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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感受到中国人的外来压力是东北事变。1931年我在北京东华门大街的孔德小学读一年级，我们的教师叫李洁吾（已退休，现仍健在，我在北京时曾回母校看望他），他是北大的文科毕业生。虽然我们只是小学一年级，他仍尽量在文学作品中使我们初步接触中国文学的精华。我们都是六七岁的小孩，天真、无知，但常在家里、在校内听成年人议论纷纭，有些同学说家里来了些东三省的亲朋，使我们幼小的心灵无形中蒙上一层阴影，因为大人讲到日本人时都面有忧戚。 父亲当时在北大任教，同时也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教务长，晚间常有客人来访。他们在谈论什么当时我并不清楚，但我和大姐常常偷听，好像来客们总在讲避难的事。我和姐姐不知道为什么要避难，但我们知道这和日本人有关，使我对“日本人”三个字有了恶感，当时心中也有个大问号，我们为什么这么怕日本人？ 母亲带着我们姐妹数人暂时避难天津，因为当时大家都担忧日本军队会入北京。我年事渐长才了解，当时的情势是中日谈判若破裂，日军可能会攻入北京。这就是东北事变，中国东三省被日本人侵占，当年的少帅张学良大概是不到30岁的少年郎吧。第二次大战后，西方史学家对“西安事变”有不少报道，但直到近年来才有较多的中文史料公诸于世，尤其是台湾在党禁、报禁解除后。很可惜老年多病的张学良三缄其口，差堪告慰的是与他相厮守的赵四小姐，终于在他们两人都步入暮年时正式结为连理，并由四川人瑞张群老先生做他们的证婚人，这真是段佳话。 我在台北住过多年，但从未有机缘见到张少帅。1989年我在北京和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小弟溥杰见面，他们是旗人，而且在东北住过多年，据他说、他和张学良很熟悉，并要我带话问候张帅。我把话传给了张群先生，张群对我笑说：“我们现在成为病友，常在医院见面，真是同病相怜噢。” 同年我访问北京时，也在一个宴会上见到了中国文化部副部长英若诚，他在得奖影片《末代皇帝》中饰演中国战犯的狱长，负责管理溥仪和溥杰兄弟等人，演得有声有色。在北京王府饭店的宴会上他对我说：“我的本业是演员，现在文化部做官，不是我的本行。”但我想，人生本来就是演戏，有些人是好演员，可以假戏真做，或是真戏假做，很使人动容；有些人不会演戏，有时不免吃点亏。英若诚一切都会做得很好。这使我想到不久前才辞职的文化部长王蒙。王蒙是一位很有成就的作家，出了很多本书，数年前还到美国访问，他说他最喜欢的美国城市是波士顿。波士顿有浓厚的文化气氛，是历史名城，王蒙是一位较开明、有创意的作家，喜欢波士顿自有道理。他以名作家步入仕途，中国的文化人与作家都对他予以厚望，希望他在位时多关照文化人；而中央政府又希望借重他与文化人的关系做些对文化人的公关工作，这就难了。我读过他的小说，觉得他不可能是一位适于做官的人，果然后来他辞职了，有一阵子还回到他的故乡。前一阵子北京召开人大和政协会议，他才又露面。文化部的人说他现在无官一身轻，可以专心写作了。 中国的文化部在北京旧城的一座四合院，一切都保持北方旧时风味，我每次到那儿去，常常会回想到儿时的京华。记得初，在香港念书，常常看到张恨水写的长篇小说，其中有一本《京华春梦》，写起北方的人物呼之欲出，这也是中国文化的另一特色。张恨水的小说人物代表中国新旧交替时代的军阀、梨园角色，和潦倒的骚人墨客、烟花柳巷的可怜人。林语堂后来曾用英文写了一本《京华烟云》，林语堂的文笔当然一流，可是他对北京的三教九流人物没有张恨水那么深入体验，因此张恨水的章回小说确有它的代表性。 话扯得远了，现在回到我们在天津的那一段遭遇。我记得我们是坐火车去天津的，月台上和火车上到处是日本兵，他们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一副目中无人的模样，旅客们对这些日本军人不是视而不见，就是敬鬼神而远之。我们到天津后住在什么地方已记不清楚，只记得过了不久，局势平静后，我们又回到北京上学了。 老师在课堂里说，东北已被日本人占领，并为我们讲读名作《最后一课》，使我终身难忘。1937年卢沟桥事变，展开了中国的全面抗日战争，那时我已是香港的初中生，每周三有音乐课，一位戴近视眼镜的青年老师把许多抗战歌曲传授给我们，有《长城谣》、《满江红》、《流亡三部曲》和许多慷慨激昂的歌曲。这些歌曲代表了成长在悲愤时代年轻人的心声。这场抗战的洗礼，使那一代的人对国家民族有深刻的热爱，而这种情怀是要真正体验才能获得的。二次大战结束后，亚洲和欧洲都有不少描写欧亚战场的电影，西方编导着重描述德国纳粹党的残酷和犹太人所遭遇的苦难，例如海明威名著改编的电影《战地钟声》和另一部得奖电影《女童日记》，都使人心神震撼。中国电影如《一江春水向东流》和《桃花江》等也算不错。 近年来我曾看过一些中国的电影和电视剧，编者和导演尝试把抗日时代的真人真事搬到银幕上，但很难抓到当年人种精神。有些富家子弟抗战一开始就被父母送到美国读书，等到他们回国时战争已结束，他们连半点炮火味都没嗅到，回国后因为有硕士或博士学位，于是当上政府官员，这和受过八年抗战苦难的公仆感受自然迥然两样。 金圆券与美国签证 我初到美国时常接触土生土长的华裔美人和入了美籍的华人，他们好像生长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不但相处对格格不入，即使在中国人的圈子里还分广东人和外省人，60年代后期、70年代初又有了台湾人。在这些圈子里又可分为两大类：靠左和靠右。靠左的当然是支持大陆共产党，靠右的支持台湾的国民党。尼克松未与大陆接触之前，在美国的中国人多半无须选择，因为反正一般美国人不能到大陆去，也就无所选择。但尼克松访华之后，大家对这个神秘的古国有了更多的探求，尤其是卡特政府正式与中国建交之后，大家都纷纷去大陆旅游、探亲或做文化教育交流，好不热闹。这种情况下，住在美国的中国人开始有了争论，有时无形中被迫选择，这也是中国人的无奈与痛苦，这种心情、这个包袱不是国民党或共产党官员所能了解的，也不是一般与政治毫无关联的人所能了解的，中国的政治背景实在太复杂了，有些中国人根本不去想它，免得自寻烦恼。 中国人的包袱很沉重。我成年后第一次深深对中国人的命运有了哀感是在上海。或许有人会问：难道抗战时期流亡学生没有哀感？可以说没有。因为那时大众一心，共同目的是打败日本人，在兵荒马乱的年月非但毫无哀感，而且有一股希望——就是苦尽甘来。抗战胜利后我到上海担任中央通讯社记者，采访接收大员和上海审判战犯的消息，忙昏了头，没有时间去想其他的事。我第一次深深被悲哀击痛是1948年冬，看见上海老百姓前呼后拥地在银行门口排长龙换金圆券。我当时想，难道我们八年抗战，辛辛苦苦所换来的就是这个悲惨的景象！ 名作家赛珍珠的作品《大地》，描写中国农村的疾苦，尤其是中国妇女的可怜命运，但对读者来说这只是一本小说，或是一部电影，并不如自己亲身感受来得悲切。那年我已结婚，陈纳德将军所办的民航公司就在上海外滩，我自己虽不需要排队去挤换金圆券，但每天上班经过银行门口时，总看见许多老百姓在天未亮即赶来排队。当时假如被查到家中藏有金圆券或金条等物，是可能会被判坐牢或枪毙的。我对枪毙这个字眼非常厌恶，而有些官员似乎很惯用这个字。 另一使我悲哀的是各地美国使馆前等候签证的中国人，排队的长龙里包括了男女老幼，有些老年人走都走不动了，还让人扶着在排队。这些人，尤其是老年人，他们已走到人生的尽头，为什么要离开自己的家到异乡漂泊？如今在大陆排队等候签证出国的多半是年轻人和学生，并不是大陆的老年人不想出国，只是经济不许可，也很少有亲人愿意协助，他们只好寄望下一代有更好的机会受教育。 三四年前，台湾还在争论在位的高级官员不该持有外国护照，也不该有绿卡，后来条例放宽了，因为持有台湾护照旅行签证不太方便，所以台湾政府也就没有太固执。 台湾的政策承认双重国籍，而大陆的政策不承认双重国籍，但双方都有处理侨胞事务的机构：台湾的侨务委员会、海基会都是极有势力的组织，大陆的侨务办公室，工作也很积极，这是中国的一大特色。我想是与当年孙中山先生推动革命、反清建立民国时，得到海外中国人大力支持有关，假如当年孙中山先生流亡海外没有侨胞襄助，革命可能不会成功，我想侨胞关心国是至今未变。 一年前，我与朱抚松先生和他的名作家夫人徐钟佩女士谈话，他们表示无意远游，准备在台湾终老，并婉拒了许多欧美友人邀请他们出门做客的计划，这在台湾是很不多见的例子。 中国的希望在谁身上？这是一个常被提及的问题，我想凡是有中国血统的人都有一点责任吧，当然，我们更寄望于年轻人。但年轻人也需要较年长的人来领路，因此这些领路人的责任很重要，最要紧的是不可把年轻人领入迷途和绝路。在美国的中国知识青年，他们大都是土生土长的华侨，其次就是海峡两岸来的留学生，主要影响这些人的当然是他们的教师。土生土长的华侨99％是纯粹的美国人，除了不是黄头发、蓝眼睛、白皮肤之外，他们和美国人无大差别，不过因为美国多少年来对种族的歧视与偏见，他们仍不能得到完全的平等待遇，因此这些人之中常过于自卑或自大，这是可以理解的。 中国华侨早年除了做奴工之外，较好的是开洗衣店和餐馆（早期称为杂碎店）。现在洗衣店已式微，但开餐馆的仍为数不少，而且颇有成绩，有些已不在中国城开餐馆，而转移到繁荣的市区。纽约就有好几家中国餐馆开设在繁华的第五大道，这是更上层楼的挑战，他们的子女也都入有名的大学，转行做医生、工程师、科学家和律师。近十年来，来自台湾的学生得天独厚，由于家庭经济好转，很多学生已不需要再到餐馆打工来维持生计了；大陆来的学生则较清苦，但也很能应付环境。大致来说，这一代的中国青年能到美国深造是有福的，不过他们的将来是否回归乡土，这就要看中国准备如何接待这些精英了。 我来美之后两度被选为共和党族裔党部全国主席。我当选主席后许多亚裔党人加入，因此我很了解他们的心情，他们虽大部分已成为美国公民，但仍有深厚的乡情，而且不断在海外从事争取自由的工作，有时使共和党和民主党都不知道该怎样应付。美国倡导人权，但有许多情况又不能不屈服于现实，于是有了多种标准，常常吃力不讨好，两边做人难。 天子文物展 中国音乐家许斐平很能代表现代中国人的失落。 许斐平在大陆已是一位优秀的青年钢琴家，来美国学音乐时更是胸怀大志，在纽约著名的音乐学院进修，教授认为他是20年来朱莉亚学院最有成就的学生。毕业后他准备返回家乡，但六四风波使他有点担忧，他不知道是否能够有一个安静的环境教育英才。 1980年冬，他在华盛顿肯尼迪中心的演奏，全场爆满，一连4次“安可”听众仍不肯罢休。散场后我请许斐平夫妇和他的伙伴到我家消夜，他说：“我不甘心在美国教书，这儿的美国孩子不用功，无啥可取，但现时我不能回中国，只好暂时在此栖身。”这话使我感慨不已，中国人为什么都有失落感！ 1986－－1988年间，我们的机构开始筹备两个访问团，一个是美国工商访问团，一个是文化交流访问团。文化交流方面做了一次中国出土文物展览，名为“天子文物展”，本来美方很希望台湾的故宫博物院能将收藏品选择一部分运到美国各大城市来展览，但台湾方面很担心古物运到美国后会有麻烦，又怕到了美国是否能再运回台北。我数次和秦孝仪商量都无结果，只好作罢。 中美文化交流委员会与中国文物局商议，将出土文物运到美国巡回展览，白宫虽未正面支持，但希望我能做主席，把展览搞得有声有色，台湾方面知道这事后，劝我不要支持这项展览，一时使我左右做人难。为了顾全大局，我退出了，让其他机构去做。这项“天子文物展”，在美国前后共展出一年多，成绩不错，后来物归原主，全部运回中国了。这次展览共200多件文物，包括兵马俑、金缕玉衣以及许多珍贵的出土文物，这些都是近二三十年来在中国发现的古物，我希望不久的将来能到台湾展览，让台湾同胞们也见识一下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遗迹，也了解一下中国帝王的穷奢极侈。 共患难不易，共安乐更难 孙中山先生鼓吹革命、创立民国，是先知先党的豪举，但其中所经历的挫折很值得今日的中国权贵借镜。当年孙中山先生以推翻暴政、建立民主为目的，一定没有料到中国政治的复杂与纷乱。后来果然有袁世凯图谋私利，想做皇帝；之后又是各路军阀割据，中央政令无法下达。而追随孙中山先生的廖仲恺也于孙氏逝世后在广州被刺，两人均于1925年离开人世。他们无我的精神，很值得今日的中国人省思。 廖仲恺是我的舅公（外祖父廖凤舒先生之弟），少年时在三藩市读书，深受异族的歧视，后来回国学中文；虽然生在富有的家庭，但对当时贪官污吏的腐败非常气愤与不平，同时也深感传统教育不足以救国，于是又去香港，再习英文。在香港，他又厌恶英国殖民地的习气，于是又东渡日本求学，在日本期间不但结识了孙中山先生，也结交了不少革命豪杰，参加同盟会，献身中国的革命运动。 廖氏一生充满了传奇。他的夫人何香凝女士出身名门，虽在封建时代，但关怀国是不让须眉，她反对妇女缠足，并于婚后与廖氏同去日本求学深造，两人充满了改革中国的理想尤其是对改造社会及革新经济很有一套。他们当年和孙中山先生谈到“平均地权”的理想，可以说是后来台湾所办的“耕者育其田”、“三七五减租”的先声。 后来我有机会读到廖氏所提出的换契案，并向我的舅父廖承志求证过，知道当年廖氏想先在广东省实施。他要求广东的地主以两个月至四个月为期，把旧的土地印契交与政府，再另发新契，由业主自行呈报地价，政府则按地价抽税2％。 当时广东省的财政入不敷出．非常困难，但商会领袖和地主势力甚大，不支持孙中山先生的改革，对廖仲恺的新方案也诸多为难，所以廖仲恺改良地租的计划无法实现。孙氏与廖氏的失望和挫折，不但反映了中国革命的艰苦过程，也反映了中国人的复杂性和投机心态，可见共患难不易，共安乐更难。 1951年，我从香港搬到台北定居，直到1958年离开台北的工作，前后7年。那时离抗战胜利已有6年，国共战争也因蒋介石领着国民党到台湾而告结束，毛泽东于1949年10月1日正式在北京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50年，欧洲国家由北欧的瑞典、挪威、丹麦相继与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断交，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从1931年，日本占领东三省，1937年卢沟桥事变，1945年日本投降，1946年解放战争，到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中国人前后经历战争近20年。生长在这期间的孩童、流亡学生，如今多垂垂老矣，除了少数在战时还有特权享受的人之外，其他都是半生劳碌，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在战火中虚度了。如今繁华的台湾车水马龙夜夜灯红酒绿，不知他们在高楼大厦畅饮之时，对于30多年前的台湾有没有一点印象！ 当年从大陆来台的人多已作古，其余不是定居海外，就是在养病之中；新起的一代有新的政见、新的作风，但饮水思源是中国的美德，我想以这句成语和现代的新贵们共勉。 台湾经济在继续成长的同时，文化素质是否也应同步成长？书香不能只是文人雅士的赏玩，高官与巨富最好也能多读些圣贤书，多在科技与金融之外研究些学问。岳飞曾概言：“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天下太平矣。”假如岳飞生于今日，不知他有何感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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