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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我以往漫长的戎马生涯，我惊奇地发现，我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次不愧于我拿的军炯。然而，也许我采取过过激的行动的这一事实，正说明了我是在克尽职守。 以下一些事情一直留在我的记忆深处，这些都是由我出面干预做得比较有价值的几件事。 一、 军校学生往往会遇到一些过于苛刻的军官，这些军官有时因为莫名其妙的事情要学生承担责任，学生们即而采取“沉默”的方式加以反抗。有一次当一位讨人嫌的军官走进餐厅时，“沉默”便开始了。全体学生立正，没人走动，也没有人交头接耳。我一直对类似的行为极为反感，对我来说，这简直快赶上兵变了。 还有一回，我正巧到一个营并带领该营去餐厅用餐。值勤官进来的时候，我马上意识到又要发生“沉默”了。我觉得学员们误解了这位军官，但不管怎么说，我是反对“沉默”的。因此我命令他们全体起立，空着肚子回到了营房。这位年轻无知的军官为此还批评了我。可当我向他解释了这么做的原因之后，他就再也不言语了。 二、 1914年夏天，我驻在堪萨斯州的赖利堡。当时有一名黑人士兵被指控在邻近的村子里强奸了一名白人姑娘，正巧赶上当天值班的军官只有我一个人。据传居民们要以私刑处死这名士兵。我当然是反对强奸的，但我认为作为一名军官，我的职责要求我绝不能让任何一个美国士兵死于私刑。因此，我正告那几个领头的村民，只要有我在，绝不可能有这种事情发生。由于我的态度十分坚决，这位士兵没有被处以私刑，而且后来证明他是无辜的。 三、 1916年美墨边界十分不安宁，常常挑起事端。当时我带领一支由20名士兵组成的巡逻队在得克萨斯的霍特·威尔士值勤。我的任务是保护卡兰萨部队的列车所使用的约40英里长的南太平洋铁路，防止比利亚分子的进攻。霍特·威尔士位于我方防区的中心。派一名军士带领一半人马向西进发，我率领其余士兵向东开进，出发之前我已经给第13骑兵队的指挥官打了电话，通知他我会路经一座桥梁。当我们摸黑接近该桥时，尖兵跑回报告说，他听见桥上有人用西班牙语讲话。因此我推断一定是比利亚人在桥上埋地雷。我向来相信突袭能够解决问题，因此我让部队排成散兵线并且发出了“举枪，冲锋！”的命令。我们还没冲上桥，就碰上了铁丝网，结果只好停止前进。这时桥上响了几枪。我骂着问桥上是什么人，有人回答“第13骑兵队”，这时我们才深深地松了口气。他们忘了他们到桥上的时候应该停止前进，所以才闯进我们的管辖区了。 这件事更让我坚信要按计划办事的重要性了。 四、 1916年至1917年美国远征军讨伐墨西哥的行动中，潘兴将军把他的前线指挥所放在一个叫埃尔克夫雷的地方。指挥所由他本人、瑞安少校和我以及4名士兵组成。一天晚上，潘兴将军向瑞安少校口述了一道命令，要我向驻扎在萨卡格兰德的第13骑兵团的一个中队传达。命令的内容是要该中队行军至普罗维登西亚的牧场附近并且搜索西部山区。在瑞安写这条命令时，潘兴将军一直注视着西部山区。我有十足的把握断定这就是他要搜索的地方。 为了递送这份命令，必须乘上我们那辆老掉牙的福特汽车，打开前车灯在比利亚分子到处出没且无路可走的乡间跑上约莫一个半小时的路程。然后我又找了一匹马，冒着雨雪冰雹交加的恶劣天气，骑了整整一夜才到达该中队。我们到了普罗维登西亚以后，少校把他的上尉们都集合起来，下达I搜索普罗维登西亚以西山区的各项命令。普罗维登西亚地处山谷，两边群山耸立，潘兴将军的指挥所设在普罗维登西亚以东山区的东面。因此我告诉中队指挥官同时应该搜索普罗维登西亚以东山区。他把书面命令拿给我看并说，“你要我违抗命令吗？”我说，“是的。”他对我说了几句难听的话，并说他要执行命令。我们搜索了一天，结果一无所获。最后又翻过山丘返回潘兴将军的指挥所。 少校派人来叫我，我俩一起骑马去了指挥所，到了那儿之后，少校说，“就是这个年轻人今我无法完成您的命令。”潘兴将军说：“巴顿少尉对你传达的命令就是我对徐传达的命令。”然后，他转过身来问我：“你向他传达了什么命令？”我把自己的所作所为陈述了一番，他说，“你做得完全正确。” 当时少尉同少校之间的等级差别要远远超过现在少尉同上将之间的等级差别，因此我这样做不仅要有极大的勇气而且还要有绝对的自信，但事实证明我是完全正确的。 五、 就在上件事过去没多久，潘兴将军又派我向黑兹将军送封信。当时，黑兹将军的下落不明，我们只知道他已经越过普罗维一登西亚的牧场。天刚一擦黑我就坐车来到了牧场，在那儿我遇到了第7骑兵团的骡子运输队。我向运输队的队长要了两名战士和3匹马，然后我们就一起出发寻找黑兹将军。当时天还没有全黑下来，所以我们就一直循着中队留下的脚印前行。没走多远，我们碰到了第10骑兵队的巡逻队，他们劝我们不要再往前走了，因为林子里肯定会埋伏许多比利亚分子。可是我们还是继续前进并且在快到午夜的时候来到了一个分水岭，我们一直沿着走的一个峡谷，在这里分成了两个峡谷。此时我必须作出决定该往哪边走。在此处放眼望去，透过山谷之间飘浮的层层云雾，我似乎看到了峡谷最东边闪烁着点点星火，因此我决定顺着这条峡谷前进。路上我又遇见了由时任少校的费克特将军指挥的第7骑兵队的一支巡逻队，费克特将军也劝我不要再往前走，因为峡谷里也尽是比利亚分子，而且他也不知道黑兹将军是否进了峡谷，他估计将军根本没来过。然而，我们仍没有停止赶路，最后我们终于找到了黑兹将军。 虽然这次行动没有任何危险，但我在精神上要承受的压力却是可想而知的，在此我就不—一讲述了。 六、 有一次，当我还在福特·瑞雷当教官的时候，我曾在我们住所给那里二年级的学员举办了一个单身汉的晚会。虽然大家都玩得十分尽兴，但却没有一个人喝得醉孩酿的或者有什么不检点的表现。第二天，有个受了老婆窝囊气的指挥它把我叫去了，跟我说他得到了确切的消息，有位参加我举办晚会的中尉喝醉了且行为不端，他一定要我证实这件事。我告诉他我不能这样做。他说，“你这次任务还有一个半月就要结束了，你要是不按我说的去做的话，我会马上解除你的职务或者取消你所有的佳绩。”我没有办法，只好撒谎了，说我自己喝了个酩酊大醉，根本没注意别人什么样，这之后，这位指挥官就再也没找过我的麻烦。 1918年夏，我指挥的第301坦克旅的一队士兵在进行对毫米火炮的射台演习，一颗炮弹一出烟口就爆炸了，炸伤了两三个士兵。接着又有一发炮弹在炮尾爆炸了，把炮手的脑袋都炸飞了，所以士兵们都不愿再进行演习了，这时，我作为在场的军衔最高的军官，挺身而出亲自操炮演习无疑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上去连打了3炮都没有任何意外情况发生，我的行为使士兵们对这门炮恢复了信心。但我必须承认，在我的一生中，这是我最不愿拉响炮栓的一回。 七、 在默兹——阿尔贡进攻期间，第301坦克旅的马特·莫格利布上尉那个连的坦克官兵们正在挖掘一条通向敌人战壕的战道。突然遭到了敌人从大约300码外的地方射来的火力的直接攻击，大家赶紧都隐蔽起来，战道也不挖了。为了调动士兵的信心，我和英格利希上尉都站在胸墙顶上，这样一来战士们就都出来了又继续挖下去。说来也怪，有好几个士兵都中弹了，但我们俩连个子弹毛也没碰着。我们有5辆坦克从这个战壕开出去，迅速地冲向敌人的机枪扫射区”结果他们的机枪马上就没动静了。我徒步跟在坦克的后面向前冲，穿过了后山坡，那里大约300名步兵已经没了指挥，搞得一团糟。这个山坡当时受到敌人远程机枪和炮火的猛烈射击，这时候有必要让那些步兵跟着坦克一起向前冲，以扩大突破口。于是我命令他们向前冲，但没人搭理我。于是，我只好让他们自己主动报名，算我的传令兵约瑟夫·安吉络，共有6个人愿意跟我一起冲。我们开始向前冲去，结果剩下的人也没再继续后退。在这次战斗中，那6个自告奋勇的人中有4人被打死了，我自己也负了伤。当又有更多的坦克跟进时，余下的步兵也都跟着冲了上来。战斗就这样胜利结束了。我因为有这两项特殊表现而获得了十字功勋章。 八、 在圣米耶尔战斗中负伤以后，我流了不少血并在距德军防线大约有30码远的一个弹坑里躺了一个小时左右。在这段时间里，虽然我军仍不断遭到敌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攻击，但却没有人员伤亡。因为这是我第一次负伤，我觉得自己伤势很重，一定是快不行了。可我却不听医生的劝告，执意要他们把我送到当时由我负责支援的第35师司令部，在那儿我就把我在前线上所看到的一切向他们—一如实作了汇报，然后再让他们把我送回医院。其实我的伤并不太重，但精神上所受的打击绝不亚于身体上的伤痛。这一点同我在前面提到的在深山峡谷中寻找黑兹将军的情况是很相似的。 九、 1942年11月9日上午，我由副官斯蒂勒中尉陪同前往费达拉海滩，到那儿之后我们发现那里的情况非常糟糕。船只进港卸货后却不及时驶离港口，那里硝烟弥漫、炮声阵阵，法国飞行员正在向海滩扫射，尽管他们扫射的命中率很低，但我们的士兵却总得躲起来，这样就影响了卸船的速度，尤其是影响了弹药卸运的速度。而弹药的卸运速度对我们来说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军在南边不足一千码远的地方正与敌人激战，急需这批弹药。 我留在海滩上并冒着敌机扫射的危险亲自帮助船只离岸，我认为我对稳定部队情绪及确保最初登陆成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在海滩上呆了大约有18个小时，自始自终浑身上下都湿透了。有人说集团军司令不应投身于这种实际事务中。但我认为，一个集团军司令应该完成他应有的任务，而他有近百分之八十的任务是激励士兵们的斗志。 十、 1942年11月11日凌晨2时30分，哈金斯上校把我叫醒并且对我说，一名法国军官从拉巴特来到这里，他带来一份命令；要卡萨布兰卡的法军投降。我们派一名士兵护送他去卡萨布兰卡。但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该不该取消预定的进攻计划，本来我们打算先由空军于当日早七时实施轰炸。当时有许多优秀的军官劝我取消这场进攻，但我不同意这样做，因为我相信如果我们能继续保持对敌压力，那我们肯定会使法军投降。反之，如果我们表示愿意同他们谈判的话，或许他们就不会投降了。又何况法军同我军的比例是二比一，抓住时机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我下令继续进攻。第H天清晨6时45分，我收到了卡萨布兰卡的法军发出的投降请求，8分钟后，我好不容易通过电台把命令传达到7时即将起飞轰炸的机群以及7时16分要发动炮击的海军。当机群接到我们的命令时，距离起飞时间只有不到1分25秒了。 十一、 1942年11月11日下午1时半，西非战场的法军最高司令米什利埃海军上将和诺盖将军带着参谋人员来到了费达拉的米拉马饭店投降。离开华盛顿的时候，上级明示给我两个可以接受的条件，其中一种要比另一种更宽大些。在横跨大西洋途中，我把这两个条件读了好几遍，但是由于缺少历史知识，直到法国人都来了，我才发现这两个投降条件是为阿尔及尔，法国的一个属地制定的，而摩洛哥则是法国的保护地，完全靠法国人的威信控制阿拉伯人。基于这一事实，我清楚地感到这些投降条件都不合适。 当时的情况比较复杂，我失去了同艾森豪威尔将军所有的通讯联系，对非洲战场上其他几场战役进攻的进展情况也是一无所知。我不得不作出决定，我必须保住摩洛哥，把它作为美军进入非洲大陆的门户。如果摩洛哥陷入一场阿拉伯起义的痛苦之中，那它就不可能成为美军进军非洲的门户了。因此，我必须维护法军在这里的威信。 我站起来，用不太流利的法语说（我曾在法军骑兵学校上过学），一战期间，我曾在法军中服役两年。我向来对法军军官都是特别尊敬的，钦佩他们所取得的荣誉。如果现在我能荣幸地听到法国军官保证他们不向美国部队和战舰开火的话，他们可以保留武器，守卫海上要塞，像从前那样活动，但是他们必须服从我的命令。我从未为我作出的这个决定感到后悔。我相信，要是我当时不那么做的话，那么我们至少要用6万名美军占领摩洛哥；这样一来我们就不能充分发挥这些部队的作用，减少我们本已不足的兵力。 十二、 1943年3月5日晚10时左右，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参谋长沃尔特·B·史密斯将军打来电话，要我次日清晨乘飞机到阿尔及尔的布兰奇机场汇报战况，并且还要带上一名代理参谋长和两三名参谋，做好执行长期野战任务的准备。我没法从一般的参谋部抽出任何一位参谋，因为他们都得留下未继续制定进攻西西里岛的作战计划。 我带上两位副官，詹森上尉和斯蒂勒中尉，传令兵米克斯中士；第2装甲师的加菲将军（担任我的代理参谋长）；作战处处长肯特·兰伯特上校（后由马克多斯取代）和情报处长科克上校。3月6日中午刚过，我们抵达布兰奇机场，受到了艾森豪威尔将军和史密斯将军的迎接。他们告诉我，他们要撤掉弗雷登多尔将军，准备叫我接替他负责指挥第2军，并于14日发起进攻，各项计划均已拟好并获得了批准。我问我如何能授权撤换弗雷登多尔将军。艾森豪威尔将军说，他已经在电话上同弗雷登多尔谈过了。他随即又在一张小纸条上写了一段话，告诉弗雷登多尔将军可以同我共事，一直到我解除他的职务时为止。 之后，我们飞往君士坦丁堡，在那里过了一夜，并结识了第2军所属集团军群司令亚历山大将军。亚历山大将军告诉我，3月10日以后，第2军将脱离英军部队，虽然其番号不变，但该军却被视为一支独立的集团军。 7日清晨我又飞往特贝萨，上午9时抵达第2军司令部，我发现竟然还有绝大多数军官没有起床。情况简直糟透了。4个师中有3个师管理混乱，并且普遍存在一种自卑的心态。其他各师几乎都没有什么作战经验，只是一味地蛮干。该军纪律涣散，参谋部门的每一个人都能随便发布命令，更有甚者，作战处长居然可以命令一个师把他们的一个加强排派到某某地方。 从7日上午到13日傍晚，我亲自到4个师的每个营中训活，并重新恢复了严肃的纪律。这件事实际干起来十分困难，但却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14日早晨我们在加夫萨首次作战就大获全胜。该军中普遍缺乏自信心的情绪一扫而光，从这以后，第2军就以锐不可挡的气势、顽强的战斗作风去冲锋陷阵，奋勇杀敌。 十三、 在突尼斯作战期间，我们处在英国人的严密监视之下，我的司令部内就有一位英军的准将。大约在那年4月份的第H个星期的头一天，我正拼命努力要攻下一座名叫“贝达山”的山头。就在这天晚饭后，当时指挥这次进攻的第9师师长埃迪将军来到了我的驻地，当着那位英军准将的面，他跟我说，虽然他会按我的命令继续指挥作战，但他认为，不仅此次进攻取胜的希望渺茫，就连参战的各步兵团都已经损失了百分之二十六的兵力。 这使我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要么继续打这场毫无希望的进攻，要么就同意停止进攻，可这又使我不仅在英国人面前丢人现眼，而且也使我违背了自己立下的作战原则。此时我感到在这种情况下没有理由要求付出更大的牺牲。于是我命令埃迪将军停止进攻。我觉得这是我有史以来最难下达的命令之一。 好在第二天在山谷那边的第一师夺取了一座观察哨所，从那里我们可以向我们在此之前一直试图攻击的山头发起猛烈而有效的炮击。我们把军中的炮火以及两个师所部属的炮火打击全都集中到一块儿。黎明时分，向预定目标发起炮击，每门炮连续急发25枚炮弹，其中还带有燃烧弹。我们想用此方法来迷惑敌军，使他们以为我军即将发起攻击，同时把他们的人骗进阵地。过了10分钟，又是一阵以每l’1炮25发高爆炮弹的轰击。结果，我们拿下了那个阵地，而且没有任何人员伤亡，可德军却因此伤亡惨重。 十四、 1943年7月10日凌晨，盖伊将军、奥多姆上校、斯蒂勒上尉和我一起在西西里岛的杰拉登陆。登陆的海滩正遭到敌军的射击，但大多数子弹在大约25英尺高的空中飞过掉进了海里，几乎没有造成伤亡。当时海滩上混乱不堪，根本没有人工作。我在参谋的陪同下在海滩上来回走了一会儿，这使那里的士兵逐渐恢复了信心。特别是当敌机飞临海滩上空并向我军扫射时，我们并没有躲起来，这就让他们更有信心了。 后来，我们进了杰拉城，冒着密集的炮火，我们在那儿停留了一阵子。可以看到，在我们的左边，一个意大利步兵旅正在进攻我们最薄弱的防线，在那儿我们只有两个别动连。在我们的右边，敌军的12辆坦克已经冲破我军阵地，离海滩还不到400码。 必须想办法从敌军的坦克与第1师之间的路上穿过，这样才能找到特里·艾伦将军。这次行动可谓一次冒险行动，因为当我们从两军激战的战场中间穿过时，德军调集了大约m辆坦克向我们发起了进攻。然而我们毕竟还是及时找到了艾伦并部署了次日清晨继续进攻的计划，我至今还对那次会议记忆犹新。会议期间，炮弹声轰轰作响，这也许是有史以来最简短的参谋会议。这次作战的胜利使我的荣誉勋章上又增添了一枚橡树叶，但我却感到有些受之有愧，因为我只不过是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况且当时的情况也并非十分危险；尽管有一次一颗炮弹落在了距离盖伊将军和我只有几英尺的地方，还有一次，一发炮弹从我们头顶掠过落在了对面的公路上。 十五、 到了1943年7月13日夜里，我认为德军11日和12日发动的反攻是他们所能进行的最后一搏了。因此，我修改了我日后在西西里作战的计划。如果我因恐惧而不敢果断抉择或是相信了情报处长的报告的话，那么这场战役也许会拖得更久，而且也不会有那么辉煌的战绩了。 作出这样的决定看起来很容易，但在我看来却是相当困难的。 十六、 7月14日，我收到亚历山大将军打来的一份电报，要我在卡尔塔尼塞塔附近采取防守态势，以此来掩护英军第8集团军的左后方。如果遵命执行那就会对美军不利。在凯斯将军、魏德迈将军和盖伊将军的帮助下，我起草了一份经阿格里琴托和卡斯特尔维特拉诺对巴勒莫发动迁回进攻的命令。 随后，在魏德迈将军的陪同下，我们前往非洲向亚历山大呈递这份命令。我对他说，我确信这就是他的意图而且说明我们不应该采取守势。我请他签署这份命令，他同意了，但他说在我末进行武力侦察之前，绝不可贸然攻打阿格里琴托。我确实进行了武力侦察，但我却动用了手头所有的部队，即第3师、第82空降师一部、两个别动营以及第2装甲师一个装甲战斗群。要是这次进攻失败了，我肯定会被撤职。但我们却在22日打下了巴勒莫。 十七、 我们沿着西西里岛北方公路向墨西拿推进的过程中，成功地进行了一次两栖登陆作战，晚饭后不久我们又开始了第二次两栖迂回作战行动。呆在第3师的凯斯将军打电话告诉我，第2军指挥官布雷德利将军及其下属的第3师指挥官特拉斯科特将军均认为，第二次两栖作战十分危险，请求允许推迟进行。我让凯斯将军转告他们，战斗一定要按时打响，我会立即赶赴那里。 我带上盖伊将军一同出发了，半路上我让他在海滩下了车，奉命监督两栖作战部队出发，然后我来到了第3师师部（当时那里正遭到敌军的零星炮击），找到那儿最勇猛的特拉斯科特将军，但他显然是累坏了，并断言这次行动一定不会成功。我命令他一定要按计划行事，并同时告知他，如果取胜，功劳归他；如果失利，责任由我承担。接着我又给布雷德利打了电话，向他表达了同样的意见。我对他俩说，我对他们是完全信赖的，我要马上返回司令部去。因为如果我呆在那里，就体现不出我对他们的信任。那天晚上，我一点儿也没睡，敌军不断地向我们开火，但他们却未击中我们。起床号吹响不久，值班军官哈金斯上校打来电话告诉我，昨天的进攻取得了全线胜利。 其实要命令你完全信赖的军官去执行一场他们认为毫无把握的战斗真是件特别棘手的问题。 十八、 在攻打特洛伊纳的战斗中，我在卢卡斯将军的陪同下乘车前往布雷德利将军的司令部，当时他正在指挥这场攻击战。我们快要到目的地的时候，在山谷发现了一所野战医院，于是我们停车，下去看看那里伤员的情况。医院里大约有350名伤员，他们虽然伤势都很重，但却都表现得十分勇敢坚强，并且时时关注战斗胜利的消息。 正当我要离开医院时，看到一名士兵坐在包扎所旁边的一只木箱上。我走过去问他：“怎么啦，小伙子？”他答道：“没事儿，只是实在受不了了。”我问他这话是什么意思。他说：“我实在是害怕挨枪子儿。”我又问他：“那么你是没病跑到这里逃避打仗的喷？”他一听这话马上嚎啕大哭，我立刻看出他患的是歇斯底里病了。我用手套煽了他一巴掌并命令他站起来马上归队，拿出点男子汉的样儿来，他照办了。其实这名士兵是未经请假擅自跑出来的。 我深信我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是完全明智的。如果其他军官也敢于这么做的话，那么那些借口患有“战争疲劳症”而实际上却是贪生怕死的现象就会大大地减少。 十九 1944年7月28日，布雷德利将军通知我，第3集团军将于8月1日中午投入战斗。在此期间，我要接手的第8军和第15军当时还未正式投入战斗。29日下午，我在库塞斯坦以南的地方发现了一个装甲师停在路边，与此同时，指挥官们正对着地图研究怎样才能渡过西埃纳河，好能顺着沿海公路向格朗维尔推进。我瞅了一眼地图，看那条河就在附近几英里的地方，于是我便亲自来到河边测了一下河水的深度。原来河水不过两英尺深，另外，据我观察，防守这条河的只有一挺机关枪，尽管它也曾向我射击，但却根本没打着我。了解了这些情况以后，我回到了指挥官那里，问他为什么不渡河。他说他不知道那儿是涨水还是退水，而且据他掌握的情况，敌军调集重兵把守这条河。我语气十分严厉地告诉他我刚刚去过那儿，我要求他也要亲自走一趟。他照办了。自从那时起，该师就成为第3集团军中最勇猛的一个师。那次是他们第一次打仗，他们需要被人推一把才能动起来。 二十 1944年7月31日，吃罢晚饭，加菲将军、哈金斯上校和我驱车来到了第8军司令部。我告诉该军军长米德尔顿将军，明天早上由我接手管理这个军。他说他很高兴我能来，因为他已经到达了目的地塞鲁河。我问他要不要渡河，他说，“不。”我告诉他说，很多战役失利的原因就是在该渡河时没有及时渡河，并命令他立即渡河。他解释说阿弗朗什以南的桥梁被炸，不知如何渡河。正当我们在一起商量怎么渡河时，接到了一个电话报告，说尽管该桥被炸但却仍可以继续使用，还有，第4装甲师占领了阿弗朗什以东的一座水坝，部队也可以从水坝上通过。于是我命令第8军当晚就开技渡河，他们当即照办。我在这里谈及此事，并不是要批评米德尔顿将军，他确是一位出色的军人，但在关键时刻，给予一点额外的动力有时也是很有用的。要是我们那晚没能夺下一个桥头堡的话，那么我们整个战局都会受到危害。 二十一、 第3集团军通过阿弗朗什走廊的行动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通往阿弗朗什有两条道，但只有一条从桥上经过。我军的两个步兵师和两个装甲兵师在不到24小时的时间内就通过了这条走廊。当时没有计划，因为我们根本不可能制订出什么计划。我只是把各军、各师的指挥官布置在一些关键的地方，部队一到就马上指挥他们通过。这是一次危险的行动，因为部队头尾相接地挤在一块儿，队伍长达好几英里，但除此之外却无它法来保证部队必要的行军速度。这次行动能取得成功全靠各位指挥官，特别是米德尔顿、伍德、海斯利普、加菲和盖伊全力支持，还有第3集团军参谋部门在顶着极大的压力下所表现出的非凡才干，当然也还多亏了上帝的帮助。 二十二、 第3集团军从阿弗朗什向摩泽尔河挺进的途中，为了不中断第3集团军的推进，在许多情况下，我们有必要做大量说服工作，而且我们还要很自然地承担起万一这次壮观的行动失败所带来的种种风险。 我们遇到的较大的难题就是从圣纳泽尔到特鲁瓦的第3集团军的右翼全都空着，根本没有设置任何部队把守。我当时之所以作此决定，是因为我认为虽然当时德军兵源充足，但他们却缺乏快速反应的机动灵活能力，而我们向来以反应迅速著称的第19战术空军司令部随时能发现向我们进攻的大股敌军部队，并能很好地牵制住他们，从而使拥有很强机动作战优势的美军有足够的时间对付敌人。事实证明这项决定是完全正确的。 二十三、 大概在9月15日前后，有迹象表明，我们的汽油快用完了。我命令第20军和第12军继续向前推进，直到坦克用尽最后一滴油，然后再徒步前进。他们照我的命令做了，结果我们在摩泽尔河的对岸夺下了一个桥头堡。事前还有部分军长极力反对我这么做，说我这是一次毫无必要的危险行动。这次行动的成功再次证明了这并不是什么冒险行为。 二十四、 1944年9月30日，我视察了在南希的第12军司令部，在那儿我获悉第35师约两个战斗队在摩泽尔河以东一座小山头上遭到了敌军猛烈的进攻。在此之前，我曾下令不准丢掉一寸土地，于是我命令第12军军长动用他最后一支后备部队，即第6装甲师一部，以此来保住这个山头。第二天，我派当时的参谋长加菲将军去查看一下那里的战况。下午2时，他打来电话报告说第35师的两个战斗队刚刚接到命令要放弃那个山头。我告诉他立即撤销这次命令并把该军军长和第35师师长以及第6装甲师师长统统都叫到第6装甲师指挥部，让他们在那里等我，我立刻坐飞机赶赴那里。 一到那里，我发现原来这三位指挥官都觉得没有取胜的把握，他们想来想去还是决定下达了撤退的命令。我要他们立即收回成命，并要让第6装甲师在次日清晨重新加入战斗。他们反对我的意见，说第6装甲师是我们手头剩下的唯一家底了。我说留在手头上项什么用，马上让该师投入战斗。 第二天，第6装甲师和第35步兵师重新发起了进攻并取得了全面胜利。仅在一处阵地上清点出的德军尸体就超过了八百具。应该说参战的指挥官个个都是好样儿的，但他们实在是精疲力尽了，就像我前面所说的那样，疲劳过度会使人产生悲观的情绪。 二十五、 10月份的时候，在摩泽尔河和梅斯河以西作战期间，第20军军长沃克将军建议我们拿下德里安要塞。虽然战斗初战告捷，但事实明摆着，如果我们继续打下去，一定会付出相当惨痛的代价。从当时的情况看来，我必须违背我自己一直坚持绝不后退的观点，于是我下令停止这次进攻。作出这样的决定对我来说绝非易事。但是正是由于作出了这样的决定，我们不仅挽救了许多战士的生命，而且还在11月25日以较小的代价拿下了梅斯。 二十六、 至11月1日，第3集团军已经搞到了足够的油料、弹药及各项补给物资。这样一来，我就可以重新组织进攻，突破齐格菲防线，并在美因茨附近的莱因河上建立一座桥头堡。进攻时间定在了11月8日凌晨4时对分。当时的天气情况极为恶劣，河水暴涨令人望而生畏。7日晚8时，一位军长和一位师长一起来找我，他们对我说，他们认为明天一早根本无法展开进攻。由于中止进攻会对部队的士气产生极坏的影响，而且这么晚才提出来，通讯联络也是相当困难的。此时想要停止进攻看来已是不可能的了。因此我让他们俩推荐谁能来接替他们指挥部队进攻，因为我对他们说，只要我能找到愿意指挥这场进攻的人选，我就会撤换那些不愿进攻的人。于是他俩说，既然是那样，那他们还是继续指挥作战吧。 尽管次日清晨的天气情况仍十分恶劣，但我们的进攻却取得全线胜利。当然，我们应当记住，军长和师长所受的体力上的消耗和所承担生命的危险要比集团军司令多得多。因此集团军的指挥官有责任在他手下将官精疲力尽、意志动摇的时候，猛击他们一掌让他们清醒过来。 二十七、 1944年12月19日，艾森豪威尔将军召集了布雷德利将军。德弗斯将军和我本人在凡尔登开会，他手下的参谋人员也出席了此次会议。会议决定由第3集团军进攻南部凸出地带。他们问我什么时候进攻。我说我可以用我的3个师在12月对日早晨发起进攻。我在；临来凡尔登之前就初步考虑过这个问题，确切地说，我用了18分钟才得出上述结论。艾森豪威尔将军则认为至少应该有6个师的时候再开始进攻。我对他说，我认为用3个师发起突然进攻要比等到6个师再动手有利，特别是在当时我根本不知道到哪儿去弄那3个师。实际上第3军率领第80师、第26师和第4装甲师在12月22日早晨就发起了进攻，比预定时间整整提前了一天。 进攻打响后，我们对前面的情况一无所知，但我们下定决心一定要打到巴斯托尼，12月26日我们拿下了巴斯托尼。我确信这场提前发起的进攻对战争的胜利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二十八、 12月27日，按预定计划第87步兵师和第11装甲师应在28日午夜在纳夫夏托附近并入第8军，以便在29日上午9时发起进攻。由于路难走，这两个师直到29日天快亮时才赶到了指定的集合地点，因此米德尔顿将军请求将进攻时间推迟一天。但我命令他无论如何也要在当天上午发起进攻。因为我的第六感官告诉我当天进攻是至关重要的。进攻开始后，部队很快就打入德军两个半师组成的反击部队的侧翼。要是我军推迟一天进攻，那么德军的反击就会完全切断我们刚刚建立起由阿尔隆至巴斯托尼的脆弱通道。 二十九、 在整个凸出地带战役期间，我一直很想从埃赫特纳赫向北沿里杰公路发动一次进攻。最后，第12军用第80师和第5师及第76师的一个装甲战斗群从左到右强渡了奥尔河和绍尔河。我认为这场大胆的进攻的可取之处就是当时谁也没有想到渡河会取得成功。荣誉应归功于第12军和强渡过河的各师官兵。我惟一的贡献就是把握住最佳时机，最终强渡成功。 三十、 2月19日，沃克将军打电话对我说，假如我能从最高统帅部的预备队里搞到一个装甲师，他就可以用这个师和第94师肃清萨尔三角地带并且占领萨尔堡。于是我借来了第10装甲师，并获准让他们参加了这次特别的战斗，两天后战斗胜利结束了。此后我们又不断地排除一些流言蜚语，好让布雷德利将军同意我们继续使用第10装甲师直到最终攻下特里尔为止。我敢说为了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这是我有史以来推—一次到处哀求、借用部队甚至是采用偷调部队的办法。占领特里尔是打响法尔茨战役的关键一战。 三十一 1945年3月，第1集团军和第3集团军从左翼展开了梯次进攻；即第1集团军在前，第3集团军在后，这种进攻方式旨在从科布伦茨到科隆直接插入莱因河。但是，当我们渡过盖尔河之后，我让第4装甲师大举进攻。因为我担心上级会命令我们停止进攻，所以一连24小时都没向上级报告情况。直到过了24小时，这个师完全投入战斗而无法让它停下来时才向上级报告。结果该师轻而易举地抵达了莱因河。事实再一次表明，看似危险的事，实际操作起来并非如此。就我个人而言，我并不认为我作出这样的决定应受到如何的褒奖，我只不过是作了一个决定而已。 三十二、 大约在3月18日前后，我们已经知道，如果第3集团军不在英军的左翼部队渡莱因河之前夺下一个桥头堡，那我们就得把部队交给他们去指挥，而且还得采取防守方式。我们谁都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因此我命令埃迪将军一定要在对日以前渡过莱因河。第12军第5师强渡莱因河可称得上军事史上的壮举，渡河的成功应完全归功于军长埃迪将军和师长欧文将军。我只不过起了些出谋划策的作用。事实上，埃迪将军渡过莱因河所用的时间比我预想的还提前了24小时。 三十三、 1945年9月22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 这次记者招待会使我失去了对第3集团军的指挥权。说得明确些，第3集团军的大部分士兵都是新入伍的，当时他们为自己能在这样一个部队里服役倍感兴奋自豪。但我却要直言不讳，因为我觉得到了让人们知道实际情况的时候了。我的语言没有经过仔细推敲，因为我迄今为止还没见过哪个国家成功的政府机构是通过字斟句酌产生的。 有一件事我过去不能说，现在还是不能说。我之所以一门心思地在德国建立秩序，就是想阻止它走俄国人的道路。我担心我们愚蠢的对德政策会使它投进俄国人的怀抱，这样就会使整个西欧都变成共产主义阵营。 每当我想到我最后一次克尽职守的机会已经不复存在时，我就会感到格外惆怅。但至少可宽慰我心的是，我已尽我所能把上帝赋予我的机会把握得恰到好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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