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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上海新闻圈中已盛传我们恋爱的消息，因为在许多社交场合中，我们偶尔一同出现。陈纳德有个司机，姓王，是云南人，陈将军来华时他就替他做司机，后来陈将军返回中国在上海成立了民航空运公司，老王就来上海当他的司机，连家眷一妻一儿一女也来了上海。陈将军还特地在屋旁另建了一个两屋楼的小房子让老王安家。老王是个忠心的司机，每次他该派去接我或送我回家时，就会滔滔不绝绝对我述说他的老板如何英勇，性情既好，人又忠厚，而且就只有我是他唯一的女朋友，若能嫁给他真是前世积福云云。这些话我都听腻了，可是却不好意思去斥责他，因为他是个老实人。 有一次我生病住院，是胃溃疡。大概多年在内地的营养太坏，回到上海外祖母又每天要我喝鸡汤和补品，饮食前后失调反而闹出胃病来了。那次的胃病是慢慢发作的，我说过到了上海，我对自己许愿要快乐轻松地活一下，因此经常和亲戚朋友们到夜总会跳舞（我到如今仍然喜欢这项运动）或是去看电影。在工作之余一定会安排娱乐节目，家中和办公室找我的电话日夜响个不停。大概节日排得太满了，所以才会生病，胃部开始夜间作痛，直到有一天痛不可支，才被送入医院。大夫说这是长期生活不正常、饮食不协调的毛病，吃药、休息该会复原，外祖父母都说：“这个大孩子在这儿玩疯了，就让她在医院好好休息吧。” 我病在医院里，不少朋友送来鲜花，陈纳德将军每天差王司机送花篮来，房中花篮、花盆堆积到连走道都占满了。一个黄昏将军来看我，见到满室花丛，就笑着问我：“是谁送了这么多花儿？”我也开玩笑答说：“是你的司机，我还未死你就想以花葬我。”从此他再不要王司机去买花给我，但这个笑话后来也变成公开的秘密。 我病后出院，医生嘱咐要多休息，外祖父母也和我约法三章，不准天天和朋友有约，除了工作外要多在家休息。这一来倒给陈纳德将军很多上门拜访两位老人家的机会，当初我还不敢请他到家中来，而且还得找机会说服两老；首先至少让他们在最低限度之内能接受这位比我年长30多岁的外国人。 结果我们想出一个妙计。 陈纳德是桥牌高手，外祖父母也都喜欢玩这玩意儿。于是一个周末我和外祖母商量是否可以请我的意中人到家里玩桥牌（我和陈纳德搭档，两人商量好要让外祖父母做赢家，我们要多输一点，好让老人家高兴）。经同意后，他来了，我迎出去，他手中捧着一大束红色玫瑰花，我说：“多么漂亮的玫瑰，是我的吗？”他说：“对不起，不是给你的，是给廖夫人（即外祖母）的。”我们相视而笑。 外子彬彬有礼地称外祖父母廖大使（外祖父曾任驻日本、古巴等国大使）、廖夫人，他们用流利的英语交谈，外祖母还考了一下他的法语和西班牙语。坐下来玩桥牌时，我有时忘记了让外祖父母多得分，还抢着做庄，偶尔他会在桌下碰我的脚尖，以提醒我。有几次叫牌他装傻，分明多过15点而不叫牌，就这样使两位老人家大赢。他说：“你们的牌术真好。”外祖父说：“今天我们的牌运还不错。”于是有了第一次愉快的会面。 之后，陈纳德一有空就到外祖父母家来，有时候我不在他就和外祖父聊天。外祖父讲他的外交经历，陈纳德回忆抗日时的惊险，两人谈得相当投机。他还会陪着外祖父喝放冰块的成士忌，渐渐地，他就像家中的一员了；连在二楼居住的九姨和九姨丈偶尔也来凑热闹，我想两老对他已没有太多成见。 一天晚上外祖母到我的卧房来和我单独谈。他说：“你妈是我最钟爱的女儿，和你一起，有你在身旁我就像看见了依莎芭（母亲小名）。你若和美国人结婚，就是远嫁，我们就少有机会见到你了；知道吗，宝宝。”我的小名是Bo.Bo，因为据说我牙牙学语时常说Bo.Bo。大家随着小孩说话，因此家人都喊我宝宝。大姐是贝贝－－Baby，虽然到了我们年长为人母，这小名仍是习惯地使用。 外祖母对陈纳德印象甚好，但舍不得我远嫁。我告诉她，我的爱人有志留在中国协助中国的重建，即使回美也是暂时的，我们计划留在东方。后来我没有食言，我和外子一直以上海、香港、台北为家。大陆巨变后，外祖父母移居香港坚尼地道，我在香港九龙塘有一栋房子，但因工作的关系，还是定居在台北。 当年外祖父不适时，我还常去看望他老人家：后未能随侍在侧到他临终，是因为外子也病重在医院，而他们两人同在1958年去世。 四五十年前，中国人并不赞成异族通婚。1947年末父亲携着继母回外交部述职，他将被调到太平洋英国属地古晋做公使。继母张碧茜想了一个理由，说是父亲到古晋需要一位中英文部好的人刍私人秘书，她认为我是最适合不过了，藉此希望能分离我和陈纳德将军的感情。 在那个年代，我可以抗议不去美国，留在中国读书，但婚姻大事若得不到双亲的祝福将会引来不少闲话，不但在中国人面前抬不起头，到美国去也会被人看不起。因此要得到双亲的点头真要下点苦功夫。当时父亲、继母和外祖父母谈论我的婚事时常常办红耳赤，几乎翻了脸，父亲说他这个不听话又任性的女儿都是被丈人和丈母娘宠坏的。 陈纳德将军为了讨好双亲，还派了专机到香港把两人接到上海见面，又替他们在当年上海一流的宾馆－－国际饭店订了最好的套房，让他们休息。 在国际饭店的套房里，我和父亲开始谈判。他要我考虑和他们同去古晋1年，假如1年之后我仍维持原议，他就答应我们的婚事。我说古晋我是不会去的，五妹刚好入大学，她可以休学1年到古晋为父亲服务。我们父女一再地讨论，直到陈纳德到旅馆来接我们去国际饭店的十四楼吃晚饭，才稍停歇。 乐队奏着我们喜爱的歌曲，他牵着我的手入舞池。他在舞池中低声问我：“进展如何？”我说：“不太顺利。”他说：“绝对不要妥协。这样吧，明天让我单独和你继母谈；你的父亲在她面前像绵羊，她若同意，其他的就好办了。”我想他的话也有点道理。 第二天晚上我们到将军家中晚餐，饭后将军请继母进入书房，他们在那儿谈了许久，出来时将军笑着对我说：“你现在仍是民航公司的职员，我批准你请假一星期，陪你的父母去杭州西湖玩玩，再仔细商量一下我们的结婚大事吧。” 他真是比我有办法。 我陪着父母去了西湖。那正是初冬时分，西子湖畔游人不多，但我对湖光山色了无心绪。花前月下，枕畔窗前，尽是相思，尽是离绪。每天晚上，有时早上将军数次来电话询问归期。 父亲知道我已有所决定，而且不会让步，后来是他让步了。他说：“我想作主意已定，我嫁了你这个女儿，我也要去古晋就任了。” 在杭州西湖停留了5天之后，我们回到上海。 陈纳德坐着他那辆老式顺风牌轿车到火车站接我们，车上后座跳出未的是小乔，它是我们心爱的德国腊肠短腿、短毛小狗，毛色黑得发亮，蹦蹦跳跳，猛烈地摆摇着它粗短的小尾巴，和它的主人一样高兴地欢迎我归来。 我们和家人一起筹备婚礼，那是上海1947年底，不但是迎接1948年新年的来临，更迎接那陌生而又充满着考验的未来。 我们从1944年初识，直到1947年12月底，除夕前一周才得到外祖父母、父亲和继母的准许，举行小型的婚礼。那年他54岁，我23岁（结婚日期分12月21日），婚礼是在陈纳德将军在上海的私寓举行，由基督教士和美国驻上海总领率证婚。参加婚礼的除了父亲、继母外，还有大姐和当时的外交部次长叶公超叔叔及陈纳德的助理舒伯炎上校和他的夫人；另外还有他的好友，也是他的私人医生詹德狄上校。 我披上白色的婚纱，穿了上海有名的服装设计师法国绿屋夫人为我缝制的雪白嫁衣，陈纳德穿了美国空军中将的军服；在1000朵白菊花的花架下，互相许愿终生相守。他替我戴上了结婚戒指。乐师用小提琴奏了几首我们都喜欢的曲子如“允诺”（Promis E）、“你的眼睛是甜酒”（Drink to me on1ywlth thy eyes）和“你是我的阳光”（You are my sunshine）等爱情歌曲，我和他在大厅中起舞。 当天晚上我们邀请了几位朋友共进晚餐。我们并不想劳师动众，也不想制造新闻，但却不知道何时走漏了消息。在我们用餐时，佣人报告有新闻记者找陈纳德夫人，当时我还在和客人交谈，我的新婚夫婿笑着说：“陈纳德夫人，有人找你，你去应付一下吧。”大家都笑开了。 这之后中外记者和摄影师来拍照，中外新闻、美国各大杂志都登载了一张陈纳德将军和我接吻的照片，在那年头，加上他的身份和我们不同的背景，实在是一件大新闻。为了不曝光，我们两人没有去度蜜月，第二天星期一，我们照常到办公室上班。当时我已辞去了中央通讯社的采访工作，转到民航公司的新闻部上班，婚后，更跟着外子在工作上同甘共苦，一起为民航工作尽力。 婚前外子住的是公司的房子，但我们已商量过该有一栋自己的房子，于是就在虹桥路美华新村找寻。美华新村共有十二栋精致房屋，都是英国式的房子，价钱相当昂贵。 1947年圣诞夜，我们坐在客厅内，圣诞树下闪着红绿色的灯光，大包小包五色缤纷的礼物堆积如山，有从中国各地进来的，也有从美国各地邮寄来的，还有不少是上海亲朋和民航公司职员送来的。我想光是打开这些包裹，就要花上整个圣诞日。 夜静，客人散去，外子拉着我的手说：“我先把我的礼物送给你。”那是一个淡黄色绸子做的小盒子，系着一条红丝带，我心想那一定是一件首饰，但我错了，那是一把金钥匙，是美华新村五号的门匙，有一张小卡片写着：“送给我亲爱的小东西，连同我完整的爱。”我说：“啊，那所房子！”他微笑着说：“亲爱的，圣诞快乐！”我送他一个金制打火机，但我对他说：“不要吸太多烟！” 19年流浪，我终于有了一个家，有一所我自己名下的房子。虽然因为战事，我们在那所房子里只住了不到两年，又得再搬家，但我有一个关心我、爱我的人与我同在。 外子那时虽已过50岁了，但他仍是一位优秀的运动家，网球场上，他身手敏捷，技术娴熟，而且常单打。公司又组织了一个棒球队，他亲自参加球队出征，担任投手，在上海和其他商业界组织的球队比赛中多次获得冠军锦标。 我们的经济情况也因公司业务的开展而大有进步。在中国大陆一共有47个站。上海虹桥机场是大本营，此外北京、南京、西安、桂林、贵阳、兰州、太原、包头、沈阳、长春、烟台、青岛，整个大东南、大东北、大西南，如昆明、重庆、成都、广州、青海、宁夏、绥远、西藏……，都有民航公司的班机。我有许多机会到每个地方随着外子视察业务，也为公司的周刊写报告。 能亲眼看到中国的美丽山河，再亲自走过中国的贫乡僻壤，看到富沃的农田，贫脊的土地，农村里的鸡犬牛羊和田中插秧的男女，成群跑着、跳着的男女小孩，还有瘦小的女孩背后背着小婴孩……，这些人一辈子可能生老病死都在不到10多平方里的地方度过。这些对我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主人们对我们的礼遇愈重，我对他们的同情更深。虽然我远嫁美国，脱离了贫穷，也稍微脱离了中国重男轻女的社会，但我的心中永远无法忘记那些贫困的同胞，对于祖国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观点上的一些改革和变化都使我无法忘怀，无法置身事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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