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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特种会报”，是由蒋介石亲自主管的秘密反共机构，是最高反共秘密组织，秘书长是吴铁城。这个组织对外从不公开，对内也是采取化名方式。蒋介石亲自立规：省的特种会报由该省驻军的最高负责人或省主席主持，参加的人员是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驻军的最高负责人，如警备司令，省保安司令部负责人，警察局局长，宪兵团团长，军统、中统驻在当地的负责人。每星期召开一次会议，参加人因故缺席也不能派代表参加。会议上不作书面记录，就是写过的纸条也不准携带出会场，是高度保密的会议。会议上所报告、讨论和决定的主要内容，首先是对付中共及进步人士的活动，其次是治安和有关防范反蒋的活动。这个“会报”讨论后，就可决定监视、逮捕和屠杀的处理办法，由参加的宪警、保安团队和驻军的负责人去公开执行，或交由特务秘密处理。所以，“特种会报”是与特务的“特种工作”相配合的，干的都是见不得人的勾当。 广东的“特种会报”设在广州市，由绥署主任余汉谋主持，是广东最高的秘密反共组织。参加人员有：广东省主席薛岳，保安副司令张炎元（司令由薛岳兼），广州卫戍总司令部司令李及兰，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主任委员余俊贤，广州市市长李扬敬，广州市警察局局长吉章简，保密局驻广州副局长徐志道，中统局驻广州的负责人。每星期一次在余汉谋的办公室举行。 10月初，李及兰即在“特种会报”会议上报告了关于广州撤退时的大破坏问题，他翻开胡凌影提供的大爆破图，说：“如果广州撤退，为了军事的需要，卫戍总司令部准备在本市炸毁的目标是：自来水厂、电力厂、海珠大铁桥……” 广州市市长李扬经当即站立起来，表示异议说：“广州市的自来水和电力厂，根本与军事无关！”并感慨地说：“我们在广州并没有为老百姓做过一点事，临走时还要炸毁他们日常需要的水电设施，给老百姓留下恶劣的印象，这很不应该。” 全场哑然，余汉谋也低头无声。 程一鸣因为随李及兰向特种会报专门报告撤退事，他在会上说：“万一广州撤退时，共军未进入城区的一段真空时间，关于治安问题，如何防范歹徒、地痞、流氓向市民抢劫呢？” 警察局长吉章简却不以为然地说：“谁家的天下由谁管，我们哪还能管得了那么多，就让他们抢去呗！” 会议最后仍通过了李及兰关于炸毁海珠大铁桥等建筑的议案。 10月12日中午，李及兰召开高级幕僚会议，安排撤退和广州的大破坏事宜。副司令兼第二十三兵团司令刘安琪以及胡凌影、程一鸣等人参加了会议。 会上，李及兰正式宣布命令：从明日即放弃广州，本部官兵向珠江以南撤退，部队通过海珠大桥后，立刻将大铁桥炸毁。 实际上，李及兰所说的“本部官兵向珠江南撤退，部队通过海珠桥”仅是托辞，因为所有国民党军撤退官兵并不经过海珠大桥。坐在一边的第二十三兵团司令刘安琪的心中最清楚，他与程一鸣耳语：“我部奉蒋委员长命令，本兵团今夜集合广州黄沙车站，放弃广州后，渡海向海南岛撤退。”所以，大部队在向黄沙集中后开往海南岛，卫戊总部的全体官兵是乘船向中山撤退，而并不过海珠大桥。李及兰宣布炸毁海珠大桥仅是借口军事行动需要而行破坏之实。 会后，李及兰让程一鸣向广州空军司令吴礼商量，加紧修好三灶岛的飞机场，以便紧急时乘坐飞机外逃。 13日上午10时，李及兰下达了全部撤出广州的开动令，他在慌乱中乘车抵达天河飞机场坐中航公司的民航机飞往三灶岛，再由三灶岛乘船去了澳门。 警察局长吉章简逃跑前，在即将离开自己的办公桌时所办的最后一项公文，是亲自写下一纸手令，命令本局文书股长陈耀之把警察局的重要档案文件装入铁公文箱，用汽车运到天字码头下轮运往海南岛。然而，这时的陈耀之却在民主人士等进步思想的影响下决定不随国民党军撤走。 为了掩过警察局内国民党特务的耳目，陈耀之一方面秘密嘱咐已安插在档案室工作的内弟张耀先，把最重要的人事档案、情报资料、全市人枪照片底册、财产底册等装进20多个铁公文箱，作出了准备撤退的样子，其实是让张耀先妥善保管；一方面又把自己的一部分细软衣物托人运到码头上下艇，而暗中把自己的东西运到了乡下存放。对吉章简要运走档案的命令，借故拖延。 直到国民党军从广州快要撤完，警察局副局长何名泽仍见档案没有起运的动静，他方感觉到这事办迟了，只好对陈耀之下令将这些重要档案全部焚烧毁掉，不得留存。陈耀之接令后，满口答应，但暗中仍继续拖延时间，借机不运不烧。那位何副局长在这时正忙于逃命，已经没有时间再关心这件小事，再来不及检查。他在匆忙中见到陈耀之后，问道：“怎么样？” “正在烧。”陈耀之机智地回答。 何名泽向码头逃奔而去。陈耀之终于把全部重要档案以及总务科所管的一切财务和枪弹、服装等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本来是负责维持城市治安的警察局头目们，再也稳不住阵脚，开始外逃，这标志着国民党在广州的最后数秒时刻到了！ 李及兰的撤退命令一出，整个广州便陷入一片慌乱之中。胡凌影带领其爆破队开始行动，那些在胡凌影索贿时没有答应或给得不够的业主的房屋下，开始爆发出炸药的轰鸣声，随之各处也相继出现爆炸声。 爆炸声的巨响，也成了广州国民党军总撤退的信号，有无番号的溃兵成群结队地背向广州，纷纷向南逃跑，嘈杂声数里之外可闻。 下午5时55分，广州市区突然间如同发生了大地震，一声巨响后，一团蘑菇云冲天而起。大地为之痉挛，紧张地抽搐着。跨越珠江两岸的海珠大铁桥被炸毁，爆炸声摇动全城。 时珠江面上，有几只由西向东顺流而下的铁船刚刚从海珠大桥下驶出不远，其中一只船上坐的就是广州市警察局局长吉章简，还有卫戍总部办公室主任龚少侠、政治部主任谢镇南等高级官员，他们正在由广州向中山方向逃跑。没想到，大爆炸恰在这时点火。 江水翻腾，爆炸物在江水中四溅。 吉章简等人破口大骂：“这李及兰、胡凌影真不是个东西！也不把大爆破的时间告诉一声，想要老子的命啊！”说着向船舱中滚去。 由此可见，广州大爆破的核心内幕连本市警察局局长等高级官员也是不了解底细的，狡猾的胡凌影把爆破行动的具体时间控制在了很少人知道的范围内。如此也见，既然连国民党军警等主要负责人都没有得到大爆破的具体时间通知，更何况其他官兵和一般平民百姓。 海珠桥的大爆破，是国民党特务在广州大破坏中最为嚣张的一次行动，是广州的一次空前大灾难。至今，许多当事人一谈起那次大爆炸，都还心有余悸，讲话声都为之颤抖，说：“那可真是山摇水动，天昏地暗，8级大地震也没摇晃得那么厉害！” 程长清回忆当时的情景，说他在得知海珠桥即将被炸的消息后，“立即派出第九中队长周文保带他的中队跑步到海珠桥去抢救，但他们跑出去不久，还不到一半的路程，就听到轰然作响，海珠桥被炸毁了。不但炸毁了人民的交通要道，而且殃及附近的居民，倒塌房屋一大片，死伤2000多人”。 周文保回忆说：“我接到程长清的命令，要我率队前往抢救海珠桥。我当即吩咐李炎炽分队长留在中队部处理有关事宜，亲自率领两个班奔赴海珠桥。当到达惠福路口时，突闻轰然巨响，震耳欲聋，知道海珠桥已遭炸毁。当时市面一片混乱，我只得率队撤回市府岗位，继续监视各方面的动态。” 市警察局蒙圣分局实习员邹柏能回忆说：“得到国民党军拟炸毁海珠桥的消息后，我们曾商量找一名熟悉电工技术而又大胆的人，等国民党军一撤退就去剪线，但巡逻的警士来报，说国民党军不许巡逻队登上桥顶。分局长梁太炎即吩咐大家准备武装，前去巡逻。当我回房拿武器返身关门时，突然轰隆一声巨响，声震屋宇，我眼前一黑，就倒在地上。醒来才知面部为碎片所伤，流血不止，伤口剧痛。当晚因受伤没有参加巡逻，留局看守。” 已被农工民主党策反的警察局前鉴分局凌分局长事后回忆说：“下午1时，我坐了一辆小汽车去察看王冠豪和陈元正的部队。当时保警第八中队已被警察总局调往沙面，押运军械被服，准备向中山撤退。我道经太康路时顺路到海珠桥去看看。当时桥的两端有蒋军国防部技术兵团守卫，桥的中央堆满了TNT炸药。为了挽救这座桥，我拟派已调往沙面的第八中队在沙面上船渡河，经同福路绕到海珠桥南端，解除守卫海珠桥的国防部队武装，夺除其炸药。但到沙面后，不见第八中队的中队长，原来他领到警察局所发的经费后，个人脱离队伍逃跑了。” 海珠大铁桥终被国民党军统特务胡凌影的爆破队炸断。事后，胡凌影还有些惋惜地说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因为缺少炸药，堆积在桥面上的废枪炮弹从数量上看，虽有一大堆，但其效力要比专门用来爆破的黄色炸药差一些，所以大爆炸后并没能把桥墩炸毁。如果药力够的话，大铁桥本身及周围房屋的破坏程度和范围，肯定还要大得多。 如今，广州市空阔的海珠广场和附近一些高楼大厦的地面，就是当年被炸毁的民房旧址，但在这次大爆破中究竟死伤了多少人，却很难找到一个确切的数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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