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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哈林及其绝命书 列夫·沃斯克列先斯基 我一直感到奇怪：是什么促使帕斯捷尔纳克在发表于1931年的组诗《波涛》中写下这样几行：“你在近旁，社会主义的运方……你透过理论的烟雾抽吸，国家免遭流言蜚语中伤 用生活兑换生活 在我末遭还击的地方， 我的意义只在于我的付出， 而我知道多少就付出多少”？但当我后来知道这几行了不起的诗句是献给谁的时候，我实在是惊讶不已。帕斯捷尔纳克，一个非党员，按照普通的看法“不是自己人”，不顾“上面的愿望”没有给斯大林写过诗，却把自己的“波涛”献给另一位党的活动家和国务活动家、被称为彻头彻尾的政治家、1906年的布尔什维克、1917年2月后的中央委员、主要党报的主编、不同时期内担任政治局委员、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的人。而当这位活动家的头上乌云密布的时候，鲍里斯·列奥尼多维奇认为自己有责任向他拍封电报（另一说是写信），向他表达自己的同情、支持和对他清白无罪的坚信。在30年代公开寄发这样的信件是不容易的事。当然，这一举动可以说明许多，对帕斯捷尔纳克本人是这样，对他的收信人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也是这样。 好了，可诗人总归是诗人，感情用事的人。那末——列宁呢……让我们想一想在1922年短暂的12月的日子里，拨给他这个垂死的病人的每一分钟有多么宝贵，想一想在关于他的最亲近的战友和他的事业的继承人的政治遗嘱中，每一个经过仔细斟酌的、困难地口述的字有多么宝贵。看来，值得写的只应该是业务上的和政治上的评语，而不应有任何“感情色彩”，因为——顾不上这些。可是突然——是充满人情味的、热诚亲切的话语：“布哈林不仅是党内最可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他也应当被认为是全党所喜欢的人物”。也在这里，一句又一句，也写了批评意见（这在下面还要谈到）。但终究是：“党所喜欢的人物”。 在不久前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的日子里，在悲惨难忘的“右派托洛茨基反苏集团审判案”（1938年3月2日—13日）过去半个世纪以后，米·谢·戈尔巴乔夫第一次在报告中谈到尼·布哈林在思想上粉碎托洛茨基主义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布哈林在20年代末的错误，这些错误他本人和他的支持者很快就都承认了。众所周知，中央政治局建立了全面审理有关斯大林时期滥用职权问题的新的和已知的事实和文件的委员会。毫无疑问，关于审判尼·布哈林的问题和为他在党内恢复名誉的问题都会被审理。谁也无法超前预料最终的裁决。 但还有问题的另一面——对布哈林个人的看法。这看法既没有什么超前可言，也谈不到什么晚到：不论个人，还是人们对他的议论——正式议程以外的议论——都是这样。有什么好掩盖的——现在在谈论布哈林，过去也谈论过。 战争刚结束后，我不知在哪里弄到一本20年代《星火》杂志的合订本。当时的一张照片至今在我眼前：布哈林在一包烟卷上写下了他向围住他的少先队员们许下的诺言：“我戒烟！”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关于这个人的印象形成了，——哪怕这种印象是幼稚的，是天真的。 我记起了我的父亲关于20年代，也就是他的青年时代讲的话： ——在尼基茨卡娅大街，正好在动物博物馆对面，我在街上面对面地遇到了布哈林。他穿着长筒靴子，工人的皮外套，敞开着未扣扣子。他走得很快，几乎是在跑：这位政治局委员、《真理报》主编匆忙地要去给莫斯科大学学生讲课。我当然紧跟着他。布哈林登上共产主义礼堂的舞台后，很快地脱下上衣，把它挂在椅子背上，然后走向讲坛。大学生们简直象疯狂似地欢迎他…… 许多年以后，我有幸认识了安娜·米哈依洛芙娜·拉林娜，即尼·伊·布哈林的遗孀和他们的儿子——艺术家尤里·拉林。 在克日扎诺夫斯基大街离地铁“工会站”不远的这间房子里，你会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你听着安娜·米哈伊洛芙娜讲话——会感到时间缩短了，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件就象昨天的一样出现在眼前：“……我从楼上下来——斯大林正在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那儿作客，他们喝着茶……我要说，从外表上看，他们的关系是友好的。斯大林经常请他到自己的别墅去。他还坚持要我们从‘大都会饭店’搬到克里姆林宫里去住……在我们隔壁的住宅里——隔着一层培——住着奥尔忠尼启则。” 我看着墙上挂的布哈林的照片：高高凸起的前额，明亮的眼睛，真诚友善略带讥讽的目光，嘴唇上慈祥的皱纹。不知为什么他在我的想象中是一个体格魁梧高大、休态匀称的人，而实际上他却是一个个子不高、长着红褐色头发、象水银一样好动的人。他虽然占据了党和国家的高位，象当时说的，成为领袖之一，但他依然是一个平易近人的、富有朝气的、快活的、吸引人的和十分坦率直爽的人。 在对面的墙上一是两幅油画风景画，这是不知什么奇迹使之保存下来的布哈林的作品。 从他身上发出一种电流，用今天的话说，他创造一种生物场。谁进人这个生物场，都会无意中感受到他的作用。这就是又一种独特的心理因素。 请想象一下1920年的极其困难的春天。国家的经济瘫痪了，面临着可怕的饥饿的威胁。弗兰格尔的军队不断施加着压力。恰恰就在这些日子（而最可能是——这些夜晚）列宁钻研着布哈林刚刚出版的书《过渡时期经济学（转换过程的一般理论，第一部）》，读完后，写了篇戏谑性的书评，有意带讽刺意味地模仿作者繁冗的文风。 这在今天看来会觉得突然，同常见的列宁形象不相符合。这是怎么回事？！讽刺性的模仿？而且还在这种时候，完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列宁的书评发表了不止一次，可以找出来读，可是布哈林的书《过渡时期经济学》呢……也应该读一读。譬如说，我们现在习惯说建设社会主义。可是在当时的革命时期的政治词汇巾，这样的说法是很刺耳的。当时经常说的是另一种说法：引进、确立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胜利。布哈林差不多是第一个，他懂得并且写道：“社会主义需要去建设。现有的物质资源和个人资源只是发展的出发点，这种发展包括很长的一整个时代。”“十分正确！”——列宁在书页边上写道。现在保存在马列主义研究院档案馆里的列宁个人所有的那一木书，在书页边上写满了各种评注。有时列宁同书的作者争论，有时更准确地补充作者，有时是：“正确！”、“十分好！”、“很好！”、“正是这个字！”、“正是这样！”、“这一章很精彩！” 不，列宁在1920年极其紧张的几个月里，认为需要抽出时间来仔细阅读布哈林的书，这绝不是偶然的。在对《过渡时期经济学》文风上的缺陷嘲笑一阵之后，他突然改变了那种友好的讽刺模仿的口吻，十分严肃地指出：“可以表示希望，这个不大的缺点在以后再版时会得到改正，新的版本对我们广大读者来说是多么需要……” 让我们回到在前面已经引证过的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对布哈林的批评：“但是要把他的理论观点算作完全马克思主义的，那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在他的理论观点里面有一种烦琐哲学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井且我想，他从来不完全了解辩证法）。”事实上：如果把学习理解成学院里有计划的课程，他的确学得很少。19O7年，他进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经济专业，当时他还是哈莫夫尼基的布尔什维克组织家、宣传鼓动家，一年半之后就同莫斯科市党委其他委员一起被捕。在四年“大学”期间——三次被捕，苏舍夫监狱和布特尔监狱，被流放到奥涅加和非法出境。 他的六年的流亡生活可以拍一部惊险电影。在奥地利被捕，关在军事要塞里。在英国被捕，后来又在瑞典被捕。被驱逐到挪威，偷渡到美洲，在美国各大城市巡回宣传。一听到沙皇被推翻的消息，布哈林就急着回国（经过日本，绕过地球），并成为（象《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一版里写的那样）“十月革命的领导成员之一”。 但这只是布哈林的外部生活轮廓。还有另一面：在图书馆里的紧张工作，长时间的沉思。在维也纳，他听了柏姆一巴维克这个（至今）公认的反马克思主义者鼻祖“本人”的课，为了以后用争论的武器与之交锋，就象同奥本海默，司徒卢威、图甘一巴拉诺夫斯基交锋一样。同时——是反对托洛茨基分子的理论斗争、政治斗争和组织斗争，在国外布尔什维克报刊的工作。一本接着一本地发表学术著作。 是的，在这些著作里“一种烦琐哲学的东西”是有的。但请注意列宁在同一封《给代表大会的信》中作出的重要保留条件：对布哈林和皮达可夫的评语“只是就现时来说的”，同时强调指出，是“假定这两个卓越而忠诚的工作者不去找机会来充实自己的知识并消除自己的片面性”（1922年12月25日）。 而尼古拉·布哈林在1922年12月是几岁呢？10月10日他刚满34岁。在这之后又写了许多文章和书，有反对托洛茨基分子争取彻底贯彻新经济政策的斗争，被选为科学院正式院士。在这之后——有在第一届作家代表大会上的著名演说，有他第一次提出来，后来成为常用的词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在这之后——有在起草所谓“斯大林宪法”委员会里的积极工作。 在1937年中央二月——三月全会前夕，他知道他的自由日子已经屈指可数。 ——在感到没有希望在世时证明自己无罪以后，——安·拉林娜回忆道，——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在被捕前写了一封绝命信。我们等待着搜查。害怕这封信在搜查时被发现，他委托我把它背熟。在深信我已牢记这封信以后，他把信的手稿销毁了。在被监禁和流放的所有岁月，我象念祷文似地不断重复这些话： “我就要离开人世。我不在无产阶级的斧铀前低头，这把斧钺应该是无情的，但也应该是纯洁的。我感到自己在凶恶的机器面前无能为力，这部机器大约采用中世纪的方法，拥有巨大的力量，有组织地制造谣言，果断而坚定地行动。捷尔任斯基已离开人世。契卡的优良传统已成为过去。当时革命思想指导着它的一切行动，证明对敌人的残忍是必要的，保卫国家不受各种反革命的侵害。因此，契卡的机构享有特殊的信任、特殊的荣誉、威信和尊重……” 拉林娜重复这些话不知多少次了。可以把它用录音机录下来嘛，不知为什么又怕录音带会断。 “……任何中央委员，任何党员……都可以被碾成诽粉，都可以被变成叛徒、恐怖分子、暗害分子、间谍。如果斯大林怀疑自己的话——那末证据也立即会有的。 乌云笼罩着党。我的丝毫无罪的头会牵连到成千上万无罪的人。因为需要制造一个组织，布哈林的组织，一个不仅在现在，在我和党之间已经七年毫无分歧的时候不存在的组织，就是在右派民对派时期也不存在的组织。我一点也不知道留京、乌格拉诺夫的秘密组织。我是同李可夫、托姆斯基一起公开说出自己的观点的。 从18岁起我就在党内，我生活的目的始终是争取工人阶级利益、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斗争。这几天来，有一个神圣名称的《真理报》却刊登极其卑鄙的谎言，说我尼古拉·东哈林似乎要消灭十月革命的成果，复辟资本主义。这是闻所未闻的厚颜无耻的行为，这是谎言，其厚颜无耻的程度，其对人民不负责任的程度，只有下述谎言可以类比：‘现已发现，尼古拉·罗曼诺夫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反对资本主义和君主制度的斗争，献给了争取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斗争’。 如果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上，我不止一次犯过错误，但愿后代们对我的指责不要比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指责更严。我们是沿着尚未开辟的道路第一次走向共同的目标。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风尚。当时在《真理报》上辟有《争论之页》专栏，大家争辩、寻觅途径、吵架又和好，继续共同前进。 我向你们，未来一代党的领导者们呼吁！你们的历史使命是有责任去解开一团可伯的各种罪行的乱麻。在这些可怕的日子里，这些罪行日益猖獗，象火焰一样燃烧，摧残着党。我向全体党员呼吁！在这些可能是我生命的最后几天里，我深信，历史的过滤器迟早必会把我头上的污秽清洗掉。我从来不是叛徒。如有可能我会毫不犹豫地用自己的生命来换取列宁的生命。我热爱基洛夫，也从未想做什么反对斯大林的事……”。 下面是印在记忆中的最后几行话： “同志们，你们要知道，在你们胜利地走向共产主义时高举的旗帜上，也有我洒的一滴血。 尼·布哈林” 他去出席中央全会了，但没有回家，永远也回不来了。这是2月27日。很快，安娜·米哈伊洛芙娜也被逮捕。尤拉当时还不满周岁，被送往保育院。 1938年3月13日，宣读了判决书。这是应该遭到控诉的判决之一。 （原题《同志们，你们要知道……》， 原载苏联《莫斯科新闻》周报1987年第49期，1987年12月6日。曹特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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