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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艾尔文·伯林在洛杉矶的棕榈树间度假时遇上一次热浪袭击，他突发奇想，写下了“白色的圣诞节”这支曲子。在这个潮湿闷热的圣诞日住进雷克斯，我同样有那种怪诞的感觉。当天晚上，与其他几位孤独的新来者在饭店的屋顶餐厅用罢晚餐，我俯瞰着图多街。这是一条颇有几分巴黎风貌的美丽林荫大道，身着白色制服的交通警察指挥着川流不息的汽车和南越特有的三轮人力出租车。身穿丝绸长衣裤的时髦女士进进出出于精美的商店。夜风微微吹拂，耳边飘来自动唱机演奏的《月亮河》。可是，这支歌的歌词丝毫未能减轻我的孤独感。 第二天上午，查尔斯·M·蒂姆斯少将把我们召集到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团司令部会议室作动员讲话，以振士气。我们为什么抛妻离子？为什么绕过半个地球到这里打仗？为的是阻止马克思主义蔓延，为的是帮助南越人民拯救自己的祖国不被共产主义接管。这是我们为家、为国、为世界各地爱好自由的人们所能做的最崇高的事业。我重又热血沸腾起来。当日下午，我们被拉到新山一机场美军管辖的一侧，领取野战装备、丛林作战服、丛林作战靴和钢盔，这些东西足以说明我们将奔赴何方。 在西贡进一步熟悉几天情况后，我将被派往南越驻扎在其北部地区的部队，担任第一师第三步兵团二营的顾问。该营编制400人，驻扎在越老边境热带丛林中一处叫阿寿的地方。此时正值雨季，去阿寿谈何容易。要不胆战心惊地坐30分钟飞机，就得步行几个星期才能到那里。天气恶劣使得飞机连日停飞，我越等越心焦。1月17日，我终于在广治上了一架海军陆战队的H—34直升机，机上载有南越军的补充兵员，一袋袋的大米和活鸡、活猪。我们在浓密的丛林上空时而猛冲，时而颠簸，穿过雷雨云层，最后重重地落在丛林中新开辟出来的一个简易机场上。飞行员大声叫喊着，让士兵们趁越共还没有朝我们开枪赶紧卸货。 我跳到地面上，环顾四周，觉得好像发生了时光倒流似的。一座用土石和木料建筑起来的要塞在炎热的阳光下熠熠闪光，要塞周围布满了火力掩体。倘无那绿色，阿寿倒颇合法国外籍军团的一个特点：姿态优美却胆小如鼠。我站在那儿自问，古罗马军团的军人想必在高卢也问过同样的问题——我到底到这儿干什么来了？阿寿谷地沿越老边境附近南越北部狭窄地带蜿蜒而下，包括胡志明小道一段关键地带。这是我们的敌人——“越共”的主要补给干线。阿寿是通向老挝的4大堡垒基地之一，从那里可封锁人员和物资运往南方。谷地西侧为崎岖的山峦，东侧与一片茂盛的丛林相接。在那被三层树冠掩蔽着的某个地方，就有敌人在活动。 南越士兵快步走到直升机边开始卸货。一名美军士兵走过来，向我敬个礼，自我介绍说是威勒德·辛克上士。辛克领我穿过有刺铁丝网的大门进到围墙内。一名越南军官敬礼后伸出手，用勉强过得去的英语说：“武公孝上尉，二营营长。”武上尉是我的搭档，我就是给他当顾问。他身材矮小，30出头，宽脸膛，脸上总是带着动人的微笑。要不是一身戎装，我肯定会把他当成一位和蔼可亲的教师，而不是职业军人。 我们3人朝一座用竹子和茅草盖成的茅屋走去，这便是我的新居。里面有一张床，也是用竹子做的，摆在土地上，房内别无它物。一只硕大的老鼠嗖地一下从床下窜出来。“这是阿寿的希尔顿饭店。”辛克说。我把背包扔到床上，对武上尉说我想出去到周围看看。 在阿寿背后有一座山俯视着我们。我用手指了指，武上尉咧嘴一笑说：“老挝。”敌人几乎可以从山坡上滚石头下来砸我们，我问基地为什么要建在这么易攻难守的地方。 “很重要的前哨。”武上尉肯定地回答说。 “它的任务是什么？” “很重要的前哨。”武上尉又说。 “可干吗要建在这里呢？” “前哨建在这里是为了保护机场。”他指着海军陆战队飞机飞离的方向说。 “这里为什么建机场？”我问道。 “机场建在这里是为了给前哨提供补给品。” 在布拉格堡受训时，我就知道我们在这里的正式角色是什么了。我们是要建立一种“存在”，这个词听起来很深奥。说得通俗些，我们是要牵制越共，不让他们穿越阿寿山谷，到人口稠密的沿海省份去煽动叛乱。但武上尉的话道出了现实。阿寿基地在这里的确是为了保护机场，而机场在这里确实是为了给前哨营地提供补给品。 我即使花上近20年的时间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弄明白我们在越南的经历，也未必能把越南问题解释得比武上尉在1963年1月那天所作的循环论证式推理更合乎逻辑。我们到这里来是因为我们在这里，因为我们在这里，所以…… 我在越军部队中的第一个感觉是我犹如鹤立鸡群，是敌人优先选择的好靶子。越南人矮小纤瘦，尽管大多数已20多岁了，但面部光洁，看起来像孩子。他们似乎未受过任何训练，但都很用心听话。由于大都是应征入伍的，他们的感情藏而不露，表面上全都毕恭毕敬，至于心里想什么，我却不得而知。 在阿寿基地，我惊奇地发现越南山民一家家的住在这儿。他们是居住在这一地区的游牧民族。此地少有越南人居住，只有这些山地部落和其他几个土著民族。我原以为素不喜受约束的山民会住在山里，而不是住在军营旁。我不知道他们在这里干什么，不过后来很快就搞明白了。 几周后，武上尉走进我的茅草屋，带来了我翘首以待的消息。我们接到命令出去执行“蚱蜢行动”，沿阿寿出谷进行长时间的巡逻。几周来我一直在营地忙活着和辛克上士一起在步枪射击场训练越南人射击，讲授巡逻战术，帮助解决纪律问题，尽量做到既不越权又能帮上忙。由于跟我同机来的禽畜开始在菜谱中出现，一天中最兴奋的时刻莫过于坐等晚餐的到来，一般我都是躲在我的小屋里贪婪地阅读平装本小说，抽好多烟。吃饭时越南人吃什么，美国人也吃什么。早餐：粘米团子，形状像个可以食用的垒球。午餐：米饭和蔬菜。晚餐：还是米饭，加上猪肉块或羊肉块，偶尔另加一块两英寸见方的煎蛋饼，颇为美味可口。我学会了吃那种餐餐离不开的越南鱼香调味汁“鱼露”。这个词使用极为普遍，以至在美国兵的用语中，凡是说到越南的东西都加上这么一个并无恶意的玩笑词。如把越南国家航空公司称作“鱼露航空公司”，把上了年纪的越南妇女称作“鱼露妈妈”。 2月7日凌晨3点，我背上背包，挎上M—2卡宾枪，和 武公孝一起在出发前最后一次检查全营官兵。长长的绿色队伍很快就融入黑色丛林中。我隐隐觉得有种期盼之感在胸中涌动。尽管装在柳条筐里的猪的尖叫声和鸡的咯咯叫声伴随着我们，多少缓解了些战争气氛，但开往未知之地的队伍还是具有某种威力，甚至于可以说一种威严感。 这次行军中，我发现确实存在三层树冠的热带丛林。最下面一层由克拉莎草、灌木丛、藤本植物和挣扎着想获得点空气的小树组成。第二层是正在成长的幼树，密密实实地挤在一起，有三四十英尺高。第三层是长成了材的阔叶树，有的高达100多英尺。除非走到一片林中空地，否则走一天路也见不到太阳。即便走在树荫中，我们脸上照样汗如雨下，军衣像刚从水中捞出来的一样。汗盐在作训服的腋下和后背处形成了一个个灰白色的半圆圈和大片的汗渍。我们不停地往嘴里塞药片，补充体内盐分的不足。泥土、肮脏的人体和腐霉的植物交相发出一种特殊的刺鼻气味，紧紧跟随着我们。为了发现越共，每天走的路就像没完没了的超越障碍训练。我们采用“横向搜索法”行进，经常横穿山谷运动，沿山谷这一侧陡坡上的小道下去，又从另一侧的小道爬上来，途中费劲地攀越一个个陡峭的岩石，瞠过一条条溪流。这一切对体格上的要求证明陆军在佛罗里达沼泽地和佐治亚山区对我进行的每一项训练都实属必要。 我们行军时，一群群的蚊虫在周围飞舞。更让人讨厌的是蚂蟥。我从来都弄不清它们是怎么钻进衣服，从武装带底下钻上来爬到前胸的，也弄不清楚它们又是怎么钻进扎着的连衣裤口爬到腿上，咬开皮肉饱餐我们的鲜血的。我们一天要停下来十来次，为的是把它们从身上除掉。用手硬往下揪不行，它们的身子会断开，头照样留在人的皮肉里。我们得用驱虫剂一阵猛喷，将它们喷昏，或者用点着的烟头烫，这么一烫会发出嘶嘶的声音。 我们走的小路已被越共布下了陷阱和尖竹签，他们把竹签埋在隐蔽地方，竹签上涂了水牛粪。我亲眼目睹的第一个踩上竹签的人是个士兵。尽管十分艰苦，但在这样的小道上行军我还是不由地感到兴奋，因为这可以考验我的耐力。四肢时而感到有力，时而感觉疲劳，这使我觉得自己充满活力。 队伍拉了近1英里长。我们400人尽量保持安静，军士们不时发出嘘声管束部队。每个人的眼睛都不停地左顾右盼，注意不碰上干杈或踩上树枝。除了偶尔听到几声异国情调的鸟叫和猴子吱吱外，我们一直在可怕的缄默中艰难地缓慢行进。在夜幕降临之时我们搭起帐篷宿营，这时队伍才喧闹起来。越南人点起营火，火焰窜起，炊烟翻卷着升向高空。为准备晚餐而要杀的猪声嘶力竭地叫着。士兵们围火而坐，野战餐具丁当作响，边吃边无拘无束地聊着天。这种时候让他们保持安静是徒劳的。这喧闹声，这篝火和炊烟肯定使人在几英里之外都晓得我们的存在。第二天一早，沏过茶，熄灭火，刷干净锅，在山坡上倒掉热水之后，我们会再次踏上小路，互相提醒着不要出声，继续我们无言的行程。 出发后的第六天出了事，当时我们正在下一个陡峭的山坡，我在顾问惯常所在的位置——队首后面，整个纵队长径四分之一的地方。天刚下过一场雨，前面的队伍把小路踩得泥泞不堪。我们像往常一样以一路纵队行进。这种队形只要被越共打倒头一个人，整个队伍将被阻住。我曾反复敦促过武上尉将全营排成三路或四路纵队，但因草深林密，有些地方只有一条羊肠小道，武公孝客客气气地将这点美国智慧搁置在了一旁。 我刚到达一条小河边，便听到好几声清脆的枪声。枪是对我们开的，估计有步枪和冲锋枪。这是我第一次经历战火的洗礼。前面先是传来一声尖叫，接着士兵们便乱作一团。他们极度恐慌地乱喊乱跑。我控制住自己内心的恐惧，往队首走去，想看看出了什么事。到了队伍前头，我看到一小群越南士兵围在一名呻吟的士兵周围，随队军医跪在他身旁包扎。有个南越军士朝小河那里指了指。一个个头很小的士兵像胎儿一样蜷缩着身体躺在那里。他的头歪向一侧，溪水淌过他的面颊。他已经死了，我们遭到了伏击。造成我们伤亡的伏击者还没等我们看见就无影无踪了。整个循环过程——安静，枪声，混乱，死亡，复归安静——在几分钟之内就结束了。 我不知道在丛林中该怎样收殓安葬。越南士兵将尸体裹进一件军用雨披，绑在一根竹杆上抬着走。武上尉对我说，这一带太荒蛮多石，无法掩埋这个士兵。再说，按照越南人的习俗，人死了遗体要运回故里。士兵们让那个伤兵躺在担架上，我们就又上路了。越南士兵们轮流抬着这两副担架，穿过交错缠绕在一起的丛林，来到了一处高地。这时，报务员用手摇人ANCGRC—9型便携式无线电台呼叫直升机来后送伤亡人员。无线电台很原始，报务员得用莫尔斯电码将报发出去，其方式与100年前南北战争期间拍发电报的方式毫无二致。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不一会儿，我就听到一架H—34直升机的旋翼那噼噼啪啪的声音，并看到它正朝一块林中空地飞近。越南飞行员巧妙地让直升机一边打着转一边降下来。尽量不在丛林上空作低空飞行。越南士兵将伤员和尸体抬上直升机，飞机迅即消失，丛林里又剩下了我们这支队伍。 夜幕低垂，我们在高地上宿营。这里比在谷底遭受攻击的可能性要小些。锅的碰击声，动物的尖叫声，士兵的呼喊声，汇同滚滚的火焰构成的喧闹又如往常一样开始了。我扔下背包、卡宾枪和被冷汗浸湿的钢盔，瘫倒在地上。我感觉精疲力尽。游戏结束了。一次交火就把一个25岁的美国人的锐气打得烟消云散。今天有人送了命，明天还可能会有人送命，后天也不例外。这不是星期六上午上映的战争片，而是真切的现实，是丑恶的现实。 山区的夜晚很冷，气温有时降至华氏40度。我把气褥垫充上气，平放在地上，将鸭绒睡袋放在上面展开，浑身哆嗦着钻了进去。我需要使自己坚强起来，以便能挺过明天，挺过今后所有的明天，直到累计达一年整为止。由于我不得不掩饰自己的内心恐惧，因而倍感孤独。我是这里军衔最高的美国顾问，别人还期待从我身上获取力量和指导呢。我记起在本宁堡时流传的一句话：“为了我永远不会知道的原因，心甘情愿地躺进一个士兵的墓地。”可我想知道是何原因。后来，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阳光洒在我的脸上，把我从梦中唤醒。奇怪的是，我感到恢复了精力。死的是别人，不是我，心中生起一种庆幸之感。我后来了解到这是人经过枪林弹雨之后的共同感受，即使在哀悼阵亡的战友时也一样。不知怎的，在日光下这个世界看上去没有那么可怕了。事情到早晨总会好些，这一点认识帮我度过了许多黑夜。我们打起背包，开始沿着山谷进发。尚不足一个小时，我们再次遭到伏击，不过这次没有伤亡。 我尽力与南越军人打成一片。我穿上与他们一样的军服，背上同样的背包，把上尉军衔的两条杠别在上衣胸前，把斜挎的装备遮掩起来。只有这一次，我的肤色成了一种优势。我与越南人的肤色很协调，走路再塌肩驼背一点就几乎和武公孝的部下没什么两样了。我拿辛克打趣说，越共真正要打的是白皮肤的人。 按照在本宁堡所学的，我总是随身带着铅笔和笔记本。本子是绿色的，政府发的，首页盖有“备忘录”字样。本子大小正好能装进衬衣口袋。这时本子已被汗水和咖啡污迹弄得变了颜色。下面是笔记本里记的典型日记： 2月10日：雨。发现一个撤空了的村庄；捣毁房屋，销毁100公斤大米，20公斤玉米。三连受到扰乱射击。 2月11日：雨。打死3头水牛，许多猪和鸡。受到越共扰乱射击。 2月13日：二连与越共交火。血迹表明越共有伤亡（可能有伤亡，因为我们未见到敌人）。河附近发现几张弩，箭筒中的箭可能带毒。 2月18日：在2公顷红薯地里喷洒了除草剂，毁了木 薯。 2月21日：9点10分遭伏击。阵亡1人，负伤1人。16 点10分，阵亡1人。越共伤亡1人（未经证实）。捣毁房屋2所。 2月18日，我们袭击了一所被遗弃的山民村庄。山民早已望风而逃，只剩下一名体弱不能动的老太太。我们用龙森和“齐波”牌打火机点着火，烧毁了茅草房。南越军挥舞刺刀砍倒了田里的玉米、洋葱和山民的主要作物木薯。我们带走了一部分留作自用。后来，破坏的手段就比较先进了。直升机给我们投下几桶55加仑一桶的除草剂，即“橙剂”的先导。我们从桶里把2．5加仑灌到“哈得逊”牌手泵喷雾器里。喷雾器的模样像个灭火器。喷洒几分钟后，植物即开始变黄枯萎。 我们为什么要烧掉房屋和毁坏庄稼呢？胡志明说过，人民像汪洋大海，他的游击队可畅游其中。我们的问题是如何将大海里友好的、至少是中立的鱼与同在一起游的越共区别开来。我们想通过使整个海洋都无法生存来解决这个问题。依照战争的残酷逻辑，打死敌人和把他饿死能有什么区别呢？至于可怜的山民，他们被夹在中间，庄稼和房屋都被毁了，只好依靠南越政府吃饭。这就让人明白为什么这些游荡的山民住在阿寿这样的基地附近靠救济活命了。这种策略的目的是想通过迫使他们依赖南越政府来赢得他们的心。我敢肯定，这些山民宁愿从来都没听说过什么南越军、越共或者是美国人。 无论毁坏家园和庄稼之举在今天不加掩饰地出现在出版物上读起来是多么残酷，作为一名青年军官，我所受的训练教导我要相信上司的智慧，要服从。对当时所做的事，我丝毫不感到愧疚。那是在风口浪尖上反叛乱。把农民的庄稼砍倒，越共就没了吃的，越共是由北越支持的，而北越又有莫斯科和北京作靠山，他们在全球自由阵营与共产主义阵营的斗争中是我们不共戴天的敌人。在那个年代里，所有这一切都很合乎逻辑。 2月23日，星期六，那天我的笔记本上写着：“雨转晴。 海军陆战队H—34直升机后送阵亡者2人，负伤者1人。约12时35分越共实施扰乱射击。”这寥寥数语下其实掩盖着一块丑陋的疮疤。因前一天我们有伤亡，次日我们便给营地发电报，请求把伤亡人员撤回。我们爬到一块平坦的高地，好让直升机能迅速接近、着陆并离开。我们建立了环形防御圈，以便直升机在地面时对其进行掩护。两架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直升机出现了。一架在空中盘旋，另一架降到环形防御圈内。我们将伤亡人员抬上直升机，然后示意飞行员起飞。只见在机舱口架设的一挺M—60式机枪后面蹲着一名年轻的海军陆战队士兵，他没穿衬衣，只着一件防弹背心，裸露的双臂上文着花纹。 直升机离开地面时，隐蔽在丛林中的越共开始朝它射击。飞行员开足马力，想把直升机垂直升起来。防御圈上的南越军士兵此时朝丛林中还击。当我意识到情况不对头时，已被所看到的一切惊呆了。海军陆战队的那名年轻机枪手看到环形防御圈上的枪口火焰，误以为发现了越共，于是便对着防御圈射击。当两架直升机的声音消失在山脊的另一边后，便传来喊声和惨叫声。我赶紧奔过去看。一名士兵紧抓着右手蜷曲在地上，有颗子弹打穿了他的右手腕，那只手与手臂只连着一点皮了。另有两个人倒在地上已经死了。越军士兵又伤心又震惊的看着我。“你们为什么这样做？”一名军士问道，“为什么开枪打我们？”我无言以对。说战争是地狱吗？说倒霉的事是不可避免的吗？这一阵子我已慢慢地但又是稳步地赢得了他们的信任，我不再仅仅是个跟随着看他们每天与死神打交道的观光客了，这个血铸的大错一下子破坏了他们对我的信任。在漫长而孤独的夜里，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有了伤亡之后最难熬的一夜，我怎么也从脑海中抹不去越南士兵们脸上那一副副遭受背叛和出卖的表情。 我们几乎天天遭伏击，一般都发生在上午我们刚刚出发后不久的时候。首当其冲遭劫的是尖兵班。我们让各连轮换担任尖兵，使大家遭到射杀的机会均等。我反复劝说武上尉，至少要尖兵穿上防弹背心。“防弹”一词并不很确切。其实背心是由好几层密密实实的尼龙布制成的，不过保护性能良好。武上尉挑剔地说，越南人身材矮小，背心太沉，在丛林里人浑身是汗，穿着很不舒服。可我还是不断地跟他缠磨不休。当我们又一次站在他手下一名中弹后痛苦地扭动着身子的士兵身旁时，我终于说服他让尖兵班穿上防弹背心。 我们出来快两个月了，我见过自己的部下受伤，见过他们死亡，可是还没有见过敌人的面。每次交火后，我们都朝枪弹射来的方向追击越共，对着看不见的敌人猛打一通。有时发现血迹，我会尽职尽责地写进笔记本里，“越共伤亡未经证实”。一天，我们又遭伏击后，我感到很生气，因为南越士兵站在原地动也不动。我所说的本宁综合症出现了。不要光站在那儿，赶紧动啊！我回头喊了一声”跟我来！”便循着一条血迹冲进丛林。突然间，我意识到往前冲的只有我一个，根本没人响应。 “上尉，回来！”士兵们喊道。要是把他的美国顾问丢了，可能会成为武公孝的奇耻大辱。士兵们提醒我说，我跟踪的也许是猪血留下的痕迹，是越共耍的花招。我折返回来，但一想到遭伏击，一想到天天有人被幽灵般的敌人杀死，就叫人恼火得受不了。他们打了就跑，跑完又打，似乎可以不受惩罚。他们从来也不正面对抗，从来不给我们还击的机会。我常常怀疑我的作法是否有效。当地的农民不是同情越共，就是害怕他们而不敢告发，我们怎样同混杂在这样的农民中的敌人作战呢？我们以什么来衡量胜利呢？这里没有前线，没有土地的得与失，只有沿着羊肠小路的艰难跋涉，无穷无尽的流血的跋涉。 3月18日，雨暂时停下来，天也放晴了。我们走了不到一个小时，敌人突然开起火来。我听到纵队前头有还击的枪声。和往常一样，枪声又是戛然而止。不过这次没听到我方伤亡人员的惨叫和呻吟，反而有高兴的笑声。几名南越士兵走过来，示意我到前面去，纵队前头站着一名神经质地格格笑的列兵。他穿着一件防弹背心，背上击进去一个坑，一粒被挤扁了的子弹头还在厚厚的尼龙层里嵌着呢。从他说的几个英语词里，我大概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是尖兵，给队伍开路的。射击开始时，他站起来回身向班里其他人示意敌人的位置。正在此时，他背上中了一弹。要不是防弹背心，几乎可以肯定他会被打死。我把子弹抠出来给那个越南兵看。他用手摆弄着那颗子弹头，惊喜不已。他们对我的信任又回升了，我成了有远见卓识的领导者。这时惟一的问题反倒是，下次报送补给品时我无法弄到那么多的防弹背心，让所有想要的人都能得到一件。 接近3月底时我们的任务有所变化。我们要到一个叫小良的地方去建一处新基地。小良在阿寿山谷东南角一座小山上，俯瞰着几条河流的交汇处。我让人空运进一条链锯，这可让越南人开了眼，他们以前从没见过这玩意儿。在此之前，他们伐树一直是用斧子或炸药。一天，营房盖起来后，我不断听到奇怪的砰、砰、砰步枪射击声。循声走近前去，我看到两个南越士兵正在不慌不忙地给M—I卡宾枪一弹夹一弹夹地装子弹，装完再把一弹夹一弹夹的子弹射进一棵树里。他们在干什么呢？我上前询问，他们解释说，炸药太宝贵了，他们想把树射倒。这种时刻是最能考验顾问的外交技巧的。如按美军的习惯直截了当地训斥他们一顿，就会产生相反的结果。我找了一个适当时机，向武上尉提及枪弹每发价值8美分。他稍加思考后眼睛一亮，接着发表了一个意见说，树应当伐倒，而不是用枪射倒，以后部队不许这么浪费子弹。我当即表示赞同。有句格言说，假如你不在乎功劳记在谁头上，你将取得无穷的成就。我一直很喜欢这句格言。 一天，补给直升机运送给养时，同时送来一名体格健壮的金发炮兵军官，阿尔顿·J·希克中尉。希克的到来是件喜事，因为他将担任营助理顾问，而且在这个孤单的世界里也添了一个可以聊天的美国人。他话不多，谨言慎行，但却是个地道的军人，踏实而可靠。 南越军队在小良构筑工事时，顺便用椰木为武上尉、希克、阿特伍德中士和我盖了一个舒适的掩体。阿特伍德中士替换了辛克上士。到这时，我已和武上尉相处甚佳。他一断定我不是那种自以为无所不晓的美国人，便和我亲近起来。我的越语虽然有限，他的英语却能达到和人聊天的程度。我们从未谈到过有关战争的政治见解。我们谈论各自的家庭。武上尉给我看他妻子和5个孩子的照片，不一会儿我就了解了他对各个小孩的打算。武上尉对美国甚为好奇。当我给他解释州际公路系统和快餐业这些奇迹般的事情时，他总是惊呼：“真的吗？真的吗？”渐渐地，我把他看成了好朋友，我敢肯定他也是这样对我的。我已跨越了文化上的分界线，我已不再是需要娇养保护的累赘，已经被他和他的部下所接受。他告诉我，士兵们知道我新婚燕尔而且要做父亲了，在人生中这种时候居然还远离家乡来和他们同甘苦共命运，这使他们深受感动。 不幸的是，小良基地完工不久，武上尉就接到调动命令。他的后任是谦上尉。此人个头高大，粗暴蛮横，一点不像个越南人。对武上尉的离去我深以为憾。他不仅是位朋友，还是位能干的指挥官，受到部下的爱戴。预感告诉我，这两条谦一条也不沾边。武公孝走了，一别就是30年，但后来我们还是见面了。 暂时离开火线是件好事。我带着一台袖珍调幅收音机，晚上可以收听远方的一个英语广播电台的广播。星期六晚上，电台播放乡村音乐与西部音乐。当时M·罗宾斯的《埃尔·帕索》很走红。这支歌的旋律很让越南人喜欢。他们请我把词译出来。我给他们讲述了德克萨斯西部一个牛仔与一位墨西哥姑娘相爱的伤感故事。牛仔到一家酒吧去喝酒，酒吧里一位常客嘲笑他与墨西哥人相爱，于是牛仔开枪把侮辱他的家伙打死了。当一队警察追踪并打死主人公时，我们听到响起悲惨的叠句：“我感到子弹深深钻入我的肋下。呼唤不知来自何方，那是我的菲丽娜，请接受我轻轻的一个吻吧，再见吧，菲丽娜！”歌词的每一句后面都以“啊”音结尾，越南人很喜爱。不多一会儿，我就领他们唱起了《埃尔·帕索》。 有一位海军陆战队上尉，他的名字我记不起来了，充当了我与我所离开的世界之间最紧密的联系人。每隔两周，当他的直升机要来时，我期待他的心情好似等待心上人一般。他给我带来最新一批平装小说，“塞勒姆”牌香烟和我的邮件——我正盼着阿尔玛来信告诉我说我已当上父亲了。我从没能真正和这位陆战队飞行员交谈过，因为他总是高高坐在货舱上面的驾驶舱内，发动机开足马力，随时准备紧急撤离。我常常是站在轮胎上，他探出身子来，我们相互之间扯开嗓门盖过发动机的轰鸣声喊着说几句话。他是个大块头，人很坦率，脸上总是带着让人宽心的微笑，那意思是说，一旦你们这帮家伙遇到麻烦，放心吧，我会把你们接出去的。对于我们几个在异国荒野上游荡的美国孤魂来说，他象征着家。我对他和他的直升机那份依恋之情，犹如一个在水中绝望的人死死抓住救生筏不放一样。 无论日常生活多么艰苦，我倒觉得身体比任何时候都好。虽然看上去人消瘦些，但身体状况极佳。在阿寿山谷蒸汽浴般的闷热天气中，我减掉了在德国喝啤酒及在德文斯堡吃奶酪长的25磅赘肉和脂肪。你要是一日三餐都吃米，一周吃上21次，米饭也就开始对你的口味了。起初，那些黏糊糊的一团团东西确曾让我望而却步，过了些日子，我倒喜欢上各种米食了。我们的食谱模式固定。补充给养后头几天，菜谱令人胃口大开，有新鲜蔬菜和鲜肉活鸡吃。家畜宰杀后，肉切成小块放在锅里煮，然后储存在里面还残存有考斯莫林枪油味的弹药箱里，尽管箱子上面印有“切勿用作食物容器”的警告字样。过不多久，考斯莫林枪油烧猪肉便美味无比。这种吃法要么造就了我今日这副好身体，要么已经在体内某个部位潜伏下了什么隐患，总有一天会将我毁灭。几天后，肉就吃光了，接着青菜也被吃光了。给养再次到来前几天，我们只能靠大米过日子。如果大米也没了，仗就不打了。越南人几乎什么苦都能吃，就是不能没有米。没有米，他们一步也不肯定。米养育着东方人的肉体和灵魂。米袋子快见底时，我就开始局促不安地观察地形，想找一块能供我们的陆战队救星着陆的区域，好让它给我们投送下一批给养。 我解闷的方式只有写信和看小说，凡是看过的书我都记在笔记本上，如菲茨杰拉德的《夜色温柔》，麦卡勒斯的《心灵孤独的猎手》，赫西的《买小孩者》，斯特格纳的《流星》，瑞安的《最长的一天》，还有足能堆满五六家汽车旅馆办公室书架的末流侦探小说。 3月份，我暂时告别基地和巡逻任务，被召到广治的团部去了。去那里一是汇报二营的进展情况，二是学习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的神童们在五角大楼搞出来的最新战略。去广治算不上什么回家，甚至比不上去西贡，但这意味着能重温美国人的音容笑貌，暂时不挨枪子儿。我在广治的美国上司是乔治·B·普赖斯少校，他是南越军第三团的顾问。此人胆大无畏，声若洪钟，颇为自信。他身材高大，体格强健，有运动员气质，能言善侃，他的嘴从来就不闲着。按照陆军的说法，他是个“火箭式人物”，即一个有发展前途的军官。他的表演才能和嗓音显然是遗传得来的。他妹妹就是歌剧名星L．普赖斯。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普赖斯成了我又一位良师益友。他也是黑人，比我早一代。他的成功得益于个人奋斗，退休时是准将军衔。对年轻的黑人军官，他总是慨然提携。 这次去团部，我熟悉了五角大楼的最新理论，即“油滴扩散”理论。其意思是，只要牢牢地控制住一个村庄，就会使周围的村庄产生安全感，使稳定像一块良性油滴一样慢慢扩散到受越共威胁的区域。在广治那几天里，我印象最深的其实并非这些时髦战略，而是G·普赖斯带我去军官食堂享用的真正美国早餐——煮鸡蛋、腊肉、烤饼、麦片粥。不过，此时我的口味已取得越南国籍，这顿丰盛的美国早餐吃得我很不舒服。 我一直在计算两个日子何时到来，一个是我哪一天当父亲，另一个是哪一天回家。阿尔玛和我相互为祝贺圣诞节录的录音带效果很不理想，不足以用来表达我们之间的感情。于是我还是选用传统的写信方式。阿尔玛觉得我的烦恼已够多的了，因此在信中没有提及国内的种族形势。有一份黑人周刊《匹茨堡信使》曾将伯明翰称之为“美国最糟糕的大城市”。这一殊荣不是轻易授予它的。我在越南期间，伯明翰黑人区发生了第18次爆炸案，当时黑人称伯明翰为“爆炸翰”。就在我与越共打仗时，一位年轻的浸礼会教派牧师小马丁·路德·金博士，因领导抗议进军在伯明翰的市政厅被捕。被捕后，他发表了唤起美国良知的文献，即著名的“伯明翰狱中来信”。就在我为寻找共产主义分子在阿寿山谷巡逻时，我的岳父约翰逊却夜不能寐，腿上横放着一杆散霰弹猎枪，随时准备还击肤色不同的美国同胞，保卫自己的家。我根本不晓得父母亲曾打电话恳请阿尔玛离开伯明翰。对所有这一切，我几乎一无所知。难得有消息能传到阿寿山谷。再说，阿尔玛写信时只想用她的爱支持我，并不想用她的忧愁让我惊恐不安。 关于我当爸爸一事，我和阿尔玛约定了一个暗号。孩子一降生，她就给我来信并要在信封上标上“婴儿信函”几个字。我已请广治的团部留意这封信。一俟信至，即打开信封将内容用无线电发给我。一个新的天真的小生命即将来到这个小小的苦难世界，他（她）使我个人的生命显得更有价值，我要在这场战争中活下来显得更加重要。 我对武公孝的后任已失去信心。谦上尉既不能和其部下沟通，也不知道如何使用顾问。我跟希克讨论过这个问题。谦是我俩都了解的那种军官，即那种不会进行明智的判断，只知道一味乱吼些愚蠢的命令，以此来炫耀自己权威的人。这种人靠不住。 4月3日，我躺在小良掩体里的竹床上，想借烛光看看小说。希克和部队出去了，谦在睡觉。听到远处有迫击炮开炮的声音，我奔到外面想瞧瞧炮声是从哪儿传来的。原来越共想向这个新基地递张名片，但因地址不详，炮弹全在丛林中爆炸了，远未击中我们。 谦上尉跃出掩体，跑过来命令还击。我对他说这样做也许不够明智。我们在山顶上，周围的树都砍光了，我们一开火就会暴露自己的位置。他们现在没击中我们，是因为他们在黑夜里和我们一样什么都看不清楚。谦说，不行，作战条令要求必须还击。 当即，几发炮弹打出去了。几分钟过后，一团巨大的白色火球在我头上大约20英尺处炸开来。我本能地卧倒在地，趁下一发炮弹还未打到我们头上赶紧钻回了掩体。我检查了一下自己，安然无恙，但掩体外却传来呼喊和呻吟声，我赶紧又回去帮忙。 第二天早晨，我才弄明白昨夜情况是多么危险。越共的炮弹碰上了一棵树的树干，我当时就站在那棵树下。炮弹的弹片散布在我左右两侧，每一边都炸伤了五六个士兵，但却未碰我一根毫毛。假如炮弹没有碰上树干，就会击中我，几乎可以肯定我将必死无疑。这次袭击中受伤的人当中也有谦。因其鲁莽，他等于给越共充当了弹着指示员。他腿上的伤刚好重得够后送条件并被替换掉。对军事这一行来说，他的离去称不上什么损失。谦的继任者是广上尉。尽管他对顾问们有点冷淡，可他是个干练的军官。我钦佩广，但我们之间从未像武公孝和我那样迸出过友谊的火花。 迫击炮袭击后的第二天，送补给品的直升机来到营地上空。邮件中有我母亲来的一封信。我站在树下读信里的家常话。“噢，顺便说一句，”我母亲写道，“我们对小宝宝的降生万分高兴。” 宝宝？我们的婴儿信函呢？阿尔玛好吗？是男孩还是女孩？我赶紧让报务员用古老的ANCGRC—9电台跟基地兵营取得联系，并设法接通了广治。原来我的信遇到了通讯故障，在军事行动中这并非鲜见。有明确标记的那封信仍躺在一大堆未投出的信件里。我对报务员说：“跟他们说，给我立刻把信读一遍。”就这样，我得知了迈克尔·凯文·鲍威尔早产的消息。他1963年3月23日降生于伯明翰天主教圣家医院。我们的朋友、在布拉格堡时的恩人施瓦尔的儿子中有个名叫凯文·迈克尔，我们照他们这个儿子的名字给儿子取名迈克尔。 我这时的心情真像打翻了五味瓶——母子康健令我高兴，但环顾四周，身处异国他乡又使我困惑；此外，我还感到焦虑不安。我曾与死神如此相近，险些永远不会知道自己已经做了父亲。国内的家人，包括一个新生儿，依靠我养活。 我渴望见到我的孩子，我必须挺过这一年。 从编制职务上讲，广是营长，他也确实是个好军人。但由于我在这个营的资历比他长，又得到部下的信赖，于是开始发生一些有趣的事情。军士长是个法国殖民军队留下的志愿兵，精瘦而苍老，活像当年在盖尔恩毫森基地老练的爱德华兹军士。他很信任我，于是我们开始做一些小动作。我假装不是我说了算，军士长也假装没有直接听命于我。按说我是顾问，不是指挥官，然而我们就这样心照不宣地达成了默契。领导权，像大自然一样，不容真空存在，于是我不由自主地被吸引进去填补了真空。 南越军士兵既勇敢又肯干，但训练起来却不那么容易。我教他们，他们面带微笑，点头哈腰，可常常对我所教的内容置若罔闻。我一连花了数小时教他们从直升机上卸货。这事的关键在于速度，因为直升机易受敌人火力攻击，因此要求尽可能快地卸货。最快捷的方法是，直升机一着陆，两个人马上跳进货舱向外扔货，班里的其他人应从直升机到丛林排成一行，像救火队员传递水桶一样把物资传过来，最后堆在树能遮盖的地方。我在地上画出一架直升机的轮廓，让他们演练了一遍又一遍。飞机着陆，两个人上去，其他人排成行，传递货物，这样反复演练了数遍。 次日，送补给品的直升机落在我们的环形防御圈内。我给卸货组发出信号，全班冲刺般地跑到机舱口，所有人都想同时爬进飞机里去。当我又重新训练他们时，他们倒也没怨言，最后终于学会了。 那是5月份一个炎热的下午，我们正在巡逻，脚下踩着克拉莎草，浑身大汗淋漓，手不住地拍打着蚊虫。这时一架L—19“猎犬”观察飞机飞来，在头顶上嗡嗡作响。飞行员用无线电说，他带来了我的专递航空邮件。须臾，邮件就拴在一块很大的黄手帕下摇摇摆摆地飘落到地面上来了。我跑到空投区，发现一只装满一瓶瓶“里兹牌”花生酱的盒子，盒子底部有一只标有“婴儿信函”的信封。我撕开封口，一张照片露出来。一张胖胖红润的脸儿带着在世上只满一天的全部惊喜凝视着我。他像谁？他长得怎么样？我道不出个所以然，但他是真实的，他是我的。欢迎你，迈克尔·鲍威尔。越南士兵都围上来，我让他们看照片，他们赞叹不已，并为我高兴。然后我就把照片装进了上衣口袋，让它一直伴随着我。 5月份下半月，我又有一次短暂脱离战斗的机会。我被召回到顺化，那是南越军第一师顾问团所在地。我要去见的是步兵人事处的委派军官。假定我能安然无恙地在阿寿山谷熬过来，任职期满后人事处还会把我派往别处。我是从野外直接乘直升机飞来的。当我们接近这个越南古都时，我被这座城市的美丽吸引住了，波光粼粼的香江，具有历史文物建筑意义的城堡，还有那法国殖民地的迷人风光，一切尽收眼底。一下飞机，我立刻产生了每个前线老兵骤然回到后方时的那种感觉：这里出奇的干净，似乎什么都井井有条，平常的声音听起来也那么不寻常，所在之处与曾在之处相比较如此的不协调。我肩挎M—2步枪，皮带上挂着手榴弹和匕首，靴子上还带着阿寿山谷的泥土。除了在溪流中简单擦洗过一下之外，我已经一个月没洗过澡了。内衣呈黄灰色，布料几乎被汗水腐蚀透了。我先到军官食堂去吃美国饭。食堂里着装整齐的参谋人员看着我，他们的那副神态好像在说，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我用目光回敬他们说，我知道我为什么来这儿，但也许你们忘记了。我吃了一块牛排和法式炸土豆条，喝了一杯牛奶，胃里又是很不好受。离开食堂时，我感觉全身无力，恶心，甚为想念我的米饭团子。 我到师部委派军官斯皮尔斯中校处报了到。至此我已在军队服役快5年了，在越南还剩约7个月的时间。我渴望知道步兵人事处对我下一步作何打算。在那个年代，陆军对有功的军官有一套巧妙的安排方式。关键是你在派遣点的表现要达到一个符合鉴定报告的一系列数据。中校翻了翻我的个人档案，抬起头来说：“鲍威尔，本宁堡，步兵军官高级培训班。” 我甚觉意外。“我刚刚学完基础课程，没上过高级班。”我说道。 “没关系的。”他回答说。他面前有那个有魔力的数据，可他不想透露，不过他还是说：“如果你提前晋升为少校，不要感到意外。” 我刚当了7个月上尉，这位就在谈什么橡树叶了①。尽管他说的话让我觉得没准儿，离开他办公室时，心里还是免不了得意洋洋。过去和未来数月的所有艰难困苦和恐惧不安，不知怎么似乎变得容易忍受了。 -------- ①美国陆军和空军中，少校和中校级军官的衔徽为橡树叶图案。——译者注。 回到阿寿山谷，我又开始在笔记本上作单调的记录： 5月16日，星期四，8点10分交火。被越共手榴弹炸伤3人。捣毁2所房屋，3公顷木薯，1公顷水稻。 5月17日，星期五，一连16点15分交火，1人阵亡。 5月18日的记录值得一提。“8点5分交火，越共亡1人……”当时我们一直沿着一条峡谷巡逻，流向峡谷的一条小溪的流水声掩盖了我们的动静。这一次，我们的尖兵班在越共发现我们之前先发现了他们。这一次是我们打了伏击战，我们盯住了他们。一阵扫射撂倒了好几个越共，余者赶紧逃走了。我们小心翼翼地走过去，看到一个人躺在地上一动不动。这是第一个可以明确证实是我们打死的越共。他仰面朝天躺着，无神的双眼朝上凝视着我们。这个人身材瘦小，面皮粗糙，脸呈深棕色，穿一身做工粗糙的黑布短衣裤。我们将这种衣服称为睡衣裤。我的目光落在他脚上。他足登旧轮胎做的凉鞋，剪下的一条轮胎胎壁权做鞋带。这就是我们见不着面的可怕敌人。我心无所动，同情肯定谈不上。我们这一方的死亡和痛苦见得太多了，谁还管他们怎么样呢。我们俘虏了受伤的越共就离开了。 首次证实有越共毙命一事大长了南越军的士气。后来称之为“数尸体”的数字游戏当时尚未实行。不过，越南人早就猜出美国人想听到什么了。他们总是给我看顺着丢弃的武器找到的血迹和其它因环境不同而不同的证据，以此“证明”有被击毙者。我对他们说，这不足以为证。后来我竟成了这种令人厌恶的游戏的裁判。我规定，证明越共在战斗中被击毙需要见到越共的尸体，没见尸体就不能作数。 首次确实击毙越共之后不久，一名越南中尉兴奋地跑来报告又确实打死了一名越共。我说：“让我看看。”他回答说：“太远了，太危险。”我又重复了一遍规定，他晃了晃食指，好像在说我拿证明让你看。半小时后他回来了，交给我一个手帕包。我打开手帕一看，倒吸了一口冷气，原来里面是一对刚割下来的人耳朵。 是日夜晚围坐在营火周围时，我把连长和军士长们都召集过来。我说规定需要进一步完善，证明击毙了敌人要有全尸，而不是尸体的一部分。不许再割耳朵，不许再肢解敌人的尸体。 7月23日，我们营在边远丛林地带转了6个月后终于可以稍事休息了。我们奉命离开小良基地，撤出阿寿山谷，到特种部队的一个营地去休整。一天上午，我们重又踏上小路，沿着一条溪流的河床行进。太阳当头照着，我走在纵队先头。突然间，我的右脚踏空，立刻觉得一阵钻心的刺痛。我把脚从一个约一英尺深的小坑里猛地拔出来。原来我踩进了竹签陷阱，竹签刺穿靴底扎进了脚心。我只能骂自己笨，然后继续朝目的地一瘸一拐地走去，路程大约还剩两三个小时远。要说当时的心情，我的尴尬劲儿比疼痛还难受。我不想让越南人知道我伤着了脚。 然而，还没走出20分钟，我就疼得受不了了。我找了根树枝当拐杖，又继续前进。最后一英里，我是摇摇晃晃坚持下来的，差点儿倒下去。到了营房，美国军医没有费事去脱我的皮靴，而是把它剪开取了下来。他只看了一眼伤口，就叫来了直升机。竹签从脚底一直扎到了脚背，脚肿得很大，牛粪的毒素已扩散，全脚发紫。他给我包扎了一下伤口，我就坐上直升机朝顺化飞去。 一到顺化，L—19“猎犬”式飞机的飞行员邓赖普便开始照料我。邓赖普待我立刻像老朋友一样，可是我以前从没跟他见过面。他对我说，是他给我投递的婴儿信函。邓赖普把我送到单身军官宿舍开的诊所。那儿的医生为我清理伤口的办法令我刻骨难忘。他把一种消过毒的碘酒纱布从伤口的下边塞进去，从上边拽出来，接着便像擦皮鞋一样在我脚里来回拉动。我死死攥住邓赖普的手不放，心想我一定会疼昏过去。随后，医生给我注射了各种抗菌素，把我安顿在单身军官宿舍的一个房间内。 我康复很快，但作为战地顾问的日子却结束了。我所剩时日无多，不便再回营去。我是该营7个月来的第34名伤亡人员——7名阵亡，27名受伤。要说不愿意离开战斗那是假的。艰苦与死亡这两个伙伴是易于抛弃的。不过，到受伤时，我实际上已成了不挂名的营长。我和部下经历同样的危险，同睡一片地，同吃一锅饭，而且和他们一样洒下了鲜血。在佐治亚州悬崖上共同面对的挑战曾将我与同类人团结在一起，在阿寿山谷共同经历的死亡、恐怖和小小的胜利喜悦将我和几乎无法交流的南越军人同样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当我离开二营的战友时，真有些依依不舍，留在心里的远不止是一种遗憾。 我极力想阻止陆军采取的军人伤亡后自动通告其亲属的做法。我踩上的不过是一根竹签，而不是地雷，我不想让家里人受到不必要的震惊。但是，官僚主义的车轮还是无情地转动起来了。关于我受了轻伤的事，陆军用电报通知了阿尔玛和我父亲。阿尔玛倒能平静对待，父亲却断定陆军没把最坏的情况说出来。南越当权家族的做法更是于事无补。单身总统吴庭艳的弟妹儒夫人——吴庭艳的弟弟、秘密警察头子吴庭儒的妻子，扮演着南越“第一夫人”的角色。每当有美国兵阵亡或负伤时，儒夫人便给其家人发一封信。行文的口气让人莫名其妙。她的信似乎是说，对不起，但你应该知道我国人民也作出了牺牲。美国兵都称儒夫人为“撒旦夫人”，此称号她当之无愧。 由于我行动不便，脱离了战斗部队，被调到南越军第一师师部，担任负责作战的助理顾问。一天，我在军官食堂听到一个响若洪钟般的声音，转身一看是乔治·普赖斯。其时他已晋升到一个关键职位，南越军第一师的作战与计划顾问，就是我的新上司。与乔治一起工作，我感到信心百倍。他说起话来还是滔滔不绝。不过，因为他讲的一般都很有道理，我总是洗耳恭听。 在这里，我想谈谈在师部所接触到的许多糟糕的事情。我离开阿寿山谷，观察战争的角度从仰视转为俯瞰，这一新的视角并不令人感到宽慰。我的任务之一是给师情报军官提供数据，让他分析何时最容易遭敌迫击炮袭击。他的办公室是一扇绿色门，门上标有“禁止入内”字样。他搞的东西叫“反馈分析”。我提供的数据送进了那扇门，我却不能进去，因为我未得到保密部门的许可。一天，这位情报军官终于走出办公室，郑重其事地报告说，我们可以相当有把握地预测出在某些时间段里敌人的迫击炮火袭击会增加。什么时间段呢？月黑之时。嗨，这简直是拿个米饭团子就想让我吃惊。天黑时战场上更危险，这本是任何一个南越列兵5秒钟内就可以告诉他的事，而这位老兄竟花了好几个星期进行统计分析才搞清楚。 步兵在丛林中来来回回地跋涉在同一地带，天天遭伏击，不时有伤亡，而敌人却悄然而去。可以理解，但不禁要问，所干的这些事到底有什么用。有人可能会自寻安慰地想，虽然他也许不知道，但上头什么地方总会有脑瓜聪明的人知道答案。我在师部参谋机关工作这段时间却戳穿了这种假设。我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正在把最优良的技术送给南越军队使用。深邃的思想家们，比如绿门后面那位情报军官，又是打印数据，又是填写表格，又是处理数据，最后不过是对显而易见的事情得出令人莫名其妙的结论。而敌人身穿黑布衣裤，脚踏费尔斯通废轮胎做的凉鞋，却能用根蘸了牛粪的竹签让一名军官丧失战斗力。 在丛林中，我们随身只佩带有用的或者说救生用的东西。可在顺化，每位直升机机长都别着一把引人注目的大匕首，匕首把上雕着花纹，刀锋闪闪发亮，反射太阳光暴露自己的位置倒最合适。往师垃圾场运送垃圾的年仅18岁的卡车司机们个个都佩戴着肩挎式手枪套，这些都是在顺化的皮革工匠那里专门定做的。皮革工匠们干这种吸血鬼的行当肯定发了大财。我曾见有些人带着6响左轮枪到食堂进餐，皮带后面像牛仔一样装饰着子弹。假如突然发生枪战，他们可怎么装子弹呢？不过那算不了什么，子弹放在后面更显得威风，完全又是陆军战略军那一套。 这种行为还不过是傻里傻气而已。真正让我困惑不解的是我第一次接触越南高级军事指挥人员的情景。我们营里大多数军官和军士都是既有献身精神而又能干的职业军人，普通步兵英勇而无怨。可是，无能、腐败与军服的奢华似乎与军阶的高低成正比。其中有那么一位火箭式的人物便是阮高其。他32岁就当上了越南空军司令。这位喜好奢华的阮高其在空中打仗与在夜总会里一样的华而不实。他留着细细的小胡子，戴着墨镜，腰里挎着珍珠把柄的镀铬左轮手枪，黑色飞行服上飘曳着一条纱巾。我不明白，难道这些就是南越军的普通士兵在阿寿山谷为之牺牲的人吗？ 我必须承认，经历了战斗的艰难困苦之后，觉得在后方任职颇为愉快。作为受过伤的参战老兵，我享有一定的地位，况且顺化有着秀美的景色，不少好餐馆，还有给部队提供的各种娱乐活动，因而这算不上什么艰苦岗位。就连去理发店也不失为一种乐事。理发师不仅把我的头发修剪得整洁漂亮，还用熟练的双手按摩我的头皮、脖颈和肩膀以消除紧张疲劳。我的消化系统经过重新改造，又开始吃牛排，喝南越很有名的“33”牌啤酒了。如此一来，在阿寿山谷流汗减掉的体重又恢复了回来。于是，为了减少体重，我开始玩垒球。 加入师部参谋人员行列不久，我飞往香港去度休整假期。对有些美国兵而言，到这座人欲横流的城市去度假意味着无度纵欲。对另一些人而言，香港则意味着疯狂购物。我买了必购的定做鞋子（每双10美元），定做套装（30美元），另外还买了世界上最便宜的立体照相机。我给阿尔玛买了日本的御木本珍珠，丝绸连衣裙和一匹绸布料。4天后我便一文不剩地返回顺化。 在顺化，我又接受了一项在我职业生涯中打下烙印的不寻常任务。作为一种补充任务，我被任命为顺化城堡机场的指挥官。该机场负责C—7“美洲驯鹿”运输机、L—19及其它小飞机的勤务。有一位态度傲慢的飞行员显然对非飞行员管理他的机场感到愤愤然。一天，他要我乘他的“猎犬”上天去兜一圈儿。我因自尊心受到挑战，所以就接受了。这位自命不凡的高手的意图很快便暴露无遗。他时而横滚，时而作垂直俯冲，时而又做些其它催人欲吐的怪动作，试图把我，或者说把我的肠胃扔出L—19。我以为自己要死了，但纯粹出于愤恨，还不甘束手待毙。最后他恢复了水平飞行状态。我朝下一看，惊奇地发现一个不熟悉的地标，一条建在路堤上的铁路。我不记得我们区域内有这种地物。 “你知道我们在哪里吗？”我喊道。 “广治北部一点。”飞行员自信不疑地说。 “你这个该死的傻瓜，”我在怒号的风中大声喊道，“把这玩意儿朝南开，咱们离开这儿。我们跑到北越上空来了！” 结果证明我是对的。跟聪明的行家和自命不凡的飞行员打过交道后，我形成了又一条行为准则：不要被专家和精英们所吓倒。专家通常占有更多的数据资料，并不是判断力。精英们会近亲繁殖，生出血友病患者来。一旦被现实世界所碰伤，他们会流血致死。 11月1日，我回到西贡，国外服役期亦随之结束。我先得办完手续，而后便可以很快回家转了。南越当时正处于混乱之中，吴庭艳总统是天主教徒，他想禁止佛教徒的宗教活动，镇压反对其政权的佛教徒示威游行。有张写真照片震惊了世界：为了抗议吴庭艳政权，一位僧人盘腿坐在西贡一个十字街口，把自己全身浇满汽油，擦了根火柴自焚了。自焚时他全身纹丝未动。8月份，当时我仍在顺化，西贡已处于军事管制状态，美军已不许出营区。大约一周之后，吴庭艳总统在整个国家全部实行了军事管制。 一天，当我开车去新山一机场托运行装时，显然发生了更为严重的事件。总统府遭到枪击，街上除了乘着装甲人员运输车的军人之外空无一人。我到西贡来正赶上一场政变。南越一伙将官刚刚推翻政府，并已将吴庭艳总统及其弟弟、秘密警察头子吴庭儒处决。以26岁之龄，我对所发生的事尚无深邃的政治洞察力。我的思维方式如同一个只熟悉自己的环形防线的士兵，仅此而已。对我来说，这次政变不过是这片陌生的土地令人困惑的另一方面而已。 尽管刚刚发生了动乱，我照样被安排提前一个月回国，据说原因是我们在越南干得很出色。实际上，美国顾问的数目已略有下降，从最多时的1．66万人减到了1．63万人。麦克纳马拉时代主导美国人对越南看法的分析衡量法那时刚刚开始实行。如果一个村庄周围设有一定长度的篱笆，有民兵守卫，村长在过去的3周内未被越共杀害，我们就把该村列为“安全”村。我还在小良基地时，麦克纳马拉部长曾来到越南。他在那里进行了48小时的访问后总结说：“……各种定量分析的结果都表明我们在赢得这场战争。”定量分析才有意义。定量分析才能了解真情。然而，我在阿寿山谷所见到的一切却没有一件事能表明我们在战胜越共。战胜越共？大部分时间里，我们连他们的影子都见不到。麦克纳马拉的计算尺精英们算出的精确指数不过是在衡量不可衡量的东西而已。 陆军对此的态度似乎是不要对高明者表示怀疑，其中包括这些计算尺神童。倘若它不奏效，也要假装它奏效，说不定它能自行修正呢。这种软弱无能的思维方式我最初在西德领教过，现在又被输送到越南来了。在后来几年中，这种默然态度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除了“安全村”的荒谬做法，我们还有“搜索与摧毁”行动、“数尸体”等更荒谬的做法。 所有这些我们知道都是荒谬的，但还是照办了。 在这以后，美军的伤亡人数慢慢地开始上升，一些熟人的名字逐渐出现在死亡名单上。在盖尔恩豪森时跟我在一起的J·李阵亡在越南，还有A·帕斯科，他是我们“潘兴步枪会”成员中阵亡在越南的第一个，不过不是最后一个。 虽然如此，美国当时很少有人了解或关心在那遥远的国度所发生的事情。严格说来，越共不过是个次要问题。与在越南的1．63万美军比起来，当时美国在欧洲驻有25．2万人，在朝鲜有4．9万人。1963年时，还谈不上什么反战运动。 尽管疑虑重重，我离开越南时仍不失为一名忠实的信徒。我经历了失望，但非幻想破灭。我仍相信帮助南越保持独立是对的，仍然相信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应划定反共界线。纵然方式有些缺陷，但目的还是正确的。不管麦克纳马拉部长有何发现，任务比我们的预想要重得多，也艰巨得多。我在顺化做情报参谋工作时有位分析人员曾经问我，从上过战场的人的角度看，我们在越南到底需要多少兵力，我信口开河说了一个数：“获胜须得50万部队。” ※ ※ ※ 我坐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机场里等下午去伯明翰的航班，手拿杂志翻着看。突然间，我注意到人们都聚集到休息室一台电视机前，以出奇的缄默盯着电视机。当天是11月22日。3周前，南越总统遇刺身亡，政府被推翻，当时我正在那里。这天下午，我国总统亦遭刺杀。尽管我在外为外国人的自由卖命，4名黑人小姑娘却在伯明翰16街浸礼会教堂内被埋在那里的炸弹炸死。我回到家，宛如回到一个被颠倒了的世界一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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