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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大·本杰明（Judah Benjamin），来自路易斯安纳州的参议员，当时联合政府的智多星。南北战争后逃到伦敦，是个55岁一文不名的难民。19年后他去世时，已经成为英国酒吧界业务最多的老板。 我移居美国时，我的英国朋友认为我疯了。怎么会抛下一个已经开始发展的大好事业去连野鬼都不认识一个的国家重新开始？其实我当时并不像个快饿死的西西里人，也不像逃离希特勒魔掌的难民。我的这个决定，就像是已经抽中了生命彩票的头等舱，却选择了乘末等舱去旅行一样。 为什么？部分原因是我喜欢冒险。部分原因是我认为花同样心力在美国能赚到的钱是在狭小的英国的三倍。部分原因是我想证明没有哥哥的关照，我自己也能成功。部分原因是我为美国的“新政”所鼓舞，认为罗斯福会比张伯伦更好地解决失业问题。还有部分原因是我读过的那些书激发了我的想像，从马克·吐温（MarkTwain）的《哈克·贝利历险记》（Huck Finn），到威拉凯瑟（Willa Cather）、爱迪斯·华顿（EdithWharton）、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史蒂芬·文森特·贝内特（Stephen Vincent Benet）描写南北战争的叙事诗《约翰·布朗的身躯》（John Brown’s BOdy），则使我的想像达到高潮。我并没有当时英国流行的妒美情结。一位老法官曾说：“美国女人穿得像时装图样，言谈像雄孔雀，举止像烧饭婆。”当我和一个来自弗吉尼亚第～批移民家庭的女孩订婚时，苏格兰的一位表兄来信说：“大家觉得美国女人都像爱德华亲王那位有过离婚记录的美国老婆辛普森太太一样。但是，也许有出污泥而不染的，果真如此的话，希望你的未婚妻就是一个。” 路上，和我同一船舱的路易奇·路西欧尼（LlligiLucioni）给我讲了一个英国人在美国的故事。有一个英国人到纽约去，住在伍道夫·爱斯多利亚（Waldorf Astoria）饭店。第一天的晚餐开始时，饭店有名的餐厅领班奥斯卡（Oscar）问了这位英国客人一个谜语（他就是因擅出谜语闻出名的）。“我爸爸有个孩子。他既不是我的兄弟，也不是我的姐妹。他是谁？”这位英国客人整顿饭都冥思苦想，最后他放弃了。“是我啊！”奥斯卡给出了谜底。三个星期后，这个英国人回到伦敦，在一次晚宴上讲了这个谜语。没人猜出答案。“是奥斯卡啊，就是伍道夫·爱斯多利亚饭店的餐厅领班嘛！” 当曼哈顿的摩天大楼进入眼帘的时候，我不禁喜极而泣。靠岸时，我看到一个用手提凿岩机挖路面的工人正抽着雪茄，在英国，那是贵族才抽得起的奢侈品。 当年我带了两封介绍信。一封是亨弗利·洛勒斯顿爵士（Sir Humphry Rolleston），我当医生的叔叔写给伊曼纽尔·利伯曼（Emanuel Libman）医生的。我第～次走进利伯曼医生的办公室时，他抓住我的脖子，用拇指顶住我的耳朵，我痛得要命，忍不住大叫了一声。这就是他永远不变的第一步检查，用来测试病人对疼痛的耐受程度，他认为这是进行诊断重要的开始步骤。掐完我的脖子，他又静静地盯了我好几分钟。 “你的肠子在出血。” “你怎么知道？” “你背部最上面那条肌肉有酸痛的现象。” “你怎么知道？” “别管我怎么知道的。今天晚上上床前，吃六颗氯化亚汞，明天早上，喝一瓶布鲁托水（Pluto water），然后再灌肠。好了，现在跟我一起去沃伊辛（Voisin）吃中饭——我介绍你认识贝利·德·阿科斯特·格林（Belle deAcosta Green），他是摩根先生的图书馆馆长。” 当时是洛克非勒医学研究中心（Rockefeller Insti－tute of Medical Research）的负责人爱利克斯·卡瑞尔（Aleds Carrel）医生告诉我，医学上最重要的事，就是说服利伯曼医生在去世前把他的诊断方法写下来。但是这个个子矮小、面孔白白的老先生从令他的同行们困惑不已中获得了孩子般的快乐，所以直到去世，他都没有让他们如愿。他在生前发表了100多篇论文，但是对他的神技从来是秘而不宣。他可以闻到疾病。有一次，刚走进一家医院，他就宣布：“我闻到了伤寒的味道，把病人找出来。”一点都没错，后来发现一个刚收治的病人正处在伤寒发病初期。 利伯曼医生在一次招待会上见到了哈定总统（Pres一词ent Hardin），第二天他就打电话给华盛顿的尤金·梅尔（Eugene Meyer），问他：“副总统是谁？”一柯利艺（Coolidge）。问这干嘛？”“因为哈定活不过六个月。” 结果真是这样。1944年，利伯曼在一部新闻纪录影片中见到罗斯福，预言他会因脑溢血而过早离开人世。有一天晚上，我在伍道夫·爱斯多利亚饭店碰到利伯曼医生，他作为贵宾出席一所杰出的医学院的毕业餐会。“你的演讲题目是什么？”我问他。“我没有演讲，”他回答，“我告诉这些毕业生他们将来会死于什么病，逗得他们开心极了。” 萨拉·伯恩哈特（Sarah Bernhardt）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都是利伯曼医生的病人。爱因斯坦住在柏林的时候，只要不舒服，就拍电报给利伯曼，在电报中描述他的症状。利伯曼就将他的诊断用电报传回去给爱因斯坦。利伯曼医师告诉我，著名谐星哈伯·马克斯（Harpo Marx）第一次来找他看病的时候，是头下脚上，倒立着走进来的。“你干嘛这么额三倒四地走路？”利伯曼问。“我在拉肚子，直着走路憋不住。” 利伯曼把大部分收入，加上从病人那儿募来的大笔捐款，都用来资助年轻医生的研究工作。我的亨佛利叔叔去世的时候，利伯曼写信给我：“请你把随信附上的这封信转交给皇家医学院的摩根勋爵（Lord Morgan）。我准备捐一万美元用于成立一个以亨佛利·洛勒斯顿爵士的名字命名的讲座基金。早点请我吃饭！” 他在64街和他姊姊共有一套高级住宅，但两人住在不同楼层，很少见面。有一天下午，我看见一位老先生从利伯曼的办公室出来，里面的留声机正放着索尔（Saul）的《死亡进行曲》。我问利伯曼为什么放那首葬礼音乐。“这个人快死了。”多年来，利伯曼一直为臭窦疼痛所苦，在办公室里，他鼻孔里总是插着一根包着药棉的探针。有～次他的一个病人在盲肠炎手术中死了，他希望获得许可，切除去世病人的甲状腺，但病人家属拒绝了。那天深夜，利伯曼和卡瑞尔参加完晚宴回家，途中顺便去了停尸房。没向任何人打招呼，利伯曼立刻脱下晚礼服，把手臂插入那个病人的盲肠切口中，一直往上伸，全然不顾尸体的脓液喷在他消过毒的衬衫上，直到他摸到甲状腺，并用手指头把它取出来。 想知道我对美国烹饪术的看法吗？美国的苹果派和面包是世界上最差的，牛排和烤牛肉是世界上最好的，龙虾也很棒。弗吉尼亚和田纳西两州的火腿别具一格——比英国拜扬尼（Bayonne）、约克（York），或欧洲所有其他地方的都好得多。酥皮饼、甜薄煎饼还有枫糖浆都令人食欲大动。冰淇淋简直是人间美味。但仅此而已。 全世界最棒的厨师是法国人、中国人和比利时人，最差的莫过于爱尔兰人。 我的另外一封介绍信是我的表姐吕贝卡·威斯特写给曾雄霸纽约戏剧评论界多年的亚历山大·伍尔科特（Alexander Woollcott）的，化肥胖、和善、风趣、感性，还有点粗鲁。在《人群中的我自己》（Myself Among Others）一书中，露丝·高登（Ruth Gordon）这样回忆我初到伍尔科特在佛蒙特州的私人小岛时的情景： 亚历山大这头公牛的汽艇撞到码头，一个高个子年青人顶着一头像火一样的红发跳下来，跟着他的行李，一路走到早餐桌旁。 “我猜他一定是个石头一样倔的家伙，”伍尔科特一边说，一边走到桌子这儿来，“这位是大卫·奥格威。大卫，这些都是吃白饭的家伙。” “早！”这位新来的客人说，“有没有书桌？” “这是他妈的什么怪问题？”伍尔科特问， “坐下喝点咖啡，这可是你或贵国人民不配享受的高级待遇。” “谢了，但是我必须先给中佛蒙特铁路局局长写封信，说说这趟不体面的旅程。” 伍尔科特的兴趣被撩起来了。“怎么不体面了？” “这个国家一定得想办法改善铁路路基。我可以要张纸吗？我要把我的抱怨写下来。” 那些“吃白饭的家伙”是哈伯·马克斯和苏珊·马克斯（Harpo and Susan Marx）、乔治·卡夫曼和碧优·卡夫曼（George and Beau Kaufman）、爱则斯·杜尔·米勒（Alice Duer Miller）、洛尔·弗莱彻曼（Raorl Fleis－chmann）、罗伯特·舍伍德（Robert Sherwood）、爱斯尔·贝瑞摩尔（Ethel Barrymore），以及露丝·高登——伍尔科特佯装爱上了她。在晚餐闲聊的间隙，伍尔科特很大声地说：“奥格威，你是个没有天分的苏格兰中产阶级分子。”那天晚上接下来的时间，我划船载着贝瑞摩尔太太在撒满月光的湖上化游。她告诉我当她第一次出现在伦敦的舞台、演出《骑马水兵团的扫把星上尉》（CaptainJlnx of the Horse Marines）时，邱吉尔就爱上了她。此后的15年，只要他到纽约来，一定会在抵达后的半个小时内派人给她送来玫瑰花。 我发现如果不好好说说美国人的好客个性，就很难描述我初到纽约时的生活。首先要提到的就是查尔斯·伯灵翰（Charles C．Burlingham），他是改革运动的老前辈，那时已经80岁了。据说他曾经负责揭露市长吉米·沃克（Jimmy Wa比er）的腐败丑闻，然后策划了费奥雷洛·拉哥地亚（Fiorello LaGuardia）的当选。每周日早上，心存感激的拉哥地亚都会用打字机打一封长信给伯灵翰，报告前一周的政治事件，而伯灵翰允许我阅读那些轻率的杰作。伯灵翰最恨的人就是墨索里尼（MllSS。h山），但是他～直都守口如瓶，怕导致与在纽约的意大利奇公民的不和。但是，有天晚上（准确的时间是1938年10月17日）在世纪酒店吃完饭后，他终于放松一下自己，对我说：“你知道如果我是罗斯福，我会怎么做吗？我会把大西洋舰队派到地中海去，邀请英国海军来参加一些周年纪念日的庆祝活动——什么纪念日都行。之后我把联合舰队停在罗马外海，再给墨索里尼送个信：你这个王人蛋，要么住手，要么去死吧！”这时候，一向温和的他摇晃着拳头，气得脸色发青。伯灵翰在他位于康涅狄格州黑角（Black Point）海滨的花园里教我玩糙球，井灌输我关于美国政治的知识。他后来活到100岁，一辈子都反对偶像崇拜。 然后是在1890年创立罗丝玛丽·贺尔女子学校（Rosemary Hall girls’school）的卡洛林·露丝一李斯（Caroline Ruutz－Rees），最具处世之才的女校长。还有嘉·芬勒特和汤姆·芬勒特（Cay and Tom Flnletter）、汤姆·雷蒙特（Tom Lamont）——他从1911年起就是J．P．摩根的合伙人，我在美国的第一个感恩节晚餐就是在他家吃的、杰克·艾略特（JaCk Elliott）和他美丽的妻子、女权主义者奥黛丽（Audrey）。他们介绍我认识罗伯特·摩西（Robert Moses）和爱尔·史密斯（AI Smith）、艾略特的一个儿子，当时还是个14岁的中学生，后来在我退休后继任奥美广告董事长。最后要提到的是法兰西斯·柏金斯（Frances Perkins），她当过多年的劳工部部长，我的工作许可证就是她发的。 在这个时期，我的生活发生了一生中最幸运的转折：乔治·盖洛普（George Gallup）博士邀请我加入他在普林斯顿的公司。如果你下定决心要在异国发财，最好的办法就是先在当地的盖洛普民意测验机构中找份工作。在那儿，你会知道那个国家的人有什么样的生活目标，他们对当时最重要的话题持有什么样的看法，还有他们的生活习惯如何。很快地，你对这个国家的了解会比许多本国人还多。有多少美国人知道他们的同胞中有65％的人在餐前会念感谢祈祷文，或者有46％的在一般周日也上教堂？（在英国，在一般周日上教堂的人，只有3％。） 乔治·盖洛普是个了不起的人。作为一个周游各地的哲学家的儿子，他在高中时设法养了一群乳牛，并因此摆脱了贫困。在爱荷华大学上学的时候，他成为学生杂志的主编，并把这本杂志变成一份日报，还发明了一种计算每一条新闻和每一篇特写的阅读人数的方法——一个将给新闻业和广告业带来革命性变化的发明。1936年总统大选时，《文学文摘》（Literary Digest）预测兰登（Landon）将以领先19个百分点获胜。盖洛普对他们电话访问的可信度提出质疑，因为当时电话只局限在高收入阶层中使用。他抽取了最具代表性的样本进行民意测验，并预测罗斯福将当选。这一结果使《文学文摘》销声匿迹，而盖洛普则名声大噪。 在一次去好莱坞的旅途中，我写信给我哥哥：“我想用盖洛普的调查方法衡量电影明星的受欢迎程度、预测故事情节的吸引力、预测电影未来的走向等等。由于不了解观众真正喜欢什么，电影业在剧烈地摇摆。我发誓绝对可以消除对市场的盲目和对数字的错误统计，是它们正在扼杀这个庞大的工业。”这简直是奇迹般的巧合，盖洛普正是要我做这个工作。在接受了几个星期的调查方法灌输之后，我陪着他去好莱坞，身上带着肉肝馅饼大王亨利·谢尔（Hemry Sell）写给康斯坦斯·伯纳特（Constance Bennett）的信：“一位英俊、富有的英国青年正在前往好莱坞的途中（作者注：当时我全身上下只有400美元）。他绝对不是普通的英国人，而更像爱芙琳·瓦（Evelyn Waugh）那样的英雄。”我们到达当天，盖洛普和我一起跟乔治·舍弗（George Schaefer）吃中饭，他是RKO制片厂的老板。盖洛普根本就不会做推销员，我则紧张得说不出话来，直到舍弗在桌子底下用橡皮筋“啪”地打了我的靴子一下。这个举动让我放松下来，之后我开始侃侃而谈。饭后，我们开车到20世纪福克斯公司，在一间我所见过的最大的办公室里，达瑞·扎纳克（Darryl Zanhlck）手里拿着马球棒，正大步地踱来踱去。我再次娓娓动听地表达了我们的来意，一切似乎都进行得很顺利，直到斯派罗·斯古洛斯（Spyros Skouras）加入这个会议。这个好斗的希腊人负责福克斯制片厂与诸多电影院之间的联系。像每个做那种业务的人一样，他无所不知。他怀疑，有人需要调查吗？但是比他精明得多的扎纳克认为自己需要，所以邀请盖洛普和我一起去箭头温泉饭店（Arrowhead SPrings Hotel）度周末。多棒啊！我先找饭店的医生为我免费检查身体，他给了我一大杯蓖麻油，与费提兹学校医务室的做法如出一辙。然后我洗了个泥巴浴，并点了一份量大得吓死人的晚餐，还配上两夸脱Lafite红酒。我旁边那桌坐的就是饭店的医生，他一直紧张地看着我，生怕他让我喝下的深水炸弹会爆炸。星期一的早晨，舍弗打电话来说RKO会跟我们签一份为期12个月的合约，前提是我们不得同时为其他制片公司服务。扎纳克听到这个消息，下令再不准盖洛普和我踏进20世纪福克斯半步。 按照合约，我们要为RKO提供四项服务： （一）从票房号召力的角度衡量电影明星的受欢迎程度。我称这项调查为“票房价值稽核”（Audit of MarpueeValues）。 （二）预测观众对根据百老汇戏剧、小说和电影旧作改编的不同电影的接受程度。 （三）调查不同片名对票房的影响。 （四）调查电影观众中有多少人在一部电影发行前就听说过它。我称它为调查“公众浸透指数”（Index ofPudllclty Penetration）。 为了预测故事情节的受欢迎程度，我们抽取一组观众样本，给他们看故事大纲，然后问他们如果将这个故事拍成电影，他们愿不愿意看。我们发现一般人都倾向于夸大自己对亚伯拉罕·林肯的兴趣，但是我们学会如何让自己避免掉入这样的陷阱。我们首先问被访者这样一个问题：在晚上，是听电台的谐星，如杰克·班尼（Jack nenny）的节目，还是读莎士比亚。如果回答是莎士比亚，我们就知道他在撒谎，于是结束访问。 只要提供给我们故事大纲、片名以及演员阵容，我们就能在电影开拍之前预测出有多少人会去看这部片子，平均误差低于10％。很快，我们就开始向制片商们提供我们对于影片的看法，并且用测试记录证明我们的建议。我向大卫·塞尔兹尼克（David Sefanick建议拍摄一部描述耶稣基督一生的史诗型电影，他没这个胆量。我建议迪斯尼（Disney）拍摄《爱丽斯漫游仙境》，他听了我的话。有些时候，我们的客户没有先让我们做测试，就投了大笔金钱购买故事版权。这时候要告诉他们大众对他们买来的故事没有兴趣，就很棘手了。这样的情况发生在葛利克（Gaco）的《雪鹅》（Snow Goose）以及其他许多引人注目的大制作上。 制片商们浪费无数的时间争执片名，而我们可以告诉他们哪个片名能带来最高的票房。我们就“切分”（Syn一copation）这个名字做调查时，发现有43％的人根本不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是一种宗教吗？”调查这部电影的“公众渗透”时，我们发现直到电影开始发行，四个观众中仍有三个没听说过它。它的曝光时机太晚，所以无法充分实现票房潜力。 只有四分之一的观众每周会去看电影。一开始我以为不看电影的人休闲时间都忙着听收音机、看书、玩牌，或者拜访朋友，结果证明我错了。我们发现这些人什么事都不做，而常去看电影的人同时也读很多书，还听收音机，更有活跃的社交活动。至于我自己，为了与电影市场发展保持同步，一个礼拜必须去看三到四场电影。辞了那份工作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进过电影院了。 通过从票房号召力的角度衡量电影明星的受欢迎程度，我计算出每个明星对一部电影的票房有多大贡献，然后告诉我们的客户应该支付哪位明星多少片酬。克拉克·盖博（Clark Gable）、斯宝瑟·崔西（Spencer Tracy）。米基·朗尼（Micky Rooney），还有嘉里·库柏（GaryCooper）的价值是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格丽泰·嘉宝（Greta Garbo）、玛丽莲·迪翠切（MarleneDietrich）这些人的四倍。 每两个月我都会做一些走势图，显示每个明星受欢迎度的上升或下降。一般人都认为人们去看电影是为了看片中的异性明星，但是我证明了实际情况恰好相反。男人去看电影的时候，认同剧中的男明星，男性观众最欢迎的13位明星都是男的。女人去看电影的时候，认同剧中的女明星。只有海蒂·拉玛（He打Lamers）以及少数几位性感偶像受男性欢迎的程度比女性高。男孩子想看男孩明星，老妇人想看老妇人明星，世故的人想看凯瑟琳·赫本（Katherine Hepburn）和劳伦斯·奥利佛（Lau－rence Olivier）而教育程度不高的观众则认为和他们同一类型的明星——阿伯特（Abbott）、科斯特隆（Gostello）、贝蒂·葛瑞宝（Betty Grable）、乔治·罗福特（George Raft）等等最理想。我发明了一个在宴会上玩的游戏，要每个参加游戏的人写下六位最喜欢的明星，然后我就能猜出每个参加者的年龄、性别、收入情况，以及家乡在哪儿。因为人们总会把票投给最像他们自己的明星。 大明星们都相信如果自己一年在一部以上的电影中露面，观众就会厌倦他们。我证明这是个谬论：一年只拍一部电影的明星，他们的受欢迎度平均下滑17个百分点，而一年拍三部片子的明星，受欢迎度则平均上升九个百分点。我发现有些明星对票房有负面影响：如果他们的名字出现在海报上，驱走的买票者比他们吸引来的还多。这张名单包括一些在演艺圈里最有名的名字，并且毁了他们的前程。我把它称为“票房毒药”名单，并列为最高机密。这些人的个性令制片人们眩惑，但是观众对他们反应冷漠。 当时，电影工业围着明星们转，因此明星的经纪人对制片厂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其中权力最大的是朱利斯·斯汀（Jules．Stein）医生，他以前曾做过眼科医生。他很快就发现我们的调查结果透露了许多新的信息，于是就请我吃中饭，想挖出更多消息。当我告诉他他代理的明星拉娜·透纳（Lana Turner）在我们票房价值稽核中的价值有所提高时，他连歉都不道就跑去为特纳交涉新合约。我只好自己付账。 我父亲常说，遇到最喜欢的作家是个错误。有一次他跟詹姆斯·巴里爵士（Sir James Barrie）一起吃饭，发现他最喜欢的这位作家竟是那样一个令人生厌的卑鄙小人。我发现与最喜欢的明星见面也同样地错误。有一天我跟查尔斯·罗弗顿（Charles Laughton）在他种满晚樱的花园中喝茶，结果发现他是个讨厌的自大狂。我遇到过的每一位明星几乎都有同样的病症。毫无疑问，当这些大明星还是德斯莫依内斯（Des Monies）的冷饮小贩或怀俄明（Wyoming）的牛仔时，他们的个性一定非常朴实可爱，可惜成名之后，金钱与世故就钻进了他们的脑子。我见过的明星中，只有两个例外：一个是洛丽塔·扬（Loretta Young），对天主教的虔诚使她保持谦逊，另外一个是哈伯·马克斯。哈伯话很少，但是笑声又响又多。在他家客厅的桌上，我看到一张罗斯福的照片，上面题着“你的朋友赠”。哈柏的竖琴教师住在纽约，用长途电话教他弹琴。有一次哈柏举办了一场个人演奏会。结束的时候，观众像疯了一样地欢呼，但是好几分钟过去了，哈伯仍未出来谢幕。原来他跑到了观众席后面，在带头鼓掌呢。 在洛杉矶我碰到了一些比电影明星更有趣的人：山姆·贝尔曼（Sam Behrman），那时正在帮嘉里·库柏写《牛仔与美女》（The Cowboy and the Lady）的剧本；N尔弗雷德·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曾任伦敦一家广告公司的艺术总监；梭顿·魏尔德（ThorntO wilder），他对艾德斯·赫肯黎（Aldous Huxley）的态度就好像他是个野心勃勃的助理牧师，而哈克斯利则像大主教一样。还有山姆·戈德文（Sam Goldwyn），他说服我给了他一份机密的调查结果，结果马上披露给新闻界。我不喜欢戈德文先生。 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他的片厂大亨——路易斯·梅耶（Louts B．Mayer）、大卫·塞尔兹尼克、沃尔特·迪斯尼（Walt Disney）、哈利·华纳（Harry Warner）、沃尔特·旺格（Walter Wanger）、杰克·科恩（JockCohn），还有法兰克·弗里曼（Frank Y．Freeman）——也都开始对我们公司的调查产生浓厚兴趣，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在适当的时候成了我们的客户。其中我最喜欢的是大卫·塞尔兹尼克，他让我们做调查就好像别人买杂货一样。一次与艾德斯·哈克利斯和罗伯特·斯蒂文森讨论剧情时，塞尔兹尼克打电话来要我做一项调查以解决他们对“简爱”（Jane Eyre）这个片名的争执。“算了吧！”我说，“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不管你怎么做，《简爱》这部片子一定会失败。而且无论如何，你都不应该用调查研究来替代有创造性的判断。” 塞尔兹尼克的岳父，也就是米高梅电影制片公司（Metro－Goldwyn－Mayer）的路易斯·梅耶，他手下的签约明星，比其他所有制片厂加起来还要多。他问我能不能在米高梅待一年，教他们怎么使用我们的研究方法，但是这样就意味着我们在其他客户处于危难中，对他们弃之不顾，所以我不得不拒绝了他。梅耶不是塞尔兹尼克那样的创意天才，但是他对于把握大众口味有一种无可匹敌的本能。 我再也不可能遇到比盖洛普博士更好的老板了。他对我信心十足，因为我从不记得他曾读过任何一份我以他的名义撰写的调查报告。一旦他发明出新的研究方法，他就立即对它失去兴趣，转而去做更新的东西。然而，他对我的工作也采取了明智的防范措施，让芭芭拉·班森（Barbara Benson），他的弟妹，以专家的眼光监督我是否使用不可靠的研究程序。盖洛普有个怪疾：支付薪水非常小气。我那时的周薪是40美元，比我提供顾问服务的好莱坞影业巨子们的园丁还少。后来成为加拿大驻联合国大使的索尔·瑞（Saul Rae），当时受雇协助盖洛普写一本书——周薪50美元。后来成为《运动画报》（Sportsillustrated）总编辑的杰克·提比（Jack Tibby）和后来成为外交政策协会（Foreign Policy Assciation）主席的比尔·里杰特（Bill Lfogate）当时负责撰写盖洛普的民意调查报告交报社，每周的薪水也只有100美元。阿尔弗雷德·马克斯《Alfred Max）后来自己创办了一系列法国杂志，当时周薪只有45美元。我想我们中没有人曾抱怨这样微薄的薪水，因为我们从这份工作中学到的东西太多了。说实话，如果要我为盖洛普给我的教育付学费，我都乐意。除了民意测验，他还教我三个具有无上价值的处世方法： 1．不敢拒绝的事情，就大大方方地答应。 2．如果不知道答案，就想办法混淆题目。 3．当你把别人的浴室弄得臭戴黄时，划根火柴，臭味就会消失。 盖洛普是个极其谦虚的人。有一份杂志曾刊登了一篇攻击他的调查方法的文章，洋洋洒洒列出了38条罪状，他把手下爱将都找来，告诉我们他承认其中的36条。 所有在民意测验机构做事的人，都常常会遭到别人的拒绝——“我从未接受过访问，也不认识任何曾经接受过访问的人。”有天晚上，在宾夕法尼亚火车站，一人访员走过来与我攀谈，连写字板都准备好了。“您能回答几个问题吗？”那些问题都是我自己写的，它们听起来蠢极了，我马上回到办公室，取消了那次调查。 这份工作要求我经常往来于普林斯顿和好莱坞之间。在那个时代还没有横穿美国大陆的航线，所以我可以通过火车车窗，饱览这个国家的风光——我搭乘的都是些很棒的火车，像圣塔菲超级领袖号（Santa Fe SuperChief），还有洛杉矶城市号（City of Los Angeles）o 在一次这样的旅行中，我顺便在旧金山下了车，与阿尔伯特·班德（A比ert Bender）在一起待了两天。他是个上了年纪的都柏林人，是伦敦劳埃德船舶协会（LlyodS）驻旧金山的代表，他把自己的财产平分给加州的年轻画家和爱尔兰共和军。另外有一次去好莱坞的途中，我在蒙大拿（Montana）下了车，与哈里·哈特（Harry Hart）共度了难忘的三个礼拜。哈特是～个大农场主，英国人，认识比尔·希区柯克（Bill HICkok）与克莱米蒂·简（Calamity Jane）。他让我参加狂山群（CrazyMountains）的定点旅游。我的向导是一个挪威血统的年轻牛仔，他给我讲了一些关于乔威特（Jowet）和其他几个上个世纪的牛津名人的故事。他是从一个老爱尔兰人那儿听来的，那个人曾是牛津贝利尔学院的教师，在一个休假年来蒙大拿，然后就再也没有离开。不得不离开那些美丽的山峦、令人陶醉的空气、满地的勿忘我，以及那儿充满平等精神的居民时，我忍不住哭了。 虽然盖格普每周只付我40块的薪水，但是我妻子和我还是想办法抚养了四个从英国来的难民小孩，共住在曼兹格洛夫（Mansgrove），那是普林斯顿is世纪建造的最美的房子。我们的邻居杰里·兰伯特门erryLambert）不断地送给我们他的大花园出产的鲜花，并用他的游艇大西洋号载我们出海。这艘三桅纵帆式游艇有39个船员，曾以2天四小时零一分钟的时间，从桑迪胡克半岛（Sandy Hook）横跨大西洋，到达利沙呷（Lizard），创造了包括快速帆船在内的帆船横渡大西洋的最短时间记录。杰里因为把李施德霖（Listerine）漱口水塑造成可以治疗口臭的产品而很快发了财，他自己做一份私人的民意测验杂志，供汤姆·杜威（Ton Dewey〕使用，当时杜威正打算角逐共和党的候选人提名。杜威发表关于外交政策的重要演说前，杰里的民意调查员把关于每一个重要议题的所有可能的意见部摘要成简短的文字。之后他们从选民中抽出一些有代表性的样本，把这些表述拿给他们看，询问他们哪些最能反映他们的意见。获得最多赞同票的意见被编进杜威的演说稿中。这种让人不大敢苟同的做法本来可以帮助杜威获得提名，如果杜威看起来不像——用爱丽斯·朗温斯（AliC。tongworth）的话说——“结婚蛋糕上的新郎小玩偶”的话。后来温德尔·维奇（Wended Willkie）获得了提名，在竞选期间，杰里·兰伯特提供给他同样的服务。但是维奇过于自信，以致无视大众的意见，最后终于咎由自取，被罗斯福击败。 杰里是朵奇葩——一个有着一流头脑的成功商人。他可以完全不用纸笔而在脑子里玩极为复杂的填字游戏（doubel－crostics）。他去世的时候，我是葬礼的扶棺人之一，其他五个人分别是乔治·盖洛普、艾伦·杜勒斯（Alle Dulles）、保罗·梅隆（Paul Mellon）、哈德利·坎切尔（Hadley Cantril），以及麦克·范德比特（MikeVanderbilt），我继承了他的衣物。这些衣服并不合身，但是我仍然穿着它们——作为充满敬爱的纪念。 我们在普林斯顿的另外两个好朋友是比阿特丽斯·古尔德和布鲁斯·古德（Beatrice and Bruce Gould），他们编辑《妇女家庭杂志》（Ladies’Home JOurnal）长达25年。我一直认为夫妻在同一间办公室工作，简直就是谋杀，但是古德夫妇却乐此不疲，就像找另外一对朋友亨利·鲁德金和玛格丽特·鲁德金（Heary and MargaretRudkin）夫妇在佩拍瑞奇农场（PePPeridge Farm）一起工作一样。上一次我见到古德夫妇时，他们正在水库里游泳，上岸后，整整一个小时，他们不停地聊天。难得的美满婚姻。 我儿子大卫·费尔菲尔德·奥格威（David Fairfield（orgeway）生于普林斯顿。第一次带他出门旅行时，爱因斯坦弯下腰来给婴儿车中的他灌输了智慧，从此智慧就从没离开过大卫。他3岁的时候，我们的朋友兼邻居，爱德华·赫瑞（Edward Howrey）形容他是“我所认识的最完美的人”。如果不是因为我总是那么大声、那知频繁地喷叨任人唯亲和世袭管理的罪恶，大卫一定已经成为奥美广告公司有史以来做得最好的董事长。他现在是个很棒的房地产经纪人，事无巨细，都是我绝对可靠的顾问。 此时，欧洲的战事如火如荼。法国沦陷了，打败希特勒的唯一希望就是美国参战。我一直兼任英国政府在美国公众舆论方面的顾问，但是现在我应该扮演一个更积极的角色。机会来了，我被邀请加入威廉·史蒂文森（William Stephenson）爵士领导的英国情报机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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