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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岳池再往东去，翻过华蓥山，便是连绵不断土地贫瘠的高岭低谷，一直连着大巴山区，于是当年也算是川北的一等县的岳池，便很有些惹人眼馋，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银岳池”的美称。 因为富足并且不偏僻，这里也出人材。一旦有了国门开放的机会，大大小小的士绅子弟们便不只是在书房里读那些八股文章，也经重庆，出夔门，到汉口、南京、上海、北京乃至东洋日本留学深造。回来之后，也有就在外地做官，尔后衣锦还乡买田置地光宗耀祖的；也有故土难离，立志服务桑梓，发誓在家乡建一番功业的；当然也有仕途不顺，便学陶公挂冠归隐，闲居乡里的……这种风气代代相传，到了本世纪初，越是兴盛起来。 早年县城里出过一些大人物，别的可以省略不说，而康家吊楼子却是城里妇孺皆知的。这是一座很有点气派的大宅子。在这里，出过清朝的翰林大学士，还放过外省的主考，为此城里专门修了一座翰林院，以纪念这位为家乡父老争了光彩的人物，康家也因此成了在地方上很说得起话的名门世家。可是渐渐地，这个家庭便不大景气，到了辛亥革命之后，主持家政的康老先生，到老来也只挣了个候补秀才的名分，两个儿子却连这点功名也没有，就废除了科举。眼下家中虽然还硬撑着书香门第的气派，却是明显地中落了。 家境不顺畅，心境也就不好，到了临终之时，老人眼看着围在身边的儿女子孙们，还免不了为他们担心。两个儿子虽说没有功名，却好歹还有些祖上留下的家产，最令老人不放心的是他的那个女儿。想当初，自己为这个掌上明珠找了个好婆家：公公陈尚之是渠河边赛龙场的陈家坝子上有名的大绅粮；女婿心地宽厚，脾气也好；家中开了个药铺，自己行医号脉，日子也还过得去。加上陈家九弟兄，是个望族，读书的多，做官的也多，人家都说自己把女儿送进了福窝窝里。可是天负人愿，没想到陈尚之自己不争气，很快就把偌大一份家产败得精光，不久前连女婿也去世了，留下这个弱女子拖着四个孩子，全靠为人做些针织活儿，日子也实在过得艰难。 想到这些，老人长叹一声，吩咐大儿子把家里的衣服杂物收拾一些，让女儿带回去。 没想到旁边突然冒出了一个小姑娘的声音：“我们不要。”老人有些意外：“为啥不要？” 那小姑娘抬头看看母亲，朗声说道：“我妈说的，人穷要穷得硬气，饿要饿得新鲜，要了人家的东西，就会让人家看不起。” 老人昏花的眼睛猛地一亮，一拍床沿，连声说：“好、好、好！人穷志不穷，将来一定有出息，把她送进城来，让她读书！” 这个小姑娘，就是我。我是一九○○年出生的，那时候只有七八岁。 外祖父去世之后，母亲死死记住了他的话，把两个姐姐送人做了童养媳，家中拖着得了痨病的大哥，还是千方百计凑了些钱，把我送到外婆家，在大舅的照拂下上了学。大舅是个厚道人，他和二舅有大大小小的四个女儿，年岁都和我差不多。我体谅母亲的苦心，学习很是努力，成绩好，可是一想到自己家里穷，总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好在外婆心疼我妈妈，对我格外宠爱，常对人说别看我这外孙女儿命不好，可是自小聪明，常言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要是又兴个什么新科，我家玉屏，说不定就会中了个女状元呢。 可是外婆宠坏了我，以至我一到外婆家，就“聚众造反”，把这个从来都规矩森严的大家庭搅得一切都乱了套。 此时，虽然张澜先生①已从日本回来，在毗邻岳池的顺庆（今南充）开了“天足会”，力倡扫荡陋习，但岳池城里仍然是男女七岁不能同席，女子上十岁出门就得坐有门帘的车轿，缠足之风依然盛行。我进外婆家，都快十岁了，还是一双天足。老人家一看就说我们这样的人家，女儿家哪能没有规矩，将来人家还说是她外公不在了，我没有教好。说着就让舅妈用长长的布条子给我缠足，完了还用针线缝上，任我哭也好，闹也好，就是不理我。我自小任性，在家里都是不受人管的，哪里受过这样的罪，一气之下，就悄悄找来一把剪刀，白天强行缠上了，晚上我就拆开缝得密密麻麻的针线，把裹脚布剪成碎片。一连这样干了两次，舅妈没办法了，和外婆默默相对，在堂屋里坐了半天，最后外婆长叹一声，只好作罢。 这下子我可得意了，在几个表姐妹中间一鼓动，被缠足害苦了的姐妹们，都闹着把脚放了。从此之后，几个表姐妹成天跟着我一起进进出出，俨然把我当成了“首领”。到后来，我们上学连轿子也不坐了，甚至嘻嘻哈哈结伴逛街进馆子，还去后山看男中的学生打篮球。 本来康家的姑娘们，就长得一个赛过一个的，又是书香世家的女子，从前出门都是车子来轿子往的，世人们只有所闻，未见其人。这下子一露面，而且个个都成了不服管教的“野马”，自然引得舆论大哗，常常我们一上街，后面就会跟了一大群。大舅是个厚道人，外公不在了，外婆又管不住，他自然也拿我们没办法，在外面听了什么闲话回来，只有叹气。我们几个一合计，觉得这是那些人拿我们没办法，就去欺侮大舅这样的老实人，得收拾收拾他们才行。 机会终于来了。一次，一个老表看见我们在街上走，引得遗老们指指点点，就跑到家里来对大舅和二舅说：“大叔二叔，你们还是把几个女娃子管一下嘛。男女授受不亲，七岁不能同席，这些老祖宗立下的规矩当真就不要了么？你们这样人家的女儿，满街抛头露面的，像什么话哟！” 我一听这话，心想正找不到是哪个在作怪呢，原来是你这个假正经，连忙把几个表姐妹都喊上，跑到他家大门口指名道姓地把他喊出来，指着他的鼻子大吵大闹：“我们在街上走，关你什么事？” “你守规矩？你咋不把清朝的袍子穿出来呢？表嫂出门咋不拿块布把脸遮起来呢？” “男女授受不亲？你那天咋跟一个女的亲亲热热、又接又送的？” “男女授受不亲？你屋里也有女人嘛，你咋就要喊些男的到屋里来呀？” “你和表嫂……” 表嫂在屋里听到了，气得眼泪花花的，出来委委屈屈地说：“你们说他，莫要牵扯我嘛，我又没惹你们。” 这个老表，没想到堂堂正正一个大男人，却让几个小姑娘堵在自己的大门口当场揭短，看着门外围着的那么多人，气得脸色发青，语无伦次的，突然蹲在地上，捂住脸呜呜地哭了起来。闻讯赶来的大舅在旁边，急得不知咋办才好，我们却得意洋洋，乘胜而归。 后来，有好心的人对我大舅说，别看你家那陈三姑娘，才呀貌的在这几个女儿中间数得上人尖子，可是心气太高，生成了个男儿的命，将来是要吃苦的。 就这样，我一边带领姐妹们胡闹，一边又以优秀的成绩一年读完了初小，又一年半读完了高小，接着进了岳池女师读书。那时，早有张澜先生在顺庆开办端明女学的先例，而后建立的岳池女师作为“男女平等”的榜样，为渴望自由的闺秀们开出了一方天地，在川北地区还是有些名气的。在女师读书的那几年里，除了康家姐妹外，我还和一位叫陈德贤的女同学十分要好，每到假期，都要到她家里去住上一段时间。 德贤的父亲叫陈怀南，算起来和我父亲还是同堂隔房的兄弟，我叫他二伯，家中也是几百千把挑谷子的大户，自己还到日本留过学。他治学严谨，又是见过世面的人物，在岳池教育界很有声望，还是县里的议员。在老辈子面前，我说话行事不敢造次，加上人慢慢长大了，性格中也添了些许矜持，居然被夸为“温文尔雅，聪慧好学”，讨得了二伯和二伯母的喜欢。 二伯嗜好书画，家中藏有《芥子园画传》，闲时也爱涂上几笔，还教我们几个姐妹配诗作画。在这方面，二伯对我尤其看重，说我的悟性好，只要持之以恒，将来一定会学有所成，使我与美术结下了不解之缘。只是我这个人，连画画也和当时的大多数闺阁女子不一样，虽然习的也是晚清时期盛行的文人工笔画，可是我不仅仅画花鸟虫鱼，还画人物；而且画的人物也不仅仅是那些古装仕女，还爱画《三国》、《水浒》插页上的“天罡地熬”们。我喜欢张飞，也喜欢关羽，还喜欢《水浒》里鲜鲜活活的一百单八将。我曾花了很大的工夫，将这些人物全部临摹下来，装订成册，在班上流传，而且很是得意。 我画画用的颜料，也与别人不同。工笔画又被人称为“功夫画”，哪怕是黄牛身上的毛，也得细心地一根一根地去描，还得描出每一部分毛色深浅不同的层次来，这就得静下心来，半点也浮躁不得。如此花费工夫画成的画，要想留它个天长地久，就得寻找那些既不容易退色又有特色的颜料。比如说胭脂花的种子，将那层黑壳剥去，里面的那一包细滑粉末就是极好的白色颜料；将一种中药点燃，让那黑烟熏在一只细瓷碗的碗底，那凝在上面的烟灰就是极好的黑色；那些长满了苔藓的石头，用一般的颜色是调不出来的，只有去山涧里找一种青色的石头来磨，画出来既真实又不退色；墨也要好的，若是一时买不到好的，就自己来炼，炼出来的墨又黑又亮，还有一种奇特的香味。这其中的奥妙，这些年来许多人百思不得其解，总想打听，而我不过一笑置之，从来也没有告诉过谁。 转眼之间，我从女师毕业了，因为成绩优秀，被留校任教，教授国文、自然和美术。那一年，正赶上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新思潮也冲击着小小的岳池县城，不仅是青年学生，连县议员们都分成了两派，常在茶馆里展开辩论。二伯既有旧学根底，又不排斥新学，每逢星期一，照例在家里开堂讲学。全县教育界一些出类拔萃的人物，连同他自己的得意门生和两个儿子都要来听课。我哪里肯放过这样的机会，可是这位老先生对于女孩子，尤其是对我要在这广庭大众中露面，总还是有些犹豫。到后来，总算是想出了一个折衷的办法：让我和德贤躲到门帘后面去，他管这叫“垂帘听课”。我高高兴兴地和德贤一起往她家走，谁知刚到大门口，就碰见了她大哥陈远光和另外两个男孩子。远光大哥一见我就站住了，故意大惊小怪地说：“哟，陈玉屏，岳池县的大美人儿，怎么肯上我们家来了？”说着他们就嘻嘻哈哈地跑进了大门。只有一个大个子不笑，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自己的脸却先红了。 我自来不把男孩子们当回事，怎么肯让他们来讥笑我，正要发作，却被德贤一把拉住，问我认不认识那个大个子。我赌气说认不得，德贤一听，笑着说：“你怎么连他都认不得啊？他是我大哥的同窗好友，叫廖玉璧，外号廖大汉，成绩是学校最好的，还会吹箫、打篮球，你还难为过人家呢！” 德贤这么一说，我记起来了。那年的端阳节，我和姐妹们一起到翰林院去踢毽子玩，一群男孩子在后面跟着起哄，被我们一阵乱骂之后，所有的男孩子都一哄而散了，只有他从后面追了上来。我正想这人的脸皮还真厚呢，他却拿出了一根黄瓜，说对不起，这是你们刚才跑掉了的，还你。这一下，刚才还尖酸刻薄的姑娘们，一个个都窘住了，最后还是我把手一挥，说：“我们不要了，送给你自己吃吧！”反而把他闹了个大红脸。 后来有人告诉我，这人是男中（即县立中学）的篮球队长，再后来，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我专门去看过他打球。我不再说什么，和德贤一起进了屋，躲进了帘子后面。其实，小小的门帘，哪能挡得住姑娘们的好奇心，我和德贤掀开门帘的一角，对堂上的人物评头论足，那个被德贤称为“廖大汉”的人，特别引起了我的注意。别看他腼腼腆腆的，在姑娘面前只会脸红，一旦起身言论，却语惊四座，不是“内附权贵，外结强邻”，就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一副忧国忧民的热血心肠，真令人为他的大胆捏一把汗。除了听课之外，我们每周还要做两篇文章，交二伯批改，于是我想方设法，将廖玉璧的文章借来一读。当时男中的新潮空气很浓，学校公开订有《新潮》、《新青年》等进步杂志，提倡白话诗，还开演讲会。每当杂志上有了什么好文章、新观点，远光大哥、廖玉璧和几个要好的同学都要到陈家来争论一番。一向心高气傲的我，在一旁听得如痴如醉，对于他们几位，尤其是对比我还小两岁的廖玉璧佩服已极，每每看罢他的文章，或者听了他与人的争论，我都要激动很久，甚至彻夜难眠。渐渐地，我往陈家的走动更勤了，总是希望能在那里看到玉璧，而且几乎每次都能如愿，我相信他也是极愿意见到我的。 终于有一次，远光大哥悄悄递给我一封信，我打开一看，竟是玉璧写的，他要求和我“见面”，把我着实吓了一大跳。他所说的“见面”，其实就是“五四”时期在进步青年中很流行的“约会”。在这川北小城中，男女一无媒妁之言，二无父母之命，就私自“约会”，若是传了出去，那可不得了！ 慌忙无计，我去找德贤商量，谁知一向拘谨的德贤却诡秘地一笑，说约会就约会嘛，有什么了不得的。我说：“你这个死女子，咋敢这样说话，要是传出去了，那可咋办！”德贤一听，说：“你这个人，平时那么激进的，怎么一到关键时候就打退堂鼓了？你不是喜欢他吗？莫要错过了机会哟。”我还要说什么，德贤却一摊手，说：“我实话对你说吧，这事，是我大哥和他一起商量的。” 几天之后，二伯讲完课，到茶馆去了。远光大哥等人们都散了，连忙关了大门。德贤把我拉进了她的闺房，那个“憨大胆”正脸红筋涨地坐在那里等着呢。 德贤兄妹哈哈一笑，就要走，我连忙拉住，说你们走啥子嘛，又不是认不得的人。于是他们就陪着，东拉西扯地说了些不着边际的话，趁二伯还没回来，连忙散了。这件事就这么开了头。以后玉璧常常买通他们学校的勤杂工给我送信，我也常常明里暗里和他见面，听他讲《新青年》，讲孙中山，讲个性解放……那时候我暗暗奇怪，这个一向被认为沉稳内向的人，发起议论来却如此滔滔不绝，从前真是错看了他。 我和玉璧自由恋爱的事情渐渐传开了，街头巷尾有了传闻，别人我们倒不在乎，二伯那一关是非过不可的。这事首先由远光大哥去给老人家做工作。二伯听了，很犹豫，觉得我虽然家道中落，但毕竟祖父是有过殷实家产的大粮户，父亲本人还做过当地的议员。再说我在外婆的书香门第中长大，人品才貌不仅在康家的姐妹中间，就是在岳池城里也是屈指可数的，也算得上名门闺秀了。当时周围几个县里都有人来说亲，一个个都是有田产有地位的士绅子弟，有的还在北京、南京读书甚至做官。而玉璧的家，住在离县城百余里的黎梓卫太阳坪村。他的父亲早亡，小时候家里很穷，给大地主张玉如家放过牛，后来祖父和叔叔做生姜生意赚了笔钱，回来办起了纸坊，才有钱送他进城读书他家不过是个才发起来的小粮绅，不仅家境和我相去甚远，本人也没有功名，怎么说也配不上。 远光大哥说了半天，很为难。我没办法了，只好硬着头皮，自己出马。我说：“二伯，你是因为我是陈家的姑娘，过于偏向我。若论家庭门第，玉璧家里确实比不过，可那都是从前的事了，后来我家里穷成那样，比起玉璧的小康之家就差远了。我现在能够不受人欺侮，不过是因为外婆家的厚爱。再说，最贵重的是人，拿人和人相比，玉璧胸怀大志，比起那些公子哥儿、纨绔子弟，要有出息得多。” 那年月，我虽然激进，可是一个大姑娘自己出面来说这样的事情，也实在是不得已。二伯虽然注重门第，却不嫌贫爱富，对玉璧这样品学皆优、又有独立见解的学生，本来就很器重，再加上听了我和陈家兄妹的这些话，觉得也不是没有道理，更何况看我是铁了心，也就不再反对，听之任之了。 一九二○年，玉璧从男中毕业，到成都高师附中继续求学，我们便自行订婚了。消息一经传出，立即成了茶楼酒肆中的特大新闻，说我这样大户人家的女儿竟然不要媒人聘礼，自己就同一个放牛娃儿把婚事订了，实在是不成体统。我不听这些闲言碎语，只管和玉璧通信。玉璧就读的成都高师，是一所很有名气的学校，当时由王右木①任学监，教日文；张秀熟②是国文老师，后来吴玉章③担任了该校校长，恽代英④也来任过教，还有任正格等一批留日归来的同盟会员。玉璧一进高师，就和德贤的哥哥陈远光等人一起，加入了学生会，成了其中的主要成员。接着还参加了王右木亲自创立领导的马克思主义读书会和ＣＹ（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震惊一时的反对军阀侵吞教育经费的“教育经费独立运动”中也是积极分子。我不断收到玉璧寄来的书报杂志，其中有《新青年》、《小说月报》和鲁迅的书。这些书刊很快引起了不少老师的注意，每逢玉璧一有信来，大家就要争着“排队”。可是有一次，正争着抢着，突然都不开腔了，然后一个个悄悄地走开。我觉得奇怪，回头一看，才知是我们学校的校长刘灼山来了。 ２１双枪老太婆 ① ② ③ ④恽代英：江苏省武进人，中共早期著名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一九二二年曾在四川工作，后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宣传部长，党的第五、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参加并领导“八一”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一九三一年在南京牺牲。 吴玉章：四川荣县人，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著名的历史学家和语言文学家。早年为救国图强留学日本，并被选为同盟会评论员，回国后积极参加各种革命活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此时正为筹划著名的四川顺（庆）泸（州）起义而积极准备，一九六六年去世。张秀熟，一九二六年四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地下党川西特委书记、四川省委代理书记，解放后曾任四川省副省长、人大副主任、教育厅厅长，一九九四年去世。 王右木：四川江油人，四川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和四川党团组织的创始人之一，一九二四年去世。 23 这个刘灼山，早年也是同盟会的成员，可是德行却极不好，在学校一贯专横跋扈，搞奴化教育，还毒打学生，大家对他都恨之入骨。他拄着黑拐棍走到我面前说：“陈玉屏，今天下午你的那班学生不要上课了，给我老爹做些纸人纸马，清明节快到了，我要去扫墓。” 我瞪了他一眼，说：“我是来教书的，又不是来给哪个做纸人纸马的。” 他也把眼一瞪说：“做纸人纸马又怎么了？就委屈你陈玉屏了吗？教员是我请的，就得服我管。” 我一听，就冒火：“什么？教员是你请的？要服你管？那好，我不干了！”说完一转身回到教室，把刚才的事情全部对学生抖落出来，然后一昂头，出了学校。 那时候一个姑娘家，得张聘书不容易，我一气之下退了聘，硬着头皮回到大舅家，把事情给他讲了。一向厚道的大舅，也气得在院子里走来走去，不住地说：“退得好，退得好。人活就要活得有志气，此人如此不讲道理，要跟他理论理论。” 我想了一夜，也觉得不能就这样便宜了刘灼山，第二天就回到学校，找到几位平素要好的同事商量，决定打他的“代邮快电”，拿时兴的话说就是发传单。我们拟出了刘灼山的十大罪状，记得其中有几条是搞奴化教育，打骂学生，贪污公款，全家人在学校吃饭不给钱；还有吸食鸦片，在学校给军阀选姨太太，强迫教员和学生做纸人纸马等等，不堪为人师表，更不堪为一校之长。这份代邮快电到处张贴，整个岳池都炸开了。女师的师生们本来就恨透了他，趁着这个机会全校都罢了课，“打倒刘灼山”、“刘灼山一日不出学校，学生就一日不上课”的口号喊得天响。刘灼山眼看收不了场，就去把县长和教育局长搬来，才把这件事情压了下去。可是他的女师校长当不成了，只得卷起铺盖卷儿一走了之。 校长被我们赶走了，可是我也教不成书了，幸好玉璧也从高师毕业回来，我们就于一九二三年一月举行了婚礼。我这个心高气傲的陈家三姑娘，从县城里那座深宅大院里，嫁到了渠河边黎梓卫镇的太阳坪，嫁到了这个离华蓥山不过五六十里的小村庄。玉璧的妈妈和所有的人，都拿我当成天上下来的仙女一样，小心又小心地捧着我，护着我。可是这里的一切，和我以前的生活差得太远太远，我什么也做不了，也什么都不想做，于是偌大的一个院子，就显得太安静，太闲适，闲得我真有些受不了。我常到黎梓卫街上去走走，看绿树掩映下小镇的粉墙青瓦，看渠河的水清悠悠慢悠悠地流，看水码头上那些大大小小的船，装满这四乡八场的土产山货，只听得船老板一声吆喝，它们就沿着这条清清的渠河，下重庆，去武汉，到上海…… 难道我这辈子就死守在这小山村里？难道我连这些土产山货都不如？难道我就不能走出去，到一个更广阔的一个容得下我的世界？ 于是我和玉璧说服了母亲，卖掉了分在自己名下的部分田土，然后和远光大哥、玉洁表姐，还有玉璧的好友岳刚一起，到南京去读书。 我们从黎梓卫码头上船，先到合川的石龙场，然后翻山沿小路到重庆，这样就能避开当时军阀们在沿路设下的许多关卡，省了好多麻烦。我和玉洁长了这么大，却是第一次出远门，坐在小船上看什么都稀奇，正叽叽喳喳地高兴得不得了，一回头却看见玉璧沉着脸一声不响。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见一群纤夫，光着脊梁在铺满卵石的河滩上一步步地爬行，他们的头几乎点着了地，从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号子声。我一下子觉得山也不青了，水也不绿了，偎着玉璧轻声地说：“他们……真苦。” 玉璧长叹了一声，说：“是啊，现在好多地方，水上都开始行汽划子机轮船了，我们这渠河上，还靠着他们拉纤。” 我说：“为什么？是船老板们不愿用汽划子吗？”玉璧看着那些纤夫，说：“怎么会不愿意，可是那都是科学，是革新，需要有人来提倡，来扶持，来为它而奔走呼唤。如今川内军阀们各据一方，忙的是派粮派款，巧取豪夺，打内战，搞得民不聊生，谁还有心来做这些啊！这样下去，我们四川，我们中国，怎么富强得起来，怎么会不受外国人的欺侮！” 我的全部兴致，一下子被这些在江河上拉了千百年的纤夫们，打消得干干净净的。 到了重庆，我们在离千厮门不远的汇元客栈住了下来。一放下东西，我和玉洁就忙着要上街去看稀奇，可是却被玉璧他们拦住了。我坐在旅馆里等着船票，心里闷得慌，咕噜着说：“岳池城里那么封建的地方，我都不怕，怎么到了这样文明的大城市还上不了街了？”玉璧却说：“你呀，就是简单，以为这大城市就比乡下好了？” 这天晚上，我和玉洁突然被隔壁间一个女孩子的惨叫惊醒，连忙翻身下床，披上衣服就要去看出了什么事情，谁知一打开门就被玉璧堵了回来。第二天，我们才知道是军阀奸污了一个小姑娘。客栈里洗衣服的大嫂只是摇头，说：“这些事情，多啊，多得很，不稀奇。重庆这地方，就这么糟。” 我完全没想到这个自己向往很久了的大城市，会是这个样子，心里真是有些害怕，成天脚跟脚地跟着玉璧，一步也不敢离开，就这样在旅馆里呆了三天，终于等到了船票。我们都高兴得不得了，收拾着起身要上船，玉璧却突然说：“我不坐这趟船了，你们和远光大哥先走，我要到成都去会一个朋友，然后再来南京。” 我一听心里就不高兴：“什么不得了的朋友，比我还要紧？这兵荒马乱的年月，你就放心我一个人走？你那朋友的事情，给他写封信去不成吗？” 一向让着我的玉璧，这次却只是温柔地笑笑，一边继续收拾他的东西，一边说：“那咋行？我跟人家约好了的，总不能不守信用嘛！再说也去不了几天，很快就会赶上你们的。”说着悄悄地吻了我一下，真的就一个人走了。 我在大舅家，历来都是大家听我的，没想到结婚才几天，玉璧就这样对我，气得我真想大哭一场。可是我哭不出来。人，是我顶着那么多的风风雨雨自己选定的，一结婚就吵架，岂不是让人家看笑话？ 我看着他的背影，咬咬牙，只好和玉洁表姐他们一起起身了。到了宜昌，我们在旅馆里等着换船，忽然听见楼下闹哄哄的，就跑出来扶着栏杆看热闹。只见楼下站着一群穿得漂漂亮亮的女人，其中一个在哭，另一个气势汹汹地挥着鞭子要打她，其余的人拉着那个在哭的女人，拿着几朵珠花劝她戴上，旁边围着一群歪戴帽儿斜穿衣的烂丘八。我们正在奇怪，不料其中的一个兵猛一抬头，突然指着我们大声喊道：“嘿，这上面还有两个好的！”说着便一窝蜂挤上来一二十个，七手八脚就要拉我们下去。 我和玉洁吓坏了，一边挣脱一边大声喊救命。刚刚从外面回来的远光大哥和岳刚听见喊声，三步并作两步地奔上楼来，冲进那些烂兵堆里就和他们打了起来。接着老板带着两个伙计也赶来了，说了一大堆好话，半是推拉半是劝的，才把我们救了出来。老板松了口气，看着惊魂未定的我和玉洁说：“你们这样的年轻女子，怎么敢出来到处露面？这些烂兵，什么事干不出来啊！” 我听了这话，心里更加委屈，要是玉璧在我身边，我怎么会受这样的欺侮。 多少年之后，我才知道玉璧在高师读书时就已经参加了ＣＹ（社会主义青年团），那次丢下新婚燕尔的我，也实在是不得已，他是去成都转组织关系的。 一个黄昏，船驶进了下关码头，南京终于到了。看着江面上那些飘飘扬扬的外国旗，想着一路上遇到的稀奇古怪的事情，我的心头沉重得很，只是觉得这个乱糟糟的社会，真是该改造。可是怎么改造，由谁来改造，我却不知道。古书上有过“移风易俗，君子之德为风”的说法，我真希望什么时候出来个圣人，一夜之间一切都会变个样子。 不管怎么说吧，南京毕竟是我生命中的一块绿洲，我期望一切都从这里重新开始。 我们到南京快一个月了，玉璧和他的两个朋友才到，大家投入全部精力复习功课，准备投考学校。每天早晨四点半钟，我们就到东南大学农场里去读书。这个农场在东南大学后门的北极阁，树林茂密，青草绿茵，一条小溪向东流去，溪上一座小桥，桥下的荷花开得很好，阵阵清香沁人心脾。来这里读书的人很多，我和玉璧认识了黄明、何超腾、何幻生等一批好朋友，这年秋天，我们几个一起，都进了南京东南大学。虽然很多人劝我学美术，我自己还是想教书，就考入了教育系；黄明在文学系，超腾在政治经济系，远光和玉洁表姐则转到上海考美专和文科去了。只有玉璧不知道发什么疯，那么好的成绩，却去考了体育系，说是中国人身体太差，学体育把身体练好了，才不受帝国主义的欺侮。进了大学，学习更紧张了。我和玉璧白天各上各的课，晚上要做功课，余下的时间玉璧他们还常关在黄明和超腾房间里开会，忙得连夫妻俩说话的时间都没有。当时我并不知道黄明是学校共青团的书记，只知道他家里很穷，没钱供他读书，他自己办了个刊物叫做《学诗》，就靠这个刊物卖点钱来维持生活。黄明这个人，平时对人热情谦和，可一旦争论起什么问题来，却是水清见底，不由得你不佩服。见他常和玉璧、超腾一起开会争论，我也想听听，但每次他们都把门拴上。有次不知咋的，一推门就开了，我便走了进去，他们一下子慌了，手忙脚乱地收拾桌上的书呀本子的。我觉得奇怪，就问他们在开什么会，他们你看我，我看你的，支支吾吾说是在开读书会。我一听很高兴：“读书会呀？我也来参加一个吧！”说着就坐了下来。他们口里说欢迎欢迎，可是接下来一个个都不开腔。我哑坐了一阵，玉璧不高兴了，瞪了我一眼：“你今天不做饭了？” 我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站起来转身就走了出去，心里却窝火得要命。看来他们是有事情瞒着我，可是我哪一点又不值得他们信任呢？他们是学校里的进步分子，难道我就不进步吗？我和你廖玉璧自由恋爱，和刘灼山作斗争，这些都不算进步？做饭做饭，你廖玉璧和我结婚，就想找个做饭的？！ 寒假，玉璧接到岳池县邮政局长熊尧蓂①的信，回了一趟家，正月间还没回来，一封上海的邮件又到了。我想一定是玉洁表姐和远光大哥来的，就把信拆开，谁知里面是两本《向导》杂志，还附了一封短信，上面写着“简文兄，上次委托之事，不知办妥否……老肖大哥问你好”，剩下的文字，我看了半天也不知道说的什么。我心里更奇怪了。这廖简文，是玉璧在家乡的小名，在这里是没人知道的，何况这人的签名我也不认识，还有什么老肖大哥。 没两天，玉璧回来了，我把信交给他，还没说话呢，他就火冒三丈：“你为什么要拆我的信？” 我莫名其妙地说：“信有什么拆不得？又不要你的。”“你今后不要拆了。” 我想起他平时对我东躲西藏的样子，一赌气说：“我偏要拆，拆了又怎样？” “拆信不道德，你不知道吗？” “嗬，这就算不道德了？那天下不道德的事情多得很呢！我问你，这信是谁写给你的？老肖大哥又是哪个？你成天什么事情都瞒着我，还说我不道德，我怎么不道德了？！” 这是我们结婚后，玉璧第一次对我发这么大的火，而且仅仅是因为拆了一封信。我委屈极了，气得哭了一场。半夜里，玉璧把我摇醒了，好言好语劝了半天，最后说：“今后除了家信之外，朋友来的信你不要拆。这里面有些很重要的事情，你又不知道轻重，万一说漏了嘴，泄露出去了不好……” 说了半天，还是不让我知道他的事情。我翻身坐起来，瞪着他说：“你告诉我，你们是不是在搞什么秘密组织？” 玉璧没想到我会这样问他，一下子说不出话来。我说：“你不说，我也不追问你，如果真有这事，我要参加。” 玉璧听了说：“也不是不可以，只是有一点，不该问的事情，你不要问；到时候条件够了，我们大家会通知你的。” 说了半天，是嫌我条件不够！我气得眼泪花花的，钻进被窝里不理他了。 玉璧没办法，用指头轻轻地刮了一下我的鼻子，这场风波就这样过去了。 一九二五年初，我在医院里生下一个女孩，取名宁君，小名江宁。有了孩子，又要读书，由于产后没休息好，我身体不大好，虽然请了保姆，还是觉得应付不过来。多希望玉璧帮我一把，可是他更忙了，常常是半夜三更不回家。不久，上海的日本人枪杀了纱厂工人顾正红，传单很快发到了南京，学校好几天没上课。紧接着，上海学生和群众举行反帝游行，又遭租界巡捕开枪镇压，酿成“五卅”惨案，在全国激起反帝高潮。六月三日，南京东南大学成立了学生联合会，玉璧、黄明和何超腾都是学联的重要人物，成天忙着组织全校师生上街游行，给罢工的工人募捐。我把才三个月的宁儿交给保姆，揣上几个烧饼，也参加了游行募娟的队伍，和何超腾、何幻生他们编在一个组。南京街头，愤怒的人流从一条街涌向另一条街，口号声惊天动地，不断有商人、工人和市民加入我们的队伍。每到一个街口，我们的同学就要站上长凳去演讲。群众涌进大大小小的商店，把里面的洋货统统拖出来，当众烧掉，整个南京城到处烟雾腾腾，火光冲天。 九日早晨，玉璧很早就起身了，要和超腾、幻生、黄明他们到下关合记洋行开办的工厂里去，那里被日本人看得特别紧，直到现在还没罢工。玉璧叫我这天别去募捐了，中午准备六七个人的午饭。当时街上什么也买不到，我把存着的腊肉和豌豆、海带煮了一大锅，一直等到下午五六点钟，他们几个才回来，都兴奋得不得了。 我见他们满头大汗，连忙倒茶倒洗脸水，这时才发现两个陌生人。一位穿着海苍蓝的洋布长衫，另一位外穿半新旧的毛蓝土布长衫和长裤，里面穿着白土布汗衫，长着麻子的脸上满是汗水珠子。玉璧叫他把衣衫脱了凉快凉快，他直说不热不用脱。幻生说：“你真不愧是个‘处女’，脱了长衫怕人家笑话吗？”他看看我说：“我怕密司陈说我没礼貌。”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黄明说：“我还没给你们介绍呢，你就开起玩笑来了。”我这才知道那位不肯脱长衫的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萧楚女①，刚从四川来。我在家乡读过他在《新蜀报》上发表的文章，玉璧对他也是很推崇的，没想到今天竟成了我家的客人。 刚刚才三个月的宁儿，看见屋里这么热闹，也手舞足蹈地在摇床里咯咯地笑。萧楚女走到摇床边把她抱起来，和几位客人嗬嗬地逗着，一边对我说：“密司陈，老廖他们挺厉害啊！我和老刘从上海赶来，还准备帮着组织一些大的行动呢，没想到他们已经搞得轰轰烈烈了……” 我对萧楚女很钦佩，觉得他既风趣又有才华，还是玉璧他们“组织”中的重要人物，说不定那封神秘的信里的那位“老肖大哥”，就是指的他。可是以后就再没有见到他，听说他很快地就回上海了。 萧楚女他们走了之后，形势很快就紧张起来，学联的成员很多被指名通缉，也有同学失踪，出去就没见回来。眼看风声一天天紧了，玉璧要我着手准备，随时都可能转移。一天，我到邮局去寄一封挂号信，催促家里寄点钱来，柜台里照例递出一张挂号单，我也照例在上面填上了自己的名字。出门的时候，一个军官盯了我两眼，我也没在意，径直回了家，然后换了件衣服，准备去学校。 刚刚走出大门，一辆汽车就在外面刹住了，一个兵从车上跳下来，对我说：“请陈玉屏小姐上车。” 我心里咯噔一下，反问他：“你找谁？” “找陈玉屏。” 看样子这个兵还不认识我，我往巷子深处一指：“陈玉屏没住这儿，在那边。” 那个兵一边往里走，一边说：“我们料定他两口子住在这里。” 我赶紧抱出宁儿，七弯八拐穿小巷到了学校。第二天一大早，警察又来了，可我们已经人去屋空。 这以后，我们连续搬了两次家，都不安全。眼看南京是不能呆了，玉璧说：“组织上让我们先把孩子送回家，然后转移到上海去。” 我问是不是“老肖”的意思，玉璧点点头。 不久，我们回川了。这时，何幻生已经离开南京到了上海。黄明也准备走，以后我们就失去了联系，也不知道他到底怎么样了。大约是一九二七年下半年吧，玉璧在合川县遇见何超腾，才知道幻生已在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牺牲了，听说是被“腰斩”的，死得很惨。超腾还告诉玉璧说，几乎在幻生牺牲的同时，萧楚女也在广州被杀害了。超腾自己，后来在万县死于刽子手王芳舟①的屠刀下。 我们在南京的几个好朋友，都这样壮烈地走了。后来我才知道，他们都是共产党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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