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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57年5月，经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反复阐明提倡，苏洵说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白居易从古人之语中提炼而成的“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样的一些名言，日益深入人心。每天翻开各种报纸，几乎整版整版，都是各界人士向党提出批评建议的报道。尽管有些批评十分尖锐且不尽妥善，但提倡大家畅所欲言并公诸报端这举动本身，就足以说明我们党的领导胸怀广阔、大度雍容，何况很多意见是中肯可行的，虽然乍听起来可能有点刺耳。 这当儿，为了节省时间，我和新华社的少数不愿每天坐班车来回跑的同志，已住进了外交学院干部学员的宿舍，本人还被选为中央很多部门派到外交学院学习英文的一、二、三四班住校同志的党支部书记。尽管自己的肚子里已积存了多如乱麻的意见，但我没有贴过一张大字报，也没写过一篇墙报稿。 我总觉得，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必须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在党没有明确具体地宣布党内同志如何参加整风鸣放时，自己应该在公开场合下谨言慎行。 其间，惟一正式表过态的，只有这么一件事—— 整风伊始，许多省市的负责人为了表示自己与人民同甘共苦，决心清扫官僚污垢，装模作样地打扫一小块街道，或浮皮潦草地下厂下乡走走看看，我们的报纸电台便颂扬备至。我认为这做得太过分，是掩耳盗铃、欲盖弥彰的把戏，于是写了一篇短文，发表在1957年5月18日的新华社内部刊物《新闻业务》活页版上。它只有1300来字，下面就是它的全文： 瓜不熟不甜 自从中央决定整风以来，全国各地有许多高级干部开始参加体力劳动， 这是好事情；但是，在某些稿件中，出现了为时过早的赞扬，我认为这是 不必要的。 全国解放以后，我们的若干干部，特别是某些高级干部，在思想上、 生活上、作风上，越来越脱离人民群众的事实，是不可否认的，虽然人们 在过去不敢这样明说。现在刚刚开始转变，有些人拿起扫帚、铁锹也不过 几个小时，我们马上就为他们大书特书，说他们受到了怎样的欢迎，群众 是如何地感动，等等，这未免说得太早了。也许这都是事实，但是经我们 这样一宣传，给人的印象是这些人原是些天生的不该劳动的人，因而才惹 得群众惊异和感动。有的消息中特意加上群众的反映说：“在旧社会里， 从未见过市长扫街。”然而，在新社会建立以来的八年中，这种现象又何 曾有过呢？我们的这种说法怎能说服人呢？ 在战争年代里，与人民同甘苦、共患难，是所有革命者的传统精神。 今天只是开始恢复这种精神而已，并不是什么天上掉下来的新鲜事。事实 本身就能向群众揭示出事情的本质，用不着我们去添枝加对、抹脂搽粉。 特别重要的是，现在还仅仅是开始。如果在这阵风过去之后，一切归复如 旧的话，我们怎样向人民交待呢？怎么对得起广大的劳动人民呢？他们年 复一年地辛勤忙碌，使我们饱食暖衣，几乎一直默默无闻；而我们的干部 在一生中只扫了一小段街道，挖了两个小泥坑坑，反而一举闻名于天下， 真是太不公平了。 这种做法是老病复发。我们如果敢于面对事实，那我们就会明确地认 识到：片面、夸大、过分的渲染，甚至是盲目的吹嘘，是在我们新华社甚 至是全国新闻界多年来的致命癌。我们只要得到中央的一句话，不顾事实 如何，都要想尽一切办法在全国范围内刮起一阵风，而且风势越猛越好。 可是到头来，事实并不完全像我们所说的那样美好，有的甚至根本不是那 么回事，使得广大群众怨声载道，消极失望。 我个人觉得，我们是人民的记者，革命的社会活动家。我们应该具有 最清醒的头脑和一副硬骨头，才能无愧于这些光荣的称号。在不违背党和 国家利益的原则下，我们应该秉持自己的主见，该说就说，该怎样说就怎 样说，而不能由于某种原因而顺风倒，随大流。古话说得好：“不为有利 而为之，不为无利而不为。”为与不为，在于正当与否。我们说话要有分 寸，不要言之过早，言过其实。只有把长熟了的瓜捧在手上才能说这是甜 的，而不把生瓜硬说成是熟瓜，把酸杨梅说成是甜葡萄。否则，在人民的 眼中看来，我们可能不是革命的宣传家，而只是能说会道的骗子手。过去 战争期间，人民之所以能够推心置腹、相信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和他们紧 密地生活在一起，斗争在一起。我们要说的就是他们想说的，说一就是一， 说二就是二；说胜利就有胜利，说有困难就是有困难。因而他们在胜利时 不骄傲，在困难中不气馁，一切的一切都早已心中有数。 可是在进城之后，我们和他们疏远了，却和官僚主义者、教条主义者 合为一家。我们几乎只能照“章”办事，说了一些没有说完的真话，说了 不少的空话，也有意无意地说了一些假话。尽管我们的用心是同样的善良， 但在若干问题上，人民说我们欺骗了他们，这难道还不值得我们去痛苦地 深思么？ 二 6月8日，突然，《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立刻变成声威赫赫的“反右斗争”，全国的形势急转直下。顷刻之间，那些被报纸以欢迎的姿态发表过言论的人们，章乃器、章伯钧、罗隆基、陈其尤、陈铭枢、陈达、钱孙卿、钱端升、钱伟长、储安平、费孝通、冯友兰、向达、谢雪红、许德珩、黄琪翔、黄绍竑、黄药眠、葛佩倚、林汉达、刘王立明、陆侃如、陆诒、龙云、潘光旦、彭文应、沈志远、孙大雨、谭惕吾、陶孟和、曾昭伦、王造时、叶笃义、沙文汉、艾青、丁玲、陈企霞、陈模、陈沂、江丰、秦兆阳、钟惦棐、冯雪峰、徐懋庸、李世农、邵燕祥、刘绍棠、彭子冈、曾彦修、王翰、王若望、吴祖光、徐铸成、肖乾、顾执中、浦熙修、谭天荣，等等等等的党内外人士或青年学生，都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或被说成是封建、官僚阶级的残渣余孽。 许多人大惑不解：不是信誓旦旦地反复保证“广开言路”，欢迎一切人帮助我们党纯正党风的么，怎么突然自食前言、反目为仇呢？ 正当这节骨眼儿，一天下午，北京所有高等院校的党支部委员以上的同志，奉命到广安门内白纸坊人民印刷厂礼堂去，听取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做报告。由于我是中央许多部门派往外交学院学习英文的同志所组成的党支部的书记，我也去听了彭真的报告。 彭真精力充沛，红光满面，音宏气足。他开门见山地说，这次报告的主题，就是动员党内同志继续向党的组织领导提意见，不要受社会上“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影响。因为那些人和我们中国共产党不是一条心。他们装着响应我们党“欢迎发表不同意”的号召的样子，骨子里却要推翻我们党，或与我们党平分秋色，轮流坐庄。 接着，彭真打着有力的手势，用愤慨的语调，说到了章罗联盟，也说到了龙云等人。继而他一改口吻，用十分亲切的调门对台下的听众说： “这些人能和我们今天在座的同志相提并论吗？我们都是自家人。一方面，党的组织领导确有许多自己尚未觉察的不足之处，需要大家提意见，多帮助；另一方面，党内也的确有许多人蜕化变质，胡作非为，骑在人民的脖子上拉屎撒尿，使得在他们鱼肉之下的人民怨声载道，有冤难伸。这更需要予以无情地揭露，并请大家帮助党组织想想办法，认真解决这个大难题。 “再说，党的方针政策及其贯彻执行，也并不都是十全十美。一帆风顺的。这也需要大家协助党的领导洞察秋毫，力求改正与完善之。 “总之，‘门外’反右归反右，‘门内’有意见照常提，这叫做‘内外有别’。而且党支部书记和支部委员同志们要带头提，为整个支部的党员同志做出表率，把我们党的这次整风运动坚决搞好、搞到底！” 这时，彭真提高了声调说：“即便提的意见不一定都正确，甚至都错了，那也不要紧，党绝对不会把这些同志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混为一谈。这一点，我可以代表中央在这里向同志们作保证……” 彭真热诚坦率，语重心长，侃侃而谈了两个多小时，尤其是后半部分的讲话，说得我们的心头都热乎乎的。一切茫然与疑虑，都随着大家长时间的掌声烟消云散。对这次整风运动的预期效果，我又重新燃起了希望之火。 当天晚上，中央许多部门住外交学院学员的英、法、西班牙文三个党支部的支委支书们，就在宿舍楼洗漱室隔壁堆杂物的屋子里，举行了联席鸣放座谈会。 我第一个发言，把一年来郁积于胸的种种思考和盘尽托。结论是：全党全国最严重、最危险的隐患，就是“神化与特权”。如果不立即予以抑制与消除，而继续听任其发展，必将国闭民塞，全民族都会跟着遭大难。对其抑制与消除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大胆批评，切实监督，改进选举；人民代表要讲话，人民说话要算数，确保和尊重人民应有的民主自由；举国上下都应该讲平等，取消一切足以助长特权现象的或明或暗的措施与制度；降低高薪者的待遇，削减过分优厚的福利拨款，以大力缩小国家干部与工、农、人民之间生活水平的悬殊。同时改变统购统销中某些过死过急的做法，适当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以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精简高等院校的政治课，让学生们有更多的时间研究专业，等等。整个发言慷慨激昂，大有“为着众人去下海，不怕沾满一身泥”的劲头。 不日，新华社又召集所有学外文的同志，不论住在社内还是住在外交学院的，在“口”字楼顶的那间大会议室里开鸣放座谈会，我又照样讲了一遍。 在全国一片“反击右派”声中还说这样的一些话，岂不自作鱼肉送刀俎？ 不，我不这样认为。就是没有彭真代表党中央所作的动员与保证，我也要这样讲。 小时候读私塾，恩师姚荫卿老先生，常常在我的书法练习本的空行中，出些上联让我对，偶尔也写点富有哲理的词句让我背。有一次，他写出了这么两句话，“文无论长短贵在精，话不在多少贵在真。”我一直牢记未忘。当我对我们党和国家存在的问题形成了一整套自己的看法时，就如骨鲠在喉，非吐不可，并在私下早就对一些同志明白表示过，即便有人可能仿用斯大林的错误手段来对待敢讲真话的同志，我也要说出别人可能不敢说的话。 后来我才知道，彭真代表党中央所作的动员报告和保证，不过是忠实地执行了毛泽东的“引蛇出洞”的指示，是一大“阳谋”，我们的许多同志竟被“谋”上了！当我从外交学院被召回新华社接受“帮助”的时候，同志们在“口”字楼顶的大会议室里，用小稿纸写的批评我言论的每一份小字报上，都还口口声声称我为“同志”，而《人民日报》总编辑与新华社社长一身二任的吴冷西，就在新华社全国系统的电话会议上宣布：“总社反右派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戴煌被揪出来了！” 一夜之间，新华社大院里就糊满了五颜六色的检举、揭发和责骂我的大字报。我的妻子也贴了一张大字报，说我要组织成立“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接着就是没完没了的大会小会的批判。 我不服，主动拿出了连我的妻子都不知道的那封给毛主席和中央委员会的还没写完的长信，以昭心迹。谁料到这恰似釜底“添”薪，被一些求之不得的人称做“万言书”。他们指令新华社印刷厂连夜排印，人手一份，作为发动全社人员向我总攻击的“炮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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