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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纳托利·戈洛夫科夫 时间不可逆转。 历史上曾有过宣告有罪和无罪判决的年代，充满恐惧、兴奋和失望的年代…… 有过似乎比实际更强有力的胜利时代。 饥饿和死亡，错误和忏悔，悲观和希望的年代——人们渡过的每一天、每一刻都不能抹掉。 今天，我们正走向光明：呼吸着清新的空气，疾步走向未来。这样，我们当中的某些人会问自己：还有没有必要一点一滴地重新汇集往昔的每一瞬间，拂去蒙住它们的灰尘，象把已经破碎的镜子的碎片粘在一起一样…… 那些警告有危险，并指出这些危险的人，不可能为那些与其走在对立的道路上并决心把其他人和自己一起消灭的人所喜欢。 ——托马斯·莫尔：《乌托邦》（1516年） 1936年3月，列宁格勒州共青团委的瓦莲金娜·皮基娜（她在基洛夫时期就已在这儿工作了）出席了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次代表大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她被选为苏联共青团中央书记。她被调往莫斯科，开始在亚历山大·科萨列夫的领导下工作，当时到中央来工作的还有丹娘·瓦西里耶娃、热尼亚·法因贝格、帕维尔·戈尔舍宁、德米特里·卢基扬诺夫、彼加·韦尔什科夫，她到现在还这样称呼他们。应基娜负责大学生工作，领导共青团组织委员会，同时兼任预算工作。她还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和法案委员会委员。这些工作很有意思，是颇吸引人的。 1937年大事记 3月3日。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说：“我们这里有成千上万能干的有才能的人。需要去了解他们，及时地提拔他们，使他们不致老停在原有的工作岗位上开始腐朽。这种人要找就能找到。” 3月21日。日丹诺夫在列宁格勒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指出：“在和革命的敌人的斗争中，政治素养决定一切。” 7月21日。斯大林召见团中央总书记亚历山大·科萨列夫，书记瓦莲金娜·皮基娜和巴维尔·戈尔舍宁。……叶若夫已经在办公室里。斯大林没有问任何事即开始指责科萨列夫说：共青团不帮助内务人民委员部揭发敌人。斯大林对叶若夫说：“尼古拉·伊万若维奇，您讲讲共青团是怎样和敌人做斗争的？”叶着夫打开厚厚的卷宗，说：“最近在萨拉托夫，州团委第一书记米哈伊尔·纳札罗夫已被逮捕，他参加了反革命集团”。他随后念了纳札罗夫的“供词”。令人窒息的沉默。斯大林说：“你们还说没有敌人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已逮捕了共青团的工作人员！”科萨列夫鼓足勇气说：“共青团中央没有这方面的材料，只有内务人民委员部才有这方面的材料。”皮基娜说；“斯大林同志，我很了解纳札罗夫。我们在列宁格勒的瓦西里耶夫岛共青团组织里一起工作过。最近我还出席了萨拉托夫州团委全会。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使纳札罗夫投人了人民敌人的营垒？”她这个问题主要是问叶若夫的，但他一个字也没回答。 斯大林最后总结说：“你们不愿意领导这方面的工作。” 科萨列夫等感到很沮丧。他们没有力量马上分手，一起来到了克里姆林宫附近的亚历山大公园，科萨列夫一根紧接一根地抽着烟。他神情抑郁地摇了摇头，对皮基娜和戈尔舍宁重复地说：“我真不明白，我们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敌人？” 他的奇怪是正常的，一年多以前，斯大林看过科萨列夫在共青团代表大会上作的总结报告的全文，没有提任何意见。可刚才他们离开办公室时，斯大林却紧皱眉头，充满怀疑和严厉的目光……科萨列夫真诚地相信斯大林和斯大林的每一句话，看来好象斯大林也很信任他。他作为团中央总书记，能在任何时候给斯大林打电话，并被立即接见……。他对斯大林无比信任，以至他的内弟、党的白俄罗斯科佩尔区区委书记巴维尔·纳奈什维利在大会前夕以组织谋杀斯大林罪被突然逮捕，也未引起他的动摇。当他听到这个消息后，他发狂了，粗暴地对他的妻子说：“你的巴维尔怎么能这样！他是敌人，他有罪！你怎么能为他流泪？！” 科萨列夫从克里姆林宫回来后，愁眉苦脸地和妻子玛利娅·维克多罗芙娜商量：“斯大林要人，要人头……可我能说出谁？敌人在哪里，怎么办？” 阴魂。叶若夫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1895年生于列宁格勒，14岁起当工人。1917年3月人党，1921年在红军一些部队任军事委员，1922年任联共（布）卡查茨基边区谢米巴拉京斯克省委书记，1929—1930年任农业副人民委员，1930—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分配处和干部处主任。在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从1935年起任联共（布）中央书记，后又任内务人民委员。 在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前夕，由于斯大林的严厉批评，叶着夫没能列人政治局候选人名单，被任命为水运人民委员。1939年1月22日，《真理报》刊发了有叶若夫参加的列宁逝世15周年纪念大会主席团的照片，叶若夫站在贝利亚旁边。不久，叶若夫被捕了。 ……他走进侦察员办公室时，满脸胡子茬，穿着一件服了色又脏又破的红军旧军装，没有领章和皮带，显得很消瘦。他首先提出要吸烟，回答审问时萎靡不振，非常吃力。当问到他，“在审讯右派托洛茨基反党联盟时，你说布哈林的人企图用浸透了融解在酸里的水银的窗帘来谋害你。……”，叶若夫狞笑着说：“和我在一起工作的人都知道，进我的办公室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关于窗帘的事是我编造的，因为这样说在斯大林看来会显得好一些。” 叶若夫后来说：“顺便说一句，我很了解这里审讯什么，怎么审讯……”。他要求给他纸和笔，然后把他押送回牢房 “想一想”…… 1940年4月1日，叶若夫以无根据地镇压苏联人民的罪名，被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判处死刑。 1937年大事记 7月20日。苏联总检察长安·亚·维辛斯基因“在加强革命法制和检察机关的工作中成绩卓著”获得列宁勋章。 维辛斯基说：“斯大林强调指出，镇压，这个强制性手段在进攻中是必要的，但却是辅助的而不是主要的手段。”“斯大林的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说，结束了过低估计我们国家、国家机构和它的侦察机关的意义和作用的状况。” 8月21—28日。共青团中央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会议通过的决议指出：“团中央和中央书记处的错误，主要是他们忽视了党的关于提高布尔什维克的警惕性，在政治上表现出了不可容忍的麻痹，忽视了共青团中的人民的敌人用腐朽的生活方式这一特殊的手段进行破坏……” 8月29日。《真理报》社论。列宁的共青团是党的忠实助手》写道：“凶恶的人民敌人萨尔塔诺夫、卢基扬诺夫、法因贝格、布别金、安德烈耶夫等利用苏联共青团中央常务委员会的某些领导人，首先是科萨列夫同志在政治上的无知和愚蠢，进行着他们卑鄙、肮脏的活动……” 10月3日，科萨列夫检查了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团组织的工作返回后，给斯大林写了一封短信。信中指出：“自我保护对党的敌人有好处，因为对流言不去分析，不分青红皂白，不进行应有的核查就会把诚实的人赶出我们的队伍，使其怨恨我们。在哈尔科夫，拒绝审理提出的指控，这只能对我们的敌人有利……。” 瓦·费·皮基娜说： ——这就是暴行的开始……现在的青年幸好没有经历那个时代。他们很难明白，科萨列夫给斯大林写那封信，需要有多大的勇气。他没有象有些人因为害怕而做“公开检讨”和去告密。科萨列夫向“各族人民的领袖”挑战了！他实际上给自己判了死刑。你们可能会问，亚历山大·科萨列夫为什么没有立即被捕？ 我长时间想这个问题，现在我完全相信，斯大林有一个庞大并具体的计划，去消灭共青团中央领导和团的其他工作人员，这就是所谓的“共青团案件”。事情在按计划进行，镇压逮捕、死刑、好象魔鬼都排好了队一样…… 许多人都面临着复杂的选择。团中央指导员米沙柯娃也确定了自己的立场……当我们派她参加楚瓦什州的共青团代表会议时，她要求“取消”这次会，认为这次会开得太早了，还没有展开“粉碎敌人”的工作，她还要求把州团委书记瑟莫金和捷连季耶夫开除出团。州党委全体会议决议一致谴责米沙柯娃的行径，都无济于事。我们团中央也收到不少上告信。科萨列夫在做些什么呢？他召集了常委会。 1958年大事记 3月8日。苏联列宁共青团中央常务委员会决议：“应该指出，米沙柯娃犯有严重错误，使许多正直的忠于党的同志被置于政治上可疑、甚至是人民敌人的帮凶的位置上。” 会议决定米沙柯娃留在机关，从指导员工作调做其他工作。 3月17日。克里姆林宫举行欢迎以伊·德·帕帕宁为首的苏联第一个北极地区漂流考察站“CJ－1”人员的招待会。 玛·维·纳奈什维利，科萨列夫的遗孀说： ——这是一次盛大的宴会。我和萨沙一起应邀出席了。不知为什么是其洛托夫祝酒。那些得到维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赞扬的人，不仅感到非常荣幸，而且仿佛同时得到了免罪符，……按照惯例，讲完祝酒辞，需要到斯大林面前去碰杯，……我记得当谢·米·布琼尼被莫洛托夫提到时，是多么激动。因为那几天莫斯科到处流传说布琼尼被捕了……突然提到了科萨列夫，我感到很奇怪。因为萨沙的好多同事和团干部已经人狱了……莫洛托夫提到科萨列夫时，发表了热情的讲话，说“为了我们天才的充满希望的……”，萨沙也到斯大林面前干杯。斯大林拥抱并亲吻了他。科萨列夫在掌声中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上帝呵！过了半辈子，他那苍白的激动的面孔至今还在我的眼前……他到我跟前说，“玛莎，求你，我们回家吧。” 我们一起回到了绥拉菲莫维奇街2号，我们自己的家。就是后来被作家尤里·特里福诺夫称作“滨河街公寓”的那座房子。萨沙对我说：“你知道斯大林在我耳边说了些什么？他说，你如果叛变，就把你杀了。”说实在的，我当时对这句话并不重视，我还开玩笑说：“可是萨沙，你并没有想背叛他，你干吗那么激动？”科萨列夫顾不上同我说笑话，他皱着眉头说：“你知道吗？玛莎，内务人民委员部很容易把团中央总书记变成祖国的叛徒。……”他的话使我回到现实中来。我们注的那个大院里，几乎每天都在抓人。有一天早晨，看门人小声告诉我：“你知道吗，玛利亚·维克多罗芙娜，我们这个大院现在用不着管理了，只剩下三家了……” 我和萨沙一起生活了11年。他从来不曾想对我讲政府中的内幕，或上层人物的坏话……他从不耍滑头，怎么想就怎么做。萨沙不是随波逐流的人。在谈话中说斯大林的好话时，那也是出自内心、的肺腑之言。萨沙完全相信他，萨沙的内心是非常坦荡的，因此也是非常不谨慎的。 1936年的一个晚上，他从克里姆林宫回到别墅时带来一位客人，米·巴吉罗夫。我和妈妈薇拉·巴夫洛芙娜依照惯例摆好桌子准备吃饭。萨沙站起来致祝酒辞：“为我们现在还没有的外高加索真正的布尔什维克领导干杯！”我和母亲都被吓呆了。因为贝利亚任外高加索边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已经四年了，……巴吉罗夫默默地喝着酒。大约过了两个月，贝利亚找了个机会质问科萨列夫：“萨沙，你反对我什么？难道我真是一个不好的领导吗？”这件事在1938年的悲剧中也起了作用…… 阴魂。巴吉罗夫 米尔一扎法尔·阿巴索维奇·巴吉罗夫，生于1896年，1917年3月入党。1920年任卡拉巴赫州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军事委员，阿塞拜疆师团军事法庭庭长。1921至1930年，任阿塞拜疆肃反委员会主席、国家政治保安局主席、内务人民委员。自1933年起，任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和巴库市委书记。 巴吉罗夫在1955年被宣判有罪，处以死刑。 1938年大事记 10月7日。奥·米沙柯娃写信给斯大林，控告科萨列夫和团中央其他常委。米沙柯娃在1939年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发言说：“因为我参加了对楚瓦什的人民敌人的揭发，所以受到了科萨列夫匪帮的疯狂陷害……” 10月29日。《真理报》发表《纪念共青团二十周年》的社论．社论说：“全国人民为共青团的成就感到高兴。假如团中央在最近肃清共青团内部的敌对分子时不犯一系列严重的错误，这些成就就会更大。” 11月19—22日。共青团中央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召开全会。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了会议。 11月23日。《真理报》报道：团中央全会听取并讨论了马·费·什基里亚托夫关于审查奥·波·米沙柯娃同志控告和关于团中央情况的报告……由于对那些揭发团中央工作中缺点的正直的团干部采取冷酷的宫僚主义的敌对态度，并迫害优秀的团干部（米沙柯娃同志案件），全会决定免去亚·瓦·科萨列夫、C·E·博加乔夫、瓦·费·应基娜同志的共青团中央书记职务，开除J·A·韦尔什科夫出共青团中央…… 瓦·费·皮基娜说： ——大约在这次全会前的一个星期，他们开始说服我。先是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安德烈耶夫，后来是米沙柯娃：“我劝您，瓦莲金娜·费多罗夫娜，还是和科萨列夫划清界限，否则您的日子不会好过。”后来，《共青团真理报》的责任编辑米哈依洛夫也光临了…… 在全会上，米沙柯娃立即得到斯大林的保护。记不清是哪个人发言时，认为团中央在工作中还犯有许多错误。但根据斯大林的看法，这样说未免太轻了，于是，斯大林立即在坐位上生气地说：“也许是个体系，而不是错误。在所发生的这一系列事情以后，讲错误是不是太多了？我们清理破坏活动已经进行两年了，还有那么多错误，这里面是不是有个体系？”由此可以看出，要消灭我们，只用犯错误的提法显然是“不相宜”的。领袖是不满意的。需要上纲上线地控诉我们一贯进行破坏活动。 我当然为科萨列夫和团中央常务委员会的决议辩护，日月诺夫说我的发言是“机会主义的”。科萨列夫的发言不长。他说：“我觉得个人是很平静的，因为我的良心是清白的，我应该声明，我从来没有背叛党，从来没有背叛苏联人民。”我们从全会回来时，已经被撤职了。 为了捍卫真理，纪念我的牺牲了的同志们，我应该说，在这次以民主为幌子的摧残中，马林科夫和什基里亚托夫毫无疑问也起了作用。马林科夫批准了米沙柯娃迫害楚瓦什州团委书记。而马特维·费多罗维奇·什基里亚托夫……他在3月初作为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将科萨列夫叫去说：“告诉你们，米沙柯娃给我们写了控告信，希望你们采取措施。”可是在全会上，什基里亚托夫被吓破了胆，说科萨列夫“犯有严重政治错误”，说团中央常委会想“消除米沙柯娃头脑中的全部的斯大林思想和布尔什维克思想……” 阴魂。米沙柯姓 奥莉加·彼得罗芙娜·米沙柯娃，生于1906年，1937年入党。1937—1938年任团中央组织部指导员，后任团中央书记。1956年前，搞党务工作和经济工作。 当瓦莲金娜·应基娜完全恢复名誉后，在中央监察委员会工作时，命运又使其和米沙柯娃相遇了。监察委员会收到许多包括个人和集体的申诉，要求开除米沙柯娃的党籍。监察委员会审查米沙柯娃专案时，尼·米·什维尔尼克当着皮基娜的面问她怎么能诬陷那么多正直的人，米沙柯娃回答说：“那时候我错了，当时我从内心深处相信处处都是敌人。”1956年6月28日，米沙柯娃被开除出党，“因为她诬陷共青团领导和党的干部”。 瓦·费·皮基娜说： ——11月22日，全会的最后一次会议。我心里很痛苦，感到空落落的……怎么能忘记这一天呢？！晚上我通过内线给科萨列夫打了电话，我们的办公室是相邻的。开会时没有人同科萨列夫打招呼，也没人同他握手……我到他那里去简单地谈了一会儿，那时，我们还不知道逮捕我们的拘票已经签发了。开始他还很乐观，安慰我说：“明天我给斯大林打个电话，我们还会有工作的！”我从没见科萨列夫哭过，可当时他的眼睛里却充满泪水。他说：“我有独生女，我以我的孩子的名义向您发誓，在党的面前我没有罪！”从此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亚历山大·科萨列夫。 玛·维·纳奈什维利说： ——瓦莉娅·皮基娜不知道，就在22日那天晚上，萨沙被扣留在团中央保卫处办公室中，被拘留了两个多小时，这中间，不知请示了谁，说了些什么，后来便将他放了。我们的别墅已在监视之中，后来的六天是在精神极度紧张中度过的。当然，科萨列夫为自己未来的命运感到焦急不安。11月28日，他打电话给安·安·安德烈耶夫询问：“我将会怎么样呢？什么时候作出决定？”安德烈耶夫安慰他说：“萨沙，你放心吧？你太着急了，你太疲劳了，你一定会有工作的……”也许当时安德烈耶夫什么也不知道……。大约晚间10点钟，萨沙想起了我的已被镇压了的兄弟巴维尔。他问道： “你们帮没帮过他的忙？人不能在那么长的时间内没有帮助。”我说，我偷偷地给他寄过钱和食品。我们睡觉时已经是深夜了，但怎么也睡不着。大约夜里2点钟时，抓我们的人来了。当我送别已穿好衣服被押着走的萨沙时，在客厅里见到了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他喊道：“把她也带走！”这次他搞错了。我后来知道，11月30日才签发我的拘票。我和萨沙被分押在两辆车上，从一条奇怪的路送到了卢比亚卡…… 瓦·费·皮基娜说： ——在那天夜里，团中央的所有书记，还有科萨列夫的司机E·C·柳比莫夫都被逮捕了。来抓我的是阿尔沙茨卡娅上尉。在卢比亚卡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监狱，她带我去受贝利亚的审讯。 瓦莲金娜·皮基娜回忆起第一次受审的情况。 贝利亚：您在全会上的态度是错误的，您掩护了科萨列夫。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材料，他在波兰的动物园里被外国谍报机关收买了。您现在应该分析他的行为，同时对他不执行党关于在共青团内对人民的敌人进行斗争的指示，作出正确的评价。……你们对米沙柯娃干了些什么？她同敌人进行斗争，而你们却撤了她的职，还扣许多帽子！ 皮基娜：共青团一贯协助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根据党中央的决定，最近我们选派了500名优秀团员去训练班，以便到你们的机关去工作。…… 贝利亚：当然罗，您给我的是些什么人？是间谍？还是好好想想，说出关于科萨列夫的真实情况吧！ 皮基娜：我所了解的科萨列夫是忠诚的列宁主义者一布尔什维克，是青年公认的领袖。 贝利亚：您有亲属，有儿子，……您再好好想想吧！ 用无法思议的，摸不透的纲领，用青年人的手把共青团消灭。被团中央派到内务人民委员部的500个小伙子中，有许多人找科萨列夫、皮基娜恳求，“把我们叫回来吧！我们不愿意在那里工作！”他们最初到这些机关，是因为他们深信真的是去“抓外国的间谍”，共青团巴库市委书记、中央委员亚历山大·沃尔乔克就是怀着这样的信念转到内务人民委员部去工作的，后来并担任很高的职务。 瓦莲金娜·皮基娜说，——我同沃尔乔克的妻子济娜早在列宁格勒时就认识了。有一次见到她时，她说：“不知道萨什卡现在怎样了！那天我在洗他的军服时，从衣袋中找到了一个带血的字条……不知他们在那里干些什么？丈夫全身患了神经性湿疹，夜里常说梦话……”沃尔乔克本想辞职，随便到什么地方去都行。但还没来得及，已经建立了他的专案，很快被逮捕、处决了。 ……监狱厚厚的高墙外面生气勃勃，车间的墙上写满口号……亚历山大·科萨列夫发动并组织起来的共青团员们正在建筑公路和港口，打通地下铁路的隧道，学习驾驶飞机和跳伞，争取到西班牙去参战。他们开展竞赛，进行争论，歌唱，去建立功勋。以斯大林的名义……似乎没有任何人怀疑什么，至于科萨列夫、皮基娜、戈尔舍宁，活该！……要砸烂人民的敌人的狗头！共青团在全国辽阔的土地上掀起了集会的浪潮，并纷纷作出决议：共青团员要记住，到处都有敌人在窥伺！……要学习米沙柯娃同志的斯大林主义的布尔什维克的原则……歼灭叛徒——就是这样！ 审讯时提的依然是那些问题，只是面孔换了新的，波格丹·扎哈罗维奇·科布洛夫，内务人民委员部侦查处长，国家安全政委，长着狼似的黄色的眼睛。他说：“我们正在准备青年审判案，您应该说说，一个工人家庭出身的姑娘，怎么搞到了参加反党组织的地步？是不是科萨列夫收买了您？”由基娜有时仿佛失去了知觉。他接着说：“您放明白些，如果不是斯大林亲自批准，你们任何人连根头发也不会掉！我们这里可以把你们变成这样……而且不负任何责任！”随之而来的便是罚站、殴打、精神折磨，240天的单人囚禁。 1934年7月10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命令：“第8项，建立直属苏联内务人民委员的特别会议，并根据有关条例授于它以行政方式遣送、流放、去劳动感化教育营接受5年以下教育，或驱逐出苏联国境的权力……” 瓦·费·支基娜说： ——在劳改营里，我认为主要的任务就是要挺住，不灰心丧气。否则，将会影响其他人。……这里有5个人是因“自己”的案件，其他人则是“人民的敌人”的妻子。我经常想起列宁，他在沙俄的监狱里何等坚强地忍受着……还在团中央时，我们有时通过共产主义青年国际，送同志们去国外从事地下工作。我想起他们便提醒自己，要“动员起来”，应忘掉自己，不要去可怜自己。 我决定无论如何要给斯大林写封信，因为我相信，这一切都是毫无根据的误会。安娜·雅科夫列芙娜·罗津娜帮了忙（她现在还活着，住在列宁格勒），她把信缝在鞋里。在会见家属时，我把鞋同其他东西一起交给了母亲，看守没有发现。 致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约·维·斯大林 原苏联最高苏维埃马里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 和国代表瓦·费·皮基娜上 报告书 我认为我有义务向您报告，在两年半的时间中，在布尔什维克与人民的敌人作斗争的口号的贯彻方面，我亲眼见到了什么，这使我们有可能基本上铲除敌人在我国的巢穴。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尤其是特别会议犯了错误，其结果使许多正直的忠于党和祖国的人受到迫害。钻进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的敌人插手的目的，是企图消灭布尔什维克干部，并人为制造人们对苏维埃政权的不满……在宣判时，特别会议有时对无罪的人进行判决，纵容莫须有的诬告，而忘记了每个案件的背后是活生生的人…… 我很清楚，在大的历史性的行动中，很可能出现个别的过火行为。但您一贯教导说，在我们的国家中，人是最宝贵的资本。我一刻也不曾忘记，在建设共产主义社会时，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反而会更加剧烈……但是，这决不意味着曾成为这些错误和过火行为牺牲品的人，如果他们是正直的，忠于祖国忠于党的，却不能恢复名誉和恢复他们有价值的生活。需要您亲自千预来改正这些错误。请您给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和监察机关下达指示，或者组织特别委员会，认真处理这些问题。 ……我不知道我为何被逮捕并受到如此严厉的惩罚。作为被告，我受到严峻的考验……这一切足以使有罪的人认罪。但是，这些做法对我无济于事，因为我没有什么罪可承认。军事法庭因材料不够无法定罪，但特别会议却判我8年劳动改造。现在我还等着服满刑期。 我的地址：莫尔多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 国雅瓦斯镇n／H241a内务人民委员部劳改营 瓦·费·皮基娜1941年5月9日 至今无法查清斯大林是否收到了这封信，但她为这封信付出了代价。很快就有了反映，……当时西部边境已开战了，莫尔多瓦苏维埃自治共和国最高法院撤销了特别会议的原判决，重新判决剥夺皮基娜自由10年，送惩戒营服刑，同刑事犯一起去伐木…… 那时，瓦·费·皮基娜对许多事还不知道。她不知道当时所有的团中央书记，包括亚历山大·科萨列夫都已被处决了；不知他的妻子玛利娅·维克多罗芙娜·纳奈什维利在审讯时受尽折磨，然后被匆匆捏造罪名，送到诺里尔斯克，一去十年，然后又第二次被捕，被流放到杜金卡；不知她的父亲维克多·伊万诺维奇·纳奈什维利，一位商学院的院长也在1938年秋天被捕，受刑，有一年多的时间同精神病人关押在一个牢房中，他始终不承认有“罪”，在1940年被处决…… 直至1954年，从莫斯科来的一位检察官找到皮基娜，对她说：“老实说，我们都没想到你还活着……”皮基娜完全恢复了名誉，补发了党证，后来还获得了列宁勋章和两枚劳动红旗勋章。她还为几十名受迫害的正直的人恢复了名誉。直到1984年，她才成为苏联一级个人退休金领取者。 1953年大事记 7月11日。《红星报》社论《党、政府、苏联人民牢不可破的团结》说：“现在被揭露出来的人民的敌人贝利亚用形形色色的阴谋诡计，骗取信任，钻到了领导岗位。” 阴魂。贝利亚 拉夫连季·巴甫洛维奇·贝利亚，1899年生于苏呼米附近的梅尔呼利村。1917年入党，1921—1931年在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苏维埃侦察机关担任领导。1931年11月任格鲁吉亚联共（布）中央书记，1932年任外高加索边区党委第一书记，1938年起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1945年9月9日被授予苏联元帅称号。1953年被捕，宣布有罪，并被枪决。 俄罗斯联邦功勋法学家、国家二级司法顾问根纳季·阿法纳西耶维奇·捷列霍夫说： ——我参加了对贝利亚的侦讯。贝利亚未死时，报刊上发表的他在1917—1920时期的正式自传，是伪造的。贝利亚是阿塞拜疆资产阶级反革命民族主义组织“摩沙瓦特”的奸细，他千方百计隐瞒这一事实。1920年4月，该组织被粉碎后，他混人布尔什维克。斯大林知道这点吗？作为一个出色的冒险家，贝利亚起初觉得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后来他不放心的是，“摩沙瓦特”的侦察档案还保存在巴库的一个地下室里…… 捷列霍夫继续说，因此当贝利亚当上苏联内务人民委员，实际上得到了无限的权力后，他下令自己的部下梅尔库罗夫把这些档案转移到莫斯科。这事照办了。奇怪的是，直到他被捕时，他的案卷仍存在他的办公室中的保险柜里…… 瓦·费·皮基娜说： ——当我已到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工作时，突然让我同以前侦查我的侦查员施瓦茨曼对质。他是负责审理“共青团案件”的。我凭记忆写下了这次谈话，并保存起来。 问：您认识这位妇女吗？什么时候认识她的？ 答：1938年11月27H，贝利亚把我、罗多斯和阿尔沙茨卡娅叫去，命令我们在11月28日逮捕团中央书记，并对由谁抓谁进行了分工。从11月29日起，我任皮基娜案件的侦查员，那时候我就认识她了。 问：在侦查过程中，您是否对皮基娜使用了不允许使用的手段？ 答：是的，使用了。存在过的一切都是对的。请应基娜公民原谅我。 问：为什么过了一个月，您把皮基娜转到列福尔托夫监狱？ 答：这是根据贝利亚的指示执行的。还因为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监狱里，她没有任何口供。 问：那么，在列福尔托夫她有什么口供，她供出了谁的名字？ 答：皮基娜仍没有任何供词。 问：你们在逮捕度基娜时，掌握了什么材料？ 答：除了贝利亚签发的逮捕皮基娜的命令之外，什么也没有。 问：你为什么使用令人无法容忍的手段企图使她招供？ 答：如果我不按贝利亚和卡布洛夫的命令办事，那我也得在关她的地方呆着了。 瓦莲金娜·皮基娜说，——后来，我要求侦查员向施瓦茨曼提两个问题，他同意了。事情是这样的，关于科萨列夫的命运，甚至在50年代还流传着矛盾的说法。比如有人肯定地说，他仍活着…… 问：科萨列夫真的活着吗？仍在集中营服役，在浴池工作？ 答：不是这样，真实的情况是科萨列夫在1939年2月23日被枪决了。 问：科萨列夫关进死牢后，他最后的请求是什么？ 答：科萨列夫找我去，要我给他铅笔和纸。我给他了。他给斯大林写了一篇声明，说他没有任何罪，请党中央建立专门委员会，对捏造的反对团干部的案件重新审理。我将这个声明交给了贝利亚。他看完后对我大声喊叫：“怎么，他疯了，想让我去告诉斯大林这个？！”贝利亚把科萨列夫的声明撕得粉碎，扔进了废纸筐，并说：“这就是给他的回答。” 瓦莲金娜·费多罗芙娜·皮基娜作为证人出了庭。施瓦茨曼承认他有罪，并哭哭啼啼地请求皮基娜原谅因他而使“她不得不受到的一切痛苦”。 ＊＊＊ ……折磨者、告密者、刽子手的阴魂销声匿迹了。人们希望尽快压上墓石，把灰烬撒开，但不能让它们落入合适的土壤中，否则不消一小时，就会重新萌芽……他们在掌权时，是多么希望他们的牺牲品在我们的记忆中是“党和人民的敌人”，为此他们施加种种压力……1938年3月，维辛斯基在出庭审理“右派托洛茨基反苏集团”案件时，曾慷慨激昂地大叫：“随着时间的流逝，可恨的叛徒们的坟墓会长满杂草，遭到正直的苏联人民的永远的鄙视。” 但历史另有安排。不仅如此，1937—1938年，共青团中央书记们在彼此不知道每个人命运如何的情况下，没有提供有关自己的或别人的任何供词，没有丝毫的反侮，没有招认，他们大部分都牺牲了……但他们不是白白地死去了，他们履行了布尔什维克的、公民的义务，用自己的功勋保护成千上万个小伙子和姑娘们的生命。贝利亚输了，“共青团案件”被击碎了！ ＊＊＊ ……似乎不是因为怕斯大林，或象《星火》杂志的一位读者所说的那样怕“翻车”并回复以前的秩序，团中央甚至在赫鲁晓夫时期，更不用说在“停滞时期”，也不愿为亚历山大·科萨列夫组织纪念会。但是，在玛利娅·维克罗洛芙娜·纳奈什维利和叶莲娜·亚历山德罗芙娜·科萨列娃的坚持下，这些会还是在坐得满满的大厅里举行了。 今年，共青团准备庆祝自己的70周年。比共青团大15岁的亚历山大·科萨列夫在1988年11月14日将满85岁……但到现在，还没有他的纪念碑、博物馆和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街道。可是，在他活着的时候，在土希诺的青年航空俱乐部和苏波边境的哨所却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1963年出版了一本关于科萨列夫的小册子……后来，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在“名人传记丛书”中，给他和他同时代的共青团领导留出了地位。但是，还没有出版真正全面地严肃地介绍亚历山大·科萨列夫及其战友们的工作、生活和命运的书。直到现在，也没有人知道他埋在哪儿……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彼此问心无愧地凝目相视呢？！ 瓦莲金娜·皮基娜在一本薄薄的学生练习本上记下了令人心酸的名单。不久之前，1937—1938年的共青团书记还有四位在世。去年12月，人们把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亚历山德罗夫送进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公墓。1937年，他代替后来被处死的团中央书记绥拉菲姆·博加乔夫领导了莫斯科州团委。1938年12月1日前，他也被捕了……他们奇迹般地活下来的四个人，现在只剩下三个人了：1937年被捕的原列宁格勒州团委书记阿列克谢·巴甫洛维奇·塞韦利耶夫，也是这个州的原农村青年处处长亚历山大·卡尔洛维奇·达米和皮基娜自己…… 正式地和非正式地联合在一起的人们，不要忘记他们！在那可怕的岁月中，他们是你们的同龄人，记住他们的音容笑貌吧！ （原题《不要否认自己》，原载苏联《星火》1988年第7期。于沛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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