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鲨鱼和恐龙又一次围住了史蒂文。 ——汤姆·汉克斯，一位出席过1995年4月美国电影协会颁奖大会的观众 斯皮尔伯格轻松地得到了他的荣誉。在1995年奥斯卡颁奖仪式之后的第二天，斯皮尔伯格与罗宾·威廉姆斯一边站在游戏机前，玩着名叫“罪魁集团”的战争游戏，一边为游戏的画面和音响的优劣在激烈地争论着。在最伟大的梦想实现之后，斯皮尔伯格感到空虚。他说：“我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更成问题的是我不在乎。”他已经答应凯特去休一年假，并保证在这一年之中不干导演。想到自己的私人财产估计已达4.5亿美元，他认为自己完全可以抽出时间稍息片刻。他和瓦萨尔曼一起参观了在拉斯维加斯举办的消费者电子博览会，当有人发现他在这里时，MCA公司的随员立即将他团团围住。一位正在摆弄游戏机的年轻人对他的朋友嘟囔着：“看，那就是上帝。” 在休假的这一年里，斯皮尔伯格有时间通盘考虑在这个变化莫测的行业中自己未来事业的命运。好莱坞的政治家们一直在紧追世界的变化。随着柏林墙被推倒，大国丧失了影响力，小国开始争权夺利。小企业也开始争权夺利。米高梅公司已经垮了，哥伦比亚公司归属了索尼公司，MCA归属了松下公司。随着斯蒂夫·罗斯的逝世，时代一华纳公司内部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斗。像泰德·特纳这种刚获得实权的中间企业经营者们控制着这行业里的优势，当他们的兴趣扩展到了有线电视、广播电视、杂志、电脑广告牌甚至出版业时，他们选择的栖息之地常常是好莱坞。 《综艺博览》杂志在1994年10月把这些暴发户称为“新型当权派”。艾丽斯·奥绍格耐斯在她的文章中指出，人们应该把他们叫做“信息时代虚张声势的闹事者”，或者说是“电脑信息业务中的拦路抢劫者；他们是电脑娱乐、信息工业领域的领导者，他们的权力和影响力使华尔街和华盛顿都显得黯然失色。”斯皮尔伯格就是其中的一个。一份调查结果中提到的其他人还有——巴巴拉·斯特雷斯坦，麦克·奥威兹，迈克尔·艾森纳，巴里·迪乐，奥普拉·文弗瑞和大卫·盖芬，这些人大都是斯皮尔伯格的朋友和同盟者。他们中有些人甚至直接影响着他的生活，特别是微软公司的比尔·盖茨和加拿大饮料公司的负责人小埃德加·布朗夫曼，他们一直虎视耽耽地想成为一名电影巨子。但值得注意的是，《综艺博览》的名单上既没有卢卡斯，也没有科波拉。在人们的心目中，他们都是新好莱坞不可缺少的人物，即所谓的“三位一体。” 调查结果显示，他们中的许多人包括盖芬、奥威兹、迪乐和杰弗瑞·凯赞伯格，都是那些掌权的经纪人俱乐部的非正式内部成员，他们每年都要在太阳谷相聚数日，在投资银行家哈伯特·阿兰的庇护下编织社会网络。哈伯特·阿兰是雷·斯塔克的密友，还是几家大公司的顾问，其中包括松下公司。 美国《时尚》杂志摄影家安妮·雷波威兹拍摄下了这些先生和女士们以及他们的附属品的照片。大卫。盖芬开着他的私人飞机在洛杉矾上空盘旋；泰德·特纳在他的农场里骑马；迈克尔·奥威兹一个人坐在影剧院里看电影；迈克尔·艾森纳在迪斯尼公司的套房里，人们讽刺地把他称作“米老鼠”先生。 身穿粗斜纹绵布衬衫，水磨布牛仔裤的斯皮尔伯格，与几位穿一色运动服，挽着裤腿赤脚站在东罕普顿乔治卡池塘里的人站在一起，望着落日。他那双躲在阿曼尼眼镜后面的眼睛好似在凝望着他吉凶难卜的将来。这是一幅诺曼·罗克威尔田园幻想画：汤姆·索耶的中年时代。随着自己的世界已经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控制之中，斯皮尔伯格开始设计他后半生的人生画卷。这幅画卷无疑应该是这样的——斯皮尔伯格成丁东海岸的人，而不是加利弗尼亚人；他不再是革新派的新人，而是深思熟虑外加一点神威的人；不再像里恩一样易与人发生冲突，而是一位和蔼、有教养、远离社会喧嚣的绅士。 ＊ ＊ ＊ ＊ 在好莱坞那些生意兴隆的餐馆里，在马里布，甚至在由杰弗瑞·凯赞伯格这种著名演员发起的漂流旅行中，人们都在谈论麦克·奥威兹，这里的每个人都把他当作对他们的权力最有威胁的人。这位总是双唇紧闭，像猫一样微笑的环球公司的导游后来证明是位笑里藏刀的高手。这位一向给人一种可爱的小猫印象的奥威兹曾在1992年与世界最高价剧作家乔·伊斯特哈斯(《本能》和《希尔弗》的剧作家)的争斗中体面地警告这位对手说，CAA公司的“战士”每天都在贝佛利山庄巡视并会开抢打烂任何公开反对他的人的脑袋。 没有人怀疑奥威兹会做出这种事来，如果他决定了的话。通过CAA公司，他可以与好莱坞大部分主要演员和制片人说土话——达斯汀·霍夫曼，瓦伦·比蒂，凯文·科斯特纳，罗伯特·德·尼罗，巴巴拉·斯特雷斯坦，迈克尔·道格拉斯，肖恩·康纳利，汤姆·克鲁斯，罗宾·威廉姆斯，西尔威斯特。史泰龙，马丁·斯考塞斯，弗朗西斯·科波拉，罗伯特·雷德福德，奥立弗·斯通，巴里·列文森，蒂姆·伯顿，甚至连斯皮尔伯格都是他的客户。成为一位真正的制片人后，奥威兹搜罗了一大堆项目并把它们一股脑儿地卖给了那些曾因他要价太高而拒绝过他的电影制片厂。他曾经代理过索尼公司和松下公司的业务，但就索尼公司目前的现状，他拒绝了他们让他经营哥伦比亚公司的条件。当鲁·瓦萨尔曼和西德·辛伯格与松下公司就MCA公司控制权问题争论不休时，许多人猜测日本人可能会安排奥威兹作为MCA 环球公司的下一位总裁。奥威兹曾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对他的朋友和一些像赫伯·阿兰这样的顾问们坦白地说过，他已对代理业务中那个充满竞争意识的自我感到厌烦，因而也许他在期盼着一个令人愉快的变化。 在新当权派人士中，有一个反奥威兹的联盟，在它的成员们自己几乎还没有意识到它的形成之前，就已经发生了变化。联盟的中心人物是大卫·盖芬，他讨厌而且不信任这位CAA公司的老板，这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杰弗瑞·凯赞伯格已成为联盟中一份子，不仅因为他与盖芬的友谊，而且因为他看到奥威兹掌握权力对这个行业是一种危险。凯赞伯格对迈克尔·艾森纳的迪斯尼主席的职位垂涎已久，而艾森纳又是奥威兹的最好的朋友。忠诚于瓦萨尔曼和辛伯格的斯皮尔伯格，如果不是出于其他方面的考虑也会反对奥威兹的，因为他不想看到自己像当初拍《霍克船长》那样被降低为CAA公司那一揽子交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斯蒂夫·罗斯曾向他展示了权力的威力，并且教会了他一些使用权力的方法。尽管，他仍然对投靠任何一个他不能完全实施控制权的组织抱有将信将疑的态度，斯皮尔伯格仍能看出加入一个联盟对保护他已经得到和打算去争取的利益是十分有益的。 由于凯瑟琳·肯尼迪和弗兰克·马歇尔现在正致力于兴办他们自己的公司，因而阿姆伯林公司的管理权便交给了另外一对夫妻沃尔特·帕克斯和劳丽·麦克唐纳。帕克斯给阿姆伯林公司起了个“阿姆伯林U”的绰号，他与斯皮尔伯格的关系早在公司创建的初期，在这个公司支持了他的剧本《军事演习》时就开始了。他接受了这个企业，至少相对而言他使其打破了原有的规模。阿姆伯林公司固定工作人员已从1983年的18人增加到现在的60多人，目前《诛罗纪公园》的制片队伍都要乘大轿车去环球公司的拍摄现场。一幢被称之为“影片就在你等待时出现”的独立大楼建了起来，供那些为斯皮尔伯格的项目工作的导演们办公之用，目前，他们正有许多项目在发展之中。 动画片这个可以被人完全操纵的事物一直让斯皮尔伯格忙个不停。在《菲威尔走向西方》、《我们回来了：一个恐龙的故事》，和系列片《家犬》都失败后，他把阿姆伯林公司搬到了洛杉矾，这样他就可以密切注视它的动向。在这里，音乐动画片《猫们》、人与动画结合的影片《一个友好的鬼魂卡斯勃》，和一部从60年代汉纳·巴巴拉的电视系列剧《摩登石头人》改编的影片都在制作之中。 为了电视台的需要，阿姆伯林公司开始着手拍摄一部根据电影片改编的系列剧《小脚板走天下》，和一部1994年在福克斯公司经营下开始获得巨大成功的影片《安尼梅尼亚斯》，——995年它被转给了华纳公司。影片的主要人物亚考和瓦考，这对儿华纳兄弟，与他们的姐姐多特一起住在一个画有华纳公司盾牌标志的水塔中，这是在伯班克拍摄场地最显眼的标志，影片中3个主要人物从水塔上下来和他们的朋友们一起接连不断地做一些自以为得计的冒险事，这些冒险事经常与电影生意有密切关系。好莱坞和百老汇也经常卷入笑料中。其中有一集，一个不成功的木呆呆的明星和他的朋友向两位电影评论家施加报复，这两位评论家的形象是以受人喜欢的电视评论员吉恩·西斯凯尔和罗杰·艾伯特为原型的。两位评论家被他们引诱到《侏罗纪公园》的首映式上，他们被一个从银幕上走出来的大恐龙踩扁了。这集的其余部分都是些无情地爆炸、摧毁、跳水、受辱的镜头。 现在的阿姆伯林公司主要的办公机构还管理着庞大的市场企业，这个掌握着斯皮尔伯格大部分收入的企业，估计每年要收回7000万美元。它的项目包括给前赛马运动员西蒙·施伍德在英国的赛马比赛投资，给丹尼斯·霍夫曼“设计师都纳特”连锁店20％的投资，以及为一家名为“代夫”的洛杉矾三明治代理店的投资，这家代理店是杰弗瑞·凯赞伯格和一家芝加哥餐饮公司共同拥有的。“代夫”是斯皮尔伯格经常吃饭的地方。每隔半小时，餐厅内便响起音乐，各种各样的表演突然间使大厅喧闹起来。在1995年，“代夫”的第二家餐馆也在拉斯维加斯开业，这是他们根据自己的意愿开办的。半个模拟潜水艇的艇身从建筑物的正面突出来，水流不时从玻璃墙上喷射下来。斯皮尔伯格和凯赞伯格宣布还有6个以上的分店即将开业，巴塞罗纳的代夫将最先开业。“日本人正在从东向西扩展势力”，斯皮尔伯格开玩笑地说，“所以，我们要朝着与他们相反的方向扩展。” 1994年4月3日，迪斯尼的总裁弗朗克·威尔斯正在滑雪渡假时，他的直升飞机撞到了内华达州的鲁比山上。这位迈克尔·艾森纳在公司里最亲密的同盟者的逝世使迪斯尼公司陷入一片混乱。凯赞伯格为得到他的位置很好地表现了一番，制作了《美丽与残暴》、《阿拉丁》和《狮子王》，这将把迪斯尼公司推上动画世界的顶峰。艾森纳勉强应付着事态。他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1994年7月他因患有4倍扩张冠状脉管炎佐进了医院。当他回到公司后，他告诉凯赞伯格他决不会提升他。取而代之的是乔·罗斯，他是约翰·休斯1990年的成功喜剧《孤独家庭》的设计者，这部影片开拓了儿童明星麦考利·卡尔金的事业，20世纪福克斯公司已派他去制片厂负责公司的管理。这种侮辱实在无法容忍，8月，凯赞伯格辞职了。 他离职的消息传开后，斯皮尔伯格从牙买加打回电话，当时他正与罗伯特·札梅其斯呆在一起。他试图宽慰凯赞伯格，并商讨他的未来。鉴于这位行政长官缺少大笔个人财产和曾在迪斯尼长期工作的履历，他的未来是没有什么希望的。斯皮尔伯格引用克里斯托弗·劳埃德在《回到未来》中的最后那句台词对他说：“你要去的地方，不需要现成的路。” “你这家伙为什么不愿同大家一起做些事情？”札梅其斯在电话里喊着。 “我们一直在开玩笑，”凯赞伯格后来说，“但是过了一会儿，我们的话题从开玩笑和空想转到了一个伟大的构想上。” 他抓住了这位像生活保护神一样的人所赋予他的暗示，一个星期之内，就将他的计划交给了斯皮尔伯格。他们两个人曾使“代夫”餐馆获得成功，现在他建议创建他们自己的制片厂。作为一种从属关系，他提供给他一些很专业的见解，特别是在动画片方面。斯皮尔伯格也把计划送给盖里·戴维·高德伯格这样的老朋友们看，高德伯格曾是《家庭关系》和其他一些成功的电视节目的制片人。 斯皮尔伯格对凯赞伯格的计划没有信心。他在MCA很愉快，况且心里对辛伯格和瓦萨尔曼始终不渝的那种忠诚一直左右着他。 他对反复无常的权力变动像以往一样敏感，权力是好莱坞用以衡量成功与失败的尺度，他说：“你是被‘请’出迪斯尼的，而我没有理由离开MCA公司。” 此外凯特也在犹豫不决。她很喜欢凯赞伯格，但她不愿让斯皮尔伯格受他那种疯狂的野心的影响和驱使。要不是MCA公司内部发生了权力的变化，他们这个旧的联盟很可能到此就不复存在了。急于扩展公司规模的辛伯格和瓦萨尔曼请松下公司接收富于创新精神的英国公司，它的前身是“弗吉唱片公司”，他们还希望松下公司能将一个电视网和在东京附近修建的环球公司的主题公园买下来。由于瓦萨尔曼和辛伯格一心希望他们的要求会被轻而易举地接受，因此当松下这个大财阀拒绝了他们的要求时，他们感到异常愤怒。这一举动是这个日本财阀对他们平日发表的轻蔑松下公司的言辞以及动辄就以辞职相威胁的行为的报复。9月17日，他们2人乘了14个小时的飞机，到大版去讨论他们的计划。松下公司的老板让他的手下来传达他的决定，而且是在他们到了两小时之后这位手下才来同他们会面的。 这位手下平静地说：“我怎么没看到笑脸，我猜你们已经知道结果了。” 这件事引起了骚动，当辛伯格和瓦萨尔曼回到洛杉矾的时候，发现全城到处都在传说他们打算辞职，并说松下公司可能会让迈克尔·奥威兹来经营这个影业公司。 这件事突然促使斯皮尔伯格又一次产生了离开MCA的想法。他再次与凯赞伯格一起商量此事，而凯赞伯格这会儿已经有了新的想法，“为什么不把大卫·盖芬拉进这支队伍中呢？” “我同大卫是竞争对手，”凯赞伯格说，“而且我一直都在对你说，他已经完全把我甩在后面了，他在签约聘用明星或是寻找剧本方面，都胜我一筹。我们需要他。” 斯皮尔伯格不敢相信，这位曾与他在斯蒂夫·罗斯面前争宠的对手盖芬，后来竟成了对罗斯直言不讳的批评家。1985年盖芬把唱片公司卖给了华纳通讯工业公司，这之后，他得知华纳通讯工业公司已打算兼并《时代》和《生活》杂志，他因罗斯未能提前告诉他这项兼并计划而被激怒，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不喜欢彼人置于无足轻重的境地，更因为他错过了一次大捞一把的机会。1990年当盖芬公司所有权重新归属他的时候，罗斯打算全部将它买下，而盖芬却以6亿美元的价格将它卖给了MCA 公司，并且把他的总部搬到了伯班克拍摄场。 MCA公司的内部冲突警醒了这位天生喜欢独往独来的盖芬，与凯赞恩伯格和斯皮尔伯格结盟将会保护他免受任何公司内部变化给他带来的侵害。斯皮尔伯格也对合作之事作了一些调查，他发现金融界人士对此事的意见竟惊人地一致。一个使新好莱坞的先进事业得以发展的制片公司的出现，无论对娱乐界还是对个人都是件好事。化工银行同意在他们将2.5亿美元存入银行做为押金后，将10亿美元贷给他们。这对于盖芬和斯皮尔伯格来说没有问题，但是对于凯赞伯格来讲，几乎要用自己的一生来做抵押。为了他们的蓝图，他们3人对鲁·瓦萨尔曼进行了一次郑重其事的拜访，一旦他同意，剩下的事就只是起个名称和宣告成立了。 在9月28日，盖芬、凯赞伯格和斯皮尔伯格作为比尔·克林顿的客人出席了为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立钦举行的盛大晚宴。宴会之后，盖芬以克林顿密友的身份，睡在林肯卧室里，斯皮尔伯格和凯赞伯格回到位于白宫对面的海亚当斯饭店，继续筹划他们的电影制片厂一事。凌晨1点30分，他们决定，无论有无名字，他们都须马上宣布他们的计划。他们打电话给盖芬。 凯赞伯格说：“现在，马上到这儿来。” “我怎么去那儿？”迷迷糊糊的盖芬问。 “叫一辆出租车。” “白宫里不能叫出租车。”他抗议说。早晨6点30分，一辆白宫的车把他送到饭店。简短讨论之后，他对同伴们的意见表示同意：是开始干的时候了。 新闻发布会在10月l1日举行。所有重要报刊的编辑都接到通知在报纸的头版为他们的声明留下位置。奥威兹也挤在聚在一起听消息的人群中。在此之后，迈克尔·艾森纳分别打电话给这几个合作者向他们表示祝贺。从第一次讨论到他们的联盟宣告成立，前后只用了7个星期。人们非正式地称他们为“梦之队。” 在第二个月里，电影圈里的人几乎都在谈论着下面几个问题：这3人联盟不打算从松下公司手中接手MCA吗？其他独立制片人会来加入他们的队伍吗？他们将公开发行股票吗？他们会把阿姆伯林公司吸纳到这个新公司里来吗？他们究竟会去拍什么样的电影呢？钱将从哪里来呢？到底该给这个组织起个什么名字呢? 其中的几个问题很快就得到了答复。由于担心会失去控制权，这3人都否决了向股东出卖自己的股份的提议。但他们将把这公司的三分之一股权出售给个人投资者，以换取9亿美元作为周转资金。至于项目计划，24部影院影片将在10年之内发行。除了一部根据《旧约圣经》改编的动画片外，他们没有提到其他将被拍摄的影片。他们打算把这部动画片改编为电视连续剧《创世纪》，记者比尔·默耶尔是名义作者。在那一年，这个3人小组宣称打算投资一部由小普雷斯顿·斯塔吉斯编写剧本，麦克·盖里斯任制片的电影。小普雷斯顿的父亲曾经写过或导演过一些斯皮尔伯格最喜欢的影片。有传言说这3个人可能会接手《星球大战》后3集影片，但是在1995年8月下旬，乔治·卢卡斯谨慎地声明，有关这几部影片，没有举行过任何讨论会。 这个新组织的权力分配是明确而详细的，盖芬将主管音乐部门，凯赞伯格负责制片公司日常经营。斯皮尔伯格同意让阿姆伯林公司最终成为新公司的一部分。但是，有一段时间，他答应全身心地投入到新公司来，但保留他为任何他愿意的人作导演的权利。根据他与环球公司和华纳公司签的合同，他还欠他们7部影片，因此，还要过段时间他才能为自己的公司拍片。1994年10月19日，他宣布阿姆伯林公司用250万美元购买一部由迈克尔·克里奇顿和他的妻子安妮·马雷共同创作的剧本《龙卷风》，这是一个关于追踪飓风的科学家的故事。依然是出于慎重，斯皮尔伯格始终都对“独立”敞着一道门缝。 “SKG梦工厂，”它的名称是由“梦之队”和3位主要人物姓名的第一个字母合并而成，它在1995年初正式拉开了帷幕。成立后它所召集的那些会议证明，它的结果就像一幅由现实主义者所创作的人体画，每个人都在不看别人如何画的情况下画上自己的一笔，最后它既不生产产品，也不能使任何人满意。但此时此刻，斯皮尔伯格这位新领导人就像新做父亲的人一样骄傲。在新闻发布会上，他无意中说错了话，他把新公司称作“我们的新国家”，这表明他如此喜欢这种概念，并已开始称“梦工厂”为“我们的主权国”了。 到1994年年底，这个3人小组已经开始购买房地产。他们被一堆行政区和商会的人们追着，这些人都迫不急待地渴望这几个会赚钱的人物能降落到他们的税区。他们最后决定在普雷亚威斯塔的霍华德·休斯的老飞机工厂买一块100公顷的土地作拍摄场，他们3人计划在这里修建20个录音棚、餐馆、学校以及13000套房子，边上还有一个人造湖。盖芬说：“我们希望那些已经从潘伍德的《007》拍摄场上消失的东西，将会留在这里。”这样可以使人对斯皮尔伯格支持欧洲电影的承诺有所信任。接手MCA的想法在某种程度上也吸引着这3个人。这个制片厂聚集了太多的死脑筋和旧好莱坞的代表。然而，在新的企业里，瓦萨尔曼与辛伯格究竟该占据什么样的位置呢？这3个人非正式地与公司商讨了几次，提议梦工厂将通过MCA出售一部分产品，作为回报他们希望公司能准许瓦萨尔曼和辛伯格仍然保留现有的权力。 1994年11月，默里塔让哈伯特·阿兰飞往大贩，与松下公司协商MCA公司买卖案一事。1995年1月，日本公司授权阿兰卖掉了MCA公司的80％的股份。4月，MCA被转到了赛格拉姆公司的小埃德加·布朗夫曼名下。在签字仪式上，MCA被正式移交给了布朗夫曼。尽管奥威兹暗地里是松下公司日方代表，可他却坐在默里塔对面、布朗夫曼身边，阿兰还穿着在农场骑马时一直穿着的那双中仔靴，站在一边，天真地看着他帮助促成的这桩生意。对许多人来说，这似乎是好莱坞又一次在为一位外国对手送行。 布朗夫曼的第一组行动就是与“梦工厂”协商发行的问题。他加入了一支长长的队伍。美国广播公司已经签订了一个1亿美元的制片合同。在1995年3月，保尔·艾伦这位隐遁多年的微软公司的合作创始人，与比尔·盖茨一起花费5亿美元得到了梦工厂18％的股份。几天以后，盖茨为梦工厂“公司”提供了3000万美元作为起动资金的一半，这是一个生产CD盘和其他电脑产品的附属公司。5月，朝鲜三星集团公司的一个成员“世界梅地亚公司”，注人了最后3亿美元的投资基金。 迪斯尼公司不能坐在一旁看着权力结构发生这种新的、根本性的排列组合，特别是看到人们极有可能将无限大的资源都投给最近几部最大最成功的影片的缔造者，把大量财富放进对手的营地中。1995年的夏季，迪斯尼公司为金融家沃伦·巴菲特在布拉斯加州的媒体企业付了190亿美元，这些媒体包括美国广播公司电视网络和ESPN有限电视体育频道。迈克尔·艾森纳为了这项新举措，在克罗拉多州阿斯本附近一条林荫小路上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提出让麦克·奥威兹担任迪斯尼公司董事长的职务。在他接受这个职务的消息在好莱坞传开之前，没传出一点儿风声。就这样，争权夺利的游戏又开始了。 即使斯皮尔伯格只有一部分时间工作，他仍用许多项目推着阿姆伯林公司前进。克里奇顿为环球公司编写了《佛罗纪公园》的续集《失落的世界》英国小说家费伊·韦尔登正在写一部关于洛杉矾暴乱的剧本《贝尔艾尔的骚乱》，喜剧作家布鲁斯·鲁宾逊正在把另一部成功的喜剧《我和威内尔》编写成电影剧本。而卡里·菲舍尔正在改编她的《拉斯维加斯的圣诞节》。其它几项计划包括：将莱斯莉·卡罗恩1953年的电影《莉莉》改为动画《狂欢节》；道格拉斯·卡特·比思的戏剧《功夫》、《感谢》和《朱丽叶·纽玛》；根据英国科幻系列剧编写的影片《什么博士》；由斯皮尔伯格的《永远》的摄影师米切尔·索罗门导演的《佐罗》；一部根据威廉姆·哈里森的小说改写的影片《上游》。对所有的项目，斯皮尔伯格都积极参与。他向哈里森建议说应该给剧本一个动作性更强的高潮，这位作家后来不仅重新改写了剧本的结尾，也重写了小说的结尾。斯皮尔伯格还购买了《廊桥遗梦》的拍摄权，这是一本由罗伯特·詹姆斯·沃勒创作的极其畅销的小说。它讲述的是一位摄影师与一位乡村主妇之间的浪漫故事，主妇去世之后，主妇的家人才发现了这段浪漫故事。斯皮尔伯格把它交给了布鲁斯·贝尔斯福特，但后来因为对贝尔斯福特的工作有些不满，又把他免去了。最后他把这个美差给了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他既是导演又是演员。即使那样，斯皮尔伯格仍保留着对该片的控制权。他让伊斯特伍德和作曲家莱尼·尼豪斯把歌曲《为我们相识》延长，从伊斯特伍德与梅尔·斯特里普那个爱情镜头开始，直到孩子们通过一封信发现了这段秘密恋情的镜头为止。听着这首歌曲，他推测观众们将会明白，孩子们这时已经知道了一些有关他们的母亲的故事。 1994年11月，斯皮尔伯格创办了“舒赫幸存者历史见证基金会”，他解释说： 我在波兰拍这部影片时，至少有6、7位这次大屠杀事件的幸存者把这 部影片作为一剂减轻痛苦的良药，因而他们旅行来到这里希望结束他们的 恶梦。他们经常流着眼泪向我们讲述他们的经历。我不断地对他们说：“ 非常感谢你们告诉我，但是，我希望你们能够对着镜头说，因为这是很重 要的证词。”我问他们是否愿意这样做，他们的回答都是肯定的。 在一年之内，这个基金会在全世界范围内的9个办事处有了90名全日制工作人员。他们拍下了有关采访、有关地图、文件的照片，并把它们录了音、输入了电脑、整理到CD光盘上。一位工作人员说：“如果你想要了解他们在哪儿睡觉，吃什么，用什么样的厕所，你就敲某一个键——如“厕所”———然后，你可以通过观看对这件事的采访，准确地了解你想了解的情况。” 斯皮尔伯格把从《辛德勒名单》中挣到的600万美元都捐给了“正义者基金会”，通过他们将这笔钱支付给那些犹太人慈善机构、艺术家和作家。这些钱还为类似“犹太教2000年”活动提供了基金，这个活动的目的是使犹太教的教规更合理更简化。第一个得到这笔基金帮助的项目是阿姆斯特丹的二战历史遗址——安妮·弗朗克的住宅。斯皮尔伯格投资250万美元用于这个遗址的修复。在1996年，报界公布斯皮尔伯格在其他国家捐赠了第一笔资金后，他又将6.5万英磅捐给了英国的萨西克斯大学，以此作为对一个德国犹大事务研究中心的赞助。斯皮尔伯格巧妙地从鲁。瓦萨尔曼基金会、时代华纳公司、全国广播公司、索尼公司和巴里·迪乐公司分别争得了100万也许更多的美金后，出人意料地去了东海岸名人募捐会，并出现在曼哈顿和罕普顿的鸡尾酒会上，他向乔治·索罗斯这样的金融家争取捐款，告诉他们，他希望他的基金会过7、8年后能拿出4000万美元以上的捐款。 然而，1995年10月，斯皮尔伯格的名誉令人窘迫地染上了一个污点。丹尼斯·霍夫曼公开宣扬，1968年他为《阿姆伯林》一片签的那份合同，使他从斯皮尔伯格的影片中被骗走了大笔利润，他为3300万美元起诉斯皮尔伯格，因为他估计从那样一部影片中他该得到这个数。 1995年初，就在纪念电影百年历史之际，斯皮尔伯格获得了一个凯撤荣誉奖，这是法国的“奥斯卡奖”。由于他在关贸总协定会议期间发表的那番有关法国贸易保护主义的言论，这个奖的颁布引起了法国人的议论。其实斯皮尔伯格这会儿已经改变了立场，他声称自己曾被好莱坞电影公司的游说者和白宫发言人杰克·瓦兰蒂有关电影方面的政策说明引入了歧途。 2月25日，他在聚光灯的照射下步人巴黎香榭丽舍大剧院面对法国娱乐业各位先生女士。这个奖项是由影片《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导演克劳德·莱鲁士颁发的。他通过向斯皮尔伯格保证说，斯皮尔伯格的影片惟一让他不喜欢的部分就是“结束”这个词，而为当晚的讲话定了调。斯皮尔伯格向坐在台下第一排的凯特微笑着，坐在凯特旁边是格里高利·派克和珍妮·默里奥，他们两人都是凯撒荣誉奖获得者。 斯皮尔伯格踌躇地从口袋中拿出一个名单，他说他感谢那些他早该对他们说谢谢的法国电影界人士。从让·鲁克·哥达德开始(他对斯皮尔伯格作品的影响是连最敏锐的评论家也注意不到的)，他一口气报出29个人名，从卢米莱兄弟和乔治·米丽艾斯到克劳德·兰兹曼，当然还有特拉福特，他那番关于讲故事的人需要有真实生活的话曾给斯皮尔伯格很大的启发，斯皮尔伯格满怀真情地引用了他当时的原话“我的许多电影都追求表现幻想技巧”，斯皮尔伯格接着说，“但是，我认为《辛德勒名单》和我的妻子凯特及我的孩子，使我第一次能够抛开模式，像一个真正的电影人那样生活。”他以一个自相矛盾的承诺结束了他的发言，他告诉观众：“我想说我将与你们这个为了自己的文化而战斗的国家站在一起为公正而斗争。” 这句话因它的荒谬而给听者留下了很深的印像，因为像《侏罗纪公园》这样的电影，在他们眼里正是一部扼杀法国电影业的作品。截止到1995年，由《侏罗纪公园》带来的9.13亿美元中，有5.56亿美元来自于其他国家的销售。但是，几乎没有人对此感到惊讶，特别是了解电影过去历史的人。美国的历史是一部文化侵略和掠夺的历史，在这段历史中电影一直扮演着一个积极的角色。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在中国和日本的领事馆就把美国新版影片作为政治和文化宣传的材料来发行。派拉蒙公司和米高梅公司在20年代就将破了产的德国影片公司收购过来，并在30年代通过获取影剧院的垄断权侵入英国和欧洲共同体，为好莱坞的产品保留着对这些影剧院的统治权。 从历史的角度讲，史蒂文·斯皮尔伯格以及他的影片是不可避免的历史的产物。充斥于市场的麦当劳影片、可口可乐影院是这个世界所一直等待的，它们代表着一种观念，而“这种观念的时代已经到来了”。道义是在严阵以待的欧洲一边，可是利益却在别处。电影，首先是一种有机体，而它的媒介是金钱。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在这个他为之努力创造的世界新秩序中究竟是什么角色？在目前条件下，他没有别的路可以选择，创造更多的利润和赢得更多的奥斯卡奖对他自己、对这个世界来说什么也证明不了。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样做只能使他沦为对成就、对那些他已经拥有的最高荣誉的无休无止的追求者，只能使他像他所崇拜过的偶像大卫·塞尔兹尼克和大卫·里恩一样渐渐走向失败。原因就像再也不可能出现另外一部《飘》，或者《阿拉伯的劳伦斯》一样，也不可能再出现另一部《辛德勒名单》。 除此而外，还有一条路就是体面地隐退，或是接受自己在大市场中沧海一粟的角色。如果他能把自己的形像设计得好些，他可以像乔纳斯·索尔克，如果他不能，他将会使自己成为克罗内尔·哈兰·桑德斯。他是否愿意通过回到多数人赞同的那种简单经济的拍片方式上，来恢复他原有的声望？但可悲的是，他已经帮助社会创造了一个不接纳这类影片的市场。对于他这样一个具有如此惊人天赋的人，这个现实一定是苦涩的。 在评价斯皮尔伯格到50岁时的生活时，人们不能不把他的生活与两位典型的从失望走向成功的美国人杰伊·盖茨比和查尔斯·福斯特·凯恩的生活相提并论。他们把自己关闭在他们用劳动创造的生活中，整日无精打彩地在自己的住所中转悠，仿佛生命的终结指日可待。 威尔斯、斯皮尔伯格和菲茨杰拉德在无情的美国境域里感觉自己是像盖茨比一样的受害者。就像影片《伟大的盖茨比》中最动人的那幕，菲茨杰拉德称美国人为“奇事容器”。美国人天生渴望新奇，永不满足地追求娱乐，如果谁想要试着去满足他们的话，一定会被累死。凯恩和盖茨比对待他们那些奢华的朋友，就像斯皮尔伯格和威尔斯对待他们的电影一样，把自己完全贡献给观众并被自己的痛苦所吞没。 他们所得到的奖赏就像一个美好而短暂的节日，一种与一个理想中的美国同步了几年的感觉，在这一瞬间，理想的美国景象和他们在影片中所创作的一切都在他们眼前清晰起来，它放射着如此灿烂的光芒，令世界瞩目。 斯皮尔伯格和威尔斯一次恰巧看到了同一种景观。在1940年，威尔斯和赫尔曼·曼科耶维兹在好莱坞山庄的一处住房里共同编写《公民凯恩》。演员乔治·库罗里斯来拜访他们，威尔斯带他来到平台上。库罗里斯回忆道：“我们看到整个城市灯火辉煌。那时战争正在进行。他说：‘看，这个世界上有座城市灯火通明。’然后，他把影片《公民凯恩》描述给我，概括地讲了整个故事。我们站在那里，头上是满天繁星，脚下是灯火闪烁的洛杉矾城。” 30多年之后，斯皮尔伯格在与保尔·谢拉德进行了一次茅塞顿开的讨论后，从菲利普斯回家。路上，他停在默尔霍兰德大道上，也许离当年威尔斯工作过的那幢房子只有几码之遥，斯皮尔伯格茫然地仰靠在汽车车盖上，注视着圣·弗南多河谷中交织成网的灯光倒影，他被《第三类接触》的构想吸引伎了，他不知道威尔斯也曾被他所见到的景象所迷惑，他面前的这座城市和这迷离的灯光也曾唤起威尔斯的乐观，让他对未来满怀希望。 1973年，对斯皮尔伯格这位帝国的建造者和商业巨头来说再也不会重现。但他那种使别人感到愉快从而使自己感到满足的心态却丝毫未减。他再一次借用了达蒙·奈特的一段话来描述自己，“……这个长大的孩子他仍能记起，而且仍然相信，在那些孤独的夜里，从那个孩子脑海里进发出的思想的火花。”此时此刻，斯皮尔伯格同盖茨比一样，对美国(任何人都有机会成功)的特殊承诺信心百倍。史蒂文·斯皮尔伯格仿佛感到他屹立于成功的颠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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