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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说来也十分奇怪，过了些日子，我身上的浮肿消退了，膝盖恢复了原状，胸下的“大水鼓”也没了，突然变得精干枯瘦起来，走路也不再那么刀割针挑似地难以忍受。后来懂点儿医学的难友告诉我，这并不是什么好兆头，而是一种很危险的迹象：一个营养极度匿乏、身体极为赢弱的人，肿了瘦，瘦了肿，待第三次肿到胸口时，就肯定没救了。 可在当时，我还庆幸这是一大好转。肉体的痛苦减轻了，心境也就平静了些，有时候还遥念苏北老家的亲人。 因肺结核病常常需要我寄钱寄药品的姐姐，在我到北大荒的第三个月就绝望地死去了。但我还有老母，还有女儿，还有读完了高中又上了盐城师范专科学校的侄儿，需要我从每月32元的生活费中，给他们多少寄点儿钱去。还有存放在新华社库房里的一箱箱书稿、素材、日记、采访本，其中不乏颇有价值的文字，需要我日后整理留给后世，我应该坚忍地活下去。 俗说“人岂乐死而忘其生”，对一些人迫不得已的绝望之念似乎可以理解。但对一个还想为革命为社会做点儿事的人来说，绝望是不可原谅的，哪怕只是一闪之念。于是我重新恢复了人生的信念，坚信千锤百炼的中国共产党不会就此溃灭，党内健在的千百万同志会逐渐觉醒，千百万烈士的英魂也不会答应革命大业就此衰颓！我要坚持活下去，继续磨砺自己，寄希望于未来。 当然，在这个云山畜牧场，再也谈不上什么“积极争取”了。因为这个狭小天地，似乎是与我们理想的社会制度不相协调的世界。这儿没有真理，没有正义，没有人道。这里的一些掌权人，将来即便受不到历史的惩罚，一旦他们自身多少恢复了一点儿人的血性，他们也会受到他们自己良心的谴责的。那痛苦，将比身外的惩罚更深痛。 二 6月上旬，又一阵冷风拂拂，下起了连阴雨。 一天，刘恩叫我到云山场部派出所去。我问什么事？他不怀好意地冷笑着说：“你到那儿就知道了。” 我心想：怎么？真要把我抓起来么？可是这又不像，不然怎会让我独自前往？ 我打着一把破油纸伞，赤着脚，独自滑滑溜溜地到了云山场部，进了路南一座门口挂着“八五○农场云山畜牧场派出所”牌子的两头趴红瓦房。书生模样的派出所刘所长，让我看了一份盖有河北省保定法院公章的《离婚调解书》，原来是我那妻子又在保定提出与我离婚…… 前面在《家庭》一章中已说过，在1958年3月18日我被开除出党的第三天，她就要我去北京市西单区政府办理离婚登记手续。那里的办事人员不同意，这件事就被暂时搁置。当年秋天“大跃进”，“三年超英”，“五年赶美”，她与新华社的一支200多人的队伍，去帮助河北省保定地区徐水县大搞“共产主义”。“疯狂加吹牛”地搞了几个月，‘损失惨重，彻底失败，县委书记被扣上欺骗党中央、欺骗毛主席的罪名逮捕法办。我那妻子没有随新华社的大批人马“凯旋”北京，而坚决要求留在保定工作，并把我们的大女孩戴青青从新华社幼儿园接到了保定。她看到1959年冬天第一批被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名单中没有我，就决心与我藕断丝也不连了…… “你打算怎么办？”刘所长问我。 “在北京就办过一次了。”我说，“尽管西单区政府不同意，新华社党委也不同意，但我至今仍然坚持原来的态度：决不拖累任何人！” “很好！那么财产和孩子怎么办？” “我和她都是十几岁参加革命的，素来就谈不上有什么财产。我的意见是：她已带走的一切东西，均归她所有；留在新华社库房里的完全是我的书稿、素材、笔记本以及只有我才能穿的衣服，就归我。至于孩子们的归属，那是早就协商好了的：大女儿青青归我，小女儿贝贝归她。由于目前我是这样的处境，青青暂时仍请她帮忙抚养。小贝贝将来是否真地送给她的姐姐、姐夫，那是她的事。” “好爽气！那就这么办吧！你把这些想法，都填在应该由你填的这张空白表上。” 我填好了表，签了字，心想这件事就这样了结了。但是过了十多天，刘恩又叫我们到云山场部去。但这次不是去派出所，而是去紧挨着派出所的场部政治处组织股。我说我早已被开除了党籍，与党的组织毫无关系，组织股叫我去干什么？刘恩还是那句阴冷的话：“你到那儿就知道了！” 到了场部组织股，组织股一位脸儿瘦长、带有几分病态模样的助理员接待了我，原来还是离婚的事。据他说，新华社党委接到了保定法院征求意见的信，对这件事相当关心，特地给畜牧场党委来函，要他们转告我，要我慎重考虑这个问题，不要意气用事…… “我原来的考虑就是很慎重的。”我说，“尽管为了孩子们的未来，我仍然很难过，但我决不牵连任何人，没有再重新考虑的必要。” “很好！”这位助理员说，“你很有自知之明。我看也应该这样。政治上不一致，在一起生活也不会幸福。好，你回去吧，我们负责把你的态度转告新华社党委。” “政治上不一致”？哪来的“政治上不一致”？无非是对党内和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问题的看法有些分歧罢了！不过这样，我也总算了却了一桩心事，虽然这肯定会给两个孩子的心灵留下不可修复的创伤，但等到她们长大成人时，她们一定会理解酿成这个家庭悲剧的原因，她们的生身父母都是无罪的。 三 1960年7月15日，我们这个排又从小云山转回云山场部，给畜牧一队而不是畜牧二队打草。 这两个畜牧队分工不同，一队的任务是养猪，二队的任务是养牛。 这时我又患起了痢疾，还拉血，但我不能歇，因为全排只有少数几个人是前两年夏秋两季打过草的老手，其中又数我的刀法比较好，要我给全排的新手起示范作用。可是，由于我的体力今非昔比，劳动成果远不如前了。前两年，平平常常，一天也能打三四千平方米，突击时可打五六千平方米；而现在，不论怎么鼓足劲，也不过两千平方米左右。就这样，全排也没有人能赶得上我。 然而，我仍然受到了排长和副班长的刁难，说我没拿出过去的干劲，虽然他们连1500平方米也打不到。等我把他们都带会了，我要求治病，他们也不让治。云山场部卫生所的女医生宋立君给我开了病假条，他们又说没有指导员刘恩的签字不算数，仍逼着我上工。 宋立君医生闻此言，也很为我难过。宋立君医生是一位善良而富有正义感的女性。她原是部队中的一位中尉军医，随她的丈夫一道转业到云山畜牧场。开始，她就在“五间房”的五一水库工地做我们的大夫。当她得知了我过去的身世，我的妻子又已决定与我离异，而我当时的精神状态却很达观，干起活来又那么冲，她曾几次要帮我缝洗衣服和拆洗被褥，都被我婉言辞谢。这次我们又在云山场部相见，她见我已判若两人，不禁大吃一惊。魁伟壮实的大汉成了一根细长杆儿，神色也蔫巴了，体重由196斤锐减到92斤，比原来的零头还少4斤！她明白，按照一般的医学常识，一个人的体重如果在短时间内下降了一多半，那肯定会活不成的。而我不但还活着，而且还能坚持干打草这类的重劳动，她以为那是由于原来的体质过得硬且具有相当强的意志力所致。 不过她更明白，既然体重已下降了一半还要多，原来的体质即便再佳，毅力再超常，若再不予以抢救，也不会支撑多久了。所以她主动给我开了转院证，再三叮嘱我尽快凭证去场部供销组领取外出粮票，争取去密山医院检查治疗。 “千万别再耽误了！”她把我送出她的诊室时再一次叮咛着。 可是，排长盛桂林和副班长王开泽得知此事，立刻向指导员刘恩汇报予以阻挠。我去找刘恩，问他为什么不准我去治病。他冷冷地说了四个字： “去就去吧！” 这下我满以为治病有望，立即去场部供销组领粮票。万没想到，他们竟半两粮票也不给。我问为什么？他们说刘恩已有话，必须有他的文字批准。我随即转身又找到了刘恩，刘恩竟又要我去找供销组。就这样，他们推来推去地踢皮球，我终于没去成。 过去在党内生活了十几年直到“反右”，我从未见到如此阴险冷酷的人。可是在云山畜牧场，竟和这种人天天相见！宋立君医生也毫无办法，只能报以几声长叹，以示对我的同情与抚慰。 像宋立君这样好的医生还有一位，名叫苏宝珠，他是南京人，中等身材，20来岁，肤色白皙，有点络腮胡子，长相很英俊。他毕业于一个军医学校，对我们这些落难者的遭遇颇有一种不露声色的同情心。在第三生产队的“三间房”时，一天夜晚，宋立君医生临时回云山场部的家中去了，“五间房”的一位“老右”得了上吐下泻的急症。苏宝珠医生闻讯，从“三间房”打着手电，手里拿根打草驱蛇的小木棍，走过了“三间房”到“五间房”之间的二里多地的沼泽地，给那位“老右”服了急救药，使其恢复了平静。这在“老右”们中间广为传颂，第三生产队队部的墙报也不得不予以赞扬。 只可惜，像这样富有良知和为人厚道的干才，在云山畜牧场的干部群中并不占多数。 不久，我的背部也被晒烂了。前两年打草，我的全身被晒得油光黑亮，神态爽朗。而现在，由于抵抗力的大幅度下降，再也经不起日光紫外线的强辐射和一群群大中小牛虹“祖孙三辈”的叮咬。裸露的双肩和脊背先起泡蜕皮，继而就烂得血肉斑斑，伤口边缘露出了黄油。每天清晨起床，薄薄的被单都粘在脊背上剥不下来，有时不得不请他人一片片地洒上水，慢慢地把被单揭下来。那痛苦，只有身遭此难的人才深知其味。 四 这时，我们每天的口粮定量只有七两带皮的原粮了，到了见吃如命的地步，人人饿得不是浮肿就是皮包骨。 著名电影演员李景波不但饿得皮包骨，门牙也几乎都掉光了。一天，他和军医李定国一起上山扛柳条，在半途中歇脚时，他对李定国说：“小李，想当初我在（新局长到来之前）中扮演牛科长时吃的那只猪蹄膀，要是留到现在吃那该多好啊！当时是一只真的红烧猪蹄膀，只当道具用，装样子啃了几下就丢掉了，现在想来真可惜、真可惜！”说着说着不禁流下了口水。 出收工也拄着拐杖的学者风度的谢和赓，有一次拜托李定国从云山场部给他抢购回来一斤小人酥，高兴得像个小孩似地连声说：“感谢李医官，感谢李医官！”他过去做党的地下工作时在白崇禧等人身边当过多年的秘书，称军医为“医官”已经说惯了口。 1958年中秋节发月饼，漫画家丁聪一次就吃了五块月饼，当时对人说“饱的难受比饿的难受还厉害”。可是后来大家就再也没有机会体验一下这种“饱的难受”的滋味了，因为后来的中秋节再也没有月饼可吃了。大伙儿只能对着圆月在心眼儿里哼哼：“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照着我们‘右派犯’，更是愁上又加愁！” 经廖承志提名，原《大公报》名记者朱启平，被调往刚刚成立的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教英语。临离开北大荒时，他到虎林县城洗澡堂去洗澡，里里外外的衣服刚脱得一丝不挂，就引起澡堂内所有的洗澡客与服务人员的一致注目。他觉得好生奇怪：“大家都一样，有什么好看的？”他也只好跟着睽睽众目往自己身上瞅了瞅，这才大吃一惊：原来自己的全身上下不仅有着一层厚厚的黑灰，而且瘦骨嶙峋，胸前皮下的两排肋骨根根可数，如果不比死人多口气，则完全成了一具木乃伊。几个月不洗澡，到了这时他才看到了自己的“庐山真面目”，怪不得澡堂子里的人们把他当成了“西洋景”。 到了这地步，大家还不能喊饿。当着农场领导和队长、指导员们的面，如果饥肠辘辘，大伙只能相互间心领神会地悄悄说：“‘常委们’（肠胃们）粮草不足，又猛提意见了！” 有一次，这被一位队长听到了，他忙问：“这是什么意思？”好些人只得面面相觑，以沉默待之。一位名叫高建的难友饭量特大，饿得实在难以忍受，这时就拿起他那黑不溜秋的空饭盒用小铝勺儿敲得丁当响。这位队长这才明白“常委们闹意见”是什么意思，然而只当没听见。 这时候，对大家来说，养生之道所谓的什么“皇帝的早餐，大臣的午餐”已完全成了梦想，而成年不变的现实，只有“叫化子的晚餐”。每天天黑收工回来排队打稀饭或馇子粥、高粱粥，都是先大勺后小勺、再一匙羹半匙羹地分，一星一粒粮都当作宝贝，直到把一大锅稀汤都分光。 早餐，有些生产队是二两五的高梁糊，午餐是二两五的“双蒸馍”。那“双蒸馍”松如豆腐渣，都得用双手接，其珍贵神圣如同接圣旨，就怕掉下一星半点的碎渣渣。 晚上一下了工，许多人在回住地分食那份“叫化子的晚餐”之前，尽可能先奔向四处找野菜，挖芦根，掏鼠窝，抽烟的人则去找野薄荷叶或柞树叶，在饥饿线上苦苦挣扎着。 一天大休，“七间房”基建大队的绝大多数人，都到云山场部基建队库房提取存放在那儿的杂物，同时也想碰碰运气，看看在场部能不能买到“进口’货。 他们一到云山，听说场部大食堂在“处理”头天吃剩的大馇子粥，虽然已有点馊酸味儿了，但每碗也要半斤粮票五角钱。而且每人每排一次队只能限购两小碗。就这样，人们也一窝蜂似地立刻排起了长蛇阵。 原《解放军文艺》的编辑鲁一中尉，人们爱叫他“鲁小个子”的，接连排了四次队，买到了八碗粥。他坐在靠窗口的一张木桌旁，呼啦呼啦地一会儿就扒拉下肚六碗粥，还有两碗实在扒不下去了，他就直着个细脖儿，挺着个小圆肚子，把一对大而无神的眼珠儿瞪得滴溜儿圆，直愣愣地盯着这两碗有待开发的“宝藏”，一句话也不说。 原国防科委的一位精通英文的中尉军官杨崇道，也买了两碗大馇子粥，端到了鲁一中尉坐着的那张木板长条桌上，只见鲁一中尉面前放着六只空碗，还挺着个肚儿望着那剩下的两碗粥愣神，遂问鲁一中尉：“怎么？你已吃饱了吗？” 鲁一不搭腔，没神的大眼珠儿仍死死地瞪着那两碗馇子粥。 原铁道兵司令部的文化教员陈勇少尉在一旁对杨崇道说：“鲁一来得早，买了八碗粥，一口气吃下去六碗，剩下的两碗吃不掉了。” “吃不掉给我！”杨崇道忙说。 一听此言，鲁一立即伸出两只细瘦的小胳膊，把这两碗粥往自己的面前一搂说；“撑死也比饿死强！”说完就吐里吐噜地吃了起来，直到把这两碗粥又吃了个底朝天。 比起鲁一中尉来，还是陈勇少尉有妙法：他排了五次队，抢购了十碗粥。他一口气灌下去七碗，另三碗实在没法再灌了，他就不像鲁一中尉那样“消极地”干坐在那儿侍机再战，而是“积极地”到食堂外面的广场上兜圈儿走走路、跑跑步，接着又到食堂后面的打麦场上，把一个压麦子的小石滚儿扛在肩头上跑步，使劲地创造“吃机”。他一觉得自己的“皮口袋”里有了一点儿空隙，就赶忙回到食堂的那张桌旁吃一碗，直到把第十碗粥“扫荡”得一干二净。 在回“七间房”基建大队的路上，忽然有人说，场部大食堂为什么会“剩下”那许多大馇子粥？为什么又馊酸得那么出奇？因为食堂工作人员看到抢着买的人太多，大有厚利可图，就把前几天所有已经倒进猪食缸的剩饭都又捞了回来，掺在新剩下的大馇子粥里卖给“老右”这帮饿鬼的…… 忽闻此说，鲁一“鲁小个子”恶心得哇地一声，从胃里翻了出来几大口吐在地上。但他又摆出了刚才在场部大食堂里的那架势，直愣愣地盯着地上的这滩已经半消化了的乳状大馇糊儿不走。不管怎么说，他总觉得白白地扔掉这已进过“皮口袋”的宝物太可惜，于是一狠心，连忙弯下腰来，把这摊宝物撮起来往嘴里糊。 一个多月后，这些“老右”从“七间房”到云山场部砌房子。一天收工后，军医李定国去云山水库大坝南边850农场五分场四队想买点儿吃的，只买到一瓶豆瓣酱。他想拿回去冲汤喝也是好的。 这时天已大黑，又刮起了北风，越过四队庄围壕沟的小独木桥已很难找到了。他想小河已结冰，就想侥幸地踩着薄冰轻轻走过。结果走到小沟中间只听“咔嚓”一声，他掉进了冰窟窿。幸好小沟对岸的一棵大树的树枝儿伸在沟中间，他拽着这根树枝爬上了岸。 谁知上岸不久，身上湿透了的棉袄棉裤就全部冻成了竹筒状，寸步难挪。从小沟一边到云山水库大坝南端只有一里多地，他就一寸一寸地挪了两个多小时。当他在大坝顶上顶着寒风一寸寸挪步的时候，冻得他上牙下牙直打战，全身冷得直筛糠，实在难以支持住。 这时，他的耳边顿即响起他们队里指导员常常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训斥他们的话：“谁说受不了？我告诉你们，受得了得受，受不了也得受！”那么就此开小差么？他连想也不敢想，因为“苛政猛于虎”，就是跑到了北京，回到了老家，也许比在北大荒更遭罪…… 他终于挪过了大坝，回到了云山畜牧场场部，但已是后半夜了。等他脱掉了全身的湿衣服，换上了干衣服，冲了一大碗豆瓣酱的汤喝下去时，大伙儿已快起床吃饭出工了，“受不了也得受……” 以上就是我们这群人当时“见吃如命”的点点缩影。我们就在这种状态下豁出命地从事力不胜任的劳动…… 五 一天，云山全场的打草人员，集中到云山场部西边一个比较平缓的山坡上“大突击”。上午和下午，我两次都上了场部的“地头光荣榜”，仍然是全排的冠军。场部的陈副场长，跟在我后面瞧了好半天。他十分赞赏我的刀法和坚忍精神。 工地休息时，他轻轻地抚摩着我背上的皮伤溃烂处，用一种爱惜的口气责备我说： “你这是怎么搞的？同志呵，没有好的身体，怎能坚持工作呵！今天一收工，你一定先去卫生所请医生治一治。” 他的这种话语和举动，使我很感动。没想到他原来是这样一位好人，而往常，在人们的印象中，这位粗矮壮实、带着半脸青伤的工农干部，是个很少言笑、对下面十分严厉的人。虽然他一贯主张让我们吃饱睡好，但我们认为这也只不过是想让我们像键牛壮马似地多干活，而并非出于对人的关怀体贴之情。经过这一天的接触，我才忽然发现，他在严厉的外表下，也有一颗富有同情和善良的心，与刘恩、朱麻子、武副书记、王副场长和祝大队长之流不是一路人。 1962年春天，我在北京西单商场旧书收购门市部卖旧书，竟意外地见到这位陈副场长正坐在商场门前的台阶上歇脚。其时他已被调到辽宁省彰武县畜牧场当场长，是来北京办事的。他很想给他的妻子买双牛皮鞋，但在北京举目无亲，既没有购货本，也没有购货券①。我当即满足了他的要求，一报其在北大荒的那种非人的境遇中，对我的一次以人相待之情。 ①在“大跃进”之后的困难时期，全国各地各种商品奇缺。许多城市为了不让外地和农村的人前来抢购商品，都按季发放“购货券”。买东西时除按价付款外，还规定一双皮鞋几张券，一双布鞋几张券，一把锁几张券，等等。 当然这是后话，现在再回到打草“大突击”的那一天…… 那天收工很晚，我没有立即到场部卫生所去治伤。第二天，宋立君医生给我边打针边嗔怪我说： “32岁的人了，简直还像个不知好歹的孩子！怎么弄成这个样子才来看？！” 我很想对她说：“你让我去密山医院治病，都有人阻拦不让去。我们这种人在这种境况下，是能够有病就治的么？”但我没有说出口，怕她听了也很难过。她给我开了休息两天的假条子，但我只歇了一天，就又被排长盛桂林和副班长王开泽奉指导员刘恩之命，强迫着上工去了。 这当然使我十分愤慨。在愤慨中，人们越来越常常谈论的一个新名词“半修正主义”，转移了我的注意力。开头，我也觉得这名词儿很新鲜，后来才知道，这是指的赫鲁晓夫们。 早听说，在1959年9月下旬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的“戴维营会谈”之后，在我们内部，尤其在文化艺术界，就开始批判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和《一个人的遭遇》了。 当时我感到莫名其妙。后来发现，我们的报纸再也不登《真理报》或《消息报》的社论和重要文章了。有关苏联的消息也登得越来越少，版面和标题也越来越不醒目了。 同时，还不时披露一些赫鲁晓夫与我们的观点不相一致的谈话，比如在西藏叛乱事件发生后，回答印度的一家周刊记者问时，赫鲁晓夫说：匈牙利事件与西藏事件不同，匈牙利事件的内因是主要的，匈牙利过去的领导集团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而我们的党中央一直认为：匈牙利事件的外因是主要的。 又一次，西方的一位记者问赫鲁晓夫对《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有何看法。这个记者自认为，这篇社论所谈的问题，与苏联的观点有分歧。赫鲁晓夫说，他还没看到这篇社论，不过他确信苏中之间不会有分歧。我认为这显然在托辞掩饰。 这一切表明，中苏之间不仅已经有了裂痕，而且已经相当严重并趋于表面化了。 那么这两个最伟大的兄弟国家之间为什么会有分歧，我深感不解。相比之下，我对赫鲁晓夫其人的某些方面，还有着某种程度的欣赏。虽然，自从他提出破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之后，我对他的出兵匈牙利和把莫洛托夫、朱可夫等同志先后挤出苏共中央等做法不以为然，而且还认为他反复无常，对斯大林的揭露批判怀有某种个人情绪。他抬出了列宁，也许有朝一日又说列宁不一定对。但对他在其他方面的一些作为，还是颇为赞同的。其中最使我感兴趣的是：他比较开明，灵活，善于接近群众，敢于揭露国家生活中的缺点错误乃至罪恶，强调发展农业和改善人民生活，宇宙科学技术的发展也较快。对老百姓常常喜笑颜开，还能与改造好了的小偷一起照相。他对（不仅仅为了面包）这本书虽然也很有意见，但对这本书的作者杜金采夫，仍然采取了同志式的友好态度，等等。 所以，不管他有过多少不能被赞同的做法和说法，但他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在掌握了党和国家的大权，巩固了领导地位并取得了很高的威望之后，他还能相当地讲民主，讲仁慈，讲良心。相比之下，我们的个别领导人似乎有所逊色。不然，云山畜牧场的许多不人道的作为，就纯属极个别、极偶然的了。 很不幸，我的这些想法和谈论，很快又被传进了指导员刘恩的耳朵眼儿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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