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幸运地，我们所咨询的只是我们的心灵与意志。 宗教信仰迥异所呈现的问题，我早已预见。克奈尔·安娜诞生后，犯罪的情绪开始蠢动，自雪狄雅·露青丝出世后，它渐为炽烈。 为我丈夫拥有的爱心不断地弥补，在教堂门外教养两个孩子，令我感受痛楚与罪行。虽然如此，我越过下去越为这事烦心，以至几月来，我总想自己和将军商讨。但是不知怎的，我做不到。 挨到克奈尔·安娜5岁，雪狄雅·露青丝4岁时，我只有求神父的忠告。他极富同情心，但也很坚定。我只有一条途径，可以去掉我意志与心灵的烦恼与罪行的重压，我一定要使两个孩子受罗马天主教徒的洗礼。 我久久犹豫不决。我从未在将军背后做任何事。我依旧畏缩，不愿坦率和他讨论这件事。假定他拒绝，那么事情就明朗化，我们中间可能有严重的不谐，以致造成永不痊愈的心灵创伤，那是我所不能忍受的。 我不复记起，与神父谈话后的几周里，我的片断思想过程。我知我受尽困扰、惊惶，以及折磨。我不能安眠。我仿佛绊在混乱中的一头动物，我感受一种孤苦伶订的绝望之情，以致祈祷也不能减免。 我记不起怎样达成了明智决定。我想容或是在知觉残存的一种精神麻痹状态里，我只有发自本能地做出来，不管怎样，有一天我又去路易斯安那城的小教堂，拜访神父，并且做了必要的事先安排。 我将永不忘记，孩子们受洗礼的礼拜日上午，是晴朗可人的春天，孩子们穿着白衣服显得极为漂亮。事后，他们明白刚经历过不寻常并且重要的事情，热切渴望告诉她们的父亲。 我们一到家，她们就向他奔去。将军正坐在书房里看他的晨报。 “现在不要吵爹爹。”我说话时毫无决心。 两个孩子顺从地想往她们的游戏室走，可是将军对着她们笑。 “来吧。”他说。她们兴高采烈地回转身。 “哎呀！多么漂亮的白衣裳！新的，是不是？你们都很兴奋。告诉爹爹你们今天干什么去的？” 于是她们就对他讲。我转过身，茫然地望向花园里将军为我栽种的花卉。我默然地祈求他的宽耍不久，孩子们跑向她们自己的房间，书房里一切寂静。我听见将军的打火机在宁谧中“啪”地作响，可是我没有转身。 我竟然风马牛不相及地想起那些各种花式的打火机，有我送给他的金制品，后来我才知道，他只偏爱那种价格便宜但是不怕风吹的打火机。 “小东西。”他说道，他语调中透出来的慈祥令我泪如泉涌。 我慢慢地掉转身，透过模糊不清的泪水看着他。然后，我快步地走向他，他握起我的手，吻着。 “好啦。好啦，亲爱的，为什么流眼泪？” 我摇着头：“我应该告诉你。” “告诉我你要孩子们受天主教的洗礼——看着我。” 不知怎样，我竟与他的目光相接。它们是深棕色而且和蔼的，粗糙深皱的脸孔是温和的。 “小东西，你以为我不知道，家里有不寻常的事——我是经常注意到整个十四航空大队所发生的事的。” 我向他注目而视：“你知道？” “我猜出来的。几天前我看到衣裳，我留心到孩子们是多么地激动。我看出你是多么地烦恼－－我把它们都连在一起。” “你不会看不起我？” “看不起你？为什么，我爱你，记得不？我只希望你早告诉我。” “我应该的。可是我怕。怕你会说不，那么就太可怕了。” “我会说好的。” “为什么？” “因为若是对你如此重要，那么对我也是好的。” 我说不出话来，泪水汩汩地流下来，那些都是对于我的丈夫以及他的宽恕，以及他深爱的安慰与骄傲的眼泪。但，也混淆着歉悔的眼泪，为了没有事先告诉他而做的事，为了低估他对于我的爱。 在接踵而来的日子里，将军全然接受我的决定的态度，令我轻易地就把这些事完成，我们心里安置遗弃事物的地方，那里通常是深藏着我们不需要和不欢迎的东西。他永没有再提这件事，他对于孩子们宗教训练所表示的赞许态度，尤使我喜悦并再度获得保证。我再感到骄傲，为了他曾以多种方式向我表现的不减的爱念。 1956年阴雨连绵不停的春季期间，将军的慢性支气管炎日趋恶化。他剧烈咳嗽，可是他似乎推动自己赶上每天自拟的沉重工作表。春天以来我不断地催迫他，过了台北这一段令人衰弱的冬天气候后，赶紧动身到梦洛，休养一阵。 结果我们在6月中旬带着孩子们动身，将军整个放途中咳嗽不止。在梦洛度过几周后，他似乎好得多，但并不像我愿望的那样强壮。 他的精神，还有他对生活的热心却没有稍减，所以他坚持我们完成去加拿大的汽车旅行计划。 我竭力主张再多休息，可是被他批驳。 “孩子们会欣赏的，”他说，“而且那边的空气可能对我有益。” 我们从路易斯安那州一路开车，直到加拿大风光绮丽的路伊司湖。这种漫长的旅程足令将军疲倦，所以在过了一周悠游安闲的日子，在我们回程对，我显明地看出，将军已是极度疲惫。 通常都是将军自任全部驾驶工作，如果我对他每小时时速66英里有所抱怨时，他会戏言我“老起来了”。可是这次回程中，我们轮流驾驶，而将军温顺地听任我操纵驾驶盘，不时在我脑中响起可怕的钟声。 每晚他都比过去咳得厉害，同时他开始诉苦，头痛剧烈。 俟我们抵达梦洛时，我太为他的支气管炎担心了。 我们离开加拿大，他吹毛求疵地批评一些道路：“将来他们把路修好些，我要和你再来一趟。” 但是我们永未再来一趟。 我们差不多刚抵家门，将军即搭机飞赴华盛顿，在华德里陆军总医院，做每年例行的体格总检查。 他动身时，我向他说：“我很为你的咳嗽与头痛担心，记住给我来电话，立即告诉我医生的诊断。” 他微笑：“不要替我担心，小东西。你知道，我是一匹多么强壮的老战马！” “给我来电话！” 几天后，晚上9点已过，电话铃声作响。很可能是我们任何一个朋友给我打来的电话，但是不知怎的，当我拿起听筒时，我觉得那不会是个普通电话。 “陈纳德夫人吗？”是女人的声音，一个电话小姐的自然音调。 “是的。” “华盛顿给你打来的电话。请等一下。” 我紧张地握着听筒。接着有一个男人说话的声音：“陈纳德夫人，我是海顿将军，华德里陆军医院院长。” “陈纳德将军是——是……？” “他很好，他等一下就同你讲话……” 慰藉，剧痛夹杂着一种无形的缠绵的惊慌流遍我的全身。将军很好。可是海顿将军不停地往下讲时，我的心脏仿佛收缩起来。他们已在将军左肺的上半截发现一个小肿瘤。他们要尽可能地赶快把它切除，以备检查用。他们希望我在常问我什么时候能赶到华盛顿。 “我明天可以到，”我说，“明天上午。”我的胃感到冰冷，我的脑子都僵麻了。癌症——当然，有生癌的可能。没有人提到这个字，但是在隐讳不言中，它存在这里，然后将军的声音传过来。 “安娜？” “亲爱的，你好吗？” 他大笑出声：“当然，我很好。我觉得很舒服，好得多。” “我明天就能陪你啦。” “你能到这里来？真是太好啦，小东西。” “好好注意你自己。” “我会的。两个孩子好吗？” “她们都很好。一定要好好的啊？” 他咯咯地笑起来。 “安娜，亲爱的，我会注意自己。你想我在医院里，是做什么来的？” “我懂，亲爱的。我只是不安。我明天就看见你了。” “不要着急。现在让我向我的两个女孩说声晚安。” 克奈尔·安娜及雪狄雅·露青丝都守在我身旁。“向爸爸说晚安。” 一个孩子说“晚安”，同时另一个喊着“喂，爸爸。”然后她们两人一齐抢着讲话。我想像出他在电话的另一端，一定莞尔而笑。“爸爸，我们爱你。我们想你。你什么时候回家来？” 最后，她们挂上听筒时，我听见，从多少英里外的电话线里，他咳嗽的声音传来。这天的日期是1956年8月25日。 次日，动手术时，我守在医院。他们用轮椅把他推向手术室时，我俯身吻他，他的笑容令人增强信心。 “不要着急，”他说，”我会好起来。” “你当然会，亲爱的。” 白色的门在他身后闭上时，我缩回脸上的笑容。我感到一种深邃、渐渐扩大的惧怕。我走回他的房间，我想找点事做，就伸手铺平他的床单和枕头。于是，我不期然地看见，他亲笔写着“安娜”的一个信封。 这封信内签署的日期是1956年8月26日。 最亲爱的小东西： 我并不怀疑，明天手术后，我仍会活着，与你以及我们挚爱的女儿们同过许多岁月。然而，你是明白的，一切事都掌握在上帝手中，没有人知道他将于何时被召返他所由来的地方。 设若一旦我不能再见你或与你同在，在精神上我将永久伴着你以及孩子们。我以任何一个人所可能付出的爱，爱你和她们，我同时相信爱将永妻于死后。 要记住并教导我们的孩子们，生命中确切的真谛－－要品行端正，要诚实、忠贞，并以慈爱及于他人。生活不可过分奢侈，不要嫉妒别人，享受人间生活的舒适以及不以匮乏为忧。要谦和并全心致力于你选取的职业……在朦胧的泪水里，我无法读完下面的话。从这次后，我曾读过多少遍，可是最后的话总是变得模糊不清。 医生切除他的大部分左肺时，整整3小时的冗长时间他躺在手术台上，对我，它是3小时的炼狱辰光。最终，主治外科医生蒙克利夫上校走出手术室。我站立守侯着，盯望着他的脸色，紧张惊吓得无法开口。 “他会好起来的。” 我因此放下心来，心脏猛然地摇晃一下，医生把手搭上我肩头。 “现在——我好了。”我向他说道。 两位护士用轮床推出将军，向着房间走去，我跟着往前移动。他安静的面貌与遮及他下颚的床单同样惨白。 “我亲爱的，”我在极度痛苦中心想，“他们在你身上做了什么事啊！” 3天过完，他们才允许我与他说话，我握住他的双手，热泪湿遍两颊。 “亲爱的，你为什么要哭？我会好起来的。”他说道。 “我知道，亲爱的，我知道。” 我们又在等待检定化验结果，9月1日，我们终于知道了。 恶性癌！这个词的本身发出丑陋可怖的声音。生长在我丈夫胸脏里的，那个坏不堪言的东西是“恶性癌”。但是，医生已将它以及它周围的肺脏组织全部切除，现在它已死灭，它的凶邪实体被宣告终结。 感谢神，医生们找出它，割掉它，使它不能进而蔓延它致命的触须。 医生说新的肺脏组织还会长出来。假如十二个月内没有恶性癌的复现，我丈夫可能是没有问题的。“可能”，其所含有的不吉意味未免太清楚了。将军住在华德里医院三周。日渐康复之中。我只有断断续续地睡眠，日夜为梦魇所苦。 两个月以后我们返回台北，一直留到度过圣诞佳节。这年我们欢庆民航公司10周年纪念，将军为许多航程的老将，佩挂服务10年奖章，然后他感到疲累，无力分切庆祝蛋糕。 “你代我切蛋糕，”他轻声低语，“没有你，根本就没有民航公司。” 我懂得他的意思所在。他曾屡次告诉我，我是他战后重返中国的理由之一。他为中国战后恶劣的情况深感惊惶，因此留在中国筹组民航空中航线。 我含着泪水，分切那个大蛋糕。留心这事的客人们必感惊奇，他们没有听见他向我说的话。 他们无从知道突然袭上我心头的恐怖预感，有一天病魔要从我身边把他带走。他们也无从感受那份思潮的戮心之痛。失去他，即是失去我的一部分。没有他的日子将不复如往昔。挚爱的神，我心中默祷，不要让它发生吧。 1957年过年后不久，我们即归返梦洛，将军栽种他的园地。他偶事垂钓，多做休养，他从前的一些精力似又恢复。他秉有一贯的决心，戒绝香烟，只是间或吸两口那只用旧了的石南根烟斗。他每月赴医院做定期检查，一月又一月，结论都是没有疾病的征候。我每月急切地等待结果，深深地惧怕回答是死刑的判决。 4月的一个明朗的早晨，无意间偷听到的几句话，带给我无限的忧虑与无眠的长夜。——那是将军绝不知道的。 我正在厨房里，安静地站在靠窗的工作台前，仔细地阅看一份新食谱，我想试做一道海味秋葵羹。安娜与露青丝都在学校，房里房外都是静悄悄的。桃树林间有一只红胖的知更鸟吱喳鸣叫，和风吹来紫丁花夹杂着新刈青草的香味。 我听见一辆车子停下，刹时，将军和另外一个男人的声浪传来。他们进入花园，走近窗口时，我辨出那是诺伊州长：“当然可以信赖我。我定会做我能力所及的每件事，照顾安娜和女孩子，和我自己家里的人一样。”州长热诚地说道。 他们近窗口时，停下来，于是我听见将军打火机的咔嚓声。一会儿，我闻到板烟的味道。 “安娜有你想象不到的力量，”将军说，“她会知道如何料理她自己。但是我仍要有人照顾她，一个在她需要帮助时，可以让她依靠的人。” 男人们缓缓地向屋里走去，声调随着逐渐低沉下来。我茫然地凝望着花园里一片灿烂缤纷的色彩，想不出他们话里的意味。难道是将军计划一趟旅行，一趟远途旅行，因而约请州长，在他外出对照拂我吗？那又像是不可能的。自从他动手术后，他似乎尽可能地要我陪伴他，不会的，长途旅行他会带我同去。而且，一次过长的分离，看起来最近似乎也不会发生，他目前至少每月需赴医院检查一次。 那就剩下一件事：他已获知病情的恶化，而在我面前严守秘密。他快要死了。我用力撑在台子边，挣扎着想拼命压服自己。我听见他们走入前门。刹那间，他们就要来到的，我一定不可透露知晓的神态，那会令他受窘。我还必须等着。 他们穿过起居间，忽然爆发的欢快气氛万分逼真。他们充满热情地向我招呼。 “什么时候吃午饭，小东西？”将军问道，勿匆吻我的面颊。 “大约一小时以内，好吗？” “好极啦。州长，你知道现在差不多是中午？尝点‘野火鸡’你认为太早吗？”他这是指他们两人都喜欢的特殊威士忌酒，一种从玉蜀黍及裸麦蒸馏而成的酒。 “将军，尝野火鸡不算太早。他们是提前出生的鸟！”州长也附和着，“安娜，你把那些高脚杯摆在哪里？” “州长，你应当知道的——就在那个橱子里。来，我给你们拿点冰去。” 不知怎的，我也落入他们欢欢喜喜的情绪中。可是，他们刚才的话仍然萦绕着我。将军向我说过，他4月份的检查是没有病菌的迹象。难道为了不要让我着急，他在蒙骗我？不过假如他们又发现癌症的复现，他必然又要进行治疗，或者——我感到全身的颤栗——又动一次手术。 白天以及漫漫长夜在消逝中，将军不说什么。从八个月前动手术后，有关他的病情，我们谈得非常的少。他是不喜欢老想拂人心意的事，从来没有病态的心理，一向乐观。一月再一月，他动身赴医院向我吻别时，我俩之间有着不言而喻的理解。 “给我来电话，亲爱的。” “我会的。” 然后，他走了，我一直紧张地等着他的电话，通知我一切没有问题。 那么他和诺伊州长的谈话又是什么意思？“安娜有你想象不到的力量。”他说过这话。然而，他未必不明白，给我力量与信心的就是他自己。只是因为他在我身边，支持我，保护我，我才会不畏惧。我的力量原出于他，失去了他，我的勇气会动摇单是失去他的思想便令我茫然若夫，而且惊惧万分。挚爱还要活一阵。 当我冷静下来时，我说道：“他们不能再施手术，再切除吗？” 他点着头：“可以的，但是他们认为弊多益少。” 他说话时的镇静好似在说：“他们认为今天有下雨的可能。”令我敬慕与爱意油然而生。面临这样一蹶不振的消息，他还像往常一样地平静与坚定。他的勇气与刚毅诚是至高无上的。他像是不会不光荣地杯有恐惧的情绪、并让它陪衬于他伟大力量之侧。我感觉脆弱，太女人气，我向来爱他至深，但，在他生命历程中悲伤的黄昏黯弱时期，我的爱意几近崇拜。 两月后，我们赴波士顿城著名的拉希医院，做精密的检查。将军对华德里军医朋友们有充分信任，而对新奥尔良医生，名震遐迩的癌症专家，网尔敦·奥其勒，尤倚重为特殊私人朋友；但是拉希医院是另一救人们，过去与他并不熟识，可能更接近于提供他一个爽直而确切的回答——还能活多久？ 他并未向我说明这点，但我是知道的。他的典型风格会使他要求整个实情。 至于我，我则是畏缩地藉以躲避实情，因为在我们知道以前，我仍能佯装，我丈夫的病不致恶化尚且会转好，他余下的短促人生犹在不定之中，他将不为可测知的癌菌蔓延进展所限制。 然而我非常明白，佯作不知也是没有用的。为了他的缘故，为他经常这样表现出自己的这种人，我们知道最坏的，才是最好的办法。 “认识你的敌人。”将军一向有此信念。 他无畏惧地面对当前奸诈的敌人，一如往昔他曾面对其他全体的。他必须得知它的力量，它的潜在力，以及战争可能的时限。 不错，他必须得知。而现在我们两人都宁愿早获答案：现在人间生命的道路上还给他剩多少年，或是多少月，或是多少星期？ 甚至在如此重要的时候，将军尚匀出时间在纽约及华盛顿，为公务暂作勾留。我预拟数天后赴波士顿与他相晤。于是，我给他写信，其中的片断是：我至爱的：我不知如何向你说出，我爱你如许之深，因为我对你的爱不是言语所能表达的。仅你一人曾造成我整个的幸福，我将爱你至我死时。还溯我们结合的一日，我们的生命恰似两条溪水，互相汇流，流成一条江河。我们根深蒂固地愿偕白首，只为我们的爱不仅是表面上的美好，而是灵魂的真实，这是上苍可为明证的。亲爱的，我真情地，深深地、完整地爱你，一如你之爱我。亲爱的，我与你同为你的病痛受苦难……我无从思及没有你的来日，或没有你存在的生命——你一定要活下去！真实的爱绝不畏惧死亡，因为爱的主要责任是生命。亲爱的，请打败这场仗——以爱心、坚毅、信心与希望做为武器。人类最大敌人是恐惧与怀疑。亲爱的，我将不再恐惧与怀疑，因为你站在我的身旁。 历经许多梦幻的岁月，我们曾共同生活，共同珍爱；我们曾互相分享偷悦欢乐，我们也曾共同饮泣……啊，我至爱的。 愿望在来日，我要和你共度更多的喜乐以及苦难，一如往昔。 愿望我们的心灵常是坚强，我们的爱心纯真，我们将不畏怯。 有一天若是我年老，安娜与露青丝将陪伴我。没有孩子的家正如没有前途的爱，我极为感恩，为了我们享有两个女儿。她们自她们挚爱的双亲学会爱，我将关注，让她们纯良地，美丽地，并且自由地长大起来。 你不仅是一个凡人，而是一个挺身而出，为真理以及为你所信仰的事而战斗的人。唯其如此，我愈加珍爱你。我是最最幸福的，有你这样的人做我的丈夫，以及我孩子的父亲。你知道，我一向引你为骄傲，并尊崇你所代表的一切。 亲爱的，我要再三再四地告诉你：我以我的全心全力爱你。 在1957年11月19日，他在威拉德旅馆写给我一封信，令人叹赏的信：华盛顿市1957年，11月19日亲爱的：昨夜我刚抵达纽约的旅邸，就读到你美丽的信。 你用温情、爱恋的话语说出我为你怀有的相同感受——但是不能常常用话语表达出来。不知怎的，我最接近心灵的事情，总是不能用话语说出，我竭力以事实表现，我爱你以及我们两个女儿远胜今生的任何事。我一向最大及最常有的恐惧乃是我会失掉你——以及，她们之中的任何一个。 纵使我没有了你和女儿们，我绝不会在不战之下，投降于致命的疾病或任何其他敌人。你可以确知，我决定在最艰苦与最绝望的情形下，为与你们一同生活更多的年月而奋战。 离开你的残酷和寂寞是太可怕而不敢想象的。 倘若我必须过早地离去，我将仰赖你，尽你完善的爱心，抚育、引领并教导她们，令她们以她们的先人为荣耀，并过着诚实、光荣的生活。我也将仰赖于你，保存我将留给你的财产，如此你们所有的人都将有舒适的生活，享受完全使人满意的生活，并帮助那些凡是需要帮助的人。 当我与你结婚时，我在生活里实在只有唯一的志愿——找到一个值得尊敬的妻子。她会给予我情感，尊重，以及深爱。当然，如果我们彼此得有幸福与爱情，我盼望我们会有孩子。你已给予众所想要的一切，甚至远过之。我了解我已在你身上，获得丰富的幸福，了解与挚爱，远胜世上许多男人，我是如此的幸运，上帝在我晚年还这般仁慈地对待我。 因之，我现在以笨拙的语言，业已说出我对你怀有的情怀。此刻，我仅能再加一句，我以每一口气息与每一种思念爱着你。 永远属于你的克奈尔 一个白雪纷飞的下午，我们到达波士顿。翌晨，在拉希医院开始详细的检验与复查。一切告终后，医生宣布答案。 他们告诉陈纳德将军，就大多数的人而言，他们获知的结果必须要附上一点还有希望的诺言。可是，他不需要，他们供给的乃是不加伪饰的真情，因为他们知道他亟须晓得真实情况，同时他能承受听到这个消息的震惊。他们擅长于判断病人。他们知道病人的勇气有多大。 医生们说，就他这种情形，他只有三个月可以活。 “我们的祈祷有任何力量吗？”我实在并不想问将军这个问题。 “永远不要怀疑全能的神，小东西。” “对不起。我等一下会好些的。” “我晓得你会的。” 时间缓慢地过去，我贴近他，不停地发抖，于是他紧紧搂着我。 “安娜，亲爱的，”他终于说道，“听我说，我们向来都在台北过圣诞节，这个圣诞也不要有所不同。” 他已决定如此，我们带着孩子跨上越太平洋的长途飞机。 1957年圣诞节早上，他到办公室，处理几小时的公务，好像生命仍有好多年而不是几个月一样地工作着。中午前，他回到武昌新村家中，于是我们吃混合鸡蛋拌乳砂糖及火酒的冷饮，与孩子们打开我们每人的礼物。我一直到事后才知道：民航公司的李医师告诉我，圣诞日的上午将军第一次咳嗽咯血。 “不要告诉安娜。”他曾经请医生答应他。接着有更多的早晨他咳嗽咯血，可是我也常是不知道的。 我们最后一次动身返美前，将军举行了记者招待会，我问他原因，他正坐在写字台前，处理一堆民航公司的公文，于是他心不在焉地回答：“为什么？因为这是最后一次。” “天啊！”我像骨鲠在喉，泪水刺痛我的眼睛，我在一片朦胧中转过身去。他从未像这次一样的明白说他的死亡，这次的失言令我一谅。不知怎的，医生们虽已失望，可是，只要他，克奈尔·陈纳德还没有失望，我仍然是一直在希望里的。我对他的信心是如此之大，对他的力量是如此坚信，以致我始终没有面对最终的结局。此刻，他无意中承认，他是顺从死亡的，似乎将我一向依附的不合理的希望，剥夺得一丝不存。 我感到他的手臂向我围拢来。他立即意识到，他刚才已把我吓住“小东西，即使我们战斗必获胜利，我们在战略上也一定要准备最恶劣的。我并没有放弃，靠神的佑助，我仍要征服这该死的东西！” 我这时已能控制自己。 “我懂得，亲爱的，假如有人能做得到，那就是你。我们必须努力祈祷。我可以参加你的记者招待会吗？” “当然可以，如果你能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 “不要流泪！” “我答应了。” 我极为困难地遵守这个承诺。我坐在他身边时，我的思潮跌回在昆明，1944年的另一次记者招待会，那时我第一次与他相逢，并且，我想，我爱上了他。那时，他是一名飞虎将军，强壮、健康，所向无敌。而此刻呢？……我望着他，微感惊讶地意识到，他的改变很少。同样凝神的深色眸子，同样坚定的下颚，同样有着对于自己及命运的信心。他的健康已经丧失，但是这位真实的人，这人的灵魂，毫未改变。他的精神仍在燃烧中。我为他感到无限骄傲。他挺直地站在桌前，结束会议时，对着记者们说道：“我计划还要活许多年。” 我内心在想：“他不能死去。他太强壮也太骄傲，并且太勇敢。” 我开始默祷奇迹的出现。 1958年1月10日，记者群们在旧金山机场迎接我们，探询陈纳德将军“最近一场战事”的消息。 “陈纳德将军，报导说你得了癌症。是吗？” 我们站在寒冷的1月的蒙蒙细雨中，我听见将军的声音：“恐怕是，医生这样告诉我。” “将军，你计划做什么？” 将军微微一笑：“做什么？我打算活久了将它忘掉。假如上帝给我充分的时间，我要把这个敌人也打败。现在，我们谈点重要的事－－”记者们都笑了，那天的郁闷气氛一扫而光。他说话的方式，不知怎的，会令他们相信！ 他当天的日记有如下的记载： 1958年1月10日旧金山 乘TWA飞机抵旧金山，于机场举行记者招待会——记者们向我逼问。 整日有三次轻度溢血。安娜电询新奥尔良的奥斯勒医生，放通知立即动身直赴奥斯勒医院。乘A.A.L.飞机于11时45分起飞。哈佛特将军，当地政府首长于新奥尔良迎迓我，并驶车送我赴医院……安娜需将孩子们送梦洛友人处照拂，然后才能赶来陪我……事情对她很是艰苦。 每日的记载都连续不辏1月13日，他写着：1958年1月13日新奥尔良晨间未进早餐。气管炎于9时30分开始，10时10分结束。无重大痛苦，但麻药令人不适。刘易士医师的确很好。 仍旧咳嗽咯血，但分量不多。 接到许多信函、电报及花束。有许多探访者来，但医师未允会客。 几天后，我们飞赴华盛顿，在华德里医院开始100万伏特的X光治疗。高电压的治疗使将军发烧。1月与2月许多夜间的咳嗽似乎要撕裂他瘦弱的身体一以及拆开我的心房。 但是他拒绝屈服。他仍对于每件事，过去，现在，以及未来具有急切的兴趣。在华德里医院卧床的两个半月期间，包括10万句话以上的录音记录，有关他与我，以及他与朋友们的谈话，这些人都是对于他自己所持的多方面观点发生兴趣的。 按照医生们的看法，将军在他为生命战斗的末期，近乎神迹一般地，鼓起充分的肉体力量与他不能征服的精神相颉须。一天黄昏，他从床上起来，走向医院病室的窗前。他已骨瘦如柴，两个颊骨满布红热的斑点，他的声带由于正在杀戮他的东西作祟，好像刺人耳膜的留声机废唱片。 “医生会不高兴的，”他说道，“但是我要去参加民航公司在纽约举行的董事会。他们要商讨购买一架喷射运输机，要把订货单发出是很重要的事。我们不能拖延。” 1958年1月20日，他以民航公司董事长的身份投下了他绝不能活着看到的购买新机的一票。 下面是他的日记： 5月里，离开华德里医院，返回我们梦洛的家中，过几天幸福的日子。但是将军的精力日见衰退，所以1O天后哈佛脱将军派来他的私人座机，将我们又送到新奥尔良的奥斯勒基地医院。 和在华德里医院一样，我每日陪伴将军，夜晚很迟才返回靠近医院的招待所里的卧室。 有许多可以缅怀思想的时光，悲苦的以及甜蜜的。我常思及人类幸福的短促，与悲痛的伤感。 我屡次想到，像克奈尔·陈纳德，一个飞鹰样的人，生来就真实地和象征性地站立于众人以上，翱翔于空际，竟然一寸又一寸地死于可怕的疾玻也许当年他在飞行中一下子坠地结束生命还要好得多。但这是神的意旨，假如将军也产生过同样的思想，他是绝不会提起的。他的天性就是勇敢地，丝毫不抱怨地面对生命。他用同样的方式面对死亡。 一夜，不断转剧的胸部疼痛使他不能入睡，我握着他的手，坐在他的床前。 “我找医生给你点帮助眶眠的药，亲爱的。”我说道。 “现在还不要。” 恶性毒物现在延及他的呼吸器官，他的声音变成嘶哑的低语：“小东西，我离去后，你计划做些什么？” 这不像是他，“亲爱的，不要这样讲话，你会好的。”我说。 他摇摇头：“不会的，”他低声说道，“我的确很喜欢再和你同过许多年，并且照料你和我们的两个小女孩，但是现在我认为已经不可能了。” 他略停片刻，接着说道： “无论有什么事发生，我要你记住，我是十分爱你的，远胜我曾爱过的任何人。” 我吻他：“我亲爱的，我从未像爱你一样地爱过任何人。 你必须好起来，亲爱的。” 他没有回答，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他的眼神很动人。稍后，医生给他服食止痛镇定剂，于是他睡着了，发出粗哑的呼吸声。那天夜里，我没有离开他的房间，我睡了一下，大部分的时间都在默祷，我深知如今只有神迹可以拯救他。 在这一段时期星，他从旧故友好与从未见过的好心人中，继续不断地收到千百封信。我们尽力答复每封来函。同时各阶层的人士也来探望他，其中还有蒋夫人。 他至为欣愉，因为他的“女皇”不辞长程跋涉，前来看望他。 缓和的6月一下子变成了燠热的7月。7月25日华盛顿的白宫打来电话，国会及美国总统已颁予克奈尔·陈纳德少将佩有条三颗星的中将官阶，总统并表示恭贺，祝他早日康复。 将军不能再谈及他的升迁，因为他的咽喉已被毒癌完全封闭，他此刻是通过气管切开部分，为呼吸进每一口空气而战斗。他极为欣赏这份荣誉，以及大批涌来的贺电，其中有许多发自他的老部下，里面有一封电报声称，早在中国的时期，在他麾下服务的人们，就认为他已有资格跻身四星将领之群。 人无分中外，时不计古今，相术、论命、求神、问卜，是一件无法以科学来解释的奥妙。 一位外国人曾对我说，我的父亲与大夫虽然同年，但我与外子无缘白头偕老。 我平生不愿看相或问卜，因为有了预言，凶吉如何总会心中悸悸然，造成患得患失的心理，而且我有过一次非常奇异的经验，这经验我想是无法用科学辩证法来解释的。 1958年的夏天，我有一个预感：他将不久人世。但替他治病的医生，却一再对我保证他仍有康复的希望，最低限度他暂时不会有危险。 我对于那位权威的癌症专家有点怀疑，他知道的是病理，我知道的是病人，外子是一个好强的人，但他既已去了一半肺，如今又把声带割去，连说话的本能都被夺去，这对于他是太过分了，他绝对不愿意做一个废物，更不愿意成为我的终生累赘，所以我知道他已不愿意再活下去，也可以说是他在等死。假如一个病人没有求生的愿望，那就一切灵丹都无效用。 医生每天为他打止痛针，他倒神志非常清醒，而且勉强可以说话，不过声音不清，常常只好用笔谈。 我搬到医院里住，为了可以日夜陪着他。为此我和医生之间也每日保持联络，我有时也不尽同意医生的一切措施以及对于病人的处理。我认为勉强用各种方式来延长病人的生命，只有增加病人的痛苦，对于病人毫无益处，假如认为已病入膏育，那就应当让病人早点结束那无边的苦海。医生的理论是只要病人一息尚存，他们仍得想办法让他活下去。 有一天，我问外子的主治医师奥斯勒，外子还能活多久，他说：“他还可以维持三个月到六个月。” 我不敢置信，我说：“这可能吗？你不知道他多么痛苦。 ——你看他的时候都是在他刚刚注射了止痛药之后。他现在每隔一小时就要打麻醉针。你真的相信他能活三个月吗？”奥斯勒医生说：“他仍想活下去，他暂时不会有危险。”我答说：医生，你错了，他已不想再活下去。我知道。他太痛苦了。” 奥斯勒医生拍拍我的背，他说：“你太累了，你也该休息休息。” 他又给了我几颗安眠药片，那些日子，没有安眠药片，我无法入睡。 数日后，隔房病人的太太来看我，她的丈夫也患重病，我们两人偶然一起吃中饭，或到医院的园地上散步。那位太大名露芙，为人和善可亲。她告诉我她的一位表姐要从另一个城市来看望她，这位表姐是个未卜先知，她要带这位女相士来看我。 我说：“我生平最忌求神问卜，还是免了吧。” 露芙说：“你不要太认真，逢场作戏而已。我晚上领她来看你。” 医院的晚上是最长的，9点钟是安息的时候了。外子由护士给了安眠药，注射止痛针后刚刚入睡，我也回到隔壁自己的睡房去。我刚准备休息，露芙和她的表姐叩门而入。这位女相士穿着简朴，就像一位中年的家庭主妇。不过她看人时双目有点逼人。其余一切就和普通人一样。她手中拿着一套扑克牌。 她问我：“你信不信命？” 我说：“信则有，不信则无。所以还是不信的好。” 她说：“你随便想一个问题。你自己集中注意力想这个问题。我在5分钟内会给你答案。不过你千万不要把你心中的问题告诉我。你自己想着就是了。” 我想着当时每天都在想着外子的病况，医生说可以维持数月，我却不相信，到底哪一个的看法是对的呢？我就问问外子的命数吧。我想着，想着。那个女人把手中的牌给我。她说旅馆里，安娜及露青丝正与一些好友在等候我。 “妈妈，妈妈。”她们高喊着，跑向我。 “爸爸没有了。”我紧搂着她们，与她们一齐哭起来。地面在我们脚下震动，世界把我孤单地撵下了。 黑夜来临。 人们走向我，与我谈话，试着劝我进食，我仅是摇头。我知道他不想死去，我知道他不愿意离开我，可是我和他都无能为力。一段漫长、漫长旅程的终结，只是发觉我自己，站在死亡的尽头，面对多少即将来临的明天。 朋友们带走两个孩子，这样我可以休息，但是没有休息。 朋友们催着我吃东西，但是我吃不下。他们安排各种事情，轻声地安慰我。在许多友爱与忠实的朋友群里，我感觉全然孤零零的。我的丈夫已离开人间。 我想，藉伊丽莎白·白郎宁的诗句，说出我心中的写照：“如果上帝愿意，我将于死后多爱你些。” 在将军故去数月后，一个阴晦的日子，我负有一件难熬的使命，遄赴阿林顿公墓——选择一块石碑。从他离我而去，我一直佯装他在远道旅行，终有归返的一日。但是挑选一块纪念碑，就是全然了解并接受死亡的终极意义。只有在来日，更幸福的那边，我会得以再晤我心爱的人。 我写过一首诗《雪》，该算是我对外子灵的祭礼：雪，轻轻地、寂寂地下个不停，从清晨到静夜，从静夜到清晨，静静地；轻轻地；树梢上，屋檐上，大街小巷都已白了一片，白了一片。 是冬天带来了雪？ 抑是雪带来了冬天？ 没有绿叶， 没有花朵。 更没有温馨， 春也迢迢； 梦也悄悄； 雪埋葬了绿叶、花朵、与温馨。 冬天埋葬了笑声。 是冬天带来了雪？ 抑是雪带来了冬天？ 有一个人，和我度过许多个冬天； 有一个人，和我度过许多个雪天。 冬天去了又来， 雪天来了又去， 可是那个人一去不回。 一去不回！ 那个人和我， 我和那个人， 我们度过多个冬天， 多个雪天。 雪后会有阳光， 冬后会有春天， 但那遥远的昨日， 埋葬在雪天。 埋葬在春天， 到如今再没有踪影， 也没有回声。 上面这首诗在作品杂志和其他刊物刊载过。好坏勿论，但今日的情怀写不出那种格调的诗了。并非失去了诗人的情怀，但拿起笔来，心事太多了，从何说起。这就是“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的境界了。 1990年6月上旬，我回到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梦洛市－－外子陈纳德将军的故乡。为了陈纳德纪念邮票的首日封，市长和大学校长请我和邮局负责人开会，筹备庆祝典礼。 我和外子曾在南方的小城度过几个忧喜参半、哀乐与共的冬天。现在我每次回来，总会到那栋曾经住过的平房徘徊再三，有一两次甚至想走进院子里去按按门铃，看是谁住入了我们的故居，但我没有这勇气，站在门外，起码还可以把过去的美丽时光留住我们不幸生于乱世，最大的遗憾是相聚苦短。如今外子已去世32年了，在那些似梦似真的岁月里，我们分享过光辉喜乐，也分享过失望与凄伤。 密西西比河流经小城的高处。密西西比河是美国最长的河流，经过好几个州，美国南方的名作家田纳西威廉斯常以沿河的市镇做背景，写些动人而又深刻的小城故事。 当年我们在靠近堤岸不远的地方有一栋小屋，和数十亩种的是外国核桃的果园。美国的农田种麦子、玉米、花生、棉花，果园种外国核桃、桃、橙、甘蔗。南方未解放黑奴以前，在农地耕作的都是黑人，南北战争后，林肯下令解放黑奴，但几乎经过了一百年，黑人才取得平等待遇，可见要做一件改革社会的大事谈何容易。 陈纳德的祖先来自法国，母亲是南方名将李将军的后裔，因此家族多半分散在南方。 现在国际婚姻很普遍，但在50年代一般观念还相当保守。美国的外交人员或国防部的官员就不准与外国人结婚。 特殊情况也得请求特许，否则只好辞职、调职。而在中国，女子和外国人结婚，假如有何意外或不幸，别人是不会同情的。 怀着半忧半喜的心情随着外子第一次访问他的南方故乡——一个只有8万人口的小城市。我该感谢外子的好友、前任路易斯安那州州长诺尔（Noe）夫妇和他们的子女。诺尔州长退下来后做油田生意，并经营电视台和广播公司，他们的子女与我年龄相仿，给我很多照顾和指点，帮助我了解南方习俗。 外子研究李将军，他们兄弟而人收藏不少有关李将军史事的书籍，也鼓励我多读一些美国历史，有时晚间茶余酒后，炉边灯下谈到美国的开国历史、南方在内战前的繁华、内战后的困苦，许多“田园潦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的惨况。当然有些名门的南方后裔也常常谈到当年他们养了上百个黑奴的往事。 我踏进了这个与中国文化迥异的社会，接触到的白人多是显贵或半显贵，其他就是教育水准不高或根本没有读完小学的黑人，中国人只有一位，就是我。 外子衣锦逐乡，大众捧他、赞美他，对我自然不敢轻慢，但我知道假如自己不是陈纳德的妻子，他们对我是不屑一顾的。即使如此，他们对这个异国女子还是充满了好奇，而且在我的背后一定品头论足。 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女人，往往被视为次等人，被称为弱者，或许在这种环境中成长，也养成了中画女子有毅力与勇气去克服、甚至战胜一些不寻常的际遇。外子虽爱我，却无法了解我心中的感受，我只好独自计划如何去争取邻居以及和我们交友的南方人的友谊。 我决定先做三件事： 第一，充实自己的英语能力。我有空时即朗诵英语诗文，邻居住着一位文学教发，她比我大20多岁，是个很有修养的学者，治学又认真。我朗读诗文发音不准确时她指正我，并要我多读数遍，直到正确为止。她帮了我不少忙，使我至今充满了感激。 她喜欢借用政治家或演说家的演讲稿来和我讨论。她说：“政治家是说谎专家，他们的演讲稿多半不是自己写的，而是有学问的人执笔，所以可以借用。” 我数次应邀去这小城的大学讲中国问题，慢慢也应邀在许多场合讲讲中国文化、中国风俗和第二次大战的经历等等。每年该市有一天是“中国日”，纪念外子到华作战。如今小城已有不少东方人，有了中国、韩国和越南餐馆，大学里也有了亚洲研究院。东风西渐，与我当年在该地“顾影自怜”的情况大不相同。 近年来，中国大陆流行学习英语，广州、上海、北京都设有英语学院。50年代大陆流行学俄语，现在的年轻人则人人手中一本英文字典，学好英语不但容易找到好工作，也可以直接和外国人谈外交，谈贸易。 第二，加强了解美国的历史、了解南方人的一些习俗。 “入乡随俗”说易行难。以驾驶汽车为例，三四十年前中国的太太小姐们会开汽车的不多，当然我到美国时也不会开汽车，外子自告奋勇做老师。他是飞行员，喜欢开快车，常嫌我开得太慢。有一天，我们练车回家，他又说我开得不够快，我一气之下飞快驶进车房，把车头都撞坏了。此后每天清晨我自己一人在附近练习，一星期后终于考到执照。 州长夫人有两名男厨，我数次下厨请益。大师傅等闲不肯传秘方，我除了保证绝对不漏天机，每次去时还把钞票放在信封里作为见面礼。有一天州长夫妇到舍下做客，我做了南方炸鸡和玉米煲，州长夫人对州长说：“安娜做的这两道菜是不是比我们的阿当（他们的厨师）更可口？” 第三，学打桥牌。假如说打高尔夫球是南方男人的交际运动，那么打桥牌，则是女人闲下来的最佳消遣。我知道，若不会打桥牌永远是栏外人，于是我交学费去上课。 话扯得远了。 我为外子学做美国南方人，等到众人都说我比南方更南方时，外子已经病在医院。 外子每天要吸三包骆驼牌香烟。他患的是肺癌，开过两次刀，后来癌细胞蔓延到喉部，又再开刀，一年有半年躺在医院病房中，直到64岁去世。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