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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涌雾漫，风暴雨狂。 由蒋介石一手挑起的全面内战终于爆发了！ 昆明的空气也突然紧张紧起来，斗争更其艰苦了。蒋介石把作恶多端的宪兵第十三兵团调进昆明，加剧法西斯统治，迫害进步团体，破坏民主活动。荷枪实弹的宪警，不论白天黑夜强行闯进民宅，任意搜查，许多工人、学生和知识份子遭到绑架，民主人士受到恫吓。群魔乱舞，蛇鬼横行，美丽的春城被白色恐怖的浓雾严严地笼罩住了。 胜利已经半载，时局还如此纷乱，茫茫神州，何日得以升平？朱自清环视南北，百端交集。 凯歌旋踵仍据乱，极目升平杳无畔。 几番雨横复风狂，破碎山河天四暗。 同室操戈血漂杵，奔走惊呼交喘汗。 流离琐尾历九秋，灾星到头还贯串。 异乡久客如蚁旋，敝服饥肠何日赡？ 灾星宁独照吾徒，西亚东欧人人见。 大熊赫赫据天津，高掌远郯开生面。 教训生聚三十春，长霄万里噤光焰。 疾雷破空叶一吼，文字无灵嗟笔砚。 珠光宝气独不甘，西方之人美而艳。 宝气珠光射斗牛，东海西海皆歆羡。 熊乎熊乎尔诚能，张脉偾兴争烂绚。 谁家天下今域中？钩心斗争从君看。 看天左右作人难，亚东大国吾为冠。 白山黑水吾之有，维翰维藩吾所愿。 如何久假漫言归，旧京孤露思萦万。 旧京坊巷眼中明，剜肉外疮装应辨。 稷坛黄菊灿如金，太液柔波清可泛。 只愁日夕困心兵，孤负西山招手唤。 更愁冻馁随妻子，瘦骨伶丁沦弃扇。 这是朱自清写给肖公权的一首长诗，表达了他对时势的无限忧伤。 但是，尽管“雨横复风狂”，斗争的火焰并没有熄灭。李公朴、闻一多等进步人士没有被吓倒，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到处奔走呼号，发起“争取和平联络会”的签名运动，动员人民群众起来反对内战，反对特务迫害，争取民主，争取自由。他们揭发反动派制造内战的罪恶，支持共产党所提出的：长期停战、恢复交通、整军复员、重开政协等四项建议。 鬼蜮害怕了，他们密秘策划，要以“最末的手段”置民主斗士于死地。 这时恰逢昆明雨季来临，经常天阴，霪雨绵绵。尤其夜里，黯雾沉沉，雨声淅沥，使已够恐怖的古城，更加阴森凄凉。 7月11日夜，血腥事件终于发生。这天晚上，中国民盟滇支部负责人之一，社会教育家李公朴和夫人往南屏大戏院看电影，9时49分电影散场，他们徒步在南屏街乘公共汽车，突然遭到特务跟踪，车至青云街学院坡处停下。这时天正下雨，灯光昏暗，李公朴刚要下坡，突遭无声手枪袭击，子弹由后腰射入，贯穿左前腹而出，血流如注，送至医院，终因伤势过重而去世。 得到李公朴噩耗，闻一多怒愤填膺，拍案而起，怒斥反动派卑鄙无耻。闻一多也是民盟滇支部负责人之一，特务黑名单上第二号人物就是他。亲友们都劝他赶快避开，但闻一多拒绝了家属和好友的劝告，毅然挺身而出，坚决挑起民盟支部的工作，亲自料理李公朴的善后，向社会控诉反动派的滔天罪行。15日下午，他亲临云大，主持李公朴丧仪，当李夫人报告李公朴死难经过泣不成声时，闻一多愤怒地跳上讲台，厉声痛斥特务无耻行径。他指着台下怒喊：今天这里有没有特务？你站出来，是好汉的站出来！ 你站出来讲，凭什么杀死李先生？杀死了人，又不敢承认，还要诬蔑人，说什么“桃色事件”，说什么共产党杀共产党，无耻啊！这是国民党的无耻，是李先生的光荣！ 李先生曾在昆明长期从事民主运动，现在又回到昆明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是李先生的光荣，也是昆明人民的光荣！ 闻一多的讲话获得全体与会者的拥护，掌声雷鸣，怒吼声震动了整个会场。散会后，闻一多即往府甬道民主周刊社，出席民盟滇支部为李公朴被害招待记者会，在会上他详细地揭发了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政协决议，发动内战的经过。4点多钟，会议快要结束时，闻夫人差人儿子间立鹤来接他回去，5时10分，当父子俩走到距西仓坡联大宿舍仅十步远的地方，突然从后面追上两个便衣特务，连续向闻一多开枪，一弹正中头部，立鹤扑在父亲身上，大声呼救，也被手枪击倒。闻一多全身中弹，血如喷泉，壮烈牺牲。立鹤经医院抢救始获脱险。 随着那罪恶的一声枪响，时间仿佛凝固，历史留下了一片空白。斗士死在黎明前夜，然而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却给活着的的人以无穷的启迪。 7月17日，朱自清在成都报纸上得知闻一多遇害的消息，大为震惊，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为之日夜提心吊胆的事，竟然在一夜之间发生了。在报恩寺破败的居室里，他无心茶饭，坐卧不宁，无限悲痛。他在好友的鲜血面前，陷入了深深的思索。在《日记》中他写道：此诚惨绝人寰之事。自李公朴被刺后，余即时时为一多之安全担心，但绝未想到发生如此之突然与手段如此之卑鄙！此成何世界！ 朱自清终于从这一“惨绝人寰”的血腥事件中，窥见了反动派的残酷手段，看到了黑暗现实的真相。闻一多的血光似乎在一刹那间照亮了他的眼睛，照亮了他的灵魂。连日来，闻一多的音容笑貌，他对革命的热情，对祖国的挚爱，对未来的追求，都如长江大潮在他心中汹涌翻腾。他扪心自问，人应该要怎样活着？生命的价值是什么？难道自己曾有过的热望就任让时间的砂轮悄无声息地磨去？自己曾有过的棱角，就应让时光的利剑于无形中削光？不！他还不愿就此度完一生。闻一多的壮烈牺牲，唤醒了他沉睡已久的愿望，他的血又开始奔腾，力又在鼓荡，潜在的能量渴望释放。他知道，历史正在审视每个人的足印，一个人如果要在历史镜头中留下光辉的形象，在历史进程中有所贡献，只有象闻一多那样紧随时代的进步潮流，认定方向，大步流星地走去。一天夜里，他经过良久思考后，对陈竹隐说：以后中间路线是没有的，我们总要把路线看清楚，勇敢地向前走去。 沉吟了一下，又说： 这不是简单容易的事，我们年纪稍大的，也许走得没有年轻人那么快，就是走得慢，也得走，而且得赶着走。 21日，西南联大校友会召开一多先生追悼会，朱自清出席并讲了话。他一开头便愤激地说：闻一多先生在昆明惨遭暗杀，激起全国的悲愤。这是民主主义运动的大损失，又是中国学术的大损失。 接着，他详细地叙说了闻一多在学术上的巨大贡献。首先告诉人们，闻一多是中国抗战前“唯一的爱国新诗人”，“也是创造诗的新格律的人”，“他创造自己的诗的语言，并且创造自己的散文的语言”。又详尽地介绍闻一多对神话、《楚辞》、《周易》、《诗经》等各方面研究的成就。他突出强调闻一多在学术上的伟大功绩，目的就在告诉人们国民党反动派残杀了一个多么有价值的学者，摧残了中国学术界不可多得的人才！以此激起人们对敌人更大的愤恨。最后他悲愤地说：他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常跟我们说要活到80岁，现在还不满48岁，竟惨死在那卑鄙恶毒的枪下！有个学生曾瞻仰他的遗体，见他“遍身血迹，双手抱头，全身痉挛”。唉！他是不甘心的，我们也是不甘心的！ 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把闻一多的全部遗著整理出版，这是对敌斗争的一种方法。他在给学生王瑶写信说：一多先生之死，令人悲愤。其遗稿拟由研究所同人合力编成，设法付印。此事到平再商。 8月4日是星期天，他早上参加北大校友会，晚上，出席清华校友聚餐会，席间他又起立讲演闻一多生平事迹，表示深沉的哀悼。会后发起为闻氏家属捐款，得17万元。 近来他情绪昂奋，常常浸沉在对闻一多的思念中，时时想起闻一多炽烈的性格和热情语言，想起他对年轻人的关怀和对光明的执着企求，他仿佛还听到他惊雷般的声音：“爆一声：‘咱们的中国’”。17日深夜，万籁俱寂，外面起雾了，一片迷蒙，他背着灯光，伫立窗前，心事浩茫，思绪绵远。突然，感情的浪峰，撞击起想象的飞沫，一股诗的灵感猛地震撼着他的心弦，他仿佛在云雾之中看到了闻一多光华四灿的高大形象。他陡地转过身来，坐在桌前，提起笔来写道：你是一团火， 照彻了深渊； 指示着青年， 失望中抓住自我。 你是一团火， 照明了古代； 歌舞和竞赛， 有力猛如虎。 你是一团火， 照亮了魔鬼； 烧毁了自己！ 遗烬里爆出个新中国！ 这首搁笔20年后写的新诗，标志着朱自清思想有了重大的变化。他已从闻一多这“一团火”中，认识到国民党反动派是一群吃人的“魔鬼”，认识到只有发扬闻一多那种不怕“烧毁自己”的精神去进行斗争，美好的“新中国”才能实现。“你是一团火”！朱自清的灵魂也已被这团火燃烧起来了！ 翌日，成都各界举行李、闻惨案追悼大会，外间传闻特务要来捣乱，有的人吓得不敢去了，朱自清却奋然前往，并做了讲演。他慷慨激昂地介绍闻一多生平事迹，颂扬他火一样的革命精神，控诉特务罪行，向反动当局提出抗议。他的讲话博得全场掌声，不少听众落下了眼泪。 第二天，他带着家属离开成都到重庆，在那里他仍然到处讲演闻一多功绩，宣扬他“不怕烧毁”的革命精神。8月24日《新华日报》有一则报导：清华大学朱自清教授谈闻一多教授生平——闻先生一生分三个阶段，他的一贯精神是爱国主义。 南开中学，并在学生公社做了《现代散文》的讲演。南方的朋友都希望朱自清能于回北平之前到那里走一趟，但他估算一下，费用太大，经济不能胜任，只好作罢。10月7日，乃和家属乘飞机直接回北平。 飞机临北平城上空时，他向舷窗外望去，只见棋盘似的房屋，丛丛的绿树，紫禁城一片黄琉璃瓦，在晚秋的夕阳里闪闪发亮，分外美丽。这是他第一次在飞机上看北平，而且是在阔别八载之后，心中十分激动，不由想起北平许多好处来。 回来后，他一家先住在国会街北京大学四院，22日即迁回清华北院16号旧居。这时他身体更不如前，明显地现出老态。李长之到国会街去看他，大吃一惊：我见了他，却有些黯然了。他分外地憔悴，身体已经没有从前那么挺拔，眼睛见风就流泪，他随时用手巾拂拭着，发着红。① 身体虽然不好，关心现实依旧。看到历经八年动乱后的北平，他的心情十分沉重。他看到，“物价像潮水般涨，整个北平也像地潮水里晃荡着”，先是粮食贵得凶，而这是“人人要吃日日要吃的”，因此感到“这是一个浓重的阴影，罩着北平的将来”。②他将北平和西南几个大城市比较，觉得生活必需品倒不缺少，有一天他去故宫玩，发现那儿地摊真多，小东西不少，任凭挑选。另外，在他感觉中，北平仍然和以前那样“有闲”，公共汽车也是慢吞吞的，都要等很久，奇怪的是乘客也不急，大家有的是闲工夫，慢点儿无妨，多等点时候也无妨，卖票人有时还在中途从容不迫地替人排难解纷，真闲得可以，这和重庆大不一样，那儿的汽车虽然不漂亮，可是快，上车、卖票、下车，都快。 引起朱自清注意的是，中山公园和北海等名胜地方，都萧条了。一个星期天，他带孩子们去逛北海，看漪澜堂的茶座上，只寥寥几个人，也没有点心卖，问店家，说是客人少，不敢预备。从这里，他敏锐地察觉到，许多中等经济的人家，手边也都紧张起来了。 北平的治安状况也使他不安。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他全家和一位姓赵的朋友到西单商场去，买完东西他和朋友先回去，陈竹隐和两个孩子回来时，经过宣武门的一个小胡同，刚进口不远，就听到一声“站住”！向前一看，十步外站着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把明晃晃的尖刀！陈竹隐惊叫一声，拉着小孩往胡同口跑，绊了石头母子三人都摔倒了。爬起来回头望去，那个人已转身向胡同那头跑了，看样子是个刚走这道儿的新手。报纸上也常有路劫的记载，从前虽也有，可没有现在那么多。由此，朱自清又感到，“北平是不一样了”。北平的交通管理，也令朱自清不满。他刚回来一个礼拜，车祸就死伤了五、六人，这种交通混乱和美国军车横冲直撞有关系，警察害怕军车，不敢惹它，而对三轮车则不客气，一个不顺眼就拳脚一齐来。一天，他和陈竹隐上街，在宣武门附近看见一个三轮车横在胡同口和人讲价钱，一个警察走来，不问三七二十一，抓住车夫就拳打脚踢。朱自清勃然大怒，上前和警察讲理，高声说道：“你打他作什么！他是为了生活呀！” 在回来的路上，他和陈竹隐说：“八年沦陷，难道他们还没有受尽敌人的苦头吗？现在胜利了，为了生活抢生意，凭什么挨打？真可恶！”回到家里，还忿忿不平，一连几小时沉闷不语。 刚胜利时，他日夜盼着回来，可现在看到这些情形，心都冷了。 朱自清回来不久，即积极从事《新生报》副刊《语言与文学》的创刊筹备工作，副刊之所以取这个名字，系为了纪念闻一多，因为他曾于战前办过同名的刊物。他忙里抽闲，为副刊每周写一篇“周话”。11月，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聘请朱自清等七人组成“整理闻一多先生遗著委员会”，并指定朱自清为召集人。月底，他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商讨有关编辑事宜，他意识到，这是纪念烈士、和反动派进行斗争的大事，所以抓的很紧，计划周密。他在给友人信中说：“一多的事我要负责，要出版他的著作，照顾他的家属。” 历经了闻一多这“一团火”的洗礼，朱自清的思想有很大的变化。十多年前，他在《那里走》一文中，曾意识到自己往故书堆里钻，“正是往死路上走”，但他愿意如此，不过还说过这样的话：“因果轮子若急转直下，新局面忽然的到来，我或许被迫着去做那些不能做的工作，也未可知。”现在，这个局面终于到来了，在民主浪潮的冲刷下，他思想中的阴影开始消散，长期以来萦绕在他脑际的“那里走？”“那里走！”的问题解决了。10月13日，他在《大公报》副刊《星期文艺》上，看到杨振声一篇题为《我们打开一条生路》的文章，中间在谈到知识分子的时代运命时说道：“我们在这里就要有一点自我讽刺力与超己的幽默性，去撞自己的丧钟，埋葬起过去的陈腐，重新抖擞起精神作这个时代的人”。朱自清一方面感到“这是一个大胆的，良心的宣言”，而另一方面却又感到“这篇文章里可没有说到怎样打开一条生路”。因而特地写了一篇《什么是文学的“生路”》发表在《新生报》上，对这个问题进行专门讨论，他告诉人们，知识分子的“生路”就是“作一个时代的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他说，“这是一个动乱时代，是一个矛盾时代。但这是平民世纪”。他指出： 中国知识阶级的文人吊在官僚和平民之间，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最是苦闷，矛盾也最多。真是做人难。但是这些人已经觉得苦闷，觉得矛盾，觉得做人难，甚至愿意“去撞自己的丧钟”，就不是醉生梦死。他们我们愿意做新人，为新时代服务。文艺是他们的岗位，他们的工具。他们要靠文艺为新时代服务。文艺有社会的使命，得载道的东西。 怎样才能载这个“道”呢？他认为“得有一番生活的经验”；而知识分子“还惰性的守在那越来越窄的私有的生命的角落上。他们能够嘲讽的‘去撞自己的丧钟’，可是没有足够的勇气‘重新抖擞起精神作作这个时代的人’，这就是他们我们的矛盾和苦闷所在”。因此，他大疾呼，要冲出象牙塔，走到人民中去，“文人得作为平民而生活着，然后将那在生活经验表现，传达出来”。在文章最后，他诚挚地告诉大家：知识阶级的文人如果再能够自觉的努力发现下去，再多扩大些，再多认识些，再多表现、传达或暴露些，那么，他们会渐渐的终于无形的参加了政治社会的改革的。那他们就确实站在平民的立场，‘作这个时代的人’了。 这时他已明确地意识到，时代要求知识分子要“站到平民的立场上来说话”。因此特别强调立场的重要性：说到立场，有人也许疑心是主观的偏见而不是客观的态度，至少也会妨碍客观的态度。其实并不这样。我们讨论现在，讨论历史，总有一个立场，不过往往是不自觉的。立场大概可分为传统的和现代的；或此或彼，总得取一个立场，才有话可说。就是听人家说话，读人家文章，或疑或信，也总有一个立场。立场其实就是生活的态度；谁生活着总有一个对于生活的态度，自觉的或不自觉的。① 他的思想已结束了中间状态，从学者向战士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他开始喜爱杂文这一文体，认为它是抨击黑暗现实的利器，是开辟时代的“开路先锋”。他说，“杂文和小品文的不同处就在它的明快，不大绕弯儿，甚至简直不绕弯儿”①；“它在这20多年中，由明快而达到精确，发展着理智的分析机能”。②而最重要的还在于它符合时代的需要：时代的路向渐渐分明，集体的要求渐渐强大，现实的力量渐渐迫紧；于是杂文便成了春天第一只燕子。杂文从尖锐的讽刺个别的事件起手，逐渐放开尺度，严肃的讨论到人生的种种相，笔锋所及越见深广，影响也越见久远了。③ 他向社会推荐冯雪峰的杂文集《乡风与市风》，他特别喜爱鲁迅的杂文，说是“百读不厌”，认为鲁迅的杂文“‘简短’而‘凝练’，还能够‘尖锐’得像‘匕首’和‘投枪’一样；主要的是在用了‘匕首’和‘投枪’战斗着”。他告诉人们：鲁迅是用杂文“一面否定，一面希望，一面在战斗着”；“他‘希望’地下火火速喷出，烧尽过去的一切；他‘希望’的是中国的新生！”④现在，他决意向鲁迅学习，为迎来新生的中国，他面向黑暗的现实，高举起锐利的投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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