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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我较为熟悉的是九姨和十姨，她们是母亲的亲妹妹。 九姨现定居美国康州，她嫁给广东钱家，丈夫是名律师，叫钱乃文，现已去世。十姨嫁一香港商人，抗战时离异，现居加拿大。七姨是一个神秘人物，很少和家人往来，据说现在住在上海，我已40年没和她见面了。六姨是去年才去世的，她嫁给许崇清，许曾任教育厅长，后来又任广州中山大学校长，很有学问；他们的几个孩子都在科技和学术界颇有成就，到美国留学后就返回中国服务。我的表弟许锡挥现任中国中山大学校刊编辑，正着手写中国对日8年抗战史。希望台湾学者和他合作。我母亲是老二，和三姨感情最好，可惜她们两个都是红颜薄命。三姨患肺病去世，死时只有29岁。我的母亲则死于癌症，享年45岁。三姨嫁给外交家沈觐鼎，沈家是福建望族，但三姨丈和我的父亲当年大概都靠外祖父资助，因为我们两家都和外祖父母住得很近，而且我的父亲和三姨丈也常常要到岳丈大人那儿去求救，这是我印象中比较深刻的一件事，后来求证于我的六姨、九姨、十姨，她们也说当年大家的确都靠外祖父提携。 母亲名香词，适陈。祖父陈庆云，原籍福建，后来移籍广东。祖父曾任招商局局长，在香港算是大商贾。父亲是长子，踢名应荣。陈家也是一个非常守旧的大家庭，当年与外祖父私交甚殷，两人的妻子都有喜时，便相约若一儿一女则结为亲家，若都是男的或同是女的，则认为义子或结为金兰。后来陈家是男，廖家得女，为此我父母的婚姻是道道地地的指腹为婚。 母亲去世时只有45岁，因此我们母女的恩情，可以说是很短暂的。但在这短暂的15年中，有四五年我和母亲的感情非常接近。尤其是她去世前的一年，她在病中，缠绵病榻，都是大姐和我陪伴着她。父亲其时已被调到旧金山当领事，据说因在战时向外交部请假未获准，因此一直没有回来看母亲的病，内中情节到底如何不得而知。父亲如今年事已高，往事如烟，我也不愿多追问了。 外祖母一共生了四男六女，长子不成器，可说是个败家子，为外祖父带来很多苦恼；长女就是母亲；老三是次女，即沈觐鼎大使（曾任驻日本、古巴、巴西等地大使）原配，年29岁即染肺结核，死于北平协和医院；老四是男儿，未成年即夭折；老五廖承鎏也做过外交官，与北平名媛贺小姐成婚。五舅母出身名门望族，仪态大方，我对她印象很不错，后来五舅在联合国做事，另与韩国女人相好，于是这段姻缘也告结束；老六、老七是女儿。许家儿女即我的表姊妹、表兄弟，都在大陆；老八是男的，现在美国；老九、老十都是女的，九姨嫁钱家，即广东名律师钱树芬之子钱乃文，九姨丈己去世，九姨住美国纽约，十姨现住加拿大，子女都非常上进。陈家、廖家都是大族，与我同辈的堂兄弟姊妹、表兄弟姊妹我数也数不清楚，更不要说是提名道姓了。 母亲和她的三妹被送到英国留学，母亲因为喜欢音乐和绘画，因此又到了意大利和奥地利。在英国母亲和一位贵族发生了感情，这在当时是绝对不允许的事。当时外祖父任中华民国驻古巴公使（那时两国还没有大使），便差人到欧洲把廖家的二小姐和三小姐接回古巴任所，并择定吉日举行婚礼，就这样完成了母亲的终身大事。母亲本来不肯，后来外祖父与她约法三章，让她婚后再到欧美读书，父亲也是在婚后到英国牛津大学取得法学博士，后又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完成哲学博士学位。之后，父母亲到了华盛顿，大概父亲还想拿一个博士学位，而我的大姐陈静宜就在华盛顿出生。这是陈家和廖家的第一个孙子，虽然不是男孩，但两家都非常兴奋，要父母立即回国，因为担心小夫妻不会照顾孩子。 父亲因为年少出国，在英美受教育，所以国学根底不深，后来虽然回国在北平做教授，当报纸编辑，又转入外交部做领事等职，但因为中文不能与人较高下，总有点吃亏。先母也是在欧美长大，上洋学堂，所以我上学时读中文只好靠老师，在家里除外祖父外，其余都是半洋人。连我的妹妹在抗战后期也都到美国读中学和大学。我的教育都是在中国学校完成的，后来再到美国苦习英文写作与演讲及公共关系时，我已是两个小孩子的母亲了。这是后话，以后再讲。 祖母在我的印象中是最典型的旧式中国妇女，她缠了一对三寸金莲的小脚。有几次我在门缝中偷看她洗脚，那真是一门大学问，而且很费时费事：丫头先将一盆热烫的洗脚水端进祖母的睡房，然后协助祖母把那数丈长的白缠脚布一层又一层地解开。祖母坐在圆型的三脚凳上，光是解开缠脚布大的就要10多分钟，整个过程态度非常谨慎。祖母偶尔会叹一口气，那轻微的叹息，正象征着中国旧时代女性的无限哀怨！ 丫头若发现我和姊妹们在偷看“脚员，便向祖母说：”又来了。”祖母就说：“快到外面玩，这儿没啥好看的。”可是我们对这项每日进行一次的活动充满好奇，愈是不难看愈想看，据说当年祖父就非常欣赏祖母那双三寸金莲。可怜的中国女人，为了取悦男人，为了要做正室，只好忍受那刺骨的痛苦。 据祖母说，她3岁时就被缠足了，当时痛得喊救命，但她母亲为了女儿的“幸福”，只好忍痛把这活罪一代一代地交接下去。祖母又说，半夜里，忍无可忍时常试着把缠脚布解下来，后来被她母亲发现了，干脆将她的双手也绑起来。这种痛苦维持了很久。刚缠脚不仅疼痛，而且无法走路，只好由丫头背着走。两三年后再学走路，一步一声哀嚎，有时痛得晚上想上吊，真是可怜。 记忆中，祖母长年念佛吃素，每天清晨即起，烧香、拜佛、念经，佛珠很少离手，除了吃饭和吸水烟筒。 祖母穿的衣服只有3个颜色，夏天白色，冬天是深蓝和黑色，好像终生带孝似的。但她的衣着非常简洁，而且无论是布是绸，总是洗得光亮整洁；头髻是”二妈妈”（祖父的二妾）每天早上替她梳理的，梳好后，用一种“刨花”使头髻发亮，跟我们现在用的发胶差不多。祖母很少出门，没有串门子的习惯，出门不是上寺庙烧香，就是去参加喜事和丧事。她知书识字，因此也读些古书。我小学六年级时开始看张恨水的《啼笑姻缘》和《京华春梦》，我把这两部书给祖母看，我想她一定看过了，因为有一天她说：“北京的戏子比广州的开放。”这可能是读过张恨水的小说后所得的结论。 祖母30出头丧夫，57岁过世。在这20多年的岁月中，除了主持家务，念佛读经之外，不知她是怎样挨过来的。有些女人喜欢玩牌九、搓麻将，东家长、西家短地说是论非，祖母对此一无所好，我想诗中所谓“心如止水”正是祖母守寡的后半生的写照。 如今女权抬头了，我们有了公开爱与恨的自由、跟祖母的时代比起来，委实不可同日而语了。更有甚者，在欧美国家同性恋也可以公开宣扬了。近年来同性恋运动的男男女女常常到街上游行，争取社会的同情与政府的支持。最近有几宗同为男性结婚的妙事。1991年初在华府还有一对男子到市政府登记结婚，《华盛顿邮报》除写了新闻，也把两人的合照登在报纸上，堪称一绝。假如祖母还在，看到这种情况不知作何感想。 清朝男人玩女人、吸鸦片、聚赌……可能是与“父母在，不远游”有些关联。做父母的多半不愿儿子远游离乡，希望他们守在身旁，一方面可以帮助管理田产或生意，一方面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也好有儿子照应、继承家业，不致让外人欺侮家中妇孺。因为中国到底是个农业社会，不但要有儿子送终、传宗接代，还得靠子孙扫墓、继承香火。孔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因此男子可以有借口娶妾。做娘的想儿子守着祖业，不要东奔西跑，便容忍他们卧在烟床上，吞云吐雾，虽无壮志，最低限度不会大有精力去外边闯祸。这是一种多么愚昧的办法，久而久之，抽大烟已不光是有钱人家的专利，贫穷的人也来这一套，清朝的灭亡是注定了的。 在中国较为高雅的男人玩花鸟、下棋、吟诗、饮酒唱和。 女人的担子很重，因为她们不但要理财、担家计，还得为丈夫解决许多乡里间的大小事务。中国女人以前真不是弱者，虽在压迫中仍得挣扎求生存。我的祖母可算是那个时代的代表性人物，不过她还算有远见，丧夫后把大儿子送到外国去读书，因为她不想大儿子受旧社会的影响，她已失去了丈夫，不愿儿子步其后尘，这一点我很佩服。 再说廖家。 廖家是广东惠阳的客家人。外祖母邱氏是外祖父唯一的夫人，而且两人相守至80多岁。外祖父廖凤舒，又名奉舒，号忏庵，讳思灵，别署珠海梦余生，与廖仲恺先烈是亲兄弟，同是革命党人。民国成立后，在北京政府及南京政府任职，入外交部后先后任古巴公使和日本大使。清末曾被派往美国，而认识了邱家小姐，他们在旧金山结婚，外祖母受的是欧美教育，婚前从未到过中国，是个地道的土生华侨，和陈家祖母刚好是个鲜明的对比。外祖母穿的是法国服装、高跟鞋，祖母有的是三寸金莲；外祖母能用英、法、日、德、西班牙、葡国话与人对话，祖母则专念佛。外祖母养了两只哈巴狗，又坏又淘气，而且宠到极点，这在当年的东方社会并不可多见。 外祖母弹钢琴、玩桥牌，回到中国又学会了搓麻将，但她最喜欢的是跳舞，而且常穿红缎做的高跟舞鞋，据说那都是在巴黎订做的。外祖母穿洋装、烫头发，喜欢用各种名牌香水，为此她的儿女们都有点洋化。外祖母读过很多英、法名著，也和一些英、法作家通信。早年在北京，外祖父娶了这么一位新潮女郎，使得廖公馆常常车水马龙，热闹非凡。外祖父也很自傲有这么一位出众的娇妻。 外祖父精通外语，他的中文根底也极深，当年和梁寒操、汪精卫、叶公超等文人有诗词往来。抗日战争，廖公退休，避居上海。汪精卫投敌，组伪政府，一再到上海请外祖父出任伪外交部长，但为廖公婉拒。他在上海8年全靠变卖家藏古董名画度日。汪氏送年礼，廖公也不收。 夫妇两人住在上海静安寺路的一撞三层楼的弄堂房子里，与女儿女婿（上海名律师钱乃文）一同过日子。壮年时代的富贵荣华，以及北京时代外交部街上大宅车水马龙的盛况，都成了过眼云姻，但廖公处之泰然，日以诗文自娱，寄情诗酒，不为利诱不为名谋，更不为五斗米而折腰。 我上中学时才开始了解母亲，对她生出一份无比的爱心。伦常的关系可以说是最微妙而深刻的，它对于双方经常是一种考验，而在人类所有感情中，父母对子女的爱心该是最无私的，可惜的是，它并不是一条双向线或互惠的。我想小孩对父母的观感，多半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形成了。我们幼时最亲近的人，可能就是塑造我们一生的人。 我对父母的感情很小就已形成。小时候，我和父亲几乎可以说没有什么父女之情，甚至可以说，幼时父亲于我就像一个陌生人，仿佛我根本不认识他似的。后来自己年岁大了，为妻为母，方体会到我当时许多观念实在幼稚，可能甚伤父心。 那个时候正值二次大战期间，我虽只髫龄，己饱受战乱之苦，很自然的，我认为我这样受苦他应该负点责任。记得即使在我们生活优裕时，他也经常对我们讲说贫穷的苦恼，教练我们要节省用钱。母亲比他达观豪爽，这也许和她出身名门有关。 外祖父家里，很少讨论金钱这种小理，父亲则一生坎坷，经常为钱发愁，在这种情形下，很难将两人的观念拉近。父亲和我虽然不是非常亲近，但内心深处，我知道他是很爱我的，只不过表达方式比较特别罢了，也许他之所以不大愿意表露内心情感，为的是怕得不到回报或受拒。母亲和父亲的性格真是南辕北辙，我自小就常怀疑他们在一起是否快乐。 现在父亲和我的继母贝茜定居在加州碧埃蒙，我也关注他们。此外，我也趁此犹未太晚的时候，向他二老表达我的爱与关心。有时候，我也告诉父亲我多关心他，然而这并不太容易，爱的感情是如此强烈脆弱，有时很难将它诉之于言辞，而且当你真正爱一个人的时候，一切言辞都是多余，所谓尽在不言中。 父亲老记着在特殊的日子打个电话来，比如说我的生日或感恩节等等，走到哪里，也不忘寄张小卡片，告诉我他爱我，也许他这样做，是想弥补我们之间那一段失去的岁月。但是，一心想取悦别人的人，却往往不知如何表露自己内心的情感，从某个角度来说，这也许是父亲的悲哀，也是我的不幸。不过，虽然历经如许忧伤，我的小世界里，仍不乏爱的温馨。 外祖父和母亲是我印象最深的两个人，小时候我最敬爱他们。 重温旧梦在儿时记忆中，母亲是那样年轻漂亮，外祖父北平的深宅大院，和日后父亲外放时我们在国外的家，都因为有了她，而倍增光彩。 母亲在我心中就像一颗美好无疵的钻石，聪明美丽，从各个角度散发迷人的光芒，但是钻石冰凉坚硬，她却清新温柔如一朵出水芙蓉，在我心目中，她代表着“淑女”这个词真正的含义。 母亲和她的兄弟姊妹都是在极优裕的环境下长大，从小住的是轩门巨宅，用的是进口欧美家具，踏的是厚厚的中国地毯，起居室玻璃柜中陈列着中国的古玩。家规很严，吃晚饭时都需穿戴整齐如赴宴一般。阿姨舅舅每年和母亲同到欧洲旅行，他们接受东西合璧式的教育，我记得母亲精通多国语言，外祖父常说她该是家中的外交官。 就像许多大户人家的儿女，我小时候很少看见母亲，这情形尤以在当时人力充裕的国家为然。母亲社交活动频繁，都是需要花精神的，因此，她虽然爱儿女，却没有什么时间和我们在一起。住在北平外祖父家中的那几年，比我年长4岁的姐姐静宜早已上学堂，妹妹香莲比我小一岁，也和我玩不到一块儿，因此，多半时候，只有一屋子玩具和姨娘陪伴着我。 每回姐姐或老妈子弄得不高兴的时候，外祖父就成了我唯一倾诉的对象。因为母亲经常不在家，他会抹干我的眼泪，说：“宝宝最漂亮，不要哭。”外祖父只给母亲和我取了乳名。 我最喜欢听他讲故事，讲他第一次到欧洲大陆和美国的经历，我百听不厌，有时候我倒在他杯里睡着了，老妈子就会来把我抱上床去。 小时候，我大概是个倔脾气，最讨厌姐姐管我，我不听她话的时候，她总是说：“我要告爸爸。”我知道父亲一定护着她，因为她是老大。有时候，我给逼急了，也会说：“我要告诉妈妈。”听了这话，姐姐会带着揶揄的口吻说：“啊！你见不到她的。”这是实情，母亲经常午夜12点以后才回到家中，很少起来吃早餐，她不是外出购物，参加宴会，就是在家里忙着接待客人，我一直到上了学，才逐渐认识母亲。她去世前几年，我们非常接近，在那短短几年里，我对她敬爱交加。 母亲认为，女人应该有女人的气质，随时随地像个淑女。 记得有一次我在母亲面前说一位穷酸表兄的坏话，她当即告诉我：“淑女应该居心仁厚。”接着她又说，“一个人的出处和成就，都是次要，要紧的是能把握人生的真义。”那时我还不完全了解其中的含义。但她去世以后，我常常想到她的睿智，和她生前对我的训示。 表面上，母亲一径是那么高兴愉快，然而现在回想起来，她并不是真的快乐，事实上，她即使在笑的时候，也有点悲哀的样子。中国有句俗语：自古红颜多薄命。母亲和她妹妹维德丽亚就应了这句谚语。母亲撒手人寰时，才45岁。阿姨死得更早，29岁就离开了人世。记得我13岁生日过后不久，母亲就病了，那段日子回想起来，恍若昨日。1937年到1941年，抗日战争早已爆发，但日本偷袭珍珠港是在1941年12月7日，因此，对其他国家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始于1941年冬天。 1937年夏，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进攻华北，我们一家从北平逃到香港，我还记得我们住铜锣湾金龙台。我们在香港安顿下来后，父亲单独前往美国新墨西哥州任中华民国驻新墨西加利领事。临行前，父母向我们解释，我们必须留在香港继续学业，待父亲在新墨西加利安定下来，就会接我们去团聚。日本侵占华北，陈廖两家的家产几乎荡然无存。我现在怀疑，当时父亲没有接我们去的原因，可能不在住处无着落，而是经济拮据所致。在中国战时公务员的待遇低得可怜。早几年，父亲从来不靠薪水维持8口之家的生计，抗战开始后，情况才有了改变，但那时候，我只是个孩子，对家中经济发生问题，毫无所悉。不过，从母亲那儿，我感觉得出，事情有点儿不对劲。我印象最深的是，母亲不断地从保险箱中取出她的首饰，却很少见她戴用，偶尔，我听见她在电话上和陌生人谈论某几样首饰的价钱，心中极为不安。 一个春天的下午，放学回家途中，我想着要母亲给我买一件和同班同学雪莉一模一样的绿外套，都种款式很特别，雪莉是我的好朋友，两人常常一同读书，一同做功课。 回到家，我听到一个陌生女人在客厅里和母亲谈话。那女人嗓门很大。她说：“陈太太，就是这个价钱了。这对钻石手镯很好，也难找到。不过这年头，有闲钱来买这样东西的人也不多呀，你将就这个价钱吧。” 其后我又听到母亲低声和那人说些什么，我站在门角，女佣要我走开，我死也不肯。 我无意中发现了母亲的秘密与苦恼。 幸好母亲忙着变卖东西，老佣人又因为我不听她话，在那儿生气，没有人注意到我，也就在那个时候，我暗地里下决心要做个好学生，努力求学，将来奉养母亲，永远不要做金钱的奴隶。当时，这也许只是孩子气的诺言，但是一直到今天，我在金钱方面，从来不愿孜孜为利，同时，对于那些锱铢比较的有钱人，常常为他们惋惜。 我照顾母亲、奉养她老人家的心愿，在母亲进医院检查身体时，就注定永无实现之日，她进医院还是好好的活人，出来时即被送进了殡仪馆，这一切就恍如昨日。还记得那天早上，上学前，我和平常一样到母亲房里向她说再见。通常，时间那么早，她都还在床上，但那天，她早起来了，正在收拾衣服，整理出一只箱子。我对她说：“我以为你只检查一天就回来了。” 母亲说：“也许要好几天。”然后她搂着我说：“假如我要在医院待久一点，你会照顾家里和妹妹们吧？”突然之间，我觉得自己已经是个大人了，“当然，妈，您别担心。”接着我说，“也许我该留在家里，等您进了医院再走，或者今天就不要上学了。”她说：“不，你现在还是去学校，下了课再来医院看我。” 空气中仿佛弥漫着一丝悲凉的气氛，我觉得孤单极了，但为什么，却又说不出个所以然。如果当时我若是知道不到一年时间，整个家计和照料4个幼妹的责任，将落在我一个人肩上，我除了孤单外，或许还会不胜惶恐。 整整一天，我人在课堂，心不在书本，恍恍忽忽上了一节又一节的课，老师在上面讲，我心神不能集中，根本听不进去，只焦急地坐着等下课。4点钟，铃声一响，我头一个冲出教室，老师把我叫了回来，问我为什么这样没规矩。依照旧式传统，学生一定要等到老师下课后才得离开，我难为情极了，眼泪几乎夺眶而出，记得我转过身去，用全班同学都听得到的声音，吼着：“我妈病了！”就跑了出去。 从学校搭乘公共汽车赴医院时，我初次尝到了贫乏的滋味。我口袋里只有一毛钱，是从学校返家的车票钱，如果我要从学校坐车到医院，回家就得走路。我决定先走到医院，因为两相权衡之下，从学校到医院距离短，从医院到家距离要长得多。 我几乎是跑着去医院的，迎着冷风，双颊感到一阵阵刺痛，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跑——只知道急于见到母亲，我从来没有感到自己和她如此接近。人世间凡是能够有机会相爱的人，应该珍惜自己的幸福，因为一旦人天永隔，那就只有一寸相思一寸灰了。可叹的是，我们少有懂得珍惜每一刻宝贵的时光，春在怕愁多，春去怜欢少，这是人之常情。 走进医院，我直奔母亲的病房，她躺在床上，半醒半睡。 我走上前，向她请安：“妈，我来了，您好吧？”她回答：“我很好。 医生还要作些检查，得在医院再耽搁几天－－完了之后，就可以回家。”她接着又说：“不要担心，不会有事的。”她握着我的手，好像是向我保证，不会有问题，但她的声音却不能令人心服，我有个预感，她没有把事情全部真相告诉我。 30年代后期，大家对癌症所知不多，事实上，我敢说替我母亲治病的那些医生对这种病的了解也有限。如果没有战争，如果不是日本侵略中国，我相信父亲或外祖父一定会让母亲接受最佳的医护治疗，她的病也许可以治好，或许她不会这么早就离开我们。但珍珠港事件爆发前，中国战事己进行了漫长的4年，中国大陆上的人民在炮火下，奋勇作战，为国捐躯，各地都成了火线，触目皆是家破人亡的惨剧，儿童在饥饿边缘挣扎，伤员乏人照顾，人问凄惨，莫过于此。精疲力尽的士兵从战场穿过冰霜泥浆，一步步爬回家，但是回到家中，哪儿是自己的家？已不复可辨。外面的世界对这些好像一点不在意，让中国单独打它的仗战争夺去了我们的一切，包括经济援助。没有钱，要给母亲较好的医护治疗，谈何容易？在当时，简直不可能，唯一支持我们活下去的只有勇气与决心，它使我们相信希望在明天－－冬尽春来——黑夜之后即是黎明。 我一直伴着母亲，直到护士进房要我离去，他说：“小妹妹，天色已晚，你该回家睡觉啦。”我对她说：“我若回家，你会照顾我妈妈？”她说：那是当然，你别担心。”母亲笑了，对我说：“你长大了，不再是小孩了，因为我还仰仗你帮我照顾这个家呢。”我当时哪里知道以后的6个月，我会每天放学之后，就得到医院去呢？我从学校直接去医院，陪母亲一直到黄昏时分，有时我困极了，却不敢睡去，唯恐一合上眼，她会在我睡着的时候，悄悄离开人世。 那时我常想如果外祖父在那儿就好了，他一定知道该怎么办，但当时外祖父母还在北平，二老觉得自己年岁已大，精力已乏，无意离开老家，何况他们即使逃到香港，又何以为生？ 所有产业投资都在大陆上，带不出来。当然，没有人会想到这场仗一打就是8个年头。抗战期间，沦陷区人民和外界通信几乎完全中断，一封信穿过敌人阵线，到达收信人手中，至少得要一年半载，多半时候，信件中途就遭遇变故，永远到不了目的地，投不到收信人。 我们一到香港，就想尽办法和外祖父联络，但均属徒然。 我替母亲担心的同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外祖父，这或许是因为他老人家一直是这个家的支柱，无论直接间接，我们全依赖着他。外祖父那时对留在敌后，也许有点后悔，但是要离开沦陷区已经太迟了。一直到1945年7月，太平洋战事结束后，我们祖孙才在上海再度团聚。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里，妹妹们在做功课，佣人也在等我。两个佣人在我们家已经很久了，非常关心母亲的病情，妹妹们年纪都还小，懵然无知，我自然觉得没有必要把医院里的事情和她们讲，姐姐念护校，平常不住在家里，我虽只比妹妹香莲长一岁，却必须肩负起主妇的责任。 有段时间里，母亲的病况既未好转，亦未恶化。两个礼拜之后，我去见主治大夫，他是母亲的一个远房表亲，不过年纪大得多。他看到我一个13岁的小女孩去和他谈母亲的病情，十分惊讶，但是我告诉他，我还有个17岁的姐姐，也会和他谈。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父亲呢？”我告诉他，父亲在新墨西加利任领事，不能请假回来，当时我对政府的战时法规不甚了解，但对父亲不能回来探望病中的母亲，心中有说不出的气愤。 母亲住院那几个月当中，主治大夫从来没有确切地告诉我们，她究竟得了什么病她吃不下，睡不着，身上觉得痛，整个人一天天消瘦下去。起先他们告诉姐姐和我，母亲也许得了胃溃疡，接着又怀疑内脏出了毛病，迟迟不能决定是开刀呢，还是不开刀。日子就这样拖了下来，日复一日，周复一周，月复一月。我永远没法了解，母亲在医院病了这么久，为什么父亲始终没有回香港看一看，难道工作真的那么重要？如果是为了钱，我相信他一定可以从朋友那儿周转一下，我在心慌意乱的同时，更觉得伤心不已，我们还只是孩子，就得负起成人的重担，战争再残酷，也不该消除人的感情啊！我这样想。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才渐渐原谅父亲当时所做的和他没有做的一切。 母亲的身子愈来愈弱了，冬尽春来，但是春天并没有带来阳光或希望。那是一个没有花朵的春天，大夫终于告诉我们，母亲得子宫癌，动手术已经太迟了。我连那是什么病都不知道，这是我头一次听到癌症这个名词。母亲去世前一个月，已是奄奄一息，大部分时间，身上疼痛难耐，有时护士给她注射吗啡止痛，真叫人不忍卒睹，我想陪着她，和她一道受病魔的煎熬，却不忍见她痛苦万状的样子，有的时候，她痛得实在按捺不住了，会高声叫护士再给打一针，这时我会跑出病房，心中有无限的害怕与惊恐，而大人们让一个小女孩面对这一切人间的惨剧，又是何等不公与残忍！亲戚朋友未看看，又走了。唯有我，每天放学，就去医院陪母亲，我在病房里做功课、吃晚饭，等病人会客时间终止时才回家。我多希望有个人和我在一起，让我倚在他的肩头，哭诉心中的委屈，但是身边没有一个人，香港的亲戚朋友嗅到战争的危险，多半已到大后方——重庆或昆明——去了。 母亲死前一周，大部分时间已不省人事，我记得一个飘着细雨的午后，我带了一束她最喜爱的康乃馨去医院看她，她在睡觉，我坐在床边静静地陪着她。黄昏时，她醒了，仿佛知道我在旁边似的，向着我说：“宝宝，让我握看你的手。”我握住她的手——可怜全是骨头，她紧紧抓着我，好像害怕我会走掉，那一刻，她的神智很清楚，而且想和我说什么，但是声音非常微弱，像是耳语一般，我说：“妈，您休息会儿——别多说话。”她将我的手抓得更紧了，“让我说，过了今天晚上，我可能没法和你说了。”难道她已知道自己时间无多？难道她是要向我交代后事？生何其奥妙，死又何等哀伤，然而我们都将走上同样的道路。我仍记得母亲对我说的话：“宝宝，你就要14岁了——不再是小孩子，我走了之后，希望你能好好照顾妹妹。”我哭着喊：“妈；您不要离开我们。”她说：“宝宝，勇敢点，你会把这个家照顾好的。”接着，她又气喘吁吁地说：“我唯一的遗憾是不能看着你们姊妹长大成人，我真想念留在北平的外祖父母，再见到他们时，别忘了告诉他们我爱他们。”这是母亲最后一次对我说话，当天晚上，她陷入昏迷状态，再也没有醒过来。 晚祷时，我常会问：“啊！上帝！我们的祈祷有用吗？”但是谁来回答我？此外我知道，自己需要母亲，远胜于她之需要我，我感到害怕，但是她已无法消除我心中的恐慌，母亲的大限之期将至，马上就要离开我们了。星期天早上，姐姐和我到了医院，好像母亲有意选中这个我们两姊妹都会在她身边的日子，她咕哝了几个字，但是我们都听不出她讲了些什么，几分钟之后，护士摸摸她的脉搏，告诉我们，她已经走了。姐姐和我跪在床边，不住颤抖，欲哭无泪。中国人常说，福乐遭天忌，我知道母亲不愿意死，我知道她不愿意离开我们，但天意如此，夫复何言？这是一段漫长旅程的结束，也是我生命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一章，母亲死了，我却必须面对许多可怕的明天。 以后的岁月里，母亲的死使我和外祖父母更加亲近，同时将我和父亲与继母的距离拉得更远了。母亲死后，我变得比以前更独立，不一定是我想要这样做，而是出于现实的需要。 亲戚朋友的帮助有限，姐姐和我必须安排一切丧葬事宜，结算医院的帐单，选墓地、墓碑，对一个像我这种年纪的孩子，那实在是一段痛苦又可怕的经历。失去母亲的打击，很可能使我变得愤世嫉俗，幸赖朋友们始终如一的关爱，我才没有消沉下去。有时候想起来，中国及其人民在长期战争中受尽日本军阀的欺凌，母亲能在战事进行到一半时离开人世，未始不是幸运，成千上万的同胞吃不饱，穿不暖，至少我的母亲能作永远的安息。 母亲去世后，我成了一家之主，每月靠港市300元，维持全家生计。现在我才知道，母亲为何要变卖首饰，6口之家，单靠3oo元微薄收入，怎能活下去？有件事我永远忘不了，妹妹香兰和我都想学钢琴，但家里一个月只能匀出10块钱缴钢琴学费，换言之，只能一个人去学，我决定牺牲自己，把机会让给香兰。日后，我的经济能力足够负担学钢琴的费用时，我却抽不出时间来了。 1941年，又有一项改变，我发现自己无法兼顾家务与学业，在父亲首肯之下，我和妹妹们都进了圣禄女书院住校。 每月每人食宿费50元，五姊妹总共250元，剩下的钱，每人分得10元——衣服、书籍和其他日用品都包括在内。那段时期，如何使收支平衡，成为每个月的一大威胁，我对自己发誓，有朝一日，我如果有了钱，再也不要做预算，我算是做到了。 母亲死后，我常在星期天做完弥撒之后，步行很长一段距离，去到母亲墓前。有时候，我的感情似已枯竭，空洞洞的一片，我总是驻足良久，不忍离去，我意识到，她的梦想和希望，已在不知不觉中传给了我。 晚上，躺在宿舍狭窄的木板床上——蓝色的床单，蓝白色的墙壁，我会思潮起伏，茫茫来日，何处是归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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