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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炎热，但不是我记忆中在科珀斯克里斯蒂海军时期那种仲夏天气的潮湿闷热。这是得克萨斯的干热，这种酷热能把沥青变成黑硫砂，能使仓库墙上的油漆起泡剥落。三位数字的热度使适应野外生活的得克萨斯人不得不躲到附近的树荫下。 休·伊文斯是过惯野外生活而自由自在的得克萨斯人，他同我在奥德萨的艾迪柯公司供应仓库一道干过活。我喜欢休这个人，但同时称他是一道干过活的人可真勉强，因为他是那种只要见到一点体力劳动就退避三舍的人。每天上午我们所有其他人都去喝咖啡时，休就无所事事地呆着，到听见老板的追逐声传来，他便逃之夭夭了。 “我想还是到内尔咖啡店去喝一杯咖啡，”他到街上去吃午饭时说，“告诉奥尔·比尔，我马上就回来。”等到休回来的时候，我们艾迪柯的老板比尔·纳尔逊已经分派了一整天的重活，如卸设备和整理工具。 可是这天上午，休的时间选得不巧。那天老板心中早就盘算着要做一件事。正当休再度出现在门口过道时，老板说：“乔治，院子那里那些油泵脏得太不像样了，你和休去那儿把它们弄干净吧。” 弄干净意味着从仓库货架上提走油漆罐，搭上公司的小卡车到存放油泵的那个院子去。任何过往油田的人都见到过油泵在工作时的情况——庞大的铁结构在一长杆子上一推一拉地工作着。它们大小规格的不同取决于油井的深度，但所有的看起来都像小铁马。 我们要弄干净的是在烈日下烘烤了好几周的怪物。那意味着麻烦，因为给油泵刷漆的唯一办法是你要骑在主要的横梁上，从顶部到底部移动。想想看，骑着不带马鞍的热烙铁，你可以想象出那种景象。 休·伊文斯在这之前上过这个当，他大概不想重蹈覆辙。所以他开始在最大的油泵设备底部工作，慢腾腾地不卖劲地干着。大约5分钟后，他停止工作，点燃一支烟，溜到附近的树荫下去了。 从那时起，我独自一个人在那儿刷涂了。 “喂！乔治，你知道我们离开仓库时温度计上是多少度吗？”休从25码以外10英尺以下的地方说，“105度，但外面是干热，所以你感觉不到那么高的温度。” 我朝下看，见他又燃起了一支骆驼牌香烟。他靠在树荫下，喷吐着烟雾，哀叹着这太不公平了。 “如果你问我，我得说，在这种折腾人的鬼天气里让人们去漆油泵设备，”他说，“那真不公道。” 这就是过去的休。可以想象，倘若他使某人触怒了老板比尔·纳尔逊，他忽略了他的同事不会同他一道干。休从一开始就把我当作一个年轻的东方傻瓜，一个知道圣经而不知道天使的大学生。他是对的，我还有许多东西需要学习。 但无论休是有意还是无意，他都使我显得很好。比尔·纳尔逊知道干出来的活儿都不是休干出来的。我想，比尔迟早会告诉艾迪柯的达拉斯分公司说，新来的实习生布什工作得很好，他每月的工资应该在三375美元以上。 几个钟头过去了，温度也降下来了。我们的工作结束的时候，气温不会超过98度。我受尽了折磨，后背部下端已被烤得受不了了。但是每个油泵都有了新的涂有艾迪柯的黑色和桔红色外壳。 “好极了，乔治，”休·伊文斯赞赏我的手艺说，他眼睛看着油泵，然后慢慢转向皮肤晒黑、油漆斑斑的我。显然，他在考虑什么。“乔治”，他说，“你不会介意我向你提一个个人问题吧？” “休，那要看你想知道什么？”我回答说。 “只告诉我“，他说，“究竟是什么使你来到得克萨斯的？” 这个问题需要给予一个长长的答案，但是考虑了所有的情况以后，我决定给他一个简短的回答。我说，使我来到得克萨斯的是一个学习石油业务和赚钱的机会。休听着，然后摇摇头说：“那你来到了错误的城镇，能赚钱的地方正是米德兰。” 他是对的，米德兰在东北20英里，在80号公路的上端。其他新来的人就是在战后得克萨斯开采石油热的日子里在米德兰定居下来的。正是那儿，石油生意成交，而在奥德萨这个城镇，油田设备卖了，钻井承包商把钻机闲置在那儿了。 米德兰有投机商；奥德萨有承包商。米德兰有地质学家和工程师；奥德萨有手工钻机操作者、杂工和半熟炼工人。米德兰有钱，奥德萨有力。总而言之，奥德萨不是一个24岁退役海军军人发财致富的地方，无论是一步登天，或者是逐步发迹。从直截了当的经济观点来看，我还是请我舅父赫尔比·沃克提供一个机会让我加入他的证券经纪公司比较好。 但我来到得克萨斯不仅仅是为了挣钱，全部理由同下列情况有关：我来自何方，到过何处，我这一生希望到何处去——从康涅狄格的格林威治到小笠原群岛，到耶鲁，最后，到1948年夏天对我和我的妻子巴巴拉意味着什么的奥德萨。切实地说，那年夏天把我带到得克萨斯来的是一辆1947年出产的史蒂倍克流线型双门小轿车，它是我在大学里最后一年花了150o美元买来的，这车周围都有窗，鸡冠红色，具有微抛物线形的最新式设计。按纽黑文地方的标准来看，那时我显得有点俗气，但等我在海军里待过三年之后回家时，我对于从生活之中要得到些什么有了我自己的想法。 我想要什么并不比我不想要什么来得明白，我不想干任何一成不变和一见就明白的事。我是在战争年代成长的，见到过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文化，经历过危险的处境，也忍受过失去密友的痛苦。像许多其他退役回家的军人一样，从年龄上说我是年轻的，但从外表看我却成熟了。我所了解的战前世界并不使我感到兴趣，我那时在寻找另外一种不同的生活，一种在现存的生活模式之外带有挑战性的生活。我看不到自己对于开始工作然后回家这种每周五天周而复始的生活有什么乐趣。 幸运的是与我结婚的人同意我这种与旧生活决裂的想法。巴巴拉和我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结婚的。当时我还是耶鲁大学经济系的学生，我们却就我们这一生中该做些什么与众不同的事谈论很多，我们充分地发挥着自己的想象力。 有一次，我们读完路易斯·布罗姆菲尔德的著作《农庄》以后，我们曾认真地考虑过要去务农。那种自给自足的理想以及被布罗姆菲尔德说成是农庄生活组成部分的那些基本价值深深地吸引着我们。格兰特伍德所描绘的景象仿佛呈现在我们面前，金色的麦田延伸在中西部蔚蓝色的天空之下，有一个家庭在那农庄里生根发展。 然后，我们开始更深一步地调查农庄的经济生活。不仅是要知道该做些什么才能成功地经营一个农庄，而且还要弄清楚对于土地、牲畜和农庄设备的第一批投资需要多少。算下来超出了我们的负担能力。我们没有那么多钱，也不知道上哪儿去筹集这笔钱。有一件事是肯定无疑的，那就是这种营生不是我们两家所能干得了的。 我父亲，老普雷斯科特·布什，是一位成功的商人，一位布朗兄弟和哈里曼股份公司的投资银行企业合伙人。他能挣钱，所以我们一家过得舒适，但并不奢华。在挣钱、存钱、花钱的问题上，父亲是信奉老本·富兰克林习字簿上写的至理名言的。在其他方面，我父亲和母亲也是不折不扣地体现了清教徒的道德准则。他们的孩子——我的哥哥普雷斯、弟弟约翰和布巴克，妹妹南希以及我——都已长大，懂得生活不是一个可以无限支取的银行户头。我们需要什么，应该先去挣钱。我们从小就懂得如果一有病痛或发生什么严重情况，那么一家人会互相帮助，但是我们一旦离开了家庭，我们在事业上或以后的生活上发生了什么，那就都得靠我们自己去解决了。 如果我确曾相信有一桩前景牢靠的事业需要讨论，我早就会毫不犹豫地去找父亲。然而，不管我们怎样看，乔治和巴巴拉农庄办成了一个风险大、有投资却无收获的事业。 我们有另一个甚至更好的理由使得我们从未考虑去我们家中要钱。与旧生活决裂就意味着我们要靠自己生活。我在海军时积攒了3O00美元。钱不多，但足够我们自己开始独立生活。我们那时还年轻，才20出头，我们要开创自己的道路，犯自己的错误，缔造自己的未来。 事实上，我仅仅做着我们父母那一代曾经做过的事。他们是移居到新英格兰谋生的中西部人。父亲来自俄亥俄的哥伦布，母亲出生时名叫多萝西·沃克，来自圣路易斯。 我父亲最初到东部去上学。他在耶鲁大学毕业后，参加了陆军的野战炮兵部队，当时美国已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他被遣送到海外后，晋升为上尉，后来回家便开始经商。我祖父塞缪尔·P·布什是哥伦布巴凯钢铁铸造厂的董事长，但父亲对到那儿去工作不感兴趣。他在我母亲的故乡圣路易斯的西门子五金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 父亲是个企业管理人员，他擅长改组失败的公司，使公司扭亏为盈。他在西门子公司工作了多年之后又受雇于休普产品公司的债权人，清理该公司的财务。这个公司是一个室内装修公司。当父亲指出问题所在——具体说就是获取非法利润——休普先生自己揽下了过错。这导致了一场经济管理危机，而这在企业管理法第101条中没有说明。我父亲不得不在办公桌抽屉中放一支上了镗的手枪。当休普先生被宣判犯有诈骗罪之后，这种形势才最终得到了解决。体普的债权人要求父亲留下经营这个个公司。他干了，干得很出色。经过一系列兼并，该公司最终成为美国橡胶公司的一部分。 那时候，我的父母已开始养活一个五口之家了。我哥哥小普雷斯生于1922年，那时父亲在田纳西州金斯波特的西门子公司工作。到1924年6月12日我出生时，全家已迁往马萨诸塞州的米尔顿，那时父亲就在那里的美国橡胶公司工作。当那家公司将总部迁往纽约以后，我们家也终于在康涅狄格州的格林威冶附近定居下来。 我们家经常搬来搬去，那段时间正是汽车在改变着美国19世纪旧生活方式的年代。好多年以后，当我到金斯波特进行旅行演说时，我遇到一位老太太，她还记得20世纪20年代初我父亲曾在那儿工作。返回华盛顿途中，我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的父母不曾迁往新英格兰而定居在金斯波特，我的生活会发生多大变化呢？我会移居到得克萨斯州去吗？会不会跟霍华特·巴克和比尔·布罗克一起参加到东田纳西的共和党政治生活中去呢？很可能去得克萨斯，我从18岁时起似乎就已命中注定如此。甚至当我在海军的日子里，我被派往的航空母舰“圣贾辛图”号挂的就是得克萨斯州的州旗。但我从事政治起步有点晚，因为在我长大成人时，我们的家庭与政治的关系还不多。父亲是共和党人，还曾积极为州的党组织募集基金。但当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候却很少谈论政治。每周一次，我父亲作为会议主席参加格林威治市镇会议，与其说是在尽政治义务，还不如说是在尽公民义务。 直到1950年，在我到得克萨斯两年之后，我父亲才第一次参与政治上的角逐，他当上了美国参议院的候选人，当时他年已55岁。对此，我并不感到惊奇，因为我知道是什么原因驱使他这么做的。他在企业界已有名气，现在感到有一笔债要偿还。 《新闻周刊》杂志在一篇关于参议院竞选的文章中引述了一位被称为“无情的政治作家”所描述的有关我父亲竞选的一段话： “普雷斯有一个陈旧的观念，那就是一个人获得的利益愈大，他对公众服务所承担的义务也愈多。他相信这一概念，也讨厌它。我相信他。” 在1948年哈里·杜鲁门险胜汤姆·杜威后，父亲关注两党制的前途。到195O年，共和党已在野18年。除总统位置外，民主党在这18年中控制国会达16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已去世5年，他在30年代所创立的联合国仍然统治着美国的政治。共和党面临永远处于少数地位的威胁。 那时，共和党大致沿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划分的线分裂着。一边是老孤立主义者，他们在战后年代总的说来反对美国对西欧承担义务的观念。另一边是这么一些共和党人，他们支持北大西洋公约联盟，并且相信美国作为自由世界的领袖，必须对全球事务起积极作用。 父亲赞成北约。他站在人们在1952年所熟知的党内艾森豪威尔派一边。他是一个保守主义者，相信美国必须采取强硬立场反对共产党在东欧和亚洲的入侵——这个问题在1950年6月美国和盟国军队派去阻止北朝鲜接管南朝鲜时就看得更清楚了。 我父亲在195O年康涅狄格州的竞选中，显示出他适合于发展成为一个能代替民主党的新政和公平政策的高层共和党人。当时民主党在参议院的参议员是威廉·本顿。父亲在862000张选票中仅以1000票之差落选——这对第一次参加竞选的人来说，显示了他强大的力量。两年后，当高级民主党参议员布里恩·麦克马洪去世时，父亲被提名去参加一次特别选举的竞选，以便填补这个任期未满的位置。那时巴巴拉和我专程从得克萨斯赶去为他助威。他终于击败亚伯拉罕·里比科夫，取得了参议院的席位，并在1956年击败托马斯·多德再次当选。多德和里比科夫一样后来也进入参议院。我父亲在参议院服务整整10年。他于1962年退休——正是那年我在得克萨斯州哈里斯县开始了我自己的政治生涯。 对于在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长大起来的布什家五个孩子特别是两个大孩子小普雷斯和我来说，我父亲对我们在如何观察世界的方法上有很大的影响。但有位作家曾经描述我父亲对我的生活有着“唯一最大的影响”，他的话只是部分正确。我们的母亲对我们有同样强烈的影响和榜样作用。父亲教导我们如何去履行职责和进行服务，母亲则教导我们如何对待个人生活和处理与别人之间的关系。 像父亲（以及我外祖父）一样，母亲是一级运动员。她身材并不高大，但她能与任何人比赛网球、篮球和垒球——因此，我不记得母亲在哪次竞走中没得到第一。即使在她10多岁的儿子们长得高过她的时候，只要我们自以为是太过份了，她就能让我们收敛收敛。 50年以后，母亲对任何来自她的孩子那里听起来像是“自吹自擂”的言谈，仍然是那样警觉。她在读完一段关于我竞选演说的新闻报道后对我说：“乔治，你对自己说得太多了。”我指出，作为一个候选人，选民期望我告诉他们关于我是否够资格当选的一些情况。她想了一会儿，然后勉强作了让步，她说：“好啦，这我懂，但是你要努力克制自己。” 甚至在我当了副总统以后，有一次总统在电视上发表国情咨文时，我也在场，当时母亲就打电话给我，要我端庄一些。她说，我在里根总统演讲时阅读东西，这对我来说看起来不大得体。当我向她解释说，为了跟上总统的讲话，众议院议长奥尼尔和我事先得到了讲稿的副本。她并没被说服，仍说：“我真看不出这种做法有什么必要。你只要注意听，就会知道他要说些什么了。” 有时，母亲对我作为副总统的行为举止向我提出更为细致的建议。有一次，她打电话对我说：“乔治，我注意到里根总统对南希多么体贴，我还从未看到过他先于南希下飞机或者走路时走在她的前面，他是如此体贴人！”我记住了她的教诲。 像我父亲一样，母亲对孩子们的批评总是建设性的，而不是消极的。他们是我们的最大支持者，我们需要他们，他们就会来支持我们。他们信奉一种抚育家中孩子的老办法——有足够的爱护，也有严厉的纪律。宗教教育也是我们家庭生活的一部分。每天早晨，当我们围着桌子吃早餐的时候，母亲或是父亲就给我们读一段圣经。我们家是圣公会成员，所以每到星期天我们就去格林威治的基督教堂做礼拜。 我们是个亲密、快乐的家庭。感到最为亲密、最为快乐的时刻是在每年的夏天，到那时我们五个孩子，还有两条狗，挤进一辆面包车，由母亲开着车去缅因州肯尼班克港的沃克角。沃克角是为纪念我外祖父乔治·赫伯特·沃克和他的父亲大卫而命名的，他们两人合伙把它买来作为假日的家庭别墅。 外祖父沃克先生生在圣路易斯的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家庭，以17世纪宗教诗人乔治·赫伯特的名字命名。他是中西部的商人，是比我在俄亥俄的祖父山姆·布什更富有自由精神的企业家。他攻读法律以后，就跟他父亲一起经营自家的企业爱丽·沃克公司，这公司后来成为密西西比西部最大的纺织品批发公司。过了一些时候，他的自由精神使得他开始经营自己的投资公司——G·H·沃克公司。 他是一位体育家，同时又是运动员。他年轻时就进行艰苦的体育活动，成为密苏里的业余重量级拳击冠军。晚年时，他爱玩高尔夫球。他不仅高尔夫球打得好（让六到七分），而且是国际高尔夫球规则委员会成员，并且从1921年至1923年担任美国高尔夫球协会主席。 外祖父沃克在圣路易斯的一位最为亲密的朋友德怀特·戴维斯创立了业余网球锦标赛——戴维斯杯。他提议为高尔夫球创立一个类似的国际业余比赛。1923年，外祖父采纳了这个建议，创立了沃克杯，这一奖金迄今每年授予同英国最佳业余高尔夫球手竞赛的美国最佳业余球手。 这就是我以其名字命名的外祖父。但我的命名也不是没有周折的。我母亲下不了决心用外祖父的哪一个名字给我命名，起先倾向于用乔治·沃克，后来想用赫伯特·沃克。到了要洗礼的时候，她终于决定不去选定哪一个名字，索性给我取名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 几年以后，我父亲对我的名字又有新的想法。母亲是这样叙述这件事的经过的：有一天，父亲拖住妈妈到一边说，他们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外祖父沃克的那些儿子，也就是我的舅舅们叫他“波普”，并开始叫我“小波普”和“波皮”。父亲说，对一个小男孩来说，这名字无关紧要。如果作为一个绰号跟着我一生，那可不行。 父亲经常作正确的预言，但这次他错了。一直到我在海军或去得克萨斯时，“波皮”这个名字都不曾跟随过我，现在也没有人用它称呼我，除了它偶尔成为“都丽斯伯瑞”漫画中的人物，这是因为我当了副总统的缘故。 对布什家庭中的年轻成员来说，夏天的缅因是可能碰到奇遇的一切地方中最好的一处。我们为了寻找海星和海胆得消磨许多时间，这时那些棕色的螃蟹围着我们的脚边爬来爬去。那儿有奇妙的潮水潮汐涨落；有令人感到冷爽的空气散发着咸盐的气味；晚上海浪拍打海滩，发出有节奏的声音，暴风雨会突然席卷布满岩石的海岸线，创造出自然界的奇景。 还有，我们爬上外祖父的“汤姆孩童”号龙虾船出海冒险去钓鱼，试试我们的运气如何。那时候，好斗的青鱼还不曾来到缅因海岸，而我们的目标只是希望拽回捕获的小鲭和绿鳕。外祖父相信用简便的方法能钓到鱼。只需要一根普通的绿色钓鱼线，绕在木板上，拿一块从旧衬衣或手帕上弄来的布条作诱饵就可以了。 这不是什么幻想，我们也不需要幻想，如果鲭鱼快游时，什么东西它们都会咬的，那大个儿的——对当时的普雷斯和我来说算是大的，有一磅半或两磅重吧——会猛烈撞击，还会进行一场相当艰难的战斗。大家提着自己捉到的鱼——特别是漂亮的绿鱼——走到一起，然后并排坐下来吃着冰淇淋，一直呆到很晚，完全是为了夏日的消遣。 正是外祖父沃克，他首先教我们怎样驾船和泊岸。在普雷斯11岁和我9岁时，我们得到许可由我们自己驾驶“汤姆孩童”号去大西洋了。 普雷斯和我都还记得那第一次海上历险的情景，我们兴奋地靠自己做着我们曾经看到外祖父所做过的事，兴奋地实践着外祖父曾经教过我们怎样应付急流、海浪和潮涌。 我长大以后学会了操纵艇外推进机和汽艇，而且能驾驶汽艇高速度地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穿行。驾船已经成为我的第二本能。我喜欢驾驶着马力大的机器，喜爱开足马力在惊涛骇浪中搏斗的那种真实感受。海浪涌来，使船尾高高抬起，而令船头下落，来回起伏，气势澎湃。 1941年12月7日，日本人轰炸了珍珠港，那时我应该到哪一个部队去服役已经毫无问题。我当时立刻想到要去海军航空部队。因为大学要到第二年秋天才招生，所以不得不等等。我真想立即应募入伍，越快越好。 六个月以后，我获得了安多弗菲利普斯专科学校的毕业文凭。陆军作战部长亨利·斯廷森从华盛顿来到学校发表毕业典礼演讲。他告诉我们毕业班的同学，战争会是长期的，尽管美国需要战斗人员，但我们在参军前接受更多教育，将来会更好地为国家服务。 典礼结束后，在演讲大厅一个挤满了人的过道里，父亲提出了最后一个关于我的未来计划的问题。父亲是一位仪表堂堂的人，身高6英尺4英寸，有着一双深陷的蓝灰色眼睛和有回声的音调。 他说，“乔治，部长有没有说些什么使你改变了主意？” 我回答说:“没有，先生，我还是要去参军。” 父亲点点头并握握我的手。 在我18岁生日那大，我到波士顿宣誓进人海军，当一名二等水兵。此后不久，我乘上一列铁路客车南去，到北卡罗来纳州接受海军的飞行前训练。 我人伍学飞行，像学弹钢琴的学生不知道为什么不能一开始就弹《蓝色狂想曲》一样，在我抵达查珀尔希尔那天，我兴高采烈地戴上皮头盔和防护镜。由于缺乏飞行员，海军将飞行员训练课程缩短10个月，但飞行训练不存在捷径。几个月后我才终于爬进了海军二中队的一架N－2S教练机——海军的“黄祸”号，一架两个座舱敞开式的飞机。甚至到了那个时候，我还是有这样的印象：我的教练以为我仍然是个毛孩子，将这么一件昂贵的海军设备让我使用很不放心。 翻阅剪报簿上当时所拍的照片之后，我不好责备教练了。我是比其他受训的人年轻——在我放单飞时，我是海军中最年轻的飞行员。更糟的是，我看起来比我实际年龄还轻，这一点已足够使我心中明白了。当巴巴拉来访时——她是在去南卡罗来纳上学的路上经过这里的——我甚至让她把自己说大一点，要她把自己的年龄说大几个月，告诉任何问她的人，说她是18岁，而不是17岁。 六个月前，找们在一次圣诞舞会上相遇，我现在不太记得起当时人们的穿着，但那特别的场合在我记忆中很突出。乐队奏着格伦·米勒的曲子，我走向从纽约州拉伊来的一位朋友杰克·沃曾克拉夫特，问他是否认得舞池对面的那位身穿红绿相间节日礼服的女孩。他说，她是巴巴拉·皮尔斯，住在拉伊，在南卡罗来纳上学。要我为你介绍一下吗？我告诉他这是一个人人都有的想法。于是他为我们介绍了，正在此时，乐队指挥决定改变舞步，从狐步换为华尔兹。因为我不会跳华尔兹，我们坐着没跳舞。几个曲子奏过去了，我们聊着天，彼此就这样结识了。 那是一次像小说里描写的那种会见。尽管那年头大多数青年男女之间是认真严肃的，但也会这样说起他们的第一次相见。3O年代末和40年代初期的青年人伴随着现代心理学家称之为增强了的意识，生活在不安之中。那是一段不安定的岁月，每天黄昏给人们带来戏剧性的电台新闻广播——爱德华·默罗发自伦敦，威廉·夏勒发自柏林——报道着一场我们所知道的摆在我们面前的战争。 从我们第一次见面到巴巴拉来查珀尔希尔探访我的八个月期间，她和我已从单纯的“严肃”相处进展到彼此与对方家人相见并共度时光——这对当时的少男少女们来说是跨出了相当重要的一步。在我放单飞行和接受高级飞行训练以后，我们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1943年8月，她参加了布什家庭在缅因的夏日聚会，在划船和钓鱼的游览旅行中，我们秘密地订婚了。秘密得连德国和日本的高级司令部都未曾察觉。当年12月，我们公开了我们订婚的事，虽然我们知道结婚还是几年后的事。我在罗得岛查尔斯城海军航空站受训的日子逐渐临近结束。1943年秋天，我被分配到VT—5l部队，这是一支随时准备开赴太平洋执行任务的鱼雷中队。 在对日战争胜利日之后八个月，《生活》杂志登载了一篇报道，题目叫“回到父岛列岛去”，讲的是关于对两个犯有战争罪行的日本军官进行审判的情况，这两名军官被控以杀害过在小笠原群岛上空被击落的美国飞行员以及甚至更为震惊的吃了人肉的罪行。 我是在离开海军不久进人耶鲁大学作一名新生的时候读到这篇文章的。它使我回忆起战时我所度过的最坏时刻。 那是1944年9月2日的一天，是我们中队VT—51从“圣哈辛托”号起飞对小笠原群岛进行集中空袭的第二天。“圣哈辛托”号是海军中将麦克米彻尔的第58特遣部队所属八条快速航空母舰之一。我在那天的飞行日志上是这样记载的：坠落海中——靠近小笠同群岛——敌人行动。 在“乘机者”一项下面是德兰奈和海军上尉怀特的名字，杰克·德兰奈是我的“格罗曼复仇者”号鱼雷轰炸机上年轻的无线电报务员兼尾部机枪手。威廉·G·怀特是中队的射击技术教官，他在那天是代替我们正式的回旋机枪手利奥·纳都执行任务的。 VT—51中队装备有26架F6F“女妖式”战斗机和9架“复仇者”号鱼雷轰炸机。快速而机动的“女妖式”战斗机，使得天空中的敌机匿迹。“复仇者”号已赢得了这样一种声誉，即被认为是在周围地区最大最好的单引擎轰炸机，用来运载鱼雷，下滑轰炸，反潜艇巡航以及在两栖部队登陆时提供空中掩护。它带有一个三人机组——飞行员，回旋机枪手和无线电报务员兼尾部枪手或叫“蟹刺”，还有200O磅炸弹的有效负载能力。 那天的目标是父岛列岛上的一个无线电通信中心，父岛列岛是小笠原群岛中三个岛屿之一，其余两个岛是母岛列岛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令人难忘的太平洋岛屿硫磺岛。在头一天，德兰奈、纳都和我已经执行过一次飞行任务，目标是父岛列岛上的高射炮阵地。我们炸掉了一些，但还不够。在岛上深挖地下掩体的日本人仍然有强大的防空后备力量。 德兰奈、纳都和我远在国内时，当VT—51第一次归属“圣哈辛托”号时就在一起了。 我们曾在威克岛、帕芳岛、关岛和塞班岛的上空执行飞行任务，也执行了许多次紧急命令，其中包括一次在海面上的迫降行动，我们都安然无恙。那次迫降是因为我们的飞机出现了漏缝，而当时飞机上运载着打算对付敌方潜艇的四个深水炸弹。你怎样把腹下带有四个500磅炸弹的一架“复仇者”号鱼雷轰炸机降入水中呢？要非常小心，令人紧张得肾上腺素在体内奔流着，嘴上在祈祷，食指和中指交叉成十字。 在科珀斯克里斯蒂和沿东海岸进行的飞行训练中，我们曾学过如何测定风速和海浪高度。我得知风速约每小时15海里和海面上有相当大的风浪之后，将飞机的头部尽可能调高而不冒失速的风险。我们降落时让尾部在下面，这样我们就可以用机翼滑行，一俟飞机下沉，已将救生筏充气并开始划桨。 我们觉得幸运。在数秒钟内当飞机的鱼雷因其保安设备承受不住水下的压力而爆炸时，我们甚至更觉幸运。然后，大约过了30分钟，这次迫降事故得到一个愉快的结果，即美国舰船“布朗森”号驱逐舰看见了我们的救生筏并将我们救起。 像大多数“复仇者”号鱼雷轰炸机飞行员那样，我喜欢这种同心协力的精神和同事之间友谊和忠诚的表现，这些已经成为三人机组的一个组成部分。我跟我的飞机已经形影不离的了，所以为它取了一个诨名，叫“巴巴拉”。 “复仇者”号轰炸机的飞行速度并不快，非官方的海军界以“低而慢”来描绘它。正如利奥·纳都曾经描述的那样，这种轰炸机“下降速度比它飞行还要快”。其巡航速度约每小时140海里，在航空母舰上降落时可减速至小于每小时95海里。但是，它是坚实的，而且是平稳的，它坚实而平稳得足以即使在不良的降落中也容许飞行员有一点误差。回顾飞行训练时，我从一开始就喜欢这种鱼雷轰炸机所给予的挑战，喜欢俯冲向下飞近水面以及开足马力飞行的激动场面。 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同一架飞机在航空母舰上降落相比拟。开始时，它是那么令人可怕，但很快你就习惯了。“圣哈辛托”号是一条新型的轻量级航空母舰，在它的经过改装的巡洋舰船身上有一条很狭窄的飞行甲板。下降时要集中全力作一紧促转弯飞入船尾，然后沿着着陆航线飞行，并注视着信号军官是否摇动他的桨形信号工具，以便让你知道飞得太高或太低。你要是把飞行“姿态”变动一下，就会坠入海中或坠毁在甲板上——像我有一次看到的一架“女妖式”飞机的飞行员，他从关岛飞行返舰时，没有挂上舰上的着陆拦机索而坠毁。 我们中队在一次出击后正在进舰：首先是“复仇者”号进人，然后是那些战斗机。我已经降落了，并站在甲板上观望着，那时看到一个飞行员把他的节气阀向前紧压，试图再行升空，但失去了空速。他的飞机打了个转，直到撞到一炮位才停住。那位炮手被甩了出来，炮手的一条仍穿着鞋子的断腿就在几码远的地方颤抖着。40多年后的今天。此情此景仍在我眼前出现。 当此不测之事发生时，中队的另两名成员在我旁边。我们都深知战斗的风险，说不定什么时候会失去亲密的朋友：我第一位同房间住的同事吉姆·怀克斯有一天在执行一次例行反潜艇巡航任务中一去不复返。但我们没有人看到过死亡离我们那么近，来得那么突然。有四个水兵几秒钟前还和我们在一起，仅在一次偶然的意外事件中送了命。 后来，为了打破紧张局面，主管甲板上船员的海军军士长走过来，大声发令道：“咳，你们这些家伙，快给我干活去。还有些飞机在上面，它们无法在这样一团糟的地方降落。”战争似乎有它自身的一套反常的逻辑。 9月2日早晨，6点多，我在待命室接受第二天空袭父岛列岛的最后命令。命令说，第58特遣队南飞后改为由海军上将“公牛”哈尔西管辖下的第38特遣队。这一转移计划在空袭父岛列岛后立即进行。这意味着，如果我们要把小笠原群岛上敌人的简易机场和通信设施炸掉的话，日期就定在当天。 无需有人来提醒我们，此行是艰难的。在头一天，我们曾飞入敌方强大的空防炮火区，并损失了一架飞机。小笠原群岛距东京600英里，是一个关键性的补给和通信中心。日本人为了拖延战斗的时间，已深挖了地下掩体。我们意识到，我们越接近敌人的老巢，遇到的抵抗也就越猛烈。 当特德·怀特走近我，要求在此次空袭中暂代回旋机枪手时，他是知道这一点的。特德是同我有私交的一个朋友。我们两家过去在家时就彼此熟悉。作为射击技术教官，他想在实地战斗条件下检验一下装备的性能。 我们预定在7点15分起飞。我看了看手表对他说，“你必须快一点，只要机长同意，纳都是不会介意的，我当然也同意。” 在此次飞行任务中，机长是海军少校唐·J·梅尔文，他自VT—51中队成立以来就一直领导这个中队。唐·梅尔文30岁出头，是一个饱经风霜的飞行员，他知道有关海军飞机应该知道的每件事。他是一个冷静而镇定的领导者，使他中队里的青年人产生信心。战争结束之前，他已不止一次而是两次获得海军十字勋章。9月2日那天早晨，他明确让特德·怀特参加袭击父岛列岛的任务。利奥·纳都也应要求而作出离开的手势。 我们按计划起飞，先是轰炸机，然后是战斗机，有些是被弹射出去的，另一些则作全长度甲板起飞。在我套上降落伞背带后，我的飞机被吊到弹射器上。我开足马力，向弹射官做出手臂横胸的信号，然后被发射升空而去。 天空是晴朗的，时而飘过几块云朵，尚不能为飞行提供掩护。虽是清晨，却像太平洋的这一地区惯常的气候一样显得温暖而潮湿。飞到该岛花了大约一个小时，一路上我们一直在12000英尺的攻击高度飞行。 我们中队的攻击计划要求分三个组，每组以三架鱼雷轰炸机组成，先以V字形飞行，随后，当我们准备俯冲时转变为梯字队形。当我们接近目标时，从其它航空母舰上飞来的一些飞机加入了我们的队形。 高射炮火是我曾飞进过的炮火中最猛烈的一次。日本人早已有准备地等待着。当我们向下俯冲时，他们的高射炮紧盯着我们射击。当VT—51中队准备好进入战斗的时侯，爆炸着的高射炮火散发出浓黑的烟雾布满了整个天空。 唐·梅尔文打头阵，一举击中一座无线电发射塔。我紧跟着，向下俯冲成35°角，这样一个攻击的角度听起来并不大，但在“复仇者”号飞机中，就仿佛觉得你是在直往地面冲。标图束在我膝上，开始俯冲时，我已经找到了标区。在我进入标区上空时，我觉得四周都是炮火的爆炸黑点。突然我感到猛烈震动了一下，就好像一个有力的拳头嘎吱嘎吱地伸进了飞机的腹部。烟雾涌人机舱，我看到了火焰微微闪动着越过机翼的折缝，正朝着油箱徐徐蔓延。我继续俯冲，寻找目标，投下我们的四个500磅炸弹，然后拉上飞机，直奔海上。一到水面上空，我就进行降落前的平飞，并告知德兰奈和怀特进行跳伞，我把飞机右舷转动一下，以使向后的气游离开靠近德兰奈座位的舱门。 直到那一时刻，除了浓烟的刺激模糊了我的视觉以外，我是处于良好的状态。但是，当我进行跳伞时，麻烦就接踵而至。 照书本上说的，你向侧翼俯冲下去，风会马上把你从飞机上带开去。但那时出了点毛病，似乎是风在捣鬼，或者更可能是我把开伞索拉得太早，所以先是我的头部，然后是降落伞盖碰撞到飞机的尾部。这是靠得很近的一次，如果再靠近一英寸，我就早已被钩在机尾组合部件上了。而现在，那碰撞只使我的头部划破了一个深长口子，伞盖被撕破了一部分。 因为伞盖被撕裂了，我下落得很快，快得比我需要的下降速度还快。所有那漫长的应急训练在此时得到了报偿。第一条规则是关于在海上跳伞：降落后不要被裹在降落伞内。虽然我被碰撞得头昏眼花，但我仍在降落的时候本能地开始解开扣带，所以当我接触到水面时便轻而易举地甩掉我的降落伞背带。 我向四周看了看，寻找着德兰奈和怀特，但唯一映人眼帘的是我的降落伞在远处飘动。我的靠背座橡皮筏在这一区域中的某处，如果不是唐·梅尔文疾飞而下，然后上升，把橡皮筏的位置发了信号告诉我，我就永远也看不到它，更不用说我能够游向它了。当时我并不知道，如果不是杜格·韦斯特驾着他的“复仇”号轰炸机以及我们的几架“女妖式”护航机的出现，即使我游到筏子那里，那筏子对我也没什么用处了，因为那时两条日本小艇已经离开岛向我驶来，准备捉我，是杜格和那些战斗机把日本人赶了回去的。此时我才可能迅速游向筏子，心里希望着它没有因下摔而损坏并放了气。幸运的是，筏子是充满着气的，于是我攀上了筏子。不幸的是，应急用的水箱被摔裂，这样我便没有了淡水。杜格不知道这种情况，但他低飞时看见我的头部在流血，就投下一个药包。我拿到了药包并在头部敷抹了点红药水。 然后，我检查了我的0．38口径手枪，看它是否仍可正常使用。手枪是完好无损的，它对我会大有用处。但现在我宁愿将它和50多个像它一样的东西卖掉去换一把小小的桨。风又在捣鬼了。我的中队已返航而去，把我一个人留在筏上。我正慢慢地向着父岛列岛飘去。 德兰奈和怀特在哪里？地平线上看不到其它黄色筏子的影子，只有万里无云蔚蓝色的晴空和涌向海岸的起伏的绿色海浪。我用手使劲地划水，但仍然不能前进一步。 我的头仍疼，我的臂被一只发怒的僧帽水母蜇得疼痛难忍。麻烦的是我沿途吞了几品托咸水，那意味着我不得不偶尔停止划桨而靠在一边。 我仍然活着，并有活下去的机会。问题是我的机组成员是否都还活着。在我发命令让他们跳伞以后，他们谁也没有什么反应。在我与海浪搏斗的时候，我记起了另外一些事：在空袭父岛列岛后，第58特遣队正在拉出这一地区去与哈尔西的舰队会合。唐·梅尔文或许已经用无线电将我的位置告诉了这一地区的友好舰船，但现实地说，如果那天什么也没有在我面前出现的话，我的好运可能就此与我无缘了。 半个小时过去了，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又过去了。仍没有来自岛上的任何行动迹象，日本人没有朝我这边来，但也没有什么别的朝我而来。不知过了多久，终于我的祈祷灵验了。从地平线上出现的倒并不是一条大轮船的影子，而是一个小小的黑点，仅仅在离我100码远的地方。小黑点慢慢变得大些了。先是一个潜望镜，然后是驾驶指挥塔，最后是一艘潜艇的船身从水底下浮了出来。 它是敌人的潜艇还是我们自己的呢？不用多长时间就会找到答案。一个长着胡子的大个子站在驾驶指挥塔的天桥上，手中拿着一样黑色金属的东西。当潜艇逐渐靠近时，才看清楚这样东西是一架小型电影摄影机。 来营救我的舰船是美国“长须鲸”号。摄影爱好者原来是海军少尉比尔·爱德华，他站在那里拍电影。这时，潜艇继续开到水面上来，并有六个水兵匆匆跑到前甲板上。有一个人说：“欢迎上船，”他把我拖出了上下颠动的筏子，“让我们下舱去，艇长说要赶快离开这个鬼地方。”我用那发抖的大腿爬下驾驶指挥塔，进人“长须鲸”号的底舱。舱口的门砰的一声关上了，警报器响了，艇长发出艇下沉的命令。 在狭长的军官用餐室里，另外三名海军飞行员又一次欢迎我登艇。他们也是在此之前不久才被“长须鲸”号营救上来的。我默默地为我的生命得救而感谢上帝，并为我的机组成员的安全作了一次默祷。后来我才知道，杰克·德兰亲和特德·怀特两人谁也没有活下来。一个是与飞机一起坠落，另一个则是虽然跳了伞，但降落伞没有打开。 作为VT—51机组的一个成员，我是随着驾机飞行而产生的自由自在情感成长起来的。我是自己小组的一员，但和“长须鲸”号的官兵们生活在一起，我体验到另外一种不同的协作关系和危险处境。 无论在艇上的飞行员们原来是怎么想的，“长须鲸”号并不是一艘营救船只，而是一艘巡航战斗舰。尽管我们多么想回到自己的中队去，但在这艘潜艇结束其战时巡航而在中途岛靠港以前，我们不得不耐心地等待。 在潜艇上等待的时光里，人们会想得很多，也会令人们从战争内部向外观察一切。在这一场空袭中，与其说我们是攻击的一方，倒不如说是被击的一方更合适些。人们谈论着战斗飞行的风险，但在飞机中，你能以炮火还击，并能耍弄些花招，而在潜艇上，你就只能在炮火下躲在金属管一样的机舱里，呼吸着不流通的空气和汗气。 “长须鲸”号在那次巡航中击沉了足够的敌舰吨位，使其艇长海军中校R·R·威廉斯获得了银星勋章。他和艇上的全体人员是受之无愧的。舰艇奔驰在水面时，我们遭到一架日本内尔轰炸机的袭击。在水下时，我们又遇上了深水爆炸，潜艇震动了一下，被救上来的飞行员们对艇上的人员流露出担心的神色。他们却安慰我们说：“离我们还远呢。” 事实上离得够近的了。为了嘉奖我在父岛列岛上所完成的任务，海军授予我一枚卓越飞行十字勋章。不过在岛上所发生的一切匆匆过去了，而在潜艇中所经受的深水爆炸，即便是十分钟，也仿佛是永恒的。 但我在“长须鲸”号艇上度过的一个月时间里，也有令人难忘的时刻。那里有人情味的环境；这使我与人们结下了终生的友谊，也使我有机会回顾在父岛列岛上所遭到的重大掼失。我在获救六天后写过一封后来才寄给我双亲的信，信中描绘了我当时的感情。 我说，“我试图尽可能不去想它，然而，我却不能把对那两位飞行员的怀念从脑海中抹掉。唉！我倒是挺好的。我要再度飞行，不会被它吓倒，但我清楚我不可能摆脱掉我对这件事的回忆，并且我也不相信我会完全摆脱掉这种回忆。” 随后，当“长须鲸”号浮出水面给电瓶充电时，从午夜到凌晨4点值班期间，我站在驾驶指挥塔上了望四周。这是我最好的时刻。那潜艇像一只海豚一样移动着，水拍打着它的船首，海在不断地改变着它的颜色。先是乌黑发亮的，接着是闪光的白色，它使我想起家，想起我们全家在缅因州度假的日子。夜间晴空万里，明亮得令你感到似乎可以摸得着。这样的夜景真令人陶醉，多么平和，多么宁静，多么美妙，真是上帝的杰作。 我们依然不理解战争的逻辑——为什么有些人活下来，而另一些人还在壮年时期就死去了。但是，在“长须鲸”号的那个月，给了我时间去反思，深人地解剖自己并寻找答案。随着年龄的增长试图追忆那些曾使你成为现在的你的成长过程的时候，所寻找的成长标志就是那些领悟甚至觉醒的特殊时刻。我记得在美国舰船“长须鲸”号上的日日夜夜，就是这样的时刻——也许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为重要的时刻。 我重新回到“圣哈辛托”号和VT一51中队是在被击落整整八个星期以后。我及时参加了攻击敌人在菲律宾的阵地及其运输船只的行动。1944年10月，美军已在菲律宾的莱特省登陆，我们中队已在马尼拉湾和吕宋地区采取了行动。我们还得到消息说：从塞班岛起飞的100多架B—29型飞机轰炸了东京。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三年，战争已在全面铺开。像一条绞索紧紧地绕住了日本本土列岛。 12月，VT—51中队由一个新的中队来换防。而我在飞行了58次战斗任务后，受命回家一趟。再没有一个比这还完美的亲人重逢场面。我是在圣诞之夜抵家的。在充满节日的气氛中，有激动的眼泪，有爽朗的笑声，有亲密的拥抱，有无限的欢乐，还有家庭的爱和温暖。 两个星期后，即1945年1月6日，巴巴拉和我在她的家乡纽约州拉伊的长老会第一教堂内结了婚，来自VT—51中队的一位密友米尔特·穆尔参加了我们的婚礼。 几个月后，我又被派往VT—153，这是一个准备进攻日本的海军鱼雷轰炸机中队。在太平洋一年半的战斗中所经历的一切告诉了我，这将是一场旷日持久、浴血奋战的战争。日本的战争头头们并不因为东京遭受大规模的空袭而惊慌失措。他们似乎不考虑人类生活中将付出多大的代价，而决心作全民性的自杀。 若干年后的今天，每当我听到有人批评杜鲁门总统在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的决定，我就怀疑这些批评者是否还记得那些日子，是否曾真正考虑到不这样做的后果：双方会有数百万战斗人员战死，或许还会有千百万日本平民被杀害。哈里·杜鲁门的决定不仅是勇敢的，而且是有远见的。他为世界人民和日本人民避免了一场令人难以想像的大屠杀。 8月中旬的一天，当总统宣布日本人已提出求和的时候，我正驻扎在弗吉尼亚大洋海军航空站。巴巴拉和我那时住在弗吉尼亚海滩。总统的通告是在下午7时发布的。几分钟内，我们附近的街道上挤满了水兵、飞行员以及他们的妻子及家人，一直庆祝到深夜，我俩也参加了。回家前，我们到附近的一个教堂去，那里挤满了另外一些人，他们正在作感恩祈祷并悼念那些在战争中死去的人们。四年之后，战争终于结束了。 我们仍然还年轻，新的生活就在我们的前面，世界获得了和平，那是最美好的时刻。 耶鲁队安全打是大胜主因 耶鲁棒球队在弗兰克·奎因和沃尔特·格兰惠姆令人印象深刻的投球以后能够后补几个精彩的垒安全打，这是今年春季连赢六场胜利的主要原因之一。 耶鲁击球领头是鲍勃·詹姆斯，一个二年级学生的外场手……他目前的击球率为0．452。而另外三名正选选手的平均击球率优于令人羡慕的水平0．30O。 已经初露锋芒的乔治·布什是一位漂亮的垒手，击出0．167的水平，但他已发展成一位打远球的击球手，使对方的外场手们疲于奔跑…… 《纽黑文记实晚报》 1946年春 是什么使我来到得克萨斯州 说真话吗？但愿我早该作出这样的回答：“一个有油水的职业性棒球的合同”——这类合同是我的队友弗兰克·奎因在他学完耶鲁课程后从红索克斯队那里拿到的（在那些日子里所谓“油水”是指5万美元以上的报酬；如果弗兰克今天仍处于青春年华，他会每季赚10O万美元)。 弗兰克是一位出众的大学球手，他帮助我们球队在1947和1948接连两年取得了东部地区大学校际比赛的冠军称号。我是在1948年当上棒球队队长的，当时人们称我为“一个优秀的一垒手”，我是很高兴的。但当击球时，我被严格地排到击球次序的后一半队员中。“守得好，击不中”，人们在那段时间里对我这种球手作如此的描述，至少我在耶鲁开始打棒球时是这样。但我在实践中不断加以改进。待我上四年级时，人们对我有了一个较好的描述，说“守得好，击得妙”。 有一次，在北卡罗来纳州罗利举行的一场球赛中，球打得特别激烈——我想我是五次得4分，还有两次多垒安全打——当我打完离开球场时，一些搜罗人才的球探靠近我，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受到职业选手的试探。 然而，在如何改进我的击球技术方面，我确实得到许多忠各，这些忠告不仅来自耶鲁的教练伊桑·艾伦，还来自球场管理主任莫里斯·格林伯格。在第一季度里，莫里斯有几次在击球手区对我进行观察，然后来到巴巴拉和我在查佩尔街住的公寓，并由门下塞进一张条子。“亲爱的先生，”信是这样开头的。他接着写道： 从本季度一开始看了你打球后，我确信，你没有更多击中球的原因是你并未真正猛击球。我相信，如果你在挥动球棒时，加大些力量，你会提高击球平均率达100%。我注意到你在本垒区并不追逐任何坏球，然而，利用你的好眼力，我建议你可试验一下上述意见。 你的朋友莫里斯·格林伯格 我读了这封信后的第一个反应是打电话给莫里斯并感谢他送来条子；我的第二个反应是觉得他也许是针对某些事情而说的。我早已对击球技术诸如如何准确击中、拉棒击球、安全打至对方场地等有浓厚的兴趣。我当时是采用防御式的挥击。三击出局的次数不多，但也有，或者在一垒就出局。道理是同样的：没有风险，没有得分。所以我决定听取莫里斯的忠告，准备花更多的练习时间去击球。那并未能使我得到一个职业选手的合同，但确实在我打最后一场球时，我的平均击球率达到了令人羡慕的0．28水平。 那是1948年6月我从海军复员归来并进入耶鲁的两年半之后，在密执安州卡拉马祖举行的大学世界联赛决赛的日子里。像40年代后期其他结了婚的老兵一样，我是用快速办法得到学位以弥补失去的时间。那时的大学已有点不一样，不是弗兰克·梅里威尔所说的那种战前的校园生活了。 由于某种原因，巴巴拉、小乔治（生于1946年7月）和我搬到校园外去住了，住在一栋破旧的老房于里，它被分成一些小的公寓套间，确切地说共分成13套小公寓。战后住房的短缺现象并不严重，但是另外还有12家老兵家庭和我们共住这幢房子，除了比尔和萨莉·里德尔有一对双生子外，其他每家只有一个小孩，总共4o人。 但是，这座山居路37号寓所在面积方面所欠缺的已由其它方面补上了。但你住在一幢有4O人的房子里，大家一天24小时在一起，你要么设法互相喜欢，要么就搬家。我们在山居路37号同一些人结成了亲密和永久的友谊，并且纽黑文的这个住址是无与伦比的，它就在耶鲁大学校长查尔斯·西摩的隔壁。 在校园中，只是有一点政治行动主义的踪迹，低我两年级的比尔·巴克莱正准备以他的第一本书《在耶鲁的上帝和男人》来搅乱校园生活。但是，除了同意头版新闻冷战的开始、从俄国人接管东欧到封锁柏林之外，我没有卷人政治。校园里其他绝大多数老兵也有同感。我们是一家杂志的作家把我们和30年代的年轻政治活动家相比较而被称为“沉默的一代”成员。但是，我们并非真正保持沉默或不关心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而只是因为在四年战争之后，我们有许多事要赶着去做。我回来过着平民的生活，感到需要取得我的学位，并且要尽可能快地进入商界。我有一个家庭需要供养。 我主修“沉闷乏味的科学”经济学，但发现它一点也不沉闷。我喜欢这门课程。我刻苦学习，在班上学习成绩很好，因而获得φBK联谊会会员及其它荣誉。从专业上说我选修的学科是社会学，但这仅仅指专业而言。就我关心的广度所及，我真正的选修科是足球和棒球，特别是棒球。 我像小孩那样最看重的球员是卢·格里克，一位杨基队的第一击球手。格里克曾在哥伦比亚大学打球，并且树立了在赛场内外具有从容美德的楷模。没有浮华不实的作风，没有卖弄花式动作，是理想的运动员。他能接球、击球、重击球，并在紧要关头获得成功。他是一个伟大的运动员和球队队长。 我从未同格里克见过面，但我上大学四年级时他的队友“贝贝”鲁思访问耶鲁将其自传原稿赠予校图书馆之际，给了我一次很好的机会。那是在我校对普林斯顿大学进行一场比赛的那天下午，我以球队队长的身份参加了赛前赠送仪式。当鲁思将原稿递给我时，他的手颤动了，他的声音勉强能让人听得见。显然，他正在一天天接近癌症死亡线，但是一个年轻而有自由精神的“贝贝”身上应有的某些东西依然存在，而且很有生气。他眨着眼说：“你知道，写一本这样的书，不能把每件事都写进去。”这次仪式是他最后几次公开露面的一次。 几个星期之后，我最后一次穿上棒球赛的球衣。那时耶鲁正在密执安州卡拉马祖的海厄姆斯运动场参加1948年度全国大学生体育协会的大学世界联赛。我们正在争取第二年的全国冠军。作为东部地区的优胜者，我们曾在1947年举行的第一次大学世界联赛中输给加利福尼亚队。当我们放弃了有目的占垒行动时，有两人出局，这时转折点来了，我们根据推测打球：加州队的投球手正要上场投球，我们猜测他会三击不中出局，或者击小腾空球。不过，那时侦查对方球路的方法和现今不同。加州队的投球手是杰克·詹逊，他后来成为波士顿红索克斯队最好的右手重击球手之一。我最后一次去看他们赛球时，加队到底特律闹市去了。 我们在1948年没有遇到好运，在三场两胜赛中以一比二输给了南加州队。斯帕基·安德森仍在努力设法使辛辛那提红队和底特律老虎队进入世界冠军赛。当时他是特洛伊人队的击球手。在第一场第九局的比赛中，他们使他连得三分。在第九局决结束时，我们反攻了。垒上都占着人，没有人出场。随后，就那样，南加州队打出三重杀，从而结束了比赛。第二天，我们由于有弗兰克·奎因作我们的排球手而获胜，但特洛伊人队拿下第三场和优胜称号。 连续两年未能夺得全国冠军是非常令人失望的。但是，能直接参加夺取称号的一场比赛，也是我们球队感到骄傲的一件事。我们已经打败了东部一些最好的球队——北卡罗来纳队、纽约大学队和伊利诺斯队——取得了参加大学世界联赛的资格，为此我们感到骄傲。我们队里再不会发生功亏一策、可能毁掉另一个好季节的事了。 为此，我们应该感谢教练伊桑·艾伦，他总是正确地处理事情。还有，我们大多数人曾在战争中服过役。我们懂得，在生活中发生在你身上的事会比输一场球赛更坏。无论如何，我们在1948年离开卡拉马祖时，仅仅感到有点失望，而并没有被压倒。 我从卡拉马祖直接回家，将我的1947年出产的史蒂倍克牌轿车加上油，同巴巴拉和小乔治告别，开始长途驾驶到得克萨斯州去。毕业典礼已于联赛前举行过了。艾迪柯钻塔的一份工作正等待着我。南行途中，我在亚拉巴马州的伯明翰城停留一段时间去观看了一场球赛。弗兰克·奎因已在那里，为红索克斯南部联队赚他的额外津贴，这个爱尔兰人后裔是幸运的。 在考虑和否定几个选择之后，我到了奥德萨。可是，在某些情况下，有些选择也否定了我自己。 一个选择是申请罗得斯奖学金。据我们学院顾问的看法，带着荣誉毕业，而且是获得两项运动荣誉的选手，还加上其它大学活动，这给予我获得罗得斯奖学金的良好机会。但是这种可能性是那样的有吸引力，它意味着我得放弃进入商界的想法。即使我被接受了，也无法使巴巴拉、小乔治和我在无外来财政援助的情况下在英国住一年。一般大学研究院的实况都是如此。 再者，我已在战争中失去了四年的时间，我想要并且需要到现实世界中找一份工作。所以就像其他四年级学生一样，我开始找工作。例如普罗克特—甘布尔公司正在执行一个训练计划。我找他们谈了，但没有成功。 随后，尼尔·马龙伸出了援助之手，而且不是第一次。他是我家的一位密友，当我们布什家的孩子们还在成长时期，他是我家孩子们的小伯伯和忏悔神父。尼尔想起我在科珀斯克里斯蒂的战时经历，给我提出一个建议，并为我提供一个就业的机会来支持这个建议。他说，“你所要做的是到得克萨斯州和油田去。在这种时候，那才是有抱负的年轻人应该去的地方。” 尼尔是德雷塞企业集团的老板，该企业集团是艾迪柯的母公司。他们在得克萨斯州西部有一个实习生的空缺。我到德雷塞总部办公室去了，当时总部设在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尼尔在办公室里简要地向我介绍了一下这个工作的情况。他解释说，“你将是一个设备部的办事员，薪水不多，但如果你想学石油这行，这倒是个好的开端。”他本可以补充一句说，如果我真想在生活中找到不同于我以往熟悉的事物，这个地方就是得克萨斯州西部。 我驾着我的史蒂倍克牌汽车向得克萨斯州驶去。我所知道的有关该州的风光只不过是我在海军受训时从一架“弗尔蒂震动器式”飞机座舱中所看到的一切。那里有大片的牧场，时而起伏，时而平坦。田野看起来已是稀疏地被覆盖着，但一点也不像沿着米德兰—奥德萨80号公路旅行时所见到的景象。一旦过了阿比兰，看到的都是些干旱的表土、风滚草以及少量的树木。我有这样的印象（或许是从伦道夫·斯科特的影片中来的），即阿比兰是块放牧牛群的地方，但是眼下我很难想象在我周围的这一片贫瘠的土地上能饲养牛群，或者在这干旱的土壤下层会有一种或多种矿产财富。 刚一出阿比兰市区，我把车停下，进到一家木结构的饭馆里去品尝我的第一次得州西部午餐。在公路停车线的外面，有一些啤酒广告牌子。它们为得州不同于其他地方增添了更多的证明： 孤星……杰克斯……珍珠……迪克西 在饭店里，我没有要那些全国都有的啤酒，而是要了一杯孤星牌或珍珠牌啤酒，作为我已到达得州的纪念（但不是像当地人的样子，要做到这点那是不那么容易的）。我用眼睛扫视着菜单，目光最后落在“鸡—排”上。在科珀斯克里斯蒂海军基地的大食堂里从来没有卖这样的菜。但叫了一杯本地啤酒之后，也就只好按照得州西部的习惯行事了。 我说，“鸡—炸排”，好像我清楚自己点了什么菜似的，但天知道这道菜会是炸得像鸡一样的肉排还是炸得像肉排一样的鸡。女侍者点点头拿起菜单向厨房走去。约十分钟后，她回来说：这是一块中等大小的肉排，上面浇着厚厚的鸡型肉汁。那时我的体重约180磅，由于个子比较高而显得单薄。卡路里倒是无关紧要，而对于胆固醇，我在24岁这样的年龄早该予以注意了，但是即使我在1948年已经知道胆固醇是怎么回事，我也没有注意。甚至现在我的体重已达195磅，将近老了40岁，我也仍把鸡—炸排看作我最喜爱的得克萨斯州美味食品。唯一不同的是，我中午不吃它下午工作繁重时不吃。 稍后不久，我驱车第一次进人奥德萨。它是另一个令人开眼界的地方，因为得州西部的风景与我所知道的风景大不相同。我知道以前东部的工业城镇是个什么样子，但我从未见过整个市镇都是设备场地。当我来到艾迪柯仓库——一座长方形的、马口铁屋顶的小建筑物，还有一个装货码头——只见到处是钻杆、井架和抽油设备，成架的套管、钻井管和各种管子，成排的活塞杆。当然，我还不知道这些东西叫什么。但是，大约在几天里，我都学会了。 我的同事休·伊文斯负责管理这些东西。 当我找到一处能让我们住下来的地方以后，巴巴拉和小乔治就也来到了奥德萨。那是一栋坐落在京七街的狭长房子。在房子中间用临时的隔墙隔开，成为两套公寓。我们住的一套有一间寝室、一间厨房和一间公用浴室。一具老式的滴水型挂窗空调装置，它开动起来像得州西部的一场尘暴，在炎热的夏天晚上将冷空气抽进寝室。 这具空调装置呼哧呼哧地响着，但其声音并不足以盖过隔壁那边的社交活动。我们的邻居，母女两人，每晚招待一长串男客人。我们两家共用一个盥洗室（在东七街只有很少几家才有室内盥洗室），而这些客人们从黄昏到黎明都占用着它。 隔一栋房子，住着俄克拉何马州的一对夫妇，杰克和瓦尔塔·里·卡斯尔曼，跨过这条无路面的街住的是奥蒂斯·米勒，一个得州人。米勒耐心地听了一个月从东部来的新邻居把他的名字叫成“奥蒂斯”，实际上应读作“阿蒂斯”。这是我们在得州语音方面的第一课，在我旅经一些市镇去访问附近油田时，又上了几堂语音课，那些市镇叫骡蹄铁、眨眼睛和无树木。 夏季过去了，每天的气温在下降。随之而来的“季节”不仅仅是秋季，而且为尼尔餐桌上早晨喝咖啡时提供了话题，这比谈论油价有过之无不及，至少也是不相上下。 巴巴拉和我是运动迷。但是我们从未见过像9月到11月得州西部的足球热盛景。当奥德萨布罗科斯队与阿比兰、圣·安吉罗或米德兰特别是与米德兰比赛时，无论在赛球之前或之后的24小时里，谁也没有去想谈论赛球以外的事。 在1948年赛球季节进入高潮时，我作为一名艾迪柯的实习生度过了我在该州的第一个秋天，比尔·纳尔逊给我的第一个真正的销售任务是一件难办的差事：主顾既听不懂英语，又不会讲英语。 “达拉斯正送过来一个客户，”一天早晨，比尔挂上电话后闷闷不乐地说，“是一个外国人”。 “从哪里来的？”一个外勤推销员利奥·托马斯问道。 “南斯拉夫，”比尔说，“不仅是一个外国佬，还是一个该咒的共产党。” 这是战后初期，当时美国刚开始给南斯拉夫外援，以鼓励铁托元帅同莫斯科分手。但比尔有他自己的对外政策，他不大乐意像对待婴儿那样来照顾一个马克思主义工程师，买卖做得成也好，做不成也好，他都不在乎。他看着利奥·托马斯，利奥看着他，他们都看着我。这一切非常清楚地表明，我刚刚被指定去带领这位南斯拉夫客人到周围参观，是因为这是对一位来到得州奥德萨的外国人首先要做的一件事。 我为此人感到难过，从他走出火车的那一刻起，他脸上就流露出一副困惑的表情，手中拿着一本南英字典。他的艾迪柯向导几乎一点也没有掌握油田的用语，但我们总算设法互通信息，并且我能够回答他绝大多数关于公司钻井机库存的问题。他在镇上最后一个晚上的晚餐后，巴巴拉和我决定让他体会一下真正的美国风格。 那是赛球季最热闹的星期五晚上，奥德萨队与米德兰队比赛，这场妒忌性的球赛要解决此后12个月中两镇谁获得第一流队的权力。1200O多球迷挤满了运动场，从开球起就挤得看台发出格格的响声。我们的客人双手蒙着两耳，然后摇头。这不是在贝尔格莱德和他一道成长的被称为足球的那种体育运动。 巴巴拉和我却为之神往，即使无语言的障碍，这也要花费我们住在奥德萨和米德兰两地几个季度的时间才能理解这种球赛。它不像以前我们所知道的在东部的球赛，而是有得克萨斯西部独特风格的像一种准宗教场面的球赛。 这是我从事这一工作的第一年年底。 在奥德萨的艾迪柯供应仓库，每年圣诞节的头天下午，有一个传统性的假日酒会。 就在这所仓库里，没有什么特殊的东西。客户们从油田来，商界的朋友们和邻居们也可随意来访问。屋里有冷切肉、土豆片、椒盐卷饼、酒，还有许多种饮料。 我从来都不是一个善于饮酒的人。不论在海军或大学里，最多也只能喝一两杯酒。如果有人问我酒量有多大，我会诚实地回答说我也不知道。我从来不会夸大。 直到1948年在奥德萨的那个圣诞节之夜。 在下午过去一半时，客户们开始来访。我正在帮忙调酒。说实在的，我只是倒倒酒而已。因为在那些日子里，奥德萨是一个不大饮混合酒的城镇。喝酒时就直接喝威士忌酒，有些人也许再加上少量水，把它冲淡了再喝。 自然，作为主人之一，我想坚持到酒会结束。从后半下午到黄昏，当第一批客人开始离去时，我还能在那里应酬得很不错。随即第二批客人进来了。 我未曾料到那种情况，没有人曾告诉过我，这种奥德萨酒会会连轴儿转的。 巴巴拉正在家里等着，我们还要装饰圣诞树。但是我还有事情要做。我是个艾迪柯的实习生，而这是我实习的一部分内容。如果这是他们在油田供给行业中如何庆祝圣诞之夜的话，那这又多了一个要学习的经验。 从黄昏一直到深夜，最后一批的最后一个客人终于离开了，我也不知道那时的确切时辰是什么时间了。利奥·托马斯在圣诞节后我们该上班的那天替我的班，是利奥告诉我们的老板尼尔·纳尔逊说，不用担心，是他把我送回家的。 他果真是这样做的，他把我放上公司运货汽车的后部，随后又轻轻地将我拉到我们屋前的草坪上。利奥非常抱歉地说，他应该很好地照顾我，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公司的圣诞节酒会。 至少那是巴巴拉追述1948年在得克萨斯州我们所度过的第一个圣诞节之夜时所说的情况。每当回忆起这段经历，她就会滔滔不绝地这样讲述。就是在4O年以后的今天，我仍不得不相信她的这种讲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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