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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他们不由分说地拥着往前走,直说:“你们这是干什么呀?从大牢里出来,又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情……”陈吉庆说:“是说不上什么光荣,是喜庆!你不明不白地坐了一年多的黑监,今天算是无罪释放,不该庆贺庆贺吗?让天下的人都来看看,好是有好报的!” 就这样,我身上挂满了红花红绸,前面由陈吉庆亲自举着鞭炮一路放着,身边由郝疯儿、何太太和一群女人拥着,后面跟着一些由我从牢里救出来的男男女女以及陈吉庆的几十个兄弟伙。从衙门出来,在城里绕了一圈,然后过万安大桥,上百步梯,到了广济寺的一栋两层楼房前。楼前早已站了一大群人,拍着手说:“吉人天佑,欢迎欢迎!”然后随我一起进了屋。楼下的客厅里,摆了四张方桌,桌上放了几十个茶碗,旁边摆满了长长短短的凳子,两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跑前跑后地沏茶倒水,忙得不亦乐乎。郝疯儿她们一群女人又不由分说把我拥到了楼上,只见一张挂着真丝罗纹帐的大花床,上面放着崭新的缎面被子、绣花枕头和毛毯,屋里桌椅板凳、写字台、梳妆台一应俱全,一套全新的楠木家具,连桌上的温水瓶都是新的。 郝疯儿一边带着我参观,一边唠叨:“这套家具是陈大哥送的,床上的东西是我买的,灶房里的家什是姐妹们送的,这房子是陈大哥的一个兄弟伙专门给你腾出来的,你要住多久就住多久。看,还缺什么,我去给你买。”正说着,何太太拉过一个中年妇女,说:“大姐,这是我的一个远房亲戚,你就叫她牟嫂吧,是我专门从老家请来的,为你做做饭洗洗衣服还将就,人很勤快呢,有哪点不对的地方,你打也打得,骂也骂得……” 第二天,陈吉庆正式为我办了一桌席,请了几个他最要好的袍哥大爷到场,说是为我贺喜。酒过三巡,陈吉庆站起来说:“今天诸位大哥都在,听我陈某人说一句心里话:我也是四十好几的人了,在江湖上闯了大半辈子,见了不少的英雄豪杰,可是像陈先生这样的人物,别说是在女人中间,就是在男子汉中也是少见,实在是豪杰中的豪杰。老天有眼,让我陈吉庆这样一介武夫,结识了这样的贵人!我已经和几位兄弟商量好了,这码头上大爷的位置,是给陈先生留着的,只要你一出来,我就让位,今天一定要请你赏这个脸,不要嫌弃。” 我听了这话,大吃一惊。喝血酒、结兰交我都干过,可是下海“操袍哥”,这可没想过,还当什么大爷,我自己的事还干不干了?陈吉庆见我犹豫,一仰头喝下了一大碗酒,说:“陈先生,陈大姐,你不要推辞,我不但知道你现在的为人,连你过去的事情,我也略知一二。你一定知道我在刘湘的队伍当过团长,开到前线去打过红军吧?我的那些兵,哪里是人家红军的对手,一上去就兵败如山倒。当官的说我作战不力,把我撤了,我一气之下就回了家乡。本想解甲归田,却又被弟兄们拥了出来,坐上了这把交椅,当了这一方的总舵把子。这一回,我被仇家陷害,要不是你从中搭救,解我两口子于囹圄之中,我这个家,我的两个娃娃,还有重病的我,都不晓得成了啥样子了。唉,人世险恶,情薄如纸,难得像你这样大仁大义的人啊。我现在,也心淡了,把这个码头交给你,我一百个放心,手下的弟兄们也个个服你。你若是再推辞,就是看不起我们袍哥,看不起我们大家!”陈吉庆的话越说越多,何太太连忙扶住他说:“吉庆,你喝醉了,哪能这样对大姐说话啊!” 看来是推脱不得了。我又仔细想了想,要是真的当了这袍哥,说不定今后也有好处。于是就端起酒碗来,对大家说:“陈大爷和诸位弟兄们,我联诗一个教书先生,落难于贵地,承蒙各位如此看重,实在是惭愧得很。今天,我当着大家的面,领了陈大哥的这份情义,可是不能坏了袍哥的规矩,大爷我是不能当的,听说你们袍哥中间兴八姐九妹,我就当个八姐吧。” 大家一阵摆手:“陈先生,你怎么能当什么八姐,像你这样的才能,听说从前……” 我连忙打断说:“那些流言听不得,诸位不要乱说。”郝疯儿却说:“大姐,你硬是小气,都是有鼻子有眼睛的,他们男人干得,我们女人就干不得呀?就当了这个大爷又怎么样?让长江沿岸都晓得,我们万县城里东门上,出了个女大爷!” 推了半天,还是陈吉庆出来解围:“这样吧,大爷你若是高矮不当,听说原来有人叫你陈三姐,你就给我们当个三爷吧。再说这三爷在袍哥里是个闲大爷,可以不管事,你想做什么,还是做你的什么去,好不好?就这样定了!牟嫂,把那只大红公鸡捉来,我们要喝血酒!” 这个陈吉庆,真是善解人意。 出了监,我又想到去苏联的事。只是在牢里关了一年多,身体很弱,一青他们无论如何要我好好歇歇,等竹栖回来再说。再说刚刚出来就不见了人,人家也会怀疑。于是我就心安理得地在陈吉庆给我安排的房子里住了下来,每日里有牟嫂精心照顾,又有郝疯儿她们几个姐妹问寒问暖的,身体很快就恢复起来。 没几天,雷忠厚来了,一见我就说:“天哪,可把你找到了,才听说你在万县牢里被关了一年多,为什么不早点给我捎个信来?我和这里的警备区司令,熟得很呢。” 一年多没见了。想起原来在重庆的时候,一有事情,就找他和李大哥,每次都是化险为夷。而到了万县,人地两疏,就只有个厚道的竹栖为我奔波。我连忙拿烟倒茶,口里说:“我到哪里去找你呀!竹栖到处打听,听说你做生意去了,你当着旅长去挣大钱,还记得我啊?” 他嘿嘿一笑,坐在椅子上说:“钱当然是要挣的,可是我雷忠厚哪里会只想到钱,大丈夫人生一世,总要做点事情嘛。告诉你吧,我要出川抗日去了。杨森给了我一个旅的编制,要我去招新兵,招够了就出川。” 我说:“那你动手了没有呢?” 他说:“托你的福,不但动手了,而且招够了。我要是当上了民族英雄,有你的一份功劳。”说着哈哈一笑:“等一会儿,我让你见两个人。”说着凑近我,低声说出两个名字来。 我一听,几乎跳了起来。雷忠厚连忙把我按在椅子上:“别忙,他们现在不会来的,你总得先听我把此事说个明白吧?” 我说:“那好,你就赶快说。” 去年九月,抗战全面展开。杨森率领的廿军从当时的驻地贵州安顺出发,经过长途行军,到了硝烟滚滚的淞沪前线,一打就是两个多月。由于遭到日寇的重兵攻击,伤亡惨重,就派人回四川广(安)合(川)师管区来,补充兵源,给了雷忠厚一个旅的番号,让他去招兵。雷忠厚多年受杨森的排挤,一肚子的气。可是大敌当前,抗日救亡毕竟是当务之急,于是就在广安、岳池、合川、大竹一带,打出抗日旗号,招募新兵出川。川北历来是兵源之地,一听说是抗日,各县人民纷纷起来响应,报名的络绎不绝。这一天,来了两个人,口口声声要见雷旅长。雷忠厚出来一看,一下子就认了出来,这两个人就是李仲生和陈亮佐。 雷忠厚长叹一声:“玉屏,你出来一年多了,不晓得你手下的兄弟们,现在有多难。廖大哥死了,你又走了,他们好像和上面失去了联系。蒋介石在各地培植的爪牙,清共清得厉害。他们群龙无首,东躲西藏,牺牲了不少的人啊。活着的有的远走他乡,有的干脆又拉上山去当了土匪,几个骨干也招呼不住。李仲生一听说是我在招兵,连忙就和大家商量,愿意和我一起,出川去抗日,打日本鬼子。我一听,连忙说好好好,先委你们做营长,拿着我的委任状和旗帜,去招兵吧。他们二话没说,转身就走。不到一个月,就给我招来八百多人,其中好多都是你和廖大哥手下的人。真是强将手下无弱兵,你的这些干将,能干得很呢。” 我一下站了起来说:“快把他们叫来,我要见他们。”雷忠厚说:“别忙,我还有事和你商量。” “你说。” 雷忠厚坐下,喝了一口茶,继续说:“玉屏,你我打交道也不是一年半载了,想来我的为人,你是清清楚楚的。这些年来,我不愿意给杨森卖命,参加军阀混战,加上和你们来来往往,杨森对我心存芥蒂,一直让我坐冷板凳,我也心灰意冷,一度想退出行伍,出去做点生意,也无非是想留条后路。可是现在,日本人来了,连杨森这种惟利是图的人,都在淞沪战区浴血奋战,全国上下闻之,无不为之动容。而我却至今栖居在此,实在是无颜见江东父老。我身为军人,不想打内战情有可原,可是如果不去抗日,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我这次是下了决心,要把这三千川军子弟带上战场,杀出我们中国人的威风来。” 我沉吟了一阵说:“好倒是好,只是你不是不知道,蒋介石现在是被逼上战场的,是否真心要抗日,还要看看才知道。而杨森这个人,更是心狠手毒,疑心也重,你我过去都吃过他的亏,要谨防上当啊!” 雷忠厚说:“这你放心。要是他们真心抗日,我就服从指挥,开到前线去作战;要是他们假抗日真反共,我就把队伍拉走。我都打听过了,现在川军开赴的地方有两处,一处是山西,那里有朱德为首的八路军。朱德是我当年的老师,多年来我们一直有往来。第二是江浙一带,那里也有陈毅为首的新四军,陈毅也是我的老师,对我一直都很好。到时候我就带人带枪过去投他们,想来不会不受欢迎吧?”我说:“那好,祝你成功!” 雷中厚眉毛一扬:“不忙祝我,我还有话要对你说。”我说:“你这个人,话怎么这么多啊?” 他很认真地看着我:“玉屏,真的还有一件大事求你。我知道廖大哥牺牲之后,你最不放心的还是华蓥山上的这些弟兄们,现在他们大都跟着仲生、亮佐归到了我的手下。我闲居多年,手下的将领们大多失散,现在要指挥这样一支队伍,也有许多难处。我思虑再三,想请你出来和我一起干一番事业。我们交往多年,我很清楚你的为人,更佩服你的才干,希望你看在我和廖大哥多年朋友的份上,千万不要推辞。我委你做团长,指挥仲生他们召来的那一批人,你看如何?” 我没想到他会提出这样的要求,一时语塞,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下午三四点钟,仲生和亮佐来了,两人一见我,就哭。过了一会儿,我才说:“都别哭了,现在山上的情况到底怎么了,说说吧!” 仲生说:“自从你走了之后,就没有人来接头,我们到处打听,才听说吴绍先在遂宁牺牲了。现在防区制没有了,到处都是蒋介石的人,保甲里成天开会,杀人放火拦路抢劫都算不了什么,抓住共产党就得往死里整,对我们恨之入骨啊。郑涛和郑宁都牺牲了,刁大哥在合川沙鱼溪被保安队包围,突围不成,最后开枪自杀。他的人现在野性大得很,又大都在水上来往,我们也不大管得住。亮佐只好带着几个愿意跟我们的人一起上山来找我。范永安那边情况不大清楚,听说大竹后山的伤员们缺吃少穿的,又没有药品,一次次被敌人围追,死的死了,散的散了,连唐二嫂和彭医生也牺牲了……我们不甘心你和廖大哥一手带起来的这支队伍就这样散了,听说雷旅长来招兵买马上前线抗日,心想与其死在蒋介石手里,不如去打国仗,和日本鬼子拼个死活,也不负了你和廖大哥教育我们一场……” 不等他说完,我早已泣不成声。十多年了,玉璧和我,还有刘铁和老刘政委,他们为这支队伍出生入死,付出了多少心血,眼看就要和红军会师,成了大气候,怎么最后竟会落得这样的下场! 两个人见我难过,一下子跪在了我的面前,哭着说:“大姐,是我们不好,我们对不起你,对不起廖大哥,我们没把队伍带好!” 我仰天长叹:“不,是我对不起你们的大哥。对不起牺牲的同志们,也对不起你们,我陈玉屏无颜见家乡的父老乡亲啊!……” 天黑了,我留他们一起吃饭,一边吃一边商量。说实话,带兵打仗,又是去打日本鬼子,我没说的,愿意。可是我不能忘了自己的任务:我还得去苏联,去学习军事。我这一关,就关了一年多,现在上海失陷,长江沿岸吃紧,还不知道事情到底怎么样了。朝鲜的刘剑国临走时告诉我,出狱之后赶紧去宜昌找关系,争取从延安走,我得赶快动身才行。如果事情有什么变化,走不了,其余的事再商量。 大家听了,都觉得这的确是更要紧的事情,于是决定雷忠厚带着队伍先走,到了那边就给竹栖来信,把情况及时告诉我们,让我们心里也好有个数。我再三叮嘱雷忠厚说:“你一到驻地,就要争取杨森先把枪支弹药发下来,队伍一定不能拆散了,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中,要不然会吃亏的。我们华蓥山的这支队伍,就剩下这点人了,交给你去抗日,也算是你我对玉璧有个交代,你可千万不能大意啊!” 雷忠厚一一答应说:“玉屏,你等我的消息。”仲生和亮佐也说:“大姐,下面的人我们都打了招呼了,一切都听雷旅长的,你放心好了。” 送走了雷忠厚他们,我就忙着准备,要去宜昌。突然看见报上登了条头号字标题的新闻,说刘湘于一月二十日在武汉暴病身亡。这天刚从外面回来,就听见一阵楼梯响,接着就有人大声喧笑:“诗姐在上,小弟贺喜来了!”我一看,真是喜出望外:来人竟是竹栖! 竹栖坐下,我连忙递上一盒“大炮台”香烟,他一看就说:“哟,诗姐你发财了吗?抽起这种烟来了。”我说:“哪里是我的,是郝疯儿她们为我买的。听说一青当天就给你打了电报,为什么现在才来?” 他抽出一支烟,在鼻子边嗅嗅,然后点上,深深地吸了一口说:“诗姐,只要你出来,我就放心了。没想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的事情,一封电报就解决了,真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那姓蔡的就吃这个。这种东西,也能不明不白地把你这样的人物关上十五个月,如今的世道,也真是糟透了!” 我说:“竹栖,我们不谈这个,谈谈你自己吧。”“我这次回来,是去保安司令部办点事情。对了,那保安副司令,姓肖,叫肖中鼎①,是孟伉的好朋友,刘湘武德学友会的会员,他说还要来看你呢。” 我一听忙说:“你又去乱说什么了?堂堂的保安司令,亲自来看一个才从大狱里出来的犯人,别人会怎么说呀?”竹栖说:“诗姐你呀,在里面关了一年多,一点也不知道外面的情况,现在不像你在山上的时候了。日本人逼得这样紧,蒋介石被迫同意和共产党合作,可是他的队伍在抗日战场上兵败如山倒,到处都在说他还不如共产党八路军行。更何况刘湘在武汉死得不明不白的,都在传说是老蒋害死的,他手下的人正和老蒋势不两立呢!人家就是要结识你这个共产党,你还顾虑什么?” 第二天,竹栖就带着那个肖中鼎来了。我一看,这人个子矮矮的,卧蚕眉,厚嘴唇,穿一件青哔叽的马褂,头戴一顶博士帽,还架了一副金丝眼镜。我觉得奇怪:身为保安司令,为什么不穿军装?他嘿嘿一笑说:“这年头,老百姓讨厌穿军装的,我还是穿这一身的好。” 大家坐下来用茶,只有孟伉不坐,背着手在屋里走来走去的,然后说:“你这屋里的陈设都还不错,就是缺点字画,稍嫌有点俗气。” 我说:“刚刚出来,不过在这里暂住一时,哪里想到那么多。孟伉兄若是肯帮忙,就再赐一幅墨宝如何?”孟伉一听哈哈大笑,“你怎么也跟我咬文嚼字起来了?凡是你要的,我什么时候推辞过?你等着,明天叫竹栖过来,画上一幅好的。” 于是大家都坐下,喝茶。肖中鼎放下茶碗说:“我和孟伉是多年的老朋友了,听说了陈先生的身世为人,十分佩服。我是一个军人,说不来客套话,今天专程前来拜访,为有一事相求,还请陈先生赐教。” “肖司令过谦了,有什么事情,您尽管说。” 肖中鼎说:“陈先生虽然在狱中多日,想来对眼下的局势,也是知道的。现在上海失守,南京危急,我们川军三十万将士出川抗日,却是败多胜少,实在令人着急。我身为一个军人,虽然只是驻守后方,却也和竹栖、孟伉他们一样,想为抗战出几分力气。可是现在万县的抗日活动,只是一些学生在游行演讲,表面热闹,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行动。加上刘湘死了,川军群龙无首,为了个省主席的位置,竟然争着去讨好刘湘那个大字不识一个的乡下老婆,闹得乌烟瘴气的。再看国民党,心思也不在这上面,反而你们平型关一仗,大家对八路军共产党有了好印象。我看哪,这抗日的希望,恐怕要寄托在你们的身上咯。” 我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肖中鼎又说:“陈先生,我们这一群人,虽然不是共产党,可心是向着你们的。孟伉不说了,早年也是共产党人,只因时局变迁,失掉了联系;竹栖呢,这几年也帮着你们做过不少的事情。我自己虽然身在行伍之中,却也不想作燕雀之辈。我们都想和陈先生一起,干点于国家民众有利的事情,不知道陈先生愿不愿意领这个头?” 我看看竹栖和孟伉,我知道他们这样做,是相信共产党,也因为我是一个“正牌”的共产党。可是我现在确实没有接上关系,就是有了关系,也还要急着去苏联,不可能在万县呆多久。我沉吟片刻说道:“要我领头我实在不敢当,不过要说抗日,我倒有条路,不知大家愿不愿意试一试?”接着就把雷忠厚招兵出川的事情说一个大概。大家一听,立即来了兴头,你一句我一句的,都说是条好路子。 肖中鼎说:“我们把人组织起来,你来带,就像刚才说的你们当年哄杨汉印一样,借一条路,出去了再说。”我叹了口气说:“不是我不愿意,现在实在是担不起这副担子啊。我坐了一年的牢,和上面的关系已经断了,现在也是风雨飘泊中人,老是这样下去,会有负各位重望的。” 他们三人听了,都面面相觑。过了一会儿肖中鼎才说:“那么陈先生下一步打算如何?” “先到宜昌去,找到我们的组织。我们没有了组织,就像孩子没有了亲娘。” “那好,我们先动作,一面静候你的佳音。” 连肖中鼎这样的保安司令,都想找共产党,就别说我这个地道的共产党员了。只是这时已经是一九三八年初,南京已于头年的十二月十二日失守,中国军队对于长江沿线的封锁尚未最后完成,日军频频轰炸这一地区,安庆、武汉等重镇处于危急之中。加上汉奸造谣生事,人心恐慌,湖南、湖北的人潮水一样涌进夔门,哪里还有向外走的。可是我想,如果找不到组织,以后时局再一吃紧,就更没希望了,哪怕还有一线希望,我也要为之去拼命。于是我谢绝了大家的劝阻,于一个月黑风高之夜,独自登上了一艘去宜昌的客轮。 时局动乱,旅客很少,船上的一个姓王的大领班是陈吉庆的弟兄伙,一路上殷勤照顾,第二天就到了宜昌。我在王大领班家里吃了饭,把行李也放在了他家,稍事休息,就去找铁路坝。这时正是上午十点。 刚走到中山公园,突然警报大作,街上的人纷纷喊着“拉紧急警报啦!”一阵地乱跑。我随着人流,跑回停在河边的一条船上,还没站稳,日寇的飞机就来了。一时间,只听得一连串的爆炸声,城里立即腾起浓浓的黑烟,浓烟中还夹着火光,还没等人们叫出声来,敌机已经飞到了头顶上,丢下了一连串的炸弹。 我只觉得一股热浪夹着呛人的浓烟迎面扑来,一个踉跄,就被压在人堆里。接着就听见船上窗户的玻璃哗哗地往下掉,周围一片哭爹喊娘的喧嚷。等我从人堆里爬出来,敌机还在轰炸,不少人指着火光冲天的那片地方在说:“唉呀,铁路坝,铁路坝今天完了……” 我心里一惊,等飞机一走,就往岸上挤。可是还没等我走上几步,敌机又飞来了,我只得又随着人流躲到岸边的小山坡后面去,等到警报解除,已经是半下午了。我一切都顾不得了,口里念着刘海清、刘海清,急忙往铁路坝跑。 天啊,一路上到处都是死尸,连树上都挂着血肉模糊的残肢半腿,在没有散尽的烟雾中摇荡。许多人一边哭,一边喊着亲人的名字,使劲地扒着瓦砾。我逢人就打听铁路坝28号,一个老头往旁边一指:“喏,那就是28号。”我眼前一黑:这里已经被炸成了一片废墟。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在28号的瓦堆上坐着,打听刘海清的下落,可是谁也不知道。我不甘心,第三天又去,沿着铁路坝一路打听,还是没有人知道。就这样,我在宜昌前后找刘海清找了一个多月。已经是三月天气,尸首一时收不完,都发臭了,宜昌城里瘟疫开始流行,加上汉口吃紧,敌机随时都可能再来大轰炸。王大领班劝我说:“陈大姐,你还是抓紧时间回四川去吧,再不走,以后就难了。” 就这样,日本鬼子对宜昌的这次大轰炸,炸掉了我去苏联的最后一线希望。 我回到万县之后,大家都知道我没有接上关系,一来是想安慰我,二来也是想商量些事情,往我这里来得更勤了。只是这广济寺,地处繁华地段,门前又有大段石梯,上上下下很不方便;加上几个官太太成天来来往往,不是拉我去买衣料,就是拉我去打牌,陈吉庆也常来找我摆龙门阵。他们再说是对我好,也毕竟是外人。再说刘湘死后,蒋介石的势力正在加紧渗入四川,很多事情还是不让他们知道的好,于是我就打算着搬家。 一个星期天,一青陪着我去西山公园,在公园里碰见我原来在梁山教书时的同事李维清。几年不见了,她亲热得很,硬要拉我去她家坐坐。她的家就安在这公园里的九五图书馆里。我们摆了些闲话,才知道她的丈夫叫谢少安,是刘湘的参谋,在万县驻了几年了。现在刘湘死了,人员都有变动,他要调往重庆,正打算搬家。她住的这个图书馆,原来是个纪念馆,是为了纪念一九二六年九月五日英国的炮艇炮轰万县时酿成的“九五惨案”而修建的,时过境迁,现在成了住房。我看了看,这里很宽敞,除了厨房厕所之外,还有四个房间。天井里是个小花圃,种了些菊呀兰的,四面林木扶疏,幽静得很。我想到公园里人来人往,再多的人也不打眼,就随口问道:“你们搬了以后谁来住呀?” 她说:“就是没有人住呢,空起的,陈老师你要是看得起,就过来住吧。我们把房钱都交到明年二月份了,我还有些家具一时也搬不走,正愁没人照看呢。” 就这样,我从广济寺搬到了西山公园,一青也从印刷厂他那个阴暗潮湿的小屋搬来和我一起住。我的这个新住所,也就成了万县地区地下党和进步人士聚会的一个秘密场所。一青和肖中鼎常常带了各种人和我认识。 大家凑到一起,无话不谈,总是说搞武装的事。竹栖和肖中鼎都是军官,手里不用说是能够拉出一批人来的;刘孟伉当年有些旧关系,可以去联系;《万州日报》的主编李春雅,还有一个失掉了关系的红军党员欧阳克明,都说可以动员一批进步的爱国青年来参军……大家觉得就凭借这些人多年来集聚的关系,完全可以组成一支巫山、巫溪、云阳、万县等川东九县的抗日救亡军,不管是和延安联系,还是借雷忠厚的关系,像当年“借路”那样先开上前线再打出我们自己的旗号,都完全是可能的。大家都说肖中鼎是保安司令,好掩护,由他和竹栖分头来负责招兵买马;同时和我一起来对这支人马进行武装训练;有的则因为身上兼有职务,不好出面,就做些暗地的工作;一青和李春雅他们《万州日报》的人负责造舆论作宣传,争取把一切抗日力量都团结到我们这一边来。 一个月后,雷忠厚来信了,说队伍已经平安到达安徽安庆,士气高,军纪好,没有逃兵,正等待上面发放给养和武器装备,还随信寄来一千元,说是给我做些准备。另有五百元,请我买些药品,说是有些新兵到那里水土不合,拉肚子。我长长舒了一口气,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给曾三姐写信。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说了许多感谢的话。然后说我现在要出川抗日,这一去生死未卜,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如果有了什么意外,两个孩子就托给她了。等孩子们长大了,把真实情况告诉他们,希望他们能原谅不称职的爸爸和妈妈,做个正正派派的人,才不辜负了我们的一片心意。我把雷忠厚寄给我的一千元钱也随信给她寄去,作为两个孩子的生活费用,请她无论如何不要把孩子送回老家去,那样他们会受婶娘的气。更何况我们在家乡打了那么多年,敌人对我们恨之入骨,会对孩子斩草除根的。 然后我就和一青一起,到生活书店去买书。这些年来,我虽然也带兵,但都只不过几百人,而且都是在山里坝上打游击,和小股的敌人作战。现在要当团长了,带着上千人和日本人打正规战争,人家用的是飞机大炮,射程好远都不知道,怎么能够打仗。好在当时书店里的书很多,一青也帮我选,买了一些有关作战的书籍,尤其是对前线战况的报导,我半夜半夜地看,总希望能有些帮助。 有时候,肖中鼎也来,半真半假地说:“联诗,早就听说你的枪法好,露一手给我们看看?”于是我们就找个僻静的地方,练打枪。 我说:“好久没摸枪了,说不定都忘了呢,你说吧,打什么?” 肖中鼎气盛,说:“打香火吧。” 我也不推辞,接过肖中鼎递过来的那支二十响,在手里掂了掂,就让人点起香来。自己走到百步之外,一抬手,枪响香灭。大家一阵欢呼。我换了左手,又是一枪,那香火头又灭了。我打得高兴,再走远点,又打。肖中鼎一面看一面直摇头说:“真是百闻不如一见,你是怎么练就这一手好枪法的,怎么会左手比右手还打得好啊?” 空下来,我也教一青,把枪拆散了装在布口袋里,一边数着步子走,一边在口袋里摸装,后来就在被窝里,装拆散的冲锋枪。一青笨手笨脚的,一边满头大汗地装,一边说:“诗伯,你当年是怎么练出来的呀?” 是啊,当年在山上,玉璧和夏林他们也是这样教我。我一个大户人家的娇小姐,只凭着一股子争强好胜的脾气,练得手膀子都抬不起来,连玉璧看了都心疼。今天,我又在这里教一青,难道命运注定,我们要这样一代一代地教下去?日子过得很快,一晃两个月过去了,雷忠厚没有信来,坏消息却不断。我们天天看报纸,日军在长江一线来势凶猛,川军在浴血奋战中连连败北;五月中旬,日军已攻占合肥,动摇了淮南战场的警戒线,直逼安庆;六月十日,日军出动主力部队三千人,并多门重炮和九架飞机助战,向杨森布防的二十公里战线发起了全线进攻;六月二十日,安庆被日军三面包围,日军派出的大批军舰炮轰安庆,两千敌兵在重炮的掩护下登陆,安庆失守……国民党在主战场的节节败退,在国民中引起了极大的恐慌。加上日本侵略者加紧了诱降活动,一时各种汉奸言论纷纷出笼。有人散布“抗战必败”,还有人散布什么应该“全部或局部休战”。当初被逼上抗日战场的蒋介石,此时仿佛才知道日本人的厉害,对于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耿耿于怀。不久,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竟通令全川,禁止组织抗日救亡团体的集会游行,一时舆论大哗,引起了全国各界人士的联合抗议。人们对国共两党的印象,更是天渊之别。正在着急,雷忠厚突然回来了,一见我就哭着说:“玉屏呀,都怪我没听你的话,我带去的七千人,全被炸光了……” 大家一听,登时呆若木鸡。我愣了半天才说:“你不是说你在安庆很好,武器装备就要发下来了吗?” 他说:“是呀,杨森见我带了这么多人来,高兴得很,请我吃饭,还专门指定了一个地方,让我把人都安顿好。可是一等二等,就是不发枪下来。我去催,杨森只说是在淞沪战场上武器损失太大,一时还没补充。后来我原来的一个老部下才悄悄对我说,淞沪战场一下来,蒋介石说杨森立了大功,就立即为他补充了枪械,每个团都有一个迫击炮连,每个营增配重机枪连,怎么会没有武器。杨森是见你招来了这么多的人,起了疑心,说他们在广安、合川的时候老是招不到兵,怎么这雷忠厚一去就招了这么多来,这其中会不会有名堂……” 雷忠厚叹了一口气:“我一听,就知道事情不大好。可是又一想,现在驻在他的营房里,局势又这么紧张,一时是走不掉的,再说不管走到哪里,没有枪和装备怎么能行,就再等等吧。我们这么多人,总不能老是不发枪,只要他的枪一发下来,我们就另打主意。谁知道没过多久,日本人的飞机突然大轰炸,那炸弹就指着我的营房丢,七千人一枪没发,都被炸得七零八落的。事后我一清点,死伤大半,陈亮佐也被炸死了。还有些人跑散了,听说跑到新四军那边去的人不少。” 我的那么多人交给他,竟然一枪没发,没打死一个日本鬼子,就被炸光了。这个雷忠厚,怎么这样不中用,他怎么还有脸回来见我! 雷忠厚的队伍被炸之后,是不敢回来见我,就带着李仲生和剩下的几个人,辗转去了延安。说到这里,他小心地从包里拿出一张照片,声音有些发抖地朝大家挥了挥,然后拿到我的面前说:“认识吗?这就是你们的朱总司令,现在是八路军的总指挥;这是彭德怀,你们的副总指挥。他们见了我,和我一起吃了饭,照了像。他们说我积极抗日是对的,他们还说要把四川的力量都动员起来。我说朱教官,我不回去了,我就留在你们这里,和你们一起抗日,我不去受国民党和杨森的气。朱德说,话不能这样说,你在四川的中上层军官中有很多朋友,和我们共产党中的许多人也是朋友,现在大家都在寻求抗日报国的机会,你回去把他们组织起来不好吗?再说蒋介石已经宣布要迁都到重庆,你回四川去和你的那些老朋友一起,作用大得很呢。” 雷忠厚看着我说:“玉屏啊,有了朱教官的这些话,我才回来。我要回来和你们诸位在一起,重振旗鼓,不知诸位意下如何?” 大家听了,一阵高兴,肖中鼎一拍巴掌说:“就是嘛,杨森被日本人打败了,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被日本人打败了。姓蒋的不喜欢我们打日本人,我们还有延安这条线嘛,干脆,我们自己来搞武装!” 这时,万县地区的党组织已经恢复,原来是党员的都接上了关系。欧阳克明是书记,孟伉他们都成了委员,肖中鼎和林竹栖也正式入了党。我因为原来的关系不在这里,又坐了一段时间的牢,按当时的规定,要报上面审查一段时间,就暂时放一放。只是大家都知道这不过是手续而已,有什么事情还是在一起商量。雷忠厚带回来一本叫《新西北》的杂志,上面有毛主席才发表的《论持久战》。我们一看,都高兴得不得了,马上就印了四十多份,分发下去。欧阳克明他们拿着,立即就全文登在了《万州日报》上,当时就轰动了下川东。不久,下川东各县的保安干部在万县城里集训,身为保安司令的肖中鼎干脆去讲《论持久战》,接着他又先后到万县、开县、忠县、云阳、奉节等七个县的农村去“检阅”自卫队,到一处就讲一处共产党的抗日救亡方针,号召各阶层人士加入我们的抗日救亡统一战线,搞得热火朝天。他回来一说,我们大家笑得前仰后合的,都说:“老肖啊,你这个国民党的保安司令,简直是无法无天了!” 形势很好,大家的热情也很高,各处的武装力量正向我们靠拢,大家的行动越是有些肆无忌惮起来。这几天,一青他们鬼鬼祟祟的,也不知道在搞什么名堂,问他,他却说:“诗伯,您先别问,我们做好了,自然是要告诉你的。”然后小声对我说:“我们现在要搞武装,没有钱怎么行啊?” 我刚问他要到哪里去搞钱,他却神秘地一笑,跑开了。一连几天,我都没看见一青的人影。这天,肖中鼎来了,我问起一青这两天在干什么。肖中鼎说也不知道,只是今天一青来找他借过两支枪,还说是诗伯说的,用过了就还给他。 我一听就急了:“我什么时候叫他来找你借过枪?” 肖中鼎听了,一愣,然后站起来,在屋里转了一圈,突然停下来看着我:“糟了,杨汉印!” 我莫名其妙:“杨汉印怎么了?你怎么又想起他来了?”肖中鼎看着我说:“是的,是杨汉印的事情,快去找一青,这娃娃要出事情!” 原来杨森的队伍出川之后,杨汉印留守四川,没事成天就到处走走,这两天正在万县。一青听到这个消息,就四处打听,听说杨汉印又有钱又有枪,就约了几个年轻人,要绑架印瞎子。他不但找肖中鼎借枪,还暗地里找好了一个地下室,几个人统一了口径,要杨汉印拿出十万元钱和一百支枪才放人。我和肖中鼎在地下室找到他们的时候,几个愣头青正在地下室里擦枪呢。 我铁青着脸说:“一青,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给我说清楚?” 他一看我的脸色,就知道事情不好,半天才嚅嚅地说:“诗伯,这是好事嘛。我们要了钱和枪,是要组织队伍去抗日,去打日本鬼子,又不是去干坏事。再说那些年,他们这些军阀还没把你和廖伯伯害苦啊?” 我说:“一青呀,你怎么这样糊涂!此一时彼一时啊。现在杨森和他的部下都是抗日将领,在守卫安庆和长江沿线的战役中都是有功之臣,大敌当前,抗战要紧,你这样做,会在民众中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再说即使是当年,他杨汉印也只不过是想借我们的人凑个数,去升官发财,又没有直接和我们作对,和夏炯、向廷瑞他们杀人完全是两回事嘛。你也不想想,杨汉印带着人,又毕竟是正儿八经打过仗的军人,你林一青才玩过几天枪,邀约几个小年轻就是他的对手?要是事情败露,不但你们几个跑不掉,还要连累你刘伯伯和肖伯伯这些在地方上有威信的人,今后我们的工作怎么进行?退一万步说,即使你们将他绑架到了手,你敢去接他的钱和枪?这么大的事,难道你就瞒得住?现在刘湘死了,蒋介石已经宣布迁都重庆,我们这段时间活动得这么厉害,国民党的县党部正拿不到我们过错呢。你是不是要想拿些把柄给人家抓住,好把我们一网打尽?” 我越说越气,话也越说越重,说得一青脸上挂不住,眼泪牵线一样往下淌。正说着,一个小伙子一头冲了进来,大声说:“一青,快!他们要过来了!” 我一瞪眼:“快什么?快给我撤出这个鬼地方!” 一青他们几个冒失鬼的事刚处理完,肖中鼎又急急找来说:“联诗,竹栖出事了。他那里的一个年轻的党员也是被大好的形势冲昏了头,住在他那个自卫队的司令部里,却不守规矩,到处乱说乱动的。人家就去密报,说林竹栖有共产党的嫌疑,幸好报告打到了我这里,我才通知他连夜走了。这一向,风声有些吃紧啊,你看是不是叫一青也出去避一避?我们好多同志,都下乡去发展组织去了。” 又过了不久,我有一次从外面回来,还没到家,就听说国民党派的人在西山公园大搜查。我想起肖中鼎跟我说的风声有些吃紧的话,连忙到了江边,上了一只小船,连个信也没来得及丢,就离开万县,去了重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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