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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青跟我说起他的这一段生活，眉飞色舞的，兴致高得不得了。我看着他，不禁又想起了宁君。当时我已经把宁君送到了合川的廉溪中学读书。这个中学是一所私立学校，有点名气，可是宁君这孩子，我和玉璧从来就没好好管过，连小学都没读完，上初中很是吃力，女孩子家又喜欢唱唱跳跳的。一青既然和孩子剧团这么熟，我就和他商量，让他把宁君介绍进去，一来有组织管着，二来也好让她在里面好好锻炼锻炼。 一青听了说：“这有什么问题，我去说一声就行，只是不晓得宁君妹妹……” 竹栖横了他一眼说：“宁君妹妹怎么了？孬了吗？漂漂亮亮的一个姑娘，你诗伯的女儿，要个人来比！”我和一青都笑了，我说：“一青，你这么喜欢这孩子剧团，看样子是不想走了，要去当娃娃头儿了吧？” 一青看了他爸爸一眼，嘟着嘴说：“人家倒是想，就是我爸不干，他要我跟他去江油，当少爷。” 大家又是一阵笑，我说：“好啊，看样子你爸爸是个当官的料，干脆我也去沾点光，你去当少爷，我就去给你们当老妈子，混碗饭吃。” 竹栖说：“这怎么敢当，如果你真的愿意，我们就联起手来，一起干一件大事。” 我问什么大事，竹栖说：“我就是要和你商量。现在汪精卫投敌卖国了，国民党今年一开年，就在重庆的五届五中全会上，决定把他们的重点从对外转向对内，方针是对共产党实行防共、限共和溶共，所以现在我们不得不作准备啊。组织上觉得我现在处的位置不错，就决定以我管辖的四县民兵为基础，在北川搞一个游击根据地，准备培养一批基本队伍作为今后我们游击队的骨干，应付国民党随时可能发动的内战。可是又不能让他们抓住把柄，对外就只能说是办农场，烧碱、割生漆。只要此事有了眉目，我就来请你，你在华蓥山上打了多年的游击，有经验，我们一起来办怎么样？”我迟疑了一下问：“这事有多少人知道？” 他说：“这么秘密的事情，哪里能让多少人知道？就上面的几个主要的领导知道。” 我说：“这几个领导同意吗？我可是到现在还没有接上组织关系的人哟。” 竹栖愣了一下说：“诗姐，这个事情你别东想西想的，这么大的事情，我自己哪能就做了主，当然是请示过的。现在我们党都处在潜伏时期，有好多党员都没有直接的关系，也在参加地方的活动，更何况你是那么早的党员，你在万县坐牢的情况，我们万县的同志都是了解的。说来也是你的运气不好，上次都准备给你恢复关系了，不想你又因为那次大搜捕回了重庆，错过了那个时机。不过你也别着急，这次正好有个机会。前一段时间国民党在万县搜捕我们的人，搞得很厉害，孟伉、李明和好几位同志都来了重庆，避避风头，就住在大梁子的怡康旅馆。这次一见面，他们就向我问起你，叫我来打听一下你现在的情况怎样了，如果组织关系还没解决，就打算给你办了，今后也好工作。” 真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我还不晓得这么多老朋友都到了重庆，还挂念着我，商量着要给我恢复组织关系。这不但是我自己的大事，也是山上的那么多同志的大事，真是世上知我者，竹栖和这些同志们也。 于是当天下午，我就随竹栖去了怡康旅馆，见到了孟伉一行人。这是个很简陋的旅馆，每人每天连吃宿在内，要八角钱。我说：“你们这么几个人，又不知道要住多久，这生活费从哪里来？” 竹栖听了哈哈大笑，说：“天干饿不死手艺人，有了孟伉这样的财神，还怕没饭吃吗？他在雷忠厚的绸缎铺子上摆了个小玻璃匣子，自己写了一幅打油诗贴上，诗云‘鄙人治印，一字一元，多的不要，少了不干’。不两天，前来求印的就挤破了门，一天几十个。他说，我又不是工匠，哪能没命的干，一天只刻一个！就这一个印，一会儿的工夫，这些人的饭钱烟钱都有了。” 我说：“孟伉兄，许久不见，没想到你在重庆的名气也这么大了。” 一青说：“诗伯，你只顾着忙你的生意了，不晓得我刘伯伯的名气，现在可不得了咯。前不久，就在这大梁子青年会办了个全国书法展览，国民党行政院院长于右任也去看展览。一走到我刘伯伯的书法前就站住了，硬是看得出了神。好一阵才对他的秘书说：‘这字写得好，极有功力，我看除了我之外，恐怕没有第二个人能赶上他。不知这人是何许人也？’你说，自称中国书法第一人的于右任都这样说他，我刘伯伯还能不红？” 大家又是一阵戏言，说得孟伉哈哈地直是摆手。我偶尔一回头，发现一个人眼盯盯地看着我，不由得有些诧异。仔细一看，原来是李明。我在万县时，他和孟伉他们一起来看过我，才多久不见，怎么觉得这个人油头粉面的。说了一阵，孟伉说：“联诗，我们还是说点正事吧，你的组织问题，我们都研究了，决定这次就给你解决了。喏，我们的李明，现在是县委的组织委员了，找个时间，他和你好生谈谈。” 我高高兴兴地说：“可以，当然可以，你们定个时间吧！”李明想了想说：“明天晚上吧，我来，就在你的船上谈，清静些。” 第二天吃过晚饭，李明到了我的船上，文玉把船驾到一个僻静的河边，就和竹栖一起上岸去放哨。李明顺手把门带上了，我热情地又是让坐又是倒茶，问他要我说什么。他只是眼盯盯地看着我，有些心不在焉的。我又问了一句，他才像醒了过来，说：“你先谈谈个人历史吧！” 于是我就从华蓥山上谈起，一直说到在万县坐牢，每到伤情处，都禁不住眼浸浸的。可是越到后来，我怎么越是觉得他对我说的并不在意，一会儿给我散支烟，一会儿又给我倒杯水，后来干脆说：“你先别谈了，这么多我也记不清楚，你干脆给我写下来吧。” 我听了一愣，反问他：“都写吗？” 他说：“当然要都写，把你所有的关系包括现在山上还有多少人、在什么地方都给我写下来，一点都不能隐瞒。”我不说话了。他吐了一口烟，移过来说：“怎么，还信不过我吗？我知道你和林竹栖好，他那副傻眉傻眼的样子，能比得上我？” 我简直没想到他会这样，一时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那李明见我不说话，胆子竟然大了起来，一张鬼脸凑近我说：“我晓得你也不容易，廖玉璧死了好几年了，你这么年轻轻地就做了寡妇，有个相好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嘛，只是要注意影响哦……” 我只觉得手脚冰凉，浑身发抖，猛地一下子起来。我当时的样子，一定很可怕，把这家伙吓坏了，往后一退，轰地绊倒了桌子，跌坐在船板上。竹栖在外面听见响动，连忙跑进来。我瞪了他一眼，大声对那姓李的喊道：“你给我出去！” 他没想到我会这样，也没想到竹栖就在外头，红着脸头也不敢抬，就跌跌绊绊地跑了。竹栖莫名其妙，转身问我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冷静了一下，才说：“我信不过他，他要我把所有的关系都写出来交给他，这怎么行。以前我们为这事吃够了苦头，牺牲了多少人，这都是血换来的教训，我不能忘记玉璧在遗书上叮嘱我的话。” 竹栖一听这话，跺着脚连连说：“诗姐，你这人怎么这样自高自大的？他可是代表一级组织，你不能……”我再也忍不住了，冲着他说：“这种人都能代表组织？玉璧死了这么几年了，有谁敢在我面前说半句轻浮话？他李明是什么东西，居然敢对我……你这个昏虫！” 竹栖听了，立在那里呆呆的，突然抡起拳头，照着自己的脑袋就是一拳。 夜深了，一弯冷月照着无语东流的长江，我和竹栖坐在船头上，谁也不说话。初春的清露如蒙蒙水雾一般撒落下来。竹栖进舱去拿了件衣服出来给我披上，长叹一声说：“诗姐，我有一句话，憋在心里好久了，说出来你不要生气。”我默默地看着涌动的江流，木雕一样没动。 他一下子变得结巴起来，半天才说：“我一直在想，我们俩能不能、能不能一起过？你知道我一直都很佩服你，作为玉璧的好朋友，我也应该……保护你，你一个人，太难。”我还是没动。 他急了，说：“诗姐，我知道，当初你在山上当着大家宣过誓，说你这一辈子都不结婚，可那是同志们怕你找到个不革命的外人，结了婚就不管大家了呀。我们打了这多年的交道了，难道我是那种不革命的人吗？难道同志们还信不过我吗？我们和大家一起，一起来完成玉璧留下来的事业，等到办起了农场，我们就把山上剩下的同志们都集中到那里去，一旦国民党要想打内战，我们就一起把队伍拉出去干。我们一起，把彬儿和宁君拉扯大，这才对得起玉璧……”我说：“你别说了，这不可能。” 竹栖立即像霜打了的茄子，低下头不开腔了。 我转过身来对着他，慢慢地说：“竹栖，你听我说，你要说的话，我早就感觉到了。你是个好人，你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了我，你守在我的牢房门口，坐烂了三把扫帚，又千方百计救我出来，人非草木，这情意我永生永世也忘不了的。可是我不能和你结婚，我现在不想和任何人结婚，我忘不了我的玉璧，真的，我忘不了他，我一直觉得我不是一个人，玉璧他时时都在我的身边。我心里有了什么事情，我会默默地对他说，他也会在我的心里慢慢地对我讲，就像在生的时候一样。是的，我是在山上向大家宣过誓，那不是形式，是真心话。大家看在玉璧的份上，希望我能把这千斤重担挑起来，我不能辜负了大家。人不能言而无信，那么多同志都眼巴巴地在望着我，在这种最困难的时候，我无法给大家说清楚。” 竹栖长叹一声，我能感觉到，他的泪流在心里。我把手轻轻地放在他的手上，说：“你别难过了，我们永远都是好朋友，患难朋友。我倒有一个想法，不知你愿意不愿意。” 他没有看我，只是说：“你说吧。” 我说：“我倒是很喜欢一青这孩子，我们打个亲家吧。”竹栖这才抬起头来，苦笑了一下，算是认承了这门亲事。 第二天，我和一青起身去了合川，把宁君从廉溪中学接了出来。宁君到底是孩子，和一青又说又笑的高兴得不得了。我看看一青，一脸得意的样子。 没几天，一青和竹栖又来找到我，说国民党的宪兵最近到怡康旅馆查号，对孟伉他们盘问了许久。大家怕出事，都转移了；竹栖他们也打算动身到江油去赶紧办事情，一有了消息，就会给我来信。 我带着宁君，和一青父子在重庆的邹容路皇后照像馆照了一张像，这实际上就是后来两个孩子的订婚照了。我把宁君送到了孩子剧团，又送走了父子俩，眼看着汽车消失在黄尘滚滚的公路尽头，我才发现这偌大个世界，又只剩下我自己。 这时正是一九三九年的四五月，重庆被日本人炸得厉害，警报一天到晚都在响，闹得人心惶惶的。可是生意总还得做，不然我们吃什么。眼看天气渐渐热了，我从武胜运了两万多床席子下来，刚准备码在牛角沱卖，就听说宁君在孩子剧团高烧高热的，害虐疾。我连忙到离重庆市中区五十里外的土主场，去把她接了出来，带到医院去看病。不料刚拿了药出来，还没走到我住的三合旅馆，警报就响了，我们母女俩赶快跑到一个防空洞躲起来。这个防空洞，又窄小又潮湿，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挤得我们透不过气来。我看这势头不对，就让着人往里挤，带着宁君往洞口靠。宁君生病，一下子站不稳，就坐在了一口皮箱上。旁边一个烫着头抹着口红的女人恶狠狠地掀了她一把说：“起来起来，坐坏了里面的东西，你赔得起吗？” 正扯着，天上的飞机就轰轰地飞了过来，接着就丢炸弹，炸得到处都惊天动地的，一阵阵的烟雾夹着火光，腾空而起。防空洞里的人们一阵阵地惊叫，直往里面挤。我这时要往里挤也来不及了，正在着急，一枚炸弹就落到了离洞口不远的地方，刹时昏天黑地的，只觉得石头渣子直往头上掉，一股呛人的热浪迎面扑来。有人一下子就倒在了我的身上，压得我气都喘不过来。 等到飞机走了，我掀开倒在我身上的那个人，仔细一看，不禁大吃一惊，这竟是刚才那个恶狠狠的摩登女人，一块弹片削去了她的半边脸，脑花溅了我一身一背都是。我尽管不是没见过世面的人，当时也吓得目瞪口呆的。 人们看见飞机走了，又一窝蜂地往外挤。我带着宁君正往河边跑，没想到警报又响了。一抬头，那飞机竟像蝗虫一般，好几十架！我赶紧带着宁君，又找了一个防空洞躲进去。宁君烧得迷迷糊糊的，我抱着她，又找不到一滴水，只好把医院里开的药在自己嘴里干嚼了喂给她，让她吞下去。重庆五月的天气，已经开始热了，防空洞里人又多，闷得不得了。宁君一会冷一会热的，身上的汗水一阵阵往外冒，衣服都湿透了，头发沾成了一片片的。我急得不得了，生怕会出什么事，好容易等到警报解除了，我背着女儿回到二合旅馆，看到的只是一堆瓦砾。一个女人一边刨着碎砖头一边哭，那披头散发的样子，有点像这旅馆的老板娘。 我背着宁君到了牛角沱，才发现我运来的席子，大都被人们拖去裹尸体了。我站在那里，呆呆地看了一阵，什么也没说，转身又走，我得把宁君送回孩子剧团去，那里毕竟是乡下，那里有我们的组织管她。 我疲惫不堪地在街上走，一路上看到人们都拿着一卷卷的席子，在裹着路边的死人。好多的死人啊，都被炸得赤条条血淋淋的，有的孩子被炸成了两段，路边的树上挂着一些残缺的肢体，浓浓的血腥味混合着一团团黑烟四处飘荡。满街都是无家可归的人们，都是哭声，都是寻爹叫儿的哭声，我一边走，一边流着泪，这是日寇在我们的国土上的罪行，被炸死的这些人都是我们亲如骨肉的同胞啊！ 这就是当时惊震国内外的重庆“五三”“五四”大轰炸。在这之后，重庆的轰炸越来越频繁，死亡的人数简直无法统计。光是一九四○年六月的那次，被国民党憋死在防空洞里的就达万人以上，被列为抗日战争中除了黄河决堤、长沙大火之后的第三大惨案。 这段时间，也是我艰难生涯中最艰难的时期。玉璧死了，竹栖也不在我的身边，雷忠厚从万县回来之后，按照朱德同志的嘱咐，联络了不少倾向进步的军官朋友，可是不久他就因为奔劳过度，开始吐血，不久就病死在重庆。我一个人驾着船在渠河上往来，市面上物价飞涨，敌机轰炸又成了家常便饭，我的船好几次都被打烂在滩头上，不是我赔人家的货，就是人家赔我的货。我没有了亲人，也失去了几个最好的朋友。宁君到了孩子剧团之后，就随团到川北等地去演出。我心里挂着一双儿女，四处奔走，还得想办法解决我们从山上下来的一些同志的生活问题。而这其中最令我失落的，是没有找到党组织。 有好几次，我不知不觉走到了曾家岩的周公馆，走到了化龙桥的红岩村。我坐在一个小茶馆里远远看着八路军办事处的楼房，一坐就是好半天。我知道，这里面就是我们的南方局，是我们党中央派到国民党陪都来的领导机关，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和许多的领导同志都在这里。他们一定都知道玉璧，知道在华蓥山战斗了整整十年，而且即将和红军会师的这支队伍。可是他们知道红军走后我们华蓥山区惨遭大屠杀的情况吗？知道玉璧牺牲后我们像无娘的孤儿在到处找党吗？我轻轻地闭上眼睛，想象着我只要进了那座小楼，就会有了亲人，有了温暖，中央的领导和同志们都会围上来，听我的倾诉，安慰我，说一声：“联诗同志，你回家了……” 可是我一睁开眼睛，又只看见那座孤零零的小楼。对于长期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工作的我，小楼显得陌生而遥远。竹栖临走时告诉过我，南方局的秘密工作纪律非常严格，不同地区的同志不能同时开会见面，连吃饭也由专人送到房间里来；还说党在国统区的方针已经确定为长期隐蔽，一般都不再发展或接转组织关系。而我已经是一个失掉组织关系好几年、还坐过牢的普通党员，所有的朋友和同志都不在身边，人家中央的领导们凭什么给我接关系？一个长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的老党员这么唐突地闯进党的领导机关，这件事本身就值得人家怀疑…… 有人转过头来看了我一眼。我慢慢站起身来，走出了小茶馆。我知道在这里，到处都是特务，很多人从小楼里一出来就被跟上，有的从此就没有了下落。我不怕死，可是我现在不能死，我的身后站着华蓥山那些铁汉一般的同志们，他们正眼巴巴地盼着我，不能让他们失望。 天黑了，我在长街上踽踽独行，昏黄的路灯把我的影子拖得好长好长。 多少年之后，我才知道由于我的过于谨慎，始终没能走进小楼，和正在寻找我们的南方局失之交臂。 一九四一年初，惊震全国的“皖南事变”发生了，国民党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这时国民党对孩子剧团已经很注意了，郭沫若被迫离开了第三厅。陈诚想方设法要收编这个剧团，组织上只得秘密地将孩子们遣散。宁君哭哭啼啼地回到我身边，和我一起回了老家。 一回家，母亲就给我一封信，我一看，是竹栖来的。母亲还说，我不在家的这段时间，有好几起人来找过我，母亲实在不知道我的确实地点，问他们的姓名又不说。我听了一下子坐在凳子上，心想该不是组织上派来找我的人吧？竹栖的信上只有两句话：“速来绵阳，有要事相商。”日期却落在半年之前。我一看，就知道他的事情有了着落。虽然时间过了这么久，可是我还是决定去。我知道竹栖是通了天的，他那里有组织关系，随便做点什么，都比在这里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好。 半个月后，一青来了，是骑着一辆旧自行车来的。一直闷闷不乐的宁君一见他，就高兴得不得了，拉着他摆不完的龙门阵。晚上，亚彬挨着我，坐在油灯下，听他姐姐津津有味地说孩子剧团的那些小伙伴们。宁君说她们刚去的时候，到川北去演出，有一次几个女孩子坐在一家茶馆里，被好心的老板娘叫了进去，说：“你们这样舒舒气气的姑娘，怎么都穿草鞋呀？将来怎么好打发哟？”几个女孩子笑得前仰后合的，说不好打发，我们就自己打发我们自己嘛。谁知出来，男孩子们一个个都不理她们，后来一个姓严的男孩子就在小组会上提意见，说她们不去向婆婆大嫂宣传抗日救国，反而谈怎么打发自己，真是好意思！ 大家笑了一阵，宁君得意了，说：她在孩子剧团年纪虽小，可还总是受表扬。有一次在苍溪演出，她爬上高高的竹竿去挂大幕，一不小心摔了下来，就立了个二等功！她还挺神秘地对我们说，在武胜演出的时候，一个小学教师悄悄把他们几个叫到屋里，拿出他珍藏的一颗红五星，说这就是红军留下的，我们这里的人都晓得红军是好人，你们也是好人…… 我听着，不禁又想起当年在合川、武胜声震一方的刁大哥。我的女儿，真的长大了。 夜深了，我打发宁君和亚彬去睡了，自己好和一青说正事。 一青说：“诗伯呀，我爸爸给你写了信，就等呀盼的，还以为您……” 我说：“别说那些了，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他摇摇头说：“没干成，我爸那个人，太那个，又暴露了。他那么大的一个官，管了四个县的地方军团，却成天穿着士兵的布军装，亲自带着那些民兵一起跑步操练，一边跑还一边唱‘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唱这样的抗日救亡歌曲！这就算稀罕的了，可是他还带着士兵们到江油城里去扫大街，去运渣滓，引得县城里的人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看，都说林团长这样的官，真是天上的星宿下凡，哪像我们这里那些只晓得盘剥老百姓的狗官……这不就得罪了好多人了吗？后来上级派个领导同志来，掩护身份是给他当勤务兵。可是他却对这个勤务兵太客气。人家给他倒洗脸水，他不让，给他倒洗脚水也不让，那些本来就嫉恨他的地头蛇们就放出风来，说这林团长倒是挺体恤下情的啊？哼，放着本乡本土知根知底的人不用，却去外面找些思想左倾的人来当官，总要出事的！你看看，本来经过这几个月的努力，事情都有了些眉目，派去的几个党员和十多个基本群众也已经开始了生产，可是这样一来，我爸又被省政府撤职查办了。” 我叹了一口气。竹栖这个人啊，太厚道，这既是他的优点，又是他的缺点。这么一件大好事，就这样失去了机会，真是太可惜了。要知道这事若是成了，我也不至于……一青说：“诗伯，你别急，天无绝人之路嘛。这回我爸说的还是请你去当老板，只不过是船老板换成了板车老板。你还记得邓伯成①这个人吧？” 我点点头说：“记得，当年余家场事变，就是他设法给你廖伯伯送的信。” 一青说：“当时杨森听说是他走漏的风声，也要抓他，结果他跳墙跑了出来，就到了绵阳。我爸这次到绵阳找到了他，在绵阳的‘民食供应处’找了个事务课长的职务。官虽然小，可是道法大，管着涪江流域各县的军民粮食，还负责这些粮食的外出运输。我爸就向组织上建议，可以利用这个运送军粮的机会，一来开展工人运动，培养一批工人骨干，将来一旦有了动静就拉出来打游击；二来也可以掩护很多同志的工作，还可以为组织上筹集活动经费，很有干头。现在组织上都同意了，爸爸叫我来问你去不去？” 我一下子站了起来说：“去呀，只要是组织上说的，为什么不去？” 一青又说：“组织问题，我爸也为你做了工作，江油县委已经决定为你接上工作关系，以正式党员的身份参加这一行动。这是我们党在特殊环境对一时掉了关系的同志采取的特殊措施。” 我听了，简直不知道说什么才好。“皖南事变”之后，四川地下党组织几乎完全进入了潜伏期，没什么活动。可是竹栖他了解我，他知道我心里想着什么挂着什么，对于他，我真是无以回报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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