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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刘晓庆正在和巴经理讨论成立“刘晓庆美的时装公司”；中央电视台也在邀请刘晓庆去主持《世界电影之林》节目《红楼梦》还在继续拍；李翰祥又请刘晓庆在他的《一代妖后》里出任女主角。 我和刘晓庆的关系时好时坏：有时还是要在一起吵架；有时刘晓庆会拉着我到处跑，去电视台、去看局里为她买的房子……总而言之，那是一段五花八门的日子，爱与恨、和谐与不和谐都纠缠在一起…… 那时，由于各种各样的活动日渐冷却，刘晓庆也失去了和姜某在一起的借口，所以，好像出现了一种假象，一切都过去了。 可是，一朝遭蛇咬的我却处处留了个心眼，在正常生活的时候，时时替刘晓庆掐算时间。 那时刘晓庆每天部要去北影厂拍戏，每天去和回来的时间都是固定的，并没有什么问题，可是中午却有两个小时的空闲，问题就出在了这里面。据我所知，那个时间里，刘晓庆并没有和组里的同志在一起，也没有回我们在北影厂的家。她去哪儿了呢？我禁不住对这两个小时产生厂怀疑。 她会去哪儿？在北影厂的朋友家休息？我问过了所有家住北影厂的朋友，都说没有，或许，在厂里她有一处秘密的地方？也不可能，因为在电影圈有一个规矩，不管你是多么走红的明星。在厂里都是普通一员，没有享受任何特权的可能。 两个小时．她的活动范围不可能太远。有人说，曾看见刘晓庆出了北影厂的北门。如果她要去远的地方，“打的”就应该走北影厂的南门。那么，很有可能，她在北影厂附近有一处不可告人的休息地，当然，在那里所进行的，也只有不可告人的事情了。 正当我准备调查这件事的时候，家里忽然来了警察。 警察来做什么？原来，那一年，刘晓庆是好事不断，她被选为政协委员，警察是来保卫她这个政协委员的安全的。 家里人都高兴极了，真是蓬蔽生辉。老人们觉得自己的女儿为整个家挣来了无比的荣耀，叮嘱她注意说话，要多看、多学习。 我自然也很高兴。因为我知道，这是前几年种下的种子所结出的果实，也多少有我平时叮嘱和告诫的结果。 于是，刘晓庆就要在三个地方周旋：北影厂、《一代妖后》摄制组、政协委员会。 有一天，刘晓庆说去北影厂拍戏，我正好也在北影的家里看书，这时，有记者打来电话，说是要采访刘晓庆。我说刘晓庆不在，他仍旧坚持，我只好说替他找找。 放下电话，我就给厂里打电话。厂里说，今天的拍戏取消了．刘晓庆不在。于是，我找到了《一代妖后》的制片主任，他说刘晓庆今天没有过去。那么，她一定是去政协了。我连忙又打电话到政协，那边说：“刘委员没来开会。” 三个地方都没有她，她到底去哪里了呢？ 那阵子，我哥哥也在北京。跟他打了声招呼，我就出了门。我在厂里转了好几圈，始终没有发现刘晓庆的影子。她会去哪儿？ 对！一定是去了那个北影厂附近的秘密据点。如果刘晓庆是徒步去的话，那么那个据点：一定是在二十分钟的路程里，二十分钟！ 我排除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最后，把注意力集中到了离北影厂只有一墙之隔的总参干休所，这时，我突然想起，姜某的父亲好像是在部队里管后勤住房的，于是，鬼使神差地，我竟然向那个方向走去。 如果不是那个记者的电话，如果不是我在三个地方都没找到刘晓庆，如果我没有突然想起姜某父亲的工作，我也许始终都不会迈进那个大院的院门。 我在那幢大楼里坐电梯。上上下下走厂一趟，还在楼外面转了好几圈，没有发现刘晓庆的任何踪迹。后来，我又进入了电梯，拿出我的工作证，对电梯工说：“我是北影厂”的，来找刘晓庆，你能告诉我她在哪里吗？ 电梯工的眼睛里顿时闪过一丝警觉，“没有，我没见过这个人。”她没能掩饰好她的慌乱。于是，我明白了，刘晓庆今天肯定坐过这个电梯，这个电梯工得到过特别叮嘱。 我没有再继续问下去，转身离开了，从楼的另一边，我爬上了楼梯。不知为什么，我的脚步停留在五楼和六楼之间，直觉告诉我，他们大概就在这里。 我反反复复地在五楼和六楼徘徊着，走过了每一个房间的大门。突然，在一个门前，我听到了里面传来的脚步声，于是，我也停了下来。 就是这里！我的直觉不停他说，我举起了手准备敲门。可是，理智又阻止了我：万一敲错了门，多不好？ 我在那个门口站了很长时间，最后还是离开了。 我又回到了家里。哥哥问我到哪里去了，怎么这么长时间。我说出去随便走走。可是，在家里，我还是坐立不安，只好又一次离开了家。 我又往那幢大楼走去，这一次，心里好像老是有一种预感：要有什么事情发生了。 果然，离大楼还有几十米，就看见姜某带着两个武警走了出来。 看见了对方，我们都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在那里站了一会，姜某指着我对武警说，“就是他。”两个武警默默地看着我。 “你们是哪的？我向武警们迎了过去。” “北太平庄派出所的…” “北太平庄派出所里也有武警？” 那两人没有回答我。 我拿出了自己的工作证，对他们说：“我是北影厂的，来找我的妻子刘晓庆。” 武警看了看我的证件，又看了看姜某，“你不是说刘晓庆没有结婚吗？” 姜某支支吾吾的，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武警把证件还给我，“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我们不管。说完，他们离开了… 只剩下我和姜某面对面地站着。 “你跟我走。”过了好一会，我说了这么一句，说完转身就走。姜某竟然乖乖地跟在了我的后面… 我们走到北影和儿影之间的岔道的时候，姜某突然问：“我可以打个电话吗？” 我看了看路边儿影宿舍楼楼角的那个小小的电话室，估计它没有后门，就对他点了点头，“打吧。” 他给谁打电话呢？给刘晓庆？还是给他的哥们？如果是给刘晓庆，那尽可以让他打；如果是给哥们、哼，我倒是正想找几个见证人呢！ 姜某打完了电话，我们又继续往前走。到了北影的住宅区，他又站住了，彬彬有礼地问我：“我可以再打一个电话吗？” 哼！既然对方表现得那么绅士，我也不好太失礼：“你要打就打吧！” 这一回，他打了很长的时间。在等姜某的时候，我碰到了《无情的情人》的剪接，就托她去我家把我哥哥找来。为什么要找我哥哥呢？我想，我要是和姜某并排一起走，明天电影界又会爆出一个大新闻；可是，如果我不和他一起走的话，我又保不准他会不会溜掉。 姜某打完了电话，我哥哥也恰好来到了。于是，我走在前面，哥哥和姜某走在后面，就这样，我们在北影厂绕了两圈。 可是，偏偏那一天，北影厂里人迹稀少，我们基本上没碰到什么人。哥哥和姜某还在后面说着话，真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 本来，我想把姜某带到灯光师赵某某家，因为我想这件事应该让一个刘晓庆熟悉的人知道，可偏巧老赵不在家，于是，我只好回去自己家。 一进门，我就到一间屋子里把录音机打开，然后把姜某领到了另一个房间。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知道，任何一个不是“大男人”的男人，他们很有可能在事情过去以后翻脸不认账。 我和姜某面对面地坐着。 我盯着他看了很久，平静地说：“你把你和刘晓庆的事写出来。 他猛地抬起头来看着我，从他的目光里，我看出了他的不情愿。 这时，我把书架上的一把小折刀拿到手里翻来翻去，眼睛狠狠地盯着他：“你必须写！” 他迟疑着，好像期待会出现什么转机。 那是一把不到十厘米的小折刀，我下意识地把它打开，突然又有些后悔。如果想让这小刀带着恐吓的话，它的确显得过于纤细了。我对自己的这个举动格外不满，禁不住失望地把小刀合了起来，不经意地在桌子上敲…… “你快写！我的语气仍旧是坚定的。” 不知是我咄咄逼人的气势占了上风，还是我手里的小刀起到了什么作用，他迟疑了一下，还是拿起了笔。 姜某在那里写着，写完一张，团了；又写了一张，还是团了；好不容易递到我手里一张，还没等我看完，他又说不对，也拿回去团了。前前后后，他…共写了六张，我知道，他团的那些，可能是拿给刘晓庆看的，也不知道他最后会拿出哪一个版本？ 我手里终于拿到了留有姜某笔迹的这张纸，上面写着。 一丸八七年在苏州拍戏，我与刘晓庆开始建立恋爱关系（包括两性关系）。 一九八七年底，我得知她已正式嫁人后，仍继续追求她，保持这种关系。 哼！这个男人，我真佩服他了。在他的这张纸上，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了女方。他和她建立恋爱关系的时候，不知道她已经结婚，言外之意，他在说：“我是个不知者，不是不知者不怪吗？”我当然就没有什么责任了！ 当时，我打心里为刘晓庆难过：你怎么会爱上这样一个人？ 我看完了这份东西，姜某又把它要了回去，说：“我想添几个字。” “你要添什么？” “我想加上‘因为我爱她’。” 我心里马上又明白了：这下子，你不但没有了责任，反而有了正当的理由。是啊！爱是人正当的权利嘛！在不知道她已经结婚的情况下去追求她，那还有什么错误？世界上还有这么聪明的人？真是大让我长见识了！ 我轻蔑地看着他，然后把那份东西又递给了他：“可以。” 他想在后面添上那句补白，可是却发现自己已经在“保持这种关系”后面画上了句号，只好又把那张纸团起来，重新写了一份交给我，上面还签上了他的名字及“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一口三点二十分。 这时，电话铃响了，哥哥接了电话，一句活没说，把电话递给了我：“是刘晓庆。” 我接过话筒，“啪咯”一声挂断了。 电话铃又响了起来，估计还是她。我动也没动。 哥哥示意我接电话，我才慢慢地把后筒拿起来。 “喂？是我。”电话里是那熟悉的声音。 “我早就听出来了。” “你怎么样？” “还活着。” “我……” “你要说什么尽管说。” 她在那边迟疑了好一会，才吞吞吐吐他说：“国军，如果你还想要我，就不要打他。” 打他？她真是一直也没有了解过我，“没有别的话了吗？” 她在电话那边哭了起来… 我撂下电话，手里拿着姜某写的那份东西，看了起来，这时，姜某竟然长长地呼了一口气，好像大功告成的不是我，而是他。 看着手里的这份东西，我觉得很可笑，的确，姜某正是像他同学说的那样，不是一个敢于为爱情决斗的男人，即使是在这种仅有硝烟没有战火的时候，他依然采用了这样一副勇于推卸责任的卑微嘴脸。如果他是一个真正的男人，在这种时候，他会把所有的责任都承担在自己的肩头而保全自己心爱的女人，可是，他却…… 我不禁为刘晓庆难过起来：女人啊，为什么你总是被花言巧语所蒙蔽，永远也看不清那些男人真正的嘴脸？ 这份东西已经到手，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我把姜某带到了厂长办公室。当时北影厂的厂长还是胡某某，他见我领着姜某进来，有些愕然。 厂长示意我们坐下，我却依旧站在那里。把那份东西递给了厂长，等他从头到尾看完一遍，才提醒他注意：“厂长，你看，这上面写的是三点二十分，而现在是三点三十二分。厂长的目光又回到了纸上。 等他再次抬起头，我已经转向姜某：“好，姜某，我骂你了吗？” “没有。” “我打你了吗？” “没有。” “那么，这份东西是你在我的要求下，在非暴力威胁的情况下自己写的，对不对？” “对。” 哎哟！此时的他是那样的温顺，那样心悦诚服地认错，他的谦卑使你几乎不忍心去惩罚他。反而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同情。 “好了。厂长你听到他刚才说的活了，那么这份东西是他自愿写的。我把那张纸收好，放到口袋里。” 这时，姜某站了起来，拉着胡厂长的手，一再说，“老厂长，对不起，我年轻……” 我实在没有兴趣看他那副卑躬屈膝的样子，跟厂长道了声“再见”，转身离开了厂长办公室。 站在厂门口，我禁不住有些寒心：我不期而遇地搞到这样一份证据，可以算是人赃俱获了，可是，我怎么再和刘晓庆一起生活下去呢？ 还不容我想得更多，另一种愤怒马上又索绕在我心问：刘晓庆，你跟我保证过和他一刀两断，你怎么还在骗我？ 这种念头使我以最快的速度赶回了酒仙桥。 回到家里，老人们带着惊恐的神色告诉我发生了什么，半个小时前，刘晓庆回家收拾好所有的东西。离家出走了。随后，他们又问我出了什么事，我全部告诉了他们。我知道，那一刻对老人们来说是残酷的，他们亲耳从女婿的嘴里听到女儿与别人发生不正当关系的事实，而且还人赃俱获。可是，我想他们也完全明白那件事对我意味着什么样的打击。 也许是为了平息我的怒火，他们把老巴请来陪批，我和老巴跑遍了北京城，寻找刘晓庆的下落，我知道，刘晓庆这时肯定不会在北影厂，也不会在姜某的家里，唯一的可能，就是在一个值得我信任的朋友那儿。我们找了好几个朋友家，最后，才在广电部老张家里找到了刘晓庆。 刘晓庆回了家，被安置在楼上老巴的家里。接下来，是一片寂静，可怕的寂静。 晚上，刘晓庆也许想试探什么，从楼上下来了。她面无表情地在卫生间里洗漱，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 我很想把姜某写的东西拿给她看，让她知道自己到底爱上了怎样一个男人，可是，我不知道这样做对刘晓庆是不是过于残酷了。 我走进了卫生间，站在那里，默默地看着她。她像看一个陌生人一样看了我一眼，又继续往脸上擦着晚霜。我随手把卫生间的门关上了，坐在澡盆上，默默地看着她，看着镜子里她那张略微有些歪的脸。 沉默了很久，我才开口：“刘晓庆，想不到我们走到今天这一步，怎么办？老已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自己都没了主意。 听到我的问话，刘晓庆停了下来，隔了一会，她看着我说：“我们去死吧。” 我像被什么激了一下，抬起头看着她的眼睛。 她依然十分平静地对我说：“我们自杀吧。” 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形容我当时的心情，震惊？感动？还是难过？她，一个女人，也有勇气面对死亡，而我这个全身心爱她的男人又有什么理由不陪她呢？况且，这么多纠缠不清的往事，这么多无法承受的屈辱，这么多不敢面对的真实，这么多……大多了！多得让我连想的力气也没有了。好吧，还是让我们俩用死来殉那份曾经真挚、曾经壮烈的爱吧！ “怎么死呢？吃安眠药？” 她笑了一下，“安眠药不是都让你吃光了吗？” “那……我们……上吊？ 她冲我点了点头。 于是，我抬头向天花板看了看，还好，有一根足够强壮的暖气管，也许能承担我们两个吧！那．我们就死！死了更好。 我找了一根铁丝，系在那根暖气管上。 现在想起来，刘晓庆当时还是那样沉静、那样从容，看来，她的确下了决心。 就在我系铁丝的时候，母亲也许觉得有些不对劲，从房间里出来，敲着卫生间的门。 刘晓庆冲外面扔了一句：“敲什么敲？等一下。” 门外的声音停止了。 我把铁丝系完，默默地看着刘晓庆。她依旧平静地站在镜子前面，用纸巾擦着脸，也许，她在试探我，或者，在打什么主意？ 我们俩默默地对视着，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突然，她开口了：“我还有话对父母说。” “当然，你去说好了。”我打开了卫生间的门。 刘晓庆一步跨了出去… 接下来，发生了一件我绝对想像不到的事情。她突然抓住母亲的手，转身面向我，却对母亲说：“妈，他要杀我！” 我是搞电影的，知道什么叫反差，可是，那一次的反差强烈得让我都感到惊讶，以致于竟然失声笑出来。 我该从哪个角度理解她呢？称赞她高超的演技，显然会有嘲笑她的执著之嫌；也许，我更应该佩服她在于钓一发之际智慧的即时反应吧。只是，我并没有让她去死，是她自己先说要一起去死的，我不过是遵从她的旨意，怎么转眼之间我竟成了杀人犯？她的即时反应里大概也包含着这种撒谎的本能吧。 既然她没有勇气和我一起殉情，那么这只不过是个愚人节的小游戏罢了；只是，她的母亲对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把那节铁丝作为我想杀害刘晓庆的证据。哼！既然是愚人节的把戏，我也用不着再费力气把那根铁丝取下来，还是让它留在那里，或许会成为一个坐标呢！ 现在回想起这件事，我更觉得悲哀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母亲都要欺骗的话，她还能真实地面对谁呢？她又从哪里获得那种相互信任的安全感呢？ 那一阶段，我和刘晓厌之间的感情变化就好像是高原的天气，一会是狂风骤雨，一会又雨过天晴，每一次风暴的来临，都是因为我发现自己又一次被欺骗，现在看来，当时确实像在进行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我当时最大的希望，还是要赢，要从第三者手里把自己心爱的女人夺回来。我知道自己的这种希望是出于一种爱面子的心理，自己的女人被一个比自己小十来岁的男人夺走了，我无论如何也转不过这个弯来，为了把刘晓庆夺回来，我从各方面都希望表现得比对手强，并且不断鼓励自己要打赢这一仗。 暴风骤雨过去后，一切又部恢复了平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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