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触发点，经济学名词，指美国政府对进口商品低于所订的最低价格水平时要征收附加税。此处比喻要增加兵力的时节。因作者是工商管理学硕士，故书中常援引经济人士的话及有关术语。——译者注。

　　　　　　前一天，我去坦帕见到诺姆·施瓦茨科普夫。他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不安地说：“我需要知道，这仗到底他妈的该怎么打。”我了解他的烦躁不安。作为主席，我可以容忍上司某种程度的慎之又慎的政策。但是，作为前往沙特阿拉伯指挥部队、舰船和飞机的总司令，要的是干脆明确的指示。答案最终会出现，但我需要为总统提供这些答案而创造条件。


　　制图员送来了一张图表，是一张一目了然的线式图表。纵线表示不断增加的兵力，横线标志着12月份的星期。我的目的是在总统的心里铭刻下一个最后期限。这张图表会让他知道，到什么时候他就必须向我们下令，以便达到某一兵力水平。


　　在各军种参谋长汇报完毕和总统从五角大楼的台阶上发表讲话之间，我只有为时15分钟的机会。切尼在他的办公室里安排了一次会议，到场的只有布什、切尼、斯考克罗夫特、苏努努和我。我们坐在圆桌旁，切尼让我先说。我给每人发了一份我的图表。“总统先生，”我开始说，“我向您说说兵力集结是怎么进行的。”我指着图表上的当时的日期，并提醒那时候我们在沙特阿拉伯约有3万人的部队。我们当前的任务是遏制敌人和保卫沙特阿拉伯。在几周之内我们就可完成威慑性的兵力集结。我们会有足够的兵力使萨达姆不敢发动进攻，如果他有这种想法的话。随着部队和装备源源不断地调运进来，我指出，我们从9月初开始就可以从威慑阶段转向防御阶段。我接着说，到12月5日左右，我们将有大约18．4万名部队部署到位，无疑我们就可保卫住沙特阿拉伯了。


　　当我向总统逐周详细讲述活动情况，并明确指出到9月底得花费12亿美元，以及往后每月花10亿美元时，他专心听着没有发言。我指出，如果我们保持目前的速度不变，他就不得不开始征集后备役部队，而他必须在大约1周之内做出决定。“先生，”我说，“征集意味着把人员从工作岗位上抽出来。它将影响各行各业。它意味着打乱千家万户的家庭生活。那是一项重大的政治决策。”而很快他就不得不启动一项把商用飞机改为军用的称之为民用航空后备队的应急计划。


　　6天以前，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对伊拉克进行贸易禁运。这促使我说：“如果您的目标仅仅是保卫沙特阿拉伯和依靠制裁施加压力，迫使萨达姆将伊拉克军队撤出科威特，那么，我们应当在10月的某个时候使部队的调运告一段落。”再花1个月左右的时间做部队调动的收尾工作，12月初上述的18．4万人就可到位。我们还需要考虑实施按6个月海外服役期的轮换兵员制。我说：“我们大约在两个月后，才能看出制裁的影响。”


　　总统摇摇头说：“我不知道，在一个可接受的时间框架内制裁是否会起作用。”


　　那么，假定通过谈判和制裁都不能使萨达姆撤出科威特，总统是否想把萨达姆的军队赶出科威特呢？我需要在10月的某个时候明确这一点，以便不使运兵渠道空着，我们得使它不断输送兵员。我说，我们还需要知道其他一些事情。“如果我们要赶走萨达姆的部队，我们的目标仅仅是解放科威特，还是在我们做到这一点之后要在一定程度上摧毁伊拉克的战争潜力？”不同的方案需要不同的兵力水平和相应的时间表。我明确表示我不指望总统当时就做出决策。总统有时间来定下决心。我只是预先报知他罢了。


　　与此同时，我自忖自想：难道我们要越出科威特去巴格达吗？难道我们试图逼迫萨达姆下台吗？我们要使伊拉克的力量衰减到何种程度？我们是否一定会从一个由不友好的叙利亚和敌对的伊朗统治的海湾石油区中得到好处呢？


　　总统感谢我们所做的汇报后，前往五角大楼滨河大门口的广场，登上白宫先遣小组连夜搭设的讲台。他在给五角大楼众多工作人员的讲话中，感谢大家到那时为止所做的种种准备工作。然后，他宣布他的目标：“所有伊拉克军队必须立即、彻底和无条件地从科威特撤走，恢复科威特的合法政府。”诺姆和我相互瞥了一眼。总统的讲话表明他不像是一个愿意长期等待制裁起作用的人。


　　8月17日，迪克·切尼飞往利雅得与沙特领导人进一步磋商。他在离开前对我没有表示任何具体的令人担心的问题。但是，当他独自坐在飞过大西洋高空的波音707飞机的私人舱间里时，想必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他通过保密无线电话给我家里打电话，话音里带有一向没有的激动情绪。“科林，”切尼说，“目前我们在那里只有很少数量的伞兵和大约1个联队的飞机。”


　　“是的，”我说，“但正在继续增兵。”


　　“我们在那儿还没有足够的力量阻止任何人，”他说，“要是我们所做的一切激怒了萨达姆，促使他进犯沙特呢？那我们可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也知道这一点。但是，此刻使他担心发愁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当时一反常态的切尼需要的是宽慰的话。于是我说：“迪克，记得这事刚开始时我向大家说的话吗？我们必须立即部署一些人员和装备，作为向萨达姆表明我们意图的一种信号。他不想同美国打仗。我有把握这么说。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派那些早期部队去那里的原因。这是真正的威慑，把美国的旗子朝沙漠中一插，对他说‘喂，怎么样，要来惹我们吗？’”


　　“但是，如果萨达姆采取行动，我们无法保卫沙特人，”切尼坚持说，“至少现在还做不到。”


　　“如果他们要入侵沙特阿拉伯，那他们现在就会动手。”我回答说。“记着，萨达姆以前从不把自己的战线拉得过长。无论对紧挨的邻国伊朗，还是现在对科威特，他总是凭借内部交通线进行作战的。而沙特阿拉伯的油田与伊拉克之间有一大片旷野。他决不会越过遥远、开阔和不利的沙漠去投送兵力。放心吧，迪克。”我接着用这种语气至少讲了20分钟，我希望我讲得没错。待我讲完之后，切尼的回话中又恢复了满有信心、从容不迫的语调。每个人都时常需要他人的帮助，得知这位孤独的牛仔并不例外，实在令人宽慰。在未来困难的月份里，他将同样会助我一臂之力的。


　　在海湾地区的军事行动要有一个名称。施瓦茨科普夫的参谋和我的参谋曾经琢磨过好多思路。最初有人提出盾牌的想象。叫“半岛盾牌”嘛，太拗口。叫“半月形盾牌”嘛，又太阿拉伯化。最后，我们确定了一个我们都认为是听来真实的名称。切尼表示赞同，由于在沙特的沙漠中动员保卫王国，所以名称定为“沙漠盾牌”。当我们开始制定与防御态势并列的一项进攻方案时，诺姆与我谈及如何区分两者。“沙漠盾牌——阶段Ⅱ”？诺姆建议用“沙漠风暴”。“暴风诺姆”（施瓦茨科普夫的外号）刮起的“沙漠风暴”。自然而贴题，大家都表示赞同。


　　施瓦茨科普夫当时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国防部大楼里设立了司令部。他整天忙于解决为保卫沙特王国而部署兵力所遇到的种种问题。我则忙于从美国这一头把兵力和装备纳入运输渠道。军种参谋长们都起了重要作用。尽管他们的部队是在诺姆麾下服役，但参谋长们肩负着确保这些部队装备齐全和做好战斗准备的重大责任。既然施瓦茨科普夫是首当其冲的司令官，美军在全世界各地的司令官都将全力以赴地支持他。


　　9月初，部队的集结已经进入高潮。数十万部队有的已到达海湾地区，有的还在途中，正源源不断地流向美国各地的机场和港口。总统已授权征集20万名后备役人员、国民警卫队人员。很多人甚至在征集令发出之前就志愿报名。没有他们，我们就无法打仗，他们在后来的战斗中表现得非常出色。4个航母战斗群即将到达战位，它们配备有多艘战列舰和能发射巡航导弹的潜艇。长期封存的运输舰重新启用。数百架战斗机、轰炸机和运输机盘旋在阿拉伯半岛上空寻找降落地点。从佐治亚州乘船来的第二十四步兵师和从得克萨斯州来的第一骑兵师即将到达沙特，与第八十二空降师的轻装步兵和第一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会合。我们在沙特阿拉伯不得不建造巨大的基地，以接纳源源而来的部队和军需物资。


　　在此初期阶段，我们尚不确切地知道，布什总统是否要通过战争来履行他在科威特被占领问题上“不能按兵不动”的声明。不过，我们必须准备好各种方案的应急战略。诺姆和他的陆军司令——我在陆军部队司令部时的副手约翰·约索克中将集中精力制订防御沙特阿拉伯的作战计划。空军参谋部迅速提出了实行空中战役的计划，这思路是由一位杰出的性急的战斗机飞行员、在使用空中力量方面的主要智囊人物约翰·沃登上校提出的。施瓦茨科普夫在赴沙特阿拉伯之前就对沃登的作品有印象，并安排他在8月11日向我汇报一项名叫“迅雷”的计划。沃登说：“将军，我建议我们对伊拉克本土进行全纵深攻击，摧毁他们的指挥和控制设施、交通运输系统、生产和储存设施，以及防空网。”他的汇报使我很受启发。沃登的战法可以摧毁或严重破坏伊拉克政权。


　　但是，如果最后决定采取军事行动，我们还需要一项空战计划来帮助把萨达姆的部队赶出科威特。施瓦茨科普夫和我要求沃登充实他的战略计划，把对部署在科威特的伊拉克部队的战术攻击也包括在内。沃登来到沙特阿拉伯，并直接与两位空军将领——施瓦茨科普夫的空军司令查克·霍纳中将及其助手伯斯特·“伙计”·格洛桑准将一道工作。虽然沃登的原计划几经修改，并对攻击目标有过很多争论，但他原来的思路仍是“沙漠风暴”空战的核心。


　　施瓦茨科普夫还组建了一个与沃登及其小组相似的地面作战计划班子。这个班子被称为“杰迪骑士”①，其成员是一些出类拔萃的陆军中校。“杰迪骑士”们被关在小屋子里，并被告知要提出一个能将伊拉克军队赶出科威特的地面进攻计划。　　

　　　　　　①杰迪骑士，是电影《星球大战》中的游侠骑士。指思路离经叛道、敢于创新的一批年轻美国军官。——译者注。

　　　　　　9月，我必须去马德里参加一次北约组织会议。我决定顺便去沙特阿拉伯到前线视察一番。9月12日，我在利雅得机场步出空军波音707座机时，顿时感觉好似进入鼓风炉之中。气温高达华氏105度，而且还是在清晨。不过，我至少在飞机上睡了一个好觉。当我初任主席时，空军提供给我一架经改装的带有要人座舱的C—135空中加油机，这个要人座舱给人一种空中汽车旅馆房间的感觉。因气温控制有问题，地板温度和舱顶温度差别之大宛如极地和赤道之别。我总是脚上裹着毛毯而头上却冒着热汗。因此我回家时通常患感冒。我要求空军把气温调得更温和些，他们开始用一架老式的“空军一号”座机来接送我，这架飞机可能不再够得上总统专用标准，但也不是只能提供起码必需品的运输机。


　　施瓦茨科普夫在沙特阿拉伯上任仅几周后我便到那里。他现在肩负着世界的千钧重任，而且干得很好。我问他有关部队到达的情况。他说，还不够协调。敌人的部署怎样？他告诉我，我们实际上已查清了敌军营以上单位的驻地。他还为我安排了一次走马观花式的视察，我看望了第二十四步兵师、第一战术战斗机联队、第一海军陆战远征部队、“蓝岭”


　　号两栖指挥舰和“威斯康星”号战列舰上的官兵。


　　在这初期阶段，我们部队的士气高昂，但沙漠地是一个荒漠的令人生畏的世界。这个世界受到与来自西方世界的士兵格格不入的穆斯林道德约束的重重包围。有一次，班达尔亲王警告我：“不要带《圣经》。”我说：“你是在开玩笑吧？”我们正源源不断地收到来自宗教团体的《圣经》，而不让带《圣经》岂不等于军方告诉这些人：“阿拉伯人要你们的儿子，但不要你们的《圣经》。”这将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班达尔坚持说：“沙特的海关人员将不得不没收这些《圣经》。”我们终于想出了一种办法，那就是把《圣经》装上飞机直接运往我们的空军基地，而沙特官员则装做没看见。


　　这时候班达尔还通知我，在阿拉伯土地上不可以为我们的犹太官兵举行任何宗教仪式。我说：“他们可以为保卫你们的国家去死，难道他们就不可以在你们的国度里进行祈祷吗？”


　　他回答说：“科林，你要理智一些，那将在有线电视新闻网上报道。我们国家的人民会怎么想呢？”


　　我们找到了一个可行的解决办法。我们用直升机把犹太人员运到在波斯湾的美国舰只上，让他们在舰上举行犹太教仪式。


　　班达尔还对十字架表示担心。我告诉他，我们的官兵已奉命把十字架戴在T恤衫里面不得外露。


　　但是，对那些身着T恤衫、裸露双臂驾驶车辆的美国妇女怎么办？阿拉伯的敏感问题看来是没完没了的。实际上，我们的女军人已引起了一场微型的社会革命。沙特妇女看到她们开车，有的也开始亲自开车。她们触犯了伊斯兰法，结果都被逮捕了。


　　班达尔和我达成了一项最后的君子协定。如果由于一个美国人和一个沙特人之间的性行为产生了任何麻烦，他就打电话给我并让我们迅速将该美国人送回国，在伊斯兰法实施之前由我们自己给予他适当的纪律处分。结果是在这方面引起的麻烦最少。美国军队在这个地区的违法事件的比率低于通常的比率。我为他们的遵纪守法感到骄傲。但是，坦率地讲，良好行为的部分原因是出于另一条阿拉伯戒律：我们不准驻在沙特阿拉伯的美军人员喝任何带酒精的饮料。


　　在我访问期间，士兵们关心的主要问题是轮换问题。呆多久其他人才来替换他们？这一问题触及我们所作承诺的核心。总统是不是要等到长期制裁宣告结束？如果是，那就需要进行部队轮换。或者总统是不是会决定发起进攻？如果是，那可能意味着部队要在这里呆一段时间。我不知道我们要让几十万不安的年轻美国官兵在那儿呆多久。他们头顶炽热的太阳，受制于伊斯兰的清规戒律，心里却不知道他们的政府将怎样行事。


　　在沙特阿拉伯，我目睹了大规模兵力集结的开始阶段。盟国军队也开始来到，英国是第一个。海湾国家投入了一支联合部队。法国、加拿大、意大利、埃及、叙利亚和其他国家，也投入了兵力。最终共有28个国家派兵参战，不能派出部队的国家则给了财政上的支援。


　　多年来我们在北约一直计划打大规模的联盟战争。但我们想定的战争是在山林之中与苏联对手作战，而不是在沙丘上与阿拉伯敌人作战。从危机爆发时起，我就花了很多时间与北约组织国家或其他盟国的对等职务的人联系，或者在电话上与他们打交道。每个国家都有一个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相当的人对其政治领导人负责，就像我对切尼和布什负责一样。很幸运，对这次冒险活动投入很多的盟国都拥有其杰出的防务领导人。英国皇家空军元帅戴维·克雷格爵士和我关系密切。我和法国的莫里斯·施米特上将、意大利的多梅尼科·科尔乔内上将、加拿大的约翰·德沙特兰上将，以及土耳其（该国为我们提供基地）的多甘·居雷斯上将都有着牢固的关系。


　　领导这么一支多国部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它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盟军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所面临的情况颇有相似之处。参加海湾战争的每一个国家都是主权国家，都希望确知它的军队将被怎样使用。施瓦茨科普夫的最伟大的一个成就是能把这么多复杂的军队融合成一个战斗集体，而不触犯几十个国家的元首的尊严，在这方面他表现出了杰出的才能。


　　施瓦茨科普夫还善于同他的阿拉伯主人打成一片。他年轻时曾生活在该地区，并认真学习过阿拉伯文化。魁梧而不信教的诺姆能与阿拉伯人坐下来喝茶，并像深交朋友一样与阿拉伯的上流人士亲切交谈达数小时。他成了法赫德国王最喜爱的一个人。班达尔的同父异母兄弟、空军中将哈立德·本·苏丹亲王被任命为阿拉伯各国军队的总司令，并成为施瓦茨科普夫与皇族的联系纽带。尽管偶尔有些争执，但俩人能顺利地共事。哈立德具有皇室的影响力，能把事情办成。他也是大个子，很有韧性，与诺姆共事堪称旗鼓相当。


　　9月15日，星期六夜晚，我结束了马德里和中东之行回到了家中，我盼望着过一个安静的星期天，消除时差造成的疲劳。但事与愿违，第二天很早就醒了，去厨房喝咖啡，阿尔玛已坐在桌旁，并指着《华盛顿邮报》的头版给我看，标题是《一旦战争爆发，美国将依靠空袭》这在当时是最糟不过的信息了。总统已经受到有关空中力量的过分渲染的影响。在一次会议上他告诉我，“科林，从来还没有对这些人认真地轰炸过。班达尔对我说，只要几颗炸弹，他们就会垮掉。穆巴拉克、土耳其的奥扎尔，他们大家也都对我这么说。24小时之内我们就能把他们打垮。”


　　我理解他的急切心情。他不知道他为源源不断地向远方防区运兵、建立国际联盟和保住公众的支持所做的努力能维持多长时间。空袭具有很大吸引力，它能神速地像动外科手术一样一举彻底解决问题，我们可能会凭借空军赢得一场战争，尽管迄今为止，从来无人做到这一点。我告诉总统说：“利用空中力量的麻烦是，你把主动权交到敌人手中，由他决定到什么时候才算受不了了。”我们正在计划一场全面的——空中、地面、海上和太空——战争，要打掉萨达姆手中的决定权。


　　给《华盛顿邮报》提供消息的是迈克尔·杜根上将，他在3个月前刚接替拉里·韦尔奇的空军参谋长职务。他也是刚结束沙特阿拉伯之行归来，在旅行途中他会见记者，同他们进行了连续数小时的准予发表的谈话。这是一种极其勇敢的行为，但不太慎重。关于他向记者们讲的话，我以前曾两次告诫杜根，指出他的讲话与政府的政策不一致。就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还不到10天的时候，他公开声称空中力量能解决问题。尤其严重的是，《华盛顿邮报》援引杜根的下述谈话，说什么“空中力量是我们国家现有的惟一解决问题的手段”；什么以色列人曾告诉他“伤害萨达姆的最好办法”是以他的家庭、私人卫队和他的情妇为打击目标；什么杜根并不“担心”在选择轰炸目标时受到的政治制约；什么伊拉克空军只有“很有限的军事作战能力”；以及什么伊拉克陆军“没有战斗力”；如此等等。《华盛顿邮报》的文章最后援引杜根对驻扎在沙漠中的一个F—15战斗机中队所讲的话：“美国人民将支持这一作战行动，直到把尸体袋送回国为止。”


　　在这一篇报道中，杜根把伊拉克军队说得不堪一击，还说什么美军指挥官听从以色列的劝告，这一看法对我们力图建立的阿拉伯联盟是致命的破坏。他提倡进行总统行政命令禁止的政治暗杀。他声称空中力量是惟一的选择方案，并摆出一副忧伤的样子说，美国人民不会支持政府的其他任何战略。杜根并不是指挥班子中的成员，他无论如何不应对作战问题妄加评论。他的讲话显然是为争夺空军的荣耀。在一次访谈中，说了这么多失策、轻率和狭隘的话，这在美军高级军官中是绝无仅有的。


　　我打听到杜根当时正在佛罗里达州参加一个会议，便打电话把他从熟睡中叫醒。我说：“迈克，你看过《华盛顿邮报》没有？”


　　“没有。”


　　“那么，让我读给你听听。”我逐段地读了这则报道。他似乎并不在乎。


　　我随后打电话给切尼，他也没有看过《华盛顿邮报》的文章。“我们碰上麻烦啦，”我告诉他。他说，在他读了这份报纸后就回电话给我。


　　切尼很快就给我打来了电话：“真愚蠢，愚蠢，愚蠢透了！”


　　“你想怎么处理？”我问。


　　“我将通报斯考克罗夫特，随后我要沿着切萨比克—俄亥俄运河边散散步。”他回答说。


　　我再次打电话给迈克·杜根，告诉他我已经跟切尼谈了，并要他做好思想准备。我知道那天上午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将参加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面向全国”节目，政府官员在屏幕上出现的一个传统作用是对有负面影响的周末报道实施“损失控制”。我说：“等着挨批吧，如果在电视广播网上出现，不必惊慌。”


　　迈克只回答：“行，是，我做好准备。”


　　不出所料，斯考克罗夫特坚决驳斥了杜根的言论。


　　在接着到来的星期一早晨7时45分，我正坐在办公桌前工作，仔细阅读夜间的情况报告，并透过我的单向透明的聚酯薄膜窗户看到乘班车的人纷纷来到，这时候切尼打来电话。他要我马上去见他和副部长唐·阿特伍德。我刚关上门，切尼就说：“我要撤迈克·杜根的职。”


　　“迪克，”我说，“我们能不能谈谈这件事。”


　　“我要撤杜根的职。我对他已失去信心。”


　　“我们要确保罪有应得。”我说。我注意到切尼的表情阴沉得像是硬化了的水泥板。


　　“你一离开这房间，”他说，“我就打电话给杜根，我要撤他的职。”我设想——后来证明正是这样——切尼已经获得总统的批准。


　　在切尼手下，如果你犯了严重错误，他总是要做明确处理的。我当时的工作是开始物色一个接替人，因为在五角大楼日落以前杜根就将离职。早些时候，在一次太平洋之行中，我会见过梅里尔·“托尼”·麦克皮克上将，一个精悍的战斗机飞行员，54岁，精力充沛，富于想象力。有人曾提醒我，麦克皮克是一个机灵鬼，他能一下子想出10个主意，其中只有3个可能是正确的。我想，出主意能达到这样的成功率就算不错了。他思路活，不是一个庸才。于是，我向切尼和空军部长唐·赖斯推荐了麦克皮克。恰好正中他们的意，这样托尼就成了新的空军参谋长。杜根即将被另一个空中力量拥护者所接替，我希望后者会更谨慎一些。


　　有些事情使我感到困惑不安。9月24日我到切尼办公室说：“迪克，总统确实越来越急躁不安了。他老问，我们究竟能不能靠空袭把伊拉克军队逐出科威特。”


　　切尼说：“是的，他担心他的时间越来越少了。”我俩都理解总统的焦躁不安。早在8月15日我就对他说过，他不得不等到10月的某个时候才能决定是继续制裁，还是打仗。乔治·布什对“沙漠盾牌”行动已投入了大量政治资本，他的政府在处理国内事务方面几乎已陷入停滞状态，因为海湾问题占用了他的全部精力，而且他不认为他能无限期地拢住国际联盟。


　　我问切尼：“您知道诺姆、军种参谋长们和我是怎么想的？在没有部署好能确保胜利的兵力以前，我们不应发起攻势。而这需要花时间。”


　　“那你想怎么干？”切尼问。


　　我说：“目前我们的政策是希望制裁起作用。”但是到下个月总统就必须决定是继续制裁，还是不断加强兵力以进行战争。“我想我们有必要向他较详尽地阐述长期的制裁和绞杀是怎样起作用的。”我认为我们应该摆明有利和不利之处，这样总统可能会采取除战争以外的办法。我接着说：“与此同时，兵力集结应继续进行。”我已与日克和斯考克罗夫特讨论过这类办法。贝克感兴趣，但斯考克罗夫特与布什有同感，对长期制裁缺乏信心。


　　切尼说：“今天下午总统有时间，我们去他那儿，你可向他摆明全部情况。”在迪克和我去椭圆形办公室之前，我只有匆忙写些发言要点的时间。


　　那是一个温暖和令人发困的秋天的下午。总统坐在桌旁正与斯考克罗夫特和苏努努谈话。国务卿贝克和国家安全班子的其他成员都没来，因为这是一次临时的碰头，不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决策会议。我发现布什有点心不在焉。我没有把握说总统是否愿意听我们说。那天的晚些时候，他将会见南非总统德克勒克，并就一项预算问题与国会进行谈判，这项预算将使他的“绝不再征新税”的保证付之东流。


　　“总统先生，”切尼说，“主席有些想法要给您说。”总统向我点头，示意要我讲。


　　“先生，”我开始说，“您仍有两个基本方案可供选择。第一个方案是军事进攻。”我向他介绍了整个的动员时间表。还说明如果萨达姆企图再次挑衅，需要我们迅速反应的话，我们已制定好一个对付他的空袭方案。接着我说：“我仍建议我们要为进行一场大规模的空陆海联合作战继续做准备。如果您在10月决定采取军事进攻方案，我们能准备好在1月份的某个时间发起攻击。”


　　第二个方案是制裁。我说明在继续实施制裁时，我们将怎样维持我们在沙特阿拉伯的防御态势。即使我们的兵力已经增加到可实施进攻的规模，我们也能一步步降低到防御水平。通过我们的防御战略和实施制裁来遏制伊拉克的进一步侵略，仍然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方案。“当然，这个方案有严重的不利方面。”我承认这一点。制裁把主动权让给了伊拉克，由伊拉克决定到什么时候它才算受不了而需要采取行动。历史还告诉我们，制裁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当真起作用。现在我对到底走哪条路——战争还是制裁，尚无定见。我只是认为这两个方案必须全面地和公正地予以考虑。几周之内无需总统做出决定。


　　我讲完之后，总统说：“谢谢，科林。这很有用，很有意思。从各个角度来考虑问题是有好处的。但我确实认为，我们没那么多时间等着制裁发挥作用。”他说完话后，会议即告结束。


　　鲍勃·伍德沃德在他的《统帅们》一书中对椭圆形办公室里的这一场景做了戏剧性的描绘（他把它说成是发生在“10月初”）。伍德沃德说我要促使总统在海湾采取一种较少侵略性的方案，但又不敢充分阐述自己的观点，因为当时在场的顾问们没有一人支持我。在他的书出版后，谈论鲍威尔是个“不想打仗的军人”大有人在。战争是罪过啊！战争是死人的游戏，而我认为不应轻率的牺牲美国人的生命。那天我的职责是向国家文职领导人阐明所有的选择方案。在我们民主国家里，决定进行战争的是总统，不是将军们。我尽了我的责任。制裁时钟上的时间正在嘀嗒嘀嗒地走过。如果总统是正确的，如果他决定必须进行战争，那我的工作是确保我们准备就绪、投入战争并取得胜利。


　　10月初，我陪同一位苏联将军到北达科他州埃尔斯沃思空军基地参观一个导弹发射井，那里面有一枚瞄准苏联的导弹。我还带他去科罗拉多州北美防空司令部，在这个秘密的隐蔽之处，我向他解释我们是怎样跟踪从他的国家打过来的导弹的。我陪同的这位贵宾就是苏军总参谋长米哈依尔·莫伊谢耶夫大将。在海湾地区美军部队正如火如荼地集结之际，我陪他周游美国各地，这是一种干扰，但却是必要的。在建立我们和苏联双方所希望的新的和谐气氛中，个人关系极为重要，特别是鉴于在海湾危机中他们第一次与我们进行迄今为止最有效的合作。


　　我第一次在维也纳会见莫伊谢耶夫时产生的好感，至今犹存。我喜欢和佩服这个人。除了必要的对美国军队的广泛参观外，我还要莫伊谢耶夫体察日常的美国，带他去感觉它、认识它、接触它，以了解自由社会的真正力量之所在。每当我带他去看一个军事设施或向他展示一个武器系统时，他总是显得非常厌烦地说：“是的，我们也有，而且更好。”


　　在莫伊谢耶夫和他的夫人加林娜·约瑟夫娜到达美国后的第二天，即10月1日，我唤醒住在博林空军基地要人区的这位将军，带他去访问我喜爱的华盛顿名胜之地。陪同我们的译员仍是彼得·阿法纳先科，他是我们的一个同伴又是俄语和俄国精神文化的学者，与他在一起总有一种愉快之感。在沉寂的晨曦中，我们首先参观了杰斐逊纪念堂。因为杰斐逊是我特别景仰的开国先辈中的英雄。我特别赞赏他在担任总统职务时的谦虚态度。他在首次就职演说中讲道：“我以遵从此职务而起步，当你们明智地在你们力所能及范围内推出更好的人选时，我就准备退出此职务。”在同一篇演说中，他还道出了使每一个担任过公职的人都感到真切的有关公职的现实主义思想。“人孰无过，当他从这个职务上卸任时，极少还有着他上任时的声誉和好感。人贵有自知之明。”


　　我向莫伊谢耶夫解释了镌刻在纪念堂西南墙上的《独立宣言》的要点。我说：“这些誓言开创了我向你介绍的这个国家。”


　　对于我来说，杰斐逊可能看来是一位令人不太愉快的英雄。作为一名非洲裔的美国人，我深知此人在其第二任就职演说的保证中所暴露的种种矛盾，一方面他说，“平等和真正公正地对待所有人，不论其身份或信仰”；可是另一方面他又占有着奴隶。然而，我们都是我们时代的产物，而且正像杰斐逊所曾说过的那样，人在变化，否则“我们就会要求一个成人仍穿着他孩提时合身的衣服了”。


　　随后我和莫伊谢耶夫等人驱车去华盛顿纪念碑，对此他仅瞥了一眼。尔后，我带他到林肯纪念堂，这里显然给他留下了印象。然而，最使他感兴趣的是我们参观的最后一个景点——越战老战士纪念碑草地广场上那座线条简单、部分埋入土里的一堵石墙。我向他介绍了我们可以利用电子计算机从阵亡的5．8万名人中找出任何一个人的姓名所在之处，我还以我的已故朋友托尼·马弗鲁迪斯为例作了表演。当我们依次沿着这堵墙走过时，莫伊谢耶夫沉默不语。最后他说：


　　“我们需要做更多的事。要纪念的东西太多了。”


　　我知道他不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因为几乎在每一个俄国的村庄都有那次大战的纪念物。他脑子里想的是苏联自己的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苏联在那场战争牺牲了1．3万人，而他的政府则要从公众的心目中抹去那场战争，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结果只是使死者的家属悲痛不已。对这堵墙的瞻仰使我们像军事职业中的兄弟一般走到一起，不管是为哪个国家服役，我们都如一首旧诗中所说，“心甘情愿献身沙场”。


　　我还把我的客人带到退伍军人服务部，让他看看我们是怎样关心那些饱经战火之人的。当退伍军人服务部的官员说明军人的福利和退伍军人医院的时候，他很注意地听着。当我们走到修复术器械演示台前时，再次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一再说：“我们做得不够，我们应该做得更多。”在阿富汗战争中，穆斯林游击战士大量使用地雷和饵雷，使大量俄国士兵断肢残臂。


　　我把莫伊谢耶夫带到密执安州底特律市通用汽车公司的“别克”牌、“奥尔兹”牌和“卡迪拉克”牌汽车装配中心参观，让他亲自看一看美国产业的实况。通用汽车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罗伯特·森普尔是我们的主人。在参观完总装线之后，森普尔送我们到一条试验车道旁，在那里公司展示了几台新型汽车。大家的眼睛都盯上了一辆油光锃亮的红色“巡洋舰”牌汽车。森普尔要通用汽车公司的司机在这台2座车上先带莫伊谢耶夫，后带我各跑一圈。我摆手让司机下车，并说：“我来给将军兜兜风。”莫伊谢耶夫和我上了车。我们在车道上兜了好几圈，我把“巡洋舰”车开到90迈，这时莫伊谢耶夫打手势他要开车。我把车停下，我们相互交换了座位。他把这6速赛车一下子拉到70迈，接着又突然调低速挡到一挡，这时“巡洋舰”车发动机转速约每分钟6000转，他的操作使它发出嘎嘎的怪叫声。我希望这辆车在任何购车人那里别趴窝。


　　有一次，我带莫伊谢耶夫参观停泊在圣迭戈港口的一艘军舰。当我们参观军舰的厨房时，他决定显示一下他的无产阶级本色。有几个厨子正在削土豆皮。莫伊谢耶夫要了把削刀，他叫我也拿一把，提议我们进行一次削皮比赛。我们在冷战中取得胜利，但那天在削土豆皮战争中我们吃了败仗。冠军是来自西伯利亚的莫伊谢耶夫，他战胜了来自香蕉凯利大街的鲍威尔。


　　在为期一周的访问行将结束之际，我在华盛顿的史密森航空和宇航博物馆设宴为莫伊谢耶夫和他的夫人饯行。我们在一起的最后一个晚上，苏联人设宴以丰盛的鱼子酱和满杯的伏特加酒答谢我们。这时候，莫伊谢耶夫的夫人加林娜——我们熟识后叫她加拉——已与阿尔玛亲密得像两个老战友一样。饭后，我们送我们的朋友去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搭乘他们的飞机回莫斯科，阿尔玛和加拉坐在一辆轿车里，跟在我和莫伊谢耶夫的车后面。阿尔玛后来向我描述了她和加拉的谈话。在逗留期间，她真正接触了美国，她对阿尔玛说：“我对在你们国家所看到的一切并不羡慕，也不妒忌，我只是感到心里难过。我们浪费了70年的岁月。我们失去了干出你们已完成的事业的机会。在我有生之年，已来不及补救了。”


　　10月6日，我用保密电话与施瓦茨科普夫通话。这是一个很棒的系统。总统的按钮在键盘的左下角，发出尖厉的很引人注意的铃声。诺姆的按钮则在键盘的右下角，我只要按一下，他在利雅得的电话就响了，通话很方便，就像与隔壁办公室的朋友讲话一样。我要求诺姆派一个小组来华盛顿向总统汇报一旦必须把伊拉克军队赶出科威特的时候，我们准备采用的进攻战略。诺姆坚持说：“我没有他妈的进攻计划，因为我没有足够的地面部队。”他提醒我说，他只有1个军，“没法从这儿出兵一直打到那儿。”


　　我知道诺姆担心之所在。这时候他拥有的兵力是：4个陆军师、1个海军陆战师、1个装甲骑兵团、1个英国装甲旅、1个法国轻装旅、1支埃及和叙利亚混编部队和一些盟国的小分队，加在一起刚过20万人。他可能有足够的兵力保卫沙特阿拉伯，但却不足以赶走凭壕据守的50万伊拉克军队。我需要向总统说明施瓦茨科普夫凭其现有兵力能干些什么。施瓦茨科普夫从一开始就认为，他需要更多的兵力才能发起进攻。


　　我要知道他还需要多少兵力。


　　“瞧，”我告诉他，“你的空袭计划制订得很好嘛，白宫需要听取有关这方面的汇报。我也需要向老板讲讲地面作战计划的轮廓，即使它尚不完善。”


　　“行啊，”诺姆说，“但我想亲自来。”我告诉他不行，他坐镇利雅得更为重要。


　　施瓦茨科普夫勉强派出一个以其参谋长——海军战陆队少将鲍勃·约翰斯顿为首的汇报小组。我要切尼和参谋长们先听一下约翰斯顿的汇报，然后再带他去白宫。10月10日下午，我们在“坦克”开会。约翰斯顿讲了全面计划，然后要伯斯特·格洛桑准将汇报空军部分。8月初，约翰·沃登上校向我汇报过空袭计划，霍纳和格洛桑这次讲的空袭计划更加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它包括海军、空军和盟国的飞机以及巡航导弹，打击的目标从巴格达周围的设施到科威特境内的伊拉克战壕，以及两地之间的所有交通线。这项计划是大胆的、富有想象力的和切实可行的。


　　格洛桑讲完后，来自利文沃思堡步兵军官高级训练班的“杰迪骑士”负责人乔·珀维斯中校接着汇报地面作战阶段的情况。这个计划仅以当时所部署的部队为依据。它包括3个佯攻点和1个主攻方向。3个佯攻点是：第一个是海军陆战队沿科威特市郊的海岸实施佯攻，牵制伊拉克的几个师；第二个是海军陆战队在科沙边界的滨海地段实施佯攻；第三个是多国部队在科沙边界的西端实施佯攻。主攻方向是从中央北上直插伊拉克军队的主要防区，主攻部队全部由美军师组成，其目标是占领科威特市以北的公路枢纽。敌人在数量上占优势，我们的主攻方向直接指向伊拉克军队杀伤力极强的地域。


　　施瓦茨科普夫是正确的：这是一个不周密的计划，我了解他为什么不愿意将该计划呈报华盛顿。为了稳操胜券，他还需要2个师的兵力和1个军司令部。使我吃惊的是约翰斯顿和珀维斯没有说明，中央总部一旦确实得到这些兵力时它能够做些什么。尽管如此，他们以1个军的兵力为依据制定的这个作战计划也有严重缺陷。你不能把一支数量上占劣势的进攻部队送进敌人的嘴里去。此外，也缺乏谋略考虑。前线的伊拉克步兵部队在科威特境内挖壕据守，不易向南攻击；如果我们在伊拉克军的右侧进攻并从空中打击他们，伊拉克的机械化部队也不大可能南下进入广袤的沙特沙漠地区。这项计划没有考虑到如何利用伊拉克军西翼的弱点。


　　在“坦克”里的汇报中间，切尼漫不经心地问了几个问题后就走了。他看来不很满意。我送走了汇报人，然后与参谋长们讨论我们所听到的情况。我们取得了一个共同的看法：应当首先制定一个更好的使用1个军兵力的作战计划。然而，不管计划多么完善，使用1个军的兵力都有很大的风险。后来我见到切尼时，他告诉我：“我可能是外行，但那个作战计划使我失望。”


　　他那样认为是对的，我同意。但是我提醒他：“我们看到的只不过是一个初步计划，而且我们知道诺姆是不愿意把它拿出来的。我们会把它修改得更好些，我们还有时间。”


　　第二天，约翰斯顿和他的小组在情况室向总统做了同样的汇报，当时在座的有布什总统、奎尔副总统、吉姆·贝克、约翰·苏努努、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鲍勃·盖茨、切尼和我，这8人被称为“八人帮”。空战计划继续给人留下好印象。而对地面作战计划的反应则不出所料。退休的空军中将斯考克罗夫特对该计划大加斥责。我再次指出，施瓦茨科普夫是反对呈报这一计划的，而且我们还有时间把它改得更好些。在我的心思中，我总认为施瓦茨科普夫的高级地面指挥官们一直忙于兵力部署和防御计划，他们没有作为当务之急来重视地面进攻计划的制订。我告诉总统，我们能做得更好。他看来神态从容。但我后来听说鲍勃·盖茨讲过一番俏皮话，大意是“麦克莱伦将军死而复生了“，影射施瓦茨科普夫像这位内战时期的指挥官，不论林肯拨给他多少人马，他总以缺乏足够的兵力为借口而不愿出击。


　　第二天，10月13日我打电话给诺姆，讲了审议的情况。空战计划方面的汇报博得好评，但地面计划需要加工。然后，我把听筒从耳旁挪开，逗弄他说：“你知道，有人讲在你那儿出了一个麦克莱伦。”


　　诺姆上了钩。“你告诉我是哪个混蛋讲这话的，”他大声叫着，“我要给他看看我施瓦茨科普夫绝不是麦克莱伦！”


　　我感到有些内疚。我是故意刺痛他，以刺激他认真考虑我们的地面进攻计划。我挂上电话后，觉得这是该我再次去沙特阿拉伯的时候了。


　　当我准备动身时，切尼不断给我布置临时任务。他说：“我要知道一支进攻部队的上限兵力数字；我要知道诺姆到什么时候可完成进攻准备。”他还提出第三个问题，我当时只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下简单的“前缀5”，那是我早在1964年本宁堡步兵军官高级训练班上获得的核资格代号。我说：“关于核武器我们连想都不要想到它，你知道我们不能将那个鬼怪放出来。”


　　“当然不，”切尼说，“只是为了想得更周到些和出于好奇。”


　　我告诉汤姆·凯利召集几个人到大楼的最保密的房间制订核攻击方案。结果使我很泄气：要对仅仅1个疏散配置在沙漠中的装甲师造成严重损伤，就需要相当多的小型战术核武器。我把这一分析报告给切尼看了，随后给予销毁。如果说我以前对战场上使用核武器的实用性有过怀疑的话，那么这份报告最终证实我的怀疑是正确的。


　　在我前往沙特阿拉伯之前，切尼最后的交代是：“希望这一次你能让我们看到一个富有想象力的进攻计划。”


　　10月22日，星期一，我来到沙特国防部，坐在地下5层的施瓦茨科普夫的作战室里。我们一齐坐在房间中央的长桌旁，面对的墙上布满了图板。到场的有诺姆、陆军司令约翰·约索克中将、海军陆战队司令沃尔特·布默中将、海军司令斯坦·阿瑟海军上将、空军司令查克·霍纳中将，以及中央总部副司令卡尔·沃勒中将。我们谈了一会儿有关1个军的进攻计划，它仍是一个差劲的计划，于是很快就搁在一边了。“杰迪骑士”提出了两个军的作战计划，其中强调要发挥我们占优势的装甲作战能力和一○一空降师的直升机机动能力，这个最新的作战计划还指出要利用伊拉克军暴露的西翼，但不够充分。“谢谢！”我向汇报者说，在他们走后，我告诉诺姆：“我们还得改进。”


　　那天深夜，他来到我在沙特阿拉伯人提供的一家富丽堂皇宾馆的套间。我们研究了如何更好地利用敌人的固守不动的阵地。伊拉克军队在科威特只是原地固守。东面是大海。他们自己的筑垒防御阵地是在南面。实际上，他们自己把自己捆住了。我们谈到在西面和北面猛然把门关死，并切断他们的供应线。我说：“在伊军的西翼地带我们可以利用1个重型装甲军迅速推进到纵深地区，同时，派十八空降军到更西面的地方，从那里北上封锁幼发拉底河谷和切断敌增援和后撤的路线。”我们继续交换看法，并把思路画在我从书桌抽屉里拿出的纸张上。我们所构思的战略不需要天才，伊拉克军队的部署实际上为我们写下了这种计划。


　　第二天上午，我们再次在施瓦茨科普夫的司令部开会，对我们头天晚上的想法加以充实。诺姆一再重复他的请求，要从欧洲调来由两个师组成的第七军。我同意，并说我们将从美国增调来第3个师。我们还将派出另一个海军陆战师。我还答应再给他增派几个战斗机中队。至于航空母舰？我们得派6艘来。对这东西我们已耗费巨资，为什么把它们省着不用？我们在巴拿马已得到一条教训：投入越大，结束越快。我们不能使美国再经受另一次越南战争。我们可以大手大脚地动用资源，因为世界已经变了。我们现在可以从德国抽出几个师，而这些部队过去40年来一直驻在那儿，准备阻止苏联的进攻，而苏联的进攻今后再也不会发生了。


　　我说：“诺姆，你必须明白，总统和切尼部长都会给你为打好这一仗所需要的任何东西。因此，不要担心。”我补充说：“你要一切准备就绪才开始进攻。我们不能仓促上阵。”在我说这番话的时候，我来此以后第一次看到施瓦茨科普夫紧张的脸上露出了轻松的表情。正如他后来描述当时的心情时所说：“我感到好像他（鲍威尔）从我的肩上卸下了重负。”我返回华盛顿时的心情比前几周好多了。


　　10月30日下午将近3点半钟，奥蒂斯开车进入白宫大门，到西厅入口处停下。我告诉他让我先下车，然后再向前开一段后停车。在当时那种场合我要了一个小小的花招。因为电视摄影记者通常聚集在大门外。如果我让记者报道我是带着地图进白宫的话，那我得亲自从行李箱里取出地图来。如果我不想从我手中露出地图，我得叫奥蒂斯让我先下车，然后由他小心地把地图拿进大厅给我。


　　自从萨达姆占领科威特以来我们在白宫的历次聚会中，这一天的会议是最关键的。总统召集“八人帮”开会，只有丹·奎尔因不在华盛顿而未出席。我们必须解决我早在8月和9月所提出的根本性问题，那就是我们的底线是仅限于保卫沙特阿拉伯，完全依靠制裁迫使萨达姆的军队撤出科威特呢？还是要集中军事力量，一鼓作气把他的军队赶出去？是防御还是反击？


　　我们在情况室开会，我喜欢这个地方，因为在椭圆形办公室开会往往带有一种闲聊式的无拘无束的情调，人们不断喝着咖啡，两眼向外看着玫瑰园，很难集中精力讨论问题。这一天，由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主持会议，他简明扼要地摆出两个选择方案。“我们现在是在‘丫’字形的交叉路口。”他说。如果我们走驱逐伊拉克军队的这条路，马上就会产生另一个关键问题。我们是不是要设法得到联合国授权使用武力的决议？如果我们得不到联合国的支持，我们是不是准备同其他志同道合的盟国不顾一切地去干？当时吉姆·贝克即将开始他的欧洲之行，我们谈论到他可望从我们的朋友那里得到多大帮助。我们接着讨论必须不让以色列参战的超级敏感问题。如果把阿拉伯国家联合起来反对一个犯错误的兄弟国家，它们无法容忍的一件事就是与以色列并肩作战。


　　最后，总统说：“好啦，让我们听一听科林怎么讲吧。”


　　我把我的透明塑料膜地图放在图架上，打开钢笔式激光指示棒。总统面露微笑。我开始说：“我刚从利雅得回来，我可以向诸位报告，第一阶段的任务正在完成。我们很快就能完成保卫沙特阿拉伯的军事部署。到12月初，最后1个师、最后1个连、最后一根帐篷杆都将到位。”我接着详细地说明每一个部队的配置位置，以及诺姆准备怎么样来打一场防御战。在就保卫沙特的问题谈了约10分钟之后，我翻出了一张新的透明塑料膜地图说：“这里是我们怎么样发起攻势，把伊拉克军队赶出科威特的设想。”总统俯身向前，这是他久等想听的话。我讲述了空中战役行动，接着谈到从正面实施助攻以牵制科威特境内的伊拉克占领军，同时在西翼发动主攻，以一个左勾拳切断伊拉克军队与后方的联系。


　　我一讲完，斯考克罗夫特就问：“我们谈到的是多少兵力？”


　　“用于防御阶段，大约近25万人，”我说，“但是，如果总统决定进行这样的进攻，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兵力。”


　　“还要多少？”斯考克罗夫特问道。


　　“差不多一倍。”我说，“大约还要20万部队。”


　　“哇！”斯考克罗夫特脱口而出，他的惊讶之声得到屋子里其他人的共鸣。我看了看总统，他没有眨眼。迪克·切尼补充说。他和各军种参谋长们（早些时候我们已向他们通报过此计划）都一致赞同这个进攻计划。


　　布什总统再次问到空中力量：“科林，你是否确实有把握空中力量不能达到目的？”


　　我说：“如果炸弹一落下来，伊拉克军队就夹着尾巴逃跑，那我就是军队中最幸运的人。如果伊军在空袭下果真逃跑了，那你可以拿我的薪金去支付部署地面部队的费用。”但是，我提醒在场的人，历史上还没有过单靠空中力量就打赢一场战争的战例。


　　我们考虑给萨达姆发一份最后通牒，要他在某一日期前撤出去，不然就把他赶出去。吉姆·贝克建议截止日期是2月1日。“如果我们把话说出去，我们就必须说到做到，”我说，“我们必须做好投入战争的准备。”


　　总统再次点头称是。他按老习惯让大家又扯了一会儿，随后他中断大家的闲扯，说：“好了，就这么干。”我们有了一项决策。如果制裁不起作用和伊拉克军队仍在科威特，我们将在3个月后发动战争。


　　11月8日，中期选举之后不久，布什总统宣布另外20万美国部队正在开赴海湾途中，他正确无误地确定了他们的使命：“确保联盟有足够的进攻性军事力量。”国会中叫嚷之声不绝于耳。是不是这个被有些人指摘为“胆小鬼”的乔治·布什想通过发动一场战争来证明他有男子汉的气概呢？这场全国范围内的争论开始呈现出类似60年代对越战问题的鹰派与鸽派之间论战的尖刻性。


　　11月29日，联合国投票表决是否批准使用军事力量把伊拉克军队赶出科威特。第678号决议显示出文件出于多人之手通常有的含混其辞。吉姆·贝克要求用直截了当的语言，主张写明“使用武力”。但是，苏联外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则要求用词不要太露骨。他们取得妥协，改用“可以使用一切必要手段”。这无关紧要。通过委婉用语射出的子弹仍是子弹。安理会以12票对2票通过了该决议，古巴和也门投反对票，中国弃权。这一天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如果进行战争，美国和苏联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第一次不是对立者。


　　这个议案在联合国获得通过堪称本世纪外交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在这一胜利中乔治·布什的功劳最大，大力协助他的吉姆·贝克也功不可没。在第678号决议通过之时，主要通过椭圆形办公室对外的电话联系，与有关国家形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多国联盟。这时，有13个北约成员国派兵参加多国部队，其中英国和法国派出了大部队。差不多所有阿拉伯国家都参加了多国部队，其中埃及和叙利亚派出一支5万人的联合部队。刚摆脱苏联桎梏的国家，如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保加利亚也参加了多国联盟。像孟加拉、塞内加尔、索马里和扎伊尔等贫穷国家则保证尽力支援。35个国家提供了人力、武器装备或金钱。与美军一起部署的盟国部队多达20万人。


　　联合国决议清楚地说明任务仅仅是解放科威特。不管我们多么蔑视萨达姆，也不管他干了什么，美国从来不打算瓦解他的国家。在前10年内，我们在波斯湾的劲敌是伊朗，而不是伊拉克。我们希望伊拉克继续是对伊朗的威胁和抗衡力量。我们的阿拉伯盟国决不愿意在科威特境外插足。南面的沙特阿拉伯不希望伊拉克的什叶派政权中断；而北面的土耳其则不希望从伊拉克分裂出一个库尔德族政权。我们也知道只有一半多一点的伊拉克军队投入科威特。其余的部队仍在伊拉克，能够维护内部秩序和抵御仍然是敌对的伊朗。在我所参加的历次会议中从未研究过肢解伊拉克、占领巴格达或改变伊拉克政权形式的问题。我们希望萨达姆在即将来临的风暴中垮台。但是消灭他本人不是一个公开宣布的目标。坦率地讲，我们希望在战后的海湾地区仍然屹立着一个萨达姆垮台后的伊拉克。联合国给我们下了进军令，总统打算在该进军令的范围内行事。


　　调集的反对萨达姆·侯赛因的部队和力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作战以来从未有过的。我感到惊异的是，面对这样强大的敌人，萨达姆毫无惧色，竟连眼睛眨都没有眨一下。他对制裁无动于衷，对防御性的兵力集结和进攻性的兵力集结都无动于衷；而现在对联合国授权动用武力的决议也无动于衷。他仍然继续在通向灾难的道路上飞奔疾驰。他不会不知道他将失败，但只要他能掌权，他显然甘心以伊拉克人死亡的代价来支付他对科威特冒险之举的费用。从一开始起，总统的直觉就是正确的。他从感恩节视察部队归来曾对我说过，制裁起不了作用。我们不得不采取的行动已经势在必行了。


　　我现在仍认为，制裁是国家武器库中一件有用的武器。例如，制裁有助于加速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破产。但是，制裁只对那些把其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的领导人才能起到最大的作用，因为制裁对人民和国家的损害比领导阶层大得多。现在的问题是制裁常常用来对付那些只关心他们自己的利益和权力的寡头身上。既然这些领导人仍有房子住，有饭吃，有车坐，而且手中还有权，制裁就很难对他们起作用。萨达姆就是个最好的例子。


　　布什总统公开地把萨达姆说成是魔鬼，正如他对曼努埃尔·诺列加所做的那样。“我们正同再生的希特勒打交道，”他有一次这么说，并把萨达姆描绘成是“一个毫不通人性的暴君”。我向切尼和斯考克罗夫特建议要他们设法劝总统说话冷静些。不是说对萨达姆的指责不对，而是把他讲成魔鬼似的说法使我感到不安。我宁愿在谈话中用“伊拉克政权”或“侯赛因政权”。我们的计划只是打算把伊拉克军队赶出科威特。它不包括推翻萨达姆的专制制度。在这个范围之内，我们不可能提着萨达姆·侯赛因的脑袋来见乔治·布什。为了提高公众的期望值，把这个人说成是魔鬼化身而又让他留在其位，这样的做法我认为是不明智的。


　　那年秋天正当全国面对战争的前景时，战争的现实感因一件令人难忘的电视系列片而被渲染得淋漓尽致。在那年的早些时候，我应邀就布什家人在白宫安排的林肯岁月活动发表演说。我站在东厅内与一个年轻人谈话，我说：“那个时期使我着迷。”这个人说：“的确如此，您知道，我正在创作一部有关内战的电视系列片。您是不是想看看我们迄今已拍完的录像带？”


　　这就是我怎么首次认识肯·伯恩斯和得知他的现已闻名遐迩的纪录片的情况。我全家人看了伯恩斯所赠录像带后深受感动，以致我告诉总统说，我们一家人盯着电视机连看了几个小时。他要求他也看看录像片。我把录像带送到白宫，而他和巴巴拉对这部片子印象太深了，以致我再也要不回来录像带了。在肯·伯恩斯完成整个系列片后，他送我一套完整的片子。我把这套录像带给了切尼，他以1990年圣诞礼品转送给了诺姆·施瓦茨科普夫。从9月23日全国播放该节目的时候起，全国观众连续5夜如醉如痴。我有一次在我们的电话交谈中向诺姆说：“至少人民现在知道了战争是怎么回事。”他回答说：“他们真他妈干得棒。”这时候他自己的准备工作正在加速进行。


　　施瓦茨科普夫后来写信给肯·伯恩斯说，他的《内战》影片加强了他的决心，要把伤亡降低到最低限度。多亏了伯恩斯的艺术才能，亿万美国人懂得了：是的，你要为崇高的原则进行战争，但你不应该抱着罗曼蒂克的幻想去进行战争。


　　处在压力之下的施瓦茨科普夫简直像是一座活火山。我经常在越洋电话中与满嘴脏话的他高声对嚷，俩人都满嘴脏话。这类咒骂无伤大体。怒气一消，仍然相互尊重，而且友情与日俱增。我认识到他发怒的根源。大发雷霆起到了防止沮丧情绪的安全阀的作用。他的部下备受他的斥责，但依然一片赤诚，忠心耿耿。然而，他的坏脾气真够可以的，他还敢向上发脾气，主要是他认为他的处境和需要不是总能得到华盛顿的理解。他能向谁抱怨呢？国防部长？合众国总统？都不能，所以他冲着我来了。


　　我理解这一点，但切尼一再要我保证我们派驻利雅得的指挥官是合适的人。切尼是一个作风直截了当的人。在他与诺姆第一次去沙特阿拉伯说服法赫德国王寻求我们的帮助之行中，他向我提到有两件意外的事使他恼火。在飞往沙特首都历时15小时的航程中，乘客们排队挨个进洗手间。据切尼讲，一个少校最后挤到前面，到那儿后就高声喊：“将军！”他在那里为诺姆占了个位置。在同一旅途中，切尼说他曾看到一名上校双膝跪在机舱内的地板上，用手把施瓦茨科普夫的制服弄平整。


　　此行之后，有几次切尼问我有关诺姆的情况。不久前，他曾说过：“这事要全力以赴，你知道。总统全靠这一着了。你是否绝对信任施瓦茨科普夫？”


　　切尼的问题并非特别具有破坏作用，有关诺姆粗暴对待部属的消息不可避免地传回华盛顿。切尼不常与他打交道，而我天天与他通话。因此，切尼依赖我的判断，我告诉他，我对诺姆绝对信任。


　　虽然如此，一个好的指挥官在他的脑海深处总要考虑所属官兵的替换问题。人可能心脏病发作；他们可能被车轧死；士兵可能被子弹打死，如此等等。在巨大压力下诺姆也不是完全不会发生类似的事，他已经好几次因患流感而病倒。一次，我不得不坚持要他离开岗位，好好休养一下。然而，尽管诺姆脾气火暴，有时装腔作势，但他是一个杰出的军官、一个天生的领导人和一个海湾地区的老练的外交家。他是在恰当岗位上的恰当的人，我很高兴时常重复向切尼做出这样的保证。


　　12月3日，星期一，切尼和我到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参加有关“沙漠盾牌”行动的听证会。因为萨姆·纳恩主席反对没有充分运用制裁就在科威特问题上动武开战，我们的证词要被他们接受是相当困难的。纳恩的理由是，要给制裁措施所需的足够多的时间，以便让它发挥作用，而这对我来说像是进入一条看不到头的隧道。我回顾了多国部队的集结情况，而且我对我们面临的情况做了冷静而实际的评估。伊拉克是世界第四军事强国。部署在科威特境内和周围的萨达姆的军队达45万多人、3800多辆坦克和2500多门火炮；此外，他已宣布再派25万部队来增援。还有，伊拉克的生物战武器库和萨达姆对核作战能力的狂热追求都像是游荡在沙漠上空的幽灵。如果战争来临，我无意让该委员会的任何人认为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打赢。


　　那天晚上，我和阿尔玛飞往伦敦。我是应下议院议员、温斯顿爵士的孙子温斯顿·S·丘吉尔的邀请到威斯敏斯特宫向议员们和英美议会团的成员致词。我发言所在的房间像是一个小型的下议院会议厅，我在那里阐述了在海湾地区的军事行动和基本兵力概念。当我在这个西方民主的发祥地讲话之际，我出生在一个小小的热带殖民地上的父母亲的恭顺的英国臣民形象在脑海中倏然而过，我但愿他们能看到命运是怎样安排他们的儿子的。


　　对我下一个会见的人我感到好奇，那时他就职不到一周，而且对他来说，我成了他的第一个外国来访者。约翰·梅杰在唐宁街10号会客室里接见我，陪我前往的有行政助理迪克·奇尔科特上校、英国国防国务大臣汤姆·金，以及与我职务相对应的英国国防总参谋长、皇家空军元帅戴维·克雷格爵士。47岁的梅杰看上去有点稚气，与令人敬畏的撒切尔夫人完全不同。然而，在首相温和的外表下，我察觉到他有一股刚毅之气。梅杰连珠炮似地问了我几个问题。在海湾地区部队训练得怎么样？伊拉克军队对空中攻击会做出怎么样的反应？战争要持续多久？他一领会到我的意思，马上就打断我的回答，紧接着提出下一个问题。一名助手进来在他耳边低声说了几句话。首相不得不离去。他热诚而干脆地结束了这次谈话。


　　在准备战争的高潮剧中，隐含着荒诞的情节。例如，一匹明尼苏达州的马怎么会与我们在海湾地区的动员有关呢？这场战争中的未知数是伊拉克会不会进行细菌战。我指定约翰·江珀准将负责防化学和生物武器工作。他担任了绰号为“臭虫与毒气”小组组长。我们认为伊拉克掌握一种生物战剂是人们所知的一种最致命的肉毒菌毒剂。抵销其致命性瘫痪效应的惟一办法是用养在明尼苏达大学兽医学院马厩里的一匹名叫“首航”的老马身上产生的抗体来进行预防。“首航”迄今已提供了约300立升的抗体血浆，真是英雄的贡献；但是考虑到需要作预防注射的部队人数众多，现在已接近50万，这点血浆是远远不够用的。约翰·江珀和他的小组征集了100匹马来生产对付肉毒菌毒剂的抗体，并让“首航”得到休息。


　　在备战的过程中我们还碰到其他的难题。在兵力集结之初，沙特人曾做过一个简单的声明。他们不允许任何记者进入他们的国家。我们知道这是行不通的。你从绕地球半个圈的距离之外把近50万美军和其他国家的成千上万人员调来，准备打一场大规模战争，而同时又想实施新闻封锁，那怎么可能做得到呢？我们请求沙特方面发放记者入境签证。他们勉强同意只发给少数几个记者签证。后来，记者播发了一些有利的新闻报道，也或许是沙特人推断美国人是对的。于是，他们大开闸门，最终向大约2500名记者发了签证。疏导蜂拥而来拥挤不堪的新闻记者，又成了施瓦茨科普夫的一大头痛问题。


　　邮件开始堵塞战争的交通渠道。随着圣诞节的来临，发往部队的信件和包裹多得使军邮系统招架不住。想象到的和想象不到的各种东西都寄来了：驱虫剂、防晒油、速冻比萨饼、圣诞树、空心棒球、手术手套、飞碟、逾越节食品和棒糖（各式棒糖共20万根）。阿诺德·施瓦策尼吉尔央求我为他派一架飞机运载健身脚踏车和举重器械，以便使部队人员的身体保持适宜战斗的状态。我向他解释说，那一周我们正忙于运送弹药，我们以后会设法安排舱位来空运他的礼物的，后来我们做到了这一点。


　　学校孩子们寄来的信很感人，但来信数量之多足以使一辆军用卡车装载不了。寄来的成千上万封普通信件写着“任何一个美国军人收”之类的收信人地址。有一名教师来信倾吐衷情，讲她为美军感到无比骄傲。一个自作多情按捺不住的士兵详细地写了他愿意怎样来回报她的温情的话。这位教师向国防部提出申诉，我们只好写信给这个放荡不羁的小伙子的指挥官，命令他不得再让部下人员通过书信恣意求欢。


　　给部队人员的信件和礼品潮水般地涌来，我们每天要派出三四架C—5“银河”式运输机去运送。我们设法运送交付所有东西，因为这不仅对迫在眉睫的战争前线的士气，而且对国内战线的民心都至关重要。美国老百姓团结在部队的周围，好像他们要偿还在越南战争期间因对军队的冷漠无情而欠下的债。猛然间在树上、家里、夹克衫和短上衣上都挂起黄丝带①，其规模之大令人想起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再未感受到的全国的团结精神。　　

　　　　　　①黄丝带是思念亲人的象征。语出70年代初西方的一首流行歌曲。——译者注。

　　　　　　我们欢迎给部队鼓舞士气的美国劳军机构——联合勤务组织的演出人员，但其他来访的人员实在太多了。进行调查访问的国会议员开始频繁不断地来到，耗费了施瓦茨科普夫的宝贵时间，以致切尼不得不去国会山，要求制止这种现象。


　　我们限定国会只能每周派一个代表团去慰问部队。


　　甚至在实施艰苦复杂计划的最严峻的时刻，在紧张中寻开心者大有人在。有一次，《全国询问者》小报登了一则标题为《布什和萨达姆是堂兄弟》的报道，并提出基因“证明”说，乔治·布什不仅与英国女王有亲戚关系，而且“萨达姆·侯赛因与布什总统的祖先至少追溯到十字军东征时也是一家。”这一消息促使总统给国家安全班子发了一份备忘录，说“我所做出的决定不受我与萨达姆·侯赛因关系的影响。女王和我持同样态度。”


　　律师也参与了我们的行动。我们的空袭目标清单甚至也得经过五角大楼法律总顾问和国防司法局批准之后才能执行。在一份初步拟定的目标清单中，我们曾把巴格达市纪念伊拉克对伊朗8年战争胜利的凯旋门和一个大型萨达姆塑像作为攻击目标。我的法律顾问弗雷德·格林上校和一批律师来见我。他们仔细看了目标清单，对除了凯旋门和塑像外的所有其他目标都表示同意。格林说：“对不起，将军，你们不能碰这两个建筑。”


　　“为什么不能？”我困惑不解地问道。


　　“你们轰炸的是没有军事意义的文物建筑。”


　　“文物建筑！得了吧！我要向伊拉克人民表明萨达姆的塑像不是禁区。”


　　“不能那样干，将军，”格林说，“这好像是有人轰炸林肯纪念堂或华盛顿纪念碑一样。这违反制约战争行为的国际法。”


　　于是凯旋门和塑像被从目标清单上删去了。当我向切尼说明这一情况时，他摇摇头并喃喃地说：“律师也要管打仗吗？”


　　我们在获取从美国和欧洲港口运来海湾的主要作战资源方面也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问题。有些保险公司要求我们对驶入战争地区的商船支付极高的保险费。我们不得不杀价或寻求较低廉的保额。然而，源源而来的人员和物资数量之大令人惊异。在“沙漠盾牌”行动的头6周内，我们运进的物资数量超过了朝鲜战争头3个月运进的数量。后勤供应的这一奇迹绝大部分应归功于一个干瘦结实、精力充沛的小个子少将，他名叫格斯·帕戈尼斯，是负责“沙漠盾牌”行动的后勤主官。他一来我就认出了还是中校时那样子的帕戈尼斯。什么事也难不倒这个人。在暴晒的沙漠中部队人员不是没有遮阳处吗？他要西德提供他们用于节日活动的大帐篷。当还需要更多的遮阳帐篷时，他要沙特阿拉伯人借出他们用来供数十万穆斯林每年到麦加朝圣时住的彩色帐篷。使帕戈尼斯陷入困境的只有一个障碍，那就是他的军衔。比他衔高的指挥官要求他优先照顾他们的部队，这使帕戈尼斯非常难办。施瓦茨科普夫向我解释帕戈尼斯的苦衷，我们的解决办法是给帕戈尼斯的肩章上添了第三颗星，这样他的军衔就可以与他肩负的责任相称了。


　　迪克·切尼和我在12月19日去利雅得视察战备状况，以便回来向布什总统报告。我们见了诺姆，对一切正按计划进行表示满意。随后我们视察了部队。在一处，我们站在造型优美的F—117A隐形战斗机旁，周围是空军人员和士兵，切尼讲了一番直率和有感染力的话。他说，美军部队将呆在这儿直到萨达姆的军队离开科威特。“我们不能说别的，但可以这么说，你们偷来的东西百分之二十归自己得啦。”萨达姆的部队必须撤走或者被赶出去。他许诺说，为完成这一使命，我们的部队将得到所需的一切东西，我们不吝惜任何东西。他问是否有谁要向我们提任何问题。这做法——给普通士兵机会向国家最高国防长官提问题——在伊拉克军队或大多数国家的军队中可能是无法想象的。


　　一个飞行员问我，我们的空中力量如何。“空中力量是绝对优势，”我说，“但是，在每一场战争中，要使胜利的旗帜在战场上飘扬，还得靠步兵。”


　　“仗要打多久？”另一个士兵问。


　　我说：“战争是难以预料的，我不是赌注登记人，也不是算命先生。但我可以告诉你们一点：我们不会泥足深陷，久拖不决。”总统已经保证波斯湾战争不会成为另一次越南战争。


　　我们亲眼看到在这里聚集了这么多飞机、坦克、火炮、装甲车辆、弹药和数十万大军。真令人难以置信，在聚集了这么多武器和军队后，萨达姆在最后时刻还不示弱。如果在他的班子里还有一些稍有勇气和理智的军人，他们就该告诉这个既不懂军事又不懂战略的人，他的做法无异于发疯。然而，世界上一直就有狂人统治一些国家，使他们自己的人民家破人亡。


　　圣诞节前夜，切尼和我从沙特阿拉伯一回来，马上就飞往戴维营，被接到充满乡村风味的冬青茅舍里。已在屋里的有总统、斯考克罗夫特和他的副手鲍勃·盖茨。我们坐在炉火熊熊的壁炉之前，切尼和我汇报了多国部队的战备情况和确定的最新战略。乔治·布什面临巨大的压力，而我从他的紧张神色中可以看出这点。他要设法在阿拉伯国家、以色列、西方盟国、苏联、国会和美国公众等方面进行平衡，就像一个魔术师在杆子顶上转碟子，不知道这些东西能在空中转多久。


　　夹在总统的焦躁不安和施瓦茨科普夫的忧心忡忡之间，我也在玩着我的魔术。诺姆显示出身处战争前线的战场司令官必然有的疑虑，而他的火暴个性更加剧了这种疑虑。我不得不经常不断地消除他的疑虑，告诉他我们不会催促他仓促投入战斗。与此同时，总统老盯着我问：“什么时候我们准备就绪？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动手？”对付诺姆就像是手握一颗拉了弦的手榴弹，而对付总统则像是扮演山鲁佐德①的角色，要设法使国王安静地度过一千零一夜。　　

　　　　　　①山鲁佐德，《一千零一夜》中苏丹新娘的名字，她一夜复一夜地给苏丹讲述有趣的故事而免于一死。——译者注。

　　　　　　那天在冬青茅舍中的讨论不可避免地谈到伤亡问题。再没有比通过战争的迷雾来预测伤亡人数更难的事了。最糟的情况预想是吓人的：我们的部队要进攻凭壕据守的数十万伊拉克军队，而在我军和敌军之间有一大片雷区；堑壕内灌满了原油，在我军进攻时就被点燃成熊熊大火；敌人还可能对我们使用化学生物战剂。满城的军事专家都做出了他们的预测，伤亡人员可能有1．6万名、1．7万名、1．8万名。一个受尊敬的思想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提出了美军伤亡可能达1．5万人的预测。当有消息传开说国防部已订购了1．5万个运尸袋时，可怕的猜测竞赛就变得更加阴森可怕了。实际上这批订货与“沙漠盾牌”行动毫无关系。那是国防部后勤局的一台电子计算机按不确定的未来需要运算出来的数字。切尼催问施瓦茨科普夫，而诺姆和我一样并不热衷于预测无法预测之事。但他最终提出了可能伤亡5000人的数字。


　　我绝不同意最高的估计数字。那是根据美苏两军在欧洲相互打垮对方的老的军事演习公式推算出来的。这不是我们这次的战略。首先，我们计划以空前的猛烈空袭惩罚伊拉克地面部队。空中作战之后接着是地面作战，它不是采取第一次世界大战式的步兵冲锋，而是以快速的重型装甲部队在伊拉克军队防御最薄弱的西翼实施“左勾拳”打击。我从不把像伤亡估计数字之类不可靠的事情报给总统，到那时为止我总设法避免具体数字。但是，当被逼到墙角无路可走时，我最后提出了甚至低于施瓦茨科普夫的估计数。我估计伤亡和失踪可能在3000人左右。


　　当我在那个圣诞前夜观察总统的脸色时，我想他是一个冷静而清醒的人。从他的提问和仪态中，我认为乔治·布什不仅仅是要伊拉克军队从科威特撤走了。在过去4个月内，萨达姆的占领已将恐怖降临到科威特人的身上——谋杀、盗窃、强奸和毁坏博物馆。如果伊拉克军队现在撤走，那将是他们犯下罪行而不受惩罚。撤走还意味着萨达姆的大军完整无损地离开科威特，以后随时可能卷土重来。


　　那个晚上，我们还谈论了国会中激烈的争论：是等待制裁起作用，还是发起进攻。总统心不在焉地听着。突然，他的话使我们的谈论一下子停了下来：“要么打赢，要么我被弹劾。”我对这话的解释是它意味着总统已决心打一仗了。如果他打赢了，国会的意见无关紧要；如果他失败了，他就准备失去总统的职位。


　　切尼和我在那天深夜乘直升机飞回华盛顿，我及时到家与全家人一道度过了圣诞之夜。那是一个令人压抑的节日。我想着战争前夕那些有亲人在海湾地区的家庭。我打电话给我的姐姐玛丽琳祝她和她全家圣诞快乐，得知她必须接受乳腺癌的治疗，我的心情沉甸甸的。


　　“科林，我无法告诉您我多么难以开口告诉您这件事。”来电话的人是一位英国同事、国防副参谋长上将理查德·文森特爵士。


　　“请讲，迪克，”我说，“什么事？”


　　“听我说，空军元帅帕特里克·海因会见首相，就作战计划事宜向他汇报。”


　　听到这里，我还没觉得有什么问题。


　　“汇报之后，帕迪（帕特里克的昵称——译者注）把他的公文包和便携式电脑都交给了他的主任参谋……”


　　“后来怎么啦？”我屏住气息问。


　　“这个主任参谋把车停下后去买了一点东西……公文包和电脑都被偷走了。”


　　“里面有什么东西？”我心情沉重地问。


　　“我们找回了公文包。但是，电脑里的硬盘可能存上了作战计划。”


　　“这事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我心存疑惑地问。


　　“那是我怕告诉您的第二件事，”文森特说，“大约一周以前。”


　　“一个星期以前！”我说。“您到现在才告诉我们！”


　　最令人担心的是英国通俗小报搞到这一消息。以后几天里，我们的心情很紧张。我的新闻官斯马伦上校监控着英国和欧洲的媒体，看看有没有这一消息落入敌人手中的征兆。幸好没有。我们的窃贼要么是一个爱国者，不为个人利益泄露陛下政府的秘密；要么是一个连报纸也不看的一无所知的坏蛋。


　　这一年年初，科雷塔·金曾邀请我去亚特兰大担任该地纪念马丁·路德·金牧师的1月15日生辰游行队伍的最高典礼官。那时政治气候开始变化。黑人在美国16岁以上人口中约占百分之十一，而在海湾地区的美军中黑人占百分之二十六。显而易见，给黑人造成的伤亡数按比例算要比白人的伤亡数高。《纽约时报》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百分之八十的白人支持解放科威特，而黑人只有一半支持解放科威特。


　　我在陆军部队司令部任职时，在亚特兰大结识的南方基督教领导人联合会成员乔·洛厄里打电话给我：“科林，你知道我尊重您，但是……”


　　“但是什么，乔？”


　　“有些人认为，一个军人担任金博士游行队伍的最高典礼官可能不合适。”


　　我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是使纪念这位人权斗士的盛会受到任何损害。而且我当时知道在举行游行的那天我必须留在华盛顿，所以我就没有去当那个典礼官。


　　11月20日，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民主党国会议员罗恩·德勒姆斯及其他44个众议员向联邦地方法院起诉，以阻止布什总统在国会没宣战的情况下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大约在这个期间，代表洛杉矶市的民主党议员朱利安·迪克逊在迪克·切尼和我有一次出席国会山会议时，就战区内黑人数目偏高的问题，对我们大兴问罪之师。切尼回答了这个问题，朱利安准备就此不了了之。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误解，有必要彻底澄清。我说，我很遗憾，任何美国人，不论是白人还是黑人，都可能在战斗中阵亡。但是，如果军队中，特别是一支全志愿兵制的军队中的黑人男女战斗人员，在履行义务的关键时刻，竟因肤色而被排除在外，他们的感情就会受到伤害。到布拉格堡的军士俱乐部里去看一看吧，并告诉那里的黑人军士，我们在军队中的黑人太多了。告诉他们，他们必须留在国内，而他们的白人伙伴则应出国去打仗。瞧瞧你会听到什么样的反应。


　　我指出，军队对非洲裔美国人的平等机会，比美国社会的任何其他机构都多，他们自然就大量地加入武装部队的行列。我说，我们到国会讲我们必须削减部队，你就会抱怨说我们将减少黑人的机会，而现在你们又谈起阵亡机会，是的，想减少阵亡机会。但是，这场危机一过去，你们马上会回过头来，对裁减部队人员和封闭了非洲裔美国人的最好的职业领域之一而表示担忧。难道你们要按总人口中的黑人比例来限制军队中的黑人数目，把其他黑人官兵都裁掉吗？我认为不能这样做。你是无法两全其美的，一方面赞成军队在平时给予黑人机会，另一方面又不让黑人在战时去冒风险。减少黑人在军队中的比例的惟一办法是，让美国社会上的其他机构向非洲裔美国人打开大门，同时保持他们目前在武装部队中享有的机会。


　　在我说这番话的时候，来自康涅狄格州的年轻代表、国会中惟一的黑人共和党议员格雷·弗兰克斯当面向我表达了感激之情。在我向他及其新议员同仁们讲述了1月份海湾地区的情势后，弗兰克斯走到我面前说：“我要感谢您帮助我当选。”


　　“我帮助你当选？”我反问，“我可没有参与政治呀。”


　　他咧开嘴笑了起来。“在我的选区里，白人选民强调黑人除了善搞民权运动外，在其他方面也要有能力。多亏了您。他们看到了一个能跻身于白人世界的黑人。而这就帮了我的忙。”


　　我赞赏弗兰克斯说的话，因为我也是靠黑人先辈的肩膀支撑起来的人。




　　　　　　　※　　　　　　　 ※　　　　　　　　 ※




　　总统从戴维营回来后，恢复了他在星期天晚上邀请“八人帮”到白宫开会的惯例。1991年1月6日我们在那儿聚会。晚餐之后，他领我们到他寓所的小办公室里。他说，我们要做出一个决定。联合国要伊拉克军队离开科威特的最后通牒，9天后就要到期。国务卿贝克出访欧洲，他将赴日内瓦与伊拉克外长塔里克·阿齐兹会谈，以便做最后的努力要伊拉克军队和平地撤走和避免战争。还有一周之后，众参两院将辩论是否授予总统就科威特问题进行战争的权力。切尼认为反对派可能会挫败该决议案，而这样一来将置总统于何地？乔治·布什曾公开说过，他欢迎辩论并准备冒国会可能不同意的风险。我本人主张国会要表明立场。我曾目睹政府在越南战争期间为了避免说战争是战争（不说较直截了当的“战斗中死亡”而说“在敌对行动中阵亡”以及其他明显的闪烁其词）而经历的种种扭曲。我也知道，不管国会做出什么决定，布什总统也不会退让。他那天晚上所要做出的决定是什么时候开战。他问我的意见。我说：“170300，总统先生。”即利雅得时间1月17日凌晨3点0分，我们发起进攻。


　　空战开始时间定于拂晓前，那是早就同意了的事。深夜出击可使我们的战斗轰炸机有充分的时间在几乎全夜暗的条件下进出伊拉克的领空。选择这个时间还可把附带损伤降至最低限度，因为大多数伊拉克人都在家里，不在街上或工作岗位上。然而，开战日期问题却引起了一番辩论。按联合国的截止日期，华盛顿时间15日到期。那为什么出击不定在1月16日3点呢？有一个人这么提问。而对其他人来说，这看来算得太精确了，好像我们迫不及待地要开始投下炸弹。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希望在截止日期过后等得太久，以免丧失信誉和国会反对派制造新的障碍。我认为，截止日期过后大约两天时间似乎是一个合理的折衷方案。


　　当开战时刻临近之际，我发现把职业军人施瓦茨科普夫的情绪和坚定的文官切尼的情绪做个对比是很有意思的。诺姆依然是动辄发怒。他是司令官，有50万条生命取决于他在战场上的决断，他秉性急躁，好发脾气。而且他心中还有个疑团，国内那帮纸上谈兵的战略家们是否真的了解战场实况。


　　战斗前夕的平静尚未降临到诺姆·施瓦茨科普夫身上。


　　切尼曾有过短时间的信心不足，随后再度成为沉着镇静、泰然自若的典型。当进攻发起日临近之际，我邀请他光临我的办公室共进午餐。他做过心脏冠状动脉的搭桥手术，要遵照他的秘书制订的严格的饮食规定，我们极少在社交场合中聚餐，那一天我想在我们的谈话过程中让他打破进餐禁忌，于是就让希·休斯订购了干酪汉堡包。我们最后一次仔细地审查了目标清单。他似乎早已记住了内容。此人对信息的要求如饥似渴，以致我们很难满足他的胃口。他在全国军事指挥中心花了几个小时，接二连三地向参谋人员提问题。坦克的性能怎样？“爱国者”导弹呢？你们是怎样汇集整理出一项空战计划的？装甲步兵在战场上怎样发挥作用？你们怎么穿越雷场？他把汇报人问得理屈词穷。但是，到那天晚上，我们这位文职国防部长在谈论军事问题时也像个军人了。到那顿干酪汉堡包午餐结束时，我认为迪克接受的军事教育已告完成。联合参谋部作战官汤姆·凯利安排了一个仪式，我们赠予迪克一张证书，证书上写着理查德·布鲁斯·切尼现为所有军事学院的荣誉毕业生。


　　当然，任职华盛顿的切尼之所以能冷静，部分原因是他毕竟与战区远隔重洋，而施瓦茨科普夫之所以紧张不安，部分原因是他必须在现场指挥部队作生与死的战斗。


　　1月15日，当进攻发起日临近时，我接到我的英国同事戴维·克雷格爵士打来的焦急不安的电话。“科林，你们还打算轰炸伊拉克的生物战设施吗？”他问。我说我们有这样的打算。“那可有点风险，是吗？”克雷格的话不无道理。两天前，我曾向总统提出我们主要的军事判断。轰炸这些工厂是有风险的。轰炸可能摧毁现场的病毒战剂，但也可能把病毒释放出来。这是一场赌博，我告诉总统，但我们迫不得已还得这么做。他的心情已经焦躁不安，而这新的忧虑更不会使他宽慰。


　　我对伊拉克军队可能使用化学武器的问题依然不很担心。我们的部队人员将穿着防护服，很多人都坐在快速移动的有屏护的车辆中。但是生物战剂令我担忧，只要有一个人死于细菌战就会对公众造成可怕的影响。我们又不能以同样的手段进行报复，因为我们是禁止生物战国际协议的签字国。但是，我们不得不准备对付萨达姆的最糟的冲动行为。如果我们遭到非常规攻击，我们随时准备进行非常规反击，即使不使用核武器。在截止日期即将过去的那一天，我草拟了一份致萨达姆的警告电文，内容如下：


　　严格遵照日内瓦公约和公认的战争规则，只能使用常规武器。如果你违反条约义务使用化学或生物武器，我们决心：摧毁你们的商船队；


　　摧毁你们的铁路基础设施；


　　摧毁你们的港口设施；


　　摧毁你们的公路系统；


　　摧毁你们的石油设施；


　　摧毁你们的民航基础设施。


　　我把最厉害的一手写在最后，那是一种恫吓，目的只是要吓住他，而对这一行动我们的律师是会否决的。如果迫不得已而为之，我写道，我们决心摧毁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斯河水坝，水淹巴格达会造成可怕的后果。我试图通过有关渠道传达这一信息，但渠道尚未打通，时间就已到了。然而，我方仍是按照这一信息的精神行事的。我们决心打一场快速的毁灭性战争，除非萨达姆迫使我们采取其他手段。


　　至于轰炸生物武器库及随之而来的不是防止而是引起一场灾难的风险，我向戴维·克雷格爵士说：“如果这场灾难向南发展，你惟我是问好了。”


　　布什总统对进入椭圆形办公室的人总有诀窍不使他们感到紧张。他总是面带微笑地说：“嘿，迪克。嘿，科林。你们听说过有关一个精神病医生，他……”但是，当我们在1月15日，联合国截止日期刚过的那一天聚会时，他脸上毫无笑容。“八人帮”到达时，他几乎都没打招呼。我们在壁炉前的排成“U”字形的椅子和长沙发上各自按通常的位置就坐，总统仍坐在右边的扶手椅上，这把椅子他当副总统时坐了8年，已经坐习惯了。我解开了我的军服上衣的钮扣，这是我感到紧张时的一种不自觉的动作。总统的情绪似乎感染了每一个人。我们都坐立不安，有的人讲话很生硬，其他人讲话时焦躁不安。我们谈论了对法国人所推行的最后的外交策略怎样处置最为恰当，顺便我们又再一次议论了生物武器威胁问题。


　　我们还讨论了战斗打响时总统向全国致辞中该讲些什么。


　　我说：“我马上得向施瓦茨科普夫上将下达一项执行命令，如果我们要开始干的话。”这话引起了又一次的热烈讨论。


　　按照3天前通过的众参两院联合决议，（众议院以250票对183票，参议院以52票对47票通过），总统必须要满足国会的要求，即他得想尽一切办法竭尽全力要伊拉克遵守联合国的12个决议，然后他方可进行战争。当其他人在争论如何应付这一规定时，我拿出了一本黄色公文簿，开始书写。写完后，我打断为时颇久的争论说：“总统先生，或许这样写就行了。”我念了我写的词句：“国防部长指示进攻行动于1991年1月17日开始。本指示认为，伊拉克没有遵守联合国的有关决议，因此总统根据第77号国会联合决议第2条B款的规定，定下决心……”


　　我念完后，没有一个人讲任何话。我以为沉默就意味着默认。我说：“在国防部长签署该命令后，我将在今天下午的晚些时候把它发给诺姆。”正是这短短的几句话，发动了一场战争。


　　诺姆和我之间传送文电是通过一条保密传真线路进行的。当我们要把文电的发送范围缩小到最小限度时，我们就利用这条线路。我的行政助理迪克·奇尔科特会把传真资料拿到我办公室旁的一间小通信中心传出去；而在另一端，诺姆的主任参谋就会把传真件取走。看到传送件的人决不超过四五个人。1月15日下午4时15分，我到隔壁奇尔科特房门口探进身去说：“给司令官发执行令。”


　　1月16日傍晚，我处于战前的一片宁静之中，坐在办公室里，敞开衬衫领口，观看着有线电视新闻报道。一旦骰子出了手，惟一能做的事是看结果。甚至细节也不必再检查。战争掌握在诸神手中，尤其是专断的战神手中。下午6时35分，我看到有线电视新闻网的伯纳德·肖、彼得·阿内特和约翰·霍利曼，像现在的爱德华·默罗一样，从巴格达的拉希德旅馆的9楼上进行报道，他们对突然划破巴格达夜空的曳光弹进行着各种猜测。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几小时前从路易斯安那州巴克斯代尔空军基地起飞的B—52轰炸机发射了巡航导弹。陆军的“阿帕奇”直升机飞越边界并击中了伊拉克的早期预警雷达。年轻的美国飞行员驾驶着从沙特机场起飞的F—117A型隐形战斗机和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海军A—6型攻击机。我们在波斯湾和红海中的战舰发射了“战斧”对地攻击导弹。伊拉克防空部队向伊拉克首都的上空盲目地打高射炮。那是中东地区的1月17日。萨达姆·侯赛因称之为“战斗之母”的空战阶段开始了。


　　我毫不怀疑我们将获得胜利。我们有军队，有武器，还有周详的作战计划。我惟一不知道的是战争将打多久，我们部队有多少人将再也回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