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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在司家营


  8月间,昆明遭到日机的疯狂轰炸,联大许多学生宿舍被毁,实验室、办公室也多遭破坏。但敌人的狂轰滥炸并未能摧毁师生抗战的意志,学生自治会就学校被炸事发表声明,愤怒宣告:“敌人此种特意摧毁我文化机关之野蛮行为,诚属令人发指,然敌机仅可毁吾人之物质,而不能摧毁吾人之精神,仅更增吾人之仇恨,而不可挫折抗战之决心。”为了避免轰炸,适应学习正常进行,学校于昆明北郊距城7.5公里之龙院村北,购地400亩建盖校舍。清华大学也于东北郊龙泉镇司家营成立文科研究所,由冯友兰任所长,闻一多为主任。这个研究所原是闻一多发展中文系的计划之一,清华许多教师都搬到研究所住。
  11月13日下午,朱自清雇了一辆马车,至黄土坡黎园村搬运书籍和衣物,五时许运到司家营清华文学研究所。
  研究所是一座古旧的院落,一色木结构的建筑,有一方小小的天井,楼上可以晒到阳光,楼下则很阴暗,但环境比较安静,没有空袭干扰,便于著作研究。闻一多全家住在一个侧楼里,朱自清单身一人,遂和浦江清、何善周、许骏斋等三人合住在闻一多对面的侧楼上,中间大楼是图书室,也是公用的书房。由于住处临近,他和闻一多交往逐渐密切,后来他曾详细地叙述了闻一多当时辛勤劳作的情状:我和闻一多先生全家,还有几位同事,都住在昆明龙泉镇司家营的清华文学研究所里,一住两年多。我老是说要细读他的全部手稿,他自然答应。可是我老以为这些稿子就在眼前,就在手边,什么时候都成;不想就这样一直耽搁到我们分别搬回昆明市,到底没有好好读下去。……
  在文科研究所住着第二年,他重新开始研究《庄子》,说打算用五年工夫在这部书上。古文字的研究可以说是和《诗经》、《楚辞》同时开始的。他研究古文字,常像来不及似的;说甲骨文金文的材料究竟不太多,一松劲儿就会落在人家后边了。他研究《周易》是二十六年在南岳开始;住到昆明司家营以后,转到伏羲、神话上。①
  钦佩之情,溢于言表。
  从司家营到城里上课,没有直通车,只能步行,朱自清遂将课集中在三天里,每逢星期二,他便夹着布包,沿着金汁河的堤岸向西步行十来里至联大上课。上完课就在北门街联大宿舍住宿,星期五上午再步行回到司家营。这学期他开讲“文辞研究”,这是中文系为朱自清的专长而特设的课程。关于这方面资料,他搜集很多,每一个历史的意念和用词,都加以详细的分析比较,研究它的演变和确切的涵义。
  由于内容比较枯燥,选修的只有王瑶和季镇淮两个学生,尽管如此,朱自清还是如平常那样讲授。“文辞研究”是一门新学科,主要是研究春秋时代的“行人”之辞和战国时代的游说家之辞。没有课本,上课时朱自清“拿着四方的卡片,在黑板上一条一条地抄材料,抄过了再讲,讲过了又抄,一丝不苟,如像对着许多学生讲课一样”。①他从不缺课,对学生也极严格,课上完后,照例对他们分别进行考试,他让季镇淮段标点《左传》成公十六年所记晋楚鄢陵之战的始末,和《孟子·腾文公下》“陈代曰”一章。经过这次考试,季镇淮才认识到分段标点古文并非易事,必须对字句意义先有透彻的了解,才能正确地进行。交卷后没几天,朱自清就把卷子发还给他,上面已用铅笔添注了个别没读懂的字,还校改了几处标点的错误。几天之后,季镇淮经过昆华北院研究生宿舍处,遇见了朱自清,被叫住了,朱自清对他说:“有一处标点还是你点的对,不要改”。这件事使季镇淮很感动,他说:“朱先生阅学生作业不仅认真、细心,而又非常虚心,并不固执己见,对学生作业即使是一个句读符号,也要几番考虑,唯善是从”。②
  他还为新同学讲“大一国文”,一个新生被别人怂恿着去听朱自清讲鲁迅的《示众》。他回忆道:上课铃才响,朱先生便踏进教室——短小精悍,和身躯比起来,头显得分外大,戴一副黑边玳瑁眼镜,西服陈旧而异常整洁——匆匆走到教案旁,对我们点了点头,又点过名,便马上分条析理地就鲁迅及《示众》本文的思想内容和形式技巧各方面提出问题,逐一叫我们表示意见,而先生自己则加以补充,发挥。才一开始,我的心在卜卜乱跳,唯恐要在这许多陌生的同学前被叫起来,用还没有学好的国语艰涩地道出我零乱的思想来。然而不多一会,我便忘掉一切,顺着先生的指引,一步一步的终于看见了作者的所见,感受到作者的感受……就这样的,我听完先生授毕预定讲授的大一国文教程中的白话文。①
  这时,朱自清的身体已经不好,胃病时常发作,他收入不多,家用又大,经济非常拮据。单身一人,生活无人照顾,只能随着大伙吃大厨房的糙米饭。有时,实在受不了,上课时自城里带回一块面包或两三个烧饼,不然就整天吃稀饭。胃病厉害时,连蔬菜也不易消化,只好在嘴里嚼嚼再吐出来。12月8日,他和别人谈话中,得知日本发动珍珠港事变,攻击美国,太平洋战争爆发,心中十分高兴,逢人便告知这一消息。晚上和朋友饮酒庆祝,不料夜里胃病发作,倚在床上,听窗外雨声淅沥,彻夜未眠。22日,重庆《大公报》上发表题为《拥护修明政治案》的文章,文中揭露“最近太平洋战争爆发,逃难飞机,竟装来箱笼、老妈子、洋狗,而许多应该内渡的人,尚危悬海外。”所指即是财政部长孔祥熙。朱自清看了,心中很有感触。30日,他经过走廊,看到联大民主墙上出现一张以“倒孔”为口号的标语,还有从孔祥熙的罪恶谈到反动政权腐败的壁报。不久,标语口号愈来愈多,群情激愤。事态不断发展,翌年1月6日,千余学生拥出校门上街游行,沿途高呼“打倒操纵金融的孔祥熙”、“打倒内贼、外奸孔祥熙”的口号,队伍经过正义路、近日楼至拓东路与工农学院学生汇合。这是抗战以来昆明学生运动的第一声。朱自清抱病上街观看,心中十分同情学生的正义行动,晚上回来在《日记》上郑重写上一笔:“游行时秩序良好,人数甚多”。
  胃病仍未见好转。2月9日,他接到陈竹隐来信,报说家中大小平安,心中畅快,晚餐稍为多吃了一点,饭后即吐酸水。学校要他做《诗的语言》报告,他连夜准备,那天吃胡豆饭,饭后又喝了几杯茶,谁知整晚呕水,腹胀,竟夜未眠。又有一次,晚餐后即觉胃中不适,睡下后整夜辗转反侧,不能入睡,只得到楼下呕吐。胃病日益加剧,朱自清很紧张,在《日记》中写道:“此景象乃曩所未经,戒之戒之!”这样,他身体日渐衰弱,思想负担也重,痛苦异常。
  一天下午,他和闻一多坐在各自书桌前闲谈,无意中聊及人寿保险事,转而推测起各人的年寿,闻一多充满信心地说:
  “我可以活到80岁。我的父母都是80多岁才死的。我向来除了伤风没害过什么病,活80岁总是可以的。”朱自清说:“你活80多岁大概不成问题。你身体好。清代考据家多半是大年岁。我不成,我只希望70岁。”说毕摇了摇头。
  两人都沉默了,过了一会,朱自清一面翻看着书,一面自言自语地嘀咕:“70岁还太多了,60岁也够了”。校长梅贻琦和朱自清关系一直很好,9月24日,时近中秋,梅贻琦特地邀请朱自清和另外两位教师至高癷小住旅游。朱自清身体不好,但盛情难却,还是去了。那天上午半阴,下午放晴,可是到了晚上饮酒赏月时,却又浮云满天,未能赏玩。晚上留宿那里,朱自清睡在西边一间房子里,四周宁静,只有湖边传来水波轻微的拍岸声。第二天,一起去西山龙王庙附近游览“倒石头”。朱自清看那挺拔峭立的奇峰怪石,不由想起去年游石林的情景,诗兴勃动,乃写了一首《游倒石头因忆石林》长诗,既描写了“倒石头”的“到眼危欹森逼人,磅礴直欲无天地”的壮观,也描绘了石林的“登览奇峰郁不开,枯木槎*'刀剑植”的奇景。全诗共40句,用字古奥,极尽状物绘景之能事。写毕在同游者中传阅,还誊了一份给梅贻琦以为纪念。回来后胃又不适。
  生活困蹇,身体一直不好,但朱自清还是努力读书著作。这时他集中精力撰写《新诗杂谈》,评论抗战诗歌,竭力主张文艺为抗战服务,提倡写抗战诗和爱国诗。在《抗战与诗》里,他指出抗战以来的新诗有一个趋势,那就是散文化,而原因是“为了诉诸大众,为了诗的普及”,由于配合抗战需要,“诗作者也从象牙塔里走上十字街头”。他还指出,抗战以来新诗的另一趋势是胜利的展望,认为“这是全民族的情绪,诗以这个情绪为表现的中心,也是当然的。”诗人们多从大众和内地两个角度来表现,他们“表现大众的力量的强大,是我们抗战建国的基础,他们发现内地的广博和美丽,增强我们的爱国心和自信心。”他十分推崇艾青、臧克家、老舍的作品,以为艾青的《火把》和《向太阳》是代表前者,臧克家的《东线归来》、《淮上吟》和老舍的《剑北篇》是代表后者。《向太阳》用象征手法表现,《火把》近乎铺叙,诗里描写火把游行,正是大众力量的表现。有人认为《剑北篇》铺叙太零碎些,用韵也太铿锵些。有一天,朱自清遇到老舍,特地请他把诗朗诵一遍,感到并不琐碎,它“能够联贯一气,不让韵隔成一小片儿一小段儿。”在《诗与建国》里,他要求新诗要歌咏群体英雄,说“抗战胜利后,我们这种群体的英雄会更多,也更伟大。这些英雄值得诗人歌咏;相信将来会有歌咏这种英雄的中国‘现代史诗’出现”。他大声疾呼:我们迫切的需要建国的歌手。我们需要促进中国现代化的诗。
  《爱国诗》主要鼓励诗人多写爱国的诗篇。他特别推崇闻一多,说他是:“唯一有意大声歌咏爱国的为人”,“他爱的是一个理想的完整的中国,也是一个理想的完美的中国。”文章写道:
  我们在抗战,同时我们在建国:这便是理想。理想是事实之母;抗战的种子便孕育在这个理想的胞胎中。我们希望这个理想不久会表现在新诗里。诗人是时代的前驱,他有义务先创造一个新中国在他的诗里。
  这是基于他对现实的这样认识:“抗战以来,第一次我们获得了真正的统一;第一次我们每个国民都感觉到有一个国家——第一次我们每个人都感觉到中国是自己的。完全的理想已经变成完整的现实了。”他向人们大力推荐闻一多的诗篇《一句话》:
  有一名话说出就是祸,有一句话能点得着火。
  别看五千年没有说破,你猜得透火山的缄默?
  说不定是突然着了魔,突然青天里一个霹雳
  爆一声
  “咱们的中国!”
  这话教我今天怎么说?
  你不信铁树开花也可,那么有一句话你听着:等火山忍不住了缄默,不要发抖,伸舌头,顿脚,等到青天里一个霹雳,爆一声
  “咱们的中国!”
  他告诉大家,这首诗虽写于十七、八年前,而“却像预言一般,现在开始应验了”,“‘咱们的中国’这一句话正是我们人人心里的一句话,现实的,也是理想的”。1943年间,朕大来了一位英国的年轻诗人白音,他有意把中国新诗介绍到西方,因仰慕闻一多诗名,乃请其合作编选一部《中国新诗选译》,这件事得到广大教师的支持。一天,朱自清拿了一本田间的诗集推荐给闻一多,说:“好多年没看新诗,你看,新诗已经写得这样进步了”。闻一多接过翻开一看,皱起了眉头,似乎说,“这是诗么?”待看毕,嘴角漾起笑意,兴奋地说:“这不是鼓的声音么?”
  不久,即写了《时代的鼓手》一文,热情地向人们介绍了田间的作品。
  这时期,朱自清的心灵已完全被抗日烽火熊熊燃烧起来了,他热爱祖国,拥护抗战,文艺思想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已经由为人生而艺术,进到为抗战而艺术了。但是,朱自清虽然为抗战而鼓舞,而对抗战实际情况却缺乏深刻的了解,他多少有点被表面轰轰烈烈的现象所迷惑,对统治当局的真实面目认识不清。谁是爱国,谁是卖国,谁是抗战,谁是投降,在他的思想中还比较模糊,他过多的看到“统一”和“完整”,而洞察不到“矛盾”和“分裂”,不知道抗战的到来是需要靠斗争才能实现的。正由于此,他虽对现实不满,但又不能勇往直前,迷恋“理想”,忽视真象,思想状态始终处于迷惘之中,不能跨出具有决定性的步伐,时常因现实的感触而苦恼不堪。
  朱自清身体衰弱,生活清苦,但好整洁,讲究规律,每天总是很早起床,到村边散一会步才回来吃早饭。被褥叠得整整齐齐,洗过的衣服也折叠得平平整整,桌椅用具常常揩拭,显得干干净净。他平日出门穿西装,这都是抗战前做的旧衣服,不过平日刷洗得勤,磨破的地方也及时补缀,所以还看得过去。一回到所里,他马上把西装脱下,叠好放在棉被下压着,换上旧长衫或夹袍,冬天则穿他弟弟送给他的旧皮袄。夹袍和皮袄的纽扣都掉了,家眷不在身边,只好自家动手,不会打扣结,只得缝缀上些破布条系着,布条长短不一,颜色也不相同,白的黑的蓝的都有。联大教师的薪金都打了折扣,物价又贵,生活相当艰苦,闻一多以镂刻图章的收入来贴补家用,没有荤菜,便领着孩子去田野里捕捉蝗虫,拿回来用油一炸再加点盐,号曰“炸大蝦”充当佳肴。朱自清有两个家庭需要他赡养,开支极大,他除了上课就日夜伏案写作,希望以菲薄的稿酬来弥补家用。但些许收入,无济于事,最后总是入不敷出,相当狼狈。有一天,他只好扛着一张行军床,到城内一家永安商行寄售,朱自清想卖120元,但店伙却说帆布已破,只答允标价50元,商量半天,才增至60元。回到宿舍,想想气不过,明知吃亏,但又无可奈何,只能在《日记》中详述其事,大骂年轻店伙是“奸商之尤”,“可恨之至”。
  云南地处低纬地带,气候垂直变化显著,所谓四季无寒暑,一雨便成冬。1942年冬天,昆明天气格外冷,旧皮袍不管用,又没有力量缝制新棉袍,过冬便成了难题。龙泉镇有300户人家,有条小街,隔几天赶一次集,当地人叫“赶街”。朱自清就趁赶街日子,买了一件毡披风。这种披风有两种,细毛柔软式样好的比较贵,朱自清买不起,只能挑一件制作粗糙赶马人披的,比较便宜,出门时披在身上,睡觉时当被褥。李广田回忆道:
  三十年年底,我也到了昆明西南联大,到达后在街上遇到的第一个熟人,就是朱先生,但这次我却几乎不认识他了,因为他穿了一件赶马的人穿的毡斗篷,样子太别致,我看到街上有好多人都注意,他却昂首阔步,另有意趣。①
  李广田看那颜色像水牛皮,样子像蓑衣的斗篷,心里想笑,但又不好意思,朱自清却毫不在意,他握住李广田的手,高兴地说:“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中国的抗战已成了世界大战的一环,前途十分乐观”。
  朱自清虽然穷,但极有骨气,他说:“穷有穷干,苦有苦干,世界那么大,凭自己的身手,那儿就打不开一条路?何必老是向人愁眉苦脸唉声叹气的!”他主张要靠自己,但又不要固步自封,从宏观看个人是微乎其微的,“整个儿人类只是一个小圆球上一些碳水化合物”,所以不要把自己关在“丁点大的世界里”,要“看得远,想得开,把得稳,自己是世界的时代的一环,别脱节才真算好。力量怎样微弱,可是是自己的。相信自己,靠自己,随时随地尽自己的一份儿力,往最好里做去,让自己活得有意思,一时一刻一分一秒都有意思”。①他讨厌那些敷衍妥协的乡愿和卑屈谄媚的可怜虫,认为“这些人只是将自己丢进了垃圾堆里!”他警告那些“正在张牙舞爪”的人,要“先来多想想别人!”②他也厌恶那些“装佯”的人他们“在装别人的模样,别人的腔和势,为了抬高自己,装别人”,他觉得这些人实际上是“怪可怜”③的。他就是要不阿谀、不奉承、不虚伪,要正直地做人,依靠自己的劳作来谋求一家的温饱。
  离司家营不远的鸣凤山上,有一座用青铜铸造的金殿,十分著名。1943年1月24日星期日,是个大晴天,朱自清早上在房间里翻阅闻一多写的《庄子校释》,下午闷不过乃约浦江清、闻一多同去游览金殿。殿始建于明万历三十年,乃仿照湖北武当山真武殿式样建成的,为一道观,原名太和宫,又叫铜瓦寺,后被迁往宾川鸡足山。吴三桂率师进驻昆明后又予以重建,大梁上有“大清康熙十年,岁次辛亥,大吕月十有六日之吉,平西亲王吴三桂敬筑”的铜铸字样。里面的匾联、梁柱、门窗等均用铜铸成,殿前有一座铜铸的小亭和一面号称“七星旗”的铜旗,还有重27公斤的铜剑和大刀。金殿外面围栏、石级均用大理石砌成,整个殿宇宏伟壮丽,雅致轩朗。在殿后侧,有一株粗逾合抱的山茶,枝过殿顶,还有两株紫薇。朱自清十分欣赏那万紫千红向阳怒放的茶花,还和闻一多等人细读金殿碑文,考究建筑历史。这天算是偷半日之闲,苦中作乐。
  整个春天无所事事,就是给自己的《伦敦杂记》、及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和马君玠的诗集《北望集》写了序言。4月,《伦敦杂记》由开明书店印行,共收9篇作品,自1935年起笔,抗战后搁了阵,断断续续经历了将近9年。这期间主要是开明印刷厂被日寇炮火轰毁,排版被葬在火堆里。直到前些日子,他在翻旧书时忽然发现这些旧稿,心中无限感慨,记起和开明的一段因缘,因而又把稿子寄给开明印。具中残缺了一篇,还是叶圣陶设法抄补。这本集子是《欧游杂记》的姐妹篇,主要描写当年在伦敦留学7个月的见闻。他说:
  写这些篇杂记时,我还是抱着写《欧游杂记》的态度,就是避免“我”的出现。“身边琐事”还是没有,浪漫的异域感也还是没有。并不一定讨厌这些。只因新到异国还摸不着头脑,又不曾交往异国的朋友,身边一些琐事差不多都是国内带去的,写出来无非老调儿。异域感也不是没有,只因已入中年,不够浪漫的。为此只能老老实实写出所见所闻,像新闻报导一般;可是写得太认真,又不能像新闻报导那么轻快,真是无可如何的。①
  虽是如此,但它和《欧游杂记》比起来,风格还略有差异,其中描述伦敦风上人物,极富有人情味。他写信给远在北平的俞平伯请他代售此书,并将书款分批汇回扬州老家。
  有一天,他偶然翻阅北平出版的刊物,忽然发见上面有俞平伯的文章,心中感到不安。他和俞平伯交情极深,其为人品性,是一清二楚的。
  思君直溯论交始,明圣湖边两少年。
  刻意作诗新律吕,随时结伴小游仙。
  桨声打彻秦淮水,浪影看浮瀛海船。
  等是分襟今昔异,念家山破梦成烟。
  延誉凭君列上庠,古槐书屋久彷徉。
  斜阳远巷人踪少,夜语昏灯意絮长。
  西郭移居邻有德,南园共食水相忘。
  平生爱我君为最,不止津梁百一方。
  忽看烽燧漫天开,如鲫群贤南渡来。
  亲老一身娱定省,庭空三径掩莓苔。
  经年兀兀仍孤诣,举世茫茫有百哀。
  引领朔风知劲草,何当执手话沈灰。
  这是朱自清在成都时寄给俞平伯的一首长诗。里头所叙多是陈年旧事,于中蕴蓄着他对老友的深情厚意。
  俞平伯的文章内容虽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朱自清却认为在这“烽燧漫天开”的时代里,知识份子应是“朔风”中的“劲草”,不应在沦陷区刊物上发表文章,因而立即去信加以劝说。12月初,俞平伯来信询问他的近况,但对自己发表文章事却含糊其辞,只是说不过是偶尔敷衍,不想多做。朱自清看后很不满意,于12月22日又去了一封信,先是告诉自己近况与心境:
  弟离家二年,天涯已惯,然亦时时不免有情也。在此只教读不管行政。然迩来风气,不在位即同下僚,时有忧谗畏讥之惑,幸弟尚能看开。在此大时代中,更不应论此等小事;只埋首研读尽其在我而已。所苦时光似驶,索稿者多,为生活所迫,势须应酬,读书之暇因而不多。又根底浅,记忆差,此则常以为恨者,加以健康渐不如前,胃疾常作,精力锐减。弟素非悲观,然亦偶尔包包自惧。天地不仁,仍只有尽其在我耳。前曾拟作一诗,只成二句曰:“来日大难常语耳,今霄百诵梦魂惊”,可知其心境也。
  也谈到家中境况:
  家父与一男二女在扬州,一男已成“壮丁”,颇为担心,但亦无力使其来西南。此事甚以为苦。大男仍在边境经商。成都有二男二女,大女采芷在川大已第三年。小女生甫三周岁,二男已俱在小学,尚知勤学。
  信中特别郑重提出:
  前函述兄为杂志作稿事,弟意仍以搁笔为佳。率直之言,千乞谅鉴。
  俞平伯接到信十分感动,后每当谈及此事,就万千感慨地说,“非见爱之深,相知之切,能如此乎。”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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