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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76年10月12日，粉碎“四人帮”的第六天，叶剑英元帅派他的儿子叶选宁去东城富强胡同6号胡耀邦的家里看望胡耀邦。耀邦十分高兴地说：“祝贺你爸爸同华主席他们一道，为我们党和国家立下了不朽功勋！” 耀邦接着说：“现在我们党的事业面临着中兴。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务必请你把这个话带给你爸爸。” 谈完正事，耀邦问叶选宁：“你能见到华主席吗？” 叶选宁反问：“你和华主席熟不熟？” “很熟，我和他共事过一年半。” “我可以想办法见到华主席。” “如果你能够见到他，请你把‘中兴伟业，人心为上’这话也转告给他。” 但是叶选宁把话带到之后，耀邦不但久久未得华国锋的回音，反而是与“中兴伟业，人心为上”的识大局、讲实际的要求正相对立的“两个凡是”轮番出台。 如是，错误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是万岁、万万岁，还要每隔七八年再来一次； 如是，天安门广场的“四五”运动仍然是“反革命事件”； 如是，“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被人诬骂为“邓纳吉”以及他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察看，以观后效”的决定照旧有效； 如是，建国以后几十年所有全国性的涉及亿万人命运的重大冤假错案，统统都不能平反昭雪…… 这等于给实事求是、高瞻远瞩的“中兴伟业，人心为上”的战略主张猛泼了一兜冰水！ 对此，陈云说，从粉碎“四人帮”到第二年三月，仍然“大有杀气”。仍被闷在家里“以观后效”的邓小平更直截了当地对人说，“两个凡是”不科学，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胡耀邦则说，这哪是人心为上，而还是乱箭穿心嘛！ 1977年3月底，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央党校主持工作的副校长。当他踏进颐和园北刚刚解冻的中央党校校园的时候，他仍思虑重重，为针对“两个凡是”寻觅一个精确的突破口而苦苦思索着。 很快，他把党校文史教研室从事古文研究的几位教师，请到自己办公室兼宿舍的那座两层灰砖小楼，与他们研究起草一篇文章。耀邦说，现在要真正地拨乱反正，首当其冲的就是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把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只有这样，才能把数以千百万计的被迫害的干部解救出来，才能把压在全国各阶层人民心头的大大小小的石头都搬掉，才能使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生气勃勃地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才能把我们白白失掉的时间补回来。要真正中兴我们的党和国家，非此莫属！而且他把这篇文章的题目都想好了，叫做（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 1977年10月7日，粉碎“四人帮”的一周年，《人民日报》以整整一个版的篇幅，全文刊发了这篇文章。 此文一出，石破天惊。一月之内，《人民日报》就收到一万多封信件和电报。文章作者两个月收到的信件和电报可装两麻袋。这些来信来电对文章表示百分之百的支持与拥护。有的说“深受感动，说出了千百万干部的心里话”；有的说“温暖了许多同志的心’；有人则“希望继续大造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的舆论，推动有关单位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一位青年工人说：“听了广播，高呼‘共产党万岁’！决心把自己的心血全用在平反冤假错案上。”还有一个大家庭在长篇电报上说：“我们全家人冤沉海底已有多年。全家老少边听广播边流泪，认为这下一大家子人可盼到大天亮了……” 二 但是，千百万冤沉海底的人并未能很快盼到“大天亮”。以当时中组部部长郭玉峰为代表的许多人大力贯彻“两个凡是”，抗拒和阻挠干部政策的全面落实。 针对这种形势，耀邦又组织撰写了第二篇文章：《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落实》。 1977年贝正月27日，《人民日报》用头版头条位置通栏大标题，发表了这篇署名为“本报评论员”的文章。同时在第二版，在《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的总标题下，发表了从众多来信中精选出来的五封读者来信。这些来信既赞扬了《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那篇文章，又揭露了写信者本人所在地区或所在系统的组织部门抗拒或拖延落实干部政策的行为。《人民日报》编者为这些来信所加的标题分别是：《不能无动于衷》、《这种说法不对》、《肃清“四人帮”的流毒》、《首先要清理组织人事部门》、《应当多发表这样的文章》。 不久，郭玉峰就被迫离开了中央组织部，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部长。1977年12月15日早上八点整，胡耀邦来到了中央组织部，组织部前院顿时鞭炮齐鸣，烟花朵朵。院内的老老少少，激情满怀地欢迎胡耀邦的到来。12月19日，耀邦召开了第一次全部工作人员大会，动情地讲了许多话。他首先说到“积案如山，步履维艰”，要求大家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把党的组织部门恢复成“党员之家”和“干部之家”。他还说：“如有受冤挨整的老同志来找我，我都要和他们见面谈话，请任何人不要阻拦；凡是信封上写有‘胡耀邦’三个字的来信，都请及时送给我，如没有我的表示，也望任何同志不要主动代劳处理，更不能扣压。” 从此，“党员之家”美名重新大振。1978年亚月，在耀邦到中组部安排就绪后的第一个月，每天就有几百人到中组部上访，全月收到的来信多达六麻袋。 三 在这个过程中，耀邦问过去处理过“右派”摘帽工作的同志：“全国究竟有多少‘右派’？”这些同志立刻明白：耀邦要狠抓这个大冤案的平反了！ 1978年春天，也就是我为解决自己的问题到处上访的时候，专门解决“右派”这个大难题的会议正在山东烟台举行。会议由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牵头，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民政部配合，研究如何妥善处理“右派”遗留问题。 会前耀邦预计，由于世人不会很快完全摆脱“左”的束缚，这次会议很可能发生激烈的争论。所以，他特地委派中组部副部长杨士杰等人出席会议。 不出耀邦所料，会议果然发生了原则性分歧。“右派”摘帽“五人小组”的指导思想，就打上了“两个凡是”的烙印。小组的主要负责人认为，全部摘去“右派分子”帽子后，不再叫他们“右派”或“摘帽右派”，在妥善安置方面不再歧视他们，就很不错了。所以不搞甄别平反，而只对“极个别确实完全搞错了”的，才可以作为“个别人”的问题，予以实事求是地改正。 对此，中组部的杨士杰等人则表示不以为然。在闭幕总结会议上，杨士杰在讲话中特地引用了耀邦刚到中组部时说的一句话——“在今天这样的形势下，再不能通过我们的手去制造冤假错案！”杨士杰说，同时也不能因为我们工作上的疏漏，使历史k的冤假错案得不到理所应当的解决。杨士杰还特别强调说，当年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同志，许多都是学有所成、有所建树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知识不但是我们党的财富，更是全社会的财富。对他们改正和摘帽后的安置，不能单纯地只就其生活问题就地安置，而应当通过妥善安置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被压抑已久的聪明才智，为国家的四个现代化作出新的贡献。 可在当时，与会的许多人还没有觉悟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们还习惯于“句句是真理”。于是会议仍以牵头的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的名义，向党中央拟了一个《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对这个《报告》，杨士杰和公安部副部长凌云等人持有保留意见。但不久，中共中央还是把这个《报告》列为1978年的11号文件，转发全党遵照执行。 从烟台回来后，杨士杰等人向耀邦作了详细汇报。耀邦完全赞同他们在烟台会议上的发言，同时让中组部政策研究室的同志以中组部的名义，直接给中央写了个报告，并把1957年10月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找了出来一道附了上去，请中央重新定断。 报告送了上去迟迟未得回音。耀邦一边推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的出台，出台后又推动对这篇文章的讨论，一边隔三差五地让杨士杰给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打电话问一问。断断续续地催问了三个月，终于催来了回音：还是烟台会议的五大部再次开会，专门研究“右派”的“改正”问题。 这次会议没有再去烟台，而就在西单迤西300米的民族饭店举行。当五大部的有关人马在那儿聚拢时，竟又发生了一场口舌战。坚持“单纯摘帽论”的同志说，过去的是是非非已经过去了，没有必要再一一清账了；今天只要统统摘去了帽子，都当作自己人看待，就很够可以的了。统战部的一位副部长说，如果几十万“右派”都“改”了起来，全党不就忙得乱了套了吗？统战部的又一位副部长说，不管怎么说，每个地方、每个部门总得留下一些样板，不能都“改”了。 针对这些奇谈怪论，杨士杰拿着一份正式文件在会上说，党的历史上也曾经为一些冤假错案平过反，纠过正，都分清了是非，增强了团结，促进了革命事业的发展，还从未听说过“乱了套” 终于，杨士杰的这一席话，得到了“五人小组”的领导成员——统战部长乌兰夫、公安部长赵苍壁、中宣部长张平化、民政部长程子华等人的认同。这些部长一致表示：赞成士杰同志的意见。杨士杰高兴得立即给在中组部专候佳音的陈文伟打了电话——“问题解决了，解决了！”陈文伟立即奔走相告——“右派改正”问题解决啦，“右派改正”问题解决啦……一位老干部应声举起了双手——“我举双手拥护！”耀邦闻讯更笑呵呵地说——“这就好，这就好！” 于是，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的名义，拟出了《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中央于1978年9月17日以当年55号文件向全党转发了这个方案，望贯彻执行。 这个方案，与五个月前转发的烟台会议方案相比，有了明显的不同。它不但对摘了“右派”帽子的人在安置使用等方面作了进一步的规定，同时作出了“提职、提级、调资、奖励、授予职称等问题上与其他职工一样对待”的明确规定，而且特别增加了“关于改正问题”的一段话：“凡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经批准予以改正的人，恢复政治名誉，由改正单位负责分配适当的工作，恢复原来的工资待遇。”“生活有困难的，给以必要的补助。”“原是共产党员，没有发现新的重大问题的人，应予恢复党籍；原是共青团员的，应予撤销开除团籍处分。”等等。 消息传出，全国人心大振。 四 在这政治暖流劲涌的大背景下，新华社落实干部政策的步伐也骤然加快。早在烟台会议前后，我就给新华社国内部主任杜导正同志写过一封信，要求对我落实党的政策。杜导正同志立即批示国内部复查办公室对我的问题进行复查，并给我回了信。复查办公室负责人徐文同志迅速与我见了面，在慰勉之余嘱我耐心等待。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在全国铺开后，新华社的落实政策工作更大大地放开了手脚。1978年9月17日中央发布了民族饭店会议的“55号”文件，当月月底，徐文同志就通知我过了国庆节就先回国内部上班。 1978年10月4日，在阔别了14年又5个月之后，我再次跨进了新华社大门。 这时候，改正结论尚未作出，党籍尚未恢复，国内部负责人就放手让我重操旧业，以党员的名义和其他一些同志走访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等人并中组部干审局，为“六十一人大案”的平反广泛搜集材料，准备写文章。同时把我身在其内的所谓“反党右派小集团”四个成员以及原国内部副主任庄重同志的档案材料，分别交给政治组、文教组、《内参》组、资料组和解放军分社的党支部研究整理，写出复查改正的意见。我的复查改正意见，由《内参》组党支部负责撰写。 1978年12月上旬，国内部这些编辑组对我们这几个人的档案材料复查完毕，并写出了复查改正意见。按照当时的规定，编辑部门的这些意见和改正结论，必须经过新华社政治部复查办公室讨论通过，才能报请社党组《当时还叫“新华社党的核心小组”》批准。可是对于我的问题，在政治部那儿又卡了壳。他们还是那句老话：“戴煌是反对毛主席的。如果戴煌都不是右派，全中国就没有一个右派了！” 徐文和国内部的有关同志果敢而灵活。他们越过了新华社政治部这道“文昭关”，把国内部作出的改正结论直接送给社党组。新华社党组书记曾涛立即批示“同意”，我和我的大小家庭长达21年的苦难才画上了句号。 12月15日，我重新踏进新华社大门两个月零十二天，我们党又一次重大历史转折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正式揭幕，新华社国内部就为所谓的“反党右派小集团”全体成员和庄重同志，召开了隆重的平反大会，全新华社各部门都派了代表与会。在这个大会上，每读完一个同志的复查材料和改正结论，全场都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这与1957年所谓“揭发批判”我们的大会的气氛，形成了极其明显的反差。所以我要说： 感谢胡耀邦争回了历史的公正！ 五 关于我的复查意见，是由《内参》组副组长尤璐同志在大会上宣读的，全文如下： 关于戴煌同志被划为右派分子问题的审改意见 （一） （这一节关于我个人简历，故略） （二） 1958年3月，新华社整风领导小组对戴煌作了如下几条政治结论：（前 文已有，此处故略） （三） 我们根据中共中央一九七八年五十五号文件精神及中共中央一九五七 年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对戴煌同志被划为右派分子的问题进行了复 查。我们认为，戴煌同志是属于错划问题，应予改正。理由是： 第一，一九五八年三月，新华社整风领导小组把戴煌同志主动检查交 代出来的东西和讨论新闻业务所写的文章作为写政治结论的主要依据是不 恰当的。 当时新华社整风领导小组对戴煌所作政治结论的材料主要引自戴煌主 动交出来的准备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一封信（后来称为反党万言书）、戴 煌一九五七年十月写的《自我检查》、戴煌一九五七年在新闻业务（活页 版）上发表的一篇题为《瓜不熟不甜》的文章。此外，还有鸣放中的一些 问题和反党小集团的问题。这些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又可归结为一个问 题，即“反党万言书”问题。政治结论中的第六条说：戴煌依据上述观点 （按：指前五条政治结论，其要点是：仇视和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 义民主，要求资产阶级民主；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反对党的新闻 政策；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曾于一九五六年冬写了 一份“万言书”（未成稿），妄图“开导”中央和毛主席。大鸣大放期间， 他又在新闻业务（活页版）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瓜不熟不甜》的反动文 章，并在鸣放座谈会上公开以“神化和特权”的反动观卢、，向党展开了 恶毒的进攻。 据了解，戴煌之所以要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信，是因为匈牙利事件发 生后，忧心忡忡，想给毛主席、党中央写封信，反映他在一些城乡中见到 的一些问题，希望中央采取措施，及早解决，以免在我国引起类似匈牙利 事件。他从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份开始写信，信还未写完，一九五七年初， 党内传达了中央关于全党即将整风的决定，他觉得这说明了党中央和毛主 席对下面的情况是了解的，而且要通过整风解决问题，这封信没有再写下 去的必要，就此搁笔。整风开始后，戴煌响应党的号召，为了帮助党整风， 在两次鸣放座谈会上，把他在城乡看到的一些问题讲了一下，实际上是重 复了他准备给党中央、毛主席写的信上的一些问题。一九五七年六月后， 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反击右派。当时人们认为戴煌在鸣放座谈会上的发言是 向党进攻，开始对戴煌进行揭发批判。在这种情况下，戴煌为了让组织上 更好地分析他的思想状况，主动地将他未完成的“万言书”交出来。 戴煌写信的动机是什么？戴在信的开头说：“最近，东欧兄弟国家发 生的一连串不幸事件，促使我不得不迅速完成自己的愿望（即写信），否 则我觉得自己于人民有愧和有罪。”在这封信的另一处，戴煌在列举了他 的家乡沟墩的区委对于一系列由于农民对现实不满陷于悲观失望而造成的 自杀事件采取官僚主义态度的事实之后，说：“种种事实提醒我，坏干部 之普遍及其罪行严重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上层机关的官僚主义习气，使得 这种直接危害党和人民利益的乌烟瘴气未能得到及时清除，并让其无止境 地扩展下去。因此，我觉得有必要进行进一步调查研究，以便向中央写一 报告。”由此可见，他写信的动机是好的，是为了解决问题，把党的工作 搞好，而不是对党发起攻击。因此，从中摘引一些话作为右派言论，是不 合适的。一九五七年十月，戴煌根据组织上和群众的要求，写了一份“自 我检查”，其中有些问题不是实事求是的，政治结论中引用这个材料也是 不对的。他在新闻业务（活页版）上发表的《瓜不熟不甜》的文章，指出 新闻工作中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谈不上是反动文章。总之，一个普通工 作人员、党员，向党中央、毛主席写信，对党的工作提出意见，或者是主 动检查思想，因而说了心里话，是党内民主生活允许的，是完全符合党章 规定的，据此定罪，作为划右派的依据是错误的。 第二，1958年的政治结论对戴煌同志的言行没有进行实事求是的、科 学的分析，而是采用了断章取义的办法，把他在不同时间、地点、场合， 以不同形式表达的意见，也不顾他所讲意见的整个精神，摘其尖锐的，加 以拼凑，无限上纲，是不对的。 （一）关于“仇视和反对党的领导”问题。 （1）关于对待毛主席的问题。 戴煌确实讲了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一些意见。如在“万言书”中有： “在我们国家里，做了一件什么好事，或完成了什么工程，都要向人 民说这是‘党的英明’，‘毛主席的领导’，甚至连炊事员做好了饭，他 亦会说是由于‘毛主席的领导’。当然，这也许是应当的，是真理。可是， 对于存在于我国各城市、各乡村、各机关、各部门的甚至带有全国性的缺 点和错误，就没有人勇而挺身地站出来检讨了。至少是我从没有听说过， 在公开发行的报纸上和党内文件上也没有看到过。即使有个什么检讨，那 也是下面的哪个不对，似乎中央是绝对正确的，它对若干事件和错误不负 有责任。这怎么能令人信服呢？如果说，中央负责同志不是神，他们只是 根据马列主义结合中国的实际，在不断修正（错误）中领导大家前进的， 因而缺点和错误是难免的；那么做下级的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因此， 在我们还没有做到像神通广大的上帝那样时，就不要自负为英明的神明吧。 老老实实，既不要埋没自己的丰功伟绩，但也要敢于承认自己的不足。这 样，才能使人民觉得，我们是诚实的，任何时候都对他们说真心话的人。” 在一九五七年十月份的“自我检查”中，戴煌也作了类似的“交代”。 他讲这些话的中心意思，就是不同意把主席的话当作“金科玉律”，不同 意“把主席神化”，他认为“对主席的颂扬太过”。他反对把毛主席宣传 为“无所不知，无所不精，不会有缺点，不会有错误”的领袖。他认为这 样宣传。称颂和教导是“唯心的、反科学的”。 从戴煌整个讲话的精神来看，他并不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主席和党的领 导。他的本意是要从苏联的这面镜子中吸取教训。他对主席的一些意见是 在肯定“我们的党是正确的；我们的事业是伟大的，这是永恒不变的真理” 的前提下讲的。他是拥护毛主席的，他只是要求科学地评价和宣传毛主席。 他在一九六二年在《回顾这几年所走过的道路》一文中写道：“说毛主席 是万能的，对任何错误都没有责任，我坚决不相信；但要全部否定他的忠 仁才智和丰功伟绩，我又坚决反对”。他搞引了恩格斯《论权威》中的一 段话：“对革命领袖的信任、诚服、崇敬和爱戴，不仅为革命利益所必需， 同时也是出于革命群众的真挚——因为他们为人类的美好事业作出了历史 性的贡献。”戴煌同志引证这段话，用以说明我们中国称颂毛主席“是革 命利益所必需，也是出于革命群众的真挚”，这表达了他对毛主席崇敬的 感情。他只是认为我们“做得太过分、太绝对化”。他还说：“我反对这 种主观专断的说法：党就是领袖，领袖就是党。”他认为，“在党的高层 中，即便久经考验的领袖，在某一时某一地，也有想错。做错的可能。因 此，反对某领导人或不同意某一个领袖的某些做法，就扣以‘反党’、 ‘反领导’、‘无组织无纪律’的帽子，显然是荒谬的。”这说明戴煌所 反对的仅仅是不能科学地评价和宣传毛主席，而不是否定毛主席的领导。 这进一步说明了他对毛主席的真实态度。 （2）所谓“成立第三党或共产党革命委员会”的问题。 一九五七年，戴煌原来的妻子晓旅揭发戴煌“要成立第三党”的问题。 最近，我们曾就此问题向晓旅作了调查。她写的证明材料有士。下的话： “1957年整风反右前，戴煌回了一趟老家，回北京后对他家乡有些人事不 满。当时反击右派将要开始，一天早饭后，他匆匆回到宿舍礼智楼二楼发 牢骚，说出想要组织第三党。……关于他说第三党的话，确实讲了，是牢 骚性的，并不是与我商量想建或如何建这个党。”此外，并无其他人听到 戴煌说过这类问题。戴煌在一份材料讲此问题时写道，看到家乡干部违法 乱纪的问题得不到解决，非常气忿，在火头上讲了一句：“万不得已，我 们的党就应该号召有良心的党团员起来组织革命委员会。”戴煌同志在问 题得不到解决时，一怒之下讲了这句气话，并无实际行动，不能以此得出 结论，说他要组织“第三党或共产党革命委员会”和党抗衡，以此定罪。 （3）关于戴煌“认为自党中央、毛主席到地方各级领导‘都把自己神 化了’，已成了全国范围内的‘特权阶级’”的问题。 对此，戴煌在申诉中提出，“我从未像结论（第一条）所说的那样”， “事实上，在打算给中央的那封半途而废的信件草稿中，我只是写特权阶 级的胚胎已经形成”，我们对此问题进行了复查，实际情况是，戴煌在 “万言书”的开头是这样写的：“在这封信中，我着重提出的是‘今天有 没有官僚统治阶级’这个问题。过去的若干现象使我产生了这样的疑问； 今年夏天，我跑了一些城市和农村，对这个问题逐渐明确了：特权阶级是 存在的，即使它没有构成全国统一的阶级，但是作为这个阶级的胚胎，正 在全国各地形成和发展中。”我们认为戴煌的申诉基本上符合事实。戴煌 并没有像结论中所写的那样，“‘自党中央、毛主席到地方各级领导…… 已成了全国范围内的特权阶级”。戴的“万言书”中只是说，特权阶级是 存在的，主要是指作为“全国统一的特权阶级的胚胎正在形成和发展中”， 但还没有构成全国统一的特权阶级。戴煌下这个结论的根据，主要是“万 言书”中列举的一些干部特殊化、违法乱纪的现象。特权阶级的胚胎的具 体含义是什么？在全体干部中占多大比重？据他在一九五七年十月的《自 我检查》交代，有这种问题的“农村中的坏干部的数目大约占总数十分之 一二，也就是大约有三十万到六十万之多，他们除杀人放火以外，几乎无 恶不作”。具体地说，戴煌所说的“官僚统治阶级”和“特权阶级”或 “特权阶级的胚胎”，就是指大约占全体干部十分之一二的有严重特殊化 和违法乱纪行为的一批坏干部。至于第一条结论中所举“逢迎、拍马、唯 命是听的幽灵隐藏在各个角落”、“以致全国每个角落，哪里没有黑暗的 深渊”的问题，和戴所说的“特权阶级”是一样的意思，就是说各地区、 各部门都有一些人（十分之一二）不同程度地有些类似表现，并非说全国 全党都如此。显然戴煌所反对和仇视的是他所认为的一小部分有严重特殊 化和违法乱纪的坏干部，而绝不是党、毛主席和各级领导。固然，他把一 些干部生活特殊化、违法乱纪现象概括为“官僚统治阶级”、“特权阶级”、 “今天国家矛盾的根源是神化和特权”，是有问题的，但这是思想认识上 的错误，应该批评教育，不应作为划右派分子的根据。 （二）关于“反对社会主义民主，要求资产阶级民主自由”问题。 这个问题主要指戴煌对人代会、党代会代表产生方式上的一些意见。 戴煌在“万言书”中曾发表了这样的看法：我国人代会代表、党代会代表 的选举问题，我觉得选举这些人当代表是正当的，尽管有些人是不合适的。 但是，在方法上，似乎有点不够十分妥当，也就是说还有点不够充分民主 的样子。比如有些代表不是那个地方的人，也没有在那个地方工作过，却 偏偏当上那个地区的代表，这不能不使人觉得奇怪。其次，代表候选人都 是中央指定的，尽管绝大部分是人民和下级干部所拥护的，但是也有个别 在群众中没有威信的人。例如我们的社长吴冷西，就是这样的人。这里可 以清楚地看出，他在肯定我们的党代会、人代会的多数代表是人民拥护的， 选这些人是正当的之后，认为选举方法上“不够十分妥当”，不应当由中 央“指定”和“摊派”，他主张“真正民主地由下而上地产生代表”。结 论把这些意见概括为资产阶级民主是不对的。就是结论第四条中摘引的他 检讨材料中那些主张，多数也是宪法规定的。因此，根本构不成他“反对 社会主义民主，要求资产阶级自由”问题。 （三）关于“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问题。 结论说戴煌“把今天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说成是‘令人诅咒的’， ‘哗众取宠’的事情”。实际情况是，戴煌在“万言书”中指出，在基本 建设中，有人为了骗取荣誉，竟不顾实际情况，弄虚作假，抢进度，以致 造成事故百出，质量低劣的事实后，写道：“如果是真正为人民负责的， 而不是表面为人民服务的人，就会踏踏实实地、兢兢业业地去完成百年大 计，绝不发生今天的许多令人诅咒的、哗众取宠的事情来。”戴煌在这里 讲的令人诅咒的“哗众取宠”的不是社会主义事业，而是指那些为了骗取 荣誉，搞弄虚作假，造成社会主义事业损失的现象。 政治结论说戴煌反对农业合作化运动，实际情况是，戴煌在信和发言 中都肯定了农业合作化运动是正确的、伟大的。结论第三条摘引的一些话， 都是他针对家乡的一些干部违法乱纪情况而言的。把它说成是“认为合作 化后的农村是‘一片黑暗’”，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这条结论还采取断章取义的办法，举出：戴煌对我国建设武汉长江大 桥、飞机工厂和改造黄河的看法为例，说明戴煌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 业“是不值得自豪的”。实际情况是，戴煌在“万言书”里写了士。下一 段话：“我们今天能够建设武汉长江大桥、飞机工厂和改造黄河长江，那 是在全世界的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而并不是在首创精神方面已 经超过我们的祖先。如果说在两千年前的那种极端贫困和落后的情况和条 件下，我们的祖先尚能建造万里长城这种伟大不朽的工程，而我们今天还 不能改造黄河的话，那才奇怪呢！当然，比起过去若干腐朽的帝王统治者 和国民党反动派，用尽所有美好的字眼来夸耀我们也不过分的。但是，我 们所称祖先，首先是我们历代的劳动人民。他们在那种千层万叠的重压下， 那种极端贫困、痛苦和落后的条件下，还能够不断地以无比的创造性的劳 动为我们的祖国在全世界人民面前争得了许多的荣誉，这应当值得作为后 代的我们所永远崇敬的。正因为有了我们的过去，才有我们的今天。…… 因此，在他们的面前，我们是没有什么值得骄傲和自豪的。”在这里，可 以清楚地看出，戴煌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肯定的，如说，“比起过 去若干腐朽的帝王统治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用尽所有美好的字眼来夸耀我 们也不过分的。”这就是说在他们面前是值得自豪的。戴煌说不值得自豪， 不是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而是指比起我们历代的祖先劳动人民在困难的 条件下，以创造性的劳动为祖国在世界人民面前争得了许多荣誉。戴煌这 样写的立足点是在于我们要看到自己的不足，不要老和过去比，而要和世 界先进水平比。 （四）关于“反对党的新闻政策”问题。 戴煌在“万言书”中和《瓜不熟不甜》这篇文章中，对新闻工作确实 提出了许多尖锐批评。认为我们的新闻报道不实事求是，“片面夸大、过 分渲染，甚至是盲目的吹嘘”，“报喜不报忧”。戴煌在《瓜不熟不甜》 这篇文章中，写了如下一段话：“我个人觉得，我们是人民的记者，革命 的社会活动家，我们应该具有最清醒的头脑和一副硬骨头才能无愧于这些 光荣的称号；在不违背党和国家利益的原则下，我们应该秉持自己的主见， 该说就说，该怎么说就怎么说，而不能由于某种原因而顺风倒、随大流。 俗话说得好：‘不为有利而为之，不为无利而不为。’为与不为，在于正 当与否。我们说话要有分寸，不要言之过早，言过其实；只有把长熟了的 瓜捧在手上才能说这是甜的，而不能把生瓜硬说成是熟瓜，把酸杨梅硬说 成是甜葡萄。否则，在人民的眼中看来，我们可能不是革命的宣传家，而 只能是能说会道的骗子手。” 这些话本来是正确的，而结论的第五条断章取义，把一些措词尖锐的 话摘出来，作为反对党的新闻政策的依据，显然是违背原意的。 （五）关于“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的问题。 戴煌对苏共二十大和匈牙利事件的看法，如认为“赫鲁晓夫怀着个人 情绪攻击斯大林”，“苏共中央领导人在争权夺利”，“苏联对东欧人民 民主国家实行新殖民主义”等，不仅为以后的事实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就 是在当时也是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所谓“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根本上 发生动摇”之说，是根本不存在的。 关于结论说：“抬出了列宁，列宁也不一定对。”这在事实上有很大 出入。实际情况是，当时有人在议论苏联情况时说，赫鲁晓夫过去高度赞 扬斯大林，现在突然把斯大林贬得这么低，谁还能再相信他的话呢？他现 在抬出了列宁，到时候又会说列宁也不一定对了。戴煌赞同这种说法。这 是对赫鲁晓夫的反复无常的市侩伎俩的揭露和抵制，并非如结论所写是贬 列宁。 综上所述，戴煌同志为党和国家的前途着想，冒着风险，光明磊落， 把他在城乡中看到的问题，向党中央、毛主席写信进行反映，讲了一些人 想讲而不敢讲的真心话，对党的工作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批评意见，这是一 个共产党员的党性的表现，应予发扬。戴煌同志由于思想方法片面、偏激， 确实也说了一些错话，应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 （六）关于“反党小集团”问题。 一九五七年反右时，戴煌、李耐因、韩庆祥、路云四同志，因所谓 “有组织地进行反党反领导活动”，“企图篡夺解放军分社的领导权及篡 改其政治方向”等，被定为“反党小集团”。实际情况是： 戴煌、李耐因、韩庆祥、路云从解放战争开始就都搞军事报道，后来 又调到一起工作，相互认识早，关系好些，时常在一起闲聊、议论和交往 也多一些，是正常的同志关系；他们在一起议论的如对苏共二十大上赫鲁 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有反感，对一些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看不惯等， 总的出发点是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根本谈不上是反党小集团的活动。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适于公开的军事报道比战时报道相应减少。当 时军事组（后来改建为解放军分社）的同志就和平时期军事报道怎么搞的 问题，在会上会下有各种议论，戴、李、韩、路也表示了自己的想法，有 的认为要加强我军光荣传统的报道，有的觉得要学些外文，便于研究外军 资料，也有的想改行，认为军事组用不了那么多人。这本来是属于正常的 业务研究范围内的问题，却给扣上“企图篡改解放军分社的政治方向”的 帽子，显然是错误的。 一九五六年在酝酿成立解放军分社的过程中，对军分社领导人选，组 织上征求过一些同志的意见，也有过议论，戴、李、韩、路当时对个别人 选也公开或私下讲了自己的意见，不管这些意见对与否，在酝酿过程中都 是允许的，不能得出“篡夺领导权”的结论。 因此，把戴煌、李耐因、韩庆祥、路云四同志定为“反党小集团”， 是错误的，应予改正。 根据中央一九七八年五十五号文件精神和中央一九五七年关于划分右 派分子“六划”“六不划”的标准来衡量，把戴煌划为右派分子，实属错 划，应予改正。恢复名誉，恢复原级别，恢复党籍，分配工作。军籍问题 可根据有关指示精神解决。 中共国内部内参组党支部 尤潞同志宣读了上述材料后，国内部复查办公室的同志宣读了新华社国内部党的核心小组对我的改正决定，全文如下： 关于戴煌同志一九五八年被错划为右派的改正决定 国内部党的核心小组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讨论了国内部内参 组党支部“对戴煌同志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复查情况和改正意见”。根据中 共中央（1978）五五号文件精神和中央一九五七年《划右派分子的标准》， 戴煌同志一九五八年三月被划为右派分子确属错划；同意内参组党支部意 见，决定对戴煌同志被错划右派分子予以改正，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党籍， 恢复原行政十五级的待遇。 新华杜国内部党的核心小组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随后，中共新华社党组书记曾涛也在这个结论上签字表示同意。 历史是公正的。正因为胡耀邦为全党全国争回了历史的公正，我个人的从29岁到50岁的长达21年的苦难才终于结束。如果一个人从20岁到50岁算做人生最美好的年华，我则2／3的大好年华已然虚度，且鬓发花白，全身留下了多处终生性的伤痛。但我试想“老春”权作青春度，以补所失于一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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