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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58年3月上旬，我的数万言的“自我检查”交上去了；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像键牛般驾辕拉土的义务劳动也完成了。新华社党委书记普金让我继续在家多看点书，复习复习英文，听候组织上的处理。 这时候，我那处于风雨飘摇中的家，刚从宣武门新华社机关大院的仁义楼宿舍，搬到了如今京西宾馆南边的新华社皇亭子宿舍区。 这宿舍区当时还很荒凉，附近既没有京西宾馆，也没有军事博物馆和其他任何高大建筑物，只是个四周拉着破破烂烂铁丝网的空旷冷漠的黄土大院。在这个黄土大院的东南角，仓促砌成了一座“凹”形的四层红砖楼。我的新家，就在这座楼西北角底层的最顶头，直冲着狂呼怒吼的西北风。 一天，社里一个部门的负责同志把我叫到城里去，悄悄对我说：“很不幸，你已成了全国应受‘二类处分’①的‘标兵’了，《结论》也已打印出来了。你先看一看，好有个思想准备，准备日后过最艰苦的生活。” ①对“右派分子”的处分，除党团员一律开除党籍、团籍外，其行政处理共分六类：一、劳动教养；二、监督劳动；三、留用察看；四、撤职；五、降职降级；六、免于行政处分。 说罢，他就拧开他的办公桌中间大抽屉的暗锁，把一份已用订书机订好的《结论》递给了我。 二 将受何种处分，生活将如何艰苦，我并不太重视。但匆匆看了那份《极右分子戴煌的政治结论》，我简直呆若木鸡了！ 虽然，从长达三个月的“批判揭发”和那篇绝妙的“新闻”中，我已深感我们新华社不乏“隐其全豹，取其一斑”地罗织他人罪名的“高手”；但是如果不把这些罪名正式写上能够置人于死地的“政治结论”，我还不能惊异于这些“高手”用心之狠毒。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常常在思考，我究竟是个什么人，我相信尊敬的读者已从以上各章的叙述中看得清清楚楚。然而，摆在我眼前的这份《结论》强加给我的罪名之大，简直可以立刻把我绑赴法场！而这些“高手”中的大多数人，恰恰是与我滚爬过同一条战壕，打过同一副扑克，并用我偶然所得的稿费，去全聚德、砂锅居、峨眉酒家、大地餐厅共尝过美味小吃的人。 现在，请欣赏一下他们利用我主动交上去的那封尚未写完的长信草稿和奉命根据大家的揭发批判追逼而写的“检查说明”中的一言半语（即《结论》中打引号者），给我胡诌而成的罪名—— （一）仇视和反对党的领导。认为自党中央、毛主席到地方各级领导 都“把自己神化了”，已成了全国范围内的“特权阶级”，这个“阶级” 和广大人民之间有着“生活上的剪刀差”，它的内部是“你争我夺”、 “乌烟瘴气”、“逢迎、拍马、惟命是听的幽灵隐藏在每个角落”。认为 “全国解放后，共产党蜕化了”，党的“高级干部违法乱纪，低级的基层 干部无法无天”，以致“全国各个角落，哪里没有黑暗的深渊”，“老百 姓失望到极点”，“自杀的人越来越多”。因此，认为“今天国家矛盾的 根源是神化和特权”，主张“要唤起有良心的党团员”，组织“第三党” 或“共产党革命委员会”，“和党抗衡”。 （二）反对社会主义民主，要求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认为“中央集 权至上，削弱了普通人的民主与自由”，人民代表大会是“形式”，人民 代表是“指定的”、“摊派的”，都“不民主”。称赞资本主义国家的议 会民主、职业自由和虚伪道德，主张“开放一切自由，允许自由辩论，自 由结社，自由批评首长直至中央和毛主席”，并要在高等学校中取消必修 的政治课。 （三）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把今天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看 成是“令人诅咒的、哗众取宠的事情”；认为“武汉长江大桥、飞机工厂 和改造黄河，都不过是全世界的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不 值得自豪的”。认为合作化的农村是“一片黑暗”，“消极失望的阴影笼 罩着千百万人民”。 （四）反对党的新闻政策。认为党的新闻事业是“愚民政策”，记者 “是能说会道的骗子手”，新闻报道“不客观和不公正”，“过分夸大地 宣扬了我们的光明和伟大，而偷偷地掩盖了黑暗和腐朽”。认为我们只报 道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坏的，不说人家好的，于是使人一提到资本主 义国家就想到那是一堆腐臭不堪的烂疮”，“是极不公平的”。主张记者 要有“独立性”和“一副硬骨头”，“坚决向党斗争到底”，争取资产阶 级的“新闻自由”。 （五）自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根本上发 生了动摇。认为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抬出了列宁，列宁也不一定对”， “赫鲁晓夫怀着个人情绪攻击斯大林”，“苏共中央领导人在争权夺利”； 认为苏联对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实行了“新殖民主义政策”，说苏联出兵援 助匈牙利镇压反革命叛乱，“从公正及道义上”“是讲不过去的”，“如 果说苏联出兵是对的，那么美国帮助蒋介石也是对的了”，“匈牙利事件 内因是主要的”。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不会垮，因为美国人 民吃得好，穿得好，不会起来革命”。 （六）戴煌依据上述反动观卢、，曾于1956年春写了一份“万言书” （未成稿），妄图“开导”中央和毛主席。大鸣大放期间，他又在《新闻 业务》（活页版）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瓜不熟不甜》的反动文章，并在鸣 放座谈会上公开以“神化和特权”的反动观点向党展开了恶毒进攻。他下 定决心“准备受打击”和“坐牢”，要同所谓“官僚主义集团”斗争到底。 （七）组织反党小集团。自1956年初到同年10月期间，以他和李耐因 为首组织了反党小集团，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反领导活动，阴谋篡夺解放 军分社领导权并篡改其政治方向。这一阴谋虽然终告破产，但对工作造成 了很大损失。在小集团活动期间以及后来的长时期内，戴煌均散布了大量 的反动言论。 处理意见：撤销原有职务，实行监督劳动；开除党籍，开除军籍，剥 夺军衔。 我愣了一会才长叹一声。随后，把这重似千钧的几小张打印纸，默然送还那位好心的同志。 这位负责同志从桌后立起身，递给我一支烟，并点上火，才问我对这《结论》有什么意见。我苦笑了一下，默默地摇了摇头。 我还能说什么呢？ 三 我记得很清楚，这《结论》引用我的一些话，是一些“好心的同志”采用“引导”、“启发”实是诱供逼供的伎俩追逼我，我才说出来的。 下面，就是这种追逼的实录—— 有人问（以下简为“问”）：你是常常考虑国家大事和世界大事的，那么自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你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途怎样看？ 本人答（以下简为“答”）：很可能不再像过去那样团结一致。 问者说：这就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动摇。 问：赫鲁晓夫否定了斯大林，但仍然肯定了列宁。你对此怎样看？ 答：斯大林的问题是应该提出来的，但赫鲁晓夫是怀着个人情绪攻击斯大林的。他过去也喊过斯大林是“生身的父亲”之类的口号，现在却把斯大林给彻底否定了，这是不道德的。现在他又抬出了列宁；由于他反复无常，说不定有一天他又会说列宁也不一定对。 问：苏联和中国的领导人，不止一次地向帝国主义战争贩子们发出警告，士。果他们胆敢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那么结局只能是全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总崩溃。对此，你怎么看？ 答：如果他们胆敢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亚洲、欧洲非洲、拉丁美洲很可能全部解放。但美国可能不会垮，因为美国人民吃得好，穿得好，不会起来革命。 问：既然你认为我们国家有“神化与特权”，有“官僚主义集团”，你打算对他们采取什么态度？ 答：我打算发出呐喊，和这种不合理的现象进行说理斗争。 问：那你就不怕受到打击么？ 答：为了革命事业的顺利发展，我准备受打击，也不怕坐牢。 问：你曾向你的爱人说，要成立“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你有没有向别人表示过要成立什么新的党派？ 听到这里，我不禁怒火中烧！我想：这哪儿是什么“分析批判”，“帮助”我“回到党的正确路线上来”？而明明是把我往断头台上推嘛！我十分恼怒地回答：我是想成立新的党派！ 问：这党派是什么名称？ 答：第三党！ ………… 《结论》中的一些引语和词汇，除了“万言书”外，就是这么来的。对此，我还能说什么呢？ 这已成定局！如果让我看这份《结论》的负责同志有能耐变动《结论》的分毫，他就不会先让我看看这《结论》，并望我做好泅渡苦海的准备了。 我由衷地谢了谢他，和他拉了拉手，就回城外皇亭子的那座“寒窑”了。 四 1958年3月18日上午，我接到电话通知，要我当天下午两点钟，准时赶到城内机关大院“工”字楼二楼会议室开会。我预感：“罪状”早拟好，“宣判”的时刻到了！ 我提前一刻钟，就赶到了城内机关大院，独自一人走进了那个会议室。 不一会，新华社国内新闻编辑部的几十名党员同志陆续来到。他们沿着四边的墙裙，随意找张软椅坐下，没有言笑，一片冷漠，似乎连空气都凝固了。 其中被挂上“右派”称号的，共有十余人，约占国内部总人数的20％，包括被叫做以我为“主帅”、李耐因为“军师”的“反党右派小集团”的成员。此刻我们都像素昧平生，目不对视，往日同志间坦率友爱的热流“顿失滔滔”。 会议室中间，有一张乒乓球台似的铺着白台布的长方桌。桌上搁着一只嘀嗒嘀嗒响的双铃小闹钟。时钟指到两点整，会议准时开始。会议主持人用地道的北京话宣布：“这是处理国内部右派分子的党内会议。受‘二类处分’的人如果不服从决定，将被开除公职，自谋生路！” 接着，就由每一个“右派分子”所在的党小组派出“忠于党”的人，轮流向大家宣读这些不幸的人的《政治结论》和处分决定。每读完一份，都要到会者举手“表决”通过，惟独不让被称做“右派”的人在被开除出党前行使一次党章规定应有的表决权。 在宣读我的《政治结论》时，我注意到：“极右分子”已被改成了“右派分子”，但是其他字句原封未动。让我签字时，我本想掏出事先准备好的那张小纸条，抄上这样的几行字：“我有过严重的错误。但我不是‘仇视党’、‘仇视革命’的‘右派分子’，也不同意根据本结论所推演出来的论断。”但是一想到刚才主持会议人所宣布的那个规定——“二类”者如拒绝接受这个决定将被“开除公职”，我极为冷静地估量了它的全部意义。我想：如果我不暂且忍受一下“俯首折腰”的痛苦，我与革命之间的最后一根线也被切断了。而我还是要革命的。在这不露声色地作了短暂的犹豫之后，我不得不勉为己难地签上了“同意”二字和自己的名字。 散了会，有人向我作了进一步的说明：从下个月（即1958年4月）起，155.75元的工资就再也没有了，每月只能拿28元生活费。 随后，我只身孤影地徒步出了城，顺着当年还分上下行车道的复兴门外林荫大道，向皇亭子踽踽独去。只听得干冷的春风，吹得路中间与路边密匝匝的白杨树，发出阵阵呜呜声。似乎苍天也在为我们这些落难的人悲咽不平。 五 的确，做梦也想不到，我们这些人竟也会遇到一个“三·一八”！ 1926年的3月18日，鲁迅先生的得意门生刘和珍等人，因向反动政权争民主、要自由，倒在段棋瑞执政政府门前的血泊中，光荣殒命。事隔32年，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在自己党所领导的政权下碰到了“三·一八”，它应该算做什么日子呢？！ 我们只不过根据我们的党章与国法，又是在党的一再召唤下，向自己人发出了正当的忠告与呐喊，竟也被当做死敌一脚踢出“山门”！虽然这与段棋瑞们屠杀刘和珍等人不可同日而语，但一想到今天我们同是革命者而如此作践“同志”这一珍贵字眼的人，是几十万几百万乃至上千万的时候，我就禁不住要从内心深处发出尤利乌斯·伏契克临赴刑场时那样的呐喊：“警惕啊，人们，我爱你们！”① ①伏契克在其遗著《绞刑架下的报告》最后一行的原话是：“人们呵，我爱你们。你们得警惕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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