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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个喜剧人物。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 克里夫·罗伯特森因为大卫·伯格曼违背他的意志自作主张拍了影片《我想我击落了红爵王》而憎恨他。1977年8月，他又发现这位哥伦比亚公司的现任负责人伪造他的签字签走了一张1万美元的支票，并用这钱为自己买了张假日旅游支票。罗伯待森立即通报了这一伪造签字事件。与此同时，他还将伯格曼挪用6.1万美元公款的事件曝了光。这事件成为好莱坞最令人震惊的丑闻之一。整个电影界都为此大吃一惊——并非因为他这种偷窃行为，而是因为那相当微不足道的钱款数目。伯格曼年收入30万美元，租着一套每月5000美元租金的公寓，并享受着租金免费待遇。他的另一些更为厚颜无耻的弄虚作假情事也很快被公之于众。其中之一是一份来自耶鲁大学的声明，它证实这所大学从未有伯格曼在此上过大学的记录，这与他平日声称曾在这里读过法律的说法不符。 伯格曼因此在这行业里出了名。多数人都认为他事出有因，都猜他可能由于赌博或类似赌博这种事出现了经济危机，要么就是如他所说由于性格方面有严重缺陷从而使他的精神衰败，走向崩溃边缘。就在提审传票即将到来之际，尽管当·梅尔尼克已经接手了哥伦比亚公司，伯格曼却仍继续为公司卖命。如果有什么人应该遭受指责的话，这行里的人大概都会反过来指责罗伯特森，是他没有遵守行规使此事公之于众。伯格曼的丑闻曝光之后，经过了一个阶段的平静，他又恢复了原有的地位和权利。罗伯格森却因没能做个堂堂正正的君子而到处受谴责。 斯皮尔伯格同好莱坞其他人一样始终站在伯格曼一边。他承认伯格曼非法侵吞财产是公认的事实，“既然制片厂可以用各种方法证明他们根本没挣过什么利润，”斯皮尔格格耸耸肩说，“那我们为什么不能从中做点什么呢？”如果说这件事给人以教训的话，那就是：在你做这种事时要比别人快，比别人策划得好，比别人准备得充足。 朱丽娅·菲利普斯这会儿也由于把精力用错了地方而受到惩罚。她为了控制一部她已经花了很多精力的影片的宣传与发行，与哥伦比亚公司发生了激烈的争执，直到伯格曼被她喋喋不休的抱怨和她对烈性可卡因的依赖惹怒了，这场争执才算终止。伯格曼在这年夏天的后几个月里把她从拍摄场赶了出来。朱丽娅·菲利普斯的丈夫麦克这时从“找回自我”的旅行中回来并接管了他们的公司。 斯皮尔格伯在1968年拍《阿姆伯林》时与丹尼斯。霍夫曼签的那份合同又来烦扰他，它要求斯皮尔伯格10年之内为他导演一部影片。根据1995年霍夫曼保留的记载，斯皮尔伯格当时的回答透露了他的真实年龄。他向霍夫曼解释说在与他签这份合同时，自己年龄太小，所以这份合同是无效的。最后，霍夫曼同意接受3万美金的赔偿，于是这份合同就康止了。后来斯皮尔伯格答应买下霍夫曼公司20％的股份。 伯格曼、梅尔尼克和他们的下属们不知道《第三类接触》将会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斯皮尔伯格没有在哥伦比亚公司内剪辑此片，而是带着它来到离道格·特朗布尔大本营不远处的一家饭店，剪辑工作是在极为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当斯皮尔伯格带着剪出的样片回到公司时，人们立即兴奋起来。负责广告的副经理鲍伯·卡特竟像个未经事的小孩子激动得又蹦又跳。被特·迈克林写道：“他大喊大叫，咯咯地傻笑，不住地捶打斯皮尔伯格，特朗布尔简直像参加全美棒球赛赢了第17局的棒球手。” 哥伦比亚公司董事长阿兰·黑尔谢费尔德被影片中最后一幕的眠曲“当你对着星星许愿时”所感动，斯皮尔伯格对这段音乐可没有一点儿把握。10月19月和20日在达拉斯的迈达林影院试映之事正在准备之中，可斯皮尔伯格却还在对3首被用于影片结尾时的音乐犹豫不决，一首是克里夫·艾德华最初为《皮诺曹》所作的音乐，一首是用交响乐队演奏的歌曲，还有一首是威廉姆斯写的，它使影片有一个乐观向上的结尾。黑尔谢费尔德坚持让斯皮尔伯格至少在试映时用埃擅沃兹的音乐。然而试映时，1400名观众中有许多人听到埃得沃兹那段刺耳的男高音时，都暗中发笑，因此最终还是用威廉姆斯的曲子取代了它。斯皮尔伯格根据人们对这部影片长度的意见于试映后剪掉了7分钟的镜头，但它仍需要放映两个多小时，这让电影院的老板们十分恼火，因为这样一来，如果他们打算一天之内放映5场，那最后一场就得从晚上10点钟开始了。 由于剪辑工作使发行拖后了几个星期，因而打乱了哥伦比亚公司精心安排的促销计划，记者比尔·瓦伦在回忆中写道： 我两次被邀请参加了在圣波那文都拉举行的盛大的新闻发布会……这 的确是一个场面奢华的盛会。那里不仅有许许多多的食物，还有许多免费 使用的录音机，你可以用它采访你见到的每一位客人……所有这些新闻工 具包括录音机，都是为一个月前被取消了的新闻发布会准备的……许多电 池都不能用了。 大多数看过试映的人们都喜欢这部影片，但黑尔谢费尔德却失望地告诉朋友们，它“没有《大白鲨》或《星球大战》好。”曾在《纽约人》杂志上就个人财产问题发表过文章的新闻记者威廉姆·弗莱纳根同意他的看法。10月31日星期一，他告诉记者：“依我之见，这部影片一定会遭到巨大失败。它在制造悬念、拍摄动人场面、启发智慧以及表现想像力方面都很欠缺。广大观众呼吁着《星球大战》这样的影片，华尔街的大人物们也认为它至少应该与《星球大战》达到同一水平。”这些打击与伯格曼的丑闻一样令人投资者们心灰意冷。由于人们都在指望此片大获成功，哥伦比亚公司的股票曾一度从7美元涨至18美元，后又跌落到15美元。到了星期二，抛售哥伦比亚公司股票的股民强烈要求交易所对该股票实施停盘。星期三，为了控制任这一灾难，《时代》杂志通过电影评论家弗朗克·里奇发表了一篇胡言乱语的文章，弗朗克·里奇骗人说他参加了《第三类接触》在达拉斯的试映场，他让一位售票员确信《第三类接触》是一部迪斯尼关于野生动物的纪录片。当市场在等待11月15日《第三类接触》正式公映后的结果时，哥伦比亚公司的股票惨局暂停在15美元的价位上。 然而，在齐格菲尔德城第44街上，肿瘤研究院院内的试映却是盛况空前的，而且好评如潮。尽管那天纽约下了几个小时大雪，可人们仍在街区前排队观看了这部电影。它的市民情调、乡村风情、水晶吊灯般的宇宙飞船，甚至影片中那些招人喜欢的外星人，把最愤世嫉俗的观众都震住了。斯皮尔伯格的天才不仅表明他是一个电影诗人，而且表明他是一个能操纵电影院力的工程师和元帅。他是一个市场方面的军事指挥家，一个有着丰富知识的历史学家，他那无以伦比的天才正在一天天崭露出来。 但是也应该看到，如果说是《大白鲨》让斯皮尔伯格在这行里拥有了有实力的话，那么《第三类接触》则是他作为一名艺术家艺术水平下降的标志。另一种观点认为，它也是美国电影水平开始下降的标志。 由这部影片开始，斯皮尔伯格就像《第三类接触》的片名一样有了他自己的“接触”，他接触了摄影特技。这些特技把他引诱到遥远的银河系，仿佛他在那儿被施了换脑术。当他再回到地球上时，他已拥有了一种自信，他认为对于电影来说一切都是可能的。在他的影响下，好运便渐渐从好莱坞的影片中飞走了。库布里克曾同摄影师约翰·阿尔科特为拍《巴雷·林登》(又译《乱世儿女》)一起工作了几个月的时间，他们发明了一种用烛光再现18世纪画室基调的摄影方法。很快导演们都发现用光学原理变换影像来取得这种效果是狠容易的。特拉福特非常高兴地将这个偶然的发现用于著名影片《以昼为夜》之中。在这部影片中，饭店里的花瓶被一个道具所取代。根据这个原理，在某种情况下或是在特殊情况下，比如一个明星死了，拍摄仍然可以继续下去。对好莱坞来说，运用这些特技解决这类问题仅仅是时间的问题。1984年，导演阿莱克斯·普罗依斯在拍摄电影《乌鸦》时遇到了与拍《以昼为夜》时类似的情况。李小龙拍功夫片时，意外地被一支有故意的道具枪杀死，导演不得不找一个与他相像的人继续完成拍摄。李小龙的角色被一个新人所取代，影片放映时不仅没有人注意这个变化，而且它还获得了成功。迈克尔·克里奇顿早就感到用一个完全不相干的替代物，即用影像模拟与电脑动画来代替演员是完全可能的。早就对演员没有耐性并一直热衷于可以完全被操纵的动画的斯皮尔伯格，充当了把克里奇顿预言变成现实的急先锋。在他的努力下，所有好莱坞电影都在等待着动画时代的到来。斯皮尔伯格忠实的门徒罗伯特·札梅其斯在《谁陷害了免子罗杰》、《死亡属于她》和《阿甘正传》3部影片中，将电脑合成图像与人物动作巧妙地结合起来。 1979年，《纽约人》电视评论员迈克尔·J·阿伦成为第一批对这一倾向越来越不安的作者之一。他曾有过这样的提法——“视觉统治权”，也就是说视觉的感受越来越成为人们的一种偏爱，尤其是电视节目，由于它比语言叙述要生动得多，而且还能表达许多语言所难以表达的内容，以及某些不愿意用语言表达的含义和内容，它可以把那些最荒蛮的历史年代用贺卡与古典漫画的形式使之看上去生动迷人。用虚光拍古老的建筑、用特别形式装饰那些被旧的东西，可以使它们别有味道。(1982年，奥斯卡最佳服装奖授给了依据这种方法拍摄的影片《甘地》，这种做法简直是把斯皮尔伯格当成了牺牲品。) 斯皮尔伯格一直在好莱坞鼓励这种变革，但对他其他艺术也有很大兴趣，特别是对那些超级明星，像迈克尔·杰克逊、巴巴拉·斯特雷斯坦和安德鲁·劳埃德·威伯，斯皮尔伯格在艺术方面与这些明星有很多相似之处。爵士乐评论家怀特内·巴尔雷特曾经给过斯特雷斯坦一个评价，他也同样把这个评价送给了斯皮尔伯格，“她唱的歌曲本身很普通，……它们都属于自然而然的曲调……斯特雷斯坦却能把每首歌曲处理得就像在山谷中滑行的感觉一样，起伏跌宕，舒展动听，仿佛是丝绸里包着一首舒情诗，洋溢着柔美的光泽。”这种评价贬低了斯皮尔伯格的天才，它仿佛在说斯皮尔伯格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也没注意到别人正好也都这样看他。而斯皮尔伯格本人却好像对此默许了。要是换了马丁·斯考塞斯这种古板认真的人就不可能这样，这正是斯皮尔伯格敬佩斯考塞斯的地方。斯皮尔伯格也喜欢斯考塞斯的电影《愤怒的公牛》，斯皮尔伯格知道自己不敢拍这种片子，却相信自己肯定能拍好这种片子，因此他对这类片子一直很留意。有朝一日，假如他不小看自己的话，他一定要试一下。 ＊ ＊ ＊ 现在由于有了许多比斯皮尔伯格还年轻的导演，他已变成了一个衡量导演能力的标准，一个榜样。年轻导演们都希望与他一起工作或为他工作。环球公司很信任他的判断力，因此他们愿意为他推荐的任何片于投资，无论这位天才对那部片于是多么没有把握。甚至就连很少大惊小怪的《综艺》杂志都不以为然把环球公司对他的这种娇宠写进报告中去。1977年l1月30日，《综艺》在报告中写道：“这也许是一种最新颖最妥善的合作，它要比伦敦劳埃得公司的保险政策还能吸引投资。” 最先从中受益的是札梅其斯和盏尔。他们的电视剧本《甲壳虫》是关于新泽西州年轻人疯狂她想看他们的偶像埃得·舒力文于1964年2月在纽约电视台上的表演的故事。米留斯的电影《非凡星期三》的执行制片人塔马拉·阿萨耶夫和亚力山大·罗斯已经把剧本拿给华纳公司看了，他们很感兴趣，认为如果这部影片的歌曲选集能超过销售最好的《美国风情画》中的摇滚50首就好了，面作为导演的札梅其斯并没有这种热情。 斯皮尔伯格把这个片子推荐给了环球公司的威尔娜·菲尔德斯，她把它拿给了纳德·泰恩，他将其改为《我想抓住你的手》后，投了260万美元。《综艺》敬畏地评论道：“肯定地说，札梅其斯将负责这部影片，斯皮尔伯格将担任该片的执行制片人，但如果最后证明斯皮尔伯格的判断错了的话，他狠可能亲自承担起这片子的导演。”结果，斯皮尔伯格对这片子什么也没做，他后来说，他对札梅其斯惟一的劝告就是：“要穿舒服点儿的鞋。” 环球公司将与斯皮尔伯格原来签订的合同做了些修改，在新合同中他们让斯皮尔伯格从导演改作制片，这是阿姆伯林娱乐公司后来能够成功的根本原因。好心的评论员们把斯皮尔伯格对环球公司的感激，归结于环球公司多年来一直在努力找人来赞助他的第一部影院电影，事实也的确如此。但实际上他的头脑中始终有一个更强烈的思想在支配他的一切，这就是恐惧，恐惧自己的世界失去控制。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斯皮尔伯格开始着手实现长久以来的那个愿望：他要建立起自己一个人的制片厂。 1978年，札梅其斯与一群除了德·帕尔马的妻子、明星南希·艾伦以外都没什么名气的演员一起顺利地按照预算拍完了《我想抓住你的手》。斯皮尔伯格让《追杀》一片的剪辑弗朗克·毛里斯来剪这部片子。4月份该片上演了，引起了各种各样的评价。然而18岁的孩子却不可以去看，甲壳虫乐队在顶峰时期，这些孩子尚处在摇篮阶段。这片子在头3年比环球公司任何电影损失的钱都多，这个失败给了斯皮尔伯格一个警告，年轻人更喜欢当代美国故事和发生在过去或未来的神奇的故事。 1978年2月，斯皮尔伯格到了哥本哈根。这是他为推销《第三类接触》而安排的欧洲之行的一站。在这段日子里他谈及一些计划情况，声明他要为环球公司给正在成长的一代推出低成本的影片，并且他已责成札梅其斯和盖尔根据他自己的经历编写了剧本，准备于3月份在亚利桑那州开拍。他说一部好电影，尤其是在电视里放的电影，最重要的是要能吸引孩子。他很想为孩子们设计出像50年代好莱坞《查尔雷的天使们》那类受人喜爱的影片。然而，他从没为“正在成长的一代”去拍什么片子，反而又把视线转移到他最初热衷的项目即那个高成本的喜剧片《1941年》上，这部片子将由哥伦比亚公司和环球公司联合完成。他告诉丹麦的新闻界说，目前已经有20个人在制作这部影片的提示板了。 两家制片厂的联合对日渐高涨的影片预算来说是个新对策。1974年，华纳和环球两家公司都买了几部关于摩天大楼起火的小说，而且都敏感地意识到应该把他们的资金合起来去拍这部《摩天大楼失火记》。环球公司对于出资拍摄《1941年》这部影片很紧张，因为预算已高达900万元，谁都不愿意再对他们这位惟一能赚大钱的导演在财政方面再施恩宠。米留斯带着这部片子来到对该片享有保留权的哥伦比亚公司。经过磋商，一项协议达成了，哥伦比亚公司将负责此片在美国境内的发行，环球公司将负责它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发行。阿兰·黑尔谢费尔德对哥伦比亚董事会宣称：“《1941年》是一部与《这是一个疯狂的世界》风格相近，充满滑稽可笑的情节，带有丰富的特技效果的喜剧片，它将会有一个非常宏大的场面。”约翰·米留斯说这部影片将由他来编写和制作。 斯皮尔伯格为了帮助他们下决心，以一种连大卫·伯格曼都嫉妒的勇气向董事会保证，“如果这部电影的花销超过1000万美元，我就放弃。”他的声明表明了他的自信。《第三类接触》刷新了全世界的票房纪录，3个星期之内，仅美国国内就赢利7200万美元。在伦敦它被选为“皇家最高节目”影片。斯皮尔伯格与艾米被后来经常出现在他周围的秘密保镖护卫着，与黑尔谢费尔德、德里福斯、特朗布尔、威廉姆斯、特拉福特和卡里·戈菲一起来到伦敦接受英国女王的接见。朱丽娅·菲利普斯在最后的时刻被取消了参加接见的资格。大卫·伯格曼也由于白宫的谨慎而被纳入拒绝接受访问的名单而未能露面。 几天后，斯皮尔伯格走上了伦敦国家影剧院的领奖台，开始了他自己的电影时代。在前去领奖的路上，斯皮尔伯格告诉国家影剧院的节目主持人阿德瑞恩·特纳说，他与斯坦利·库布城克一起呆了一整天，他正在筹拍艾尔斯特雷斯的《闪灵》。“这是我来这儿的主要原因。”斯皮尔伯格说。在国家影剧院，斯皮尔伯格遇见了一位热心人，他不厌其烦地向斯皮尔伯格献殷勤，当斯皮尔伯格说他不打算讨论《第三类接触》一片，因为还不是时候时，特纳问在场的人有谁看过这部片子，几乎全场的人都举起了手。 回到洛杉矶，斯皮尔伯格在凉水峡谷买下了一套用木头和石头修建而成的有着14间房屋的新公寓，他同他的生活伴侣艾米佐在这里。《一周新闻》杂志把这公寓说成“一个组合家庭，一个满是赌博桌、弹球机、电子游戏和其他一些能使一颗怪异的心得到愉悦的娱乐场所。”斯皮尔伯格也为度周末在马利市的沙滩租了一处房屋，并在那儿设了一间带有斯坦贝克雷剪辑台的剪辑室。他和欧文是好莱坞最引人注意和最情投意合的情侣之一。除了德·帕尔马和米留斯经常找他来谈电影以外，来访的客人中还包括一些有纽约背景或有广泛文化趣味的人。他们中有罗伯·雷纳、丽沙·艾乔恩、潘尼·马歇尔和蒂姆·马斯逊，虽然他们也邀请了一些像约翰·兰迪斯这种将来有可能合作的人一起吃饭，但仍有一种迹象表明他们只接受圈子内部的人。 在斯皮尔伯格从事《第三类接触》这部片子时，艾米在为德·帕尔马拍《鬼》，她在影片中扮演了一个有某种潜在毁灭力量的超人，她那天生的火爆脾气使她的表演十分自然。斯皮尔伯格的外祖母死在弗那克斯的家里时，斯皮尔伯格自己也遇见过一种超自然现象。他母亲是在凌晨2点听说外祖母过世的消息的。可早上5点电话又响了，她听见她的母亲在叫“救救我!他来接我，他随时都会来这儿，我害怕。”第二天，母亲的哥哥回到了母亲在洛杉矾的家，他是在母亲还很小的时候离家出走去参加马戏团的。让人迷惑的是，洛杉矾一位通灵人塞尔马·毛斯与这个死去的女人的儿子即母亲的哥哥取得了联系，死者或许是想通过这个幽灵电话表示她所害怕的人就是她的儿子。斯皮尔伯格总体上是接受有超自然现象存在的观点的，他对此事以及其他生活中出现的来自另一个时空的幽灵的暗示一点也不感到奇怪。他对这种超自然现象的困惑导致了他于1981年拍了影片《抢劫约柜的人们》。 1978年3月29日颁发的奥斯卡奖以极有保留的赞誉肯定了《星球大战》和《第三类接触》。《星球大战》被提名为最佳影片，卢卡斯被提名为最佳导演和最佳编剧，阿莱克·贵尼斯被提名为最佳配角演员。《星球大战》同时也因艺术指导、音响、剪辑、音乐、服装设计和视觉效果等方面表现出色而受到提名。斯皮尔伯格因《第三类接触》被提名为最佳导演，梅林达。迪伦被提名为最佳女配角，同时这部影片也因摄影、艺术指导、音响、音乐、剪辑和视觉方面的出色而被提名。理查德·德里福斯被提名为最佳男主角，但却不是因为他在《第三类接触》一片中的表演，而是因为他与贺伯特·罗斯共同主演的内尔·西蒙的喜剧《再见，女孩儿》。就在斯皮尔伯格忙于他的特技“CE3K”并沉浸在影迷们的欢呼声中时，德里福斯抽空儿在《再见，女孩儿》中扮演了一个角色。 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斯皮尔伯格陪伴着朱丽娅来到奥斯卡颁奖仪式上，但他的脑子却完全在别的地方，在艾米身上。艾米正在现场参加《声音》一片的拍摄，她在该片中饰演了一个聋哑舞蹈家。这是一部低成本的片子。斯皮尔伯格与艾米之间的情感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热火朝天”后渐渐冷却。“在我俩再度成为好朋友之前，我和艾米必须再在一起呆上一年或半年。”艾米曾对她的好朋友谈起要孩子的事，斯皮尔伯格面对这种承诺一直在退缩。艾米也不希望让自己的事业半途而废，她说：“认识你的人，”她指的是斯皮尔伯格的那些同行们，“并不认为我除了与斯皮尔伯格有关以外还是别的什么人。”对于导演的妻子们来说，这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许多朋友认为妻子本来就是丈夫的私有财产，因此听到她的话都很不舒服。如果某个导演没有雇用她，他也许会不安，而如果他们雇用了她，或许他会更不安。 当艾米决定去演《声音》的时候，她特意让人们知道在她接受拍片之前并没征得斯皮尔伯格的同意。这种作法在好莱坞许多人中所引起的反应也不过是相互交换一下眼神，彼此扬扬眉毛而已。艾米用这种做法给斯皮尔伯格提出了一个左右为难的问题，如果这部影片红了，将证明她知道的比他还多，没有他，她照样生活；如果片子失败了，她会看起来很傻，无疑她会责怪斯皮尔伯格。为了扮演《声音》中的角色，她学会了手语，还教给了斯皮尔伯格几句，其中包括“我爱你，艾米。”在后来那个宣布他当选了最佳导演的颁奖仪式闭幕后，斯皮尔伯格答应与艾米登记结婚。由于缺乏勇气，他没有亲口说出那几个字，面是默默地将它们融汇于他的镜头之中。 斯皮尔伯格如果希望仅仅一部《第三类接触》就能让他从旧好莱坞那里得到应属于他的一切的话，奥斯卡投票对他说来就是另外一会事了。尽管兹格蒙德为自己的摄影技术感到骄傲，但《第三类接触》与《星球大战》相比，还是卢卡斯赢了。不过卢卡斯的胜利是毫无价值的，因为重要的奖项都让伍迪·艾伦拍的《安妮·霍尔》和弗里德·兹奈曼拍的《朱丽娅》领走了。29岁的德里福斯成了奥斯卡最佳男主角金像奖得主中最年轻的演员。艾伦轻视奥斯卡和好莱坞，颁奖那天晚上他跑到纽约麦克小酒馆吹单簧管去了，然后回家睡觉，他说他不知道也不在乎得到奥斯卡最佳画面奖、最佳影片奖，更不在乎与什么人分享什么最佳编剧奖。 在斯皮尔伯格到世界各地去推销《第三类接触》时，人们经常会问起这样的问题：“它会有一个续集吗？”在最初的新闻发布会上，斯皮尔伯格承认，哥伦比亚公司正在筹备剧本。但事情并不令他高兴，因为是麦克和朱丽姬·菲利普斯把他带到哥伦比亚公司去的，而非他自己的本意，但现在，是他而不是他们被哥伦比亚公司拍一部续集的决定卡在那里。如果麦克愿意的话，他可以委派别人去拍《第三类接触》的续集，而且他可以与任何他认为合适的人签合同，就像环球公司重拍《大白鲨》的情况一样。为了让人们的注意力转向别处，斯皮尔伯格写了一篇关于“午夜星空”的简述，以此作为这部新片子的基础。 在研究《第三类接触》的拍摄过程中，艾伦·海内克讲述了一件1955年发生的事件，当时住在肯塔基的一家人说，有9位外星人来到了他们的农场，让他们感到非常害怕。这些外星人不像是《第三类接触》中那些爱开玩笑的参观者，这些捣乱分子危害人类，有时还十分凶残。斯皮尔伯格想像着当时的情景，这家人恐惧地蜷缩在屋里、屋外，外星人因搞不清这里哪种动物是最聪明的生物，它们就试着跟鸡说话，与牛对暗号。外星人所到之处都是牲畜的残肢断臂，这些外星人解剖过动物之后准备开始解剖人，最后，是一个孩子传出了一个求救信号拯救了这家人。 1978年3月，美国航空航天管理局宣称斯皮尔伯格花了500美元为他1980年的拍摄工作在第一架航空运输机上预定了货仓。斯皮尔伯格说为了《第三类接触》，他打算到地球和月球之间的轨道上拍摄，如果拍成了，他会十分珍借地使用它们。《午夜星空》放到僻静的郊区去拍，他心中的模式是电视系列剧《迷离境界》，这也是他一直试图在他的影片像《抢劫约柜的人们》、电影《迷离境界》、《惊奇故事》、《E。T。外星人》中模仿的榜样，这些影片中的孩子们多数都像《抢劫约柜的人们》中所表现的那样，夜里溜下床跑到院子中寻找外星人。 哥伦比亚公司仍处在伯格曼丑闻的余波中。在是否应该抛弃他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加深了忠实于雷·斯塔克与支持哥伦比亚公司董事会和黑尔谢菲尔德的人们之间的裂痕。在好莱坞，多数人的意见是：如果不是出于正义，即使是为消除他继续在公司留任所引起的公众舆论的灾难，他也必须被解雇。然而，在纽约的会计师们，则要求应该将一位被证明能赚钱的人留住。在制片厂实权人物当·梅尔尼克雇用某人占居了他走后留下的空缺后，两派势力的对比发生了显著变化。当·梅尔尼克选用的人是环球公司电视部的弗朗克·普赖斯，他的野心曾受过辛伯格与瓦萨尔曼的阻碍，这位30岁的“战争”老手与斯塔克建立起了同盟。斯塔克曾赞助他拍过许多影片，像《中国综合症》和一部指望像《第三类接触》一样成功的影片《克莱默夫妇》。作为回报，普赖斯赞同一项斯塔克的项目，拍一部音乐片《安妮》。这种权力平衡上的变化，破坏了黑尔谢菲尔德抵制伯格曼被制裁的阵线，1978年，伯格曼被解雇了。 绝对支持前伯格曼班底的斯皮尔伯格不喜欢新的哥伦比亚管理班子，尤其不喜欢普赖斯。斯皮尔伯格从环球公司中拉出了一支队伍，似乎准备着手引导哥伦比亚公司走一条联合的路子以完全适应大市场，尤其是电视市场。无论是福克斯公司的小阿兰·莱德，还是华纳公司的制片负责人特里·寒梅尔，他们似乎都对斯皮尔伯格的这种制片方法更着迷、更关切，也更适应。斯皮尔伯格对斯蒂夫·罗斯的印像极为深刻，他的金内服务公司1969年买下了华纳兄弟公司。罗斯，高高的个子，说话温和，一头银灰发，他在人际关系方面狠有一手。现在他正等待着时机介入到斯皮尔伯格的生活和事业中去，他就像一位温文尔雅的50岁的好莱坞米菲特(“魔鬼”)一样，总在魔术般地变幻这里的一切。 现在人们对《第三类接触续集》的呼吁已变成想知道尼瑞究竟在宇宙飞船中看到了什么的要求。斯皮尔伯格决定，如果这就是人们想要的，他一定会让他们和哥伦比亚公司满意的。为此他要对许多细节再做些加工润色，要对一些因时间限制、舆论干涉、错误的指手划脚而造成的内容上的混乱修改一下，对由于制片厂准备提前发行该片面给后期制作造成的粗枝大时进行一番修整。斯皮尔伯格并没有让人重写一部新片，而是建议他们再给他一个改写书。与此同时，他也在默默地进行着他的《午夜星空》。他打算作这部片子的制片人，并由他来挑选具有天分的新人写剧本、当导演。哥伦比亚公司对他的合作感到十分高兴。这部新片子将作为“特别版”于5月份在嘎纳节上首映。新的《第三类接触》事实上将是1980年夏季一部在成本方面低于任何影片的新片。投资方同意该片再增加7个星期的拍摄经费，采用新的改写本，其中包括大家都呼吁的那一幕：在宇宙飞船中见到的景色。 当宇宙飞船内部结构被修建好，并被拍摄完之后，斯皮尔伯格饶有兴味地开始剪辑了。在菲利普斯夫妇建议下编写的水门事件式的情节，美国空军对人类与外星人接触之事秘面不宣的情节被剪掉了。斯皮尔伯格还将美国空军少校本切利极力向相信飞碟存在的人们解释根本没有这种事的那场戏剪掉了。这一幕最后成了当长官罗伯兹·布普萨姆开始向人们讲述他所见到的巨足兽时，会议在一片混乱中结束了。 德里福斯的表演使人感到不太舒服。斯皮尔伯格认为他在城郊生活的那场戏的表演太过头，他还将德里福斯去发电厂，以及当他在舒拉德尔的阴谋中死而复活后如何到邻居家的鸡窝去掠夺，如何建起了一个巨大的魔鬼塔，如何在舒拉德尔念过咒语“到佛的园地去吧”之后将自己的房屋推倒的那些场戏剪掉了。试映之后，斯皮尔伯格又把剪掉的7分钟内容的大部分重新复了原，其中包括在戈壁抄漠里发现了一条货船那场戏。这部新片子比原来的那部短了3分钟，但估计对多数观众来说，还是这部更好一些。特别有趣的是，许多人都认为宇宙飞船内部很像是一座华丽的商场。 弗朗克·普赖斯的市场负责人诺曼·拉威对外界说旧的剧本“退休”了，已经拍完的800个画片毁掉了，只有底片和几个存档的拷贝还保留着。为此斯皮尔伯格很气愤，他认定拉威是因为看到《综艺》登载的一篇题为《哥伦比亚的‘接触’计划，有关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的新消息》的宣传报导后，误认为两个版本都在流传。哥伦比亚公司有他们自己的办法，很快，“特别版”就成了惟一可采用的版本。普赖斯曾为公司的一次不切实际的捐款从这部片子的经费中抽走了200万美元，这无疑使之雪上加霜。朱丽娅·菲利普斯就此事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她认为，这种做法最终使这部在电影史上最成功的影片，在第一轮发行后的两年里，带着国内赢利770万美元的业绩被压下来而无人问津。从严格意义上说，它成了赔钱的片子。哥伦比亚公司为此减轻了自己因支付给菲利普斯夫妇的利润而产生的压力。 一连串的事件影响着斯皮尔伯格拍摄《1941年》的决心。就在《第三类接触》拍摄的最后一天，他仍把这片子称做“初升的太阳”。影片《安妮·霍尔》的成功被斯皮尔伯格认为是对自己的挑战。1976年，斯皮尔伯格告诉英国记者巴巴拉·帕斯金： 我一直都是一个受挫的人，一个受挫的喜剧导演。长久以来我一直都 像伍迪·艾伦那样干得出色。当我告诉人们这话时，人们都笑我，但毕竟 我真的开始从事拍喜剧短片的事业了。我要拍的就是那种完全都是对自的、 有许多插科打浑场面的、不时使人想起滑稽表演和幽默小品的影片。我曾 为此遭受过失败，我非常愿意再来一次，再回到喜剧中去。 另一个越来越让斯皮尔伯格羡慕的人是约翰·贝勒西，斯皮尔伯格把他看作一位软弱但却好心的兄弟。他说：‘约翰对我来说正好与他的银幕形象相反，他在追求爱情，追求被人欣赏，或追求他欣赏的人时是温和的……另一方面我认为约翰是我们大家混乱生活的代表。约翰几乎可以代表全美国一踏糊涂的‘卧室状况’。”斯皮尔伯格很赏识贝勒西的第一部影征《全国讽刺的动物屋》，该片由约翰·兰迪斯导演，它是在《第三次接触》拍摄期间上映的一部影片。就像布鲁托(狗的名字)是人类最好的伙伴一样，贝勒西是“无能君主”们的伙伴，并且他还喜欢“食物战”和淫秽的东西。 许多人后来感觉到，《1941年》这部精神错乱般的喜剧，是斯皮尔伯格试图以更大的规模复制《动物屋》，当然他的理由是，他和贝勒西所要面对的观众是对某一类喜剧已有能力欣赏的青少年。这里面当然也有与兰迪斯竞争的因素。由于兰迪斯当时在好莱坞的名气正如日中天，两个人自然成了对手。几年后，《迷离境界》使这一灾难般的敌对情绪变得明朗化了。 斯皮尔伯格在洛杉矾与贝勒西会面不久，就随他一起去纽约讨论他的角色问题去了。这位男影星带着斯皮尔伯格到他的领地——马尔顿大街上一个装有完备的音响设备、十分隔音的隐身处。残留的食物、糖纸乱七八糟地扔了一地。当斯皮尔伯格小心翼翼地坐下后，贝勒西放上了一张布鲁兹音乐唱片，并把音响放得大大的。然后他开始对斯皮尔伯格高谈阔论起他对“节奏与布鲁兹”(美国黑人音乐的一种)的喜好来。斯皮尔伯格努力了几次才把话题引到《1941年》上来，他说他再也不想让贝勒西扮演日本副官那种小角色了。斯皮尔伯格不打算用演员来扮演托士罗·米夫恩，而打算雇其他什么人来演，后来他的确雇用了米夫恩自己来演自己，他还雇佣过恐怖片电影演员(兼德国发盲人)克里斯多弗·李来扮演一名纳粹军官。而贝勒西这次将在《疯狂的比尔》中扮演重要角色凯尔索。他将驾驶着飞机横冲直撞飞过西部上空追随“零式飞机”的幽灵支队，然后非常壮观地在好莱坞的森林大道上坠毁，这幕场景就建在伯班克城。 斯皮尔伯格后来认为他还是有些忽视了《1941年》，因为它似乎不如在杂志上读《疯狂》这片文章时那么有味道。斯皮尔伯格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这种能招致人们议论和关注的活力。札梅其斯和盖尔已经写完了《回到未来》这部更富吸引力的剧本，可当时他们仍被故事中许多与人物和事件有关的机器方面的事占据着大量精力。这一切更激发了他们热情。《1941年》是部很独特的片子，它叙述了一件发生在1941年12月13日这天的事，凯尔索驾驶着飞机疯狂地飞行，夜晚的时候坠落在“疯人”麦道克斯(瓦伦·奥特斯扮演)的营地里，最终机毁人亡。加利弗尼亚海洋保卫指挥官斯蒂尔威尔将军(由罗伯特·斯塔克扮演。最初人选是约翰·威恩，当他听说影片中有两架美国飞机相撞的镜头时，他从基督教的立场出发拒绝了这一角色)正打算放松一下到好莱坞森林大道电影院观看影片《小飞侠》时，听见了巨大的声响，他认为对这声响惟一合理的解释是日本的威胁。 在这部影片中出现的故事还有：以斯塔尔斯基(特里特·威廉姆斯扮演)为首的军人和穿着苏特军服的当地士兵之间在营地附近的舞会上发生冲突；美国空军上尉伯克海德(蒂海·马斯逊扮演)一直在勾引斯蒂尔威尔的秘书当娜(南希·艾伦扮演)，而当娜却只对飞机感兴趣；一艘日本潜艇带着一名纳粹军官在圣菲尼卡附近巡航；一直以持家有道而自命不见的道格拉斯夫妇(纳德·贝蒂和劳瑞恩·加里扮演)由于看到炮兵驻扎在他们的圣莫尼卡花园而惊恐不已。这些故事都是在最后两盘胶片中以暴力为结局的。如吉特巴舞比赛会上的军人骚乱、道格拉斯家的房屋以及附近公园惨遭毁坏等等。最后一幕是这样的：一个阜氏大转轮滚下码头，掉进太平洋。贝勒西对这个故事很感兴趣，但他在这片中的表演并没有什么突破。 他曾向斯皮尔伯格保证说：“我们一定会在现场做好这一切的，在这方面我是最好的，也是最敏捷的，我喜欢即兴表演，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当斯皮尔伯格离开马尔顿大街时，贝勒西被他委派这个角色后的感激之辞还在他耳边回响。由于不习惯从演员嘴中听到感激的话，斯皮尔伯格被解除了精神武装。当贝勒西的代理人伯尼·布瑞尔斯坦告诉斯皮尔伯格，他的开价已升到35万美元时，这位演员的热情减弱了这个开价对斯皮尔伯格的打击。这个数额超过了德里福斯拍《第三接触》所得到的报酬。斯皮尔伯格忍痛同意了他的要求。 贝勒西在好莱坞与斯皮尔伯格第二次会面时，不经意地把一位军人朋友当·阿克劳依德介绍给了斯皮尔伯格，这位很有进取心的坦克部队指挥官喋喋不休地发表了一通他的爱国主义演说，并对约翰·韦恩的几部影片中有关在太平洋岛上设立攻击日本潜艇炮兵部队这一情节，以及纳德·贝蒂的小屋等问题直言不讳。他与贝勒西比起来似乎更是一位好演员。更重要的是，他更有自制力，他不知不觉地进入角色中，滔滔不绝地讲出许多关于坦克和炮兵方面的数据。斯皮尔伯格当即就选用了他，不仅因为他是个天生的演员，也因为他能帮助斯皮尔伯格控制贝勒西，斯皮尔伯格还希望他能让贝勒西离开毒品。 阿克劳依德和马斯逊就像喜剧《上星期六的夜生活》中的情节那样被斯皮尔伯格找来，斯皮尔伯格相信他的这些作法就等于在给这部片子上保险，会使他的成功愈加有保障。即使这片子内容本身不可笑，演员的表演也一定有趣。布瑞尔斯坦却不那么肯定，他读过这个剧本，而且发现它极平淡乏味。他担心这会让他的客户贝勒西在洛杉矾因无所事事而放纵自己。贝勒西缺少自信，而且一直都在自我毁灭，他到了洛杉矾这个毒品超级市场，是很难抵制毒品的吸引力的。贝勒西没理会布瑞尔斯坦关于本子和导演都缺少喜剧色彩的警告，因为他一直对《第三类接触》很着迷，他对斯皮尔伯格的《第三类接触》的创意喜爱之至，甚至有种近乎宗教式的狂热。贝勒西渐渐对这位导演着迷起来，他认为他的手里掌握着点金术。一切看似平常的事物到他手里都能发出耀眼的光来。《1941年》选中了贝勒西，它为他奠定了明星地位，贝勒西告诉布瑞尔斯坦：“我不能拒绝斯皮尔伯格。” 当《1941年》跌跌撞撞地迎来了斯皮尔伯格令人烦恼的生日时，斯皮尔伯格正在座付另一宗尚未完成的生意。米高梅公司最后把《一个名叫乔的家伙》的版权卖给了他。一连串的剧作家都开始改写这个剧本。斯皮尔伯格认为让德里福斯来扮演影片中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飞行员太显年轻，于是他把这个本子拿给罗伯特·瑞德福德和保尔·纽曼，这两位都对此片感兴趣，也都想扮演乔。在斯皮尔伯格的头脑中，女主角当时也找不出适当的人选。于是他暂时把这事停了下来，但他后来坦白说，让他暂时搁置这个项目的真正理由是：“那时在感情方面我还不够成熟。” 6月份，丹尼丝·斯坦菲尔从福克斯公司辞掉了小阿兰·莱德。于是莱德和他周围的一些人寻机组建新的组织：莱德公司。但斯皮尔伯格却在这种时刻对他关闭了希望之门。科波拉在那个时候想出了一个不寻常的赚钱计划。他要买下位于旧金山百老汇廉价地段的全部编剧俱乐部和无上装酒吧，并把它们改造成现代夜总会和剧场。斯皮尔伯格同意与摇滚乐队节目主持人比尔·格雷汉姆一起成为这个计划的赞助人。 斯皮尔伯格同卢卡斯一起开始认真推敲他们即将联合制作的影片《夺宝奇兵》的细节。他们两人都在对他们之间已经存在了11年，而且变得越来越复杂的友谊及生意关系进行尝试，尤其对导演和制片这种复杂多变的关系进行尝试。斯皮尔伯格在这方面的变化与卢卡斯比较起来更为多些。人们都在观察他们，而且有相当一部分人，包括他们的朋友，都不会因为他们的友谊出现危机而感到惊奇和遗憾。斯皮尔伯格承认：“这部影片将会提供一个依据，证明我们，不单是我和卢卡斯，包括所有朋友在内，大家是否可以不带任何嫉妒、攀比或是憎恨的情感在一起拍电影。” 可以相信，一开始，没有人来搅浑水，他们俩都不理睬中间人。他们在没有代理人的情况下，在他们学生时期使用的那些横格练习本上列出他们的构想。10月份以后，卢卡斯那位不穿套装不系领带穿着自由自在的长期律师汤姆·波洛克，将他们的构思交给了所有制片厂。这是他在70年代代理巴伍德和罗宾斯时开创的一种方法，他曾一下子将《棒球队的明星与车王的旅行》的剧本提供给了许多家公司。 这个项目的细节马上就被人泄露给了专栏记者利兹·史密斯，她在文章中写道：“好莱坞将要爆炸，伴随着这一爆炸，在这个大影院中的每一位行政长官在经历一番愕然尖叫、抓耳挠腮、捶胸顿足和歇斯底里的摔碟子、砸碗之后，都不得不重新修整一下自己。” 就像事先预料的那样，行政长官们把让他们为该片投资2000万美元看作是一种巨大的侮辱，其中包括斯皮尔伯格的150万美元和卢卡斯的400万美元，这里还包含所有发行费用。官员们同意从挣到第一个美元开始就付给卢卡斯和斯皮尔伯格利润。有人认为要拍这样一部片子，2000万美元太少了。单就第一个镜头——印第安纳挤进一座设有陷阱的英卡教堂——那个噪杂的场面就至少要花5000万美元。没有相信这部影片会如他们承诺的那样用25天拍完。斯皮尔伯格的《大白鲨》既超支了时间，又超支了预算。有什么东西能保证他不会再这么做呢? 斯皮尔伯格他们中没人有热情和精力去拍系列片和电视剧。电视剧《蝙蝠侠》从1966年至1968年一直都在上演，但根据系列故事《野人博士》和《飞侠戈登》电视剧拍的片子却遭到了惨败。卢卡斯解释说：这一切告诉我们，拙劣的模仿只会像装成女人的同性恋者一样造作。英国评论家约翰·布罗斯南写道：“《夺宝奇兵》成功的秘诀无疑是因为斯皮尔伯格和卢卡斯两人同亲具备不被素材所束缚的个性，而被他们搬上银幕的东西显然都是令人赏心悦目或与观众密切相关的东西。” 就这个项目而言，没有任何部门能赶上环球公司的反应强烈。在这里，瓦萨尔曼和辛伯格召开了一系列痛苦不堪的讨论会来商讨这个项目，一位内部人员说：“鲁和西德两人快被这个项目给逼疯了。就他们所知，这桩生意的发起人要求得到一份闻所未闻的利润分成和所有权。最后他们放弃了这桩生意，因为他们认为它已远远超出了合理回报的界限。”愤怒使人们看不清这是一桩什么样的生意。一位聪明的行政官员把它称之为“革新的前奏曲”。然而，甚至迪斯尼公司也放弃了这个项目。 人们对这一项目的反应充分展示了新旧好莱坞的哲学家们在经营之道方面的戏剧性对比。制片人唐·斯蒂尔将环球公司的作法作了一个明确的阐述：“对人们来说，面对一份合同和一桩生意最重要的是要记住‘欲望’，而不是这桩生意将会给你带来多少希望的利润、你愿意为之付出的代价或难度这些毫无意义的细枝末节。……一桩生意要根据人们的欲望而定价，然后紧紧地咬定这个价钱。”但斯皮尔伯格和卢卡斯都是苦行僧，就像律师和财务人员所熟悉的那样，他们没有什么欲望。直升飞机、汽艇、豪华公寓、能被城市里的人们甚至各处的服务员们认出，这一切对他们来说都毫无吸引力。朱丽娅·菲利普斯曾不快地说起斯皮尔伯格，“在这个小傻瓜懂得什么叫头等舱之前我就告诉过他，他应该拥有加长轿车。” 如果人们非要让卢卡斯和斯皮尔伯格给他们的需求下个定义的话，他们都会回答他们只想保留少年时期对一些事情的情趣，如：看漫图书，看电视，看电影，和同伴们一起玩耍。在他们记忆中的少年时期，每天都在渴望玩游戏、吃糖、吃汉堡包、开老式汽车与朋友一起四处游逛，找个什么地方做他们想做的事。一般情况下，大代理商和制片厂里的头头们都愿意到马梅森饭店用餐，而卢卡斯总是在哈姆雷特饭店用餐。其实多数男人都像斯考特·菲格拉德所说的一样，希望出名并受人爱戴。 说话轻声细语，身着黑色套装的派拉蒙公司的制片负责人迈克尔·艾森纳，是惟一一位看到《夺宝奇兵》的合同，又测览了那些耸人听闻的条款后认为值得冒冒风险的人。虽然在电影厂见到利润之前，这片子就必须挣到6000万美元，可卢卡斯和斯皮尔伯格过去的工作足以成为巨额利润的保证。艾森纳告诉波洛克说：“既然我们期盼着有创造力的人，那就让我们签一份有创造力的合同吧。” 艾森纳把该片中的具体事宜交给了商务负责人迪克·兹姆伯特，他是一个能将比客户们想像的还要多得多的钞票扔进派拉蒙公司篮子里的钞票计算机。兹姆伯特发明了“滚动运作法”，即只有当影片收回本钱后，演员、作者、明星才开始根据他们在这片子中的“分数”，也就是他们在工作中表现的好坏来挣钱。但在兹姆伯特的惯例中成本持平的尺度往往是不确定的。当影片快要接近收支平衡时，利润支付会因为银行利息和市场的变化、发行量与印刷量的增加等原因而被拖延或缩减。兹姆伯特的精于算计让所有的人都感到惊异。唐·斯蒂尔，当时派拉蒙公司的老制片人写道：“许多人在谈判时都提到滚动运作法，其实他们对它的含义并不了解。” 在兹姆伯特的指导下，艾森纳诱使斯皮尔伯格和卢卡斯担负一部分市场费用和银行信贷利息，而且还让他们支付派拉蒙公司一小笔发行费。与此同时，艾森纳把拉蒙公司租金收入的比率从40％增加到50％。这样一来这份合同的成功率就有了保障。“我们建立起了一套严格的惩罚制度以防他们违约。”艾森纳说，“他们毫不犹豫地同意了，我估计这也许是因为他们不在乎，也许是因为他们早把这件事算计好了。”如果是后一种情况，艾森纳也早就想好并已写进条款中，他们至少要为派拉蒙公司连续拍出4部续集。 艾森纳为了证实自己的道理，他把这份合同送交给首席行政长官查尔斯·威伯，威伯详细征求了他那位企业家朋友罗伯特·斯蒂格伍德的意见，他曾为两部成功影片《油脂》和《周末狂热》提供过赞助。斯蒂格伍德同意他们的判断并积极鼓励他们去做这件事。他自己与卢卡斯电影公司就将来的几部片子还有一份私下合同。1978年12月，艾森纳签了《夺宝奇兵》的合同，无论事情好坏，它都将成为斯皮尔伯格《1941年》的下一部影片。新好莱坞就这样悄然取代了旧好莱坞。对斯皮尔伯格来说，他与卢卡斯在沙滩城堡的这次会面有一种近乎迷信的意义。这以后，任何一部新片开始之前，离开美国大陆到夏威夷放松上几个星期，几乎成了斯皮尔伯格的一种习惯。 让我们大家回想一下，1978年对《1941年》这部影片是很不利的一年。有关越战之事已成为让美国举国上下感到尴尬的事。公众除了约翰·威恩的《特种部队》以外，拒绝在10年之中再看任何一部这类内容的影片，并且变得越来越爱看带有性虐待内容的影片，不巧，这时威思做了一次心脏外科手术。科波拉在菲律宾紧锣密鼓地赶拍了《现代启示录》，简·方达也正在当时上演的《归家》一片中与瘫痪老兵乔恩·沃格特表演着床上戏。《猎鹿人》就像现在的《辛德勒名单》，用了182分钟无情地剖析了陷人道德沼泽困境中的美国心态，影片以一首俄国音乐作为主旋律，它正好与全国民意测验反映出的那种由自我矛盾的创伤而引起的苦恼相呼应，于是它大获成功。看电影时成年人都落下泪来。心满意足的导演迈克尔·西米诺跑进洗手间扶着同伴的胳膊抽泣起来，一时间，对于谦卑与羞辱内容影片的渴求扫荡着好莱坞。这期间出现过影片《午夜快车》，一个优秀的美国男孩布雷德·戴维斯因毒品而被捕，在士耳其监狱中受尽凌辱。伍迪·艾伦决定与英格莫尔·伯格曼竞争，拍了影片《内心世界》，这是他第一部正剧内容的影片，也是他第一部失败的影片。在当时，丧服和骨灰成了一种情感的象征，乌鸦也作为一种忍辱含垢的情绪表露，出现在各星级餐馆的餐桌上。 为了与这种焦虑不安的潮流相抗衡，斯皮尔伯格坚定不移地向滑稽戏的彼岸进发。似乎他的行动使整个社会有了反应，《1941年》以一颗颗闪亮的明星、各种各样有趣的事件和深厚的影响力而大受欢迎。1978年8月，斯皮尔伯格让《综艺》的记者相信，接下来他打算拍一部“动作灾难片……里面充满难以预料的难题。”乔克·琼斯将被聘为视觉效果顾问。斯皮尔伯格告诉一位伦敦观众说，他曾希望把《1941年》拍得像卡通片《公路赛跑者》一样。他说《1941年》也会同诺曼·朱威逊的《俄国人来了，俄国人来了》有相似之处，这是诺曼·朱威逊1966年拍的一部成本不高的喜剧片，是关于苏联的一艘潜艇在美国东部海岸附近搁浅的故事。 影片终于公演了。这次在影片中穿插了一个斯皮尔伯格以前拍的镜头。在电影《大白鲨》一开始就被鲨鱼吞食了的那个裸体游泳者的扮演者苏珊·白克里尼，这次又被召来扮演另一个游泳者，这次打扰她的不再是大白鲨，而是米夫恩的一只正升出水面的日本潜水艇。这部影片充分展现了斯皮尔伯格童年时的爱好。影片《1941年》在某些素材方面与影片《奇爱博士》和《文静的人》相仿，如：在维克多·扬热闹的舞会上出现了打斗场面，在约翰·福特导演的老片子中也曾出现过威恩和维克多·迈克莱格伦之间的打斗。《1941年》与1963年斯坦雷·克拉摩尔的片子《这是一个疯狂世界》也有相似之处。这些都是斯皮尔伯格刻意追求的。该片除了镜头上与其他影片有很多相似之处外，如食物大战、欢宴会及打斗、建筑物被炸毁、飞机和汽车相撞、遇难者们被困在精心设计的圈套中、从正在燃烧而且即将崩溃的建筑中逃离等等，在人物方面也有很多相似。克拉摩尔曾选用他的老朋友斯潘赛·屈塞扮演C·G·丘尔派波，一个疯狂地想从濒死的犯人吉米·都兰特嘴里得到财富所藏之处秘密的男人。在《1941年》中，罗伯特·斯塔克恰巧也有类似的表演，而且，该片中蒂姆·马斯逊和南希·艾伦在飞机上的那些表演使人一下子想起克拉摩尔影片中巴迪·哈克特与米切·罗尼拼命发动着飞机和保尔·福特通过话筒导航的那些场面。《1941年》中的那德·贝蒂和劳瑞恩·加里简直就是《疯狂世界》中米尔顿·伯尔和艾斯尔·摩曼的小一号的复制品。那个克拉摩尔曾打算拍成“空前绝后的最棒的喜剧片”的《疯狂世界》，曾给了人们一种重要的提示：再多的情节也赶不上一个幽默感。这一点成为斯皮尔伯格一个重要的经验。 斯皮尔伯格用他常胜不败的富于创造力的眼光拍完了这部巨片，他告诉助手威廉姆·弗朗克，他不想拍好莱坞那种过分道染的华而不实的喜剧片。因此，摄影师把所有场面，包括格莱格·杰思制作的圣莫尼卡海洋公园的游乐车场和码头模型，都放在烟雾发射器喷出的烟雾中拍摄。他们还与斯皮尔伯格的一贯作法相反，先把模型和效果作好，再与演员表演进行合成。 这部影片是一个早期的征兆，它表明人们关心的不仅仅是笑话。 斯皮尔伯格在1978年去欧洲推销片子的行程中发现了Louma起重系统，把一个轻型摄影机放在一个可伸缩的15英尺长的机械手上，这个摄影机可以在没有摄影车的情况下在现场来回滑行。这种高级电影摄影机完全适于他的军人与穿着苏特制服的人们打斗场面的拍摄。为了拍摄这一场面，斯皮尔伯格租了好莱坞伯班克摄影棚，那里有好莱坞最大的舞台。那些80英尺长的潜水艇场面都是在拍过《大白鲨》的米高梅公司那巨大的蓄水池中拍摄的。 贝勒西于1978年10月到达洛杉矾。斯皮尔伯格带他来到好莱坞森林大道那座新建的机库，这位演员完全惊呆了。这里已不再是《星期六的夜生活》中那简陋的拍摄现场了。 “嘿，伙计，你正在创造真正的好莱坞影片。”他说。 “是啊，”斯皮尔伯格骄傲地说，“我们把它建起来，然后再毁掉它。” 整个11月份的拍摄工作都是在这种自我庆幸的气氛下进行的。在现场，不像在车里，凉爽而舒适。每个人都体会着这句玩笑：在现场的情绪简直可以称得上是一种真正的狂欢。斯皮尔伯格受到这种情绪的启发，他渐渐放弃了提示板而又发明了一个新把戏：一个联锁反应机。它就像卢伯·戈德伯格发明的那个让斯皮尔伯格羡慕并于1985年用于影片《古尼斯》拍摄的新装置。 克拉摩尔在《疯狂世界》一片中曾雇用了许多像布斯特·凯顿和3人滑稽小组这类喜剧演员，并表演了许多滑稽可笑的场面。《1941年》这部影片也许同样受益于这一想法，但斯皮尔伯格所雇佣的主要配角演员，除了斯里姆·皮克思斯以外，多数演员都是像林奈尔·斯坦德尔和小艾利沙·库克、约翰·兰迪斯这种戏剧演员。因此对于米留斯来说，老牌导演山姆·福勒比起斯皮尔伯格来更是一位英雄，山姆·福勒曾为埃德·迪兹恩在这影片中找到一个角色。埃德·迪兹思是一个长脸、大耳朵、嗓音听起来像指甲划在黑板上发出的那种声音，山姆·福勒是从《我想抓住你的手》一片发现他的。他认为迪兹恩的长相很像少年时期的自己。迪兹恩在该片里扮演了一个费力不讨好的角色。 贝勒西是个很难对付的人，他仅凭着对剧本的一点肤浅的理解就来到拍摄现场以他自己的方式来表演这个角色，连最简单的镜头也需要重复7、8次。阿克劳依德根据斯皮尔伯格的要求像个保姆似的把他哄离拍摄场，出于对朋友的忠诚，他一直在替贝勒西掩盖着他这种失常行为的真正理由：不断大量地吸食可卡因，没有它，贝勒西的注意力就没法集中，精力就没法旺盛。夜里，贝勒西还要同演员和剧组中的一些瘾君子聚在一起。有个人数了一下，他们中共有26个常用毒品的人。有一次扮演西塔尔斯基的演员特里特·威廉姆斯暗着贝勒西从酒吧到俱乐部去找“货”，他惊恐地看着贝勒西一下子吸了500美元的可卡因，然后抱着吉它直到天亮。这种行为很快显出了结果。12月4日，贝勒西上班来晚了，这在斯皮尔伯格这种以光一般的速度工作，对每一分每一秒都斤斤计较的人眼里是一个极为严重的错误。第二天，叫他的电话打过一小时后，他仍未到场，又过了30分钟后，模特兼演员的劳伦·哈顿开车来到现场，把一个烂醉如泥的贝勒西送来了，他几乎是从她的车里摔出来的。 在拍摄《1941年》的新工作人员中，有个人叫凯瑟琳·肯尼迪，她31岁，是圣地亚哥电视台的制片人，为了向电影进军，她接受了安排特技拍摄程序的工作。她感到斯皮尔伯格的办公室像是个耗子窝。“我到了那儿，发现他在餐巾纸、信封背面和所有在房间内能找到的碎纸上写他的构思，我花了整整一天一夜的时间才把它们整理出来。”由于肯尼迪杰出的组织能力和绝对的忠诚，她很快被授予独立工作的权力，并很快被提为米留斯的助手。 肯尼迪陪着愤怒的斯皮尔伯格来到贝勒西住的汽车房中，发现哈顿试图努力将那天的台词硬灌进他醉熏熏的大脑中。见到斯皮尔伯格的怒容，哈顿赶快溜走了，于是斯皮尔伯格便冲着贝勒西发起火来。贝勒西一直都在按一个演员、一个著名演员的标准领取报酬，然而他却根本不好好干。斯皮尔伯格派了一个副制片詹尼特·黑利紧紧跟着他，每时每刻都和他呆在一起，以确保他能准时到达现场，并知道自己的台词是什么。 斯皮尔伯格拍片子时，总是使自己越来越投入，他的本能常常警告他不要一直这样下去，他告诉自己说：“拍任何一部片予时，你如果感觉很开心，那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错。”为了找出自己可能出的错，他总要对一个场面拍上几遍，希望达到更好的效果。贝勒西驾驶着P一40型飞机冲着好莱坞的森林大道向下俯冲、撞击的镜头反复拍了3次，每次损耗100万美元。拍摄阜氏转轮滚下码头落进太平洋这一精心设计的镜头时，他也重复了多次。有一位很诙谐的工作人员在自己的T恤衫上印了一句斯皮尔伯格无意中的一个承诺：“如果超过1000万美元我就放弃这个片子。”每过一个星期，T恤衫上的数字就换一次，换一个更大的数字。剧组的人们公开穿着这些T恤衫，这对斯皮尔伯格的幽默感是一种考验。他从未对这事抱怨过。 左增加一点内容，右增加一点内容，这个片子越来越难拍。斯皮尔伯格吸取《动物屋》成功的经验，这部片子中的那些食物大战和玩笑场面都是以喜剧内容为基础而与那些器材无关。《1941年》这部影片缺少一种依托，人物角色应该永远与故事情节联在一起，围绕着故事发展，像希区科克的《麦克古芬》，动作在影片中是微不足道的。斯皮尔伯格在预感自己肯定是发了一枚哑炮的心情下结束了拍摄。在拍摄即将结束时的聚会上，到会的每个人都得到了一条纪念授带，杰弗·沃尔克说：“授带上写的是：‘我终于从《1941年》活了过来。’”他后来收集了这些授带和与《1941年》一片有关的棒球帽，并在不同的市场销售它们。12月9日，斯皮尔伯格告诉《纽约时报》的记者说：“我将要花上后半生的时间去摆脱它。”这个聪明人又一次证明了自己的正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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