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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隆冬时节，白茫茫的大雪覆盖着古老的俄罗斯土地。在莫斯科城东北角，有个叫费尔道渥的地方，十月革命后曾改称为“红色兵营”。这里就是苏联红军军官的摇篮——高级步兵学校。 这年冬末的一天，学校小礼堂坐满了苏联红军学员和各界来宾，会场的气氛特别热烈，欢愉，真挚。十多名先期到达的“老”中国留学生，情绪激昂，起劲地鼓掌，欢迎刚从祖国来的同胞。 会议开始，学校政委米哈伊罗夫中将微笑着站起来，兴奋地致辞说：“亲爱的同志们，我们布尔什维克党刚刚庆祝十月革命胜利十周年，又刚刚开过十四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同志的联共中央路线取得了胜利，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被开除出党，这下我们要好好过一个圣诞节了……今天，我和大家一样，感到非常荣幸，又有十多位中国同志来到我们学校，一起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学说，学习现代新型的军事科学。新学员当中，有几位是参加南昌暴动的勇士，他们为国际无产阶级事业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他们的到来，是学校的荣幸。下面，我们欢迎阿发那西也夫同志讲话。” 阿发那西也夫是刘伯承同志的俄文学名。他戴着浅蓝色眼镜，身穿一套合体的红军军服，肩章上缀着两枚闪光的校形徽章——这是苏联红军将领的标志。在掌声中，刘伯承落落大方地登上讲台。他用地道的川东话风趣地说：“我们是被老蒋（蒋介石）赶出来留洋的，也算是来开‘洋荤’啦。”几句开场白，引得满堂笑语。“我们到列宁的故乡，是专门来请教的。学校是按列宁同志的指示创办的，曾荣获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旗帜。能到这里学习，确实是最大的荣幸。我们要苦心钻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学说，掌握军事科学知识，以便早日回国开展武装斗争。” 当翻译人员将刘伯承的讲话译出以后，学员中立即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这掌声，是国际无产阶级团结的掌声，是国际无产阶级共同战斗、谋求解放的心声。 到1928年秋，参加东方大学军事班学习的学生和高级步兵学校第二班的学员也转到莫斯科步兵学校，编成中国连。其中有黄秋。青、陈林、方复生、李修业、万永城、罗绍、林凯等人。一直到30年代初期，我党还陆续从工人和红军干部中选派骨干到高级步兵学校和其他学校学习。在中国革命极端困难的时期，国际无产阶级，特别是列宁、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人民，以宽阔的胸怀，无私的精神，伸出了援助之手，接纳和培养了一批中国军事骨干。这些同志学成回国后，除极少数人中途变节外，大多数同志在中国红军部队担任领导职务，为中国革命和军队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应该公正地指出，在20年代到30年代，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的国际主义精神是非常值得称颂的。我党军事人员在苏联留学的这一史实，理所当然地应载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的光辉史册。 刘伯承所在的高级步兵学校是按照列宁的指示，于1918年11月21日以俄军奥朗宁巴乌姆步兵军官学校为基础创办的。这所学校在初办时期称为工农红军指挥人员高级步兵学校。在苏联国内战争年代，高级步兵学校为苏联红军部队输送了数千名红军指挥员和政工人员。苏联国内战争结束后，该校继续培训具有丰富战斗经验的红军指挥员。1921年，该校改名为“第三国际工农红军指挥人员高级步兵战斗学校”，以列宁的国际主义精神，培养一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军事骨干。1922年5月10日该校以出色的成绩获得国际无产阶级的称赞，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授予旗帜一面。1924年，该校又改名为“共产国际高级步校工农红军指挥人员步兵战术进修班”。 这所学校在苏联红军内享有较高声誉，对苏军部队建设有相当影响。该校设有射击委员会和条令小组委员会，在研究分队战术和射击学理论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苏联国内战争时期，该学校还担负了多种新型自动射击武器的研制工作。苏联国内战争以后，这所学校又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充实教学力量，并编写和出版了数百部战术、射击学和部队训练方法方面的科学著作及教学参考书，试验出多种新式步兵武器的样品。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该校的许多毕业生后来成为苏军中的领导骨干，分别担任指挥师、军、集团军及方面军的高级首长。其中有苏联元帅A·M·华西列夫斯基，H·N·克雷洛夫，P·H·马列诺夫斯基、C·K·铁木辛哥、Q·H·托尔布欣，空军主师K·A·韦尔希宁、A·A·诺维科夫等等。 刘伯承到校时，该校校长是斯莫林上将。当时，中国留学生较多，其中有我们共产党派去的，也有国民党派去的，还有冯玉祥部队派去的。校方专门为中国留学生编了一个班，后又成立了一个中国连，下分三个排。连长是一位朝鲜同志，排长王智涛、田德修（吉合）、彭文畅。刘伯承被分到第十六班，这个班的党支部由唐英任书记，刘伯承、张西民、陈林任支部委员。 此时的高级步兵学校，经历了苏联红军的军事改革的洗礼，步校的学习生活十分紧张。每天一早，学员们要穿着红军大衣和大皮靴跑步出操。学校训练的课目内容十分丰富，有战术、兵器学、地形学、炮兵、工兵课目，政治工作，政治经济学，以及俄文等。平时除课堂讲课外，还有队列、打靶、投弹、马术和野外攻防演习等等。 留学生活开始了，虽然刘伯承不曾想到将来当军事翻译家，但留学生活已使他走向新的语言世界。 语言是交流思想的工具。在异国他乡求学，语言不通几乎是寸步难行的。有一次，他独自到商店，准备买一只盛食品的小饭盆。尽管他事先结结巴巴地学了几句俄语，但一到商店就说走了调，结果捧了个小脸盆回来。当晚年回忆起初学外语的经历时，刘伯承总忘不了这“段笑话。 然而，更要紧的还是在学习方面，当时的军事课程，内容很多，又都是用俄语讲授，先期到苏联学习，后来到步校担任翻译的有伍修权、梁振鸿、乔丕成、傅清华等六个人。学员们只有通过翻译转达，才能了解到所学的课程内容。这样来回中转，既费时间又影响效果。尤其是军事工程方面的名词术语，如“胸墙”，“背墙”等等，有时连翻译们都感到头痛，更不必说初学的刘伯承了。 时任校长斯莫林上将治校有方，对军事教学抓得很紧。在他的主持下，学校教员们对学员要求十分严格。教师的课堂提问很多，而且要求学员起立回答，若是答得不对，或答得不完全，就不能坐下。只有等到下一个学员回答正确完整时，教员才点头让学员坐下。不论是苏军学员，还是各国留学生，一律对待。刚开始的时候，刘伯承也被这样“亮”过几次“相”。 然而，某种“难堪”，或某种外界条件的刺激，往往可以转化为学习的动力。有一次，学校搞野外训练课目，一位中国学员用生硬的俄语向当地村民询问村庄的地名，那位居民未听懂意思，耸了耸肩膀表示说：“听不懂，听不懂。”当他们前进到另一个村庄的时候，那位学员又走向村民打听，得到的回答还是“听不懂，听不懂。”由于学员俄语水平普遍较低，加上这位学员自以为是的理解，便将这两个村庄误认为是“大不懂村”与“小不懂村”。结果，在作战文书上出现了这样的字样：“××部队在‘大不懂村’与‘小不懂村’之间运动……”这个真实的笑语，使刘伯承进一步懂得，对于搞军事专业的革命者来说，学习外语，准确地掌握外语，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向外语世界迈进的时候，横在刘伯承面前的困难是可以想见的。这一年，他已经渡过了三十五岁的生日。跟二十来岁的年轻同学相比，他是年长十多岁的“大哥哥”。更为艰难的是，他的右眼早在1917年讨袁护国战争中已经受伤致残，装着玻璃眼球的眼眶时常发炎、肿痛。另外，长期的战斗生涯，还给他的身上留下六处伤痕，每当天气变化，就感到隐隐作疼。当时，许多同志和朋友都为他的身体担心。 但是，有更多的人知道，刘伯承是一位具有钢铁般意志的典型革命军人，从辛亥革命到讨袁（世凯）、护国、护法、讨贼战争；从担任泸州、顺庆起义总指挥，到南昌暴动的参谋长，戎马生涯十五年，枪林弹雨，刀山火海，全然不在话下。面对新的困难，他没有灰心丧气，没有倦怠，他把俄文当作眼下要征服的“敌人”，以当年攻城夺关的精神投入了这场新的战斗，他决心以加倍的努力来弥补自身的不利条件，以一个“小学生”的姿态一点一滴学起。 当时的苏联，虽然渡过了困难的经济恢复时期，但苏联人民的生活依然十分清苦；老百姓按定量配给黑面包，商店门口经常排着长蛇般的队，人们的衣着简朴、陈旧……。但是，在列宁创建的苏共（布）和斯大林同志的领导下，苏联人民奋发图强，克服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到处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 尽管当时苏联人民的生活很艰难，但对各国留学生却热情相待。中国留学生除发军服外，还发给竖领子的列宁式夹克，或是纽扣缀在左边的紫色乌克兰式衬衫，有的还发给西装。在食品方面，除牛奶、面包给予保证外，有时还有鸡蛋、黄油、鱼子酱。刘伯承因其军阶较高，还有特殊“供给证”，可以到“特供”商店领取一定数量的“特供”食品。面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情谊，他内心十分感激。他时常把自己的“供给证”转借给学校的清洁工，将另份食品转赠给苏联儿童。他实地考察了苏联，看到了伟大的列宁主义精神，看到了苏联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热情，苏联人民取得的每一个胜利成果都使他深为感奋，倍受鼓舞。 自然，他也联想起灾难深重的祖国，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人民涂炭，国运衰败……这一切，更激起他奋发自强，学习军事，拯救祖国的强烈责任感。他深深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指引中国革命的伟大真理，革命的军事科学，是马列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要学好先进的军事科学理论，必须掌握列宁故乡的语言。此时，在刘伯承心目中，俄语不仅仅是一种表意的，随时可与自己的母语互换的符号，而且是寻觅俄罗斯文化轨迹，乃至革命科学轨迹的工具。 在军旅中，刘伯承早以苦学勤读、强记博闻而著名。在学习俄文时，他同样有其独特的方法。他形象地把语法当作“钱串子”，下功夫掌握俄国语言的规律。同时又把单词比作零散的铜钱，日积月累，逐一聚集。在俄语中，“P”这个字母发音比较难，加上他的川东口音，念起来经常跑调。为了练好，练准“P”字的发音，他着实下了一番功夫，甚至在别人熄灯就寝后，还跑到走廊里去练习。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他逐渐掌握了进入新的军事学科大门的钥匙。 1928年春天，刘伯承致函重庆旧友王尔常，曾详细叙述了自。己初学俄文时的情形。他在信中写道：“……余年逾而立，初学外文，未行之时，阴侪皆以为虑。目睹苏联建国之初，尤患饥馑，今日已能饷我以牛奶面包。每思川民菜色满面，‘豆花’尚不可得，更激余钻研主义，精通军事，以报祖国之心。然不过外文一关，此志何由得达？！乃视文法如钱串，视生词如铜钱，汲汲然日夜积累之；视疑难如敌阵，惶惶然日夜攻占之，不数月已能阅读俄文书籍矣。” 曾和刘伯承一道留学的李修业教授回忆说：“刘伯承同志虽然年龄较长，加之视力欠佳，可是他比我们较年轻的同学用功得多，不但能严守学校所有的规章制度，而且还坚持起早锻炼（莫斯科冬天早上的气温大都在零下十五六度左右），我们常常发现他在我们去操场之前早已在那里朗读俄语，据他说，这样第一不妨碍别人安宁，第二早上空气新鲜，容易记忆，这是学习外语的好窍门。他除自备单词小本外，每日必在左手心中写满生词，直到完全记熟后才另换新词。无论在哪里，只要有一点时间就背诵单词，甚至连上厕所的时间也不放过。认为如不背诵，就是浪费。有时一边走路一边看看左手上的单词，星期日除洗澡外，他很少外出，几乎整天在念俄语。他常说，只有把俄语学好，才能自阅原文书籍，才能更多地学到东西，才能更快地充实自己。因此，他比我们学得较快较好’。 这是刘伯承苦钻外文的真实记录。的确，学会外文是学习军事科学的前提，但要搞军事翻译还必须有坚实而深厚的军事基础。当时，苏联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科学，无疑是整个无产阶级思想武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20年代到30年代，苏联翻译了大量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文、英文著作。由于掌握了俄语这个工具，刘伯承得以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著作，直接阅读了列宁、斯大林的一些原著，其中包括许多军事论著。同时。他还学习和研究了苏联红军的各种条令，有关司令部建设的现代军队组织指挥的知识，以及正规战，游击战战术，军区和野战部队的建设等较为系统的军事理论。在莫斯科的图书馆里，他还广泛涉猎了欧洲较为著名的军事家——拿破仑、老毛奇、小毛奇、克劳塞维茨，库图佐夫等人的事迹和论著，较充分地接触了欧洲的战争历史和西方军事思想。这一切，都为他日后的军事翻译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紧张的学习和训练之余，学校还组织中国留学生到苏联历史博物馆、达尔文纪念馆、列宁纪念堂和红军博物馆以及其他地方参观访问。刘伯承自觉地把这些活动作为了解苏联历史和学习俄国语言的极好机会。 1928年春天，他和同学们曾到列宁格勒旅行，参观夏宫和冬宫，访问十月革命的总指挥部——斯莫尔尼学校。瞻仰了列宁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以及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起义时的指挥部旧址。他联系自己参加领导泸州、顺庆起义和南昌起义的实际，认真学习列宁关于组织武装起义的论述，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在冬宫里，他还看到了大量中国的古董和珍宝，其中多是沙皇军队镇压义和团运动时从北京劫夺去的。这些史实，更促使刘伯承进行历史的联想和深入的思考。 在莫斯科的日子里，高级步兵学校和其他学校的中国留学生经常相互往来，切磋学习体会，交流国内的各种信息，互相倾诉思念家乡、思念亲人之情。当时，吴玉章、叶剑英等在中山大学就读，刘伯承便常去看望他们。遇到节假日，同学们也都汇集到刘伯承的住处聚一聚，畅谈留学的收获。有时还借他的特殊“供给证”打牙祭，或是到郊外野餐。伍修权曾回忆说：“早在1928年，我在莫斯科步兵学校学习时就认识刘伯承同志。当时他在南昌起义部队失败后，来到苏联莫斯科留学。我在步校时每月有三十卢布津贴，我不抽烟，就用它去改善伙食，常在星期天去中国饭馆，也就在那里碰到刘伯承同志几次。记得我们那时特别爱吃辣子鸡下、炒肉片，都是中国风味。开饭馆的中国人真有办法，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到农村去搞到鸡、肉、蛋和大米、我们知道他早已是川军的将领，是把他当作前辈看待的。” 那时我国国内政局的动荡和苏共党内斗争的波动，对莫斯科城内的各派留学生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有的青年卷入到托洛茨基的涡流，有的青年投入到国民党右派的怀抱，有的青年远避“世俗”，飘流到英格兰、美利坚去找安乐的去处。刘伯承面对这种形势，总是以“大哥哥”的身份，阐明我党的原则立场，抨击国民党的反动政策，揭露托派的真面目，尽力团结国民党和冯玉祥部的左派留学生，劝说他们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的著作，走革命的正道，争取成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刘伯承的一言一行，对团结革命力量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一些曾经徘徊的人变得坚定了。一些曾对我党有成见和隔阂的人，逐渐理解了我党的主张和政策，慢慢地靠拢到革命阵线一边。在苏联军事界的中国留学生中，大多数坚持信仰马列主义，坚持进行革命。他们陆续回国以后，为建立革命根据地，发展人民武装力量做出了巨大的成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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