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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时直到后来他在政坛失利后的蛰伏岁月，丘吉尔虽然从事了大量的写作工作，却从来没有把自己仅仅局限于写作领域，更没有打算成为一个职业作家，他有着更为宏大的理想抱负。然而他也清楚地知道，文学与政治并不是毫无联系的；有时文学还可以作为政治的进身之阶。比如，一度成为保守党人崇拜偶像的著名政治家迪斯雷利，就是以写小说起家并从文学领域走向政治生涯的。而迪斯雷利的“民主托利主义”思想，最初也是通过文学著作阐述出来并影响民众的。这或许是丘吉尔打算在文学创作上一试身手的主要动机之一。事实上，在这部丘吉尔写作生涯中唯一的文学作品中，作者无疑写出了当时英国政治生活中的许多特点。作者在描写主人公对待政治问题的看法时，所表述出来的也不折不扣是丘吉尔自己对政治问题的观点。所以，许多评论者认为，这部名为《萨伏罗拉》的小说，其实是年轻的丘吉尔的政治宣言。 《萨伏罗拉》叙述的是一个虚构的、位于地中海上的名叫“劳拉尼亚”的国家里所发生的故事。“劳拉尼亚”这一国名，据信是仿照1894年出版的安东尼·霍普所著《赞达战俘》一书中的“罗里塔尼亚”一词而来。书中描写了劳拉尼亚人民开展的争取人民解放的运动，成功地推翻了反动政权的独裁统治，可是人民取得的胜利成果，又受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革命的威胁。除了这一主线外，作为文学作品，书中当然也少不了爱情故事的描写来丰富作品内容，展示人物丰富的性格内涵。有意思的是，由于丘吉尔一直是在学校和军队的严格纪律约束下成长起来，缺乏爱情生活的经历，因此在描写爱情情节时显得有些不知所措。据说连爱情故事这条副线也是他的一位女亲戚帮他编出来的。在不多的对女主角的描写中，伦道夫·丘吉尔夫人还作了一些指点。 “萨伏罗拉”既是小说的，也是书中主人公的名字。这是一位年轻的政治领袖，在他身上集中了丘吉尔所赞赏的一切优秀品格。他英勇机智、博学善辩，不仅对“人间的一切乐趣有鉴赏力”，而且具有深邃的思想和系统的理念。他领导着反对党在人民的支持下进行着推翻反动的军事独裁政权的解放斗争。书中的女主角是独裁者的妻子露西尔，她是一位“容貌美丽”、见识过人的女英雄，她的沙龙中“挤满了来自各国的最著名的人物，……温文尔雅的使节们向她提出了一系列微妙的暗示性问题，她都非正式地一一作了答复”。她暗中同情萨伏罗拉的斗争，在她的丈夫派遣她到萨伏罗拉那里去打探起义计划时，她与萨伏罗拉一见钟情，两人的关系急剧发展。由于丘吉尔本身经历的缺乏，他曾请班加罗尔一位要好的军官朋友在两人的爱情描写上给予帮助，但结果并无多大改进，于是他明智地尽量回避这方面的情节描写。至于在书中占据大部分篇幅的内战情节的叙述，丘吉尔写起来则十分轻松、驾轻就熟。 值得引起读者注意的，是丘吉尔在场景描写的基础上对人物性格的刻划和对其内心世界的揭示。书中描述了在总统府门前的广场上枪杀游行群众的场景，紧接着又以深入细腻的笔触对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作了充分展示。丘吉尔写道： “不久前他目睹的那些令人触目惊心的场面不能不激发他的火一样的热情。压抑只能使他内心的火越烧越旺。值得那样干吗？斗争、劳动、一连串的事变、舍弃轻松愉快生活的许多东西，这是为了什么？人民的幸福，他很少感兴趣。……他非常明白，他做一切事情的主要动力是虚荣心，他无力抵御它。他理解并珍惜一个艺术家在生活中追求美好事物的喜悦，也理解并珍惜一个运动员从自己的活动中得到欢快的乐趣。生活在寂静之中，像艺术和书本描述的那样，怀着哲学家的平静心情生活在美丽的公园里，远离人声嘈杂的地方并且完全摆脱各种事物，这当然安逸、舒适。但他还是认为，他不能忍受这样的生活。他的天性是狂暴的、强悍的、勇猛的。充满抱负、动荡和不安的生活才是他唯一可以接受的生活。他应该一住无前。” 有的传记作家认为，这段心理描述勾画出了丘吉尔的完整形象，他在23岁写作《萨伏罗拉》时是这样，他在半个世纪之后结束自己的政治生涯时也是这样。萨伏罗拉为了满足自己无限的虚荣心，舍弃了生活的欢乐，准备踏着最艰难的道路勇往直前。正是这种虚荣心成了丘吉尔一生的推动力。 英国著名的政论家和国务活动家查尔斯·狄尔克曾说，他所知道的虚荣心最强的人是十九世纪末的英国首相罗斯伯里。几年以后狄尔克又补充道：“自那时以来我知道的虚荣心最强的还有温斯顿·丘吉尔。” 还有传记作家在丘吉尔的传记中，曾引用了一个当年广为流传的笑话。据说在《萨伏罗拉》问世50年之后，一次德高望重的政治家丘吉尔走进下院的吸烟室，坐在一位新当选的议员旁边，向那位议员问道： “年轻人，你也许想知道究竟是什么鬼力量使我投身于政治吧？” 那位年轻的议员回答说，当然想知道。 丘吉尔对他说：“是虚荣心，年轻人！是赤裸裸的虚荣心！” 这个笑话可能不具备生活的真实性，但传记作家之所以引用它，或许是认为它多少包含着一定的艺术真实，对于读者理解丘吉尔的性格具有典型意义。 应当肯定地说，上述传记作家的说法都不无一定道理。但若是将丘吉尔一生中取得巨大成功的内在动力主要归因于他的赤裸裸的虚荣心，则是片面的甚至是偏执的。这种状况是由于这些传记作家囿于政治的或党派之争的偏见而形成的。 如果说小说的主人公身上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丘吉尔本人的思想和性格特征，那么在书中的几个次要人物身上，则反映出与年轻的丘吉尔生活经历的紧密联系。书中有一位名叫贝蒂妮的老保姆，“她从萨伏罗拉出生之日起就忠心耿耿地细心照料着他，一直未曾间断过”。这与当年爱维莉丝特太太照料小温斯顿的情况何其相似！还有一位名叫狄洛的中尉，他渴望参加战斗以赢得勋章，爱好打马球，忠于自己的信念。人们认为这个人物是处于早年军队生涯的丘吉尔的化身。萨伏罗拉本人身上所具有的品格与才能，不仅反映出丘吉尔本人的理想化的追求与向往，也是与他对父亲的回忆分不开的。比如以下一段描写： “他希望得到不朽的功名，却又冷静等待着毁灭的到来。在这当中，生活会赋与他什么样的责任，是一个极有趣的问题。他生前进行了多次演讲，并且总是告诫说，世上没有一件好东西不是经过努力就能获得的。这些即席演讲的技巧存留在听众的心中，这种修辞之花培植于温室之中。” 我们从上面这段话中，可以清楚地看见伦道夫勋爵的影子。 书中值得注意的地方还有对共产主义者的丑化和对英国政府的贬损。在《萨伏罗拉》中描写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形象身上，集中体现了人类最丑恶的特征。这反映了英国贵族资产阶级由于对共产主义的敌视而产生的强烈憎恶情绪。而书中有一处情节，叙述了英国政府在接到劳拉尼亚政府义正辞严的照会之后，派遣“侵略者”号军舰去进攻这个国家。“侵略者”号这个军舰名称显然有着强烈的象征意义。英国的御用评论家们曾为这个舰名而感到难堪，为了解嘲，他们杜撰说，在丘吉尔写这部小说时，“侵略者”一词可能还没有现在那种令人反感的含意。 丘吉尔这部两个月写成的小说，首先在伦敦《麦克米伦杂志》上以连载形式发表。由于读者反应较好，于1900年2月，由朗曼公司出版了单行本。丘吉尔虽感高兴，但在这方面却又有些信心不足。他在该书前言中写道：“现在我以极其惶恐不安的心情将此书公诸于众，以求得公众对它的评论或给予宽容。” 评论界对于《萨伏罗拉》的评价基本上是肯定的，当然也不乏一些批评。《学院》杂志认为这本书是“一部令人惬意的和振奋的作品”；《曼彻斯特卫报》认为该书“充满生气和活力”；《展望》杂志评论道，该书至少是“有趣的，给人们的闲暇时间增添了色彩”；《星期六评论》认为：“他所描述的事件是真实的，而他刻划的人物则是抽象的”；《泰晤士报》评论说：“在萨伏罗拉身上体现出来的好的方面，本质上都是与战地通讯相关的”。或许《旁观者》杂志给予的评价最高： “如果说他没有安东尼·霍普先生所具有的那种温文尔雅的风度，则他却展示了在文字表达上的修辞天才。他笔下的人物刻划得粗犷有力，事件描写也十分恰当……，这部小说的份量不在于传统上对角色的塑造，更多地在于它在政治上的讽刺性——劳拉尼亚出版物的价值确实在吸引着人们——它充满活力的修辞、打动人心的力量；当然，未必能构成独树一帜的警句。” 尽管有一些批评意见，认为此书“十分明显只不过是一位业余作者的作品”，“并不是一部优秀作品”，但这本书仍然在后来几次再版。这或许是丘吉尔成为伟大人物后的名人效应。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们则从自己的角度来认识这本书的独特价值，认为它对于理解青年丘吉尔的内心世界是不可多得的、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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