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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64年4月23日下午，潘雪媛带着青青到监狱给我送行李并悲戚地会面之后，当天晚上回到家仍然没吃一口饭，没喝一口水。她只给青青把中午的汤热了热，烤了一个馒头，坐在一旁看着青青吃。她的魂似乎还留在那布满了电网铁丝网的两道高墙之间的平场子上，脑际浮现着我提着脸盆餐具小网兜闪进里院大铁门的背影。那时候，她不知道我将如何熬度北大荒两年零八个月之后的又一个“两年”——而且是加重惩罚的两年。 晚饭后，她回到文昌胡同老外婆的身边，一句话也说不出，哭了，哭得很伤心。外婆问：“怎么啦？”她说：“戴煌被抓去了！”外婆一听也木了，两人默默地坐着。坐了一会儿，雪媛觉得不舒服，就蹲在地上。外婆终于说： “那生孩子就到这边来吧，我来照顾你，青青也到这边吃饭。” 得了外婆的这句话，雪媛当晚就和青青把家中积存下来准备她坐月于用的大米、面粉、豆油、蜂窝煤等等，都搬到了外婆和姨父姨母家。 哀苦劳顿了一整天，当晚临睡觉时她觉得肚子疼，连忙把青青安顿好，自己去了医院。在医院住了一宿，又不疼了。她自己对自己说：“离产期还有一个多月，住这儿干嘛？”医生虽觉得产床紧张，但看她的脸色不放心，想挽留她多住几天，“观察观察”。 “谢谢您的好心。”潘雪媛说，“一天的床位几块钱，我交不起，我还是回去吧……”她离开了医院。 从医院回来第二天的一大早，国内部资料组的那位同仁，就带着社机关行政处行政科房管组的同仁焦女士来下逐客令。 “戴煌已被单位开除了，不是新华社的人了！”焦女士坐在椅子上说，“他就是被解除劳教，也不能再回新华社了。新华社是个大机关，保密性很强，像你这样的人不能住在这儿。你应该住到你们自己的单位去！” 潘雪媛说：“我们是街道小工厂，根本没有宿舍；如果有宿舍，我会主动搬到那儿去的，就不要你们劳神了。” 焦女士与资料组的那位同仁面面相觑，无话可说，只得走了。可是过了一夜，他们又来找潘雪媛。 “我们已找过你们的单位了。”还是焦女士先开口，“你自己也找找。” “你们的房子多，”潘雪媛说，“只要找一个小房间，把戴煌的这些书籍资料堆在一个地方，再搁下一张小床，我们就满足了。” “我们也没有请你来，干嘛要给你一个小房间？” “你们虽然没有请我来，但我已经与戴煌结了婚住到这儿来了，当时你们为什么不阻止？” “反正当初我们没有请你来！” 潘雪媛没有立即反驳。她脑子里急速闪过当时许多影院正在上映的外国电影《房客》的一些镜头：房租特贵；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租价很便宜的地方，没走几步，楼梯就坍塌了；一拉门，门扇掉下来了；一推窗户，窗扇也脱落了；最后一家人只好把所有的行李和大包小包都堆在马路边上，住在露天下…… “那你们就像电影《房客》那样，把我们的东西随便扔到哪一处大街上，我和孩子就住在大街上好了。”潘雪媛说。 这一下，焦女士和资料组的那位同仁都愣住了。愣了好一会，焦女士说：“你自己再好好想想吧！”说完，就和那位同仁走出了房间。 过了两天，资料组的那位同仁一个人转了回来，对潘雪媛说： “我们领导说了，关于房子的事，等你生完孩子再说。” 这样，潘雪媛和青青才暂时没有去做社会主义中国的“房客”。 二 1964年4月28日下午，是我被关进监狱的第五天，潘雪媛觉得肚子老疼，老去上茅房。每次去，都要用一把手纸擦掉不少血。老外婆明白，经过这一番打击与折磨，她这个外孙女儿可能要早产了！她立即给她的小女儿——潘雪媛的姨娘——打电话，要她赶快回来送雪媛去医院。 姨娘从机关回到家时，雪媛已经走不了路，只得叫了一部出租车，直开阜成门外的产科医院。一到了医院，医院的几位护士就把她抬到了待产病床上。一位女大夫一检查，有些生气地说： “都开到二指了，你们才来，多危险啊！” 潘雪媛躺着的待产病房有一大溜病床。每张床上都躺着一个快要生孩子的青年妇女。她们有的疼得叫爹叫娘，有的骂自己的丈夫，有的还边骂边叫边捶床。她们都有自己的亲属——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忙得跑来跑去。惟有潘雪媛的床边一个亲人也没有。她的姨妈把她送到了医院就走人了。她就一个人孤孤单单、冷冷清清地躺在病床上，既不喊，也不叫，以极大的毅力忍受着剧烈的疼痛。 到了晚九点，她觉得不行了。也许产妇太多，护士们忙不过来，她自己提着裤子，步履蹒跚地走到产房去。一位年纪大的女大夫和一位年轻的女大夫正坐在昏暗的灯光下闲聊天。她喊了一声“大夫”，自己就往一张产床上迈上去一条腿，接着费了老大的劲才把另一条腿挪了上去。 年轻的大夫问：“干嘛呀？” “大夫，我可能快生了！” “早干嘛啦？家属呢？” “……”潘雪媛本来就疼得说不出话来，一听“家属”二字更忍不住要流泪，接着就一阵晕眩，什么也不知道了。当她醒来睁开眼，只见产床两边围了一大帮穿白大褂的女大夫。原来都是北京医学院的实习生。孩子已经出来了，是一个早产一个半月的极度瘦弱的女孩子。但衣胞还没有下来。好几位大夫说：“帮她往下推推。”一位实习生连忙按着她的胸口往下推。当她的双手推按到肚脐眼一带，只听到气球突然爆破了似地“噗”的一声，衣胞下来了，但雪媛同时觉得下身一阵热，并听到一位大夫惊叫一声： “哎呀！你们看：都喷到墙上了！快！” 雪媛向前一看，产床对面两米多远的白墙上已被喷射了一片鲜血的红点儿。两三位实习生赶快就用盖在她身上的白布在她的下身擦血。她们一团一团的血布向外扔，但始终没有擦干净。 “一定是哪儿的血管断裂了！”一位实习生说。 “快！把她的手脚固定起来！”那位年长的大夫指挥着。 潘雪媛就觉得自己的双腿和双手都被绑在了产床两边的扶手上，接着又听到年长的大夫对举着蓝色针管站在一边的护士说： “你快打呀，还愣在那儿于嘛？” “我怕她上下进攻受不了！” “没啥，快！” 于是雪媛觉得右臂被扎了一针。 打完了针，年长的大夫大概认为没事了，就上楼去了。但实习生和护士们忙了一个多小时，血仍不断往外流，一团一团的血布扔满一地。 原来是子宫颈的血管在挤压衣胞时被挤压得断裂了。实习生们没有实践经验，找了老半天也没找到断头。雪媛只听她们说：“快快快，快去楼上把×大夫请来！” 不一会儿又听说：“来了，来了！” 这时，失血太多的潘雪媛已经晕晕糊糊了。她感到一位大夫来了。不一会儿，就找到了断头并接了起来，血就不再大量地流淌了。 这会儿已是深夜一点多钟，外面下着大雷雨。有经验的大夫和多数实习生都去休息了。留下的实习生和护士让潘雪媛在产床上又躺了一会，才把她推回病房。跟着，她们也都离开了，让潘雪媛静静地躺在病床上。 这病床紧挨着窗户，窗户又大敞开着，外面的大雷雨还在下着，凉气直往屋里灌。如果有亲人在一旁照料，就会及时关好窗户，就会减少月子里的一些后遗症。可是大出血的雪媛此刻只有孤苦一人，不但不能关好窗户，就连想把盖在自己身上的毛毯拉拉严的力气也没有，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任凭瓢泼大雨带来的凉气直往她的身上吹，直凉得她心窝打哆嗦就哆嗦醒了。产后受风着凉，历来都是一大禁忌。 那几天，也许是“春季高产”期吧，产妇来得特多。医院没有足够的床位，连楼梯口、走廊里都安排了许多临时床位。有些产妇生完了孩子第三天就被催着出院了，好把床位赶快腾出来。但对潘雪媛，医院却另眼看待，因为她的白血球老是居高不下，大包大包地吃药也不顶事。 然而她自己知道：多住一天医院就要多花几块钱，既没法报销，自己又掏不起，因此她自己要求早出院，找了大夫好几次，大夫都没有答应。 “不行，你有炎症！”大夫说。 她只好在病床上躺着，不时地给孩子喂喂奶。 别的产妇都有亲人、同事、邻居等来探视，有说有笑，她什么也没有。 北京虽然也有老外婆和姨父姨母，但老外婆是个缠过小脚的老人，走不了路；姨父姨母在我受到“再批判”又突然被关进监狱之后，好像有点怕沾嫌疑，有顾虑。 她只能躺在病床上冥思默想。 她想到了自己今后带着孩子们怎么过，更想到我在那高墙大院里吃的是什么饭？能不能睡好觉？周围的人会对我怎么样？那些看管我们的人，会不会像北大荒农场里的一些队长、指导员那样，把我们当作奴隶……？ 她越想越不放心，很想给我写封信，说自己早产了，生了个女孩，“一切平安”，要我放心；但又不知道那高墙大院叫什么单位，也不知道那是什么路什么号，不免有些焦急。 她在病床上躺了12天，再也躺不下去了。她向大夫恳切地说： “大夫，我家里有事，还有一个大孩子在上学，我不能再往下去了。” “你爱人呢？他不能照顾上学的孩子？” 一听这，她差点流出了泪。但她忍住了，只是说：“他出远门了！” “是这样！不过我们得说明，按照你的健康状况，你是不应该出院的。现在既然你再三要求出院，我们也只好同意。你爱人不在家，有亲戚吗？” “有！” “那好，你可以让你的亲戚来接你回去。” 潘雪媛转身给姨妈打电话。姨妈说： “我很忙，你自己不能回来吗？” “我还发着烧，实在走不了，没有家属来接，大夫不让走。” “但我现在不好请假，等星期日吧！” “大夫说，星期日不办出院手续，星期六可以办。” “那好吧，你等着吧！” 潘雪媛又等了一天，在星期六下午才被接回家。 临出院时，一位主治大夫又给潘雪媛开了一大包药，并很不放心地问她： “家里有人侍候你吗？” 姨父姨母的态度是明摆着的，但她回答说：“有！” “有人帮你买东西吗？” “有！” “要经常多吃猪肝、菠菜、鸡汤、鱼汤……会做吗？” “会！” “好！药要按时吃，隔一个星期来复查。” “行！” 其实雪媛心中很清楚，她所答应的一切什么也不会有。她抱着孩子回到姨父姨母家，没过两天就被赶出来了，老外婆伤心得直掉泪。由于准备坐月子用的粮食、豆油和蜂窝煤都已搬到姨父姨母家了，回到新华社院内五号楼底层自己的家时，屋内冷冷清清，洗尿布都得用凉水，口渴了也得喝凉水。她少生一块心病的是，青青还能硬着头皮在姨父姨母家吃饭，上学可以不受影响。 三 北京劳动教养所规定，每月15日，是被劳教人员与其亲属的接见日。 5月13日，劳教所的队长下达指示，叫所有被劳教的人往家中写信。当时我还不知道雪媛已经早产了，所以也给她写了信，是请她姨父转交的。 这些信，可能都由公安部门盖上了特别的印记，让邮局必须提前一天送到，并注明了到达土城监狱的乘车路线，等等。 姨父接到了这封信，就通知潘雪媛到他那儿去一趟，说“有事”。雪媛匆匆赶到他那里，一进门，姨父就把信往她脚底下一扔，没好气地说： “这种信还往我这里寄！以后可别再往这里寄！” 雪媛弯下腰拾到信一看，是我寄来的，如获至室，对姨父的没好气根本就没往心里去。第二天一早，她顾不得自己还在产期中而且离开产科医院才几天，也顾不得当天刮着大风和产妇不能受风的忠告，在家给我炒了面，放了糖，向别人要了烟票给我买了几盒烟，就带着青青倒了几回车，按照那封信所附路线图指定的车站下了车。 在这个车站下车的人不少。雪媛想：“大概都是去探监的吧？”她背着挂包，戴了顶宽边大草帽，一手拉着青青，下了马路，顶着大风，越过一些稻田和坟地，走了好长一段路，才见到前面有铁丝网，与4月23日下午她和青青给我送行李时所走的路线完全不一样。她正在疑惑中，有人说，“前头就是”。雪媛想：“这人大概是来探过监的。”果然，没走多远，就见前面有很多人又排了长队，还有人站在高高的地方喊： “排着队都到这儿来，把信封交上来！我点谁的名，谁就到我这边来——” 雪媛带着青青也排着队走了过去。刚走到这个个头不高的人眼前，并交了信封，他就喊：“戴煌的家属也跟我来——” 雪媛和青青跟他来到了一个地方，有人手里拿着本子在登记，然后给了雪媛一根一尺多长、两寸多宽的大竹签，上面大写着“壹人”的红字。雪媛吓得出了一身汗，心想：“这不是死囚犯背后插的那种牌子吗？难道这地方是要杀人的吗？”她想着想着不禁心窝哆嗦起来。 “竹牌儿不要丢了，丢了就进不了大门，就见不到自己家的人……”那登记发竹牌儿的人说。 雪媛这才宽了心，连忙说： “我是两个人。” “小孩不要牌子，只要跟着大人就行了。”那人说。 一会儿，到了一个大铁门，铁门的两边是石柱。进了大铁门，就是一个大广场。又有一个穿着便衣的人站在一个高处大声喊，每句话也都拖着长音： “大家跟我来——，不要乱——” 到了广场的东边，只见已摆好一长溜两屉桌。两屉桌里外离桌三四米的地方，都有一个一个的便衣岗哨。他们让雪媛、青青和许多人挨着桌子的一边站好，把带来的东西全从包里掏出来放在桌子上，由附近的便衣一一检查。检查到雪媛的时候，问： “这布口袋里装的是什么？” “一点儿炒面。” “带炒面来干什么？拿回去，这里什么都不缺！” “我第一次来，不知道这里的规矩，下次来保证不带。这一次，就请原谅吧，我从大老远背来的，家住得离这儿很远……”雪媛说着说着要流泪。 这位检查人员看了看雪媛那可怜巴巴的样子，又望了望那一小袋炒面，这才说： “下次不要再这样啦！” 雪媛他们在桌子那儿站着，听到里边一些屋子后面有人声。雪媛以为那是另一路探监的人。不一会儿，有便衣人员押着单人行的一队人过来。她老远就看到我穿着破呢子衣服，也走在这个队伍中。她很想大声叫——“这边来，我在这儿”，但没敢喊出声。恰巧这时我也看到雪媛带着青青排在桌子长列接近中间的那一段。我想快点走过去，押着我们的队长不让，说了声“按次序”。所谓“按次序”，就是让队前的第一人站到桌子长列里边的第一个位置上，其余的人跟着往下排，排到我是第17个，正好和雪媛青青隔着桌子面对面。怪不得说要“按次序”，原来他们是按照家属队的次序来安排我们排列的次序的。 面对面地仔细一看，我才发现雪媛的大肚子没了，人也瘦了，脸色更青黄了，吃惊地问： “怎么？你早产了？” 雪媛这时正有满肚子话要向我倾吐又不知从何说起，就连忙说道：“是的，是个女孩。” “哪一天？” “在你走后的第五天。名字也起好了，叫‘为伟’，希望她将来有些出息。” 雪媛边说边掏孩子的出生证给我看，被旁边的一位队长注意到了，急忙抢了过去，并问：“这是什么？”一看是张出生证，这才让我看了个仔细。 “苦了你了！我很对不起你，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不在你的身边。” “不能这么说。你这又是为了谁，我心里很清楚。望你千万要保重身体，别东想西想。我和孩子等着你平安回来！我一定会带好两个孩子，你放心！” “青青，”我对青青说：“你要听妈妈的话，帮妈妈带好小妹妹，还要好好学习，争取好成绩。”青青点点头。 “接见时间到——”一位队长站在高处大声喊。我估计接见的时间最多不会超过五分钟。雪媛、青青和其他家属恋恋不舍地离开桌子向后退，退了好多步转身往外走时还一步一回头地朝桌子这边看，总想多看几眼自己的亲人。 这时我们也按着来时的队形往里面走。我也几乎一步一回头地望着雪媛她们的身影。只见她背着那顶宽边大草帽，搀着青青一步一回头地望着我，好像是位下乡教书的女大学生拉着自己一个学生。我多么想跟她们一道回去啊…… 四 6月15日接见后的一天上午，一个值班人员奉队长之命，把我带到刚进监狱时受到盘问检查登记的那间小平房。原来是一位稍稍有点胖的中年女同志在等我谈话。她自我介绍，是北京市朝阳区法院的法官。从她口中得知，我的前妻接到新华社的信后，到北京来了。她不愿意每月给青青寄来20元生活费，而宁肯把青青接走。但雪媛坚决不同意。“青青是离婚调解书规定给戴煌的。”雪媛对我的前妻说，“我现在是戴煌的妻子，也就是青青的母亲。现在戴煌虽然走了，但我还在。我日后就是讨饭，也一定会把青青和她的小妹妹拉扯大。让青青跟我在一起受点苦，这对她长大成人也有好处……”但是我的前妻，执意要把青青接走。她觉得与雪媛没法说得拢，就通过监狱所在地朝阳区法院的同志向我说一说。 “从法律上讲，青青是你和潘雪媛同志的孩子，这是谁也不能改变的。”这位女法官对我说，“严格管教孩子，希望孩子德智体都有进步，这也谈不上‘虐待’。但是你和潘雪媛同志目前的处境如此艰难，潘同志的收入又这么少，她自己又刚生了个孩子，她每月24元的工资显然维持不了三口之家的。为了两个孩子的健康成长，我们建议最好还是先把青青让她的生母带走，等你两年后出来时，再把青青接回来，不知你意下如何？” 我冷静地考虑了又考虑，觉得这位女法官的建议入情入理，遂说： “这个建议很好。” “那就请你给潘雪媛同志写张条子，让她把青青给她的生母先带走。这条子由我们转交给潘雪媛同志。” 我当即掏出笔，给雪媛写了这样一张字条： 雪媛： 朝阳区法院的同志来找我了，我接受了她们的建议。在我们如此困难 的情况下，为了两个孩子的健康成长，先忍痛把青青让她的生母带走，两 年后等我出狱时再把她接回来。我知道你舍不得让青青走，但这只是眼前 的通融办法，望你想得开。 戴煌 雪媛见了我的字条很不高兴，专门赶到监狱要求管教人员让她见我。她见了我劈头就问： “你怎么同意让青青跟她妈去呢？”“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说，“我也不愿意让青青跟她生母走。好在时间不长，只有两年。两年后等我回来时，我们再把青青接回来……” 在我如此这般的劝慰下，雪媛最后勉勉强强地听从了我的意见。 “那也只能这样了！”她说，“但我要把青青领到照相馆合个影再让她走，还要保持通信联系。” “那当然更好。”我说。 五 56天的产假期满了。在整个产假期中，雪媛所吃的惟一营养品，只有她姨母家的大儿子送的六个鸡蛋。乳汁如稀汤薄水。早产的孩子——为伟——瘦得皮包骨，而且常闹病。 一天，国内部资料组的那位同仁与行政处行政科房管组的那位同仁焦女士又登门了，仍然要雪媛搬家，但没有再厉声厉色。 “我们的领导为你着想，”焦女士说，“让你搬到石驸马大街28号的四合院去，那里也是新华社宿舍，你认为怎么样？” 雪媛一听喜出望外，组织不是死活不管地赶她走，而是给她安排了住处。她颇为感激地说： “只要不让我们娘儿俩住在大街上，给我们一间再小的屋子我们也高兴！” 于是雪媛和孩子，搬到了石驸马大街女八中斜对面的属于新华社的一座小四合院内。这个院子坐南朝北四间房，住着两户人家；坐西朝东三间房，也住着两户人家；坐北朝南四间房，住着三户人家；坐东朝西两间房，北边的是水房和有些人家生炉子做饭的地方，南边是九平方米的房间。让雪媛母女住的就是这个太阳当西晒的小房间。没有床，雪媛就用砖头支撑起几块长木板，铺好被褥，感到很满足。 “做一个干净人，一个心安理得的人，比什么都强！”她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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