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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男人微笑时，就会大胆地展示挂在牙齿间的、被称之为菠菜的那种可怕的、有损名誉的蔬菜残屑，我无幸成为这样的男人。这并非是由于我比别人刷牙重认真，而是由于一个暗伤般的原因，即我从不吃菠菜。事实上，我一般总是把各种食物、特别是菠菜当成具有美学和伦理学本质价值的事物来看待，反胃的哨兵永远守候在那儿，迫使我严格挑选食品，用认真的关怀态度监视我的饮食。 实际上，我只爱吃那具有清晰的、能被智力理解的形式的东西。如果说我讨厌菠菜，那是因为它像自由一样不定型。与菠菜相反的是甲壳类动物，我爱吃这种东西，特别是所有小小的这种东西，实际上也就是所有带硬壳的东西。作为一种外骨骼动物，甲壳类动物实现了这种从本质上说是哲学的美妙想法，把骨骼移到了外部并把细腻无比的肉藏到了内部。由于严格的体型保护着它们柔软而有营养的种种妄想，它们才能封闭在庄严的容器内，不受外部的糟蹋，只有去掉外壳才会使它们遭受我们味觉器官帝国的征服。用牙齿咬碎小鸟的颅骨这是何等美妙的事情呵！人们能换一种方式吃脑髓吗？ 牙床是我们获得哲学知识的最佳工具。有什么能比你慢慢地吮吸仍在日齿间裂开的骨头的精髓更具有哲学意味呢？当你从全部东西中寻找到骨髓的那一瞬间，你似乎就控制了形势。这就是突然从中涌出的真理的味道，这就是从骨之井中喷出来的，你终于紧含在齿间的赤裸裸的鲜嫩的真理。一旦克服了障碍（多亏了它，一切自尊的食品才能“保持其形式”），对欲望来说，除了鱼发粘的玻璃状眼睛、鸟的小脑、骨头的精髓或牡蛎的柔软淫荡就没有什么会完全是粘糊糊的、胶状的、颤动的、含混的和可耻的了。不过我已经预感到你们的问题：你喜欢卡芒贝尔奶酪吗？它保持着形式吗？是的，当卡芒贝尔奶酪正开始流淌并自然地具有了我著名的软表的形式时，我非常喜欢它。我要补充一句，如果有人成功地制造出菠菜形的卡芒贝尔奶酪，很可能我就不再喜欢吃它了。 不要忘记这一点：把山鹅用特殊方式贮藏到有点变味后，再用酒精烧烤它，随后放在它本身的排泄物中端上来，这是巴黎上等饭店的习俗，对我来说，它永远是美食学庄严领域内一种真正文明的最优美象征。放在盘子上的赤裸山鹅的苗条躯体，仿佛达到了拉斐尔式的完美比例！ 因此，我明确而又无情地说，我要吃这个！我更加惊异地观察我周围那些什么都吃的亵渎神灵者，他们好像仅仅是在做一桩不得不干的事！我永远清楚地明白我想从自己意识中获得什么东西。对我那些如肥皂泡一样轻飘易破的感情来说，则是另一种情况，因为我从无法预见到我行为的歇斯底里和离奇古怪的进程。除此以外，我种种行动的最后结果最先令我感到意外。恰如每一次，从我感情的无数彩虹般肥皂泡中，总会有一个泡泡在死亡的坠落中得救，奇迹般地成功着陆，一下子变成这些关键的行动之一，就像炮弹爆炸一样吓人。没有什么能比那些将源源而来的轶事更好地说明这点了。我不按照时间顺序来介绍这些随意潜入我的过去的轶事。这些严格忠实于实际、直截了当叙述的轶事，是我自己形象的外骨骼的组成部分，是我自画像的钙质材料。 我五岁了。在巴塞罗纳附近冈布里尔一处村庄，正值春天。我刚刚认识了一个比我小的男孩，他一头金色秀发，我们一起在乡间漫游。他骑一辆自行车，我则步行，我用手臂扶着他的后背，帮他向前蹬车。我们经过一座正在建造的桥，桥栏杆还没修好。我张望了一下，确信没人注视我们，突然一下把这个男孩推到虚空中，他从四米高的地方跌在了岩石上。随后，我跑回家宣布这条消息。整个下午，来来往往的人不断，全家陷入了普遍的混乱，我从这种现象中获得了一种甜美的错觉。我呆在小客厅里，坐在一把装饰着卷叶形花边的摇椅上吃水果。椅背和扶手的花边上缀满了大量长毛绒的樱桃。这间小客厅与门入口相邻，从那儿我能注视整个乱糟糟的场面。为了阻挡室外的炎热，百叶窗紧闭着，这使室内保持着一种凉爽的昏暗。整个白天，我不记得曾有过丝毫的犯罪感。当天晚上，当我照惯例散步时，我记起了尝过的每一株草本植物的美。 我六岁了。客厅里挤满了客人。大家谈到一颗管星，如果天空一片皎洁的话，在夜晚就能看到它。有些人断言，彗星尾扫到大地时，万物的末日就来临了。虽然我能觉察到他们谈及这些话题时含有说反话的意味，可我却感到十分恐惧，浑身战栗起来。我父亲的一位雇员出现在门口，宣布终于从阳台上看到了彗星。我们的客人全都跑上楼梯，把我单独留了下来，我坐在地上，吓得几乎无法动弹了。我最后还是鼓起了勇气，奔向楼梯，穿过走廊时，我看到我三岁的小妹妹在地上爬，我停了下来，略微犹疑了一下，在那种疯狂的快乐（它刚使我做出野蛮的举动）的摆布下，我朝她头上狠狠地踢了一脚，就又奔跑起来了。但是正站在我身后的父亲看见了这个场面，他抓住我，把我关在他的办公室里，我在这儿一直呆到吃晚饭时。 这次惩罚使我没看到童星，它作为我生活中最难受的事情之一留存了下来。我极其愤怒地哭叫，结果把嗓子都弄哑了。我的父母终于为此惊慌起来。认识到父亲抗拒不了它，我后来常利用这种没多大威胁的战术。有一天，我被鱼刺卡住了，我看到他离开饭厅，因为无法忍受抓牢我的那一连串咳嗽和抽动，为着更好地吸引家人痛苦不安地注意我，我肆意夸张它们。 大约在同一时期，一天下午医生到家中给我妹妹穿耳朵孔，自从踢了她一脚的事件后，我更温柔地爱她了。我觉得这个手术是桩可怕的暴行，于是决心不顾一切去阻止它。 我等着医生坐下来，戴好眼镜，准备开始工作；趁人不备，我闯进了房间，用弹子抽打医生的脸。这位不幸的人疼得哭了起来，他伏在把我们拉开的父亲肩上，呜咽着断断续续说：“我真不相信竟会有这种事，我是那么喜欢他。从这天起，我喜欢生病了，这仅仅是想看到我懂得使之哭泣的这位老人的面孔俯在我床前。 又一次在冈布里尔，大约在我五岁左右时，我同三位很漂亮的夫人一起外出散步。其中的一位夫人特别令我着迷。她头戴一项大帽子，上面缠绕的白纱遮住了她的面孔，她拉着我的手。我发觉她真让人动心。我们漫步到乡村的一处僻静角落，这些少妇们开始以暧昧的方式相互谈笑。她们的窃窃私语令我心慌、令我妒忌。她们多次劝我去玩，我并没走多远，以便更好地侦察她们，我看到她们做出了一些古怪的姿势。最美的那位呆在中央，她累坏了的同伴奇怪地盯着她看。她低下头，分开双腿，手放在腰间，轻轻地令人难以觉察地撩起裙子。她的静止状态满足了人们的期待。一个紧迫的事件即将发生。至少有半分钟，令人窒息的静寂控制了一切，直到从裙子下喷出一股有力的液体，这静寂才结束，在她脚下很快就形成了一片覆着泡沫的水洼。洒热了的土地吸收掉一部分尿液，其余的则显出一些小蛇的形状，这些小蛇增长得飞快，把这位“蒙面纱的妇人”涂白粉的鞋子都弄脏了，尽管她跳来跳去躲闪。在代替了吸墨水纸的两只鞋子上，浅灰色的湿斑向上伸展扩大。“蒙面纱的妇人”全神贯注于她的职责，并没觉察到我看得呆掉了。她抬起头看到我时，向我嘲弄地微微一笑，她那透明的面纱使这微笑更令人心慌意乱。她瞧着她的两位朋友，似乎想对她们说：“现在，太迟了，我无法再忍下去了。”少妇们发出一阵大笑。这一回，我懂得了，于是心跳得更加厉害。两股新水柱扑打着地面。我并没转过头去，而是一直睁大双眼，凝视着半掩在面纱后的那对眼睛。随着我疯狂的血液的起落，我产生了极度羞辱的感情。天空中，黄昏的暮色取代了夕阳的鲜红色，在这时，有如三只茨在合奏，长久忍住的、猛烈而又珍贵的狂暴水柱，就仿佛是沸腾的三股野蛮的黄工小瀑布在喷涌。 黄昏时分，我们返回冈布里尔。我不想让三位少妇中的任何一位拉着我的手，我略微落在她们后面一点儿，仇恨和甜蜜使我的心在收缩。我握紧的拳头里拿着从路旁捉到的一只萤火虫。我不时小心翼翼地张开一点手指，看它发光。我的手握得太紧了，汗水很快弄湿了它。我怕淹死这只萤火虫，不断地把它从这只拳头移到另一只拳头里。这么做得次数太多了，有一次，它掉了出来，我不得不在月光染益的暗淡尘土中拾起它。一滴汗水从手上淌下来，在尘土上打了个洞，看到这个洞，我不由地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感到恐慌，我拣起萤火虫就朝走远了的三位少妇跑去。我的奔跑令她们惊奇，她们停下来等我。蒙着面纱的那位拉住我的手。我不愿这样，我想独自走。我们接近家的时候，我二十岁的表见来迎接我们，他挎着一支有背带的卡宾枪，举起手中的东西，想让我们从远处看到它。由于它的高度，我们辨认出一只小蝙蝠，他把它的翅膀弄伤了。我们走进家中，我的表兄把这只动物放在一个小铁桶里，由于我非要它不可，他又把它送给了我。我跑到洗衣槽后面，这是我心爱的地方之一。在这儿，我已有了一些发着金属般光泽的小瓢虫。它们呆在一个翻过来的玻璃杯里的薄荷叶上。我的萤火虫也加入到它们之中，我把它们全都放在蝙蝠蜷缩着的这只桶里。晚饭前，一小时梦似地过去了。我大声跟这只我开始宠爱的蝙蝠说话。我一遍又一遍地亲吻它毛茸茸的头顶。第二天早晨，等待我的是一个可怕的景象。玻璃杯倒了，瓢虫们飞走了，萤火虫也不见了，身上爬满疯狂的蚂蚁的蝙蝠，嘶哑地喘息着，嘴张得老大，露出小老太婆式的牙齿。“蒙面纱的妇人”恰巧在这一时刻出现了，她站在门栅栏处。我练起一块小石子，全力向她掷去，可没有打中她。她吃了一惊，向我投过来一股柔和的好奇目光。我颤抖着，呆在那儿，很快就感到难忍的惭愧，这种惭愧让我做出了一个不可理解的动作，吓得这位少妇发出一声恐惧的惊叫。这就是，被怜惜蝙蝠的感情支配着，我匆忙拾起它，我实际上打算吻它疼痛的头，但我却没有这么做，而是用牙死命地咬了它一口，我觉得它断成了两截。惊恐之中，我把这只蝙蝠抛在了洗衣间，匆匆跑掉了。洗衣间椭圆形池子里巴布满了腐烂的黑色无花果，它们是从一棵大树伸出来的枝条上落下来的。当我跑到离那儿好几米的地方，眼中含着泪水回头望时，在那些浮起的无花果中，我再无法分辨出不幸的蝙蝠断开的尸体了。从此我不再走过这间洗衣房。哪怕就是在今天，每当一些黑点让我忆起淹没了我的蝙蝠的水池中的无花果时，我还会吓得浑身发抖。 我十三岁了，是费格拉斯的主母修士会学校的学生。从教室到操场，我们要从一处很陡的石砌楼梯走下去。一天傍晚，无缘无故，我忍不住想从楼梯高处往下跳。可是我害怕了，我犹疑不决，我得把这种强烈的欲望推迟到次日实现。第二天，我再也忍不住了，与同学们一起下楼梯时，我发狂地跳到了空中，跌落在楼梯台阶上，随后又滚到下面的台阶处。我摔得鼻青脸肿，但是一种无法解说的巨大快感，使我觉得这痛苦无足轻重。这件事在同学们和修士们中间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大家围着我，给我治疗，用湿的绷带包扎我的头。在这个时期，我非常腼腆，一点小事就会使我脸红到耳朵根。我是孤独的，把时间用在躲避旁人上。不安的人们大批拥来，在我心里引起了一种奇特的感觉。四天后，我又重复了同样的事，事情发生在第二轮文体活动期间，修士学监并不在场。我跳下去时，发出一声尖叫，把整个操场的注意力全吸引到我身上。虽然受了挫伤，但却快乐极了，我又干了一次。每次我从楼梯上下来，同学们都极端不安地喘着粗气，等待着什么。我永远记得十月的一个傍晚。雨刚停，操场上升起潮湿的土地和玫瑰花的气味。被落日映红的天空中，清楚地显出了壮丽的云彩，我觉得它们像一些爬行的豹，像拿破仑，或像断了桅杆的帆船。封神的无尽光芒从天上照亮着我的脸。在一派死寂之中，在停止了游戏的同学们的发呆目光中，我从楼梯上，一级级走下来。我不会同任何一位神交换角色。 我二十二岁了，在马德里美术学院学习。获得绘画奖之前，在绘制那不使画笔触到画布的竞赛作品之际，我就打赌能得到它。实际上，通过把构成一种惊人的点彩派绘画的飞溅色彩从一米远的地方抛到画布上，我成功地画了规定的题材。素描与色彩都那么准确，从而使我获得了一等奖。第二年，我必须通过美术史的考试。我怀着要表现得极为出色的念头参加考试。而且我也认真地为这次考试做了准备。走上主考官们就座的讲台，我抽出落到我身上的问题。我的运气出奇的好，该问题恰好是我想发挥的。但是，我突然感到一种无法克制的怠倦情绪；令听众目瞪口呆，我明确宣布我比三位教授加起来还聪明，我拒绝由他们来考我，因为我对提出的问题极为精通。 一直在马德里美术学院。不断而又系统地与大家唱反调的欲望，把我引向各种荒谬怪诞的言行，它们很快使我在马德里艺术界获得了真正的名气。有一天，绘画课上，规定我们照一尊哥特式圣母小雕像写生。教授在离开前，还嘱咐我们如实表现每人“看到”的东西。他刚一转过身去，受到疯狂地想愚弄别人的情绪的支配，我参照一册作品展目，着手最精确地画一台秤。所有的同学都确信我真地疯了。到了周末，教授来纠正和评价我们的工作，他面对着我交给他的图画，板起了脸。所有我旁边的同学全陷入了惶惶不安的沉默，我用因腼腆而有点发窘的声音大胆地说吧，您可能同大家一样看到一位圣母，然而我看到的却是一台秤。 我二十九岁了，夏天在卡达凯斯，我向加拉献殷勤。我们与一些朋友在海边共进午餐，在那向上攀爬的葡萄丛下，蜜蜂的轻微嗡嗡声让人昏昏欲睡。我幸福到了极点，尽管成熟的爱情重担已压在我肩上，它诞生了并像一个闪耀着无数痛苦宝石的粗大金章鱼紧紧卡在我的喉咙里。我刚吃了四只烤龙虾，灌了当地产的土酒，这些土酒不会声张；但它们却是由地中海地区最美妙的秘方制成的。 这顿午餐拖了很久，太阳都开始下落了。我赤着双脚，一位崇拜我多时的女朋友，已多次暗示过我脚的美丽。这正是拉·帕丽斯的真理，我觉得她不停地对我重复恭维话，太愚蠢了。她坐在地上，头轻轻靠在我膝上。突然，她把手放在我一只脚上，试图用颤抖的手指怯生生地抚摸它，在一种唯恐失掉自我的情感左右下，我跳起来，仿佛我突然变成了加拉。我撞了这位崇拜者，把她推倒在地上，使劲地踩她。大家不得不把沾满血的她与我拉开。 我献身于各种想干和不想干的古怪行为。我三十三岁了。我刚接到一位最杰出的年轻精神病医生的电话。他才在《米诺陶》中读到我关于“偏执狂活动的各种内在机制”的论文，他向我表示祝贺，我对这样一个题目的正确科学认识（一般而言，这是极为罕见的）令他吃惊。他想见见我，当面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商定当晚在我位于巴黎高盖街的画室里会面。这临近的会面使我十分激动，整个下午，我都在努力起草一份我们要谈的事情的大纲。实际上，我满意我的各种观点（就连超现实主义团体中最亲近的朋友们，也把它们看成是自相矛盾的心血来潮的产物）会在一种科学的环境中加以考虑。我一心想使我们初次交换意见这件事能正规地、甚至有几分在严地进行。在等待年轻的精神病医生到来之际，我继续凭记忆画一幅肖像，我正在把它画成诺埃依子爵夫人。这幅用铜版制作的画，搞起来很难。为了看清我画在光洁如镜的褐色铜片表面上的素描，我注意到在反光最明亮的地方能清楚地辨认出我作品的细节。因此我在鼻尖上贴上一块三厘米的方形白纸片来做画，这块白纸片的反光完美地显示出我的素描。 六点整，有人按门铃。我收起铜版，给来访者打开门。雅克·拉康进来了，我们马上开始一场非常紧凑的专业性讨论。我们惊奇地发现，由于同样的原因，我们的观点与公认的构造主义论断是对立的。在两个小时内，我们以真正激动的辩证方式谈论着。雅克·拉康离开时，答应定期跟我接触，以便交换意见。 他走后，我在画室里来回踱步，尽力概括我们的谈话内容，更客观地估量我们之间暴露出来的少数不同点。可有一点令我困惑不解，那就是这位年轻的精神病医生不时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看，这令我不安。仿佛一种奇怪的微笑想掀开他的嘴唇，而他克制着不让自己显出惊奇来。他在致力于对我的面貌（那些使我心灵激动的想法让它富于生气）进行形态学研究吗？当我去洗手时（这个时刻正是人们能最清楚地弄明白不论什么问题的时刻），我解开了这个谜。不过这次是镜子给了我答案。在那两个小时内，我忘记除掉贴在鼻尖上的小白方纸片，以一种客观严肃的语调，极为认真地谈论着先验的问题，却毫没料到我鼻子的可笑样子！可有哪个犬儒主义的故弄玄虚者能把这个角色演到底呢？ 我二十三岁了。居住在费格拉斯父母的住宅里，我正在我的画室中画一幅立体主义的大画。我弄丢了室内便袍的腰带，它在活动时总妨碍我。我随便找了根电线缠在腰间。可这根电线的一头有个小灯泡。管它哪！我懒得摘掉它，就把它当成腰带扣用。过了一会儿，妹妹通知我，来了一些重要的客人，他们想见我，正在客厅里等着。我摆脱了对这件作品的不满，来到客厅。父母朝我沾满颜色的室内便抱不满地瞟了一眼，不过大家还没看到挂在我屁股上的灯泡。相互介绍后。我坐了下来，灯泡在安乐椅与我后部之间爆裂了，发出炸弹般的声响…… 就是这样，巧合热衷于让我生活里那些显微小的事情变得强烈而又令人难忘。而在别人身上，这些最微小的事情不注意地就过去了。 1928年，我在故乡费格拉斯做了一次讲演，市长和地方当局的官员们主持这次讲演会。一群不懂规矩的人拥在大厅里，我气冲冲地说：“女士们、先生们，讲演到此结束。”我就这样讲完了结束语。我的声调是愤怒的，几乎是挑衅性的。大厅里的听众不懂我讲演的结尾，而我则不满他们笨得无法了解我的思路。可是，在我清楚地说出“结束”这个词时，市长当即倒毙在我脚下！ 那种激动的情绪真无法形容，因为这个人深率众望，为市民爱戴。那些幽默的报纸硬说，我讲演中大声讲出的种种十分荒谬的话杀害了他。实际上，这只不过是由于心绞痛的急剧发作造成的。 1937年，我得在巴塞罗纳做一次关于“床头柜的现象学的和超现实主义的神秘”的讲演。就在那一天，爆发了一场无政府主义者的起义。那些仍来听我讲演的听众中，有一部分是当地的囚徒，这难是由于匆忙降下了临街的玻璃窗的铁帘子。在我讲话期间，能断续听到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会队伍的一阵阵枪声和炮弹的爆炸声。 在巴塞罗纳举行的另一次讲演期间，有一名白胡子的医生，突然犯了疯病，从听众中站起来，想杀死我。人们费了好大劲……拚命制止他，把他从大厅里弄出去。 1936年，在我们位于圣心教堂附近的贝克海尔街的房间里。加拉要在次日上午动手术，当晚得在诊所里安静地过夜。手术很难做，然而加拉毫不在意，下午我们用来制作两件超现实主义的作品。她好像一个孩子，制作出令人吃惊的不同物件的装配物后，再无意识地把它们破坏掉。后来，我才懂得她的作品充满了对她那临近的手术的无意识暗示。卓越的生物学特性在其中体现得十分清楚：一些金属触角准备撕碎一些薄膜，一碗面粉减轻了那些乳房的冲撞，在教房处生出了一根公鸡的羽毛。我本人制作了一个“即将入睡的钟”：在一个豪华的底座上放置了一只大的棍状面包，在面包背上，排列整齐地嵌着一打装满塘鹅牌墨水的墨水瓶。每个墨水瓶上插着根色彩各异的羽毛笔。我为产生的效果欣喜若狂。 黄昏时分，加拉的作品完成了，于是我们决定去诊所前把它给安德烈·布列东看看。我们叫住一辆出租汽车，小心翼翼地把这件作品放进去，很不幸，刚一摇动，它就散开了。盛着一公斤面粉的碗倒了下来。我们看到自己浑身一片白。出租汽车司机不时回头张望我们，他的眼神里流露着同样多的惊异和怜悯。他在一家面包店前停住车，我们又买了一公斤新鲜面粉。一个事故接着一个事故，我们很晚才到诊所，像幽灵一样出现在院子里，站在迎接我们的那些护士面前，样子显得很怪。我和加拉拍打着身子，一大片云雾状的面粉从我们的衣服和头发上飘散开来。我把加拉留在诊所，很快回到家里，同时继续漫不经心地拍打着身上。我晚餐吃得很香，吃的是牡蛎和烤鸽子。喝过三杯咖啡后，我重又动手制作下午开始搞的作品。从离开它的那一刻起，我一直急于回到这极工作上来，我始终想着我的作品，这种不关心妻子手术的态度，令我自己都有点儿感到吃惊。但是，哪怕我尽力去做，我也感受不到一点点不安。 就像被灵感控制的音乐家，我感到在自己心中翻腾着各种构想。我添上了六十个墨水瓶的形象，在它们上面，插着用水彩在小小的方纸片上画出的笔杆，用一条线把这些形象吊在我的面包下面。我出神地凝视着我的作品那极为实在而又荒谬的形状，随后在凌晨两点左右，我躺下来，陷入天使般的甜睡之中。五点钟，我醒了，这次就像个魔鬼一样。我生活中的最大苦恼把我钉在了床上，费了半天劲，我终于把令我憋闷的那些被子抛开了。我浑身都是悔恨的冷汗。天亮了。鸟儿疯狂地歌唱使我彻底醒了过来。 加拉，加露来卡，加露演基尼达！我的泪水涌了出来，它们就像生孩子的抽搐一样灼热和痛苦。一旦止住了泪水，我就更新看到靠在卡达凯斯一棵橄榄树上的加拉的形象，重新看到夏末在克鲁斯海呷的岩礁中弯腰拾一块光彩夺目的云母石的加拉的形象，重新看到游得好远只能让我看到一张微笑的小小面孔的加拉的形象。由于重睹上述景象，我的泪水很快又涌了出来，这回它们流淌得更厉害了，好像感情的机制压紧我眼球的肌肉膜，要让泪水流尽似的。我的爱情的每一灿烂景象，都装在了回忆的青灰色酸柠檬中。 我奔到诊所，怀着野性的痛苦，一把抓牢外科医生的大褂，使得他特殊地看待我。一周内，我时刻在哭泣，整个超现实主义团体都惊呆了。最后，在一个星期天，危险过去了。死亡恭顺地匆匆退去。加露来卡微笑了。我抓住她的手，紧贴在我的面颊上，充满柔情地想到：“在这之后，我或许会杀了你。” 我去维也纳游历过三次，三次旅行在一点上十分相似。早晨，我去看塞尔南收藏品中的维米尔作品，下午，我有充分的理由不去看弗洛伊德，这理由就是每次都有人告诉我，出于健康的原因，他呆在乡间。我忧郁地忆起吃着巧克力馅饼，拜访古董商，在维也纳漫步的情景。晚上，我独自一人与弗洛伊德进行了想象中的长谈。只有一次，他屈尊陪我回到我住的萨切尔旅馆，被我房间的窗帘缠住，他同我在那儿度过了一个夜晚。 在我最后一次试图见到弗洛伊德几年后，我与几位朋友在桑斯的一家餐馆共进晚餐。我吃着心爱的食品蜗牛时，从邻座的肩上看去，见到一份报纸的首页上登着这位大师的照片，我马上从这份报纸上弄到了一份宣告弗洛伊德来到巴黎的样本。他的颅骨就像一只蜗牛，只要用一根大头针就能从中挑出脑浆来。这一发现深深地影响了我在他去世前一年为他画的肖像。 拉斐尔的颅骨与弗洛伊德的完全不同，它像一块凸面的钻石，是八角形的，它的脑浆像石头上的纹理一样。列奥纳多的颅骨像个核桃，也就是说，它显得更真实。 我终于在伦敦见到了弗洛伊德。斯蒂芬·茨维格和诗人爱德华·詹姆土陪伴着我。穿过这位老教授居住的大楼院子时，我看见墙上靠着一辆自行车。车座上绑着一个红色橡胶热水袋，竟然有一只蜗牛在这个热水袋上移动！并不像我希望的，我们谈得很少，不过我们都贪婪地盯着对方看。弗洛伊德除了知道他所喜爱的我的绘画外，对我一无所知，我试图在他眼前显示出具有一种“渊博知识”的花花公子的派头。我后来了解到，我给他留下的印象完全相反。离开他之前，我想送给他一本刊登我写的一篇论偏执狂文章的杂志。于是我打开这本杂志，翻到印有我的研究成果的那一页，请他答应读一下它，如果他有空的话。弗洛伊德继续凝视着我，根本没注意我给他看的东西。我向他解释，这与超现实主义者的心血来潮无关，它涉及的是一篇论文，其中的那些抱负实际上是科学的。我用手指指在它上面，还向他重复了好几遍它的标题。面对着他毫不动摇的冷淡，我的声音越来越尖锐，含有坚决要求的意味。弗洛伊德继续观察着我，仿佛整个生命都投入捕捉我的心理现实的活动，这时他突然向斯蒂芬·获维格喊道：“我从没看到这样完美的西班牙人的典型，多狂热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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