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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东地下党“七月临江路会议”后，具体负责抓军运和策反工作的川东地下党组织领导人蒋仁风（会议前与同时参加此会的熊扬均是普通党员，党内积极分子，公开场合常以党外进步人士身份做工作，会议后被确定为川东地下党的领导，熊扬负责领导成都特支），遵照上级党的指示精神，开始把统战策反工作引向重庆工商界。 当时重庆市的参议会议长是范众渠、市商会会长是蔡鹤年，蒋仁风便通过与范、蔡素有交情的《商务日报》总经理高允斌去做工作。高允斌是1927年武汉中央军校毕业的学生，在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脱党。在重庆，他社交关系很广，临解放前夕积极主动寻找党的组织，愿为党工作。所以，联络工商界反对国民党对重庆大破坏的任务，便经蒋仁风交给了高允斌去具体负责落实。 高允斌与范众渠、蔡鹤年等工商界上层人士联系后，大家早就对国民党蒋介石政权不满，更对军统特务的破坏暴行义愤填膺，一致表示愿意接受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蒋仁风代表党组织也分别与他们见了面，交了心，并同意他们组成一个“迎接解放筹备小组”，作为实际的联络中心，由范众渠任组长，高允斌和蔡鹤年任副组长，柯尧放任秘书长，李和甫任秘书。确定对外仍用参议名义，以个别方式联络。“迎接解放筹备小组”暂为秘密组织，不挂牌，不集会。 “迎接解放筹备小组”成立后，广泛策动发展组员，先后联络参加本组的人有市商会的朱叔痴、康心如、汪云松、李志青、陈诗可、周荟柏、蒋华村、王竹修等，市参议会中的温少鹤、李仲平、张宗等，以及彭友今、刘大震、汤逊安等进步人士，这些在重庆市社会各阶层中有着很大影响人物的思想转变，决心跟定共产党，对制止和减缓国民党反动派对重庆的大破坏起了别人无法代替的重大作用。 11月26日，蒋仁风和高允斌与范众渠、蔡鹤年、柯尧放就如何反破坏、迎解放进行进一步研究，蔡鹤年回忆说，地下党组织交给的任务主要有三点：“一、要很好地维持真空时全市治安；二、要切实保护工商企业，尤其是自来水厂、电力厂；三、要设法营救关在‘中美合作所’的同志。据此，我们立即开展工作。” 次日，川东特委在罗汉寺外《商务日报》仓库，设立了策反指挥部，由蒋仁风负全责，并通知范众渠、蔡鹤年等人立刻集中商会办公，应付突然情况的发生。蒋仁风则坐镇策反指挥部，统筹全局，对工商会负责的市区治安及交通和水电尤为关注。 28日上午9时，工商界在市商会礼堂召开联席会议，统一护城思想和步骤。这时期，重庆工商界共有120多个同业公会，有民族工业6000余家，商业2.7万余家，分属商会、工业会、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小工厂联合会、国货厂商联合会、西南实业协会。这六会管理部门负责人，在联席会议上各抒己见，经过地下党组织和工商界进步人士的共同努力，绝大多数工商户愿为护城保市出力出钱，努力做到水、电不停，轮渡车辆畅通，物资供应不缺，无抢劫，无火警，市面稳定。 联席会议后，全市工商界都积极行动了起来。下午，范众渠、蔡鹤年等为了争取主动，特前往“渝舍”面见杨森，把联席会议商议结果向杨森作了通报，意思是让杨森明白民意绝不可侮。杨森是只听不表态，未置可否，他知道重庆的工商界左右着山城的经济命脉，万万得罪不得。 工商界的护城工作全面铺开后，有力地稳定了本来乱哄哄的市面和市容，战乱中的市民相对不因缺生活必需品而骚动，趁火打劫者也就不敢轻举妄动。在此前后，地下党组织又通过汪克明等人策反了重庆反共保民军第一师师长廖开孝，这个师的士兵即多由市系工商界的从业人员，是由区、街道的民众自卫队改编而成，中级军官多由区长兼任。该部的反正使工商界胆壮不小，工商界依靠这个师维持市区治安，防止散兵游勇、地痞流氓破坏，着实起了作用。 其实，工商界在很大程度上是半凭廖师的武力，半靠金钱来处理治安问题的。廖师的官兵伙食即由工商界各同业公会负担，市商会并发给每个士兵5块银元，军官则是每人300块银元，不过该师号称有数千人，实际脱产执勤的仅有400多人。工商界遇到治安中难以处理的事，也往往以金钱开道息事宁人。如27日晚，蔡鹤年路过都邮街宝凤银楼，见有国民党散兵抢劫滋事，便出面阻止，以300银元打发走了事。 重庆解放后，工商界统计如上维持治安支出的款项，除由各同业公会承担的办伙食给养费用外，用于防止破坏和抢劫的费用仅4800多银元，这不能不算是重庆工商界这些“财神爷”们护城反破坏中的一件奇事，是本小利大最划得来的一桩“生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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