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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暴徒指导矛头针对华人，政府放任不管。 印尼再度排华，其规模会不会直逼1965年的那一次？现时定论为时尚早。1965的排华是印尼共产党政变夺权在先，印尼政府大举屠杀印尼共产党，也把排华列为一项国策，以向中国报复。今天的印尼没有受到印尼共产党政变威胁，政府无意对华人施加报复，排华行动来自民间。 印尼人排华，源于红眼症，华人经商成功，令印尼人眼红。 在印尼首都雅加达，数以千计的暴徒到处抢劫，还纵火焚烧汽车、轮胎、商店以及民宅，导致整个城市浓烟遮天，而雅加达的华人成了出气筒。 位于首都雅加达市中心古洛多克(GLODOK)区的唐人街华人商店，因被部分印尼当地民众趁乱打劫纵火破坏，整个街道满目疮痍，多数华人不敢任意出门，更有部分华人已躲往邻近国家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避难。 根据雅加达当地华人传出的消息，由于印尼政府派出的镇暴军队，将通往雅加达苏加诺国际机场的主要通道封锁，造成机场出入交通受阻，包括许多华人在内的避难民众涌往机场，准备搭乘飞机逃避暴动，因此造成机场国际航线班机班班客满。 而在印尼有相当数量侨民的新加坡政府，在昨晚的电视新闻中，也提出相应对策，协助侨民迅速撤离印尼，并呼吁留在印尼的新加坡侨民，尽量留在家中，不要出门，以免遭到暴徒伤害。 印尼爆发的全国性反政府暴动风潮，持续在全国各地蔓延，其中首都雅加达的北区、西区及最多华人云集的中心区“古洛多克”区，仍发生多起严重军民冲突。 在雅加达市中心“古洛多克”区唐人街的暴动中，因有许多印尼当地民众，籍暴乱机会，趁机纵火破坏华人所开设的商店，并闯入店内洗劫财物，连开车路过的华人，所架汽车也遭暴徒拦下砸毁，路旁停放的汽车，几乎全部难以幸免，纷纷遭暴徒砸毁焚烧。整个“古洛多克”区唐人街满目疮痍，一片狼藉。 为避免遭到暴徒攻击，雅加达当地华人，彼此告戒不要任意出门，并且有不少华人已设法逃往新加坡、马来西亚。 “华人在这里已无容身之地，印尼只要再有经济衰退，暴乱仍会爆发，我们已没有将来！”一名受过高等教育，在当地一间卫星电视公司享有高薪厚职的华人女青年Ramli申诉印尼华人的苦况。 雅加达华人仍然为自己的性命及财产而担惊受怕，现年25岁的Ramli居住在因有学生死亡而爆发暴乱的雅加达T'risakti大学附近，她忆述其邻居在被暴徒闯进家中劫杀的情况时犹有余悸。 “我当时听到邻居在尖叫，令人毛骨悚然，他们向暴徒作出强烈反抗，但却因此被暴徒用刀疯狂劈死。” 她清晨5时摸黑离开家园，排除万难抵达机场，希望可乘飞机到新加坡暂避，但机场等候离境者却已人山人海，她在无法登机下唯有失望地返回家中。 雅加达市经过连日的暴乱后，较为平静，政府官员忙于清点尸体，但街上仍有三五成群的年轻人在游荡、叫嚣，似乎在等待另外一个暴乱及抢掠的机会。 有部分华人甚至表示，若稍后真的碰到印尼暴徒，便打算大喊自己是菲律宾人，希望可借此保存性命。 其实，这次暴乱的受害者不单包括华人及外国人，不少印尼较富裕的当地人亦身受其害，并计划离开印尼暂避，因为他们已意识到暴乱已发展至不单是“反华”，而是“反富”。 一名已居住在印尼10年的西方商人分析说，暴徒因为感到自己未能分享国家经济的发展成果，导致愤怒一发不可收拾，而印尼人经常反华，实际原因无非是因为华人富有而已。 雅加达多处华人社区、商家、财产都遭到当地印尼人洗劫，多数的华人大多躲入机场、五星级的饭店，不然就是躲在熟识的印尼人家中，部分饱受惊吓的台商，已经收拾包袱回台湾。华南银行雅加达办事处代表陈宗华说，目前所居住的PLUIT华人区，村长已经雇用当地黑社会“角头”负责该地区的“守卫工作”。 不过，处于雅加达不同区域的台商，对于雅加达最近的暴动有不同的感受。在印尼从事纺织投资十多年的罗致献说：“雅加达昨天平静多了，但这恐怕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吧！”在印尼从事贸易多年的何伟昌也说，昨天雅加达街道确实平静许多，政府宣布停止上班、上课一天，银行也都关门了，整个雅加达经济活动几乎全面停止。 唯有派驻在雅加达的我国银行办事处代表则指出，由于暴徒四处流窜，砸华人开的商店、银行，目前已在雅加达设立办事处或分行的四家我国银行，除了中国信托商业银行、与印尼合资的和信大松银行因必须应台商汇款的需求，仍将正常营运之外，华银、彰银和轮银的办事处也被迫暂时歇业。 而已进入雅加达SAHIOJAYA饭店避难的京华证券驻印尼代表王世保表示，前天，雅加达就像个暴徒城，全城到处浓烟四起，天空都已染成了黑色，包括大型购物中心、加油站、自动提款机与华人住宅都被洗劫，部分华人在路上当场遭印尼人围殴。昨天虽在军警全面进驻后较为平静，但暴徒流窜洗劫的情况仍然不断发生。印尼华人伍慧琴指出，虽然他是当地的华人，但由于回不了家，已随着公司躲入雅加达市中心的旅馆内，中午她还一度可以和住在机场旁华人社区的父母联络，但后来就联络不上了。 王世保表示，雅加达市中心的区域已被军警控制，街道已恢复畅通，但暴徒仍在市区外围各处流窜，由于军警人力不足，暴徒抢劫华商的情况仍未停止。目前雅加达市中心的五星级饭店与旅馆，全部挤满了台商，饭店一房难求，一个房间通常挤了一家子的人，而由于人数太多，且暴动已经持续了4天，饭店已没有办法充足地供应食物。 部分台商到了饭店也排不到位子，开车进入机场躲避，但机场也挤满了人。许多人已经一天一夜没有吃东西，由于部分印尼华侨已在当地落地生根，不是全家每一个人都有国外护照，因此即使到了机场，也上不了飞机。据当地人表示，长荣、华航第一班撤侨班机订位都已爆满。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台商指出，目前在印尼雅加达的台商就有10000多人，长荣和华航派出来的撤侨班机根本供不应求。而且，雅加达几乎是进入无政府状态，台商即使订得到机位，但因高速公路已经被暴徒“占领”，车子只要一上高速公路，马上就被暴徒拦劫，不是勒索就是砸车、打人，台商从家中到机场的人身安全已受到严重威胁。 据一位陈姓华商表示，雅加达北区、西区的PLUIT、MUARAKARANC、GROGOL等区都遭抢劫，部分住在独门独院的富裕华人都已离开家园。而部分华人社区的华人已自组自卫队，以高尔夫球杆、球棒等器具当作武器自保。 一位台商指出，印尼首都雅加达市中心的暴动是稍歇了，但在距离首都东区的Lippo，暴徒仍在流窜，东元电机、光阳机车等30余位台商在此受困。这个位于Lippo的工业区，是由印尼第三大集团绿宝集团李文正企业所开设的国际工业区，李文正的儿子与克林顿的女儿是同学，在印尼堪称后台硬、背景雄厚，该区又是印尼重要的外商群集工业区，也还是无法幸免暴徒的肆虐。 对于此次的暴动，华商多表示不满。一位华商表示，印尼的大规模暴动全部针对华人，军警虽然在暴乱现场，却作壁上观，显然是为了让民众发泄情绪，而华人只是苏哈托政府贪污、腐败的替罪羔羊。印尼军警虽然已开始试图控制情况，但华人的资产、人身安全都已遭到严重的损失。 一位台湾同胞说，印尼局势动荡，在印尼的华人备受生命的威胁，面对台湾打去的询问电话，只有无奈的说“目前不方便说太多”，即挂电话。据了解，泗水当地通往机场的交通已全面瘫痪，华人及台商目前想逃出来很难，现在这些在印尼的华人“只有请求上帝的保佑。” 5月12日雅加达发生暴乱以来，泗水、万隆等地也跟着局势混乱，在当地的华人及台商成了无业游民及当地民众泄愤的焦点。商店被砸、车辆被焚，在城市里的台商及华人没人敢出门。住在印尼泗水的颜水娘家族在此地经商已二、三十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暴乱，也不敢出门，所有家族成员以电话互相联系。住在台湾的亲戚说，数天前颜家开的店被失去理性的人入内抢掠，幸好警方保护才得以脱险。 面对台湾打去的电话，对方只听到台湾两字，便害怕的说：“目前这种情形不方便说太多”，即挂电话。辗转找到颜家住在香港的亲戚魏明巧，她说：目前在泗水的情形就如同电视所播的，亲戚们的安危只能求上帝保佑，往机场的交通全部瘫痪，想逃出来都难，只有少出门。魏明巧说，在印尼的亲戚们现在还可以电话对外联络，不过，只是报平安，其余的都不愿说，目前警方是否有保护华人的措施，她也不知道晓，只知道在印尼的家人现在是安好的。 林绍良是印尼华裔首富，曾一度跻身世界十大华人富豪，坐拥财富80亿美元。 林绍良的发迹史既有机遇又有艰辛。 林绍良于1917年7月16日出生福建省清邑溪口镇牛栏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里。他的童年和少年是在福清家乡度过的。在那里，他度过了20余年平静而安逸的生活。 他的父亲叫林元戴，母亲生了7个儿女，他是男孩中的老三。父亲一生务农，深感没有文化之苦，克服经济困难，先后送绍良兄弟入私塾读书。 由于家中父母负担太重，家境不富裕。1931年，15岁的林绍良就结束了学业，走上了为家挣钱补助生活的道路。开始，林绍良在父母刚开设的饮食店中帮忙，后来，家人让他在村东交通要道租了一间房子，开了个小面店，经营卖汤面的生意。还未成年的林绍良起早贪黑，忙里忙外，倒也能够赚得蝇头小利。1935年，林绍良的父亲因病去世，操劳家务的重担全落到他母亲的肩上。 1937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践踏了东北地区，时局紧张，地处东南沿海的福建也兵荒马乱，他的小店也只好关门收摊。当时的国民党规定，凡家中有两个年满18岁的男子，必须抽一个去当兵。对此，有钱人家可以出钱买壮丁顶替。而许多出不起钱的人家为了逃避抓壮丁，就被迫流落前往南洋谋生。 此时，外面抓壮丁的风声越来越紧，母亲日夜担心刚满18岁的儿子林绍良被抓走，便主张儿子出走南洋，一来可以躲壮丁，二来也可以去南洋闯一闯。 1938年，林绍良跟随一个从印度尼西亚回乡探亲的同乡，以这位同乡儿子的身份在厦门通过关卡的盘查，登上一条开往南洋的荷兰轮船。 林绍良的兄长林绍喜早于1929年便来到印度尼西亚，在其伯父开的中爪哇古都市的一间小杂食店当了4年的徒弟。林绍良到印度尼西亚后也投靠其伯父林光玉，在伯父经营花生油及其他食杂品的杂货店当学徒。这几年的生活是相当艰苦的。他是一位“新客”，不仅要熟悉当地的生活习惯和风土人情，还要学习印尼语和当地爪哇方言，否则难以谋生。 在小店里，林绍良每天起早贪黑地干活。在这期间他一边学习印度尼西亚语及爪哇方言，另一方面，为了多推销食品杂货店的货物，他还常到10里地外的三宝垅市。这种不起眼的小生意使林绍良积累了经商的经验，另外也使他进一步熟悉了解了印度尼西亚的国情。 正当他刚刚熟悉了当地的环境时，1942年2月，日本侵略军侵占了爪哇，林家的生意一度被迫停顿，全家过着度日如年的贫困生活。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印度尼西亚宣告独立。但日军刚退出印度尼西亚，荷兰殖民军又卷土重来。从那时起至1950年，印度尼西亚人民进入了反抗荷兰殖民者的独立战争时期。为了争取民族独立解放，把侵略者赶出去，建立独立的共和国，印尼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当时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军队和荷兰殖民军各据一方，印度尼西亚各地炮火连天，硝烟弥漫。 这时，印度尼西亚各要道都被荷兰军封锁，印度尼西亚军队迫切需要的弹药和药品供应十分困难。林绍良凭着机智勇敢，靠着对当地地形的熟悉，一次又一次地把弹药和药品送到。他的过人勇敢和经营才干，受到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军队高级将领的赏识，林绍良也因此同印度尼西亚的军政要人结下了非同一般的私人友谊。这为他日后事业的成功打下了深厚的、别人难以相比的基础。林绍良在独立战争期间结交的军官，包括当时还仅是军中一名普通上校、日后成为印度尼西亚总统的苏哈托。苏哈托当时便相信年轻的林绍良是个可靠的华裔大商人。 印尼人民战争胜利后，林家仍然做花生油生意，并逐步扩大经营，后来又开办了一间咖啡磨房。1952年，林绍良为了进一步扩大经营规模，将他的贸易总部从古都迁到了首都雅加达。古都的企业则由其兄林绍喜管理。林绍良到雅加达后，除继续经营丁香等生意外，开始由商转工，实行工商并举。首先向制造业发展。 1954年，林绍良创办了一个肥皂厂和尼默、布托巴亚两个小规模纺织厂，产品主要供应部队。不久，又和友人在古都创办了中等规模的慕利亚纺织厂和万隆市达鲁玛纺织厂，接着，他利用当地丰富的橡胶资源，开办了轮胎厂，此外还开设了铁钉厂、自行车零配件厂。随着工厂企业经营的发展，他开始经营进口贸易。与新加坡、香港、泰国等地华人企业建立了贸易和资金融通的关系。在这个时期，林绍良扩展企业的资金不足，由于得到了泰国金融业巨子陈弼臣的盘谷银行提供的信贷资金，才得以逐步扩大经营。 1957年，为了适应企业发展的需要，林绍良决定集资在雅加达创办中央亚细亚银行，并任该行董事长。该行注册资金为10亿印尼盾，先设分行两家。中央业细亚银行的开办，不仅使他开始进入金融界，而且为他经营的各种企业提供了必要的资金和政府的财政支持。但是，1960年，印尼政府颁布《禁止外侨经营零售商法令》，华侨经营的工商业受到了不少限制，遇到不少困难。到1963年，印尼政府又开展了对抗马来西亚运动，使印尼与新加坡、马来西亚之间的贸易也遇到挫折。但由于这时的林绍良的企业已由商转工，工厂主要产品多为面向国内的日常生活用品，因此总的来说林家企业比过去大有发展。 60年代后期，印尼经济开始复兴。新上台的苏哈托总统一改前任苏加诺总统排斥华人资本的政策，转而利用这些资本投入国家建设，这就使得印尼华人在经济领域赢得了一定的发展空间。而且当时印尼举国上下人心思安，百废待兴，很适于经商发财，于是林绍良开始在商界大显身手。 60年代初，随着丁香业的发展，印尼每年需要丁香达35000吨，其中85.17%靠进口，林绍良于60年代末70年代初，成立了专营丁香进口贸易业务的肯卡有限公司。 1968年，该公司与苏哈托总统的弟弟普罗汲苏德约主持的默年布阿那有限公司获得了丁香进口专利权。通过这项专利，他们从坦桑尼亚和马达加斯加进口的丁香占印尼全国总进口量的90%，占供应全国丁香烟厂总量的70%。1975年底，印尼从这两国进口丁香12300吨，价值约3580万美元。1980年和1981年进口额分别达6090万美元和1.2亿美，林绍良集团从这项专利经营中获取巨额利润，逐步发展成了丁香行业中的一个垄断性企业。此后，该公司业务范围又由丁香进口发展到商业贸易、不动产、餐饮旅游、建筑承包以及制造业等诸多行业。 林绍良在1971年至1972年成功地创办了面粉厂企业，1973年集资1亿美元投资创办了印尼水泥公司。林绍良财团最初与香港迪斯汀投资公司合营印尼迪斯汀水泥公司，与美国凯撒水泥公司联营芝槟榔水泥有限公司。最初水泥年产量为50吨，不久即翻一番，增到100万吨，价值约为1.15亿美元。1978年，林绍良财团又投资1.87亿美元，新建两座年产能力为100万吨的水泥厂。1980年，林绍良的印尼水泥公司的水泥产量已达350万吨。到1986年，其水泥年产量已翻了两番，达900万吨，占全印尼水泥总产量的60%，林绍良印尼水泥集团的总投资达25亿美元。 此外，三林经济开发公司有限公司还独资或合资经营了一系列房地产及建筑业，如大都会根札那（地产）公司、查雅曼达林阿贡公司（曼达林旅馆）、大都会（地产）开发公司、中央精华国际建筑公司、努格拉哈根扎那查雅（建筑）公司及雅加达地产公司等。1982年，林绍良耗资1.2亿多美元在雅加达建造了三林新式办公大楼，其中第一流的大都市大厦是该集团的总部所在地。此外，在加里曼，三林经济开发企业公司拥有20万公顷的森林租借地，进行林木采伐，经营林木产品。 随着三林经济开发企业的迅速发展，林绍良中央亚细亚银行的业务也不断扩大。以中央亚细亚银行为核心的BCA集团是由林绍良及苏哈托总统的表弟苏迪威·卡特莫诺等人于50年代末组建的。1974年以前，林绍良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创建面粉、水泥业等方面，中亚银行的业务发展不大，1974年全年客户只有609户，纯收益为620万盾。1973年，印尼政府为了广辟资金来源，制定了开放性的开辟金融资本市场的策略。1974年，林绍良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决定将中央亚细亚银行的美国旧金山国际化学银行、日本长期信贷银行、英国苏格兰皇家银行和香港怡和集团共同投资组成多国金融公司，最初以1500万美元作为印尼金融市场周转资金。这家公司是林绍良第一个与外国银行资本联营的金融企业。这实际上是一家投资公司，经营中、长期贷款。 1975年6月在庆祝中央亚细亚银行开办18周年之际，林绍良采取果断措施，使中亚银行获得了空前的发展。1975年底与1974年底比较，客户增加了660%，存款总额增加了437%。贷款总额增加了1351%，纯盈利增加了3486%，这些指标都创银行成立以来的最高纪录。由于该业务大幅发展，资本雄厚并有良好的信誉，1977年它被印尼政府批准为印尼十家外汇银行之一。1978年，该行又收购合并了印尼商业银行，使其实力相应增大。此后，业务迅速发展起来。 1979年以后，林绍良积极向海外拓展金融业务。除在香港成立中亚财务有限公司和中亚保险公司外，1979年曾收购香港的海外联合金融公司，把它改组为第一太平金融公司。1981年，在利比里亚注册成立了“第一太平企业有限公司”和“第一太平投资有限公司”。1982年，收购了香港的上海地产公司，改组了第一太平控股公司，不久又在香港建立了第一太平国际公司。 林绍良以这三家金融公司为基础，形成了“第一太平集团”，并和美国、日本及香港等地的资本合作开展金融业务，成立了日本第一太平证券交易有限公司、第一太平美国证券交易有限公司和第一太平香港证券有限公司、澳大利亚第一太平证券有限公司等。 到1986年3月，中亚银行已发展到拥有国内分行33家、美国分行2家、拿骚1家、香港代表处1家、与国际银行合资的多国金融公司1家、与国际大银行合资的租赁公司5家，服务项目达56项，股东资本总金额达53亿盾，总资产已增至40亿美元，成为印度尼西亚最大的私人民族商业银行。 1983年6月号美国《公共机构投资者》杂志，把林绍良列为世界12位华人大金融家之一。除1986年3月，中亚银行董事部正式在印尼报刊公布该银行集团总资产超过40亿美元外，据估计，林绍良集团经营工业、贸易、建筑、农业、林业、旅馆业等其他非金融业的资产30亿美元，总计其财团总资产约达80亿美元。林绍良已成为东南亚以至世界屈指可数的著名华人金融家和企业家。 从1986年开始，印尼政府对其经济政策进行了大幅度调整，并制定了一整套内联外引、奖励私人投资的政策措施，这为其国内私人企业迎来了事业发展的黄金时期。林绍良紧紧地抓住了这一有利时机，一方面继续加强原有企业的经营和管理，特别是印尼土敏水泥厂和中央亚细亚银行的管理，使这些企业都成为印尼同行业中的佼佼者；另一方面，他又和来自澳大利亚、美国及亚洲其他国家的商家组成合资企业，如他和美国人合资的对苯二酸加工厂，投资金额为2亿美元；他和挪威人组建的甲醇厂，投资达4亿美元。另外,林绍良还和新加坡的科技工业公司及裕郎环境工程公司一道在印尼最大的经济特区——巴淡开发区投资数10亿美元。林绍良置身于印尼经济全面发展时期，其事业发展可谓方兴未艾。 到80年代初，林绍良又开始向重工业生产进军。 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印度尼西亚每年都需要大量的薄纲板，年年都要从日本进口7亿美元的薄钢板。印尼政府为了节约外汇及发展本国的钢铁工业，决定由国营喀拉喀多钢铁厂建立一间冷轧钢板厂。但是建设该厂需8亿美元资金。由于喀拉喀多钢铁厂连年亏损，一时难以筹足资金，故决定向外国银行借款，但外国银行提出必须有40%的股份掌握在可靠的私营厂商手中，方可提供。因此，喀啦喀多钢铁厂要求林绍良的三林企业集团投资。三林经济开发企业公司接受了这项任务。结果该轧钢厂由林绍良财团和徐清华财团共同投资40%，国营喀拉喀多钢铁厂占股份40%，卢森堡的塞斯塔锡尔股份公司占股份20%进行兴建，另向外国银行借款5520万美元。林绍良本人投资9600万美元。该厂于1987年建成，年产85万吨薄钢板。从此印尼就不需每年花7亿美元进口薄钢板，而只需花2亿美元进口一些原料。这样就等于每年为政府节约了外汇5亿美元。 此外三林企业集团的根扎那有限公司在东、中、西加里曼丹，苏拉威西及萌姑莲等地参加开发金矿，与澳大利亚合资的“英达哥有限公司”在邦牙比洋开发经营锡矿，近两年来又在集资兴建炼油厂。在上述一系列工业企业，特别是面粉业、水泥业及钢铁业中三林企业集团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现在，林绍良已是当代印度尼西亚最著名、资产最大的印尼籍华人企业家。印尼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几乎都和林绍良及其企业集团有关：人们每吃一块面包，每抽一根香烟，每穿一件衣服，每住一间房子，每坐一次出租车，甚至每买一件电器都有可能和林绍良的企业集团打交道。林绍良控制的三林集团是一个拥有200多家子公司，总资产超过80亿美元的特大型企业集团，其势力遍及丁香烟、轻纺、面粉加工、交通运输、金融、房地产等多种行业。 可以说，林绍良与苏哈托是密友，但是，印尼华人遭暴徒抢掠袭击，连华裔的印尼首富林绍良亦不能幸免，其府邸亦被人放火焚烧，与总统苏哈托家族合资的中央亚细亚银行分行亦接连遭严重破坏。 据当地报道，林绍良位于雅加达中部的府邸亦被暴徒放火焚烧，林绍良屋内的五辆汽车被烧毁，一些文件及家庭生活照亦毁坏。他的大幅彩色画像被暴徒拿去泄愤。林绍良本人当时在美国治疗眼疾，因此避过了这场劫难。 林绍良成为暴徒袭击的对象，除了是基于其华人身份外，他与总统苏哈托私交甚笃，亦是主要原因之一，当地最大规模的私人银行，中央亚细亚银行，便是由林绍良家族与苏哈托的子女合资开办，该银行亦难逃一劫。 该行在雅加达的两家分行均受到严重破坏，被暴徒纵火焚烧。有目击者指出，暴徒尝试抢夺分行自动柜员机内的所有现金。另一间位于雅加达西部的分分，亦被人放火。鉴于有传言华裔印尼富商林绍良旗下的中央亚细亚银行无力应付存户提款要求，大批存户连日来争相涌往中央亚细亚银行提取存款，令银行职员应接不暇。但该银行强调，他们的财政状况稳健。 中央亚细亚银行是印尼最大规模的私人银行。 在不利的传言影响下，中央亚细亚银行在首都雅加达、东爪哇省会泗水、西苏门答腊省会巴东、北苏门答腊省会棉兰连日均出现拥挤提款现象，泗水一条主要马路被连绵不绝的提款人堵塞交通。 自从印尼爆发暴乱后，中央亚细亚银行部分分行已暂停营业。其中一家分行的公关主任表示，他们已重开某些分行以应付存户的需要。 他否认中央亚细亚银行无力应付存户的提款需要，并强调银行的财政状况依然稳健。 印尼中央银行行长表示，如该银行需要帮忙，央行可向该行注资9170万美元。 为保证存户的取款，林绍良的儿子答应向中央亚细亚银行注入1亿美元以巩固银行的资本结构。 林绍良旗下的三林集团拥有中央亚细亚银行的七成股权，是印尼最大规模的私人集团。 三林集团的投资遍布印尼、泰国、菲律宾、香港、新加坡、中国、越南、北美、欧洲、澳洲，属下员工达20000人，海外投资以电信、银行、地产、市场营销为主；在印尼则坐拥10家超市，其中七家在首都雅加达、两家在巴东、一家在泗水。该集团在1996年的营业额为150亿美元。 郭鹤年生长在马来西亚，企业注册在新加坡，业务范围在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大陆、香港、泰国、菲律宾，拥有资产60亿美元。 1924年10月6日，在马来西亚柔佛州南端新山市一个殷实人家，又生一子，祖上定下字辈为“鹤”，家人给取名为“年”。他就是现在闻名于世的企业家、“亚洲糖王”郭鹤年。 郭鹤年祖籍福建省福州市盖山郭宅村，他的父亲郭钦鉴有兄弟6人，长幼顺序为：郭钦铮、郭钦暧、郭钦瑞、郭钦仁、郭钦宝和郭钦鉴。时逢19世纪末20年代初，大批广东、福建人漂洋过海到南洋谋生，郭氏兄弟也不例外，除长兄钦铮在福州家乡开设了一家万安堂中药铺外，其余兄弟都先后到马来亚（即马来半岛南部的西马来亚，后与婆罗洲北部的东马来西亚组成马来西亚）经商，郭鹤年的父亲于1909年来到马来亚。起初在咖啡店当店员，工作十分勤快；后来与二哥之子郭鹤青一起接管四哥钦仁创办的东升有限公司，经营大米、大豆和粮等农副产品，逐渐建立了颇具规模的商号。这是郭鹤年领导的郭氏兄弟公司的前身。 1920年，郭鹤年的母亲郑格如从国内家乡赴马来西亚与郭钦鉴结婚，先后生了三子：长子鹤举、次子鹤麟、三子便是鹤年。 由于他父亲经营得法，生意日渐兴隆，生活日益富裕起来。郭鹤年便与两位兄长就读于当地最好的贵族学校新山英文书院，毕业后考入马来亚最高学府新加坡莱佛士学院，继续攻读。这一系列的教育，为郭鹤年后来的创业发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莱佛士学院是个培养政界人物的著名学校，马来西亚前总理拉扎克、总理侯赛因·奥恩、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都是该校的校友。郭鹤年在这所学校认识了这些同学。 1942年，日寇占领了马来亚和新加坡。由于日本占领军事管制和禁止经营大米，郭鹤青被日军宪兵拘押了数月，东升有限公司被迫停业，郭鹤年也只得辍学。 随后，郭鹤年在一家日本三菱商事的米粮部门工作。二战结束后，东升公司重新开业，生意得到恢复与发展。她在父亲的公司里工作了一段时间。 1947年，年仅23岁的郭鹤年在新加坡自立门户，创办了第一家公司——利克船务公司，这个公司向政府注册经营轮船航运和一般商务。但郭家此时又祸不单行：先是郭鹤年的二哥鹤麟因参加马来亚共产党游击队而被捕牺牲，接着郭钦鉴又因长期操劳而于1948年病逝。天翻地覆的变化似乎发生在一夜之间。 郭钦鉴病故后，根据当地政府的有关法律，其遗产有一半被征税，余下的分为7份给家属，郑格如与两个儿子共得3份，其它4份由郭钦鉴第二个妻子及其3个子女获得。 为了郭氏家族事业的发展，郭鹤年的母亲郑格如提出集中各人所得遗产，组建一个新公司，并邀请一些郭氏家族成员入股。于是经过协商，郭鹤年母子就与郭鹤年的堂弟郭鹤青、郭鹤尧、郭鹤瑞等，于1949年在马来亚新山合办了郭氏兄弟有限公司。郭鹤年以其广博的学识、出众的才华与胆魄，被推举为公司董事长，时年25岁。 “郭氏兄弟有限公司”继承了他们父辈的传统业务，主要从事大米、面粉、豆类及食糖等的进出口生意，在郭鹤年的领导下，公司生机勃勃，业务上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郭鹤年出任公司董事长之后，深感有继续学习的必要，为了开阔视野和提高经营才干，50年代初，他前往英国伦敦，在伦敦一住就是5年，期间，他学习了国际贸易商业知识，研究了当地商品交易所的工作及经营管理方法。尤其是对英国的食糖贸易进行了深入调查、细心分析，从而也进一步激发了他经营国际食糖买卖的兴趣，决心从这方面入手，闯出一条路子来。 1955年，郭鹤年返回马来亚，除继续经营利克船务公司及郭氏兄弟公司外，他就着手施行两个计划：一是在新山市创办了明田私人有限公司，经营各种商品及进出口贸易；二是开始向糖业经营进军。郭鹤年注意到当时马来亚的制糖业较为落后、食用糖大多从国外进口的现实状况，认为抓住这一点将大有作为。 50年代末，郭鹤年征得马来亚联邦土地发展局的支持，在槟城的北赖创建了马来亚有史以来第一家糖厂——马来亚制糖厂。从泰国购入粗糖，在糖厂加工提炼后运销各地，并通过香港的马通有限公司销往中国；同时又从古巴购进蔗糖转卖给印尼等东南亚国家。经过短短几年的经营，各方面都有了很大发展，不仅糖厂规模大为扩大，获利甚丰，郭鹤年也更熟悉了食糖市场的需求规律，把生意做得越来越旺，1962年他就被誉为“马来亚糖王”。从此，郭氏的“甜蜜事业”更加蒸蒸日上，生意兴隆。 为了进一步发展马来西亚的制糖业，1968年，郭鹤年组建了玻璃市种植机构。该机构向马来西亚联邦土地发展局租到位于该国北部的玻璃市州1.45万英亩土地的丛林土地，全部开垦为甘蔗种植园；同时在该种植园附近与联邦土地发展局合作建立了玻璃市综合糖厂有限公司，炼制种植园所产的甘蔗。 玻璃市州是全国最小的州，面积只有795平方公里，10万多人口。可是玻璃市河及支流亚劳河由北而南纵贯全境，因而风调雨顺，土地肥沃，盛产稻米、橡胶和椰子。郭鹤年利用这里的土地种植甘蔗，经过几年的努力，到1973年，该园终于获得了好收成，糖厂的产量也随之迅速增加，使马来西亚走出了砂糖自给的第一步。 在郭鹤年之前，尽管马来西亚的气候、土地适宜甘蔗生产，但该国的农民却不爱种植，稻米、胡椒、可可、烟草、腰果，才是主要种植的农作物。郭鹤年大面积种植甘蔗，可以说是在马来西亚农业史上写下了新的一页。自郭鹤年开创了制糖业之后，马来西亚的甘蔗种植业日益兴旺。1970年，甘蔗种植面积达到0.71万公顷，1980年，增至1.79万顷。 在制糖业取得长足发展的同时，郭鹤年进一步扩大了糖业贸易，1970年，他觉察到世界糖价有上升的趋势，便果断地打进国际糖市，他以东南亚为主要基地，把经营战线延伸向欧美，如从古巴购糖转手销给印尼，从泰国进口原糖提炼后通过香港经纪人之手转卖给中国，他赶在世界糖价上涨之前收购了大批原糖，并积极投资糖的期货交易。后来随着糖价的上涨，他当年就赢得了600万元（马元）的巨额利润。 70年代中叶，郭鹤年每年从泰国购入近30吨糖，通过贱买贵卖、抽取佣金等方式，在纽约、伦敦等地进行期货交易，取得了巨额利润。在此基础上，郭氏家族企业逐步在巴黎特腊糖厂、玻璃市——联邦土地发展局综合糖厂和中央糖厂拥有了巨大的股权。据报道，郭氏企业集团在国际市场70年代中叶就控制了150万吨的贸易与经营，几乎占国际糖业市场的10%，占马来西亚糖业经营的80%。至此，郭鹤年已由“马来亚糖王”发展成为“亚洲糖王”，成为国际糖市叱咤风云的人物，被世界同行公认为是世界六大糖王之一。 进入80年代以后，郭氏企业集团的资本已更趋雄厚。据1984年的统计，主要由郭氏控制的玻璃市种植机构已拥有资本1.3762亿万元，总资产4.24亿万元，营业额达到3.7亿万元，扣税前盈利6855万元，扣税后盈利亦高达4600万元。 随着郭鹤年和他所主持的郭氏家族企业集团的发展，资本日渐雄厚，其经营胃口逐渐大了起来，经营项目也日趋多样化。 1962年，郭鹤年在此基础上创办了联邦面粉厂，之后粮食生意日渐兴隆。1966年，巴生的面粉厂投入生产，不久巴生及新山合营的4家面粉厂又相继上马。这些面粉厂主要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输入小麦进行加工，年产量约22万吨左右，控制了东、西马来西亚面粉市场的40%。与此同时，郭氏兄弟有限公司还独资创办了拥有100%股权的巴生古当食油有限公司，用大豆和棕榈油提炼食油。1985年，联邦面粉厂还利用面粉厂及食油厂的副产品制造饲料出售。1984年度，联邦面粉厂有限公司的总营业额达到9.8亿马元，扣税后盈利3300万元，净利达2300万元。1985年该公司的资本增至8500万元，总产值有3亿元。 郭鹤年还设立了木材加工厂，在柔佛合资创办了制造薄木板和夹板的马来亚木板厂后，不断扩建在东南亚具有一定地位的大厂。其中95%的产品销售到欧洲、美国、东南亚。马来西亚森林面积宽广，经济树种达70多种，林材出口位居全马出口的第二位，锯木业是仅次于石油的大工业，林业工人达100多万人。郭鹤年发展木材加工业，利用天时地利人和，拥有4000公顷的林木租赁地，生产和加工的木板因此取得了好效益。 早在40年代末，郭鹤年即在新加坡创建了利克服务有限公司，主要经营航运。后来为了发展马来西亚本国的航运业，冲破远东货运船队的垄断，他支持前马来西亚财政部长陈修信建立国家船运——马来西亚国际航运公司。 目前，郭氏兄弟有限公司拥有马来西亚的船务股票近3110万股。 在资本不断积累的基础上，70年代初，郭鹤年开始发展房地产业。1972年创办了彩虹有限公司，专门经营房地产，该公司在新山市购买了大片土地，建筑了彩虹花园（住宅区）、柏龄花园（占地903英亩，拥有11000间屋子的新住宅区）。1984年，该公司又以1600余万元收购了新山市郊1025英亩的友光胶园，作为继续扩展房地产的后备。此外，还有首都吉隆坡新建的郭氏兄弟公司的办公大厦和公寓大厦。至1985年，彩虹有限公司的资本达到6725万元。 郭氏兄弟有限公司还经营矿产业。郭鹤年的玻璃市种植机构有拉曼锡矿41.37的股权。此外，该公司在吉打拥有3571英亩胶园，并设有大理石厂和玻璃瓦厂，在芙蓉开办了塑胶袋厂。 60年代末期，郭鹤年有鉴于世界旅游业的迅速发展，便毅然向旅馆酒店进军。1971年，他在新加坡与新加坡经济发展局合建成了新加坡第一家豪华大酒店——香格里拉大酒店。这是当时新加坡最早建起的豪华饭店之一。该酒店投资为1亿元，总资产超过两亿元，初期客房为520间，现增至816间，成为著名的五星级酒店。后来，他与其他人合资组成香格里拉大酒店集团，在吉隆坡、曼谷、斐济等地建造了沙洋酒店（属下有3家酒店，共有客房777间，拥有康塔酒店60%的股权）。1985年在槟城康塔大厦旁，他又兴建了一家拥有468间客房的康塔大酒店。 据统计，郭氏其兄弟公司先后在吉隆坡、槟城、曼谷、汉城等地兴建经营香格里拉酒店达19家，这些都是国际上一流的五星级酒店，构成了亚太地区最大的酒店集团之一，资产值估计超过20亿美元，独资和合资联营的旅馆酒店还有10多所，总投资额也有10亿元左右。 如今，郭鹤年在酒店业中也是名扬东南亚的“酒店大王”。 30多年来，郭氏公司已从单一经营米、糖等业发展为经营工业、种植业、矿业、航运、国际贸易、酒店、保险、房地产、证券、建筑、采矿、饲料、塑料制造业、保险业、电视等多元化的大型企业集团。 郭氏兄弟集团在马来西亚的旗帜公司就是玻璃市种植有限公司，它是集团中规模最大而且盈利也最多的公司，1991年营业额为29.28亿马元，税前盈利209.8万马元。其盈利大半来自制糖业和面粉业。在糖业方面的业务已扩展至全球，持有世界首席食糖贸易公司的三成股权。其下属的联邦面粉有限公司则支配了马来西亚国内46%的面粉市场及20%的饲料市场。1992年底，玻璃市种植有限公司把属下的五家旅馆及UBN办公大厦合组成香格里拉酒店，并将之上市。该集团旅店的入住率介乎60%～70%，而UBN办公大厦的出租率则维持在90%以上，该集团将在马来西亚兴建更多的旅店，加紧发展在东盟国家的旅店业务。其他业务如油棕种植业和电影院，郭氏集团也未放过。 1994年郭鹤年又成立缅甸基金会，准备吸引1亿美元的资金，投往缅甸。 郭鹤年不单是马来西亚首富，也已成为东南亚屈指可数的跨国企业家，旗下的公司遍布东南亚、中国、香港、斐济、智利、法国和德国等国家和地区。 在印尼暴乱发生后，暴徒们到处烧杀抢掠，在西苏门答腊以北，约有300名基纳利人闯入富商郭鹤年在印尼所拥有的油棕园进行抢掠，此举令人进一步忧虑华商在印尼的生命财产安全。 据报道，在西苏门答腊以北180公里，约有300名基纳利人在7月14日冲破警方防线，闯入属于大马华裔富商郭鹤年所拥有的桑加古纳公司的油棕园抢掠熟棕油籽，以磨制成油供食用。 外电指出，基纳利超过6万公顷土地在军方和政府的支持下被强行接管，更不满战用他们超过900公顷土地的特里桑加古纳公司赔偿不足，于7月7日向巴东地方议会反映，但当局及有关公司反应冷淡，而该公司下属的一块油棕园据称是富商郭鹤年所有。由于基纳利人得不到满意的答复，遂于14日在极度愤怒下，冲破警方防线闯入8400公顷的油棕园，掠夺成熟的棕油籽。 郭氏家族在马来西亚拥有的玻璃市种植棕油有限公司发言人却否认法新社报道，指有关数百人劫掠的一块油棕园并非郭鹤年所拥有。 但从一位居于苏门答腊的印尼华侨口中获悉，被暴徒抢掠油棕园籽的地方，确是郭鹤年与当年棉兰华侨合作开发的一个项目，这次的抢夺主要是当地物资蒉乏，物价暴涨，致使民不聊生，于是铤而走险，抢掠油棕园的熟棕油籽，磨成油供食用。 她又强调，当地人不只抢夺油棕园，咖啡园亦受影响，甚至当地政府的种植亦不能幸免。 香港一家报纸就上述事件致电郭鹤年，遭其秘书黄小姐拒绝代为联络，并说郭鹤年不会对有关事件作任何回应。 “我现在手、脚都还在抖，暴徒就像蝗虫过境，看到商家就抢，看到车就翻，整条马路，几乎是火海一片、满目疮痍，我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仓库、办公室烧成一片火海。不心疼吗？但又能怎么办！” 在雅加达西区10公里处经营纺织厂的罗政钦，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仓库、办公室被一群暴徒闯入后放火，甚至将办公室内能抢的东西全抢光了。他在仓促中逃躲，惊魂48小时后，仍无法平复，只能全身发软、惊怕无助地楞在那儿，不敢吭声。 入夜后，原来是五光十色的印尼首都雅加达，由于电路系统、路灯，全遭暴徒砸烂，变成一片漆黑。漆黑中市区还可以看到几处刚遭暴徒肆虐放火的浓烟及大火在燃烧，整个雅加达就像个死城。 雅加达最大的马路苏迪威，目前虽然偶尔看到零星车流，但整条大马路几乎被学生、暴徒占据，军方开了10辆坦克车，直驱市中心，百余军警甚至排成一排，拿着装有橡胶子弹的枪，沿街扫射，乒！乒！宛如置身战场。 在印尼从事外贸工作的林姓台商，前天下午一直深锁大门，躲在办公室内，不敢走出门一步。 1975年来印尼后，从技术人员干到开纺织厂的罗政钦说，目前台商都自己组织自卫队，家里有棍子的全都拿来当武器，只能自己靠自己了，目前这里要靠镇暴警察都很难。像他住的这个村落发生大火，从暴徒沿街放火抢劫，一直延续两日火还未熄。暴徒霸占整条马路，救火车也开不进来，整个雅加达像刚经过一场战火洗礼一样。 他说，这次的暴动几乎是从雅加达西区逐渐往南区、东区蔓延，雅加达市中心闹区，招牌全被拆下来，暴徒将整条马路横阻，高速公路也被堵住了。尽管穿戴着红帽的治安人员，表面上是镇暴角色，但又与暴徒勾肩搭背，一起行抢，整个国家像已失控。印尼前景如何，台商也心慌。林姓台商说，他一整天守着电视，了解最新状况。因为现在想逃离雅加达，也逃不出去。而部分台商，还不知情的搭机低雅加达而陷入困境。 刚从台北飞抵雅加达的罗惠生，一下飞机，就寸步难行，机场通往雅加达市区的路被封了，听说是晚上苏哈托总统要回来。他也不知要往那儿躲，打电话到代表处求援，代表处要他到机场附近的五星级饭店躲一躲，但机场附近饭店全都住满了。 印尼台商联谊会副秘书长魏成佑指出，根据印尼政府的统计，在印尼投资的台商超过2900多人，连同眷属，可能超过3万人以上。这可能是所有在外投资国家中，台商人数最多的地区。暴动愈演愈烈，已经由雅加达的西区向北区、南区蔓延，华埠地区也遭攻击。台商目前是归心似箭，但到机场的路被封死。每天回台北的班次也只有二班，台商在这儿心急如焚。代表处表面说会护侨，但实际上却又什么都帮不上忙，更别提撤侨。 台驻印尼代表处经济组兼副代表雷道余说，代表处一早也接了不下百余个台商关切时局的电话，代表处也成立紧急应变小组协助台商，但截至目前为止，台商尚无人受伤。但要不要撤侨，仍无法决定。 魏成佑指出，此间的电视新闻不时播出日本政府即将派出自卫队C-130撤侨，美国也向当地侨民发出撤侨通知，但台商仅能孤伶伶的自己靠自己。 魏成佑在雅加达经营木材、运输业已长达8年之久，算是老台商。但是在雅加达这么多年来，从未看到如此大的暴动。上午他到银行提钱，却不小心陷入示威的暴徒群中。暴徒看到车上是华人，不分青红皂白喊砸打，七、八个黝黑的硬汉就像疯子似的跳上车，踢打门窗、车顶。玻璃踢不破，就拿砖块硬砸，砸破后就用脚踹玻璃。身陷驾驶座的他，几乎是不知有无活命机会，后来他表示是商人，才逃过一劫，但整条街上的暴徒，就像疯了似的，看到商店就抢，看到车就砸。整个雅加达就像得了瘟疫的城。 “这是我毕生难忘，整个雅加达像死城，虽然入夜了，暴动感觉好像稍歇，外面仍是暴徒到处流窜，见人就抢。现在想想来印尼投资，还真不值得。”现任印尼台商联谊会副秘书长魏成佑，尽管是老台商，身为台商联谊会的首席代表之一，他也不知道台商在印尼投资，安全还有没有保障。 虽为印尼“二等公民”却始终不舍得离开印尼的华侨，可谓多灾多难。长久以来，备受部分印尼人仇视，在政治上遭受排挤，结果被迫沦为“二等公民。” 印尼人的排华情绪，其实早已植根于十九世纪荷兰人殖民统治印尼时期，当时的荷兰政府将华人地位定于“欧人”与“印尼土著”之间，令华人既受“欧人”歧视，又遭“土著”敌视。当印尼于1945年独立后，排华事件接二连三发生，其中在1965发生的“九·三Ｏ”事变，便是当地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排华事件。 当年印尼发生九州军事政变，中国共产党被怀疑是幕后策划者，因而掀起排华浪潮，逾30万名华侨遭杀害，更有无数华人逃往海外，或留在印尼沦为“难民”和“无国籍人士”。 此外，自60年代开始，不断面对一浪又一浪的排华苦难，不少华侨家庭饱受蹂躏，家破人亡，造成一幕幕人间惨剧。 50年代，当年执政的印尼政府因谋求与中国政府发展，故华侨在印尼地位较受保护。 自1965年发生军事政变后，华人被严禁使用中文，不能讲母语，要改用印尼名字，不能进行中国文化表演。 此外，印尼政府亦不容许华人任公务员，即使华人能在大学毕业仍无缘晋身官门，故当地华人长久以来均有从商的传统，因从商而累积大量财富，与印尼人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暴徒大肆抢掠华侨经营商铺外，又纵火焚烧华侨住宅，10多万华侨被迫离开，返回大陆故乡生活。自此，印尼的排华骚乱事件罄竹难书，而当地华侨向来逆来顺受，在苦难之中度日。 1980年11月，爪哇中部的梭罗区，一名华人因驾驶电单车时撞倒一名印尼学生而发生争执，竟又掀起一场排华风暴。 大批印尼人冲入一条由华人经营的繁盛购物街道，凡见华人便殴打，又抢掠商店，排华暴乱迅速蔓延至东爪哇的马迪思及牙威两镇。最后印尼政府出动军警将事件平息。 1991年，北苏门答腊的亚吉市发生排华暴乱，市内局势大乱，军警介入，实施宵禁令多天后，局势才恢复平静。 近两年印尼排华骚乱事件1996/2 苏拉威西省肯达里市 物价飙升引发暴乱，十二间华人商店被人纵火。1996/1 东爪哇 粮食加价，商店被暴徒抢劫，一些商店贴上标志表 明自己是“回教徒”免被袭击。1997/9 苏拉威西省 乌戎潘当市一名有精神病纪录的华人砍死回教女童， 触发多日排华骚乱，造成六人死亡。1997/6 东爪哇马都拉岛 唐人街一间庙宇被焚，华人店铺被抢掠。1997/5 婆罗洲马辰市 大选前夕民情高涨，华人成为发泄对象，有多宗纵 火，华人商店亦遭掷石。1997/1 西爪哇城镇 数千名回教徒袭击当地教堂和佛庙，又抢掠商店， 伦格斯登科克 情况后来蔓延至西爪哇首府万隆。 长久以来，每逢局势困顿，印尼华人都难免成为针对目标，身家、性命及财产可以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这一次骚乱同历次动乱一样，华人又是暴徒泄愤的主要对象。13日中午，在华人聚居的雅加达西区发生严重骚乱，他们的商店被烧毁或被洗劫，多年辛勤劳动的积蓄和财产毁于一旦，还有些华人被活活烧死。 为了逃命，很多华人顾不得自己的厂房财产。乘飞机逃到新加坡的华裔老板谢丽凤说，她在雅加达一间有120年历史的老字号咖啡加工厂14日上午遭数千名暴民的2抢劫，他们一家不得不爬屋顶到印尼人邻居家避难，才免遭毒手。她家里有6辆车全部被烧，珠宝首饰以及无法估价的其它财物也被洗劫一空，连汤匙也被抢了。他们在逃亡时不得不穿印尼人服装、包头巾，打扮成印尼人。在逃难时，连换鞋的时间都没有，穿着拖鞋坐飞机，也没有换洗的衣服，她痛心地说：“真是很惨。” 仓皇逃难的不只是谢丽凤一家，一名叫黄绣球的印尼华人日前逃到新加坡，他说，他在雅加达经营几十年的电器店毁于一旦，但能逃出雅加达已算幸事。据说，在通往苏加诺——哈塔国际机场的公路上，一些暴民随意设路卡，要过路钱，否则就砸汽车玻璃，一些路段上几乎五步一卡，每过一路卡便需1000盾。机场侯机厅里挤满了等待离开的人，其中许多人是华裔。 无法及时逃走的华裔商家，纷纷携带家眷住进大酒店逃避暴民的袭击。一酒店经理说，不只是华人，当地高层白领阶级的印尼人也不惜花钱。 一些华裔商人想办法自卫，在北苏门答腊省首府棉兰，当地不愿离开的华人组成自卫队，保卫自己的房屋和财产。他们头上绑着红布条，配备着刀棍，站岗巡逻，阻吓袭击者，颇有成效。 在印尼约2亿人口中，华人所占比例虽仅有百分之三点五，却控制了近七成私有财产，其中单是最富有的五名华商及其家族的资产总值在货币贬值情况下仍达80亿美元。印尼三百大财团中近七成都由华商控制，另十大私营集团则有九个操诸华商之手。 华人因勤劳、善于经营在印尼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印尼华人在当地被称为“经济怪物”。一种误解认为是华人赚了印尼人的钱，因而华人成为当地暴徒抢劫和泄愤的对象。 贫富悬殊的印尼社会，富裕华人生活过得很悠闲。尽管排华浪潮一浪接一浪，然而印尼的中产华人始终不舍得离开这片令他们致富的土地，这份不舍情怀往往令他们付出更多。 “而家都唔知点算，有机票都无用啦，都无办法平安去到机场，而家匿系屋企边度都唔敢去。”在印尼雅加达拥有一间鞋厂的阿云连续两晚都被迫在工厂留宿。 （上文粤语大意为：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办，有机票都没有用啦，都没有办法平安到达机场，现在躲在家里什么地方都不敢去。——SouthGuo注） 阿云在印尼土生土长，已是第三代印尼华侨。虽然在雅加达豪宅区住大屋，另在雅加达市郊山顶区拥有一间逾万尺的豪华别墅，阿云像所有的中产阶级华人一样，陆续将小孩送到邻近的新加坡接受教育。 “小孩在这里学不到中文，在新加坡他们既可学英文，又可学好中文，又可以见识外面的世界，总比呆在印尼好。” 阿云四个子女中，目前只剩下最年幼的小孩在印尼，17岁的老大及老二、老三从小就送到新加坡读书，为了方便三个小孩的起居生活，阿云索性在新加坡买了房子，夫妇两人一有空便飞过去一家人共享天伦之乐。 “前日突然市面失控，当时我同老公系厂度，知道外面好乱，好多华人都惊俾人袭击，条路又好多火烧车，我同老公系间厂匿左两日先返到屋企。” （上文粤语大意为：前天市面突然失去控制，当时我和丈夫在工厂里，知道外面非常乱，很多华人都担心给人袭击，路上又很多被焚烧的车，我和丈夫在工厂里躲了两天才返回家里。——SouthGuo注） 阿云这两天已经心乱如麻，频频致电新加坡的子女及香港的亲姐，希望多了解印尼的暴动情况。 其实大部分中产印尼华人，早在4月份印尼部分地区出现反政府示威及学生示威时，已知道“暴风雨”即将来临，华人们一早已买好出的的机票，他们心里清楚，只要社会稍有不稳定，首当其冲的便是华人。 阿云由衷地表示许多华侨都知道排华浪潮随时都会发生，皆因印尼财富近七成都掌握在华人手里。阿云家里有四部汽车，前年她还驾驶那辆平治房车招摇过市，自去年十月金融风暴后，阿云已将平治房车“收”起来，平时出入改用普通汽车代步。 阿云与丈夫觉得印尼是他们的根基，离开了这片土地，便失去了一切。 虽然目前印尼局势已严重恶化，他们心中仍希望有朝一日可以重建家园。 贫富悬殊早已是印尼的社会问题，许多人都以为印尼的华人全是有钱人，实则不然。 四年前嫁来香港的阿芳，目前在铜锣湾帮一名印尼老板打工，做时装批发生意。 阿芳表示以前在雅加达生活时，没有人知道她是华人，因为她皮肤黝黑，跟当地人没有两样。 阿芳说来港后每日在室内工作，避见阳光后皮肤已没有从前那般黑，加上经济条件改善了，阿芳的衣着明显光鲜了，但她说跟印尼的有钱人比，她仍是穷人。 这两天印尼的局势紧张，阿芳每日均与家人通电话，阿芳说她有几个较富裕、开商店的亲戚，这两天均寝食不安，其中两名亲友开设的士多店遭人抢掠，并放火烧毁。“而家甘乱，有钱既梗系担心，无钱既担心黎都无用。”阿芳说在雅加达的家人这些日子都呆在家里，她的兄妹在华人工厂工作，现工厂已停工。 （上文粤语大意为：现在这么混乱，有钱的人当然担心，没钱的人担心也没有用。——SouthGuo注） 阿芳与母亲通了电话，得悉在家附近的菜市场只有鱼出售，其它的食品都没有，许多店铺已不敢营业，避免遭到暴徒的袭击。 住在棉兰的一名华人接受一家记者电话访问时表示，他世代居于印尼，已经把印尼视为故乡，因此即使其他华人举家迁离该国，他仍会选择留在这片国土。他说：“如果离开印尼，便要在别的地方重新开始，且要大量金钱，在目前阶段来说，比较困难一点。” 他说，目前他们只有信任警察，希望警方可保护华人。他又说并不太担心家人的安全，他和家人仍照常上班和上学，暂时一切正常，不过还是要处处小心。 这名华人在接受访问时语气虽较为审慎，但其后承认是因恐怕电话遭窃听，所以不想说太多敏感话题。 另一名在雅加达工作的华人则表示，虽然有华人商店遭受抢掠，但至今华人性命还没有受到威胁。雅加达火车停驶，只有少量巴士和的士行走，对日常生活造成影响。 该名华人表示，印尼人对军队向学生开枪一事均感到愤怒。他说，其实目前印尼所有人都想政局得到改变，因为人民均生活在惶恐不安中。 5月15日，香港一家报纸报道了一则华人一孝子冒死闯入动乱地区救母脱险的故事。 在新加坡樟宜国际机场入境大厅，香港一位记者看到一位衣着入时，样子娟秀的女士在哭泣。记者上前询问，获悉此女士名叫黄绣球，46岁，她是刚从印尼暴乱华人居住的地方逃出来，经历了恐怖血腥的晚上，正在等候从苏门答腊来的丈夫和儿子会合，她想起那恐怖之夜的逃亡过程时，仍心有余悸。 黄绣球说原与50岁的丈夫吴钦清在苏岛开五金厂，育有3个儿子，长子22岁，在美国加州大学念工商管理，二儿子16岁，在新加坡读中学，14岁的幼子在家乡念中学。 两周前，她和大儿子前往首都雅加达探亲，顺道加签学生签证，却遇上了暴乱。 她说本周三住在华人区姐姐家中，大约中午12时，儿子往朋友家借电脑打申请签证信不久，即遇上大暴动，暴徒洗掠华人区，她姐姐楼下更遭暴徒放火，烧死一人，所有华人均不敢出门，留在家中。 儿子知道妈妈身陷困境，只能以无线电话联络，暴动持续了七、八个小时，黄女士说简直度秒如年，甚至想到不知何时烧死自己。还好儿子及住在城外区的朋友不停通过电话鼓励。 “一直呆到凌晨三点，市面才比较平静，但谁也不敢出街。”她说。黄女士的儿子吴雄山在与母亲失去联络后，就一直在盘算何时救母成功机率大，他向女友的妈妈请了一名能干的司机，租了辆的士，静静地抄到距离华人区最近的高速公路等着，同时花了不少车资雇用另一辆的士，在凌晨四时进入华人区，趁机将母亲接走，在高速公路会合，然后由的士一前一后开路直赴机场。 吴雄山，以机智头脑和坚定的信念，与妈妈在暴乱中失散六个小时后，成功地将母亲从暴乱最严重的华人区中救出，逃到新加坡避难。 在印尼军方一个派系威胁，会在首都发动新一轮动乱的阴霾下，当地华人再次陷入一片恐慌中，每天被迫足不出户，极低调地生活。 印尼军方一个派系因不满近期改革运动日趋白热化，威胁会在首都雅加达再次发起动乱，据称，他们会发动印尼人来攻击华人，换句话说，印尼华人极有可能会再受到另一次攻击。 大部分华人目前仍栖身酒店暂避，不敢回家，每天只能在酒店的咖啡室和酒吧消磨时间，其余的则躲在家里足不出户，依靠早前购入的粮食和日用品度日。不过，对大部分华人而言，无论当地人如何辩论宪法，抑或政客军人如何玩权力之争，皆无法令他们感到安全，他们已对前景感到一片暗淡。 一名家人仍在印尼的年轻雪梨女士说，印尼的一些华裔已组成自卫队以防在雅加达街头流窜的暴徒袭击。 这位印尼华裔上班族说“警察与军队并未保证他们。”她只说自己叫做宝琳娜，因为她担心说真名会使在雅加达的家人受牵连。 宝琳娜说，她的父母、三名姐妹及两名兄弟，仍被困在暴动严重的中国城地区。当地拍摄的电视新闻影片显示若干烧焦的尸体，据悉是留在被烧毁的商业区的华裔商人。 宝琳娜说：“他们没有枪，只好以刀和找得到的任何东西武装自己。他们在自己的商店和家四周设置障碍物。大家都整夜没有睡。” 她说：“我的姐妹描述，那里就像在打仗一样。所有东西都被摧毁，整个中国城已被烧毁。”家人认为留在原处最安全。上街太危险，道路被堵住，机场挤满了人。 50人到100人不等的暴徒成群结队在街头流窜，他们拦住摩托车，要求骑者脱下安全帽。宝琳娜说：“如果是华裔就会遭到拳打脚踢，摩托车则被放火烧毁。暴徒动不了总统，所以就拿少数民族群出气。” 首班赶往雅加达的长荣1237次专机，是长荣开航7年来首次执行由暴乱地区撤侨的任务，这架波音767-200型客机原订傍晚6时起飞，但雅加达告知长荣，班机深夜抵达时，该机场已不提供航管服务，因此班机只好延至深夜11时起飞，并于今天清晨5时左右抵雅加达。 这架专机清晨5时降落雅加达机场，略作停留后，立即满载210名旅客返台，预计中午12时左右返抵中正机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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