行极大限度的活动，其经济效果也许只能同奴隶们的劳动相比。然而惊人的损失和失败给斯大林所带来的忧虑并没有超过奴隶主——如奴隶主对古埃拉多斯银矿的劳动生产率所忧虑的那样。主要的是政治效果。 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的爆炸，其后果是可怕的。很多日本人在10—15年之后，都死于放射病。还出生了一些无法医治的病儿。关于斯大林时代的后果，也应当公开地讲出来。由于多年来的顽强工作，斯大林这位真正卓越的育种家培育出了一批品种优良的继承人。他们在领袖宝座的周围筑起了一堵穿不透的围墙，没有一个善于独立思考的人，也没有一个诚实的人，能够冲破这堵围墙。但是总书记给了这些继承人以权力，赋予了他们以管理的权利以及繁殖和自己相同一类人的能力。这一过程的后果已经表现出来了。 然而，这位各族人民之父并不是静悄悄地去到了另一个世界，而是响声很大地砰的一声关上了门……当他进行挑衅性的不道德行为时，他的帮手们便也感染上了这种行为。这种不道德行为淹没了一切人，甚至影响到了经济活动。还出现了一种似乎世界明天就要毁灭这一忽视国家利益的心态。 列宁有一次曾经指出：“历史上任何一次深刻而强大的人民运动都不免会有肮脏的泡沫泛起，不免有些冒险家和骗子……混杂在没有经验的改新者中间。”①斯大林作风就正是这样一种泡沫。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4卷第174页。——译者注 我们的祖先说过：“死者无罪。”不，有罪的！列斯科夫曾经讲述过一个关于40个农奴逃出奴隶生活的悲惨故事。说的是一个县警察局长把逃跑者弄回来之后，对他们进行了一种示范性的体罚。他说：“我在他们本人自愿协助下来抽打他们，而他们自己则相互揪住对方的腿和胳膊，相互坐在对方的头上厮打起来。”这个县警察局长竟作出这样的总结：“唉，你们是斯拉夫人的渣滓！唉，你们是祖国的废物！要是让某个第三者来对40个法国人干这种事倒还不错！……那时就决不会是这样的！” 列斯科夫说的那个县警察局长只不过是有一个官方发的皮带上的大扣环……这个县警察局长在幻想：“唉，要是我有一个骑士团该多好！要是我有一个真正的骑士团的话，我一个人就可以依靠它来抽打整个的俄国！”①俄国有自己的拥有骑士团的县警察局长②。1953年俄国在为这位县警察局长的死去而痛哭时，竟不知道它摆脱了什么人…… ①《H．列斯科夫文集》（11卷本）1958年莫斯科俄文版第9卷第354页。 ②这里说的“俄国有自己的拥有骑士团的县警察局长”所影射的自然是斯大林。——译者注 ※ ※ ※ ※ ※ 为斯大林进行政治杀害的受害者平反的工作，在总书记逝世后不久就开始了。但是，没有在集中营里死去的人，当时可以说是屈指可数。最初几个星期的情况已经表明：要想静悄悄地来消除专横的后果是办不到的。例如，终止“克里姆林宫医生的案件”就是这样。后来出现的问题是：怎样在很短的时期内为几千万个被非法镇压的一政治犯”进行平反呢？ 1954年，由政府成立了一个平反委员会。所有市法院，州法院、军事法庭和检察机关都接到指示：要着手复查案件。委托最高法院来审查关于非法的特别会议的非法行为的材料。委派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主席И．A.罗夫来领导政府委员会。谢罗夫将军早在战前就开始在贝利亚那里工作了。在他的履历表中有这样的记载：强制车臣人、印古什人、克里木的鞑靼人及其他“异族人”迁出境外。在这位对内歼灭战的统帅的胸膊上点缀着一枚金星英雄勋章和一枚列宁勋章……谢罗夫元帅了解到并敏锐地感觉到：平反工作根本用不着急于去进行。当问题涉及到被流放的人时，发现在《刑法典》中并没有一项条文规定对“人民的敌人”必须给予永久流放的惩罚。和父母一起居住在流放地的子女也遭到了与父母相同的命运。他们年满16岁了，但是却依然没有身份证：他们指定归内务部的当地警备司令管。流放犯们忍受着可怕的灾难：他们忍受饥饿，没有权利，找不到任何工作。谢罗夫将军是反对“宽纵”流放犯的。但是政治局毕竟通过了一项决定——释犯全部流放犯，首先释放那些服满5年刑期的流放犯。委托内务部根据有关命令制定出一项工作细则来。 ……一个星期过去了，两个星期过去了，一个月结束了，而命令还未公布。一些老党员们便去找米高扬。米高扬愤怒地说：“没有这样的事！政治局已经把自己的决定连同命令草案交给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难道你们不知道文件签署的手续吗？”但是同志们已经给最高苏维埃打过电话了。说没有命令。于是米高扬便给赫鲁晓夫打去电话。第一书记打断他的话说：“这不可能！别再说啦！”但是后来连赫鲁晓夫也确信：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不被执行的情况…… 命令在第二天公布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秘书Ｈ．Ｍ．别哥夫被撤了职，并被派往伊朗去当大使。其实别哥夫是执行了马林科夫的指示。而马林科夫也不是一个人在行动的。不过这已经是细节了。卢比扬卡街的机关只抓住了大车的一个轮子。而另外一条链子却被中央机关抓在手里。他们是步调一致地进行怠工的，他们对问题有着共同的兴趣和认识——两个机体，一个血液循环系统。 复查案件的运动要求动员大批的检察长、助手和几千名信得过的法律工作者。在卢比扬卡街等着他们的是一种意想不到的情况：很多放侦查材料的公文夹原来是空的。既没有审讯记录，又没有告密原文，也没有侦查员的姓名……在长达两年的时间中只审查了全部案件的10％。其余被判罪的人——90％！——还依然被关在铁丝网里。 地狱般的传送带不想往回传。那又为什么要制造一些多余的问题呢？不到5—6年光景，残留的“敌人”都相继死亡了。于是我们要讨论的就是一个给死者进行死后平反的问题。但是党的老近卫军中那些幸免于难的共产党员们不能够容忍从前斯大林的助手们所采取的那种方针。不久前得到平反的共产党员Ｏ．Г．沙图诺夫斯卡娅和Ａ．Ｂ．斯涅戈夫建议总检察长鲁坚科向所有监禁犯人的地方都派去由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以全权的专门委员会。检察长否决了这个计划，他说：“这从政治角度和法律角度来看，是不能接受的。” 但是沙图诺夫斯卡娅和斯涅戈夫坚持己见。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前的几个月中，他们带着同样的计划去见赫鲁晓夫。同志们还准备好了一份报告。于是在最近一次的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向各地派去拥有全权的委员会的决定。给委员会委员们发指示的工作委托给中央书记Ａ．Б．阿里斯托夫来作。由政治局委员米高扬进行总的领导。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会期间，他召开了一次负责干部会议。米高扬在这次会议开幕时，向法律工作者们道歉地说：“很抱歉，我们并不是在任何时候和在一切方面都能遵守手续。要知道事情是等不得的。”鲁坚科讲话了。“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①，哪里是这样呀，一切都是有法律根据的，一切都是合乎法律的。”米高扬问谢罗夫：“在没有刑法典条文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有多少人是由于批评斯大林而被关进监狱的？”谢罗夫：“微不足道……”沙图诺夫斯卡娅：“是微不足道吗？而我这里记有一个五位数的数字。”米高扬：“我建议今天就把内务部关于释放这些囚犯的命令发出去。” ①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是米高扬的名和父名。——译者注 决定通过了，委托给内务部长Ｈ．П杜多罗夫去执行。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前一天，他接替了内务部长科鲁格洛夫的职务。当时根据大的集中营的数目，成立了80个委员会。除此而外，还有3个委员会来处理政治隔离室问题。每个委员会的组成情况是这样的：检察机关。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已经平反的老党员各派出一名代表。第4名代表由当地党员中派出。在通常情况下，党的州委会要向委员会派出一名州检察机关的负责干部。 100个被平反的共产党员的名单提交给中央审批。由于有些被平反的共产党员因患病或其他情况的限制而不能参加委员会，便又列入了20个人名。中央可以淘汰其中的一些人。中央也确实这样作了。可是当名单交到书记处时，发现在名单中竟没有一个是被平反的共产党员。于是便急忙去找中央的负责干部Ｈ．Ｐ．米罗诺夫。米罗诺夫声称，老党员们都拒绝参加这个运动。他们问米罗诺夫：“您见到他们了吗？您同他们谈过话吗？”——“没有。”（在背后支持米罗诺夫的仍然是马林科夫和政治局中斯大林的多数派）。 他们又去找阿里斯托夫。这位中央书记摊开双手说：米罗诺夫已经把名单交到最上面去了，而政治局委员们正在逐个地及时地按工作顺序在审批文件。于是不得不给赫鲁晓夫打去了电话。只是在赫鲁晓夫干预之后，才恢复了原来的名单。但是一些工作人员在此之后竟然能向诚实的人们暗中使坏，这些工作人员力求在列入委员会的老共产党员中，一个也不能去视察他所十分了解的“自己蹲过的”集中营。 1937年夏。在莫斯科党的红色近卫军区委的代表会议上，坐在主席团桌旁的有区委第一书记П．Ｔ．科马罗夫、莫斯科市委员会和莫斯科委员会党委书记Ｏ．Г沙图诺夫斯卡娅。到秋天，他们二人就被捕了。在1937年和1938年两年中，区委员会、莫斯科市委员会和莫斯科委员会这三个机构的领导人都遭到逮捕。在侦讯过程中，沙图诺夫斯卡娅受到的控告是，她在参加区代表会议的工作时，把主席团的所有成员都招募进了一个托洛茨基的中心。她是1954年7月第一批被平反的人中的一个。赫鲁晓夫记得当年在莫斯科委员会时曾经同沙图诺夫斯卡娅一起工作过。所以当他刚一接到沙图诺夫斯卡娅从流放地写来的信时，就召请她到莫斯科来。但是她并没有急于去接受赫鲁晓夫的接见，因为等了她17年之久的母亲还留在巴库。沙图诺夫斯卡娅在被苏联军事总检察长基塔耶夫将军接见时，她问：“我想知道一下我的一些朋友们的命运。”接着他说出了5—6个姓名来。“他们被判了什么刑？”“他们被判的刑都是在剥夺通信权利的情况下被关进集中营10年。”基塔耶夫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沙图诺夫斯卡娅同志，我一定会使您感到难过。‘在剥夺通信权利的情况下被关进集中营10年’这个说法，意味着枪毙。” 基塔耶夫向中央监察委员会给科马罗夫打去了电话（从1939年起领导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是马特维·什基里亚托夫，后者去世后，科马罗夫成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实际领导人）。科马罗夫得知沙图诺夫斯卡娅正在基塔耶夫那里时，高兴得叫了起来：“请让她立即到我这里来！“她坐上军事总检察长的汽车去到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科马罗夫张开两只拥抱的胳膊来欢迎她，说：“你还记得1937年时我们两个并排坐在主席团里的情况吗？……我们走吧，我们走吧，你立即写一份恢复党籍的申请书。” 1954年9月，沙图诺夫斯卡哑从巴库回到莫斯科后，立即受到了赫鲁晓夫的接见。第一次谈话进行了很长时间。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在3个多小时的时间中，向她详细地讲述了逮捕贝利亚的经过。他们谈到了制度问题。赫鲁晓夫当着她的面给科马罗夫打去电话说：“中央把沙图诺夫斯卡娅同志派到党的监察委员会中去工作。请把批准她为委员会成员的建议提交主席团。”科马罗夫热情地接受了这项命令。但是在中央主席团的会议上，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马林科夫反对提她作候选人。而赫鲁晓夫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于是沙图诺夫斯卡哑被批准为一位负责的监察员。她在这个岗位上从1955年1月工作到1956年1月。后来，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之后，她作为享有充分权利的委员加入了中央监察委员会新的成员中。 情况出现了反常现象：贝利亚作为敌人和间谍被枪毙了，可是贝利亚分子还留在原来的位置上。沙图诺夫斯卡娅立即向科马罗夫公开提出了一个问题：“应当在卢比扬卡街的机关里和各个位置上肃清贝利亚集团。”她向科马罗夫举出了贝利亚分子暗中破坏中央各项决定的许多例子。科马罗夫冷淡地听了她的谈话，后来查明，他立即就到谢罗夫将军那里去了。 在巴库的苏拉汉内，柳德米拉·伊万尼茨卡娅担任区委宣传鼓动部部长的工作。她于战后被捕，接着被送进服苦役的集中营。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之后，她的3个弟弟来到了莫斯科（其中一个弟弟在战争中成了残废，走路时得架着拐杖）。他们请求给姐姐平反。第一份申请被政府委员会主席谢罗夫驳回了。于是3个弟弟去找沙图诺夫斯卡娅。她查看了柳德米拉的案卷。在案卷中有老共产党员卡尤罗夫弟兄的供词。他们证明说，在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年代，伊万尼茨卡娅在本地区里建立了一个地下托洛茨基小组。这个供词是1937年作的，而在法庭上卡尤罗夫弟兄则拒不承认这个供词，因为当时他们是在严刑拷打下对伊万尼茨卡娅进行诬告的。但是谢罗夫在看了这些材料之后，却拒绝予以平反。检察机关也未坚持。沙图诺夫斯卡娅建议3个弟弟立即到巴库去收集那里的老共产党员们关于柳德米拉在同反对派斗争时期表现的证明材料。不久，伊万尼茨卡娅的3个弟弟把这些材料送交给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原来，在那个地区根本就没有一个托洛茨基的基层组织，而伊万尼茨卡娅一向是支持党的总路线的。 沙图诺夫斯卡娅要求检察员根据下列材料起草一个新的结论：（1）卡尤罗夫弟兄否认自己在侦讯时所作的供词；（2）老党员们提供的证明材料。 在谢罗夫那里开会之后，一位检察长向沙图诺夫斯卡娅谈了他同谢罗夫的一次对话。谢罗夫：“为什么你再次提出自己的建议呢？”检察长：“根据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指示。”谢罗夫：“到底是谁指示的？”检察长：“沙图诺夫斯卡娅。”谢罗夫：“哎呀，原来是她……那不是她应该作的。”谢罗夫毕竟不得不对伊万尼茨卡娅的案件作出客观的决定。在这件事之后，沙图诺夫斯卡娅就不再信任科马罗夫了。 早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之前，从列宁格勒来的几位同志向中央监察委员会给沙图诺夫斯卡娅打去了电话。她接见了他们。他们曾受到了“列宁格勒案件”（1949）的牵连，他们曾同阿塞拜疆中央书记优素福·卡西莫夫一起在伊尔库茨克那边的亚历山大中央苦役监狱服满了刑期。卡西莫夫是1918年在穆萨瓦季政府时于萨利亚内入党的。后来他在列宁格勒的一个区里担任区委第一书记工作。众所周知，斯大林在把列宁格勒所有区委书记杀害之前先把他们送往遥远的外省。卡西莫夫到了伊尔库茨克，在那里担任党的第二州委书记职务。他在那里被捕，随后被送到了莫斯科。在卢比扬卡街，办他的案子的是负责特别重要案件的侦查员П．В．费多托夫。他把卡西莫夫一牵涉到了”基洛夫被害的案件上来。卡西莫夫受到了监禁集中营20年的判处、他在各个集中营里受尽了苦难，最后到了亚历山大中央监狱。 在平反过程开始时，费多托夫担任着国家安全委员会部务委员会委员这一光荣的职务。沙图诺夫斯卡娅在同列宁格勒的同志们谈话后，对科马罗夫说：“帕维尔·季莫费耶维奇，①我们找到了我们的一位大干部，他是一位老党员……他还活着！要赶紧救他”科马罗夫翻阅了卡西莫夫的案卷．把注意力放在了侦查员的姓名上。他说：“你要知道费多托夫现在是国家安全委员会部务委员会的委员，我不准备同他发生冲突。”——“怎么，帕维尔·季莫费耶维奇，那样的话，优素福就将得不到帮助！”——“不，我不去和费多托夫打官司。你自己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①帕维尔·季莫费耶维奇是科马罗夫的名和父名。——译者注 沙图诺夫斯卡娅给基塔耶夫打去电话说：“请来一下，有要事要谈。”她把情况向检察长作了叙述。基塔耶夫说：“我们决不能同你们对着干。应当换个方式。我正在办巴吉罗夫的案子，我被授以全权可以从全国任何一个地区传唤任何一个人。我要把卡西莫夫作为一个见证人传唤到莫斯科来。”沙图诺夫斯卡哑说：“但是他病得很重，路上任何情况都可能发生。”“那我们就用飞机把他传唤来。” 卡西莫夫同普通乘客一起，被安置上了班机，但他有两个护送员陪同，并且是带着手铐……对于阿塞拜疆的前领导人、贝利亚的忠实助手巴吉罗夫的罪行，他作出了十分宝贵的供同。基塔耶夫问他：“而您认识沙图诺夫斯卡娅吗？”卡西莫夫回答说：“‘是的，我很了解她。但是她现在未必还活着。”——“她现在在莫斯科，在中央工作。”不久，这两位曾一起在巴库工作过的老同志在中央监察委员会见了面。沙图诺夫斯卡娅告诉卡西莫夫说，她曾索取他的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案卷，但是费多托夫却把公文夹寄到了……巴库，同时还命令把卡西莫夫押送到阿塞拜疆。 沙图诺夫斯卡娅打电话问：“费多托夫同志，为什么你不把卡西莫夫的案卷交给军事总检察长，而把它寄到了巴库呢？”“他在那里工作过嘛。”——费多托夫回答。“他也在这里、在莫斯科工作过嘛，后来还在列宁格勒工作过。因此，对他的案件的侦查工作是在莫斯科卢比扬卡街进行的。”——“难道是这样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先在犯人的参加下审查巴库的材料。也是一样。”——“费多托夫同志，这是你玩的诡计：案子是你在卢比扬卡街办的。现在你想摆脱掉这个案子，是吧？” 基塔耶夫决定把卡西莫夫留在莫斯科。这个疲惫不堪的、疾病在身的被拘留者立即就明白了：是谁想要他的命。他说：“这是费多托夫干的。他想要害死我。我是不去羁押站的，就是死掉我也决不去的。”沙图诺夫斯卡娅向巴库给阿塞拜疆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A．M．古西科夫打去了电话，直截了当地向他讲了费多托夫玩弄的阴谋诡计。“我也是这样认为的。卡西莫夫的案卷现在就放在我的桌子上；这是费多托夫干的。”古西科夫是一个正派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乐于执行赫鲁晓夫的指示。沙图诺夫斯卡娅提出请求说：“我请您在当事人不在场的情况下把这个案件审理清楚，并作出决定：根据你现有的材料来看，卡西莫夫的案件同阿塞拜疆没有任何关系。”古西科夫答应说：“这我在3天内一定作到。” ……在布特尔监狱长的办公室里，卡西莫夫在释放的文件上签了字。这时狱长盛情地把电话机推到他的跟前，并接通了沙图诺夫斯卡娅。一星期之后，卡西莫夫被传唤到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会上。 有几千个案件要通过中央监察委员会来解决，因此两个部务委员会不停地在开会，而每个部务委员会只有4个人。一个部务委员会的会议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卢基扬诺夫主持，另一个部务委员会由科马罗夫领导。卡西莫夫的案件由两个部务委员会的联席会议来解决。报告人是沙图诺夫斯卡娅。卢基扬诺夫（对卡西莫夫）说：“你对中央监察委员会还有什么问题要提吗？”卡西莫夫说：“是的，有问题要提。我提的是关于国家安全委员会现任副主席、侦查员费多托夫。他为了向我逼供，对我进行了残酷折磨和严刑拷打。”卡西莫夫的这句话显然不合科马罗夫的心意。但是这句话还是不得不写进了记录中去。 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И．Д．穆斯塔法耶夫来到了莫斯科。他请卡西莫夫担任阿塞拜疆中央行政机关部部长的职务。优素福征求了沙图诺夫斯卡娅的意见。她提醒他注意自己有病，因此首先应当到疗养院治病……卡西莫夫没有活到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召开。 沙图诺夫斯卡娅通过努力，把费托多夫开除了党，并摘下了他的将军肩章，当然不是立即摘下的。但是，贝利亚分子们毕竟不得不执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决定。 佐拉·鲍里索夫娜·甘德列夫斯卡娅在监狱中被监禁17年（加上在集中营的时间，一共吃了25年的苦头）之后，于1954年回到了莫斯科。她的丈夫安德烈·尼基福罗维奇·安德烈耶夫也在监狱和集中营里度过了20多年的漫长岁月。甘德列夫斯卡娅的最后一个流放地是新西伯利亚附近的巴拉宾斯克荒原。在首都，她在弟弟那里办理了登记居住手续。社会保障处想帮助她找个工作，但是一个从前服过苦役的女人，什么地方也不要，甚至当个卫生员、清扫工，也没有地方要。经过半年的努力，最后在莫斯科州弗拉基米尔斯基临床科学研究所找了个护士工作。住的地方根本没有，经济也十分拮据……只是在部长会议颁布了安置平反人员的命令后，才出现了得到“住所”的希望。后来，在青年街一所新房子的共用住宅里，分配给甘德列夫斯卡娅和丈夫一个小房间。再后来，安德烈耶夫作为一个上了年纪的苦役政治犯和很快就要死去的人，给他规定了属于联盟级别的个人退休金。 ……1917年4月。格里戈里·费奥多罗夫是被选进中央委员会的唯一工人。彼得堡布尔什维克组织把党证第1号发给了他。费奥多罗夫积极地参加了十月武装起义和国内战争。为什么斯大林要把他算作杀害基洛夫的策划者之一呢？“恐怖分子”费奥多罗夫先是被送到车里雅宾斯克的政治隔离所，后来又被押回到莫斯科给处决了。1956年时，曾经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中结成了斯大林的多数派的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马林科夫反对给费奥多罗夫平反。只是赫鲁晓夫经过一再努力，才作出了必要的决定。 已经开始的平反工作在告密者的队伍里引起了惊慌。当中央撤销了对以А．科萨列夫为首的共青团领导人假的指控时，Ｏ．П．米沙科娃这颗奸细之星就陨落了。她在1937年时曾对科萨列夫进行了诽谤。现在这个女告密者被建议离开共青团中央。但是，米沙科娃不能够就这么突然地离开领导工作。她在被解除领导工作后的整整一年间，继续到团中央去看望，并且除了吃饭之外，整个工作日一直坐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有一次她的入门证被没收了，值班守卫人员不准她进入办公大楼。米沙科娃每天还是继续到这里来。现在她在规定的时刻一直站在团中央的大门旁，自然，吃饭的时间除外。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把她的丈夫调到梁赞去。但是米沙科娃还是不离开自己的岗位。每天早晨4点钟，她坐上电气列车来到莫斯科，在团中央的大门口站完工作时间。这种情况一直到把她送进医疗机关为止。 另一个女奸细是谢拉菲玛·戈普涅尔。虽然她把对“人民的敌人”进行平反理解为个人的悲剧，但事情还没有发展到把她送精神病院的地步。她的丈夫是列宁的战友埃马努伊尔·约诺维奇·克维林。在丈夫被捕后，这位老女布尔什维克向党委交了一封信；信中说：“我感到羞耻的是，我在20多年的时间中，竟然同这个坏蛋结合在一起。而关于他进行敌对活动的信号是已经表现出来了的。”戈普涅尔仇恨丈夫是有其充分有力的理由的，因为克维林在被捕前不久，离开了她，又建立了新的家庭。 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预定要召开一个纪念克维林的晚会。这位遗孀担心起来：要是突然出现一封诋毁她的信叮怎么办？要是再出现什么类似的情况又怎么办？于是她问老党员阿列克谢·鲁坚科（他在集中营里度过了17年）：“你不知道对队前敌人的声明书保藏在什么地方吗？”鲁坚科安慰她说：“这种文件可以放在各个地方。”戈普涅尔向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打去了电话，请求把纪念会因她有病而予以延期。这个手段她又玩弄了一次。克维林的儿子专程从乌拉尔来到莫斯科，但是他终究没有等到父亲的庆祝晚会的召开。 不久，戈普涅尔放心了：“没有人去破坏斯大林奸细们的名声和人格。于是戈普涅尔又在报刊上发表起文章来，又在会议上发表起言论来。1963年在革命博物馆为安·谢·布勃诺夫①举行的纪念晚会上，戈普涅尔指责这位已故的革命家对布列斯特和约持否定的态度。而当时处身在叶卡捷林诺斯拉夫的戈普涅尔本人却于布列斯特谈判期间，竟在该省的一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一项谴责列宁路线的决议：“布列斯特和约是背叛革命的行为。” ①安·谢·布勃诺夫（1883—1940）是苏联党政领导干部。1917年参加领导十月武装起义。曾任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工农红军政治部主任、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等职。——译者注 这一类的事情简直可以编一本很厚的选集来。然而用不着去这么做，因为既然革命家雅柯夫·斯维尔德洛夫的儿子曾在贝利亚身边工作，既然列宁战友的遗孀成了集中营里的好细，并且在获得自由之后，再一次出卖死者，而后来她竟出版了一部描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长篇小说，这就使得在人们的心理上不能不产生重大的错位现象。 ……30年代当赫鲁晓夫主管乌克兰中央的组织部时，玛丽亚·什马耶诺克领导着宣传部。赫鲁晓夫很器重她，时常征求她的意见。什马耶诺克的丈夫、中央委员会书记尼古拉·杰姆琴科被消灭了。玛丽亚带着两个儿子——尼古拉和费利克斯，被送进了集中营。1948年时，什马耶诺克回到了乌克兰。当时担任乌克兰中央书记的赫鲁晓夫，没有接见她，而是把她送交给内务人民委员部。什马耶诺克从那里作为一个经济派分子被打发到了“扎波罗热冶金厂”。在这个联合工厂里，人们开始一致地、而且是乐意地来折磨这个把自己伪装起来的“人民的敌人”。他们在计划处折磨她，在党委会和基层委员会里折磨她，在开会时、开会前、开会后以及在不开会的时候，都折磨她…… 1955年。玛丽亚·什马耶诺克来到了莫斯科，她往邮箱里投进了一张寄给中央第一书记的明信片。赫鲁晓夫立即接见了她。“在当时，即在1948年时，你一定生气，是吧？我当时没有接见你……但在当时我能够做什么呢？”而现在他这位第一书记又能做什么呢？例如，他能向全体政治犯宣布大赦吗？不能的，但是要知道他是想这么做的。 党内的大官们不想这样做。1953年9月17日短暂的大赦只涉及到了刑事犯和“生活作风上有问题的人”。不过集中营的制度已经不那么残酷了，被平反者的小溪开始流水了，押送队已不敢利用自己的权力来枪毙犯人了。但是1958年春天，刮来了另一种风，惩罚政策获得了新的推动因素，这就是内务部颁布的第380号命令。各集中营里开始设立专门隔离病房。虽然小溪还在继续潺潺作响，但是残酷制度的恢复使政治犯们首先受到打击。 1944年在伯朝拉，我见到了Г．Ｍ．达尼舍夫斯基教授，他是一位大内科医师。1937年时他因杀害高尔基案件而被捕，同时还指控他为英国、德国及其他4个国家当间谍。原来是教授曾代表苏联医务界出席了6个国际代表大会。1955年，伯朝拉来了个中央委员会的专门委员会。他们建议达尼舍夫斯基提出申请，要求重新审查他的案件。他写了一份36页的申请书。专门委员会委员Ａ．Ｂ．斯涅戈夫是教授的老相识，他拿走了申请书，但是为了以备万一，他请犯人在一张空白纸上签上自己的名字。 ……赫鲁晓夫很费力地去弄懂达尼舍夫斯基写的这个很长的申请。这时斯涅戈夫拿出了准备下的、由教授签了名的那张空白纸，说：“也许这能用得上吧？”赫鲁晓夫表示同意，并口授了如下一段文字：“1918年入党的党员、苏联卫生人民委员部科学委员会前主席、医师进修学院院长Г．Ｍ．达尼舍夫斯基致联共（布）中央第一书记尼·谢·赫鲁晓夫。申请书。我没有任何罪过。请予以释放。”赫鲁晓夫在上面作了指示。他把第一份申请书还了回去并说：“这一份申请书留给自己作纪念吧”。① ①Ａ．Ｂ．斯涅戈夫的证词。 达尼舍夫斯基释放后在米亚斯尼科夫心脏病学研究院工作。1955年，他写的《一个人在北方对生活条件的适应》一书出版了。扉页上的题词是：“愉快地献给不能忘怀的朋友和同志安娜·达维多夫娜·达尼舍夫斯卡娅—罗佐夫斯卡娅。1955年9月21日。” 被非法镇压的罗佐夫斯卡娅的申请书也到了赫鲁晓夫那里。她是1904年入党的党员，列宁的亲密同事。至今还保留着她同列宁和斯维尔德洛夫并排站在红场上拍的一张照片。她因梗塞躺在医院里。什维尔尼克的副手来看望她时，给她带来了党证。两个小时后，罗佐夫斯卡娅逝世了。她从集中营释放后一共只活了两个月。 ……回顾过去，回顾解冻天气的短暂岁月，你会把平反看作像是一种抽彩。平反工作所依据的原则本身——如果这能称之为原则的话——。看来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因为每一个政治犯应当自己为自己申请（如果他还活着的话），或者由亲属为他提出申请。甚至在平反这样一件人道的事情上，也是既没有合理性，又没有对个人的尊重…… 同志们请求外高加索联邦前外交人民委员给1937年死去的亚历山大·阿尔捷米耶维奇·别克扎佳恩平反。究竟是在什么情况下保存下了别克扎佳恩的案卷——很厚的一个绿色公文夹，这不清楚。在公文夹里有一份报告，上面有总书记的批示：“枪毙”；还有死者的几张照片。检察长把一位老女共产党员Ф．Ｍ．克努尼扬茨叫了来，把一张照片给她看。问她：“认得出来吗？”——“怎么能认不出来尤里娅同志……我们一起进行过党的地下工作。”照片上有一张因受伤而变丑的脸，一只发肿的眼睛……克努尼扬茨读着别克扎佳恩的供词：“我的父亲是贵族出身，担任过调停官的职务。家很大，我们过着穷困的生活。我靠自己的钱来学习。因此我加入党只是为了为穷苦的生活报仇。但是主要目的是使党受到许多损害。”“您对别克扎佳恩的看法呢？”检察长问。“这是一个非常诚实而纯洁的人，一位杰出的共产党员。”①如果谁也没有为他提出请求呢？如果同志们不去管他呢？ ①引自Ф．Ｍ．克努尼扬茨的《回忆录》。 起初，弗拉基米尔·安东诺夫—奥弗申柯走了运。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阿纳斯塔斯·米高扬提到父亲①是一个死后受到诋毁的受害者。诋毁者是历史学家Ａ．Ｂ．利霍拉特。②我认为，这意味着中央承认这位革命家是无辜的。不久，我收到了为父亲死后平反的证明书。自然，证明书不是寄给我的，任何人也没有找过我。我自己不得不就此提出请求。过了不久，在1963年，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科学研究员Д．Ｂ．奥兹诺比申公开指责“具有托洛茨基主义思想情绪的”安东诺夫—奥弗申柯1919年时在乌克兰战线上执行了反党的战略。一年之后，《消息报》发表了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研究员Ａ．Ｍ．索沃金写的一篇短文，他断言，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同德边科串通一起，对一篇预先约定的电文——“把条例发出去”进行了改写。根据这封电报，一支舰队在1917年10月，应当从赫尔辛福斯开往彼得堡。这样一来，安东诺夫和德边科就从名利主义的动机出发，把电报看做是自己的。从而“伪造了一份历史文件”。③ ①即本书作者的父亲。——译者注 ②《苏共第22次代表大会、速记报告》1956年莫斯科俄文版第1卷第326页。 ③《消息报》1965年7月10日。 这篇报纸上的潜言中伤当时是索沃金炮制的，他是同安德烈·斯维尔德洛夫一起炮制的。雅·米·斯维尔德洛夫的儿子①多年来一直在贝利亚的领导下有成效地工作着。因此，寻找安德烈·斯维尔德洛夫的行为动机是不需要的。但是，是什么东西促使报纸编辑Ю．П．沙拉波夫去参加这一诋毁行为的呢？ ①安德烈·斯维尔德洛夫是亚·米·斯维尔德洛夫的儿子。——译者注 我在编辑部里同负责人谈话时指出：“3个科学副博士来干一件简单的卑鄙事情，不是太多了吗？”编辑大笑起来。我可笑不起来。我决定对索沃金和编辑部向法院起诉。幸运的是，在《刑法典》和《民法典》中列有公民要求给予恢复名誉的权利的条文。我诉诸了人民法庭——申请书自然未被接受。又诉诸市法院，情况也一样。只是由于一些老布尔什维克的干预和总检察长的个人指示，市法院才接受了对案件的审讯……但是马上就闭庭了，原因是《消息报》及时地刊载了索沃金的一封信。但他并不是向读者和报社编辑部道歉。你要知道，他是又搞到了一些新材料使自己不得不承认“犯了错误”。①不过如此而已……《消息报》编辑部一句话也没有讲。 ①《消息报》1965年8月31日。 与此同时，无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还是社会科学院，或者是苏共中央高级党校，它们都出版了一批党的历史方面的著作。现在，斯大林已经不是革命领袖了，甚至也不是第二二领袖。作者们采取了对他的名字避而不提这样一种方便的立场。另一方面，对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分子”的咒骂却加倍地厉害起来。因为离了咒骂，就无法进行论文答辩，就不能够出版书籍和发表文章。不管有无理由，都要提到“托洛茨基分子”安东诺夫—奥弗申柯。要知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年月里，安东诺夫曾在巴黎办了份国际主义的报纸，同列宁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团结一致地行动，而同托洛茨基和马尔托夫则公开地划清了界限。所以列宁欢迎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的立场。但是，有谁去弄清楚这些细微之处呢？依然给人家扣一些陈旧的、可靠的帽子，当然是最省事的。 还有一个方便的借口，这就是1923—1924年进行的辩论。后来斯大林的这一挑拨行为使几千个诚实的革命者丧失了生命。但是，你去摇铃吧，你去敲钟吧！反正所有不支持斯大林的人都是托洛茨基分子。所有反对总书记的证明文件都是托洛茨基的证明文件……这场荒谬的运动并不就是这么荒谬的。因为没有这样一场运动又如何解释党的列宁骨干的死亡呢？至于右手干的事，左手不知道，这样的障眼法这里就不去说它了。而为了安慰那些被平反的人，在他们的纪念日开个纪念会，纪念一下也就可以了。 在安东诺夫—奥弗申柯80诞辰（1963年）和90诞辰（1973年）时，一两家报纸对此作出的反映是发表了几篇短评，但在短评中却总要提到他的“托洛茨基的”过去。这位革命家的战友们打算在革命博物馆和苏军大楼举办几次回忆晚会，但是他们“不被理解”，无论是在莫斯科，还是在列宁格勒或基辅，这样的晚会都未办成。一些著作家建议在中央大楼庆祝一下安东诺夫—奥弗申柯这位作家、批评家和诗人的90诞辰，但是这个建议刚一提出来就被否决了。有人说：“在这些失势的人中，他是这样一个人吗？”——“对他的平反是中央决定的嘛。”——“可是谁敢向我担保，明天他不会像费多尔·拉斯科尔尼科夫那样，取消对他的平反呢？”——提出这种反对意见的是一位负责人。后来，在报刊上接着又发表了一系列诋毁性的文章。 我是盲人协会的成员，几年来我曾在那里就父亲的革命道路作过几次讲演。接着就有人对我进行告密，于是不准我“扩散托洛茨基分子的观点”。我向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写了一个很长的声明。我请委员会主席Ａ．Ｅ佩尔谢检查一下对中央决定的执行情况。如果中央的决定还没有被取消的话，就应该停止对我的已经平反了的父亲进行语言中伤。两个星期之后，佩尔谢的助手把中央监察委员会指导员彼得罗娃的电话号码告诉了我。我又等了两个星期（因为问题正在研究中）。这时我给她打去了电话，我从电话中听到：“决不……就是……是的！我正在研究你的声明呢。你父亲的案卷就放在我的桌子上。我不了解，你的愿望是什么……他是1917年入党的，而在此以前……”——“请原谅，为了把情况搞准确，我不得不插进一句话。我父亲是1903年入党的。这反映在列宁在世时出版的历次代表大会的记录中。我可以向您提供一切材料。要知道我是一个职业历史学家。如果您亲自接见我的话……”——“这没有任何必要。你的案卷就在我这里。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学家呀？1938年时，你被学院开除了……”——“但是不久我就又复学了。一年之后，我领到了毕业证书。”——“这不可能。”——“请您稍等，我把毕业证书的号码告诉您。”——“不必麻烦了。我已经说过，你的案卷就在我的桌子上嘛。”——“这么说来，我是一个骗子了，我拿到的毕业证书是假的？是这样的吗？”——“我认为话题已经谈完了。” 我给佩尔谢的助手打去电话说：“我请求你不要使我父亲的名字蒙受耻辱，但是您的工作人员彼得罗娃准备连我也一起加以诽谤。”这位助手愉快地哈哈大笑起来……接着是善于辞令的回答。感谢他们——佩尔谢及其助手，还有彼得罗娃这位什基里亚托夫从前的女助手。是她帮助我在50岁时懂得了别人早已清楚的事：一个革命家的英名在党内那些大官们看来，是毫无意义的。 正是在这个时候，苏共中央高级党校已着手在出版一套《党的政治家丛书》。起初有人建议把安东诺夫—奥弗申柯这位一系列书籍和好几百篇文章、特写的作者及许多报刊的创办者列入计划，这个建议得到了人们的理解。但是令人不解的是：一些更高的负责人拒绝同一个“失势的人”发生关系。 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涅夫斯基写了一干多篇文章。其中有《党的历史是一门学科》这篇重要著作。他这位列宁的亲密战友从来没有偏到一边去，没有同反对派一起发表过什么言论。但是就连涅夫斯基也被拒绝承认为党的政论家。他们对克德罗夫也是这样。他们认为，重新发表古比雪夫、伏罗希洛夫和奥尔忠尼启则的文章，要令人放心得多。 但是，瞧，亚·米·何伦泰的一本文集出版了。令人腻烦的逻辑迫使人们要问；“为什么？要知道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①并不只是卷入一种倾向呀。”我似乎已开始觉察到一种规律性。柯伦泰是没有被镇压的人！奥利明斯基、卢那察尔斯基、雅罗斯拉夫斯基也是这样——他们也都各出版了“一套书”。至于“已经平了反的”弗拉基米尔·涅夫斯基，迄今为止，他没有出版一本书。对于他的周年纪念日，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革命博物馆都顽固地予以回避。 ①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是柯伦泰的名的父名。——译者注 勇敢的革命家、列宁的战友尼古拉·斯克雷普尼克在1933年自杀了。他成了斯大林迫害的牺牲者。斯克雷普尼克虽然平反了，但是报刊上还在继续重复着斯大林对他进行的那些语言中伤。尽力地参加这一迫害运动的有利霍拉特。正是他。他在勃列日涅夫时期重新来诋毁人：他又是诋毁柯秀尔，又是诋毁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又是诋毁斯克雷普尼克 他是奉了别人之命来诋毁人的。 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过了一年，赫鲁晓夫收到了关于布哈林审判案的材料。一天早晨，他把沙图诺夫斯卡哑叫了去，说：“整个一夜我都在看您的报告，我哭啦。要知道对于过去这一血腥事件我也参与了。”对30年代的审判案件由中央主席团的一个专门委员会来审查。几位诚实的同志被任命来领导一批党的侦查员。关于各种证明文件、斯大林专横时期牺牲者和见证人的供词，中央的专门委员会收集了64卷之多。 1960年，法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莫里斯·多列士来到了莫斯科。在赫鲁晓夫的桌子上放着一个公文夹，里面是中央专门委员会作出的各种结论。当时一位负责工作人员在场。多列士说：“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我请您不要立即撤销一切审判案件。要知道在你们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当斯大林的罪行被揭露时，就有48000个党员退出了法国共产党。”赫鲁晓夫说：“如果他们只是为了斯大林大元帅而加入共产党，那对他们退出党就用不着去婉惜。”“但我还是请你不要突然宣布把所有审判案件都撤销，哪怕是一个月撤销一个也可以。”“但这是为什么？所有的人早已知道，这些审判案是‘假的’。这样一些审判案件应当永远消除。这只会使我们博得舆论的好评。”——“关于这些审判案是伪造的，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早在20—30年代就知道了。对于苏联一些党的活动家同托洛茨基的一切秘密会见，西方报刊在莫斯科各报纸发表了假的材料之后的第二天，就毫不费力地和十分有效地予以驳斥了。所有的人都知道，布哈林不是日本间谍，而季诺维也夫也没有杀害基洛夫。”赫鲁晓夫说：“瞧，这里就是专门委员会的材料，从中可以看出，基洛夫是根据斯大林的指示被杀害的。不，假的审判案件我们要统统加以撤销。立即加以全部撤销，毫不拖延地予以全部撤销！” 但是赫鲁晓夫低估了斯大林反对派的力量。他们不断地对他施加压力。他们把一切手段都用上了：他们对老党员们进行诽谤，对赫鲁晓夫又是吓唬，又是劝说……他们说：“如果撤销审判案件，人民就可能对我们产生错误的理解……请想一想吧，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这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将产生什么影响……还记得列宁在其《遗嘱》中说了些什么吗？对上帝还是要怕一点吧，亲爱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于是，赫鲁晓夫退却了。 党的著名活动家叶·德·斯塔索娃、维·亚·卡尔宾斯基和卡塔尼扬请求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在党内恢复布哈林的英名。但是他们的呼声没有被人们听到。连许多外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都请求为布哈林平反。但是连给他们以回答都没有。 在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之后，一些老党员责备第一书记说：“您曾答应要撤销一切审判案件并公布揭露杀害基洛夫的真正凶手的材料。”——“不，现在无论如何做不到。当然，我们将来一定要做，但是得到15年以后。”所有调查斯大林罪行的材料都交到档案馆去了。①……出现了一种不合理的情况：在1938年布哈林审判案的22个犯人中，就有一半以上的犯人在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等待着平反。 ①根据Ｏ.Г.沙图诺夫斯卡娅、Ａ.Ｂ.斯涅戈夫、阿·伊·米高扬的回忆。 列宁的战友亚·加·施略普尼柯夫的遗孀在集中营里度过了18年的岁月，她怎么也得不到平反。一些老布尔什维克去找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Ｈ．Ｂ．波德戈尔内。他们说：“到底是怎么搞的？根据苏联的路线，也就是说，按刑法典规定的范围，施略普尼柯娃已经被宣告无罪了。可是党籍却没有恢复。中央监察委员会作出决定说：‘由于年代久远不予处理。’”波德戈尔内答应帮助办理个人退休金的手续问题，而关于恢复党籍的事，他建议再去找一找中央监察委员会。那里对施略普尼柯娃的回答是：“恢复党籍问题还不成熟。”两个月之后，施略普尼柯娃去世了。她的女儿打电话给中央监察委员会说：“问题已经完全成熟了：昨天妈妈已被埋葬了。”① ①И.Ａ．施略普尼柯娃的证词。 由于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的坚持，当面把党证交给了被平反的共产党员们，但是，党证上注明：党龄从1937年到1954年中断。对那些企图提出抗议的人，他们用假装出来的原则性来回答：“你们在监狱里进行了什么党的工作？”但是莫洛托夫对自己的妻子波林娜·热姆丘任娜却没有忘记办理一个“正常的”党证，即没有党龄中断的党证。 但愿任何人都不要认为，反对真正平反的只是已故总书记的那些助手们。广大的斯大林派的社会人士都加入了维护不公正事情的斗争。……诗人帕维尔·瓦西里耶夫在26岁时被消灭了。是根据谁的告密而被消灭的，不清楚。为瓦西里耶夫平反是费了很大的劲才作到的。因为有人反对。 十二月党人Ａ．И．雅库波维奇的曾孙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雅库波维奇是革命的积极参加者。从1930年到1941年，他一直在蹲监狱。后来，他在被释放了几个月之后，再次被关进监狱。1956年他被平了反，但只是在第二案件上被平了反。在第一个案件上，即在所谓的“联合常务局”的案件上，雅库波维奇没有被宣告无罪。大家都知道他是无罪的：无论是克雷连科（他在1931年孟什维克的审判案中以公诉人的身份出现），还是米高扬（雅库波维奇以前曾在他所领导的机关里工作过），都知道这一点。 米高扬把雅库波维奇的申请交给了总检察长。但是鲁坚科需要政治局批准。而政治局则予以拒绝。米高扬对雅库波维奇说：“中央认为，复查政治审判案，现在不是合适时机。进行新的平反，也是这样。” 平反的过程像揭露斯大林的过程一样，有其来潮和退潮。“不是合适时机”、“在西方面前感到尴尬”、“人们会怎么说？”……都是一些方便的借口。其中的一个借口我记得特别清楚：“莫斯科是没有回旋余地的。” 当我已经平了反，请莫斯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当时的秘书Ａ．Ｍ．别哥夫（上面提到的一个人的弟弟）给我办理在莫斯科登记户口的问题时，他就是这么回答我的。要想让他接见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出生于莫斯科，学院毕业于莫斯科，被捕于莫斯科。现在根据部长会议的决定，我有权住在首都。这一切我都向别哥夫作了叙述，但是所得到的却是这样一个没有回旋余地的拒绝。我不想去找中央。在度过了北极圈以北的集中营的生活之后，我爱上了南方。于是我在加格拉安顿下来，接着我向莫斯科写去了信。我请求把父亲的埋葬地告诉我。要知道像维辛斯基这样的别于手的遗骸都埋葬在克里姆林宫的城墙之上……我得到的回答是：要查明父亲死去的情况“是不可能的”。 为死者平反的工作是在毫无计划的情况下进行的。尤其在初期更是如此。一些偶然的同情者为死者和幸存者编制了一些偶然的名单。杀人者的行动则完全不同：斯大林杀人是有计划的，是按照次序的。而且不怕宣扬出去。对某些“人民的敌人”，他向全世界加以大声宣扬。而对于被斯大林杀害的人进行平反的工作，却是秘密地进行的。大概这里表现出了一些领导人的十分自然的羞耻心，也表现出了那些参加消灭运动的人十分自然的羞耻心。他们具有这种羞耻心已经很久了。因此对于杀害列宁的战友们、元帅们、科学家们和作家们的日期，他们还要隐瞒匠：20年。一些出版社和编辑部在公布死者的材料时，是相信内务部提供的情况的。这个机关的认真负责情况是众所周知的。它执行了这样一项命令：把被斯大林杀害的人死亡日期分散在1935—1945年期间。如果将其死亡日期只限定在1937—1939年这3年的话，那将会出现一种使人感到十分寂寞无聊的情景。 从原则上来讲，领导人是不反对把事情公诸于众的，只是要掌握限度和分寸。人们关于罗莎·卢森堡、卡尔·李卜克内西和恩斯特·台尔曼都写成是“被凶杀”，而关于列宁的战友们则说成是“被镇压”。他们认为这样说不至于使人那么害怕。 很多老党员都很想象从前那样，为党的利益而工作。但是他们得不到理解。在被平反的人中，有一位A．A．梅德韦杰夫，当他在中央的时候，曾敢于提到拉季舍夫①的命运。说亚历山大一世在位时，把这个农奴制的最凶恶的敌人关进监狱和送去流放，但在流放6年之后，又让他参加新法律的制定工作。可是梅德韦杰夫的这种暗示也未得到理解。几年之后，梅德韦杰夫去世了。埋葬他时有很多人来为这位革命家送殡。乌德穆尔特（这位著名的师长在国内战争时曾在那里进行过战斗）的几位党的领导人也到莫斯科来为他送殡。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因梅德韦杰夫为革命树立了丰功伟绩而在死后奖给他一枚勋章。 ①拉季舍夫（1749—1802年），俄国革命思想家、作家、俄国革命思想传播者。他的主要著作《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记》描写了人民的苦难，揭露了专制政权和农奴制度的残酷。书出版后被查禁。1790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从流放地回来后，重申废除农奴制的主张，再度蒙受迫害，被迫自杀。——译者注 死者生前进行党员登记的那个地区的区委书记预先通知老布尔什维克们说：“怎么，你们想为自己的这位被平反的朋友举办盛大葬礼吗？不行！”区委派出一位受托人即房管处的党组织书记（他是一个很象样的斯大林分子）去监视葬礼的进行。他首先发表了临葬悼词，悼词十分简短。接着这位受托人便下命令道：“拿棺材盖来！”但是棺材盖在一个诚实的人的手里。于是这时乌德穆尔特共和国党的第一书记便发表了讲话。接着又响起了“拿棺材盖来！”的喊声。继他之后沃特金斯克市委书记又发表了讲话……那个受托人又下令道：“拿棺材盖来！”最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的汽车开来了。他们抬来了一个用鲜艳的玫瑰花扎成的大花圈。德苏友好协会的代表发表了讲话。然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大使走到棺材跟前，把一枚勋章固定在死者的衣服上。当他们还没有来得及预先阻止大使时，大使便发表了讲话，并在讲话中提到了斯大林进行政治杀害的牺牲者。“拿棺材盖来！”——那个受托人最后一次下了命令。 ……追悼的钟声不再响了。70年代到来了。一位地位很高却叫不出名字的人郑重地说：“我们对亡灵已经感到厌烦了！”从这一天起，所有关于被害的列宁战友及一切著名活动家的周年纪念性文章，在结尾部分都是一大堆好听的话，极力称赞死者对党的忠诚——既不提死亡日期，也不谈遇害情况。象“镇压”、“诽谤”、“牺牲者”、“专横”这样一些字眼，部成了铁一般的禁忌语。这样一来，被斯大林杀害的人就只得到了一种纸上空谈的永垂不朽。 而为了使被斯大林杀害的人的幽灵不去惊扰新的几代人，革命者们的名字就从历史上被取消了。1918年7月6日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举行的叛乱被瓦采季斯、穆拉洛夫、涅夫斯基指挥的军队镇压下去了。但是剧作家M．沙特罗夫却被迫在“7月6日”这天代替他们来表演一个波德沃伊斯基①。根纳季·菲施描写了芬兰的革命事件。安东诺夫—奥弗申柯领导了赫尔辛福斯和波罗的海舰队的布尔什维克。然而接着却下命令把他“除掉！”于是《在1917年6月》这本书的作者就从自己的书中把他除掉了。 ①尼古拉·伊里奇·彼德沃伊斯基（1880—1948年）是俄国革命活动家，攻打冬宫的领导人之一。历任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俄军事组织局主席，彼得格勃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等专职。——译者注 ……在埃尔米塔日参观的参观团成员们被指给看一把梯子，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当年率领起义者就是爬上这把梯子，冲进冬宫的内室的。只是现在却用另一个人来代替他了。而那位另一个人是在床上死去的。 当时对待许多革命家的名字就是这么做的。赫鲁晓夫的上台，他的打算揭露斯大林和为斯大林时代几百万受害者平反的试图——这都是一种历史上的偶然性。贝利亚的失败也是这样一种偶然性。斯大林的流毒不可能随着斯大林的死去而结束。如果是在另一种偶合的情况下，贝利亚也许能夺得政权，并对所有的人进行一次新的“血腥屠杀”。那将是一场在一小撮斯大林走狗内部进行的争权夺利的斗争。这样一种小规模的斗争，其结局是难以预测的。历史的规律性还包括不了这种斗争。赫鲁晓夫死后人们竟未能在埋葬剑子手们的克里姆林宫的城墙旁为他找到一块葬身之地，同那个头目①埋葬在一起。“而斯大林同志是需要埋在那里的，这是辩证法的规律。”——总书记本人对此也会这样说的。但是历史的正义性毕竟占了上风。它在1985年来到了，我们有能力永远抓住它。 ①“那个头目”指斯大林。——译者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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