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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62年的国庆节快到了。我的那份一寸多厚的《回顾》，已被党小组、党支部、党总支和社党委层层传阅研究过了。 国庆前夕，一位负责同志代表社党委，把我召进了他的办公室，让我坐在一张宽大舒适的皮沙发上，热诚地向我宣布了党组织的初步决定。其大意是： 你的这份材料写得很好。经历了重大磨难之后，你仍然一本初衷，向 党说出了这几年别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这是非常可贵的。其中很多观点 是可取的，这份材料很有价值。我们将把它打印出来，呈送中央领导同志 参考。请他们看看这样的同志，究竟算不算“右派分子”。同时请他们看 看，北大荒的农场如此对待去劳动的“右派”，究竟合适不合适…… 停了一会，他接着说： 党已决定对你进行甄别，望你耐心等待，配合党组织把这个工作做好…… 对此，我深表感激。 国庆游行那一天，也许党组织为表示已恢复了对我的信任，竟大大破格地让我这个毕竟在表面形式上还被戴着“右派”帽子的“专政对象”，也高举一杆大红旗，走在新华社游行队伍的最前列，接受了天安门城楼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过去我也曾有幸在观礼台上，享受过观看阅兵式和游行队伍的喜悦。而这一次，是自己高举大红旗通过天安门前让别人观看，也同样使我感到无比振奋、无限温暖。 可惜，事隔仅仅一个月，天安门前的振奋与温暖还在沸腾着我全身的热血，在北戴河举行的党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及随后在北京举行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精神传达下来了。在这两次会议上，毛主席都反复强调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打退单干风，打退翻案风”，彻底推翻了他自己半年多前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全国的政治形势又一次急转直下。 新华社的一些领导同志，按照他们可贵的“党性”和“紧跟”的悟性，也彻底推翻了他们一个月前对我的音犹在耳的讲话。同一位负责人，在同一个办公室，让我坐在同一张大沙发上，仍然代表同一个新华社党委，向我重新宣布说，我的那份曾被他们肯定为“很有价值”的材料，是一棵“大毒草”，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是“翻案风”的典型罪证。因此必须对我进行“再批判”，否则就不足以使我“脱胎换骨”，也不足以挽救在我的“影响”下也纷纷“闹翻案”的社内外其他“右派分子”…… 对这，我还有什么好说？ 但是现在我要说，这位向我作出如此截然不同宣布的负责同志，本是一位好同志，他对毛主席的崇拜和信赖是虔诚的。他不相信毛主席难道相信我不成？我算老几？！ 因之后来我不怪责他们。我只痛恨自己老是那么“天真得可爱”，老是不懂得“吃一堑长一智”，老是看不透老谋深算者们的“玄妙”心机，老是只做到了“害人之心不可有”，而没有做到“防人之心不可无”！ 如果说，1957年的响应号召“帮助党整风”是第一次上当，去北大荒“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是第二次上当，那么这一次的再响应号召就是第三次上当了！ 不过我觉得不论是谁，老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老是说话不算数，老是拿党的信誉和命运当儿戏，任意蹂躏应给人民的民主与许诺，都远不是共产党人应有的郑重态度。还有一些人，曾经认识了真理，却又随着气候的变化硬要把真理说成是谎言，那也肯定要受到历史的嘲弄。 二 对这一次的所谓“再批判”，也许人们认为我这个人的问题“不好批”，没有再像1957年那样匆匆忙忙地披挂上阵，而相当周密地进行了准备。准备之一，在1962年11月，不惜工本地以新华社“党委办公室”名义，铅印了一本《关于右派分子戴煌的材料》，广为散发，以发动大家对我进行“再批判”。 下面，就是这本材料最前面的“说明”： 戴煌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被划为右派分子，受到撤销职务、监督劳 动的处理，曾在黑龙江850农场劳动两年零八个月。去年（即1961年）9月 分配到国内部资料组工作。今年（即1962年）6月间，他以《回顾我这几年 来所走过的道路》为题，写了一份约八九万字的翻案材料交给组织，不承 认自己是“敌视党和仇视革命的右派分子”。他在这份材料中，继续坚持 过去的一系列的反动观点，并发表了许多新的攻击党的言论。十中全会公 报发表以后，他在10月间又写了一份补充材料，作为他“对于错误本身的 认识，以及今天对若干问题的认识”。在这份材料中，他仍然坚持“不能 承认自己是个反党、反人民的分子”。为了便于领导上和有关同志研究和 处理他的问题，特将这两份材料印出，并同时印出反右派时对他所作的政 治结论。 戴煌所写《回顾我这几年来所走过的道路》全文很长，印出时对文中 第二部分他在东北“劳动期间的表现及问题”略去（共约四万多字），只 保留了文中的小标题。 党委办公室 1962年11月 看，“说明”中提到的这两份材料，都是党组织不止一次地动员我写的。对如此重要的背景或前提，在“说明”中都被蓄意“省略”了。这样才会给不明真相的人们一种印象，好像都是我自己主动要写、主动要“翻案”的。各级党组织看了我的《回顾》，主动而正式地委派负责同志，郑重地向我说的那些肯定和赞扬这份“全文很长”的材料的话，在“说明”中更蓄意“省略”不提了，似乎根本没有这回事。 谁说新华社的一些人没有本事？这就是他们的“本事”！这就是他们的“政治斗争”！这就是这些自诩为要与我这个“反党分子”作斗争、“忠实于”共产党人誓言的人们的“高贵纯洁”的灵魂！ 准备了六个月之后，“再批判”于1963年“五一”节过后才开始举行。断断续续的大会小会，从“五一”开到“七一”才告一段落。每开几次会，都要出一期《批判戴煌简报》，不知送到哪儿去。 不过，在“再批判”告一段落的那天下午，新华社党委委员。国内部总支书记、国内部副主任方实同志，在总结发言快要结束时仍然这样说：“尽管戴煌同志提出的许多观点和大多数同志的看法不一致，他的某些观点也许是错误的，但他过去为党为人民所作出的奉献，是永远不可磨灭的。” 这大出我的意外，使我感动得几乎掉了泪！ 三 “再批判”之后，我感到有些人不会再让我在新华社呆下去了，我得及早准备“善后”。 然而，在新华社背后石驸马大街（“文革”中改称“新文化街”）。学读二年级的青青还不懂事。她一派天真烂漫、无忧无虑。她的各门功课的大考、小考或小测验，基本上都是满分，名列全班前茅。课余，她还去全国政协礼堂背后的西城区少年之家学跳芭蕾舞，动作灵巧而优美。可是潘雪媛与我，都已预感“大难”即将临头，她决定与我立即成家。 这时是1963年8月。1963年元旦前后，我的前妻来北京看青青，潘雪媛曾当面劝她与我破镜重圆，哪怕仅仅为了孩子们。只要我的前妻首肯，她，潘雪媛，“作为戴煌的一个女朋友，也会由衷地感到高兴”。 我的前妻问： “戴煌甄别平反的事，进行得怎么样？” “本来是要给他平反的，可是后来上面的精神变了，反而对他搞了‘再批判’。” “如果戴煌不能被彻底平反、恢复党籍，复婚是绝对不可能的。” 既然“不可能”，我一旦被投入牢门之后，青青交给谁？ 潘雪媛说：“交给我！” 当我向直接管理我们这些“右派”的新华社保卫处言明潘雪媛的设想时，保卫处的一个同志予以断然否定： “小潘只是你的一个女朋友，你怎么能将孩子交给她呢？” 这样，潘雪媛才决心与我立即成家，以备我一旦“远走高飞”，她能够正式以继母的身份抚养青青这孩子，虽然她每月只有少得可怜的24元工资，还要从中多少不等地拿出来孝敬自己的父母和老外婆。 万万没想到，我与潘雪媛打算立即成家的决定，竟遭到新华社一些人的阻挠。当我要求我所在的新华社国内部兼管组织人事的一位秘书，为我给新华社干部处写一张结婚登记介绍信时，他竟然这样说： “老戴，我劝你不要感情用事。你不要以为这次甄别平反不成，反招来一场新的批判就灰心丧气、悲观失望了。凭你的经历和才干，将来总有一天还会有出头之日的。如果将来还要把你派出国，像小潘这样的文化水平，能把她也派出国做一个驻外记者的夫人么？” 这真是怪论奇谈！他说完了，我笑了笑。我心想：“这是把我当做三岁小孩儿来要哩！你们一边磨刀霍霍，要把我往断头台上送，一边却说将来有朝一日还要把我派驻国外，这岂不是吃饱了饭拿穷人开心吗？” 我对他说： “谢谢你对我的关心。但你所讲的派驻国外等等，那可能吗？那是你的真心话吗？现在眼看就要把我往监狱里送，你却还说什么将来还会把我派往国外，这不是存心往我流血的心窝子上撒把盐吗？” 秘书面红耳赤，无言以对。停了好一会，他才老大不乐意地为我给社里的干部处写了一张便条：“请给戴煌开一张去西城区政府的结婚登记介绍信。” 我拿着这张便条到了社干部处，只见那里的男男女女在各个办公室进进出出，似乎在悄悄地进行磋商，不说“可”也不说“不可”，而让我在一间屋子里干坐着。在我等了一个多小时以后，才给我开出了一张给西城区婚姻登记处的介绍信，盖上了“新华通讯社干部处”的大红印。 这时已是下午四点来钟了。在新华社某些人的“积极鼓动”下，二龙路喷漆厂还没有给潘雪媛开出结婚登记介绍信。我给小潘打了电话说“时不我待”，立即拿着只有新华社一方的介绍信，匆匆地分头赶到了西城区婚姻登记处。那里惟一的一位50来岁的女同志，正要提起小布兜下班回家，我们连忙递上新华社干部处的介绍信。她也没细看，就让我们自己填写了结婚登记证，她再盖了大印，我们心上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结婚证到手了，但我们都没有钱。我们只能举行了一个没有直面枪口的“刑场上的婚礼”：没买一滴酒一粒糖，连一条枕巾一块小手绢儿都没买。一切的一切，都是我们自己原来就用着的。 我去民族文化宫路南文昌胡同小潘的老外婆那里，帮助小潘挟着她那褪了色的草绿布面的旧棉被，她自己提着她的破马粪纸帆布箱，一道来到新华社大院五号楼最底层的一个我住着的阴暗房间里。悄悄密密，冷冷清清。我盖的那床里外一色黑的被子，曾在朝鲜战场上盖过两年，在城南盖过一年，又在北大荒盖了两年零八个月。 这样，新华社的某些人便认为潘雪媛“思想反动”，“硬要嫁给一个‘老右派’”。他们几次给工厂送去“材料”，唆使工厂给潘雪媛一点颜色看。工厂的一些人于是背地里辱骂潘雪媛是“坚持反动立场的‘大右派’的小老婆”。正当小潘身孕初怀，便解除了她的出纳兼统计职务，强迫她到那个素来不让孕妇沾边、有苯中毒危险的喷漆车间去“劳改”。 小潘的身孕日重，行动越来越不便。她不求天，不求地，默默地咬紧牙关，艰难地劳动着。有时候，她只得双膝跪地，在半埋地下的大汽油池边，清洗准备喷漆的沉重的锈铁件。 目睹一个清白无辜的年轻女子及其胎儿遭受如此阴狠的迫害，同车间的一些善良的老大娘，背地里流下了同情的泪…… 四 1964年4月23日上午，是我参加新四军整整20周年的时刻。再过一个来月，潘雪媛就要生孩子了。 这天一早，新华社的机关农场运来一大批猪肝。我也凭票去买了一斤，好让雪媛补补身子，并利用上午工间操的时间，把猪肝送回五号楼一层我的那个阴暗的房间。 这时，天空是阴沉沉的。云层很低，低得似乎要掉下来，把人压抑得喘不出来气。潘雪媛刚刚连续上了一个星期的大夜班，身体不好又大肚临怀的，厂里的医生给她开了几天假，让她在家好好休息。她问我这猪肝怎么做，我说：“随便。反正是新鲜猪肝，怎么做都是有营养的。” 我回到班上正在继续制作《毛主席语录》卡片，平时说话蔫蔫咕咕、有时简直使人听不清其所言的资料组的一位同仁，接到了一个似乎已有约定的电话，突然空前变态地狂叫一声：“戴煌，电话！”便把听筒往我面前一扔。那嗓门之高，高到了几乎岔气的程度。我抓起听筒一听，原来是机关保卫处要我即刻就去。 明白了，我离开新华社的时刻到了！不然，资料组的这位同仁刚才不会这么出人意外地变态。完全可以肯定，他们早已谋划好了！ 我下了编辑部和社首脑机关的工字楼，向西走了100米，来到篮球场南边三层灰砖的行政楼。保卫处、干部处、行政处等部门都在这座楼里。我上了二楼，来到了保卫处的一间办公室。保卫处的一位科长，个头儿瘦小、面带菜色，他立即严峻地向我宣布： “由于你坚持反动立场，大搞翻案活动，对机关其他右派分子起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机关决定不再留你了。开除公职，劳动教养两年！” 说罢，腰间别着手枪的保卫处的一名工作人员，和一个故意把提兜中的手铐碰得丁当乱响的民警，意欲一左一右地把我挟持下楼。我手一挡，提出容许我给潘雪媛写几个字。站在保卫科长身边的保卫处科员孙书明说了声“可以”，并随手递过来几张“新华社便笺”。我掏出自己的钢笔，在便笺上写下这几行字： 雪媛： 我终于走了。时间不长，只“劳教”两年。望你多多珍重自己，带好 青青，并平安，烦利地生下我们的孩子！ 戴煌留笔 4月23日上午十时半 孙书明收起这张便笺，保卫处别着手枪的那位工作人员和那位提着手铐提兜的民警就一左一右，把我挟持下楼，进了已等在楼下的新华社的一辆小卧车，直送德胜门外上城子的一座监狱。 到了快吃午饭时，潘雪媛在五号楼一层的水房里一边洗衣服，一边惦记着：“戴煌怎么还不回来？”当她端着洗衣服的脸盆从水房回到自家的房间时，见到国内部资料组的那位同仁正面无表情地站在房间里。他冷冷地对潘雪媛说：“这里有一封信。” 潘雪媛没怎么理会，以为是别人给我的一封信，说了声“谢谢您啦，就放在桌上吧。” 这位同仁愣着不走。待潘雪媛放下脸盆，他才继续板着脸说：“这是戴煌给你的信。” 潘雪媛这才心里咯噔一下：“这一天终于来到了！”她接过来匆匆一看，只看清了最前面的两句“我终于走了。时间不长，只‘劳教’两年……”眼睛突然发黑，后面的字就看不清了。她很想放声大哭，但一想，在这种人面前不能哭。她强忍着一腔泪水，沉静地问： “他现在在哪里？” “他坚持反动立场，我们把他送走了！” “送在什么地方？” “送在一个地方。” “请把这地方的地址告诉我，我给他送被子去。” “不！我们已经决定了，下午我们来拿行李给他送去，你先准备好！” “不用你们送。请把地址告诉我，我和孩子自己送！” “你不能去！我们领导已决定，就是我们送，你和青青都不能去！” 潘雪媛这时才态度强硬起来，据理力争地对这位始终面无表情的来人说： “我是戴煌的家属，为什么不能去？他犯的是什么罪，连家属都不能见？他就是犯了死罪，该枪毙，家属也还可以送最后一顿饭，枪毙了以后也还是家属去收尸吧？！” 这一连串的责问，直问得这位似乎没有热血的人无言以对。他只能说：“这是领导决定的。你就是去，那地方也不会让你们见面的！” 潘雪媛坚持说：“能不能见面，那你们就不用管了。我只是要那地方的地址，我们自己把铺盖送去！” 看潘雪媛始终这么坚持，这位同仁才稍稍改变了口吻说：“那还得给领导商量商量。”然后话锋一转说： “关于青青这孩子，我们领导已决定给她的生母去封信，要她每月给你们寄20块钱；如果她不愿意寄钱，那就让她把青青接去。” “千万不能这么做。”潘雪媛说，“我们不要她的钱，更不愿意让她来把孩子接去。这孩子现在是我们的。按照法律规定，我是青青合理合法的继母。我们不会把孩子给她生母的……” 在这生死关头，潘雪媛什么也不怕。待资料组的这位同仁离去后，她才关上门，泪如泉涌，抑制不住无限的伤痛。这伤痛不是为了她自己与很快就要出世的孩子，而是担心我遭到如此雪上加霜的冤屈打击之后想不通，而过早地结束自己的生命…… 青青从学校回来吃午饭了。潘雪媛连忙把脸上的泪水擦干，叫她去大食堂买些干粮回来。等青青买回了馒头并吃罢饭，她才很冷静地对青青说： “青青，下午你就别去上课了。等会儿你去楼上，向你的同学张伟说一声，请她向老师给你请个假。你爸爸这次出差了，到挺远的地方，要好几年才能回来。我们下午一道给爸爸送被子去。如果新华社的叔叔阿姨不让你去，你就拽着我别松手，就是哭着也要去……” 青青呆呆地望着潘雪媛。自从潘雪媛与我成家之后，她就改口不再叫她“阿姨”而叫“妈”了。也许由于我的罹难和她生母与我的离异，给了她莫大的伤痛，她已成了一个过早地懂事而又敏感的孩子。这时虽然潘雪媛没有再流泪，但她听了潘雪媛的这番话，又看到了她脸上的泪痕和哭肿了的眼睛，似乎已明白了爸爸已经发生了什么事。等她上楼请张伟同学代为请假转身回来时，潘雪媛又叮咛她说： “到时候我拿着被褥，你拿着网兜脸盆，不让别人拿。不然他们拿着上了车，不让我们上车，我们就见不到爸爸了！” 青青眼里含着泪，默默地点着头，一齐帮着收拾被褥和日用品…… 她们收拾好了一切，默默地坐等着。潘雪媛脑子里想着下午如能见到我要说的话。她的思绪很乱，要说的话很多，想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等着你”，接着要说的是“你一定要多保重自己，千万不要想不开，千万不要为我和孩子们发愁。我从小在家就一直受苦，在父母外出谋生时，我才13岁，我也知道如何带着两岁至八岁的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过苦日子。我一定会带好青青和就要出世的孩子。就是讨吃要饭，也会把他们带大，把他们抚养成人，抚养成能够坚强生活的好人。你一定要放宽心……” 下午上班的时间到了。国内部资料组的那位同仁准时来到我们家取行李。 “你不用去了！”他对潘雪媛说。 “那就不用你费心了！”潘雪媛说，“请你告诉那地方的地址，我和青青自己送去！” 这位同仁愣住了。停了一会，他说：“那好吧，出来吧！” 潘雪媛拿起行李，青青提着兜网脸盆，跟他出了屋。走到五号楼外，他就要从潘雪媛手中把行李接过去。潘雪媛不让，怕他拿着行李先去了，不让她和青青上车，就使劲地和他拉扯着向前走。来到大礼堂跟前，他让潘雪媛和青青站在大礼堂前的台阶上等着，他独自去了球场南面的行政楼。 等了将近半小时，他才从行政楼出来，后面跟着一大帮人，有男有女，还有一大帮男男女女，在行政楼下向大礼堂这边观望着，好像很想看看潘雪媛这个“思想反动”而又态度十分坚定的年轻女子，究竟长得什么模样。 跟着资料组那位同仁的一大帮人来到大礼堂跟前，其中有一位男的，好像是保卫处的干部，对潘雪媛说： “你和孩子都不要去了！去了也不会让你们见戴煌的面的！” “我没犯罪，你们也没有监禁我，我为什么不能去？”潘雪媛抗辩着说。“如果你们一定不让我们跟着你们一道去，那就不用麻烦你们了，请把地址告诉我，我们自己去！” 看到潘雪媛的态度这般坚决，大礼堂跟前的一群人中开始嘀咕起来了。有人轻声说：“那就重开一张证明吧！”话音刚落，就有一个人跑步奔向行政楼。潘雪媛暗忖：“可能让我们去了。”她就悄悄对青青说： “你一定要紧紧地跟着我。他们再怎么厉害，你也不要怕。他们如果只让我去不让你去，不让你上车，你就哭，你就叫，一定要跟着去。上了车，你还要注意车子怎么走，记住这条路线，以后我们自己好去看爸爸……” 去行政楼重开证明信的人回来了，同时开过来一辆陈旧的美式小吉普。潘雪媛再次轻轻地叮嘱青青：“看路线！”人们把行李卷和脸盆网兜搁进车，让潘雪媛和司机并排坐前面。潘雪媛刚跨上去一只脚，听到后面青青哭着要上车，她还在车下的那只脚就使劲地站在地上不动弹，一定要人们让青青上了车她才上车，不然就把行李和网兜拿下来，她们自己向派出所打听路线去。 也许有些人看着潘雪媛大腹便便，怕反复为难她一旦出了什么事不好交待，就收起刁难阻挠的把戏，让青青和资料组的那位同仁坐在后车厢里，潘雪媛这才坐上了车。 开车的司机同志叫金永龄，比我小两岁。1956年至1957年，我和一些同志在外交学院学外文时，他老开着大轿车在新华社与外交学院之间来回跑，为人极其温和而善良。对我1957年及其后的种种遭遇，他虽然嘴上不便明说，但看得出他在内心中是深藏同情的。这一次，他看肚子挺得老大的雪媛坐稳当了，他才开车。即便在城内平坦的马路上，他也开得很平稳。出了德胜门，路面坑坑洼洼，有一大段还是车辙交错的泥路，他更开得慢而稳。偶尔车子轻轻地颠簸一下，他都要从车前挡风玻璃内上方的返光镜中扫一眼身旁的潘雪媛，怕她出现什么异常感。 车子离开了德胜门去昌平的正道，向东转上了去土城子监狱的土路。不一会，到了四周都是高墙电网、铁丝网的大院子的大门前。资料组的那位同仁在门上敲了好一会，门内才出来一个民警，把证明信拿了进去。不一会回来时，他只让那位同仁先进去。又隔了好一会，才让潘雪媛和青青也进去，并敞开大门，让金永龄同志把小吉普开了进去。 进了这道大门，潘雪媛才看到，里面还有一道上面布满电网、铁丝网的高墙。她想到我竟被囚进如此戒备森严的牢房，顿即默默地流下了泪。等了好长时间，见里面那道高墙大铁门一侧的一扇小门开了条缝，吱呀一声，我穿着那套她很熟悉的打补钉的破呢子衣服出现了，后面还跟着一个人。她立即快步走过来迎上我，一把拉住我胸前的衣服，急切地说：“我等着你……”跟着就泣不成声地哭了起来，在家、在车上想好了要说的话，一句也说不出来。 我一手拉着她，一手搂着青青，一家人哭着或流着泪。金永龄同志在一旁也抹着眼泪。只有资料组的那位“政治立场坚定”的同仁心如铁石，在远远的地方冷眼观看着。 一家人哭了好一会，才稍稍地转为平静。潘雪媛边哭边断断续续地对我说：“不要……想不开……要想到……外面……还有我……和孩子……等着你……” 我对她说：“时间不会太长。我相信你一定会坚持下去，把青青带好，把自己的孩子平安生下来……” 我又对青青说：“在家一定要听妈妈的话，在学校听老师的话，做个好孩子。不要因为爸爸的事东想西想，影响学习。爸爸到这里面来了，家中的收入更少了，你要学会刻苦，一分钱都不要乱花……” 会见的时限到了。潘雪媛和青青睁着泪眼，看着跟我一齐出来的人提着行李卷，我自己提着网兜脸盆进了里面高墙的大铁门，她们才转身上了车回新华社。 当时我们谁也没有想到，两年的“劳教”，竟让我在监狱系统中生活了14年！ 这是“贫贱夫妻百事哀”的14年，也是群魔乱舞的14年。光为了这14年，就可以足写几大本厚书。但在此，只写叙述劳改过程的《漫长的隧道》和《贫贱夫妻百事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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