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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路》挨批以后，我们的日子不太好过。患得患失敲晓庆对报刊的评论特别敏感，而且，好像自从刘晓庆落难之后，方方面面、好好坏坏的意见像一块块石头，纷纷而至，目之大，绝对出乎我们的想像。 这其中的很多原因，我不想在这里细讲，当然，最主要是两种观念的较量，有很多事情的发生都是很符合当时那个客观环境的，有许多情况也是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的。不同的人。生活在不同的背景下，自然会有不同的见解，也自然会有争论。即使是刘晓庆书中提到的人物，对这件事也会有不同的看法。 本来，当初我和刘晓庆是希望借这个机会时帮助过我们以表示感谢。可是，事与愿违。看来，许多人虽然愿意帮助你，他们也许并不想炫耀，当你让他们的帮助显明昭著的时候，他反而会感到不自在，会不由自主地开始疏远你。 老伊把房子要回去了 或许是因为老伊要离汗摄制组，准备回家了：或许是我们那里大自在了；或许是由于上面提到的原因，总而言之，我从那里离开了，但是对于老伊，我还是很感谢的，感谢他那么多为我们做的一切。 离开老伊以后，我和刘晓庆就开始了四处漂泊的生活。她在崇文闪呆过，在新疆办事处住过。还在团结湖借过朋友的房子。反正那时候，我们今天住在这里。明天又要搬到别的地方，真的有一点流离失所的感觉。 我和刘晓庆一定是那种可以共患难的人。越是艰苦的环境。我们之间的感情就越牢固。我们这种寄人篱下，近乎于沿街乞讨，找地栖身，朝不保夕的日子，把我们两人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记得后来，我们在牛王庙借到一处比较安定的房子。屋外是风风雨雨。躲进小楼，剩下的就是平和的恩恩爱爱了。 我们谈到了很多以后要做的事情。首先，我要尽快调到北京，然后，就是马上离婚。我们自然也谈到了结婚的问题。 这个时候，《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已经收尾，刘晓庆很高兴地把这件事情告诉给导演李翰祥。李导演却给她泼了很多冷水。李翰祥告诉了刘晓庆很多香港女演员的做法。后来，他把这些事写在了一本书里，在我和刘晓庆闹婚变的时候，《羊城晚报》上还转载这本书，这里，就不再多说了。 《火》，《垂》两片结束，北影厂让刘晓庆上了王好为的一部戏——《南国红豆》。 刘晓庆和王好为导演已经是第二次合作了，她很佩服王导演。在《潜网》的时候，她认为王导演的艺术感觉非常不错，而且，那时候，工导演总是不停地给她规定读书书目．她内心里也很感谢。在那个阶段，准备在艺术上有所成就的刘晓庆，也在如饥似渴的学习着。 刘晓庆一直关心着社会上对《我的路》的反映。只要报上一有什么批评的文章，就使她好几天都高兴不起来。为了让刘晓庆快乐，我经常要出一些节目逗她… 当时虽然演出赚了一些钱，但我们都舍不得花，把所有的钱都存了起来，平时呢？还是抠那点工资。 我拿什么给这个我一直担心养活不了的爱吃的小人头呢？ 那时候，我当伙头军，经常会跑到街上买一些带皮的猪肉，然后用来烧梅干菜。 我总是尽量地把饭菜做得好一些，剩下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谈她准备接的《北国红豆》，谈她即将扮演的鲁雪芝。我还教刘晓庆怎样烧东北的大土炕。 当时电视里正在播放一个特别好的节目——《鼬鼠的故事》。我突然发现，原来刘晓庆那么爱看动画片。每到这个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就马上放下手里的事情，凑到电视机前，全神贯注地盯着荧光屏看。当时中国还没有放过《米老鼠与唐老鸭》，所以一部《鼬鼠的故事》就足以让我们欣喜若狂了。我们尤其喜欢小匪鼠的笑声，哎呀，真的笑得很乖哟，呵呵…… 其实，即使是平静柔和的生活，也不是永远没有争吵的。当许多报纸都转载着读者的批评信的时候，我曾向刘晓庆提议：“你要不要以你的名义在报纸上发点东西”？ “什么东西？” “或者是承认自己考虑不周，或者是希望人家原谅什么的。” 她激烈地反对着，她一直认为我这是投降主义的表现，是一个软骨头的建议，在很多年之后，她依然拿这件事来笑话我，因为在我们共患难的那么多年里，我只有这一次，让她做她不愿意做的事情，后来事实证明她是对的，我的表现也就成了一个后把儿。 其实我没有别的目的．只是为她担心，希望她不要受到更多的攻击，希望她能够生活得更顺利一些。我当然不是先知，当然没有从那本小册子里看到它会带给刘晓庆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财富。 又到了分手的时候。我回了长春，刘晓庆和她的《北国红豆》摄制组也离开了北京，到内蒙古的金河林业局，开始拍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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