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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承德来的电报拿在手里，虽然只有短短的几行字，但我深知这份电报的分量，它是一个女人沉甸甸的爱和深情的召唤。可是，我当时的心情也绝对不比这份电报轻松，相比之下，显得更加沉重。 去还是不去？ 真是到了一个抉择的关口。 我可以不去，那样的话，我们之间的故事就会结束了，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切都会很快地被人们淡忘。 过几天，雅抿回来了，我们照样是一个完满的家。我可以悄悄地把这段感情藏在心底，没有人会知道。在儿子面前，我仍然是一个好父亲；在妻子的眼里，我也还是一个好丈夫；同时，我在剧团里的位置和工作也不会受到丝毫损伤。 可是，我甘心这样做吗？我能这样做吗？ 我对刘晓庆有过诺言，男人说话要算数的。我亲口说过，不管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只要她需要我，我就会立刻赶到。 可是，为什么我又犹豫了？难道我不是君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难道我不应该马上飞到她的身边吗？ 我去团里请假。 团里的老同志毕竟久经沙场，这种小把戏，在他们眼里简直幼稚得不行。 可当时我却想得很简单。 由于团里领导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或者说出于对我的爱护，他们没有准假，虽然我的理由也是冠冕堂皇的，说是北京的一个摄制组让我去试一下角色，可是，只要一提到北京，他们就会把这件事和刘晓庆联系在一起。所以，毫无疑问，他们没有开绿灯，借口说，团里、支部还有工作需要你来做。其实，他们要表达的意思已经心照不宣了。 回到招待所，接到妈妈打来的长途。因为刘晓庆同时向佳木斯也拍了一份电报，妈妈打电话过来问是怎么回事儿。 我真想跟妈妈实话实说，可是身边有很多人，不便开口；二来，我也想到，当时在母亲的心里，没有任何人可以取代赵雅氓的位置，因为她在妈妈眼里是个勤快、善良、善解人意、孝敬老人的好媳妇，而且，她还为陈家生了一个儿子，一个传宗接代的儿子。这一切都使赵雅氓在妈妈心中的分量非同一般。 我向妈妈撒谎。妈妈在电话里疼爱地骂着我。 中国不是有句老活一一一“知子莫过于母”？ 我完全可以把我请假未遂的情况汇报给刘晓庆，想必，她可以理解，也不会太伤她的心。可是当时的通讯并不像现在这样。到处有大哥大、BP机…… 她住在北新桥一位老同志的家中，和她联系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她在北京只信住两天。 我拿着这份电报，真是坐立不安，夜不能寐。 晚上，一个人呆呆地坐在家里，一点睡意也没有，透过窗户，看着挂在天上的月亮。 那天还是上弦月。 我不由得想起哈尔滨的月亮、丹东的月亮、凤城的月亮和招待所三○九房外的月亮。 真是左右为难！ 隔天，我就写了张条子，搁在团领导的桌子上，说：“家里来电话，母亲病危，我得赶回佳木斯去。” 那时真是，怎么连这种借口都说得出来？ 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孝子，可是，当今天，我的母亲过早离开我的时候，我想，也许是对当年我拿母亲病危作借口撒了无数谎的惩罚吧！也许是因为我的诅咒，母亲才损了那么多的阳寿。 哼，还说自己是个孝子呢！ 当时的我就像着了魔，不知为什么，行为总是在和理性发生冲突，也不知为什么，当你做出决定之后，心里仍然会出现很多障碍。 当我拿了车票准备登上开往北京的火车的时候，却遇上了我的一个朋友。虽然我已经决定要走了，但是我拉着我的朋友的手说：“走和留对我来说都很困难，我真不知如何是好。” 我的朋友张某某至今还记得这一幕。一九九七年我回长影为《飘雪》做后期的时候，他还跟我提起过这件事。 可是我的犹豫和自责并没有挽留住我的脚步。我登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 虽然我从长春一直站到天津，两只脚不停地挪动着，毕竟，连续站十几个小时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可是这一切都没有难倒我，我依然兴致勃勃地、义无反顾地，按着她的召唤，奔向她的身边。 到北京后，我找到了“我们的家”，老伊告诉我，刘晓庆已经走了，去了承德。我二话没说，又搭上一班开往承德的列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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